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前进，接着，在我们的后面
整个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跟上来。
在我们的前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胜利
开辟出一条新的路……
因为我们不再认识旧的路，
我们从地牢里起身高喊
沿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胜利之路
请相信，我们将走向自由的生活……
—引自《熔炉》，印行于萨兹劳改营的刊物，一九三六年1
在政治意义上，白海运河是古拉格历史上最重要的工程。因为斯大林的亲自插手，没有什么现有资源不被用于运河建设。不遗余力的宣传机器也保证了运河工程的胜利竣工得到广泛的宣扬。然而，白海运河并非古拉格新的工程项目的典型代表，它既不是这些工程项目中的第一个，也不是最大的一个。
其实，甚至早在白海运河工程动工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悄悄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囚犯劳动力，只是远没有这么大肆张扬和宣传罢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古拉格系统已有三十万名囚犯供其支配，分散在十几个劳改营联合体和一些小型劳改营里。在远东刚刚建立的达尔劳改营，一万五千名囚犯从事劳动。在以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维舍斯基分营为基础设立于乌拉尔山脉西侧的维舍斯基劳改营，两万多人正在建设化工厂并且使其运转生产。在西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劳改营，囚犯们正在修建北方铁路、从事制砖和伐木生产，而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四万名囚犯则在修建公路、为出口采伐木材并将白海捕鱼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打包装箱。2
与白海运河不同，这些新的劳改营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尽管对于苏联来说它们肯定具有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却没有成群结队的作家前去描写它们。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个保密，但也没有人去宣传它们：古拉格的“真实”成就不是供外国人或者哪怕是苏联人消遣的。
随着劳改营的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像以前一样，苏联秘密警察继续暗中监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审讯受到怀疑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要查出“阴谋”和“阴谋集团”。从一九二九年起，秘密警察同时承担苏联经济发展的部分职责。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甚至称得上是开拓者，经常组织勘探继而开发苏联的自然资源。他们安排并且装备地质探测队，设法探明蕴藏在苏联远东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冻原下面的煤炭、石油、黄金、镍以及其他矿产资源。他们决定哪一片茂密的森林将要成为下一个采伐对象从而变成值钱的出口原木。为把这些资源运往苏联的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公路铁路联运网络，初步形成了一个贯穿数千公里杳无人迹的原野的运输体系。有时，他们亲自参加这些冒险行动，穿着沉重的皮大衣和厚皮靴穿行在冰冻的荒原上，用电报把他们的发现向莫斯科报告。
囚犯与逮捕他们的人一起得到了新的任务。尽管一些囚犯继续在铁丝网里面干重活儿、采煤或开凿河道，三十年代的前五年，囚犯们也在北极圈以北沿河划着独木舟、携带必要的器械设备进行地质勘测并且为开采新的煤矿和油田破土动工。他们为新的劳改营修建营房，架设铁丝网，竖立岗楼。他们建设必要的自然资源提炼加工厂，为铁路修筑路基，为公路浇注水泥。最后，他们还被安置于新开发的地区，在原始的荒野上生活。
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将会充满热情地把苏联历史的这一片断称为“开发北方边远地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代表了对于过去的突破。即使是在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当一场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最终在俄罗斯全国爆发时，也没有人尝试过以这样的力度勘查俄国北方边远地区并且向那里移民。气候太恶劣，人类可能遭受的苦难太沉重，俄国人的技术水平太低劣。苏维埃政权较少受到此类担忧的困扰。尽管其技术水平也先进不了多少，它几乎不关心派去进行“开发”的人们的生活问题。如果其中一些人死亡—好吧，可以派更多的人去。
悲剧经常发生，尤其是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初期。长期以来，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通过部分劳改营幸存者在民间流传，最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得到了发现于新西伯利亚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的证实。这份文件由西西伯利亚纳伦地区党委书记签发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引起斯大林本人的注意，它详细描述了一批被称为“落后分子”的流放农民到达鄂毕河上的纳济诺岛的情况。这些农民是强制移民，应当以这种身份在岛上定居，可能还要耕种岛上的土地：
