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不管我的作品如何，它无论如何是完美的，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那213篇批评文章，我根本就没在意。实际上我连其中的一半都没读过。这真堪悲哀，但人甚至连赞美都会厌烦，更何况是批评呢!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赞美文章出现得较晚，代表者为佩特和叶芝。--原注
至于布朗先生的信，我感兴趣的只是它以实例解释了我对两种明显不同类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对的。布朗先生坦率地说，他认为道德是我的小说的"重点"。布朗先生的意图很好，也算说对了一半，但当他从艺术角度继续谈论这部小说时，他当然是遗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旨。把《道林·格雷》归入左拉的《大地》一类显然是与把缪塞的《佛图尼奥》与阿达菲的情节剧相提并论一样愚蠢。布朗先生应该满足于道德欣赏。在这方面他是坚定不移的。
库班的信一开头就充满恶意地称我的信是"厚颜无耻的谬论"。"厚颜无耻"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而"谬论"这个词则是用错了地方。恐怕常给报纸写文章会使人的文风堕落。一旦谁踏入了报纸这个奇怪的并总是最嘈杂的竞技场，他就会变得暴躁、爱骂人，并会丧失一切平衡感。"厚颜无耻的谬论"既不显得暴躁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但它不应用于对我的信的评价方面。然而，他后来也算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将功补过了，因为他把这几个词也用到自己身上了，并且还指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艺术家始终是从风格的美及叙述的美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的，那些没有美感或美感受制于道德顾虑的人，关注的只是诗歌或小说或绘画的主题，并总是将道德意义视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而报纸上的批评家则有时采取这种标准，有时又采取那种标准，这要视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教养的人而定。其实，库班先生是把"厚颜无耻的谬论"这种说法转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我敢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英国民众喜欢冗长乏味的风格，喜欢有人采取这种沉闷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一件事情。我毫不怀疑库班先生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初次露面就用了那种不幸的表达方式，对此我不想多说了。就我来说，他是很值得原谅的。
最后，在与《苏格兰观察家》作别的最后时刻，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诚进一言。我的一位伟人朋友--他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杰出作家根据斯图亚特·马松收集的有关《道林·格雷》的重要评论和通信辑成的《艺术与道德》一书来看，这个人是罗伯特·洛士。--原注，你本人也并非不认识他--曾对我说，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参与这场可怕的争论，一个是《苏格兰观察家》的编辑，一个是《道林·格雷》的作者。在今天的晚餐桌上，我的朋友一边品尝着美妙的意大利红勤地酒，一边坚持说你们尽管花样百出，一会儿用假名，一会儿用一些神秘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戏剧化地充当了我们社会上那些半文盲阶层的代言人。署名"H"的那些信就是你自己耍的小花招，而那些署名非利士(philistint的意思为"平庸之辈")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实际上也确是名副其实的。我承认自己读到"H"的第一封信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在那封信里，他提出检验艺术的标准应是艺术家的政治观点，如果有人在"什么是治理爱尔兰的最差方式"这个问题上与艺术家意见不和，那他就会辱骂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平庸之辈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分成无限种类的。苏格兰人历来以严肃著称，所以我说过他们不适合做苏格兰报纸的编辑。现在我觉得自己恐怕想错了，你一直在自得其乐地发明一些小傀儡并教会他们如何吹牛皮。好了，可敬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请允许我最诚挚地祝贺你炮制出了什么缺乏文学风格的漂亮话，而文学风格据说又是塑造人物、塑造具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关键。但我无法容忍蓄意的陷害，既然你一直在暗暗嘲笑我，那现在就让我公开与你一起大笑。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秘密一旦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2日
