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最近有人被捕，我们决不会问“他为什么被捕？”但是我们属于例外。大部分人非常害怕，他们询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给自己一点希望；即使别人由于某种原因被捕，接着他们也不会被捕，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争着想出绝妙的理由，证明每一次逮捕的合理性：“喂，她其实是个走私犯，你知道吗”，“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或者“果然不出所料，他就是个惹事的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有鬼”，“他根本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们不问“他为什么被捕？”这个问题的原因。
每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受流行风气的传染问起这个问题时，“为什么？”阿赫玛托娃总会愤然喊道。
“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1
上面这位被另一位诗人的遗孀引用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说得也对也不对。一方面，从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的镇压机器当时已经正常运转—开始，苏联政府不再不给理由或者解释就从大街上抓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这要经过逮捕、调查、审讯、判刑等程序。另一方面，将人逮捕、审讯和判刑的那些“罪名”荒谬绝伦，而且调查取证的程序极不合理甚至荒诞离奇。
回想起来，这是苏联集中营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集中营的囚犯是通过某种法律程序送进来的，尽管并不总是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纳粹占领欧洲时期，没有人审判犹太人，而苏联集中营的绝大多数囚犯却是受到审讯（无论多么草率）、审判（无论多么像闹剧）之后被定罪的（即使这用时不到一分钟）。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依照法律作出的判决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工作动力的一部分，也是以后在集中营里控制着囚犯生活的看守和管理者的工作动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重申：苏联镇压体系合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合理。相反，与一九一七年相比，一九四七年准确地预言什么人将会被逮捕变得更加不容易。诚然，猜测谁可能被逮捕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期，苏联政权似乎是这样挑选它的受害者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某个邻居听见他们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某个领导看见他们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主要则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当时正被视为可疑分子的人群。
这些人群有的相对明确—二十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三十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有的实在很模糊。例如，整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外国人”一直被认为是可疑分子。说到“外国人”，我指的是那些实际上的外国公民，那些与国外有来往的人、或是那些与外国具有某种—想象的或真实的—联系的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总是逮捕行动的候选对象—而且，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引人注目的外国人特别有可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遭到逮捕。罗伯特·罗宾逊是三十年代移居莫斯科的几名美国共产党的黑人党员之一，他后来写道，“不到七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三十年代初期成为苏联公民的黑人都从莫斯科消失了”。2
外交官也不能幸免。例如，美国公民亚历山大·多尔冈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低级雇员，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九四八年他在大街上被逮捕并且不公正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嫌疑落在他头上的部分原因是他幼稚地想要甩掉盯梢他的秘密警察“尾巴”，而且因为他善于说服使馆的司机把汽车借给他使用，以致苏联秘密警察怀疑他可能比其职位所表明的更重要。他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八年，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回到美国。
