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长满青苔的峭壁和平静的水面
在那里，由于劳动的力量
工厂将被建成
市镇将会诞生。
在北方的天空下
烟囱将拔地而起，
图书馆、影剧院和俱乐部的
建筑物灯火通明。
—梅德韦德科夫，一名白海运河劳改营囚犯，一九三四年1
最终，在扬松委员会历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意见中只有一条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关系。尽管他们确信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将会克服缺乏道路所造成的困难，尽管他们把囚犯当做苦力使用时几乎毫无愧疚，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仍然对外国人用来描述苏联集中营的语言特别敏感。
白海运河，俄罗斯北部，1932-1933
实际上，与流行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时期外国人对苏联集中营的描述相当普遍。二十年代后期在西方，人们通常知道许多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事情，应该比四十年代后期通常知道的要多。关于苏联监狱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尤其是那些与关押在其中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广泛联系的左翼报刊上。2一九二七年，一位名叫雷蒙·迪盖的法国作家出版了一本关于索洛韦茨基的书，题为《红色俄国的一座苦役犯监狱》（Un bagne en Russierouge），书中令人惊奇地准确描述了所有事情：从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的个性到囚犯对蚊子折磨方式的恐惧。С.A.马利萨戈夫是一名设法逃出索洛韦茨基并且偷越了国境的格鲁吉亚白军军官，他于一九二六年在伦敦出版了描写索洛韦茨基的另一本书《孤岛地狱》。由于苏联广泛使用囚犯劳动力的普遍传言，英国反奴隶制协会甚至对情况开展了调查，并且写了一份报告谴责卑鄙虐待囚犯的现象。3一位法国参议员根据俄国流亡者的证词写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将苏联的情况与国际联盟在对利比里亚展开奴隶制调查时所发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4
可是，在苏联的集中营经过一九二九和一九三○年的发展扩张之后，国外对集中营的兴趣发生了变化，从关注社会主义者囚犯的命运转而关注苏联集中营对西方商业利益逐渐形成的经济威胁。受到威胁的公司以及受到威胁的工会开始紧张起来。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要求对据说是由强制劳动力生产的更为便宜的苏联商品给予抵制的压力增大了。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其社会主义同道的做法让许多西方左派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抵制行动却妨碍了仍然支持俄国革命的西方左派对于整个苏联集中营问题的判断，尤其是在欧洲。例如，英国工党反对一项关于苏联商品的禁令，因为它对促使通过这项禁令的那些公司的动机表示怀疑。5
不过，美国的工会组织—最著名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表示支持抵制活动。他们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在美国，一九三○年的关税法案规定：“由囚犯劳动力或/和强制劳动力……采掘、生产或制造的……所有商品……不得在任何美国口岸入境。”6以此为依据，美国财政部禁止了苏联纸浆木材和火柴的进口。
尽管美国国务院并不支持这项仅仅生效了一个星期的禁令，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7一九三一年一月，美国众议院赋税委员会开会研究“有关禁止苏联囚犯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的议案。8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十九和二十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一系列披露惊人详情的关于苏联强制劳动的文章，最后是一篇谴责英国政府最近决定给予苏联外交承认[29]的社论。社论撰稿人写道，给予苏联贷款将把“更多的权力交到那些正在公然致力于推翻和消灭大英帝国的人手中”。
苏维埃政权所受到的抵制威胁确实非常严重，因此，它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国家的硬通货币来源中断。其中某些措施是掩人耳目的，例如：扬松委员会最终在其所有公开声明中停止使用“集中营”（концлагерь）这一表述方式。从一九三○年四月七日起，所有官方文件均把苏联的集中营称为“劳动改造营”，即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елагеря(ИТЛ)。此后，再也没有使用过别的名称。9
劳改营当局还在表面上进行了一些粉饰性的改变，尤其是在木材工业领域。有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更改了它与卡累利阿采伐企业卡累利斯公司的合同，以便看上去好像不再使用囚犯了。当时，策略性地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中调出一万两千零九十名囚犯。其实，他们一直在劳动，只不过，他们的存在被官方说法掩盖了。10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再次变得有名无实。