伦敦
致《每日电讯报》编辑
这封信以《服装的流行式样》为题发表在1891年2月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在给爱德华·洛森的一封说明信中，王尔德写道："我不想署名，虽然恐怕谁都会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一个人的行文风格本就是他的签名。"洛森是《每日电讯报》的主要老板，负责报纸的具体编辑工作。--原注
先生，关于贵报今天刊登的那篇谈男人下季服装款式的有趣文章，我想请你允许我指出这样一点，即温得汉姆先生在《伦敦保险》一剧中所穿的服装可以看做是一个新起点的基础，但其式样目前不会流行，人们关注的是它给现代晚礼服的色调带来的变化。狄俄·布西考特的喜剧《伦敦保险》(首演是在1841年)1890年11月27日在"标准剧院"重演，查理·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在剧中扮演主角。--原注我们提到的这种服装是属于1840年或1841年的，它的魅力在于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爱好、想像选择衣服的颜色。这种选择衣服颜色的自由是我们保持服饰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必要条件。现在人们穿的黑礼服虽然在晚会上还很有价值，即可以以此将男女区别开来，就像设计师设计这种礼服时的初衷一样，但这种礼服本身毕竟是单调的、乏味的、灰暗阴郁的，只会让俱乐部生活和男人的晚餐变得单调无味。那种能使衣服加点亮色的小小的个性化色彩当今只能靠装饰在衣服上的花的颜色和式样来实现了。这真是很大的遗憾。衣服的颜色应该完全由穿衣者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这将会使人愉快，并让我们的现代生活充满五颜六色的光彩。
温得汉姆的那件非常优雅而精美的服装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钮扣的装饰性价值受到了重视。目前我们穿的外套上至少有12枚毫无用途的纽扣，并且总是黑色的，总是与衣服的颜色完全一样，就这样，我们阻止了它们发出任何美丽的光芒。现在我们谁都承认，当某种东西毫无用途可言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变得漂亮些，否则它就毫无理由存在。钮扣应该或者是镀金的，就像温得汉姆衣服上的钮扣那样，或者是人造宝石的，或珐琅的，或镶嵌金属的，或其他任何可以进行艺术加工的东西。各种侍从们的制服之所以显得潇洒，几乎完全是归因于他们衣服上的钮扣。
这种可供考虑的改变并非突然的，或激烈的或具有革命性的，它们也并不打算引起胆怯者的恐惧，或惹怒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或让老实的平庸之辈勃然大怒。因为1840年的服装在式样和设计方面与我们今天的服装完全一样，当然领子比现在的紧点，袖口都是翻边，因为领子和袖口本就该这样。当时的裤子也比目前的款式紧一点，但衣服的基本裁剪方式是一样的。与我们今天一样，当时的一套衣服也包括一件燕尾服，一件外穿背心，一条裤子。
还有两点也需注意。第一点，衬衣上用褶边可以避免用硬挺的亚麻布做成的衣服因布面又平又光而产生的乏味感觉--实际上是使衣服显得更可爱了。现代英国人晚上穿的衬衣太单调了。在法国--或可以说是在巴黎--那儿的衣服比我们的迷人多了。第二点是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公开露面时所穿的斗篷的美。它们是黑色的，斗篷一般总是黑色的，并且多折褶，很别致。它们鲜艳的衬边总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奇异而轻松。斗篷的披肩让人觉得温暖，代表了某种尊严，使斗篷的衬边显得更丰富、更完美。斗篷真是件可敬的东西。无论是穿上它还是扔掉它都很容易。斗篷也是一件取暖器，寒风呼啸时你可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
