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只有死人
笑得出来，因为他们从挣扎中解脱，
列宁格勒的神迹、魂灵，
围绕着它的监狱游荡；
获罪的人群，
被集中关押在铁路调车场
害怕听到机车汽笛的长鸣
满载的火车呼啸而去，“滚吧，贱人！”
死亡之星在我们头顶高悬。
在血迹斑斑的大皮靴的践踏下，
在黑色玛鲁斯车轮的碾压下，
无辜可爱的俄罗斯痛苦不堪。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1935—1940》1
客观地说，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这两年—作为大清洗的年份为人们所铭记—并不是劳改营历史上戕害囚犯最严重的时期，也不是劳改营扩张到极限的标志：在下一个十年，囚犯的人数要多得多，接着，在一九五二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许多年，囚犯的人数达到顶点。尽管可以利用的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但是显而易见，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农村那场饥荒的高峰期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进行得最激烈时—当时，关押在苦役营、监狱和战俘营的总共大约有四百万人—劳改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2
作为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值得商榷的是，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重要性是否被人为地夸大了。索尔仁尼琴甚至抱怨那些谴责斯大林主义迫害活动的人“总是对让我们如鲠在喉的那两年—‘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钉住不放”。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不错。3毕竟，大清洗是在二十年的镇压之后出现的。从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定期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流放，首先是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反对派，接着是二十年代后期的“阴谋破坏分子”，然后是三十年代初期的富农。所有这些大逮捕事件全都伴随着对那些造成“社会动乱”的人们的常规性搜捕。
同样，甚至更多的逮捕和流放紧跟着大清洗而出现：对来自一九三九年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波罗的人；对被敌军俘虏的红军“叛徒”；对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以后发现自己处在前线另一边的平民百姓。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将会重新逮捕获释的前劳改营囚犯，再往后，就在斯大林死前不久，还将大规模逮捕犹太人。尽管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受害者可能较为知名，尽管像那两年出现的那种作秀式“公开审判”的戏剧性场面没有再次上演，大清洗时期的逮捕并未因此毫无争议地成为苏联镇压史上的巅峰之作，人们宁愿将其看作斯大林统治时期席卷全国的比较特殊的镇压浪潮：它主要影响到掌权者—老布尔什维克、军队和党的领导成员，总的来看，它波及到更为广泛的人群，结果导致被处决的人数非常多。
无论如何，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意外死亡的监狱转变成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副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尽管这种转变并未持续多久，尽管到一九三九年时劳改营故意致死的情况确实再次有所缓解—其后，死亡率将随着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时起时落—然而，在劳改营看守和囚犯的心理上，大清洗同样留下了印记。4
像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一样，古拉格的居民可以看到清洗即将来临的早期征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生了至今仍然是个谜的对列宁格勒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的暗杀之后，斯大林推动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大的权力逮捕、审讯、处决“人民的敌人”。没过几个星期，两名地位显赫的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过去都曾反对过斯大林—已经沦为这些法令的牺牲品，他们与成千上万名支持者和被控支持他们的人一起遭到逮捕，这些支持者大多来自列宁格勒。紧接着，大批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尽管最初并不比三十年代早些时候进行的清党活动的范围更大。
渐渐地，清洗变得血腥起来。一九三六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斯大林的手下不停地审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时审讯了一批列昂·托洛茨基的前追随者，为使他们在八月份正式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公开审判中“供认罪行”做准备。这些人后来全部被处决，一起处决的还有许多他们的亲属。接着，对包括极具个人魅力的尼古拉·布哈林在内的其他地位显赫的布尔什维克的审判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他们的家人也被处决。