外国共产党的党员时常成为逮捕的对象。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居心叵测地告诉共产国际—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的组织—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下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三百九十四名成员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时只剩下一百七十一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当中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犹太人似乎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最终，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被处决。3
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苏联有一些讲芬兰语的芬兰人，他们有的已经移居美国，有的出生于美国，全都是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来到苏联的。受苏联宣传—苏联说客跑到美国的芬兰语社区，吹嘘苏联美妙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就业机会—的鼓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讲芬兰语的卡累利阿共和国。这些芬兰人几乎立即给当局带来了问题。原来，卡累利阿与美国大不相同。许多人向愿意倾听的人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然后试图返回美国—结果却在三十年代后期被送进了劳改营。4
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同样受到怀疑。排在前面的是“移居民族”，也就是那些与边界另一边有亲戚关系和来往的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卡累利阿芬兰人，还有散居于苏联各地的波罗的人、希腊人、伊朗人、朝鲜人、阿富汗人、中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档案，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在针对这些“民族”的抓捕行动中将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三人定罪判刑。5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还要反复开展类似的行动。
然而，受到怀疑的甚至不一定非得是说外语的人不可。任何拥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集邮者，世界语爱好者，有笔友或亲戚在国外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参加修建东清铁路—始建于沙俄时期的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线—的所有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在劳改营里，他们被称为“哈尔滨人”。6罗伯特·康奎斯特描述了一名歌剧演员和一名兽医被捕的原因，前者因为在一次正式舞会上与日本大使跳过舞，后者则因为给外国人的几条狗看过病。7
到三十年代后期，大多数普通苏联公民渐渐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因此根本不愿意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娶了一位俄国妻子的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员卡尔洛·施泰纳回忆说，“苏联人几乎全都不敢与外国人有私人交往……我妻子的亲戚对我来说实际上一直都是陌生人。他们不敢来看我们。听说我们打算结婚时，索尼娅受到所有亲戚的警告……”8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初次访问苏联—许多苏联人仍然对外国人存有戒心，在大街上不理他们，甚至根本不与他们发生目光接触。
不过，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警察抓走了，而且，也不是每一个被指控与外国有联系的人确实都与外国有联系。人们还会因为更加奇特的理由被逮捕。9结果，对“为什么”这个—让安娜·阿赫玛托娃深恶痛绝的—问题的询问在一个着实令人惊讶的范围内产生了种种貌似合理的解释。
例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的丈夫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因为他所写的诗攻击了斯大林而被捕：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说话，十步以外没人听得见我们的声音
但是，在还可以低声交谈的地方
就会提到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凶手、农夫杀人犯。
他那粗大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胖
他的话像秤砣一样是最终决定
他的蟑螂髭须带着轻蔑的笑意
他的皮靴包边闪闪发亮
在他身边，围着一群没有脊梁骨的官吏，
半人半鬼，像弄臣一样为他效力
有人欢嘶，有人猫叫，有人哀号
只有他大喊大叫指指点点
发出马蹄铁似的命令一道道
打中某个人的下身，打中某个人的脑袋，打中某个人的眼睛—
对于胸怀博大的奥赛梯人[38]来说
处死一个人就像品尝一道甜品10
尽管官方列举了种种理由，苏联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之一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认为，她是因为拒绝与战时苏联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睡觉而被捕的。为了让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她被捕的真正原因，（她声称）向她出示了一张由他签署的逮捕令。11斯塔罗斯京四兄弟都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一九四二年遭到逮捕。他们始终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效力的斯巴达队不幸击败了拉夫连季·贝利亚喜爱的迪纳摩队，对他造成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12