第一批送去五千零七十人，第二批一千零四十四人，总共六千一百一十四人。押解途中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可以领到的一点点食物根本就不能吃，而且还把流放者关在几乎密不透风的地方……结果每天有三十五至四十人死去。然而，事实证明，与在纳济诺岛等候着这些流放者的环境相比，这样的生活条件已经算是奢侈的了……纳济诺岛完全是一个荒岛，毫无定居条件可言……没有工具，没有种子，没有食物。他们的新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五月十九日，第一批人到达的第二天，天又开始下雪，风也刮了起来。挨饿，因几个月吃不饱饭而瘦弱不堪，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没有工具……他们陷入了绝境。他们甚至无法生火御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死亡……
第一天，二百九十五人被埋葬。只是在移民队伍到达岛上之后的第四或第五天，当局用船送来少量面粉，每人其实分不到几磅。一领到自己可怜的口粮，人们马上跑到河边，试图在帽子、裤子或上衣里用河水和一些面粉。大部分人只是想尽快把面粉吃下去，结果，一些人甚至被噎死。这些面粉是移民在岛上整个停留期间所得到的仅有的食物……
到三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那位党的官员接着写道，最初的六千一百一十四名“移民”死了将近四千人。幸存的人只是因为吃了那些死人的肉才活了下来。据在托木斯克监狱遇见其中几名幸存者的另外一名囚犯说，他们看上去“像行尸走肉一样”，而且都是因吃人的罪名被捕的。3
当时，这个死亡人数甚至并不那么十分可怕，在许多古拉格最著名的早期工程中，生活条件大概无限接近于令人无法忍受的状态。以苏联远东地区贝加尔湖至阿穆尔河铁路线—“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快运系统”的一部分—的建设为中心而组成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只是因为缺乏计划事情可以发展到多么可怕的程度。像白海运河一样，这条铁路的建设也是在事先没有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非常仓促地上马的。劳改营的规划者同时进行地形勘测、铁路设计和建设；施工在勘测完成之前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在装备和仪器不足的条件下，仍然强行要求勘测人员在四个月之内提交两千公里铁路线的勘测报告。现有地图质量低劣，因此造成代价高昂的失误。据一名幸存者说，“两个勘测队〔每个勘测一段线路〕发现他们无法会合以完成勘测，因为他们沿着其行进的两条河只是在地图上相互交汇，实际上当时他们相距甚远。”4
一批批囚犯陆续到达斯沃德博内市（城市名称的意思是“自由”）的劳改营总部，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就立即开始投入劳动。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囚犯的数量从几千人增加到超过十八万人。许多人到达时已经虚弱不堪，没有鞋穿，衣衫褴褛，患有坏血病、梅毒和痢疾，其中有一些人是三十年代初期席卷苏联农村的那场饥荒的幸存者。劳改营没作任何准备。一批囚犯到达之后被关进了寒冷、阴暗的营房，发给的面包上面蒙着灰尘。如同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的负责人在呈交莫斯科的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们应付不了这种混乱局面，尤其是没有能力处理虚弱的囚犯。结果，只给那些病得厉害不能劳动的囚犯发放惩罚性的口粮任其饿死。一批包括二十九人的囚犯在到达后的三十七天之内全部死亡。5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建成之前，很可能死了数万名囚犯。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反复出现。一九二九年，在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东北的北方劳改营的古拉格铁路建设工地上，工程师们确定，给他们的工程派来的囚犯必须增加六倍。当年四月至十月间，一批批囚犯及时地陆续到达—他们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一名囚犯回忆说：“既没有营房，也没有村庄。另外有些为看守和设备搭建的帐篷。没有多少人，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大多数是中年农民，以前的富农。还有刑事犯。没有看见知识分子……”6
不过，尽管三十年代初期建立的所有劳改营联合体开始出现杂乱无章的状况，而且都对接受来自饥荒地区的虚弱囚犯毫无准备，但是，它们并非全都陷入了致命的混乱。一些人发现，假若具备合适的配套条件—相对让人满意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劳动生活条件加上来自莫斯科的强有力支持—劳改营就有可能发展扩大。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设置了更多具有共同利益的官僚机构，兴建了更多永久性建筑，甚至培养了一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骨干。人数极少的一批人最终将会占据一片片国土，把全国的一个个地区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监狱。在这一时期所建立的劳改营中，有两个—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和远北建设托拉斯—最后达到了工业帝国的规模和地位。它们的由来值得更加仔细地考察一番。
对于不善于观察的旅客来说，乘车沿着从科米共和国首府瑟克特夫卡尔市通往科米主要工业中心乌赫塔市的那条水泥路面裂缝的公路行驶似乎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已经部分有些损坏的二百公里道路经过无边无际的森林并且穿越沼泽地带。虽然途经几条河流，风景却有一种别样的平淡：这是北方针叶林，科米地区（实际上也是整个俄罗斯北部）以单调而著称的亚北极壮丽景色。