逮捕和处决的狂热在党的统治集团内部向下扩散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它由斯大林从上层推动。斯大林利用这种狂热消灭反对他的人，形成一个效忠他的领导阶层，同时恐吓苏联人民—并且充实他的集中营。一九三七年初，他签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负责人下达的命令，列出各个地区逮捕人数（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的定额。一些被捕的人必须处以“第一类”惩罚—死刑，其他人则被处以“第二类”惩罚—在集中营里监禁八年至十年。第二类中的大部分“敌对分子”将被关进特设的政治犯监狱，大概为的是不让他们带坏劳改营的其他囚犯。一些学者推测，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苏联各个地区关押“敌对分子”的最大容量作出判断，然后据此给它们分配定额。另一方面，可能与此根本无关。5
看着这些命令很像在看某个官僚机构就其制订的五年计划最新版本所下的订单。例如，下面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一道命令的内容：
类 第一类 第二 总计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500 3750 5250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500 1000 1500 2000 10000 12000
苏维埃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000 3000 5000 250 500 750 500 1300 1800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1500 2000 500 4000 4750 750 1500 2000 500
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350 1500 1850
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500 2500 3000
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700 1000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300 700 1000 300 1200 1500 300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100 300 400
100 300 400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300 1500 1800
等等6
显然，清洗决不是迫不得已进行的：甚至预先准备好了关押新的囚犯的新的集中营。清洗也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希望各地的下属表现出热情来，后者都积极地照办了。“我们请求批准另外枪毙七百名达什纳克党[33]人和其他反苏分子，”一九三七年九月亚美尼亚内务人民委员部向莫斯科请示。就像他或莫洛托夫所签署的许多别的报告一样，斯大林亲笔签字批准了一份类似的请示报告：“我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第一类惩罚罪犯数量提高到六千六百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批准另外逮捕三万名“富农和其他反苏分子”。7
一些苏联民众拥护新的逮捕行动：突然揭露出大量“敌对分子”—许多位居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存在无疑解释了，尽管斯大林完成了伟大的转折，尽管实现了集体化，尽管实施了五年计划，苏联为什么仍然如此贫穷落后。但是，大多数苏联民众因为著名革命家供认罪行的情景、因为邻居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表了点意见便在夜间神秘失踪而极为恐慌。
在古拉格，清洗首先通过消灭大批劳改营的负责人而给其留下了印记。如果说，在全国的其他领域，一九三七年是以革命消灭革命之子的年份而为人们所铭记的话，那么，在劳改营系统，它则是以古拉格消灭古拉格创建者的年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消灭从最高层开始：亨里希·雅戈达，对扩大劳改营系统主要负责的秘密警察头子，在给最高苏维埃写信为其一生进行辩护之后，他于一九三八年受到审判并被枪毙。“死亡太残酷了，”这个把那么多人送上死路的人写道，“我跪在党和人民面前，请求他们宽恕我，饶了我的性命。”8
接替雅戈达的小矮人尼古拉·叶若夫（他只有五英尺高）立即开始动手清除雅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朋友和下属。如同将要对其他人的家人下手一样，叶若夫也对雅戈达的家人下了手，他逮捕了雅戈达的妻子、父母、姐妹、外甥和外甥女。雅戈达的一位外甥女回忆了外祖母—雅戈达的母亲—在与全家人一起被流放的那一天的反应。
“但愿格纳[雅戈达]能够看见他们正在对我们干什么，”有人悄悄地说了声。
突然，从不高声说话的外祖母转向空荡荡的公寓大声喊道：“他应该受到诅咒！”她跨过门槛，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关门声好像这句母亲的诅咒的回音一样在楼道里回荡。9
许多受到雅戈达举荐提拔的劳改营负责人和管理者遭遇了与他同样的命运。与另外数十万苏联公民一起，他们被控策划重大阴谋而遭到逮捕，然后归入可能牵连成百上千人的复杂案件接受审判。其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间的古拉格负责人马特维·贝尔曼为核心。为党工作多年—贝尔曼于一九一七年入党—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他领导了一个旨在为劳改营囚犯创造“特殊环境”的“右翼托派恐怖破坏组织”，蓄意削弱劳改营看守“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备战状态”（因此造成大量囚犯逃跑）并且破坏古拉格的建设工程（致使工程进展缓慢）。