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13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14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如果说逮捕人的理由名目繁多各种各样，那么，逮捕人的方法也是如此。一些人的被捕具有明显的前兆。三十年代中期，亚历山大·韦斯伯格被捕之前几个星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特工屡次把他召来审讯，反复问他是如何成为“间谍”的：谁招募了你？你招募过谁？你为哪个外国组织工作？“翻来覆去他所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总是给他同样的回答。”15
大约同一时期，《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的作者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她还是一名高官的妻子—也在每天晚上“受邀”前往卢比扬卡，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受审讯，早晨五点放她回家。特工围着她居住的公寓转悠，外出时一辆黑色汽车跟踪她。这使她确信自己将被逮捕以致试图自杀。然而，在实际被捕之前，她忍受这样的折磨长达数月。16
大规模逮捕达到高潮—一九二九和一九三○年对富农的逮捕，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对党内活跃分子的逮捕，一九四八年对前劳改营囚犯的逮捕—时，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人生转折就要到来，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全都陆续被捕了。埃莉诺·利珀是三十年代来到莫斯科的一名荷兰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七年，她住在专供外国革命者居住的卢克斯旅馆：“每天晚上都有几个人从旅馆消失……早晨，又有几个房间的门贴上了红色的封条。”17
在真正恐怖的日子里，有些人甚至感到被捕本身是一种解脱。不幸的足球明星兄弟之一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被特工跟踪了几个星期，为此他非常恼火，以致终于走到一名跟踪他的特工面前要求给他一个解释：“如果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就把我叫到你们的办公室去。”结果，在被捕的那一刻，他感到的是“好奇”而不是“震惊和恐惧”。18
但是，另一些人仍然感到十分意外。当时住在被占领的利沃夫的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与另外几位作家一起应邀去一个饭馆参加聚会。他问主持人举办的是什么活动。“你会知道的，”主持人对他说。结果发生了一场斗殴，瓦特当场遭到逮捕。19有人在大街上与美国大使馆雇员亚历山大·多尔冈打招呼，原来此人是秘密警察。多尔冈回忆说，当这个人高喊他的名字时，“我十分迷惑，怀疑是不是弄错了……”20女演员奥库涅夫斯卡雅被捕时正因患重感冒卧床不起，所以请求警察改天再来。警察向她出示了（上面有阿巴库莫夫签名的）逮捕令，然后把她拖下了楼。21索尔仁尼琴多次讲过一个也许不足为信的故事，与专业办案人员男友一起去大剧院看戏的某女士被她这位男友直接从剧院带到了卢比扬卡。22劳改营幸存者兼回忆录作者尼娜·哈根—托恩详细讲述了一位女士的故事，这位女士在列宁格勒一幢公寓的天井里从晾衣绳上收衣服时被逮捕；她穿着睡衣，把婴儿独自留在公寓里，以为用不了几分钟自己就会回来了。她试图请求允许自己带上婴儿，但是根本不管用。23
实际上，当局似乎故意要使逮捕人的方法多样化，有些人去家里抓，有些人在上班时抓，有些人在大街上和火车上抓。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写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证实了这种怀疑。这份备忘录指出，为了防止逃跑、防止反抗、防止疑犯向其他反革命“同伙”发出警告，警察通常要让犯人“措手不及”。在某些情况下，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秘密逮捕在街上进行”。24
不过，最常见的逮捕半夜发生在人们的家里。大规模逮捕进行时，对半夜“敲门”的恐惧到处蔓延。有一个古老的苏联笑话，讲的是高度紧张的伊万和妻子玛莎在敲门声响起时的感受—得知这只是邻居来告诉他们房子着火时，两个人松了一口气。有一句苏联谚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小偷、妓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常是在夜间上班。”25一般情况下，夜间逮捕与搜查同时进行，虽然搜查的方式也会因时间不同而不同。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接着又在一九三八年，他的妻子描述了两次逮捕过程的不同之处：
一九三八年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找出文件进行检查—实际上，抓人的警察甚至好像不知道他们要抓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只是翻开床垫，把他的文件一股脑儿地全都装进一个大口袋里，四处搜寻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把曼[德尔斯塔姆]也带走了。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而在一九三四年，他们待了一整夜，一直待到天亮。