尽管景色缺少变化，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奇特的现象。如果知道去哪里找，你可能会在某些紧挨着公路的地方看见地面上的凹陷。这些凹陷是曾经随着公路的延伸一路安营扎寨的劳改营和修筑道路的囚犯施工队所留下的仅有的证据。由于工地都是临时性的，在那里囚犯经常没有营房可住，只能住在地窖（землянка）里：因此有了地面上的这些痕迹。
另一段道路旁边残留着某个劳改营更为明显的痕迹，它曾经与一座小型油田有关。如今，杂草和灌木覆盖着劳改营遗址，但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扒开它们，露出腐烂的木板—大概是用来防止囚犯的套鞋沾上油污—和一段段带刺铁丝网。这里没有纪念碑，虽然在沿着公路走下去的博格拉兹季诺有一座，那里曾经是一个可以关押两万五千人的中转集中营。博格拉兹季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沿途另一个地方，在一个属于卢克石油—当代的一家俄罗斯公司—的现代化加油站后面，竖立着一座破旧的木制岗楼，被金属碎片和几段生锈的铁丝网围着。
我与某个非常熟悉乌赫塔的人一同继续向这座城市驶去，它那神秘的历史很快就将昭然若揭。所有进入市区的道路以及市中心的所有办公大楼和公寓大楼都是囚犯修建的。市区正中心有一个公园，它是囚犯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市区有一个剧院，囚犯演员曾在里面演出；还有劳改营负责人居住过的坚固的木头房子。如今，在同一条绿叶成荫的大街上，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另一家俄罗斯新企业—的管理者居住在现代化的住宅里。
在科米共和国，乌赫塔并非独一无二。在科米这个位于圣彼得堡东北和乌拉尔山西北的遍布北方针叶林和茫茫冻原的广阔地区，尽管最初难以发现，古拉格的痕迹却到处可见。囚犯设计建设了科米共和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不只是乌赫塔，而且还有瑟克特夫卡尔、伯朝拉、沃尔库塔和因塔。囚犯修建了科米的铁路和公路及其最初的工业基础设施。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送往那里的囚犯看来，科米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许多村庄在当地仍然沿袭着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名字，例如，“中国城”，那里监禁过一批中国囚犯；或是“柏林”，曾经关押过德国战俘。
这个庞大的监狱共和国的诞生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早的考察队之一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有关，后者于一九二九年开始对当时杳无人烟的荒山野地进行考察。按照苏联的标准，这支考察队相对做了充分的准备。它拥有足够的专家，其中大部分早已是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囚犯：仅在一九二八年就有六十八位采矿工程师被关进北方专设集中营，他们是当年那场打击“破坏分子”和“阴谋分子”运动的牺牲品，他们被指控企图阻止苏联的工业化进程。7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利用从天而降的大好时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逮捕了著名地质学家Н.吉洪诺维奇。可是，在把他扔进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之后，并没有对他进行通常的审讯，而是带他前去参加一个计划会议。没有时间拐弯抹角，吉洪诺维奇后来回忆说，一个八人小组—他没说他们是什么人—直截了当地就如何准备去科米进行考察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如果他去将穿什么衣服？带多少食物？需要哪些工具？用什么方法运输？曾在一九○○年第一次去过科米地区的吉洪诺维奇指出了两条路线。地质学家可以走陆路去，步行或者骑马穿过北方针叶林区人迹罕至的泥沼和森林，到达当时该地区最大的村庄瑟克特夫卡尔。此外，他们还可以选择走水路：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出发，沿着白海北岸到达伯朝拉河河口，然后继续沿着伯朝拉河的支流向内地前进。吉洪诺维奇建议他们走后面这条路线，他指出，船只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重装备。根据他的建议，考察队从海上出发。仍是一名囚犯的吉洪诺维奇成为考察队的首席地质学家。
没有浪费时间，没有吝惜经费，因为苏联领导人把这次考察看作应当予以优先考虑的当务之急。五月，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任命两名秘密警察高级官员Е.П.斯卡雅和С.Ф.西多罗夫担任这个集体的领导。斯卡雅在十月革命期间是斯莫尔尼学院—列宁的第一个指挥部—的安全负责人，后来担任克里姆林宫的安全主管；西多罗夫则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级别最高的经济计划制订者。大约与此同时，考察队的负责人挑选出他们的“劳动力”—北方专设集中营凯姆中转监狱里的一百三十九名身体健壮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富农和刑事犯。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他们整装待发。一九二九年七月五日早晨七点，囚犯开始把装备装上北方专设集中营的轮船“格列布·博基”号。不到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扬帆启航。
