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劳改营无法赢利的生产状况及其严重的混乱状态，还有生病和濒死囚犯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可能不引起莫斯科的注意，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党组织的会议对劳改营经济进行了多次非常坦率的讨论。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名官员对科米劳改营的“混乱无序状态”表示不满。他还指责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负责人建了一个“设计不当”的镍工厂，结果浪费了大量资金。鉴于所拨付的用于建立新的林业劳改营的资金数额，另一名官员抱怨说，“我们期待的应该更多。我们的劳改营规划设计毫无章法，主要房屋建在烂泥塘里，现在不得不搬家。”
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不满越来越严重。在北方地区的劳改营，出现了“食品供应特别紧张的局面”，这导致“身体虚弱的工人和完全不能劳动的囚犯比例大幅度上升，死亡率和患病率居高不下”。56同一年，人民委员会议承认，患有糙皮病或其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劳改营囚犯比例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57
当然，大清洗并不应该对这些问题全都负责。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备受斯大林青睐的弗伦克尔林业劳改营实际上也从来没有赢利过。58囚犯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一直—并将永远—大大低于自由劳动力。但是，这个教训仍然没有被汲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将叶若夫撤职之后，接替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几乎立即开始着手修改劳改营的规章制度，简化办事程序，一切均以使劳改营回归斯大林想要其处在的位置—苏联经济的中心—为目的。
贝利亚仍不认为劳改营系统本身天生就是非生产性和消耗性的。相反，他似乎认为劳改营系统的管理人员不称职。现在，他决心使劳改营成为苏联经济真正赢利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是要动真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贝利亚并没有从劳改营大量释放蒙受不白之冤的囚犯（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从监狱释放了一些）。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劳改营也没有变得更加人道。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对待“敌人”的非人化态度长期充斥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者的言谈话语中。对政治犯—实际是对所有囚犯—的虐待一如既往：一九三九年，在贝利亚的监督下，第一批几乎没有任何防辐射保护的囚犯开始在科雷马的铀矿干活儿。59贝利亚仅仅改变了这个系统的一个方面：他指示劳改营的负责人，要让更多的囚犯活着，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他们。
尽管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贝利亚实际上还解除了对“聘请”政治犯在劳改营的技术性岗位上担任工程、科研或专业技术职务的禁令。在具体实践中，劳改营负责人把政治犯当做“专家”使用时仍然小心翼翼，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期古拉格发生蜕变为止。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同分支仍然在为是否应该禁止政治犯担任专业职务争论不休，一些人坚持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太危险；另一些人则声称，没有他们劳改营将难以运转。60尽管贝利亚从来没有彻底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他太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苏联经济的一个富有效率的组成部分了，以致不能允许古拉格系统中任何重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丢掉他们的专长在北方边远地区挨饿受冻。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开始为科学家囚犯安排工作间和实验室，囚犯将它们称为黑店。索尔仁尼琴在一个黑店里面干过活儿，他在小说《第一圈》中对其中之一—一个“绝密的研究机构，正式提到时只是一个代码”—作了描述：
十几名囚犯从劳改营被带到莫斯科郊外这个古老的乡间住宅，它的四周围着带刺铁丝网……当时，囚犯们并不十分清楚带他们到马夫里诺来是要进行哪一种类型的研究的。他们忙着卸下两辆货物专列运来的一堆堆板条箱，为自己弄到舒适的椅子和书桌，并把设备整理分类……61
最初，黑店被命名为“特别工程局”。后来，它们被总体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局”，最终将有大约一千名科学家在黑店里干活儿。在某些情况下，贝利亚亲自把有才能的科学家查找出来，下令将他们带回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人给他们洗澡、理发、刮脸，并且先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便把他们派往监狱的实验室去干活儿。贝利亚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航空工程师图波列夫[37]，后者来到黑店时随身带着一个包，里面装有一大块面包和几块糖果（甚至在被告知伙食将会得到改善之后，他仍然拒绝交出这些食物）。
反过来，图波列夫交给贝利亚一份另一些需要召回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苏联火箭发动机的首席设计师瓦连京·格卢什科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父—实际上是整个苏联太空计划之父—的谢尔盖·科罗廖夫。在科雷马服刑十七个月之后，科罗廖夫回到卢比扬卡监狱，他因坏血病掉了好几颗牙齿，用其难友的话说，他看上去“面有饥色，形容枯槁”。62不过，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贝利亚将会列出他的黑店所发明的二十项重要的新型军工技术，并且详细说明这些技术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多种方式应用于国防工业。63