在较早的那次突然搜捕中，秘密警察清楚地知道要找什么，他们仔细检查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所有文件，把旧的手稿丢在一边，寻找新写的诗。第一次他们还保证，除了警方收买的一个“朋友”—他是曼德尔斯塔姆夫妇认识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据说他在这里为的是确保曼氏夫妇不至于刚一听到敲门声就偷偷开始销毁文件—之外，一些平民“证人”始终在场。26后来那一次，他们没有在这些细节上面费事。
对特定民族的大规模逮捕，例如发生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那些大规模逮捕，通常具有某种甚至更加随意的特征。雅努什·巴尔达赫是波兰弗沃齐米尔日—沃伦斯基镇[39]的一名犹太青年，在一次这样的大逮捕中，他被迫扮演过平民“证人”的角色。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夜间，他跟随一群喝得烂醉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暴徒，挨家挨户搜寻那些准备逮捕或流放的人。他们时而突袭比较富裕、人缘较好的居民，这些人的名字标注在一个名单上；时而只是拘捕一些无需费事记下名字的“难民”，通常是从纳粹占领的波兰西部逃到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在一幢房子里，一群难民试图通过表明他们是犹太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崩得”[40]的成员来保护自己。可是，听说他们来自边界另一侧的卢布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巡逻队的头目格纳季开始大吼大叫：
“你们这些卑鄙的难民！纳粹间谍！”孩子们哭了起来，这让格纳季更加恼火。“让他们闭嘴！否则的话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来照顾他们？”
母亲紧紧地把孩子们拉到身边，但是他们忍不住还在哭。格纳季抓住小男孩的双手，猛地把他拉出母亲的怀抱推倒在地上。“我说了，闭嘴！”母亲发出尖叫。父亲试图说点什么，但是几乎喘不过气来。格纳季拽起男孩抓在手里，紧盯着他的脸看了一秒钟，然后用力把他推向墙壁……
随后，这帮家伙捣毁了巴尔达赫童年朋友的家：
旁边不远是舍什特尔先生的办公室。他的黑色桃花心木办公桌摆在房间中央，格纳季直接向它走去。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光滑的木头桌面，接着，突然爆发出无名的怒火，拿起一根撬棍狠狠地砸向办公桌。“资本家猪猡！不要脸的寄生虫！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资产阶级剥削者！”他不停地越砸越用力，把木头桌面砸出了几个坑……
因为没有找到舍什特尔一家，这帮家伙强奸并杀害了他们家园丁的妻子。
执行此类行动的经常是押解部队的人—看守流放列车的士兵—而非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人，他们远不如对“正常”的罪犯执行“正常”逮捕行动的秘密警察那样训练有素。暴力可能不是官方授意的，但是，由于这些人是在比较富裕的“西方”逮捕“资本家”的苏联士兵，因此，像后来红军挺进波兰和德国时一样，酗酒、滋事甚至强奸看来似乎得到了纵容。27
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严格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例如，一九四○年十一月，莫斯科的押解部队主管部门决定，执行逮捕任务的士兵必须告诉被捕者，带上足够今后三年穿用的保暖衣物和个人生活用品，因为苏联当时正处在此类物品供应的短缺时期。当局希望被捕者卖掉他们的财物。28在更早一些时候，士兵通常得到指示，不得向犯人透露任何有关他们将被送往何处或者关押多长时间的信息。普遍使用的说辞是，“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什么要带东西？我们只是带你去聊一聊。”有时他们对被流放者说，你们只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离边境更远，“以便保护你们”。29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被捕者感到害怕，以防他们反抗或逃跑。结果造成被捕的人们在恶劣和陌生的环境中没有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可用。
《第一次坐牢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作，获释后完成第一次与苏联政权打交道也许可以成为波兰农民天真地轻信这些谎言的理由，但是，完全相同的说辞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党的官员身上同样有效，他们经常被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信念所支配。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当时在喀山从事党务工作，她在被捕时被告知，她将去“四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结果，她错失了与孩子们告别的机会。30被捕的党员叶莲娜·西多尔金娜与逮捕她的警察“平静地聊着天”沿着大街走向监狱，确信自己很快就能回家。31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娃是契卡人员格列布·博基的前妻，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来人把她带走时，劝她不必随身带上夏天的外衣（“今晚天气暖和，而且我们顶多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这促使她的作家女婿列夫·拉兹贡对苏联统治集团令人不可思议的残忍进行了思考：“把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中年妇女送进监狱，就连装内衣和洗漱用具—自从法老时代起一直允许被捕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的小包也不让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32
