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内务人民委员部热衷于犯人招供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情况下，对于使犯人招供，进行审讯的警察既不像“波兰间谍案”中那样死心塌地，也不像对待托马斯·斯戈维奥那样满不在乎。犯人通常感受到的反而是两种态度的混合体。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求他们坦白交代自己和别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似乎对于结果根本不感兴趣。
这种有点荒诞的方式在大清洗之前的二十年代就已存在，而且在大清洗结束之后继续保持了许多年。早在一九三一年，调查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一名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科学家—的官员威胁他说，如果拒不交代就要把他处以死刑。而在另一次，官员告诉他，如果坦白交代，他将得到“宽大”处理。最后，官员竟然乞求切尔纳温作虚假招供。“我们这些调查人员同样经常被迫说谎，我们也说一些不能记录在案的话，对于这些话我们决不会签上自己的名字，”审讯他的人恳切地对他这样说。63
当结果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时，他们就会动用酷刑。一九三七年以前打人实际上应该是被禁止的。一名前古拉格人员证实，在三十年代的前五年，打人肯定是违法的。64但是，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随着必须迫使党的领导人认罪的压力增大，酷刑逐渐开始使用，不过，到一九三九年时，酷刑再次停止使用。一九五六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怎么可能使一个人交代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因为使用暴力手段对他施加了压力，严刑拷打，让他昏迷，使他失去判断力，剥夺他做人的尊严。‘供词’就这样到手了。”65
滥用酷刑的情况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而且频繁受到质疑，以致斯大林于一九三九年初亲自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负责人发出一份备忘录确认，“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对犯人]使用肉体施压手段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解释说，上述手段仅被允许对这样一些公然与人民为敌的犯人使用：他们钻人道审讯方式的空子以便无耻地拒绝供出同谋，他们长达数月拒不认罪并且企图阻止揭露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同案犯。
斯大林接着说，他的确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正确和人道的手段”，尽管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手段偶尔可能会被用在“意外被捕的好人”身上。当然，这份臭名昭著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本人知道在审讯过程中所使用的那些手段，而且亲自批准对它们的使用。66
无数囚犯所记录的他们在这一时期遭到拳打脚踢的情况想必是真实的，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甚至打坏了身体器官。叶夫根尼·格涅金描述了两个人一齐猛击他的头部的情形，一个人站在左边，一个人站在右边，两人同时用橡胶棒进行拷打。这发生在苏哈诺夫监狱贝利亚的私人办公室里，而且当着贝利亚的面。67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样使用其他时代的秘密警察所熟悉的刑讯手段，例如，用沙袋撞击受害者的腹部，打断他们的手或脚，或者把他们的胳膊和腿绑在背后吊在空中。68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尔德[42]记述了一场最令人作呕的肉体折磨，他的正式投诉信保存在他的档案中：
办案人员开始对我这个有病在身的六十五岁老人使用暴力。他们把我脸朝下按倒，然后用一根皮鞭抽打我的脚底和脊梁。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从上面打我的脚，特别使劲……接下来几天，我腿上当时被打的那些地方大面积内出血，他们继续用皮鞭抽打红肿青紫而且发黄的伤处，剧烈的疼痛让我感觉仿佛滚烫的开水倒在这些敏感的部位。我疼得又哭又叫。他们用同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后背，还从上面挥动拳头猛击我的脸部……
有一次，我的身体完全无法控制地抖个不停，以致在我经历了这样的审讯之后把我押回牢房的看守问道：“你是不是得了疟疾？”当时，经过八个小时的审讯，为了在一小时之内回去继续受审，我躺在小床上睡着了。我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因为我正像个伤寒晚期病人一样不停地抽搐。69
尽管在严格的意义上一九三九年以后此类拷打受到禁止，但是，政策的变化并不一定使办案的过程更加人道。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成千上万名囚犯所遭受的痛苦不是来自实际拷打或肉体伤害，而是来自阿巴库莫夫在其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中所提到的精神折磨。例如，那些拒不招供的囚犯可能会被逐渐剥夺一些生活待遇，首先是散步，接着是包裹和书籍，然后是食物。像回忆录作者哈娃·沃洛维奇那样，他们可能会被关进条件非常恶劣的禁闭室，特别热或特别冷。当时，审讯人员还使沃洛维奇不能睡觉：“我永远不会忘记监狱里的寒冷让我产生的最初感受。我无法描述它；我没有这个能力。折磨我的方式一个是睡觉，另一个是寒冷。我会上下跳动并且绕着牢房小跑，我站着入睡，然后再倒在床上，在床上，寒冷很快就会让我醒来。”70
另一些人则要像叶夫根妮娅·金斯堡那样面对“证人”的指控。金斯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童年的朋友纳莉娅“像鹦鹉学舌一样”指控她为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的成员。71还有人受到要对其家人进行伤害的威胁，或是在长期隔离之后将其关进有告密者的牢房，结果，他们只是因为太兴奋而向告密者说出了心里话。女犯被强奸，或者受到强奸的威胁。一位波兰回忆录作者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审讯我的人突然变得非常轻佻。他从桌子后面起身走到我旁边，在沙发上坐下。我起身去喝水。他跟着我站在我身后。我巧妙地躲开他回到沙发那里。他又在我旁边坐下。于是，我再次起身去喝水。就这样周旋了几个小时。我感到屈辱和无助……72
还有一些不像拷打那么粗野的肉体折磨手段，这些手段从二十年代起就已开始经常使用。切尔纳温早年曾被“罚站”—要求犯人面对墙壁站在那里不得动弹—尽管站的时间不长。他那个牢房的一些难友所受到的惩罚要厉害得多：
体态笨重的五十多岁雕刻师П.站了六天半。不给他食物和水，而且不许他睡觉；每天只让他上一次厕所。
但他就是不“交代”。经历这次折磨之后，他无法自己走回牢房，看守不得不把他拖上楼梯……另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手艺人Б.有一条腿从膝盖上面截了肢并且装着假腿，他连续四天被罚站，同样坚决不“交代”。73