贝尔曼不是独自一人倒下的。在苏联各地，当局发现古拉格劳改营的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同一个“右翼托派组织”，于是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案件的审判记录具有一个离奇的特点：前几年的所有失败挫折—生产计划没有完成，道路修建质量低劣，囚犯建设的工厂几乎无法投产—似乎到了某种登峰造极的荒唐程度。
例如，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副指挥官亚历山大·伊兹赖列夫因“阻挠增加煤炭开采”而被判刑。亚历山大·波利索诺夫是任职于古拉格武装看守部门的一名中校，他被指控给看守造成“难以对付的局面”。古拉格铁路建设处处长米哈伊尔·戈斯金被指控为沃洛恰耶夫卡至共青城的铁路线“制订了不切实际的建设计划”。古拉格医药部门的负责人伊萨克·金斯堡被认为对囚犯的高死亡率负有责任，他还被指控为其他反革命囚犯创造特殊条件，使他们以生病为由提前获释。这些人大部分被判处死刑，不过，个别人获得了减刑，然后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极少数人甚至幸存下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恢复名誉。10
数量惊人的一批古拉格早期管理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后来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警卫处的前北方专设集中营负责人费奥多尔·艾希曼斯于一九三八年被枪毙。古拉格的第二把手拉扎尔·科甘于一九三九年被枪毙。接替贝尔曼担任古拉格负责人的伊兹赖尔·普利纳只干了一年，随后也在一九三九年被枪毙。11这个系统似乎需要对其工作如此不利的原因作出解释—看来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或者说，“这个系统”是一种可能引起误解的表述：需要对其精心制订的强制劳动计划进展得如此缓慢并且产生了如此混乱的后果的原因作出解释的也许应该是斯大林本人。就消灭的普遍性来说，存在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例外。因为斯大林不仅全盘掌控逮捕什么人，有时他还决定不要逮捕什么人。一个让人产生兴趣的事实是，尽管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以前的同事几乎全部都死了，而他竟然躲过了行刑队的子弹。一九三七年，弗伦克尔担任建设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线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远东地区最混乱最危险的劳改营之一—的负责人。然而，当四十八名“托洛茨基分子”于一九三八年在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被捕时，不知何故他却没有名列其中。
鉴于劳改营的报纸曾经对他激烈抨击、公开指责他蓄意进行破坏这一事实，弗伦克尔没有出现在逮捕名单上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他的案件在莫斯科被神秘地搁置了。正在对弗伦克尔进行调查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地方检察官感到这种搁置不可理解。“我不明白这一调查为什么要受‘特别法令’的制约，或者说是谁颁布了这个‘特别法令’，”他写信向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发问，“如果我们不去逮捕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我们应该逮捕什么人？”看来，斯大林仍然可以把他的朋友完全保护起来。12
一九三七年关于劳改营负责人的最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也许是将近年底时发生在马加丹的事情，这要从逮捕远北建设负责人爱德华·别尔津说起。作为雅戈达的嫡系，别尔津应该预感到他的职业生涯很快就要被终结。十二月份接待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整整一班新“助手”—其中包括一名级别高于别尔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帕夫洛夫少校—时，他就应该产生疑心。虽然斯大林经常以这种方式把即将失宠的官员介绍给其继任者，别尔津却没有显出丝毫怀疑。当载着新来的这班人的轮船—它不祥地被命名为“尼古拉·叶若夫”号—驶进纳加耶夫湾时，别尔津安排军乐队欢迎他们。接着，在登上“尼古拉·叶若夫”号轮船之前，他用了几天时间向新的“班子”介绍处理问题的诀窍—尽管他们其实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他完全正常地乘坐西伯利亚特快列车前往莫斯科。不过，作为头等车厢乘客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别尔津，抵达时却成了阶下囚。在距离莫斯科只有七十公里的亚历山德罗夫，他乘坐的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别尔津在这个小站的站台上—首都以外，以免在莫斯科城里引起大惊小怪—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莫斯科的中央监狱卢比扬卡接受审讯。他很快便因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受到起诉。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他组建了一个“科雷马间谍—破坏托派组织”，根据指控，该组织一直通过海上给日本政府运送黄金，并且正在策划一个阴谋以使日本接管苏联的远东地区。他们还指控他是英国和德国的间谍。显然，远北建设的这位负责人曾经是个非常忙碌的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别尔津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被枪毙。