至少，演员格奥尔吉·热诺夫的妻子意识到需要为他收拾一些换洗的衣物。当有人说他很快就会回家时，她厉声说道：“那些落到你们手里的人没有很快回来的。”33她的看法接近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被捕者走进苏联监狱沉重的铁门之后，需要经过许多年他或她才有可能再次回家。
尽管苏联当局逮捕人的方式有时看着近乎荒唐，不过，在四十年代，逮捕之后的程序实际上是一成不变的。无论一名犯人是如何走进当地监狱的大门的，只要他来了，事情随之进入一个显然可以预知的程序。通常，在得知自己为什么被捕或者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之前，犯人先要登记、照相、取指纹。最初几个小时，有时是最初几天，他们见不到比普通看守级别更高的人，这些看守对他们的命运毫不关心，对他们所谓罪行的性质一无所知，回答所有问题时都冷漠地耸一耸肩膀。
许多以前的囚犯认为，监禁的头几个小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的是对他们造成打击、使他们无法头脑清晰地进行思考。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因为是某个人民的敌人的女儿而被捕，关进莫斯科中心监狱卢比扬卡之后不过几个小时，这种感觉在她身上出现：
这里是卢比扬卡，你已经不再是个人了。而且你周围也没有人。他们领着你经过走廊，给你拍照，让你脱下衣服，用机器检查你的身体。所有事情毫无人性地进行着。你期待有人投来带有人性的一瞥—我不说期待听到带有人性的声音，只是期待得到带有人性的一瞥—但是你的希望落了空。你衣冠不整地站在照相机前，试图多少整理一下衣衫，一根手指指示你坐在哪里，一个空洞的声音要你“面向前”和“侧过去”。他们不把你当做人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物体……34
如果把他们关进大城市的监狱（而不是像被流放者那样立即押上火车）为的是进行审讯，被捕者将会受到几次彻底的搜身。一九三七年的一份文件特别指示监狱看守不要忘记，“被捕之后敌人不会停止挣扎”，因此可能为了隐瞒其犯罪行为而自杀。结果，囚犯的纽扣、腰带、裤子背带、鞋带、吊袜带、有弹性的内衣，凡是能够想得到的他们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统统都被收走了。35许多人因这道命令而蒙受羞辱。娜杰日达·约费是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女儿，她被收走了腰带、吊袜带、鞋带和发卡：
我还记得这一切做法的堕落和荒谬让我感到多么震惊。一个人能用发卡做什么？即使谁的头脑里突然闪过用鞋带上吊的荒唐念头，然后怎么可能真的去做？他们只是必须把人置于一个让人恶心和屈辱的境地，裙子要脱掉，长袜要褪下，鞋带要解开。36
接着进行的搜身更恶劣。在小说《第一圈》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描写了逮捕苏联外交官因诺肯季的情形。来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头几个小时，一名看守仔细检查着因诺肯季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像个马贩子，他把没有洗的手伸进因诺肯季嘴里，抻展一边的面颊，然后是另一边，再把下眼睑扒开，看守要确认眼睛和嘴里没有藏东西。接着，他使因诺肯季头部后仰，以便灯光照亮鼻孔；还把两只耳朵拽开检查；他要因诺肯季伸开双手，看看指缝当中有没有东西；又将因诺肯季的两臂来回摆动，看看腋下藏了什么没有。最后，他以同样直截了当、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道：
“用手握住你的阴茎。翻开包皮。多翻一点。好了，这样够了。把你的阴茎朝上，朝右，朝上，朝左。好了，你可以放开它了。把你的背转向我。叉开两腿。再叉开一点。弯下腰去手扶地板。腿再叉开一点。用手掰开你的屁股。对。现在蹲下。快点！再蹲一次！”
被捕之前因诺肯季想到过被捕之后的情形，他想象自己运用智慧进行斗争直到就义。对此他有思想准备，准备高尚地捍卫自己的生命和信念。他绝没有想到现实竟是这般简单、乏味而且不可抗拒。对付他的人是一些智力低下、职务卑微的小人物，对他做过的事情，对他这个人的个性，统统漠不关心……37
这种搜查对于女犯所造成的打击可能更大。有人回忆说，进行搜查的监狱看守“拿走了我们的胸罩、带吊带的紧身胸衣以及另外一些女人必不可少的内衣。接着进行的是一次令人作呕的简单妇科检查。我默不作声，但是感到仿佛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所有尊严”。38
回忆录作者Т.П.米柳季娜曾于一九四一年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心监狱里被关押了漫长的十二个月，其间屡次受到搜查。她那个牢房的女犯们被带到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楼梯间，每次五人，然后要求她们把衣服全部脱光放在地上，举起双手。看守用手“在我们的头发里，耳朵里，舌头下面，还有两腿之间”搜查，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第一次受到这种搜查之后，米柳季娜写道，“许多人放声大哭，许多人患上了歇斯底里症……”39
搜查之后，一些囚犯被隔离。“监禁头几个小时安排的目的在于，”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以隔断与本监狱犯人联系的方式摧毁囚犯的精神防线，使其无法保持高昂的斗志，让其感到整个规模庞大、分支复杂的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就要压在他的身上，而且是他一个人的身上……”40叶夫根尼·格涅金是一名苏联外交官，父母都是革命者，他的单人牢房只有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小桌子，另外还有两张凳子，同样固定在地板上。囚犯晚上睡觉的折叠床被一根螺栓固定在墙上。所有东西，包括墙壁、凳子、床铺和天花板，都被漆成浅蓝色。“这让你感到好像身处一个奇怪的船舱，”格涅金在回忆录中写道。41