另外，在采运木材的劳改营里干活儿的囚犯实际上被自由工人所取代，或者说，经常是被流放的富农“移民”所取代，与囚犯相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的选择。11据一些回忆录作者说，这种调换有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乔治·基钦是一名芬兰商人，芬兰政府帮助其获得自由之前，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里待了四年。基钦写道，就在某个外国代表团即将到访之前，
收到莫斯科总部发来的一份密码电报，命令我们在三天之内彻底清理劳改营，而且这么做不得留下任何痕迹……电报发到所有劳动地点，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停止作业，将劳改营囚犯集中于疏散中心，清除诸如带刺铁丝网围栏、监视岗楼和告示牌之类苦役营的痕迹；所有官员穿上便服，看守不带武器，同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基钦与其他几千名囚犯一起离开了森林。他相信，在这一次和另外几次一夜之间进行的疏散中，至少有一千三百名囚犯死亡。12
一九三一年三月，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确信已经没有囚犯—或者说，至少已经看不见囚犯—仍然留在苏联的林业企业中干活儿了，于是，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外国人前来进行实地考察。13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卡累利阿的苏共档案记录了两名美国记者一九二九年的到访，他们是“杜兰特同志和沃尔夫同志”，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和“进步报纸”的美国撰稿人。人们高唱工人阶级的圣歌《国际歌》欢迎这两个人的到来。沃尔夫同志保证，他要“告诉美国的工人苏联工人是怎样生存以及他们正在如何创造一种新生活的”。这并不是特意安排的此类活动中的最后一次。14
然而，尽管因联合抵制所造成的压力在一九三一年时已经分化瓦解，西方反对苏联使用强制劳动力的活动并非一点效果也没有：即使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对其国外形象也非常敏感，这一点还将延续下去。包括历史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森在内的一些人现在推测，在另一次较大的政策转变背后，联合抵制的威胁甚至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需要大量无特殊技能劳动力的木材采运业是一个利用囚犯的理想领域。但是，木材出口是苏联硬通货币的主要来源，因此，不能让其承担再次受到抵制的风险。当局将不得不把囚犯送往别处—某些他们的存在可能受到赞颂而且无需掩盖的更为合适的领域。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领域，但是，有一个领域对斯大林特别具有吸引力：开凿一条大运河，从白海到波罗的海，所经之处布满了陡峭的花岗岩壁。
当时，白海运河—俄语为Беломорканал，或缩写为Беломо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大型工程。到运河工程开工时，苏联已经上马了几个类似的劳动密集型重大工程项目，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新建大型拖拉机和汽车制造厂以及一些建立在沼泽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城市”。不过，即使站在三十年代另外那些庞然大物当中，白海运河也是鹤立鸡群。
至少，如同许多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白海运河象征着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的实现。开凿这样一条运河的计划最初拟订于十八世纪，当时，俄国商人一直在寻找一条通道，以使载着木材和矿物的船只不必沿着漫长的挪威海岸行驶那段经过北冰洋的三百七十英里航程便可以从冰冷的白海水域抵达波罗的海的商业港口。15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设想，甚至是一种鲁莽的追求，以前没人尝试实施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白海运河需要开凿一百四十一英里河道，修建五座堤坝和十九道船闸。在一个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北方边远地区，苏联的计划制订者们打算以尽可能低的技术含量开凿这条运河，那里从未进行过勘测，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说，那里属于“水文意义上的未知区域”。16然而，所有这一切也许正是白海运河工程吸引斯大林的部分原因。他需要一项特殊的成就—一项旧政权从未取得过的成就—而且希望尽快实现。他不仅要求兴建运河工程，而且要求在二十个月之内竣工。运河开通之后，将以他的名字命名。