罪名的荒唐并不影响结案的最后期限。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迅速行动的帕夫洛夫逮捕了别尔津的大部分下属。在严刑拷打之下，东北劳改营负责人И.Г.菲利波夫全盘招供，几乎牵连到所有人。菲利波夫供认，他于一九三四年“招募了”别尔津，他交代说，他们的“反苏组织”计划通过“准备发动一场反对科雷马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准备并且实施针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煽动土著居民……煽动进行广泛的破坏”以及其他种种推翻苏联政府的活动。别尔津的主要助手列夫·叶普施泰因随后供认，“在进行破坏的同时还为法国和日本搜集秘密情报”。马加丹综合医院的主治医生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和阴谋分子有联系”。到这一切结束时，曾与别尔津有过交往的数百人，从地质学家到各类官员到工程师，不是被处死，就是成为阶下囚。13
应当理性地看待他们的遭遇，科雷马的领导班子不是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被摧毁的唯一一个权力网络。到一九三七年底，斯大林已经清洗了一大批著名的红军将领，其中包括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兵团司令约恩·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等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大部分人被枪毙，其余的人则被关进集中营。14苏联共产党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清洗不仅涉及斯大林在党的领导阶层中的潜在敌人，而且扩散到全国各地党的领导班子、党委第一书记、地方党委书记以及重要工厂和机构的负责人。
在某些地方，在某个社会阶层，逮捕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叶莲娜·西多尔金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逮捕，她后来写道，“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人们不愿交谈或见面，特别是与父亲或者母亲已被‘隔离’的那些家庭。冒失地站出来支持被捕者的极个别人相当于主动申请‘隔离’自己”。15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消灭了，劳改营的管理部门也没有全部被摧毁。实际上，更多不太出名的劳改营负责人甚至比一般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过得还要好一些，就像曾经受到雅戈达提携的В.А.巴拉巴诺夫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一九三五年，时任德米特劳改营副指挥官的巴拉巴诺夫因“在醉酒状态下”进入劳改营而与一名同事一起被捕。结果，他丢掉了官职并被判处短期徒刑。一九三八年大批逮捕雅戈达的亲信时，巴拉巴诺夫正在北方边远地区的一个劳改营里劳动，他的存在被人遗忘。成功戒酒的巴拉巴诺夫重振旗鼓，经过一步步升迁之后，到一九五四年时，他已成为古拉格系统总负责人的副手。16
但是，在关于劳改营的民间记忆中，一九三七年不只是作为大清洗的年份而被人们所铭记；它也是对那些教育改造罪犯的事迹所进行的宣传终于逐渐消停下来的一年，同时消停下来的还有致力于这一理想的虚张声势。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应当归因于与这场宣传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的被捕和死亡。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与白海运河联系在一起的雅戈达被枪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突然死亡。与高尔基合作编辑了《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И.Л.阿韦尔巴赫—他后来又写了献给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从罪犯到劳动者》—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被捕。另外还有许多参与了高尔基的白海运河集体创作活动的作家也是同样下场。17
不过，这种变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当政治辞令变得越来越激进时，当对政治犯的抓捕力度大大加强时，关押这些危险政治犯的劳改营的地位同样发生了变化。在一个由偏执狂和监视癖所控制的国家里，为“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所设立的劳改营即使并不完全是个秘密（四十年代的许多主要城市，囚犯在修建道路和公寓住宅楼的工地上劳动应该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景象），它们的存在至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尼古拉·波戈金的剧作《贵族》于一九三七年暂时遭到禁演，尽管它在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六年重新上演。18高尔基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也被列入禁书名单，至今原因不明。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任负责人再也无法忍受对失宠的雅戈达的浅薄颂扬了。要不然也可能是，在一个新的敌人不断出现的时期，在一个数十万敌人陆续被处决而非被改造的时期，该书对成功教育改造“敌人”的乐观描写不再合乎情理。可以肯定的是，很难在书中那些讨人喜欢、无所不能的契卡人员的故事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进行的大规模清洗之间找到和谐统一之处。