不过，最常见的折磨是完全不让囚犯睡觉：囚犯把这种貌似简单的折磨手段—它似乎不需要预先经过特别批准—称为“被放在‘传送带’上”，它可以一连持续好几天，甚至持续几个星期。它的方法非常简单：囚犯彻夜受审，然后白天不许睡觉。看守不停地把他们叫醒，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保持清醒状态，就将受到关禁闭或者更为严厉的惩罚。关于传送带及其体罚效果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来自古拉格的美国囚犯亚历山大·多尔冈。关进列弗尔托沃监狱的第一个月，实际上几乎根本不许他睡觉，每天只许睡一个小时甚至更少：“回想起来一个小时好像也太多了，有几天晚上可能不到几分钟。”结果，他的大脑开始跟他捣乱：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想不起来刚刚发生的事情了。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所有东西都消失了……
后来，当然是后来，我开始尝试站着睡觉，看看我的身体能否学会直立不倒。我想，如果这能行得通，我在牢房里就可以每次避开几分钟监视，因为趴在窥视孔上的看守不会想到笔直站立着的我睡着了。
就这样，在这里偷偷睡上十分钟，在那里睡个半小时，偶尔地，当西多罗夫要求早晨六点以前停止审讯然后看守留下我一个人等着吹起床号时，我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不过睡得还是太少。一切都晚了。平常我能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散漫、越来越不守纪律。我怕自己快要疯了，那几乎像死一样可怕—不，其实比死还可怕……
多尔冈坚持了好几个月没有认罪，在后来服刑的日子里，这一事实始终让他感到自豪。然而，又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当把他从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召回莫斯科并且再次对他施以严刑拷打时，他的确在一份供词上面签了字，他觉得“无所谓了。反正我已落入他们之手。为什么我不早点这样做呢？那就免得吃这么多苦了”。74
是啊，为什么不呢？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一些人—似乎在回忆录作者中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的坚持或是出于信念，或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他们因此可以不被判刑。“我宁死也不能毁了名誉，”戈尔巴托夫将军告诉审讯他的人，即使在他遭到严刑拷打（对此他没怎么详细说明）时。许多人—像索尔仁尼琴、戈尔巴托夫以及其他明确表示了的人—还认为，一份愚蠢可笑的冗长供词将会产生一种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不可能不注意到的荒诞气氛。戈尔巴托夫讲述了对狱中难友的极度反感：
他们是一些有教养的生活态度严肃的人，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听说他们每个人在审讯期间都写了那种彻头彻尾的废话，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而且牵连到其他人，我愈发强烈地感到震惊……一些人甚至抱有奇怪的念头，更多的人更快入狱将会使党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胡闹和有害的。75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应当受到谴责。列夫·拉兹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反驳了戈尔巴托夫，他称后者“傲慢自大而且不讲道德”：
把对施加酷刑者的谴责转移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是错误的。只能说，戈尔巴托夫的运气不错。不是审讯他的人懒惰，就是审讯他的人没有得到对其所办案子“加压”的明确指示。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尚不足以说明严刑拷打是否能够使一个人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虚假证词。但是，本世纪已经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大量证据。当然，这是可能做到的。76
回想起来，关于坚持实际上是否重要，也有模棱两可的观点存在。苏珊娜·佩乔拉是一个由一群理想主义者所创建的反斯大林的小型青年组织的成员，五十年代初期被审讯了一年多的时间。她说，回头去看，“坚持”有些不值得。她认为，拒绝交代只是延长了审讯的时间。最终，不管怎样，大多数人被判了刑。77
不过，斯戈维奥的档案材料清楚地表明，后来的一些—与提前释放、特赦等等有关的—决定的确是根据包括供词在内的囚犯档案做出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曾努力坚持，你就会有翻案的机会，尽管希望非常渺茫。直到整个五十年代，无论多么荒诞不经，所有这些司法程序仍被严格贯彻执行。
说到底，审讯的最重要后果是它给犯人打下的心理烙印。甚至还没踏上解送东方的漫漫长路，甚至还没到达他们的第一个劳改营，对于作为强制劳动力的新生活，犯人已经处于某种“准备”阶段。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出席公正的听证会的权利。他们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当他们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时，他们已经不怎么考虑自己了。但是，即使他们不承认，他们也都失去了貌似存在的所有希望，不再相信逮捕他们的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注释：
1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梅·海沃德英译），第10-11页。
2罗伯特·罗宾逊：《赤色黑人：我在苏联国内的四十四年》，第13页。
3杰里米·阿格纽和凯文·麦克德莫特：《共产国际》，第145和143-149页。
4迈克尔·盖尔布：《卡累利阿热：斯大林清洗时期的芬兰人移民社区》，载《欧亚研究》第四十五卷，一九九三年第六期，第1091-1116页。
5马丁：《积极行动的帝国》，第328-343页。
6埃莉诺·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理查德和克拉拉·温斯顿英译），第35页；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9页。
7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71-272页。
8卡尔洛·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33页。
9特里·马丁：《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重新安置政策：模式、原因和后果》，见《人口统计学与国家安全》（迈伦·韦纳和莎伦·拉塞尔编）。
10这首诗在俄罗斯有几个版本。本书基本上依据的是在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所编辑的《世纪诗篇：俄罗斯诗选》中找到的版本。
11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227页。
12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足球生涯》；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0/4105。
13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93页。
1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253。
15亚历山大·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16-87页。
16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飓风》（约瑟夫·拉博多夫斯基英译），第34-50页。