下季的外套也会采用一种高雅的色调，这也有很大的心理学价值。它将着重突出男人性格中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一面，人们可以从某个人选择的色彩发现他的生活观。外套的颜色会是象征性的，它将成为现代艺术中奇妙的象征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背心是可以让人充分发挥想像力的部位。从一个人穿的背心可以推断他是否喜欢诗歌。这确是很有价值的。衬衫的前胸也可让人浮想联翩。人们只需一瞥就能判断出某个人是否乏味。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在巴黎，杜克·德·莫奈奥古斯都·查理-路易，杜克·德·莫奈(1859-1920)是法国运动员和花花公子，是著名的私生子、拿破仑三世的异母兄弟杜克先生的儿子。--原注已经改变了外套的颜色。但英国人不喜欢个性化。除非众议院通过一项严肃的决议以推崇人们这样做。但真有一些能对严肃的事情感兴趣的立法者吗?他们不会全都关注于农村法庭征收农产品什一税的事情吧。我真诚地希望会有人提出与此有关的某种提议，希望第一财政大臣有一天会命令讨论某个真正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问题。一旦这项提议获至通过，那么侍从们当然也就会被要求穿他们的主人现在穿的衣服。作为一种小小的补偿，他们的工资应该有所增加，最好是加倍。
至于这种迷人服装的道德价值的影响，我想最好还是"吾不言"吧。事实上，当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穿着这样的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的举止却很糟糕。至少阿瑟·布希尔先生是如此，而温得汉姆先生的行为在我看来怎么都像是在为某种道德标准辩护。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举止不端的话，那最好穿着与此举止相称的服装，而不应穿不相称的服装。公平地说，在这出剧的结尾，温得汉姆先生的演讲还是蛮有尊严感，还是谦恭有礼的，而有这种举止正是因为穿了这种可爱的服装。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4月泰特街16号
致R.克勒
人名不详。《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非常无用的。"--原注
亲爱的先生，艺术本身是无目的的，因为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情绪。她根本不想去指导或影响行动。她是极其无用的，她的愉悦价值就在其无用。如果对艺术作品的沉思一定要伴随某种行动，那么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是二流水平的，或者是欣赏者没能认识到她的完整的艺术内涵。
艺术作品之无用就如花儿无用一样。花的开放是为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在观赏她的那一刻获得一种愉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此而已。当然，花可以卖，这样花好像就有了实用性，但这与花本身无关，也不是花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事是偶然的，是对花的滥用、误用。所有这种话题恐怕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这确是一个长话题。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中旬阿贝马拉旅馆
致乔治·亚历山大
《温德米尔夫的扇子》1892年2月20日在圣·詹姆斯大剧院首演，亚历山大扮演剧中的温德米尔勋爵，玛丽·泰勒扮演埃琳娜夫人，李丽·汉伯瑞扮演温德米尔夫人。这出戏在大剧院一直演到7月29日，随后在全国巡回演出，直到10月31日才返回圣·詹姆斯大剧院。这封信显然是在排练期间写的。--原注
关于埃琳娜夫人在第二幕结束时说的话，你必须记住的是：直到星期三晚上埃琳娜夫人才冲下舞台，留下奥古斯都勋爵一个人在舞台上大惑不解。剧中的舞台说明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实际演出时演员的动作是什么时候改变的，但若改变应该立即让我知道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大吃一惊。我根本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这样做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效果，仅此而已。这并不会改变全剧的心理因素……在星期三，有人指责我没为一个事先没跟我商量过的、我也根本没意识到的场景写台词，这种指责当然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昨天写的新台词，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的。这封信从开头到"完全可以的"摘自A.E.W.马松1935年出版的《乔治·亚历山大先生和圣·詹姆斯大剧院》，其余部分取自王尔德原稿。并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两部分是一封信，但两者似乎是同一封信。--原注我希望的是埃琳娜夫人与奥古斯都勋爵的整场戏应是一场"旋风"戏，剧情的发展要尽可能快。然而我还要仔细揣摩揣摩台词，并与苔丽小姐就此好好商量商量。如果有人告诉了我已作了这种改变，那我也当然就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当我因为在剧院整日忧虑焦躁而病倒在床、不能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去剧院观看彩排时，若剧情有什么改变那也应该写信通知我。