为了不使人们认为他们对隔离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工作马马虎虎，莫斯科的古拉格系统负责人还下发了新的内部保密制度，这需要额外承担大笔费用。所有信件以后必须由专人投递。仅在一九四○年一年时间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投递员就递送了两千五百万份机密邮件。那些写给劳改营的信件现在寄往专用的邮政信箱，因为劳改营的地址成了秘密。劳改营从地图上消失了。为了掩饰劳改营的真实活动，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公函也把它们委婉地称为“特定对象”（спецобъекты）或“分部”（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19
由于提到劳改营及其居民的活动时所使用的特定术语越来越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制订了一套可以用于明码电报的复杂代码。一九四○年的一份文件列出了这些代码的含义，其中有些代码发明得古怪离奇。孕妇被称为“书本”，有孩子的妇女叫“收据”。反过来，男人叫“账单”。流放者叫“废物”，接受调查的囚犯叫“信封”。一个劳改营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分营是一个“工厂”。有个劳改营的代码是“自由”。20
劳改营内部使用的语言同样发生了变化。直到一九三七年秋天，官方文件和公函还经常以职业称呼劳改营的囚犯，例如，简单地称他们为“伐木工”。到了一九四○年，一名囚犯不再是一名伐木工而只是一名囚犯：一名囚犯在大部分文件中缩写为зек或з/к。21一批囚犯变成了一个контингент（“分队”或“定额”），这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官僚术语。囚犯也不再可能赢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称号：某个劳改营的管理者愤愤不平地给其部下写了一封信，命令他们把努力干活儿的囚犯称为“像突击手一样劳动的囚犯”或是“以斯达汉诺夫工作法从事劳动的囚犯”。
当然，“政治犯”这个词早已不再明确使用了。对社会主义者政治犯的特殊待遇在他们于一九二五年从索洛韦茨基转走之后便终止了。但是现在，“政治犯”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它涵盖了根据臭名昭著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被判刑的任何人，其中包括所有“反革命”犯—只是这个罪名具有完全相反的含义。政治犯—有时叫做反革命（KP）、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越来越经常地被称为“人民的敌人”（врагинарода）。22
这个术语是一个雅各宾党人[34]用语，列宁最初在一九一七年使用过，一九二七年，它曾被斯大林重新拿来形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一九三六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地区及共和国的党组织发出一封密信—斯大林的俄国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认为这封信是“斯大林写的”—之后，它开始具有某种更加广泛的含义。这封密信阐述说，当人民的敌人“似乎变得驯顺和无害”时，他们正在从事一切可能“暗中侵蚀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他们“私下都不承认”。换句话说，敌人已经不再可能通过他们公开表明的观点来辨认。后来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拉夫连季·贝利亚也将频繁引用斯大林的话，他特别提到，“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23
在劳改营里，“人民的敌人”如今成为官方文件中的正式用语。妇女作为“人民的敌人的妻子”被逮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七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之后，这种逮捕成为可能，同样的逮捕也适用于子女。法庭冠冕堂皇地以“革命敌人的家庭成员”（ЧСВР）为罪名将他们判刑。24许多“妻子”被集中监禁在俄罗斯中部莫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那里也以捷姆劳改营而著称。被罢免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回忆说，在那里，“我们—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的妻子，布哈林和拉狄克[35]的妻子，乌博列维奇和加马尔尼克[36]的妻子—成为同病相怜的难友：‘有人分担不幸，不幸就减轻了一半！’”25
另一位捷姆劳改营的幸存者加琳娜·莱温松回忆说，这个劳改营的管理制度相对宽松，也许因为“我们没有被判刑，我们只是‘妻子’”。她特别提到，直到那时劳改营里的妇女大多数都是“地道的苏维埃人”，因此仍然相信她们被捕是由党内某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阴谋造成的。一些人天天忙于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信，生气地抱怨针对她们实施的阴谋。26