像亚历山大·多尔冈那样的情况也很普遍：被捕之后立即在禁闭室—一种“约四英尺宽、九英尺长”的牢房，“像个放着一条板凳的空箱子”—里关押几个小时甚至几天。42波兰外科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被关进一间冬天开着窗户的牢房里。43另外一些人，例如后来在沃尔库塔参与发动了一场囚犯罢工的幸存者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在整个审讯期间都被隔离。别尔沙茨卡雅被单独监禁了九个月，她写道，她其实盼望被提审，只是为了有人说话。44
不过，对于初次坐牢的人来说，相比单独监禁的牢房，塞满了囚犯的牢房可能是个让人感到更加恐怖的地方。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对关押她的第一个牢房的描写读起来好像希耶罗尼穆斯·博斯[41]绘画中的场景：
牢房很大。拱形的墙壁渗着水。两边是躺满了人的低矮通铺，中间只留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各式各样的破衣烂衫晾在头顶的绳子上。空气混浊，带着劣质烟草的恶臭气味，还有大声的争吵、喊叫和哭泣。45
另一位回忆录作者同样试图重新体验震惊的感觉：“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场面，人们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散发着汗味，甚至没有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你必须用你的想象力竭尽全力去领会我所待过的那种地方。”46
芬兰籍共产国际领导人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诺·库西宁认为，第一天晚上，她被故意安排在可以听到囚犯受审动静的牢房：
即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形容我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第一个晚上所感到的恐惧。在我的牢房里，可以听见外面的所有动静。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旁边是“审讯部门”，在一幢独立的建筑物里面，其实是刑讯逼供的地方。我整夜都能听到不成人声的尖叫和皮鞭不停抽打的声音。一只遭受虐待、垂死挣扎的动物也不会像连续几个小时威胁、拷打、咒骂的受害者一样发出那么骇人的惨叫。47
但是，无论被捕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发现自己身在何处，某个沙俄时期的旧监狱，某个火车站的临时拘留所，某个改建的教堂或修道院，所有囚犯全都面临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从震惊当中恢复过来，适应监狱生活的特殊规则—还要对付审讯。完成这项任务的速度接着将对他们能否摆脱这一套程序的干扰产生影响，最终将对他们在劳改营里的生活状况产生影响。
在囚犯所经历的通向古拉格之路的每一个阶段中，审讯也许是西方人最为熟悉的阶段之一。审讯不仅被历史书籍所描述，而且被西方文学—例如阿瑟·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所描述，被战争电影以及其他各种高雅和通俗的文化形式所描述。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一样，盖世太保也是臭名昭著的审讯者。两者的方法都是民间流传的那些东西。孩子们在玩打仗游戏时仍然经常说“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这句话。
当然，审讯犯人同样发生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有时依据法律，有时则不然。在审讯时施加心理压力甚至心理折磨很难说是苏联所特有的方法。“好警察，坏警察”的技巧—和蔼的警察与发怒的警察交替提问—不仅成功地作为一句成语进入其他语言，而且作为一种受到推荐的方法写进了（如今已经过时的）美国警察手册。在许多国家，即使不是大部分国家，在这个或者那个时期，囚犯受审时都被施加过压力；实际上，正是证明这种压力存在的证据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九六六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裁决，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除了其他权利之外，他们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与律师接触的权利。48
然而，苏联秘密警察所进行的“调查”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不是调查的方法，那么也是调查的规模之庞大。在某些时期，许多“案件”通常涉及成百上千人，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抓人。当时的典型案例是存档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奥伦堡地方部门的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执行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九月十八日的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反革命组织的行动措施”。根据这份报告，奥伦堡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四百二十名“托洛茨基分子”阴谋集团成员和一百二十名“右翼分子”—另外还有两千多名“右翼日本人军事武装组织”成员，一千五百多名一九三五年从圣彼得堡流放而来的沙俄官员及平民雇员，大约二百五十名涉嫌“波兰间谍案”的波兰人，九十五名因在中国修建哈尔滨铁路因而被怀疑是日本间谍的人，三千二百九十名前富农分子和一千三百九十九名“刑事犯罪分子”。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奥伦堡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共逮捕的人数超过了七千五百人，因此不允许用太多时间认真地审查证据。这没有关系，因为对这些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每一名成员的调查其实都是莫斯科授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部门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完成上级下达的逮捕定额。49