17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3页。
18斯塔罗斯京：《足球生涯》，第62-69页。
19亚历山大·瓦特：《我的世纪：一个波兰知识分子的漂泊历程》（理查德·劳里编辑并英译），第308312页。
20亚历山大·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一个关进古拉格的美国人》，第8-9页。
21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227-228页。
2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8页。
23尼娜·哈根-托恩：《回忆录》，第58页。
24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18/12，1.994盘。
25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7页。
26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第9和8页。
27诺曼·奈马克：《在德国的俄国人》，第69-140页。
28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档案，40/71/323。
29阿尔宾·格沃瓦茨基：《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第二共和国的东部领土，1939-1941》，第329页。
30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45页。
31西多尔金娜：《看押下的年代》，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94-195页。
32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56页。
33格奥尔吉·热诺夫：《雪橇》，第44页。
34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个人崇拜时期的家庭纪事》，第99-104页。
3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
36娜杰日达·约费：《回首往日时光：我的生活，我的命运，我的新纪元》（弗雷德里克·S.乔特英译），第90-91页。
37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533-534页。
38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39 Т.П.米柳季娜：《我生命中的人们》，第150151页。
40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547页。
41叶夫根尼·格涅金：《走出迷宫》，第68-69页。
42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1页。
43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一名外科医生在古拉格的生活》，第4-5页。
44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破碎的生活》，第37-39页。
45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16页。
46沃尔特·沃里克，未发表的回忆录，鲁本·拉贾拉收藏。我为该回忆录向鲁本·拉贾拉表示感谢。
47艾诺·库西宁：《命运的轮回》（保罗·史蒂文森英译），第135页。
48“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384 US436（1966）。
49韦尔特：《一个反人民的国家》，见斯特凡娜·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193-194页。
50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
（戈登·克拉夫和安东尼·卡什英译），第118页。
51胡佛研究所档案，斯戈维奥档案集，第三档案柜。
52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69页。
53胡佛研究所档案，斯戈维奥档案集，第三档案柜。
54本书作者对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伦敦，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5 5 С.Г.杜拉索瓦：《这本是一件可怕的事》，载一九九九年第六期《历史档案》，第77页。
56尼基塔·彼得罗夫和А.罗金斯基：《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见古里亚诺夫所编《对波兰人和波兰公民的镇压》，第37-38页；尼基塔·彼得罗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载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卡尔塔》，第24-43页。
57尼基塔·彼得罗夫和А.罗金斯基：《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第24-25页。
58米克瓦伊·伊万诺夫：《第一个受到惩罚的民族》，第370页。
59彼得罗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第27-29页。
60同上，第24-43和32页。
61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18/12，1.994盘；格蒂和瑙莫夫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530 537页。
62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30和131页。
63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我为沉默而开口》，第156-163页。
64 А.С.纳林斯基：《古拉格总会计师回忆录》，第60页。
65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收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英译），见第585页。
66马克·詹森和尼基塔·彼得罗夫：《斯大林忠实的刽子手：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
67格涅金：《走出迷宫》，第24-31页。
68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21页。
69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克格勃的文字档案》（约翰·克劳福特英译），第26页。
70哈娃·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51页。
71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94页。
72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73切尔纳温：《我为沉默而开口》，第162页。
74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3738、193和202页。
75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09-110页。
76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73页。
77本书作者对苏珊娜·佩乔拉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