不出所料，这支航行在海上的考察队遇到了重重障碍。几名看守好像有些害怕，而且其中一名竟然在中途停靠阿尔汉格尔斯克时开了小差。还有少数囚犯也在沿途不同的地方设法逃脱。当考察队终于到达伯朝拉河河口时，结果发现难以找到当地向导。即使付钱，科米当地的人也不愿意与囚犯或者秘密警察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们拒绝为驶往上游的考察队轮船提供帮助。不过，在航行了七个星期之后，“格列布·博基”号轮船终于到达目的地。八月二十一日，考察队员在奇比尤村—后来更名为乌赫塔—建立了他们的大本营。
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路线，科米共和国，1929
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科米共和国，1937
旅途劳顿之后，人的情绪通常肯定会格外低落。他们经过长途旅行—然后到了什么地方？奇比尤村几乎不能提供任何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位名叫库列夫斯基的地理学家囚犯回忆了他对此地的第一印象：“一看见那里荒凉、冷落的景象我就心头一紧：黑乎乎的高大瞭望塔孤零零地竖立着，显得荒谬可笑，有两间简陋的小屋，一大片北方针叶林和泥沼……”8
他几乎无暇多想。八月下旬，天气已经有了秋意。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一到地方，囚犯马上开始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建造他们的营房和劳动场所。地质学家着手查明钻探石油的最佳地点。更多的专家于八月底到达。新的囚犯也分批到达，最初是每个月有人来，然后是每个星期都有人来，在一九三○年这一“时期”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到考察的第一年结束时，囚犯的数量增至将近一千人。
尽管预先有所计划，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对于囚犯和移民来说，如同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一样，各种条件骇人听闻。因为没有营房，大部分人不得不住在帐篷里。没有足够的冬衣和套鞋，食物根本不够吃。运来的面粉和肉类比定量要少，药品的情况也一样。正如考察队负责人在后来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生病和身体虚弱的囚犯人数越来越多。与世隔绝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到这时为止，新建的这些劳改营与文明世界相距十万八千里—它们甚至远离公路，更不用说铁路线了—因此，科米的劳改营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使用过带刺铁丝网。逃跑被认为毫无意义。
囚犯仍在陆续到达—后续的考察队接二连三地从乌赫塔的大本营出发。如果这些考察队进展顺利，它们逐个依次建立新的营地—营站，有时营站所在的地方遥远得几乎无法想象，距离乌赫塔有几天或者几周的路程。另外，它们还要建立附属的营地、修筑道路或者组成集体农庄生产囚犯之需。以这样的方式，劳改营像迅速生长的杂草一样在科米整个空旷的林区蔓延开来。
事实证明，一些考察队是短命的。对于一九三○年夏天从乌赫塔出发去北冰洋的瓦伊加奇岛考察的头几支队伍来说，这是其中一支的结局。尽管瓦伊加奇考察队—后来这样称呼它—同样充分配备了地质学家囚犯，早期地质考察实际上已经探明了岛上铅和锌的储量。一些地质学家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劳动，以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他们进行了奖励：准许他们将妻子儿女带到岛上共同生活。瓦伊加奇岛所在的位置极其偏远，劳改营的负责人似乎并不担心有人逃跑，因此他们允许囚犯结伴或是与自由工人一起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散步，不必经过特别许可或批准。为了鼓励“在北极的突击劳动”，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马特维·贝尔曼同意，瓦伊加奇岛的囚犯每突击劳动一天，将他们的刑期折减两天。9不过，矿井在一九三四年被海水淹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好于第二年将囚犯和设备撤离了该岛。10
事实证明，其他考察队的寿命更长一些。一九三一年，一支由二十三人组成的考察队乘船从乌赫塔出发，沿着内河水路向北航行，打算开发一年前在科米北部的北极冻原上发现的一个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沃尔库塔煤田。像所有此类考察一样，地质学家领路，囚犯驾船，一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小组指挥行动，途中经常遭遇夏季麇集于冻原的密密麻麻的蚊虫。最初他们露天过夜，然后设法搭建营房过冬，第二年春天，他们建成了一个简陋的煤矿：鲁德尼克一号矿。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囚犯开始用鹤嘴锄、铁锹和木制手推车采掘煤炭。仅仅不到六年时间，鲁德尼克一号煤矿就将变成沃尔库塔市，同时成为沃尔库塔劳改营—整个古拉格系统最大最残忍的劳改营之一—的总部。一九三八年，沃尔库塔劳改营关押着一万五千名囚犯，出产煤炭十八万八千二百零六吨。11
严格地说，科米共和国的新居民并不全部都是囚犯。从一九二九年起，当局同时开始向这个地区流放“特殊移民”。最初，这些“特殊移民”几乎全都是富农，他们携家带口来到这里，希望重新开始靠土地生活。雅戈达亲自宣布，将会给予移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种菜、养猪、打渔并且修建自己的住房：“他们首先居住在劳改营分配的房子里，然后将自己解决住房问题。”12虽然听起来前景似乎相当美好，实际上，当将近五千个这样的移民家庭—超过一万六千人—在一九三○年来到这里时，像通常一样，他们发现什么也没有。到当年十一月时，尽管至少需要七百间营房，却只修建了二百六十八间。三四个家庭合住一间。没有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冬天穿的套鞋。流放村没有澡堂、马路、邮政所，也不通电话。13