除了其官方用途之外，到一九三七年时，“人民的敌人”逐渐成为一句骂人的话。从索洛韦茨基时期开始，集中营的创办者和设计者就是根据囚犯不是人而是“劳动力”的概念建立起了这一体系：即使是在白海运河建设期间，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把富农描写成“几乎像牲畜一样”。27不过到了这时，宣传机器甚至把“敌人”说成是连两条腿的牲口都不如的东西。从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同样开始公开地把“人民的敌人”称为“害虫”、“污秽”和“垃圾”，有时或者简单地称之为必须连根除掉的“杂草”。28
这样做的寓意显而易见：即使仍把他们当人看待，囚犯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苏联公民。一名囚犯注意到，他们经常是被“逐出政治生活的一类人，而且不许参加礼拜仪式和宗教盛典”。29一九三七年以后，没有看守再用“同志”（товарищ）这个词称呼囚犯，囚犯则可能因为用其称呼看守而遭到毒打，他们必须称看守为“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决不会出现在劳改营或监狱里的墙壁上。三十年代中期相当普遍的一种景象—一列满载着囚犯的火车，车厢装饰着斯大林的肖像，飘扬的旗帜表明车厢里的人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不复再现。对五一劳动节的庆祝也是如此，曾在索洛韦茨基城堡举行的那些活动变得简直难以想象。30
这样被“逐出”苏联社会生活对苏联囚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让许多外国人感到震惊。一位名叫雅克·罗西的法国囚犯—他是一本关于劳改营生活的百科全书式指南《古拉格手册》的作者—写道，“同志”这个词可以使长期没有听到它的囚犯心情激动：“刚刚劳动了十一个半小时的一队囚犯愿意留下来再干一班，只是因为总工程师……对他们说：‘同志们，我要求你们这样做。’”31
由于对“政治犯”的非人化处理，他们的生存条件随之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而且在一些地方变化的幅度非常大。三十年代的古拉格普遍管理混乱，经常虐待囚犯，有时导致死亡。不过，在三十年代的某些地方和某些时间，甚至政治犯也有机会得到真正的救赎。白海运河的建设者可以看到《改造报》，报纸的名称意味着“重新做人”。波戈金的《贵族》的结尾突出了一名前破坏分子的“转变”。弗洛拉·利普曼的母亲是一个与俄国人结婚的苏格兰女人，迁居圣彼得堡之后不久即被当做间谍逮捕。一九三四年，利普曼去北方的一个采伐劳改营探望关押在那里的母亲，她发现，“在秘密警察还没有变得像几年之后那样诡谲从而造成心理导向时，看守与囚犯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某种人性的成分。”32利普曼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几年之后”她本人也成了一名囚犯。一九三七年以后，对囚犯的态度的确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以“反革命”罪逮捕的那些人。
在劳改营里，政治犯被从他们曾经担任的设计或管理岗位上撤了下来，强迫他们回去参加“一般劳动”，这意味着在矿山或森林从事无需特殊技能的体力劳动：再也不能允许“敌人”占据任何重要岗位，因为害怕他们将进行破坏。远北建设的新任负责人帕夫洛夫亲自签发命令，强行要求把地质学家囚犯И.С.达维坚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力使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从事独立的工作。达维坚科的任务应当受到严格控制，因此需要进行日常监视”。33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归档的一份报告中，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负责人同样声称，他已经“清理了一切政治方面不可靠的工人”，尤其是“所有那些曾经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的前囚犯”。他保证，从此以后，管理和技术工作将会留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комсомолец]和可以信赖的专家”。34显然，经济效率不再是劳改营优先考虑的重点。
整个劳改营系统的管理制度对于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变得更加严厉起来。三十年代初期，从事“一般劳动”的囚犯的面包定量每天高达一公斤，即使对于那些没有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也是如此，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面包定量则提高到两公斤。在白海运河的主要营站，一个月有十二天给囚犯吃肉。35到了三十年代末，有保证的定量至少减半，面包降到四百至四百五十克，那些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的人还能额外得到二百克。惩罚性定量减少到三百克。36关于那个时期的科雷马，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道，
毁掉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只需二十到三十天时间，他气色红润地在清新、寒冷的空气中开始了其劳改营生涯，每天劳动十六个小时，根本没有休息日，加上持续饥饿，衣不蔽体，还要在布满破洞的帆布帐篷里熬过零下五十多度的寒夜……在采金季节干活儿的整队整队的囚犯中，除了队长本人、队里的通讯员和队长的几个私人朋友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37