至于你的其他建议，如主张在第二幕就揭开秘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准备揭露那种能使剧情紧张、充满悬念，能刺激人的好奇心，也是戏剧化的本质要素的秘密，那我就要写一出完全不同的剧本了。我就要把埃琳娜夫人变成一个粗俗、让人反感的女人，并且去掉扇子事件。观众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幕才知道温德米尔女士就要用扇子打的女人原来就是她母亲。这一秘密的揭露真是太突然了，也太可怕了。当他们知道了这一事实真相时，温德米尔夫人已经离开了丈夫的房间去寻求另一个男人的保护了，这样他们的兴趣就会集中在埃琳娜身上，而从戏剧化角度讲，最后一幕是属于她的。你们那样做也会破坏因埃琳娜夫人拿起信打开，并在第三幕中牺牲自己这件事而激起的悬念。如果观众知道了埃琳娜夫人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母亲，那她的牺牲也就没什么奇怪可言了--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在我的剧本中，埃琳娜夫人的牺牲是戏剧化的，是人们想不到的。埃琳娜夫人听到奥古斯都勋爵的声音时大喊一声冲进了另一间屋子，这是那种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发出的悲鸣。"那么说是我输了!"这句话若是出自为观众所知的母亲之口，其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令人厌恶的，而如果出自一个急于想拯救温德米尔夫人，但危机来临时又想到了自己的安危的女冒险家之口，则是自然的，并且很有戏剧性。你们的改动也会破坏最后一幕的戏剧性：我的最后一幕的主要优势在于剧中并没包含对观众已知的事情的解释，而是突然说明了观众急于想知道的事情，并且立即接着揭示出一个自有文学以来，还没涉及的人物性格。
你谈到的关于观众会误解温德米尔勋爵和埃琳娜的关系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演出。在第一幕，温德米尔必须让观众相信他对妻子说的话是绝对真诚的。这从台词中就表现出来了。他并没向他妻子说"这个女人过去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过失"，而是明明白白地说："埃琳娜女士数年前犯过罪。她现在想回到社交界。帮助她回来吧。"对他妻子的话他并不是轻描淡写地说："噢，我们之间没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朋友，仅此而已。"而是一听到她妻子的话就满脸惊恐地断然否定。
在舞会上，他对她的态度是冷漠的、彬彬有礼而又有点生硬--这并不是情人应有的态度。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温德米尔也没说一句温柔并充满爱意的话。他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女人已经控制住他了，但他对这种控制感到厌恶，在这种控制下，他几乎要苦恼至死了。
是什么控制了他?这就是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花这么多笔墨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向我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我事先就已仔细地用心思考过了。剧中的每一句台词，剧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戏剧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束，我都精心安排好了，是根据艺术作品的规律安排好的，所以是不能随随便便就突然把它们改变了，这样一改，就会使得每一句台词都失去了意义，使每一次紧张场面都失去了价值。当然，根据这个素材还可以写出一部同样好的剧本，在这个剧本中观众已事先知道了埃琳娜夫人的真实身份，但这样写就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戏剧场面，完全不同的对话。我已在某种地基上建好了自己的房子，这个地基是不能改变的。我也只能这样说了。
至于我们之间的私事，我相信今晚会是非常和谐而平静的。在戏剧演出之后和我因健康原因去法国南部之前这段时间内，我们无论如何应再见次面，谈谈对剧本的解释问题，这是明智之举。
你真诚的
奥期卡·王尔德
1892年2月26日
致《圣·詹姆斯报》编辑
先生，请允许我纠正今晚贵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一种错误观点，那是一篇非常粗暴、非常愚蠢的谈戏剧艺术兼抨击我的文章，是完全虚假的，十分可笑的。