尽管有些人死去，还有许多人企图逃走—到七月底，企图逃走的人数为三百四十四人，科米共和国的移民还是成了科米劳改营系统的永久性附属品。后来的镇压浪潮给这一地区送来了更多的移民，尤其是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因此，当地人把科米的一些村庄称为“柏林”。移民并不住在铁丝网里面，但却与囚犯干着同样的活儿，有时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一九四○年，当局将一个采伐劳改营改变成为流放村—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两种形式可以互换。还有许多移民最后当上了劳改营的看守或管理人员。14
这种地区性的发展迟早要反映在劳改营的名称上。一九三一年，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更名为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或者叫乌赫伯朝劳改营。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将多次更名—并且改组和分解—以反映其布局的变化、版图的扩大和官级的提升。实际上，到三十年代末，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根本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劳改营，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劳改营网络，总共有二十几个劳改营，其中包括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和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石油和煤炭）、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林业）、沃尔库塔劳改营和因塔劳改营（采煤）以及北方铁路劳改营（铁路）。15
另外，在紧接着的几年时间里，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及其派生物变得越来越臃肿，根据不断增长的需要，它设立了新的机构，修建了新的建筑。需要医院，劳改营当局就建医院，而且引进了使囚犯成为药剂师和护士的培训制度。需要食物，他们就组织自己的集体农庄，建立自己的仓库和配送体系。需要电力，他们就建设发电厂。需要建筑材料，他们就开办砖瓦厂。
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他们就培训现有的囚犯。许多以前是富农的劳动力原来是文盲或半文盲，涉及技术相对复杂的工程项目时，这些人造成大量问题。劳改营当局因此开办了技术培训学校，反过来，这些学校需要更多的新房子和新骨干：数学教师和物理教师，还有监视他们工作的“政治教员”。16到四十年代时，沃尔库塔—一座建立在永久冻土层上的城市，它的道路必须每年重铺路面，管道必须每年维修保养—已经有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和一所大学，还有一些电影院、木偶剧院、游泳池和幼儿园。
然而，尽管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发展并不特别大张旗鼓，它也不是没有计划的。毫无疑问，脚踏实地的劳改营负责人希望自己的工程项目做大做强，然后自己的地位声望随之提高。迫切的需要—而非中央的计划—将会导致许多新的劳改营产生。不过，在苏联政府的需要（某个流放其敌人的地方）与各个地方的需要（更多的伐木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简明的互利关系。例如，当一九三○年莫斯科制订流放移民的计划时，地方负责人兴高采烈。17最高级别的会议也会讨论劳改营的前途。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政治局—在斯大林出席的情况下—把一次全体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现状和未来，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它的前途和物资供应。从会议纪要上看，政治局似乎对所有事情均有所决定，或者说，至少批准了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劳改营应当开发哪些资源；应当修建哪几条铁路；它需要多少拖拉机、汽车和船只；它可以接收多少特殊移民家庭。政治局还为劳改营的工程拨了款：超过两千六百万卢布。18
在上述决定做出之后的一年间[31]，囚犯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从一九三二年年中的四千七百九十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年中的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二人，这不可能是偶然的。19正是在苏联统治集团的最高层，有人希望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发展扩大。考虑到其权力和威望—这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与“奥斯维辛”在公众的记忆中成为所有纳粹集中营的象征一样，“科雷马”这个词也渐渐开始意味着古拉格最为深重的苦难。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科雷马是一条河流，一座山脉，一个地区，同时它也是一个隐喻。”20位于边远的西伯利亚东北角太平洋沿岸的科雷马地区幅员辽阔，矿藏丰富，尤其是黄金储量丰富，它很可能是俄罗斯最荒凉的地方。科雷马比科米更寒冷—冬天，那里的气温经常下降到零下四十五摄氏度[32]—而且甚至更偏僻。21为了到达科雷马劳改营，囚犯乘坐火车穿越整个苏联—有时要用三个月—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乘船完成余下的旅程，向北经过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最后抵达科雷马河谷的门户马加丹港。