斯大林是白海运河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他还特别希望使用囚犯劳动力开凿这条运河。工程开工之前，他严厉谴责了那些考虑到白海的运输流量相对较小因而怀疑这样一项代价高昂的工程是否确有必要的人。“我听说，”他写信给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奎林准备否决北方运河工程，与政治局的决定唱反调。应该煞一煞他们的威风，给他们一点警告。”在一次讨论白海运河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还匆匆写了一张愤怒的便条，这张便条表明了他使用囚犯劳动力的想法：“至于运河的北方河段，我考虑依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囚犯劳动力]。同时，我们必须派人再次核算开凿最初这段运河的成本……太高了。”17
保密并非斯大林的爱好。运河工程竣工以后，既因为他在批准兴建这项“宏伟的水利工程”时的“勇敢无畏”，也因为“这项工程并不是由一支普通的劳动大军建成的神奇事实”，运河的高层管理者对斯大林大唱赞歌。18从工程开工的速度上，也能看到斯大林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作出开工的决定，然后，仅仅经过七个月的工程规划和前期勘测，工程即于九月开工。
在管理方面，在物质方面，甚至在心理方面，与白海运河有关的第一批劳改营是北方专设集中营的产物。运河劳改营按照北方专设集中营的模式组建，利用北方专设集中营的设施，配备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干部。开工伊始，运河的施工负责人就从设在大陆和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北方专设集中营中调来大批囚犯投入这项新的工程。有一段时间，旧的北方专设集中营官员与新的白海运河劳改营官员为工程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但是运河劳改营取得了胜利。最后，北方专设集中营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索洛韦茨基城堡重新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而索洛韦茨基群岛只是被称为“白波营”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БеломорБалтийский）劳改营的一部分。一些看守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官员也从北方专设集中营调到了运河工程。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工程竣工，他在运河担任日常管理工作。19
在幸存者的回忆录中，伴随着运河建设的混乱状况呈现出一种近乎神话的特征。降低成本的需要导致囚犯用木料、沙土和石头代替金属和水泥。无论是否可行一切从简。经过多次讨论之后，运河挖掘的深度只有十二英尺，军舰几乎不能通行。因为现代技术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无法得到，所以运河的设计者大量使用非技术劳动力。在二十一个月的施工期里，约有十七万名囚犯和“特殊移民”投入了工程建设，他们使用木锹、简易手锯、鹤嘴锄和手推车开挖河道、修建堤坝和船闸。20
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这些工具当然显得原始简陋，不过，只有一个近景画面真切地显示了它们有多么原始简陋。其中一些工具至今仍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城展览，那里是白海运河的门户，曾经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总部”。如今，被人遗忘的卡累利阿小镇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只是以其无人光顾、遍布蟑螂的大型旅馆和小型的本地历史博物馆而著名。展出的鹤嘴锄其实只是用皮革或者细绳绑在木棍上的几乎没有金属锄刃的薄铁板。手锯则是粗略开了些锯齿的金属片。没有炸药，囚犯就用“锤子”—固定在木把上的金属块—将铁钎夯进石头凿碎巨石。
从手推车到脚手架，所有东西全部都由手工制成。
一名囚犯回忆说，“无论什么都与技术无关。甚至普通的汽车也很少见。所有事情都要靠手来做，有时用马匹帮忙。我们用手挖土，然后用手推车把土运走，我们还用手打通了那些山冈，运走了挖出来的石头。”21苏联的宣传甚至吹嘘说，把石头从河道中拉出来运到“白海海滩上的……一辆重型卡车装着四个用树桩制成的实木小车轮”。22
生活条件简直就是凑合的，尽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亨里希·雅戈达—他对这项工程负有政治责任—也曾试图加以改善。他看来真的相信，如果打算按时完成运河工程，那就必须为囚犯创造像样的生活条件。因此，他经常对劳改营的负责人训话，要求他们对待囚犯好一些，“用最大的精力考虑使囚犯吃上可口的饭菜，穿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负责人们遵命行事，就像运河工程索洛韦茨基部分负责人在一九三三年所做的那样。除了别的指示之外，雅戈达还要求部下消除打饭排长队的现象，根绝厨房盗窃行为并把晚点名限制在一个小时以内。一般说来，当时规定的伙食标准比几年后的标准高，供给囚犯的食物包括香肠和茶叶。理论上，囚犯每年可以领到一套新的工作服。23
然而，工程的极其紧迫性和缺乏计划性不可避免地给囚犯造成极大的痛苦。随着工程的进展，新的劳改营营地必须沿着运河的河道修建。抵达每个新的营地时，囚犯和移民都会发现那里一无所有。开始干活儿之前，他们必须搭建自己居住的营房，还得组织安排食物的供应。与此同时，在他们完成劳动任务之前，卡累利阿的严冬夺走人们性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据一些人估计，死亡的囚犯超过了两万五千人，虽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患病或事故而获释的人，他们在获释之后很快死亡。24一位名叫А.Ф.洛谢夫的囚犯写信对妻子说，他竟然渴望回到布特尔卡监狱那苦难的深渊，因为在这里，他不得不睡在拥挤不堪的铺位上，以至于“如果你在夜间想翻个身，至少另外四五个人也得一块儿翻”。一个小男孩后来的证词甚至更加令人绝望。这个小男孩是一名富农移民的儿子，与全家一起流放到沿着运河建立的定居点之一。他作证说：