事实是这样的。上星期六晚上，在演出结束、作者手里夹着香烟作过一番令人愉快的不朽演讲之后，我有幸在晚餐桌上听到了我的一小群朋友对演出的看法，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年龄比我大，我自然非常高兴地用心听他们对艺术的看法。老年人对艺术的看法当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年轻人的艺术直觉则总是令人沉迷。我不得不说：我所有的这些朋友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揭示出温德米尔夫人和埃琳娜夫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会极大地增强第二幕的心理趣味--需要补充的是，亚历山大先生从前也非常坚持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并不把戏剧只看成是哑剧和滑稽剧的人来说，心理趣味就是一切。我随后决定就在揭示秘密的那一刻作些变动。这种决定，实际上早在我有机会研究《仲裁人报》和《周日太阳报》中表现出的文化、礼节和批评才能之前就已进入了我的脑子。
当批评在英国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当只有那些有艺术直觉和艺术天才的人才被允许评论艺术作品时，艺术家无疑才会有兴趣读这些文章。而目前的这些批评则平庸之极，除了粗糙的结构和粗鲁的言词外，再无一可取之处，谁又会对这样的批评有兴趣呢?这样的批评，只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出现过一些雅典人的国家造成一大批奇异的蠢人。
先生，我是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2年7月初
致威尔·罗宾斯坦
威尔·罗宾斯坦，英国艺术家(1872-1945)，这时正在巴黎研究艺术。他的第一本书是《人和回忆》，其中包括很多有关王尔德和他的朋友们的材料。--原注
亲爱的威尔，《巴黎之声》、《帕拉玛尔报》都刊登了消息这些消息是关于《莎乐美》被禁演的。本来这出戏已在伦敦的皇家大剧院排练了多次，演员也已配齐，但就在这只欠东风的关口，夏伯兰勋爵却于6月底下令禁演，理由是剧中出现了《圣经》中的人物。在这些报道中，至少有一篇说王尔德已宣布赴法国，因为在那儿有可能上演艺术作品。这则消息引起了评论界的很大震动。--原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新消息值得一说。戏剧审查官名义上是夏伯兰爵士，但实际上是一个平庸的官员--目前是皮勃特先生
爱德华·F.斯密斯·皮勃特(1826-1895)在1875-1895年间任夏伯兰勋爵的戏剧检查官。他死后，萧伯纳称之为"粗俗狭隘的偏见的活动纲要"。--原注。他只会迎合英国人的粗俗与虚伪，因此，只要是低劣的闹剧和粗俗的情节剧，他都予以放行。他甚至允许把舞台当做漫画、嘲笑、丑化艺术家人格的工具。在他禁演《莎乐美》的同时，他却准许上演一出根据《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粗糙改编的滑稽剧
《诗人和玩偶》，查理·布鲁克菲尔德(1860-1912)和J.M.格列佛(1861-1931)表演的滑稽音乐剧，1892年5月19日在喜剧院首演。在这部剧中，查理·赫托瑞(1858-1923)讽刺王尔德是诗人。布鲁克菲尔德是萨克雷朋友的儿子，也写过几本书和几部剧本。虽然他和赫托瑞都曾在《理想丈夫》中扮演过角色，但人们相信就是他们带头收集证据反对王尔德的。王尔德被判罪后，他们曾设宴款待昆斯伯里侯爵以示庆祝。布鲁克菲尔德1912年被任命为戏剧检查官。--原注，
剧中一位男演员扮演得像我一样，并且模仿着我的声音和举止，其目的显然是要以拙劣的手段丑化我!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英国，除了演员的艺术之外，一切艺术都是自由的；只有戏剧检查官认为舞台只会促使人堕落，好的题材一经男演员演出就被亵渎了，因此检查官不但禁演《莎乐美》，而且禁止其出版。然而却没有一个演员公开反对这种对舞台的侮辱--甚至欧文也没有，他可是一直在夸夸其谈什么演员的艺术的啊。这就表明没有多少演员是艺术家。一切戏剧批评家，除了《世界》杂志的阿瑟之外，都与检查官一样，认为应该对演员和演出实行检查制度!这表明我们的舞台是多么糟糕，也表明了英国的报纸撰稿人是多么平庸。
我病得很厉害，亲爱的威尔，不能多写了。
你永远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3年1月巴巴库姆公寓王尔德在1892年11月中旬至1893年2月间租的房子名，房东是蒙特·坦普弗女士。--原注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这封信的确切日期已不可知，而且后来被人偷走，用来敲诈王尔德，在昆斯伯里状告王尔德及后来对王尔德进行判决时，这封信都被当庭宣读了。--原注
我的宝贝，你的十四行诗非常可爱。《塞姆勒的黄昏》(1892年)，这首诗的第三、第四行是：
在这种灰色哥特建筑群的冷静的黄昏中
我想让自己燃烧的双手冷却。〖HTSS〗
你那玫瑰叶似的红唇不仅生来是为了歌唱的，而且也是为了疯狂的热吻的，这真是个奇迹。你那纤细的金色灵魂行走在诗歌和激情之间。我知道，为阿波罗所钟爱的雅辛托斯就是在希腊时的你呀。
为什么你要一个人留在伦敦?你什么时候去索尔兹伯里昆斯伯里夫人在这儿有一套房子。--原注?