科雷马劳改营的第一任负责人是古拉格历史上最浮夸的人物之一。爱德华·别尔津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担任一九一八年负责保卫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后来，他参加过镇压列宁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揭露布鲁斯·洛克哈特的“英国阴谋”的行动。22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把组建维舍斯基集中营的任务交给别尔津，这是苏联最早的几个大型集中营之一。他以极大的热情沉迷于这项工作，以致一位研究维舍斯基集中营的历史学家认为，他对那里的治理是古拉格“浪漫主义时期”的最高水平。23
在建立白海运河劳改营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了维舍斯基劳改营，别尔津似乎也非常赞成（或者至少是在口头上热烈支持）高尔基关于改造囚犯的想法。别尔津以父亲般的友善为他的囚犯提供了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和“餐厅式”食堂。他开辟了公园，建成了人造喷泉和一个小型动物园。他还定期给囚犯发工资，并且实行与白海运河劳改营负责人同样的“劳动表现好就提前释放”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措施中受益：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囚犯，或者只是不走运的囚犯，可能会被送往维舍斯基劳改营设在北方针叶林中的诸多小型林业营站中的某一个，那里环境恶劣，死亡率较高，囚犯还有可能遭到秘密拷打甚至被杀害。24
尽管如此，别尔津的目的至少是，他的劳改营看起来像一个体面的机构。所有这些乍一看似乎让人对他成为远北建设管理局—远北建设，将要开发科雷马地区的一个“托拉斯”或伪企业—第一任负责人的人选感到奇怪，因为远北建设的创办没有什么特别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缘由。斯大林对科雷马地区的兴趣始于一九二六年，当时他派了一名工程师特使前往美国学习采矿技术。25后来，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之间，政治局对科雷马地区的地质地理状况至少进行了十一次讨论—斯大林多次亲自参加讨论。像扬松委员会在古拉格的组织问题上谨慎行事一样，用历史学家戴维·诺兰德的话说，政治局在这些讨论中使用的“与其说是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主义辞令倒不如说是关于投资重点和经济回报的务实性语言”。斯大林随后专门与别尔津通信询问囚犯的生产能力、劳动定额以及产品产量等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改造囚犯的计划。26
科雷马，1937
另一方面，别尔津制造美好公共形象的才能也许正是苏联领导人所需要的。因为，尽管后来远北建设被直接纳入古拉格的管理体系，但是最初在公开场合，有关方面似乎一直都把这个托拉斯称作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大型联合企业，与古拉格没有任何关系。当局悄悄建立了东北劳改营，它向远北建设托拉斯出租囚犯。实际上，两个单位从来不分彼此。远北建设的负责人也是东北劳改营的负责人，而且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可是，在表面上，它们保持独立，在公众面前，它们以不同的身份出现。27
这样安排有一定道理。至少，远北建设需要吸引愿意前来工作的人，特别是工程师和婚龄女性（在科雷马两者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因此，别尔津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招聘措施试图说服“自由职工”移居科雷马地区，甚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敖德萨、罗斯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设立了办事处。28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和别尔津就不会想让科雷马与古拉格的关系太密切，他们担心这种关系可能吓跑潜在的应聘者。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这些阴谋也有可能是针对国外的。像苏联的木材一样，科雷马的黄金将直接卖给西方国家，以换取急需的技术和机器。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领导人想使科雷马金矿尽量看上去像一个“正规”企业。与对苏联木材的抵制相比，对苏联黄金的抵制危害性更大。
无论如何，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亲自插手了科雷马事务。一九三二年，他竟然要求每天汇报黄金工业的生产情况，而且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对远北建设的勘探计划以及完成进度的细节很感兴趣。他派人视察劳改营，还把远北建设的负责人频繁召到莫斯科。像对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一样，为远北建设拨款时，政治局也就这些钱应该如何使用作出明确指示。29
然而，远北建设的“独立”并非完全有名无实。尽管别尔津确实要对斯大林负责，他还是设法在科雷马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以致后来想起“别尔津时期”多少有些让人怀念。别尔津似乎是以一种相当简单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工作的：他的职责就是让囚犯尽量多采黄金。他对让他们挨饿、害死他们或者惩罚他们不感兴趣—唯一重要的是生产数字。因此，在远北建设第一任负责人的治下，各种条件远远没有后来那样残酷恶劣，囚犯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忍饥挨饿。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在远北建设投产的前两年，科雷马的黄金产量增长了八倍。30