在某些方面，贝利亚的统治对于普通囚犯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改善。总体上，伙食状况的确暂时好转。如同贝利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所指出的那样，每天两千卡路里的劳改营伙食标准适合坐在监狱里的人，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由于盗窃、舞弊以及对劳动表现不佳的惩罚，这个低标准的伙食定量实际上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大批囚犯正在挨饿。贝利亚对此感到遗憾，不是因为他同情囚犯，而是因为居高不下的囚犯死亡率和患病率妨碍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计划。贝利亚要求制订新的伙食标准，以使“囚犯劳动力的体力能够在所有产业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64
尽管伙食标准有所提高，但这几乎一点也不说明，贝利亚的统治预示着重新把囚犯当人对待。相反，囚犯从人变成劳动力的过程继续向前迈进了几步。在劳改营里，囚犯仍然可以被处死—但不仅仅因为反革命倾向。有所不同的是，那些拒绝劳动或者试图给生产捣乱的囚犯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管制，关禁闭、恶化伙食和居住条件，以及其他惩罚措施”。“逃避劳动者”还将被增加刑期，直至判处死刑。65
地方检察机关立即开始对逃避劳动的行为立案调查。例如，一九三九年八月，一名囚犯被枪毙，不仅因为他本人拒绝劳动，而且因为他还煽动别人不去劳动。十月，三名显然是正统派修女的女囚犯被指控拒绝劳动并在劳改营里吟唱反革命的赞美诗：结果，两个人被枪毙，第三个人延长了刑期。66
大清洗那几年还在另外一个方面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古拉格再也不把囚犯统统看成值得救赎的人了。对表现好的囚犯实行的“提前释放”制度被取消。由于提前释放制度对劳改营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危害，通过一次众所周知的对劳改营日常事务的直接干预，斯大林亲自将其废除。一九三八年，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斯大林问道，
我们不能想一些别的方式奖励他们的劳动吗？—奖章，或是这么一类东西。我们正在按照错误的方式办事，我们正在妨碍劳改营的工作。释放这些人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出于国家经济的考虑，这样做是个错误……我们总是释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却是最差的。67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项内容大致如此的法令颁布了。几个月后，另一项法令还废除了“有条件提前释放”老弱病残者的制度。患病囚犯的数量将会因此而相应增加。这时，对勤劳囚犯的主要奖励只能是改善“生活用品供应和伙食”—斯大林所想到的奖章于是也渐渐有了吸引力。一九四○年，远北建设甚至已经开始颁发奖章。68
这些倡议中有几项违反了当时的法律，因此实际上受到抵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司法人民委员里奇科夫均反对废除提前释放制度，也反对将那些受到“扰乱劳改营生活”指控的囚犯强行判处死刑。但是，像以前的雅戈达一样，贝利亚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他在所有较量中获胜。从一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得到授权，可以召回被“暂借”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大约十三万名囚犯。贝利亚决心使古拉格实际上做到真正赢利。69
贝利亚所进行的改变的确以惊人的速度产生了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经济活动指标再次开始增长。一九三九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总产值为四十二亿卢布；一九四○年为四十五亿卢布。战争期间，当囚犯开始大批进入劳改营时，产值增长得甚至更快。70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劳改营的死亡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死亡率从百分之五下降到百分之三，即使是在囚犯的数量不断增加时。71
这时劳改营的数量也比过去多了很多，而且它们的规模比三十年代初期要大得多。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囚犯的数量翻了将近一番，从九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万人，同时还有另外大约一百万人被流放。72除了一些临时营房和带刺铁丝网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劳改营已经变成真正的工业巨人。东北劳改营是远北建设的主要劳改营，一九四○年它容纳了近二十万名囚犯。73由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鲁德尼克一号营站发展而成的沃尔库塔劳改营一九三八年有一万五千名囚犯；到一九五一年，它将拥有七万多名囚犯。
不过，也有新建的劳改营。诺里尔劳改营可能是新一代劳改营中条件最为恶劣的，它通常以诺里尔斯克著称。像沃尔库塔和科雷马一样地处北极圈以北的诺里尔斯克坐落在一个巨大镍矿—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镍矿—的正上方。诺里尔斯克的囚犯不仅开采了镍矿，而且还在矿山旁边建成了镍加工厂和发电站。接着，他们又建设了供管理矿山和工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居住的城市—诺里尔斯克市。像它的前辈一样，诺里尔斯克发展迅速。一九三五年，劳改营有一千二百名囚犯；一九四○年，囚犯达到一万九千五百人。在其规模最大的一九五二年，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九名囚犯将被监禁在那里。74
一九三七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建立了卡尔戈波尔劳改营；随后，一九三八年，在俄罗斯中部建立了维亚特劳改营，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建立了克拉斯劳改营。这些劳改营基本上都是林业劳改营，后来又经营了一些副业—制砖厂、木材加工厂、家具制造厂。四十年代，它们的规模都将扩大一到两倍，在那个时候，每个劳改营的囚犯数量均在三万人左右。75
还有另外一些劳改营，如此频繁地开设、关闭和重组使得难以给出某一特定年份劳改营数量的准确数字。有些劳改营的规模很小，为满足某个特定工厂、行业或建设项目的需要而设立。还有一些是临时性的，为修建公路或铁路而设立，完工之后就废弃了。为了处理劳改营数量巨大而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古拉格当局最终设立了若干分局：工业劳改营分局、公路建设分局、林业分局等等。
然而，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劳改营的规模。从三十年代末开始，所有新设立的劳改营全都具有一种纯粹的产业性质，它们没有维舍斯基劳改营的喷泉和“花园”，没有伴随着科雷马建设所进行的理想主义宣传，在劳改营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没有什么专家囚犯。奥尔嘉·瓦西里耶娃是一名管理人员，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后期曾在古拉格以及其他工程的工地上担任过工程师和检查员。她回忆说，较早的时候，“看守非常少，管理人员非常少，雇用人员非常少……三十年代，各种工作都用囚犯来做，例如办事员、理发员、看守”。可是，到四十年代时，情况全都变样了，她回忆说：“所有事情开始呈现一种强化的特征……就像劳改营变得更大、管理变得更严厉那样……情况变得更残酷了。”76