你一定要去那里，在各种哥特式建筑的灰色光线里冷静一下你的双手。你随时可以到我这儿。这是一处可爱的地方--只是缺少你，但先去索尔兹伯里吧。
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你的
奥斯卡
1893年2月23日巴巴库姆公寓
致伯纳·萧
萧伯纳这时为《世界》杂志的音乐评论家。他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一书出版于1891年，他的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1892年12月上演。--原注
亲爱的萧，关于戏剧检查制度的荒谬可笑，你已经写了不少睿智而正确的文章：你谈易卜生主义和易卜生的小册子真是令我爱不释手，总是不停地翻阅，而每次翻阅都会获得一种新的激励和清新的感觉。英格兰是块到处弥漫着思想的迷雾的大陆，而你做的却是吹散这迷雾的工作。我们两个都是凯尔特族人，我乐于想到我们是朋友，正是因了这些和其他许多原因，《莎乐美》才会穿着紫色的服饰呈现在你面前。
请接受她以及我最诚心的祝福。
你忠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3年5月伦敦，萨瓦旅馆
从巴巴库姆回来后，王尔德在萨瓦住下来，并在这儿呆了差不多整整一个5月。--原注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这封信在法庭上被公开宣读过，作为王尔德有伤风化罪的证据之一。括号内的字显然被认为太淫秽而没读出来。--原注
我最亲爱的男孩，你的信就是一杯让我沉醉的红黄色的佳酿，但却让我悲哀不能自抑。波茜，你不要再与我吵闹了，这要杀了我的，它只会毁灭生活中可爱的东西，我不能看着那么优雅和希腊式的你被激情扭曲。我不能听到你那线条优美的双唇对我说出恶毒的话。我宁愿(让伦敦的每一个男妓)敲诈我，也不愿接受你激烈的不公正的恼恨。我必须尽快见到你。你是我想要的圣物，是优雅和美的化身；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你。去索尔兹伯里吗?我在这里的账单是每周49英镑。我在泰晤士河畔弄了一套新房子。为什么你不在这儿，我亲爱的，我奇妙的男孩?我怕自己必须离开了；没有钱，没有赞誉，只有一颗铅一般沉重的心。
只属于你的奥斯卡
1893年11月8日泰特街16号
致昆斯伯里夫人
道格拉斯的母亲。王尔德的这封信显然有助于她把道格拉斯送去国外几个月。--原注
亲爱的昆斯伯里夫人，你不止一次地问我波茜的事。现在就让我给你说说他吧。
我看波茜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失眠、紧张，而且歇斯底里。我看他变了很多。
他在这里无所事事。他去年8月翻译了我用法语写成的剧本
《莎乐美》的英译本的献辞是"献给我的朋友阿弗雷德·布鲁斯·道格拉斯勋爵，即本书的译者"。我们不知道在英译本出版前王尔德对剧本作了多少修订，但尽管王尔德在献辞中如是说，书的扉页上并没出现译者道格拉斯的字样。--原注，从那以后他就没真正做过一件脑力工作。我看--现在只有我相信--他甚至对文学也没兴趣了。他绝对是无所事事，已经迷失了生活之路，如果你插手此事的话，他可能会走到某种不幸结局。他的生活似乎是无目标的、不快乐的、混乱无序的。
这一切都令我非常悲哀失望，但他还很年轻，特别是性情上更是极其年轻。为什么不安排他到国外去呆四五个月呢?如果可能，不妨去埃及的克罗默，他在那儿可以有新的环境，会有合适的朋友和不同的气氛。我想，如果他还继续留在伦敦的话，对他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甚至会不可挽回地毁掉他年轻的生命。当然，这无疑要花一笔钱，但这是为了你一个儿子的生命--一个应该青春焕发、才华出众、魅力无穷的生命--迷失越深，毁灭得越快。
我乐于把自己当成他最伟大的朋友--不管怎样，是他让我有这种想法的--因此我非常坦率地写信给你，请你把他送到国外某个更好点的环境里去，我相信这才能救他的命。目前他的生活似乎是悲剧性的、让人悲伤的，却又愚蠢、没有生活目标。
我知道你不会让他知道我信的内容。我想你是可信赖的。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3年12月圣·詹姆斯区，S.W王尔德租的房子。从1893年10月至1894年5月底，王尔德每天都去那儿工作。《理想丈夫》的大部分都是在这儿写出来的。--原注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我亲爱的宝贝，谢谢你的来信。贪婪的债权人的翅膀把我完全遮盖住了，使我萎靡不振，但当我获知我们不是朋友了时，我确是非常高兴，这表明我们的爱已经经过了疏远和悲伤的阴影和黑夜，走到了一个像过去那样的玫瑰花园。让我们一直这样无限亲爱吧，实际上我们一直是这样的。
我听说波比也在这座城里，但又瘸又胡子拉碴的!这不太可怕了吗?我至今还没见过他。勒利·托马森勒利·托马森，英国演员。--原注
露面了，他极其急着要把他的全部生活都献给我。哈伯特·垂哈伯特·垂，英国演员经理(1853-1917)。--原注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道歉信，他信中列举的理由都太有理了，以至于弄得连我也不懂了。海尔约翰·海尔，英国演员经理(1844-1921)，他最终拒绝了《理想丈夫》，因为他不满意最后一幕。--原注
下星期初回城。我要设法让他明白我的新剧本是部杰作，但我又深深怀疑它能否成功。最新消息就这些了。都是些多么可怕的消息啊!