生存条件还因囚犯数量的增加而恶化，在一些地方恶化的速度令人惊讶。政治局的确曾经试图为囚犯的大批流入预先做好准备，它于一九三七年指示古拉格，除了“在哈萨克的边远地区”修建更多的劳改营之外，还要在科米地区开工修建五个新的林业劳改营。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古拉格甚至得到一笔“一千万卢布的预付款”用于这些新劳改营的建设。另外，国防、卫生、林业等人民委员部受命派遣二百四十名管理人员和政治工作者、一百五十名医生、四百名护士、十名杰出的林业专家和“五十名列宁格勒林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去古拉格工作—立即派遣。38
尽管如此，现有的劳改营再次塞满了新来的囚犯，三十年代初期人满为患的状况重新出现。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修建的一个可以容纳二百五十至三百人的营站—西伯利亚林业劳改营—里，一名幸存者估计，一九三七年的囚犯数量实际上超过了一万七千人。即使真实的囚犯数量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过高的估计表明，囚犯在那里必定感到了无比的拥挤。营房不足，囚犯们还挖了地窖（землянка）；就连地窖里面也是拥挤不堪，以致人们“动弹不得，除非踩在某个人的手上”。囚犯都不愿意出去，因为害怕失去栖身之地。没有碗，没有勺子，打饭还要排长队。一场疟疾开始流行，很快就有一些囚犯死去。
在后来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西伯利亚劳改营当局甚至郑重总结了“一九三八年的惨痛教训”，特别是因为那场危机“损失了大量劳动日”。39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在整个劳改营系统，官方承认的死亡人数翻了一番。虽然无法找到每个地方的统计数字，不过，根据推测，在送去了大量政治犯的那几个北方边远地区—科雷马、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的劳改营，死亡率要高得多。40
但是，囚犯不只是因为忍饥挨饿和过度劳累而死的。在新的形势下，当局很快感觉到，不光是把敌人关押起来就行了：最好把他们全消灭。于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一道镇压“前富农分子、盗窃犯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这道命令规定了处决古拉格囚犯和其他犯人的数量。41接着，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叶若夫签署一道命令，要求处决关押在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里的囚犯。他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对最活跃的反革命分子—……除了那些作为反苏组织成员被判刑的人之外，还有那些因从事间谍、破坏、恐怖、叛乱和抢劫活动被判刑的人—的镇压行动”。42
在索洛韦茨基—当时那里也已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他把“盗匪和刑事犯罪分子”与政治犯加在一起同时处决。当局规定了索洛韦茨基处决囚犯的数量：在仍被囚禁于索洛韦茨基的犯人中枪毙一千二百人。一名目击者回忆了一些囚犯被叫走那天的情况：
突然，他们强迫所有人从城堡打开的牢房里出来进行一次全体点名。点名时，他们念了一个长长的上路者名单—有几百人。给这些人两个小时做准备，然后在同一个中心广场集合。接着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一些人跑去收拾东西，另一些人去与朋友告别。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上路的人大都待在自己的地方……囚犯们带着提箱和背包列队走了出去……43
有些囚犯显然还带着刀，随后在卡累利阿北部的桑多尔莫赫村附近，他们用刀攻击了对他们执行枪决的人，使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这一事件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执行枪决以前把所有囚犯的衣服扒得只剩下内衣。后来，负责这次行动的那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所得到的奖赏只是在档案中把他执行这次任务的勇猛形容为一次“出色的表现”。几个月之后，他也被枪毙了。44
在索洛韦茨基，被处决的囚犯似乎是随机挑选的。不过，在一些劳改营，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们觉得特别难以管理的囚犯。沃尔库塔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在那里，挑选出来的许多囚犯实际上是前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真正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过劳改营的罢工以及其他抗议活动。一位见证人估计，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初冬，沃尔库塔劳改营当局把大约一千二百名囚犯关押在一个废弃的砖厂和一些塞满了人（“人多得塞不进去”）的大帐篷里，他们主要是托洛茨基分子，还有其他政治犯和少数几个刑事犯。一点加热的食物也不给这些囚犯：“每天的定量只有四百克几乎干蹦蹦的面包。”45把他们在那里一直关到五月底，在一班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从莫斯科来到之后。这班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把囚犯分成四十个小组。囚犯被告知他们即将上路。每人发给一块面包。帐篷里的囚犯听见命令他们列队离开—“接着响起了枪声”。