我们最后住进一个设有两层铺位的营房。因为我们家里有小孩子，所以得到一个下层的铺位。营房狭长而寒冷。一天二十四小时生着炉子，幸亏卡累利阿木柴充足……我父亲以全家的名义领到三分之一桶浅绿色的汤，这是给我们吃的主要食物，浑浊的汤里飘着两三个青番茄或一根黄瓜、几片冻土豆，还有一二百克大麦粒或鹰嘴豆。
另外，这个小男孩回忆说，他父亲参加为移民修建新住房的劳动，因此领到六百克面包。他姐姐领到四百克。只能靠这些食物解决一家九口的吃饭问题。25
当时，像后来一样，一些问题在官方的报告中也有所反映。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举行的一次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共产党基层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对食物配给组织不力、厨房脏乱以及坏血病病人不断增加的抱怨。这个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悲观地写道，“我毫不怀疑，运河将无法按时竣工……”26
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选择怀疑的权利。实际上，运河工程的管理者在工程施工期间所写的那些信件和报告带有对极度恐慌的暗示。斯大林已经下令运河要在二十个月内竣工，因此，运河的建设者非常明白，他们的生活—可能还有他们的生命—取决于运河能否在二十个月内竣工。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劳改营的负责人开始采用一些已在“自由”社会流行的做法，其中包括在工程队之间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最先完成定额、运完石头或者挖通河道的比赛—和连夜“突击”，在突击中，囚犯“自愿”连续劳动二十四至二十八个小时。一名囚犯回忆说，当时，在工地四周挂起电灯，以便可以昼夜施工。27另一名囚犯领到十公斤白面和五公斤白糖，作为对其优异劳动成绩的奖励。他把面粉交给劳改营的面包师，后者为他烤了几个大白面包，他当即独自把面包全部吃光。28
在开展劳动竞赛的同时，劳改营当局还对先进生产者或“劳动突击手”进行表彰，后来，劳动突击手更名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纪念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一个以荒谬可笑的方式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矿工。[30]先进生产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指的是那些超额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他们因此领到额外的食物并且得到一些特殊待遇，包括除半年一套新工作服之外每年有权领取一套新的衣服（在后来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29而且，劳动表现好的人得到质量明显较好的食物。在食堂里，他们坐在单独摆放的饭桌前吃饭，饭桌上方挂着写有“最好的食物给最好的劳动者”字样的牌子。表现不如他们的人头顶上方的牌子写着：“坐在这里吃低级伙食的是废物、游手好闲者和懒汉。”30
最后，劳动表现好的人还会提前获释：囚犯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每三天，其刑期相应折减一天。当运河工程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按时竣工时，一万两千四百八十四名囚犯获得了自由。还有许多囚犯得到勋章和奖励。31一名囚犯参加了一个庆祝其提前获释的仪式，仪式上，当旁观的人群高喊着“乌拉，运河的建设者！”时，端上了俄罗斯的传统礼物面包和盐。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与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亲吻起来。最后，他们一起在运河的河岸上度过了那一夜。32
白海运河的建设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灾难性的混乱状况，工期的极端紧迫及其对于斯大林的意义。但是，用来描述这项工程的虚夸言词仍实属罕见：白海运河是允许苏联宣传机器对国内外进行全方位报道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也是唯一一项古拉格工程。而且，被挑选出来向苏联和世界各国阐述、宣传、证明白海运河非凡意义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这并非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此时，高尔基其实已经彻底成为斯大林统治集团的一员。在斯大林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乘坐轮船沿着完工的运河凯旋般地航行了一趟之后，高尔基率领一百二十名苏联作家步其后尘作了类似的航行。这次航行让这些作家（或是他们这样说）激动万分，以致几乎拿不住手中的笔记本：他们的手指“因惊讶而抖个不停”。33随后他们决定写一本关于运河建设的书，并且因此得到充分的物质鼓励，其中包括“在阿斯托里亚”—列宁格勒一家沙皇时期建造的豪华酒店—享用一顿“高级自助午餐”，作为对他们参与这项工程的祝贺。34