天天想你，你忠贞的
奥斯卡
1894年4月16日泰特街16号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我最亲爱的宝贝，你的电报刚刚到我手上，收到它真是快乐，因为我太想你了。那个快活、优雅的金色少年已经远了--我恼恨其他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乏味透顶。我现在又站在了紫色的失望之谷中了，天堂里并没落下金币以取悦于我。伦敦是个充满危险的城市：
债权人通宵达旦的咆哮让人恐惧，拉客者像得了狂犬病似的追咬着人。
我多嫉妒你呀!你能站在乔托的塔下，或坐在凉廊里观赏切利尼的绿色和金色的神。你一定要写苹果花一样的诗。
《黄面志》已出版了。
《黄面志》第一期是1894年4月16日出版的，王尔德可能立即就见到了这份杂志。道格拉斯这时已离开了埃及，正作他的首次佛罗伦萨之行，根据他的自传，他在佛罗伦萨待了大约一个月。5月，王尔德去佛罗伦萨与他会合。--原注枯燥无味，让人厌恶，是个大失败。我真是太高兴了。
永远爱你的
奥斯卡
1894年7-8月泰特街16号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最亲爱的宝贝，我希望能寄给你香烟，如果西蒙斯让我有烟抽的话。他已经在想法充实他的钱包了，而我则透支银行41英镑，对钱的渴求真令人以忍受。我一个便士也没有了。我再也受不下去了，但却不知该怎么办。明天我去渥斯，希望能在那儿工作。我听说那儿的房子很小，并且没有书房。然而，那儿的一切都比伦敦好。
你父亲又暴跳如雷了--去皇家咖啡馆到处找我们，并发出威胁，等等。我现在想，若我能让他有所收敛并保持安静就好了，但这是多么可恶的恶意诽谤啊!更糟糕的是：我现在是被一个疯子追咬着，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当你到达渥斯时，当然一切都会让你愉快和欣慰，但我怕你会发现那儿的饭很难吃。但你总要去的，对吗?无论如何要在那儿待一小段时间--直到你感到厌烦了为止。
恩斯图可能是埃恩斯特·斯卡弗，旅馆的仆役，曾出现在审判王尔德的法庭上。--原注
已写信问我要钱了--真是一封漂亮信--但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了。
人们要穿过一条什么样的紫色失望峡谷呀!好在这世上还有个人值得我爱。
你永远的
奥斯卡
1894年8月渥斯，埃斯甫兰得5号1894年8-9月间，王尔德和家人就住在这里，并在这儿写出来《诚实的重要性》的大部分。--原注
致乔治·亚历山大
亲爱的亚兰克，你觉得下面这个戏剧构思由你演如何?一个粗鄙下流的上流社会的男人娶了个单纯温柔的乡下姑娘--一个女士--但对上流社会生活一窍不通。他们先是住在乡下的房子里，过一段时间后他就厌烦她了，于是邀请了许多上流社会中的患有世纪末病的男男女女到家里做客。剧本开始时是他在向妻子讲如何在这些人中间举止得体大方--不要过分拘谨等等--不要介意男人与她调情。他对她说："我邀请了一向非常喜欢你的沙拉德·兰星，你只管随心所欲与他调情好了。"
客人们到了，他们都很厌恶他的妻子，认为她又邋遢又愚蠢。做丈夫的与×女士调起情来。沙拉德对做妻子的又友好又甜蜜又善解人意。
第二幕：同天晚上，晚饭后。丈夫和×女士热恋的场面：他们一致同意等客人都散尽后重在客厅会面。客人们一一向妻子道别。妻子累极了，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起来。丈夫进来了，他扭暗了灯；接着×女士也进来了；他锁上门。两人谈情说爱的场面，妻子全听到了。突然响起猛烈的敲门声。门外响起×的丈夫的声音，他要进来。×夫人吓坏了!妻子站起身，扭亮灯，走到门旁打开了门。×的丈夫冲进来!妻子说："怕是我把×夫人留得太晚了；我们在做一个奇怪的思想交流试验。"(任何借口都行)×女士与丈夫一起走了。接着房里就剩下妻子与她丈夫。他向她走过来，她说："别碰我。"他退下。