由于逮捕的数量巨大，必须专门设定相应的程序。这些程序并不一定总是变得更加残忍。相反，巨大的犯人数量有时意味着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得不把调查压缩到最低限度。被告受到仓促的审讯，然后被同样仓促地判刑，有时经过极其简短的庭审。令人钦佩的军队领导人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说，他的庭审用了“四五分钟”，确认其个人情况之后只问了一个问题：“你在调查期间为什么不认罪？”然后，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50
但是，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经过庭审：他们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了刑，不是被某个特别委员会（ особоесовещание），就是被某个由三名官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反正不是某个法庭。托马斯·斯戈维奥的经历就是如此，对他的调查完全是敷衍了事。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的斯戈维奥是一名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的意大利裔美国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九三五年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苏联。在莫斯科生活的三年间，斯戈维奥渐渐感到大失所望，因此决定要求恢复他在入籍苏联时所放弃的美国护照以便回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他在走出美国大使馆时被捕。
随后对斯戈维奥进行了调查，调查记录（几十年后，他在莫斯科的一个档案馆里复印了这份记录并将其赠送给胡佛研究所）内容简略，与他本人对同一经历的记忆相当。对他不利的证据包括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第一次搜身时从他身上搜出的物品：他的工会会员手册、通讯录、借书卡，一张纸片（“写着一句外语”），七张照片，一把小折刀，一个装有外国邮票的信封以及一些别的东西。国家安全部门上尉索罗金同志的一段陈述证明被告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走进美国大使馆。某个目击者的一段陈述证明被告于下午一点一刻离开美国大使馆。档案中还有初步调查报告和两次简短审讯的记录，每页纸上都有斯戈维奥和审讯者的签名。斯戈维奥最初的陈述如下：“我想恢复我的美国公民身份。三个月前我第一次去美国大使馆申请恢复我的公民身份。今天我又去了……接待人员告诉我，负责我的事情的使馆雇员出去吃饭了，让我过一两个小时再来。”51
在随后的大部分审讯中，斯戈维奥被再三要求重复造访美国大使馆的细节。只有一次他被要求“跟我们谈谈你的所有间谍活动！”在他回答“你们知道我不是间谍”之后，尽管审讯者以一种不太明显的威胁神态抚弄着一根通常用来拷打犯人的橡胶软管，但是看上去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进一步追问下去。52
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这一案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们似乎非常清楚案件的结果。若干年以后，当斯戈维奥要求复审他的案件时，检察官尽职尽责地复审了之后总结如下：“斯戈维奥没有否认他确实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请。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重审斯戈维奥一案。”他所承认的进入美国大使馆—而且承认想要离开苏联—的事实将他打入地狱，斯戈维奥被一个“特别委员会”定为“社会危险分子”，判处五年强制劳动。他的案子按照常规进行了处理。由于当时逮捕的人太多，办案人员只能按最低要求办事。53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更加草率的调查之后以更加不足为凭的证据被定罪。因为嫌疑减弱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迹象，所以几乎没有犯人被释放，至少也得服完部分刑期。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是四十年代后期被捕的一名苏联犹太人，他回忆说，尽管没有人设法捏造一个针对他的貌似真实的具体案件，他仍然被判处了相对较短的七年徒刑，这只是为了证明国家机器从来没有抓错过人。54另外一名前劳改营囚犯С.Г.杜拉索瓦甚至说，一名办案人员明确告诉他，“我们从不逮捕无罪的人。即使你没有犯罪，我们也不能释放你，因为那样人们会说，我们正在滥抓无辜。”55
另一方面，当内务人民委员部表现出较大的兴趣时—这似乎也是斯大林本人表现出较大的兴趣时—办案人员对于大规模逮捕所抓来的那些人的态度立即就会从漠不关心变为穷凶极恶。在某些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大量伪造证据—例如，像一九三七年在调查尼古拉·叶若夫所谓“苏联境内最强大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波兰知识分子破坏—间谍活动网”期间所发生过的那样。56如果说对斯戈维奥的审讯代表的是一种极端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值得怀疑的波兰间谍网的大规模行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决意使嫌疑人认罪当做审讯他们的惟一目的。