实际上可以说，到三十年代末，苏联的集中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时，它们扩展到了苏联几乎所有地区，横跨它的十二个时区，遍布大部分共和国。从阿克纠宾斯克到雅库茨克，没有哪个主要的人口聚居中心此时没有自己本地的劳改营或移民定居点。囚犯劳动力被用来生产各种东西，从儿童玩具到军用飞机。四十年代在苏联的许多地方，平常做事很难不与囚犯打交道。
更为重要的是，劳改营进化了。如今，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77一个同样具有自身独特文化的庞大官僚机构从莫斯科统治着幅员广阔的古拉格帝国。这个中枢定期向各地的劳改营发出命令，控制着从总体政策到细枝末节的所有事情。尽管各地的劳改营并不（或者不能）总是按照法律条文办事，古拉格却再也没有恢复其早期的特殊性质。
囚犯的命运仍然随着苏联的政策、经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而动荡。但是，试验期结束了。如今，古拉格系统已经走上正轨。囚犯称之为“绞肉机”的那一套程序—逮捕、审讯、押解、伙食供应、强制劳动等等一系列方法—在四十年代初期固定下来。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这些方法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注释：
1安娜·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诗集》（斯坦利·库尼茨和马克斯·海沃德编辑并英译），第103页。
2埃德温·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30和122页。培根根据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收集编辑了他的统计数字，对不同类型的所有强制劳动力进行了汇总。参见深入讨论统计数字的本书附记。
3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 24页。
4除非另有说明，对大清洗的这种解释出自康奎斯特所著《大清洗》、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所著《1937：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社会》、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以及特里·马丁的文章《大清洗：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解释》（载二○○○年第十八期《历史》杂志，第22-37页）。
5格蒂和瑙莫夫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472页。
6见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劳动》杂志；重新发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见第472-477页；在希尔达·萨博所编《不能沉默》一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文件，见第297-304页。
7萨博编：《不能沉默》，第297-304页。
8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卢比扬卡手册》，第15页。
9韦罗妮卡·兹纳缅斯卡雅：《那一天》，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41-149页。
10 Д.尤拉索娃：《为古拉格工作人员案平反的决定》，载《铃声》，第一卷，第389-399页。
1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人事档案。另见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文献》，第797-857页。
1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8131/37/99。
13关于逮捕别尔津的这一记述根据诺兰德的文章《古拉格的重镇》和《马加丹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建设负责人的变化》，后者发表于二○○一年四至十二月第四十二卷第二至四期《俄国社会手册》，见第649 665页。
14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82-213页。
15叶莲娜·西多尔金娜：《看押下的年代》，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94页。
1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9401/12/94。
17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98页。
18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151-157页。
19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6页。
20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文献》，第863-869页。
21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5-96页；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83-184页。
22雅克·罗西：《古拉格手册》（威廉·伯汉斯英译），第180页。
23同上，第60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279页。
24罗西：《古拉格手册》，第36和497页；《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第86-93页。
25安娜·拉林娜：《我无法忘记这一切：尼古拉·布哈林遗孀回忆录》（加里·克恩英译），第182页。
26加琳娜·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39-42页。
27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341页。
28韦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自然、环境与记忆》。
29古斯塔夫·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安杰伊·西奥尔科茨英译），第10页。
30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5页。
31罗西：《古拉格手册》，第449页。
32弗洛拉·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38页。
33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34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0页。
35丘欣：《运河大军》，第120页。
36什米罗夫：《劳改营的现实》。