帐篷里面变成了地狱。一名因“投机倒把”罪—把自己养的猪拿到市场上去卖—而被捕的农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睁着两眼，不知所措。“我做过什么与你们政治犯一样的事情吗？”他不停地悲叹，“你们在为权力、地位而争斗，可我只是需要活着。”据目击者说，还有一个人自杀了。有两个人发了疯。终于，射击停止了，像它开始时一样突然和莫名其妙，这时大约还有一百个人活着。负责行动的那一班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返回莫斯科。幸存的囚犯回到矿山。在整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约有两千名囚犯被杀害。
斯大林和叶若夫并不总是从莫斯科派遣局外人前去执行这一类任务。为了加快全国各地的处决进程，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组织了三人小组，在劳改营内外负责行动。一个三人小组就像听起来那样是三个人，通常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区负责人、党的省委书记和一名检察院或地方政府的代表。他们三位一体，有权在法官、陪审员、律师不参加的情况下，甚至不必经过审理，缺席对某个犯人作出判决。46
三人小组一步到位，他们的动作的确神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天，在这一天，卡累利阿共和国的三人小组总共判决了二百三十一名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囚犯。假定这是一个十个小时的工作日，中间他们也不休息，那么，用于决定每一名囚犯命运的时间应该不到三分钟。被判刑的那些囚犯大部分在很早以前—三十年代初期—已经被判过刑。现在，他们因新的罪名受到指控，通常与在劳改营里表现不好或者生活态度消极有关。他们当中包括一些以前的政治犯—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名“拒绝为苏联当局工作”的前修女，还有一名在劳改营里当炊事员的富农分子。后者被指控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煽动不满。当局声称，他故意“让他们排长队，优先给普通囚犯打饭”。47
歇斯底里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大规模处决突然停止，在劳改营和全国的其余部分都是如此。也许只是因为它已达到预定目标。也可能是因为它对仍然脆弱的经济正在造成严重的破坏。无论由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大清洗中所出现的“失误比可以预料到的更多”。48
没有人道歉或忏悔，而且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就在几个月之前，斯大林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负责人发了一个通知，称赞他们“给予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颠覆人员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清除了国内破坏分子、叛乱分子和间谍分子的骨干人员”。然后他只是指出了行动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简化了调查程序”、证人和确凿证据不足。49
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清洗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斯大林将尼古拉·叶若夫—他被怀疑是所有这些“失误”的制造者—撤职，随后将他判处死刑。与其前任雅戈达一样，在叶若夫为自己的一生进行了辩护之后，死刑于一九四○年执行。叶若夫说：“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死去。”50
像几年前雅戈达的心腹一样，叶若夫的门生与他一起失势遭殃。一天，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她的牢房里注意到，墙上贴着的监狱规章制度被揭走了。当它们再次贴上时，其左上角注明“经负责国家安全的首席人民委员叶若夫批准”的地方被用白纸盖住了。但是，变化并不仅仅限于此处：“先是[监狱负责人]魏因施托克的名字被涂掉，安东诺夫取而代之；接着安东诺夫被涂掉，在原先写着他的名字的地方写着：监狱总负责人。‘那是以免再次更改，’我们觉得挺可笑的。”51
劳改营系统的生产效率继续急剧下滑。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大规模枪决、病弱囚犯数量增加以及失去专家囚犯使劳改营的产量迅速下降。一九三八年七月，当局要求古拉格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大幅度减产进行研讨。52科雷马金矿的生产效率也在下降。即使大量补充新的囚犯仍然无法使黄金的总开采量上升到与过去相当的水平。在被撤职以前，叶若夫亲自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更新远北建设过时的采矿技术—好像那是真正问题之所在似的。53
与此同时，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负责人—他曾非常自豪地吹嘘自己成功地清除了劳改营管理人员中的政治犯—抱怨说，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清洗肯定“强化了”劳改营技术人员的政治素质，他小心翼翼地写道，但是，它也“使技术人员的短缺更加严重”。例如，在他的第十四分营，一万两千五百名囚犯中只有六百五十七名非政治犯。可是，大部分非政治犯都被判了重刑，这使他们丧失了担任专家和管理人员的资格，而且还有一百八十四人是文盲—只剩下七十人可以作为文员或技师使用。54
总的来说，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的总产值从一九三六年的三十五亿卢布下降到一九三七年的二十亿卢布。劳改营的工业总产值也从十一亿卢布下降到九亿四千五百万卢布。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