这一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四八五号命令启动，这道命令为后来的大规模逮捕树立了榜样。○○四八五号行动命令明确列出所要逮捕人员的种类：所有留下来的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的波兰战俘；所有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和移民；曾为波兰政治党派成员的任何个人以及所有来自苏联境内波兰语地区的“反苏活动积极分子”。57实际上，任何住在苏联境内的具有波兰背景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都受到了怀疑。
行动进行得干净彻底，以致驻基辅的波兰领事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特别提到，在一些村庄，“任何具有波兰背景、甚至任何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的人”全都遭到逮捕，不论是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是农民。58
然而，逮捕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没有证据显示一些具有波兰姓氏的人有罪，○○四八五号命令接着要求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在逮捕的同时开始进行调查。与揭露这个破坏—间谍组织的目标一致，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彻底撕开其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假面具……”59
实际上，如同将在许多别的案件中出现的情况一样，这意味着被捕者本人将被迫提供使这起针对他的案件成立的证据。调查的方法很简单。首先要波兰被捕者回答是不是这个破坏—间谍组织的成员。然后，当他们声称对这个组织毫不知情时，对他们进行拷打或者施以其他酷刑，直到他们“想起来”为止。因为叶若夫个人与这起特殊案件的成败具有利害关系，所以有些刑讯逼供进行时他甚至就在现场。当犯人对他们所受到的虐待提出正式控诉时，他命令手下置之不理，“继续进行”。一旦犯人招供，接着要求他们说出其他成员—他们的“同伙”—的名字。然后，同样的过程将重新开始，结果，这个“间谍网”变得越来越大。
在开展这一行动的两年时间里，所谓“波兰人系列案调查”导致超过十四万人被逮捕，据某些人说，在大清洗中被镇压的波兰人接近波兰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但是，波兰行动也因滥用酷刑和屈打成招而臭名昭著，以致在一九三九年大规模逮捕暂时引起强烈反对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对波兰行动执行期间所出现的“失误”展开了调查。一名受到调查的官员回忆说，“没有必要小心翼翼—不需要为打人请求特别许可，没有对打人进行限制”。感到内疚的办案人员—显然有人感到了内疚—被明确告知，“尽可能地对波兰人采取严刑拷打的手段”是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决定。60
实际上，尽管斯大林后来严厉斥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简单化的办案程序”，但是，有一些证据证明是他亲自批准使用这些方法的。例如，在一九四七年写给斯大林的那份备忘录中，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特别指出，办案人员的首要任务是竭尽全力从被捕者口中得到“明确而坦白的供述，不仅达到证明被捕者有罪的目的，而且达到揭露其他人—那些与他有联系的人，那些指挥其犯罪活动并且指导其破坏计划的人—的目的”。61阿巴库莫夫避开了肉体折磨和严刑拷打的问题，但他仍然写明，命令办案人员“研究被捕者的性格”，并且在此基础上决定对其采取宽松还是严厉的审讯手段，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其“宗教信仰、家庭和私人关系、自尊心、虚荣心等各种因素。……有时候，为了蒙骗被捕者，为了产生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了如指掌的效果，办案人员可以通过提醒使被捕者想起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私密细节，想起他对身边的人所隐瞒的一些秘密，如此等等”。
苏联秘密警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让犯人认罪仍然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人们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这一政策来自最高层。非正统的斯大林传记《约瑟夫·斯大林的秘密档案》的作者罗曼·布拉克曼认为，对于让别人承认斯大林自己犯过的罪行，这位苏联领导人具有某种神经质般的痴迷：因为斯大林本人十月革命之前曾是沙俄秘密警察的一名特务，所以他对看着人们承认自己是叛国者有一种特殊的需要。罗伯特·康奎斯特也认为，至少，斯大林对迫使他所认识的那些人认罪很感兴趣。“斯大林不想只是把他的那些老对手杀掉就算了，他还想在道德和政治方面消灭他们”，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哪怕逮捕几百万人也在所不惜。
但是，犯人认罪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案特工同样重要。得到犯人的供词可能有助于他们相信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使大规模地随意疯狂逮捕显得较有人性，至少较为合法。像“波兰间谍案”一样，犯人的招供还提供了逮捕其他人所需要的证据。苏联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一样热衷于结果—完成计划、完成定额，而犯人招供是审讯成功的具体“证明”。正如康奎斯特所说，“既然原则已经确定，那么，犯人招供就是可以取得的最好结果。因此，不能让犯人招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注定将是短命的。”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