即使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低俗标准，经过他们的努力而面世的那本《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КаналимениСталина）也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腐化堕落的一个异乎寻常的证明。像高尔基初次试笔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一样，《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试图证明荒谬事物的合理性，它不仅想用纪实的方式将思想转变的囚犯描绘成苏维埃人的光辉典范，而且还想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学。虽然这本书由高尔基作序并定稿，但它主要是由一个包括三十六位作家的写作班子而不是某个个人负责的。使用华丽的语言、夸张的手法以及对于事实的斯文窜改，他们共同努力抓住了新时代的精神。书中的一幅照片浓缩了它的主题：照片上是一名身穿囚衣的女犯人神色坚定地操作着钻机。图片下方的说明是，“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改造了自己。”与扬松委员会所使用的冷酷语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经济议事日程对比，反差不能更强烈了。
对于那些不熟悉这种文学体裁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在某些方面看上去可能有点让人吃惊。例如，在描述因缺乏技术和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产生的问题时，该书并未试图掩盖所有事实。书中某处引用了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马特维·贝尔曼所说的话：“将会给你送去一千名健康的犯人。”贝尔曼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部下说：
“他们被苏联政府判处了不同刑期的徒刑。有了这些人你应该可以完成任务了。”
“但是，请允许我问一句，看守在哪儿呢？”那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下反问道。
“看守由你们现场安排。你们需要自己挑选看守。”
“那好吧；可是，我对石油一无所知。”
“让被关押的杜哈诺维奇工程师做你的助手。”
“他怎么行？他的专业是金属冷加工。”
“你想要什么？难道我们应该把你需要的教授判刑关进集中营？刑法典里没有这样的条款。我们又不是石油辛迪加。”
这番对话之后，贝尔曼立即就把这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派去执行他的任务。“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作者写道。然而，没过“一两个月”，这名特工及其同事已经开始互相夸耀他们利用一批成分复杂的囚犯所取得的成功。有人吹嘘说，“我弄到了一个中校，他是全劳改营最好的伐木工。”另一个人则说，“我有一个负责挖掘施工的采矿工程师—过去是个出纳员的贪污犯。”35
对事实的窜改显而易见：物质条件恶劣，人员素质低下—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无所不能、从不失手的苏联秘密警察仍然成功地把囚犯改造成了合格的苏联公民。就这样，真实的事情—原始落后的技术，缺少称职的专家—被用来使不同于劳改营生活的虚假描写具有了逼真的表象。
实际上，这本书对一些关于囚犯通过参加运河建设劳动而“重新做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温馨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许多因此获得新生的囚犯是刑事犯，但也不全是。与高尔基所写的拒绝考虑或尽量轻描淡写政治犯存在的索洛韦茨基随笔不同，《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重点描写了一些改造好了的政治犯明星。由于受到“等级偏见”的束缚，“马斯洛夫工程师，一名前‘破坏分子’”，试图“以坚强的意志将其隐秘深奥的道德重建过程掩藏起来，这种过程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进行”。祖布里克工程师，一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前破坏分子，“令人尊敬地赢得了重新返回他出身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怀抱的权利”。36
但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决非当时出现的颂扬劳改营改造能力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尼古拉·波戈金的剧作《贵族》—一出以白海运河为题材的喜剧—是另一个著名的实例，这不仅是因为它对“窃贼的‘可爱之处’”这一早期布尔什维克主题的老调重弹。波戈金的剧作首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最后拍摄成名为《囚犯》的电影），它无视构成运河囚犯劳动大军主力的富农和政治犯，反而适当地使用罪犯俚语制造出关于劳改营刑事惯犯（标题所说的“贵族”）的轻松笑料。剧中其实有一两处对于邪恶的描写。其中一处，一名罪犯打牌“赢得”一个姑娘，这意味着他的对手必须抓住这个姑娘并且强迫她顺从他。在剧中，姑娘逃脱了；在现实生活中，她可能不会这么幸运。