最初几年确实经常出现与其他劳改营一样的混乱无序状况。到一九三二年，将近一万名囚犯—其中包括一批工程师和专家囚犯，他们的技能与他们面对的劳动任务完全吻合—与三千多名自愿前来的“自由职工”在科雷马地区干活儿，后者是劳改营的非囚犯职工。31高死亡率伴随着人数众多的囚犯。在别尔津时期的第一年来到科雷马的一万六千名囚犯中，实际上只有九千九百二十八人活着到达马加丹。32其余的人则因衣服单薄和缺少防护被冬天的暴风雪冻死或卷走：第一年那些囚犯中的幸存者后来宣称，他们当中只有一半人活了下来。33
然而，初期的混乱一旦过去，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别尔津努力改善各种条件，他显然不无道理地认为，为了采掘大量黄金，囚犯需要吃好穿暖。因此，在科雷马幸存下来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记述了劳改营的“老居民”所谈到的别尔津让人感到温暖的治理：“当气温下降到零下五十一摄氏度时，就不再派他们去干活儿。每个月允许他们休息三天。食物可以吃饱也有营养。给囚犯[зек]发放保暖的衣物—皮帽子和毡套鞋……”34另一名科雷马的幸存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的短篇小说集《科雷马故事集》是所有描写劳改营的作品中最让人感到痛苦的—也把别尔津时期描写成一段这样的时间：
吃得好，冬季每天劳动四到六个小时，夏季每天十个小时，还给囚犯发高薪，这使他们有可能在刑满之后作为有钱人返回内地……那个时期的墓地埋人很少，以致在那些后来者眼中，科雷马的早期居民仿佛是一些长生不死的人。35
如果说生活条件比后来要好，那么，劳改营的管理对待囚犯也更具有人性。当时，自愿前来的自由职工与囚犯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两种人正常来往；囚犯有时获准搬出营房住在自由职工的生活区里，除地质学家和工程师之外还有可能被提拔为武装看守。36三十年代中期来到科雷马的移民玛丽娅·约费被允许保留书籍和纸张，她回忆说，大部分移民家庭得到准许住在一起。37
囚犯还被允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像白海运河劳改营一样，科雷马劳改营宣传自己的囚犯劳动突击手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一名囚犯甚至成为远北建设的“斯达汉诺夫工作法教员”，那些表现好的囚犯还能得到一枚小小的奖章，表明他们是“科雷马劳动突击手”。38
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一样，科雷马的基础设施迅速变得更加庞杂起来。三十年代，囚犯不仅建设了矿山，而且为马加丹港建设了港区和防波堤，他们还修建了从马加丹通往正北方向的科雷马公路，这是该地区仅有的一条重要道路。东北劳改营的大部分营站沿着这条公路设立，并且经常根据这些营站与马加丹之间的距离为它们命名（例如“四十七公里营站”）。囚犯同时建设了马加丹这座城市本身，一九三六年，它有一万五千人，而且还将继续增长。一九四七年，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更加偏远的劳改营里服刑七年以后回到了这座城市，对马加丹发展速度的“惊奇和赞叹几乎”使她“神魂颠倒”：“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注意到，高大的建筑屈指可数。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它确实是个大城市。”39
实际上，金斯堡是注意到某种奇特悖论的少数囚犯之一。它不可思议，但真实存在：在科雷马，像在科米一样，古拉格正在缓慢地给偏僻的荒野带来“文明”—如果可以把这一切称为“文明”的话。道路正在只有森林的地方修建；房屋出现在沼泽地带。土著居民慢慢地被挤走，以便给城市、工厂和公路腾出地方。多年以后，一位女士—她是偏远的科米采伐营之一洛克奇姆劳改营的一名炊事员的女儿—缅怀往事，给我讲了劳改营仍在运转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哦哦，整整一仓库蔬菜，地里种满了瓜果—土地一点也不像现在这样贫瘠。”她愤愤地向如今坐落在以前劳改营禁闭室遗址上的小村庄挥动着手臂，那里仍然有人居住。“还有真正的电灯，那些头头坐着他们的大汽车几乎天天进进出出……”
金斯堡发表了同样的议论，而且更加具有说服力：
人心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诅咒想出这个主意的那些人：在这块永久冻土上建立一座城市，用无辜者的血和泪融化大地。可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荒谬的自豪……在我离开的七年间，它发展得多么快，变得多么漂亮，我们的马加丹！完全认不出来了。我赞美每一盏街灯、每一条柏油马路，甚至赞美为文化宫正在上演轻歌剧《美元公主》做广告的大幅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块碎片，哪怕是最令人痛苦的那一块。40