接着沙拉德上场，他说是被吵闹声惊醒的，还以为有盗贼。妻子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满腔愤怒之火，显然他爱这个妻子。她走回自己的房间。
第三幕：沙拉德的房间。妻子来看他，显然他们已彼此相爱了。他们决定一起逃走。这时仆人拿着一张名片进来了。丈夫要求见沙拉德。妻子吓坏了，但沙拉德同意见他。妻子躲到另一间房里。
丈夫很悔恨。他请求沙拉德运用他对妻子的影响让她原谅他。(丈夫是个粗俗伤感的实用主义者。)沙拉德答应了他。对沙拉德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行为。丈夫道谢着伤感地下场。
妻子上场，沙拉德要求她回到丈夫身边去。她轻蔑地拒绝了。沙拉德说："你知道要求你这样做我付出了多大代价。你没看出我实际上是在牺牲自己吗?"她的回答是："你为什么要牺牲我?我爱你。你使得我爱上了你。你没有权利把我的生活拱手交给别的什么人。一切这样的自我牺牲都是错误的，我们都应该生活下去。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她以自己的请求、美和爱迫使他带她一起走。
第四幕：3个月后。沙拉德和妻子在一起。沙拉德和丈夫已经定好在今天决斗。妻子相信沙拉德不会死。沙拉德出去了。丈夫上场。妻子公开表白对情人的爱，什么也不会再把她拉回到丈夫身边去了。在他们两人之间，她希望丈夫去死。"为什么?"丈夫问，"因为我孩子的父亲必须活着。"丈夫出去了。枪声响了，他自杀了。
沙拉德上场，丈夫没去决斗场。"真是懦夫。"沙拉德说。"不，"她回答，"他死时并不是个懦夫。他已死了。""现在我们必须倾心相爱了。"幕落，沙拉德和妻子紧紧拥抱，似乎疯狂地想让爱永驻。
你觉得这个构思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构思极棒。我想让纯粹的激情支配一切。没有什么病态的自我牺牲，没有什么自我克制。只有男女之间纯粹的爱之火焰。这就是戏剧所要表现的--从第一幕的交际场上的饶舌，经过第二幕戏剧性的渲染效果，到第三幕心理冲突的大结局，一直到爱支配了第四幕，并把丈夫的自杀视做其正当的权利，让爱成为悲剧，并让爱仍然保持为一种旺盛的激情。
当然我现在还只是构思了大致轮廓。今天早晨才想到这个情节，但我把它寄给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伟大的东西，如果你喜欢，当我写出来时，你可以把它带到美国去。这个剧本说明最后被弗兰克·哈瑞斯写成《达汶特先生和夫人》。--原注
你永远的
奥斯卡
1894年8月?渥斯，埃斯甫兰得5号
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我最亲爱的男孩，送给我那首迷人的诗可能是《水仙与百合》。--原注
说明你是多么甜蜜可人呀。我无法告诉你它是如何深深打动我的心的，它充满了你所特有的那种轻松的抒情诗般的优雅--对你来说这性情是轻易就能表达出来的，而对那些不懂诗的人来说，却是难以让诗歌那双白足轻松地在鲜花间舞姿翩翩而又不会压倒它们的。而那些"懂诗的人"但丁《地狱篇》。--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