不过，每个人最终都坦白了自己以前犯下的罪行，他们看到了光明并且开始热情地参加劳动。人们唱着一首歌：
我是一个残忍的歹徒，真的，
我偷人钱财，厌恶劳动，
我的生活像夜晚一样黑暗。
但是随后他们把我送到了运河，
过去所做的一切现在看来是场噩梦。
我仿佛获得了新生。
我想劳动、生活和歌唱……37
当时，这种东西被看成一种激进的新型戏剧而受到赞誉。波兰社会主义者耶日·格利克斯曼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观看了《贵族》的演出，他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舞台搭建在大厅的中央而不是通常的地方，观众围坐在舞台四周。导演的目的是使观众与剧情的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没有幕布，舞台布景非常简单，几乎像是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戏剧的主题—在一个劳改营里的生活—本身令人激动不已。38
在劳改营之外，这种文学作品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在向持怀疑态度的外国公众证明迅速增加集中营的合理性的一系列运动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许还有助于平息苏联公民因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因为它向他们承诺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甚至斯大林主义革命的受害者都将在劳改营里得到一个重建生活的机会。
宣传机器在运转。观看了《贵族》之后，格利克斯曼要求参观一个真实的劳改营。有点让他意外的是，他很快就被带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博尔舍沃“示范”劳改营。他后来回忆了劳改营里“洁白的床铺和被褥，方便的洗脸间。所有物品都一尘不染”。他还遇见一群年轻囚犯，他们讲了自己奋发向上的个人故事，与波戈金和高尔基所描写的一模一样。他见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当时正在为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学习。他见到一个街头流氓，后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在管理着劳改营的仓库。“世界可以多么美好！”格利克斯曼听见一位法国电影导演低声说道。唉，令人遗憾的是，五年之后，格利克斯曼发现自己倒在一节运牛货车的地板上，与完全不同于波戈金剧中那些囚犯的囚犯们一起，向着一个与博尔舍沃模范劳改营毫无相似之处的劳改营驶去。39
在劳改营里面，类似的宣传同样起了作用。劳改营的出版物和张贴在公告板上供囚犯阅读的“墙报”刊登着讲给外人听的同类故事和诗歌，重点稍微有些不同。由莫斯科—伏尔加运河—随着白海运河的“成功”而开始兴建的一个工程—劳改营的囚犯撰稿并出版的《改造报》（Перековка）颇具代表性。《改造报》充斥着对劳动突击手的赞扬以及对他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的描述（“他们不必排队，女服务员直接把饭菜给他们端到桌子上！”），与《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作者们相比，它在为思想转变的意义唱赞歌方面投入的精力比较少，而把较多的精力花费在讨论如果囚犯劳动更加努力他们可能得到哪些具体的特殊待遇上面。
也不完全都是关于苏维埃制度更合理的自吹自擂。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的那一期报纸转载了劳改营负责人之一拉扎尔·科甘发表的一篇讲话：“我们无法判断把某些人关押起来是对是错。那是检察官的事情……你们必须通过劳动创造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同时，我们必须把你们改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40
值得注意的还有《改造报》公开而且直言不讳的“投诉”版。囚犯们写信投诉女营房里一边“争吵和咒骂”，一边“在唱赞美诗”；投诉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投诉缺少鞋子或干净的内衣；投诉不必要地鞭打马匹；投诉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德米特罗夫市中心的黑市交易市场；投诉对机器的使用不当（“没有不好用的机器，只有弄坏机器的使用者”）。后来，这样公开劳改营问题的状况将不复存在，只是在劳改营的检查人员与其莫斯科上司的私人通信中，问题才会有所反映。然而，在三十年代初期，将问题公开的这种情况在劳改营内外相当普遍。这是一种迫切、狂热的冲动的正常表现，目的在于改善生存条件、提高劳动水平，尤其是要达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所提出的那些疯狂要求。41
如今，沿着白海运河的河岸漫步，难以想象当年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气氛。一九九九年八月，在一个让人懒洋洋的日子里，我与几位当地的历史学家一起游览了白海运河。在波韦涅茨，我们短暂停留参观了运河建设牺牲者的小型纪念碑，碑上刻有简短的碑文：“为了死于白海运河建设的无辜者，1931—1933”。我们站在那里时，我的一位同行者坚持要郑重地抽一支“白海运河”牌香烟。他解释说，“白海运河”曾经是苏联最流行的香烟品牌，几十年来，它是运河建设者仅有的另外一座纪念碑。