37引自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
38见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劳动》杂志；重新发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见第479-480页；Н.А.莫罗佐夫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二○○一年七月。
39 С.А.帕普科夫：《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劳改营系统和强制劳动》，见《回归的记忆》，第三卷，第40-57页。
4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9414/1/ОУРЗ，见亚历山大·科库林所著《古拉格：机构和人员》。
41这是00447号命令，尼基塔·彼得罗夫和А.罗金斯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一文中作了分析，见亚历山大·古里亚诺夫所编《对波兰人和波兰公民的镇压》，第22-43页。
42《桑多尔莫赫的墓碑：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四日（索洛韦茨基营站）》（一本关于桑多尔莫赫处决的文件集），第3和160-167页，另一个资料来源所引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镇压囚犯命令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罗尔夫·宾纳、马克·琼格和特里·马丁：《苏联各省的大清洗：联合参考书目》，载二○○一年四至十二月第四十二卷第二至四期《俄国社会手册》）。
43 Св.帕维尔·弗洛连斯基：《文集》，第四卷，第777-780页，根据尤里·奇尔科夫所著《但是原本一切如此》。
44《桑多尔莫赫的墓碑》，第167-169页。
45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二百三十三档案柜，第二十三文件夹；另见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28页。
46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86-287页。
47彼得罗扎沃茨克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档案，背景资料42，第55-140页：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三人领导小组会议第十三号会议记录，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见彼得罗扎沃茨克纪念协会尤里·德米特里耶夫资料集。
48康奎斯特：《大清洗》，第438页。
49格蒂和奥列格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532-537页。
50同上，第562页。
51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保罗·史蒂文森和马克斯·海沃德英译），第256页。
52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28-29页。
53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53-257页。
54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3页。
55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9页。
56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05-107页。
57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58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3页。
59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6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4240。
61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25和29页。
62雅罗斯拉夫·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载一九九○年一月号《旗帜》，第107-150页，另见一九九○年二月号《旗帜》，第104-149页；Д.赖兹曼：《过着女王一般生活的玛丽嘉克》，第21-23页。
63亚历山大·科库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技术局》，载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历史档案》，第85-99页。
64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9页。
6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7/1。
6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4和25。
6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7/1。
6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56；7523/67/2和9401/1a/71。
69艾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05-106页。
70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80页。
71 В.Н.泽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社会人口学问题》，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国家历史》杂志，第63页；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30页。
72 В.Н.泽姆斯科夫：《古拉格群岛：以作家和统计学家的目光观察》，载一九八九年第四十五期《论据和事实》杂志，第6-7页；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30页。
73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308页。
74同上，第338-339页。
75同上，第200-201、191-192和303页。
76本书作者对奥尔嘉·瓦西里耶娃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77为奥霍京和罗金斯基所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共同撰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序言的М.Б.斯米尔诺夫、С.П.西加切夫和Д.В.什卡波夫使用了“劳改营工业联合体”一词。
全盛时期的古拉格，1939-1953
第二部分 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