到一九三四年为止，古拉格在科雷马、科米、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地方的发展重复着与索洛韦茨基相同的模式。发展初期，草率低效、混乱无序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死亡。即使并非全部都是施虐，看守随心所欲的残忍造成了许多苦难，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囚犯。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似乎渐渐摇摇晃晃地走上正规。死亡率从一九三三年因席卷全国的饥荒而达到的高峰下降，劳改营也变得更加有序。根据官方的统计，一九三四年，囚犯的死亡率在百分之四左右徘徊。41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生产石油，科雷马劳改营生产黄金，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劳改营生产木材。贯穿西伯利亚的道路正在修建。失误不断出现，灾祸频繁发生，不过，这是苏联所有地方的现实。快速推进工业化、缺乏计划性以及训练有素的专家不足使得各种事故和超负荷运转不可避免，大型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肯定对此心知肚明。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仍然正在迅速成为苏联最重要的经济角色之一。一九三四年，建设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米特劳改营动用了将近二十万名囚犯，比白海运河动用的还要多。42西伯利亚劳改营也已发展起来，一九三四年时自称有六万三千名囚犯，而达尔劳改营自从建立以来规模扩大已经超过最初的三倍，一九三四年时拥有五万名囚犯。另外一些劳改营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兹劳改营，那里的囚犯在集体农庄劳动；列宁格勒附近的斯维尔劳改营，那里的囚犯采伐木材并为这座城市生产木制品；还有哈萨克的卡尔劳改营，它把囚犯当做农民、工人甚至渔民使用。43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在一九三四年进行了改组和更名，这部分反映了其新的地位和更大的责任。在这一年，秘密警察正式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且有了一个新的首字母缩写名称：НКВД。以其新的名义，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控制了一百多万囚犯的命运。44但是，相对平静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突然，在一场同时消灭主人和奴隶的革命中，这个系统将把自己折腾个底朝天。
注释：
1《熔炉》，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九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藏刊）。
2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5 76页。
3尼古拉·韦尔特：《一个反人民的国家：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见斯特凡娜·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154页。与在托木斯克监狱遇见几名幸存者的无名氏囚犯所述相同的关于这一惨案的描述也出现在《纪念》杂志上，载第一卷，第342-343页；另见С.A.克拉西尔尼科夫等编：《西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933-1938》，第76-119页。
4О.П.叶兰采娃：《什么人在三十年代如何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载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国家档案》，第71-81页。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是在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联邦托木斯克州中心档案馆发现的档案。
5同上；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53页。
6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19291956》，第104页。
7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我的描述所依据的是卡涅娃的文章，这篇文章依据的则是科米共和国档案中的文件和纪念协会的文献资料集。
8同上，第331和334-335页。
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8。
10 В.А.米京：《瓦伊加奇考察队（19301936）》，见《北方古拉格及其后果》，第22-26页。
11沃尔库塔方志博物馆展览；另见《沃尔库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内务部文件），收藏于科米共和国瑟克特夫卡尔纪念协会文献资料集；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92页。
12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第339页。
13娜杰日达·伊格纳托娃：《一九三○至一九四○年科米共和国的特殊移民》，见《草根：青年历史学家文集》，第23-25页。
14同上，第25和29页。
15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13-14页。
16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第337-338页。
17娜杰日达·伊格纳托娃：《一九三○至一九四○年科米共和国的特殊移民》，见《草根：青年历史学家文集》，第23-25页。
18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第342页。
19同上。
20约翰·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5页。
21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我就本章和其他各章中对科雷马历史的描述向戴维·诺兰德关于科雷马的著作表示感谢，他的著作是迄今西方有关科雷马的唯一一项基于档案的全面性研究成果。
22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