附近坐落着一个劳动新村，也就是“移民定居点”，现在实际上已经人去屋空。那些曾经坚实无比的卡累利阿式木制大屋被木板封住了门窗。有几幢已经开始倾斜。一名当初由白俄罗斯迁来的本地人—他甚至会说几句波兰语—告诉我们，几年前，他试图买下一幢这里的房子，但是当地政府不愿意卖给他。“现在，所有的房子都要塌了，”他说。在屋后的一小块菜园里，他种了一些瓜果蔬菜。他给我们端来家酿的水酒。靠着菜园子和每月五百五十卢布—当时约合二十二美元—的养老金，他说，他足以维持生活。当然，运河上没有工作可做。
这毫不奇怪：沿着运河河道，孩子们在游泳、抛掷石块。奶牛蹚着浅浅的混浊河水，杂草从混凝土河堤的裂缝中冒出。在一道船闸的旁边有个岗亭，里面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原先留下的具有斯大林时代风格的支柱。独自在此监控水位升降的女人告诉我们，一天顶多有大约七艘船只通过，经常只有三四艘。这比索尔仁尼琴一九六六年看见的还要多，当时，他在运河边上待了一整天，看见两艘驳船，运送的全是木柴。像现在一样，那个时候大部分货物已经由铁路运输—而且，如同一名运河工人告诉他的那样，运河航道太浅，以致“就连潜水艇也无法自行通过，必须用驳船装运”。42
事实似乎证明，从波罗的海到白海的船运航线根本没有那么迫切需要。
注释：
1引自巴伦《争斗与共谋》一文，第638页。
2亚历山大·达林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制劳动》，第218-219页。
3爱德华·贝特森和艾伦·皮姆爵士：《关于俄国采伐劳改营的调查报告》。
4达林和尼古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制劳动》，第219页。
5同上，第221页。
6同上，第220页。
7同上，第220页；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6页。
8达林和尼古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制劳动》，第220页。
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和9401/1a/1。
1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920。
11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7页。
12乔治·基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囚犯》，第267-270页。
13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7-128页。
14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26/1/41。
15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17-19页。
16同上，第40页。
17利赫、瑙莫夫和赫列夫纽克编：《斯大林致莫洛托夫书信集》，第225和212页。
18 В.Г.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文件资料汇编，1930-1941》，第76页。这是根据卡累利阿共和国档案馆档案编选的一本文件集。
19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63页。
20巴伦：《争斗与共谋》，第640-641页；另见丘欣：《运河大军》。
21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86页。
22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173页。
23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96和1920页。
24巴伦：《争斗与共谋》，第643页。
25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37和197页。
26同上，第43-44页。
27同上，第197页。
28丘欣：《运河大军》，第121页。
29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9-20页。
30丘欣：《运河大军》，第12页。
31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72-73页。
32丘欣：《运河大军》，第127-131页。
33托尔齐克：《看不见罪恶》，第152页。
34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5-168页。
35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46和47页。
36同上，第158和165页。
37尼古拉·波戈金：《贵族》，见《苏联作家剧作集》，第109-183页；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151-157页。
38耶日·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165页。
39同上，第173-178页。
4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改造报》，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
4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改造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4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