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吉普赛人解读着纸牌—一条遥远的路，
一条遥远的路—和一座监狱。
也许是过去的中心监狱，
它等着我，一个年轻人，再一次……
—传统的俄国囚犯歌曲
逮捕和审讯消耗了犯人的精力，使他们迫于压力而屈服，把他们搞得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但是，在审讯之前和审讯期间、而且经常在审讯之后长时间关押犯人的苏联监狱体系本身，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从国际范围内看，苏联的监狱或者苏联的监狱制度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残忍之处。苏联监狱的状况肯定要比大部分西方监狱严酷，也比沙俄时期的监狱严酷。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或者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监狱状况同样十分恶劣。不过，苏联监狱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仍然具有苏联特色。监狱日常管理制度的某些方面—例如审讯程序本身—看上去甚至像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让囚犯为他们在古拉格的新生活有所准备。
官方对监狱的态度必定反映在劳改营管理重点的变化上。例如，一九三五年八月，就在逮捕政治犯的速度开始加快时，亨里希·雅戈达下达了一道命令，明确指出逮捕的最重要“意义”（如果可以从这个词的任何正
常含义上说这些逮捕有什么“意义”的话）是满足始终迫切的对于认罪的需要。雅戈达的命令不仅把给予囚犯“特殊待遇”的权力直接交到办案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手里，而且把决定囚犯最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力也交到了他们手里。假如一名囚犯开始合作—这通常意味着认罪—的话，他将收到信件、食品包裹、报纸和书籍，并且允许每月会见一次亲属、每天锻炼一个小时身体。否则的话，他将被剥夺这一切，还将失去定量配给的食物。1
对比之下，莫斯科的重点在一九四二年—拉夫连季·贝利亚上台并且发誓要把古拉格变成一部高效率的经
济机器之后—发生了转移。劳改营逐渐成为战时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改营的负责人们开始抱怨，送到劳改营劳动地点来的大批囚犯完全不适于参加劳动。由于吃不饱肚子、卫生条件恶劣、不许锻炼身体，他们根本不能按照要求的进度采煤或者伐木。因此，贝利亚在当年五月推出新的审讯制度，要求监狱负责人注意囚犯的“基本健康状况”，减少办案人员对囚犯日常生活的控制。
根据贝利亚的新制度，囚犯每天有“不少于一小时”的散步时间（那些等待死刑的囚犯显然除外，他们的健康状况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生产指标来说毫不重要）。监狱管理人员还得保证他们的监狱包括一个为散步专门开辟的放风场地：“散步时间不许任何囚犯待在牢房里面……年老体弱的囚犯必须在同牢房囚犯的帮助下出来散步。”监狱看守被告知，要保证囚犯（除了那些正在受审的囚犯）有八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保证腹泻的囚犯得到额外的维生素和更好的食物，并且保证出现渗漏的马桶—放在牢房里面当做厕所使用的木桶—能够得到及时修理。最后一点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致新的制度甚至具体规定了马桶的理想尺寸。在男子牢房，马桶要求五十五至六十厘米高；在女子牢房，三十至三十五厘米高—而且必须达到牢房人均零点七五升的容量。2
尽管推出了这些滑稽可笑的具体规章，监狱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因所处地点而不同。一般说来，地方监狱的卫生条件较差但管理相对宽松，莫斯科的监狱比较清洁但是更加祸害人。不过，即使是莫斯科的三个主要监狱也不尽相同。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仍然雄踞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至今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接班人联邦安全局的总部所在地），用来关押并审讯重要的政治犯。那里的牢房相对较少，一九五六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它有一百一十八个牢房，其中九十四个牢房还非常小，只能关押一至四名囚犯。3卢比扬卡大楼曾经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因此其中一些牢房铺着镶木地板，囚犯每天必须擦洗它们。后来担任过索尔仁尼琴秘书的无政府主义者А.М.加拉谢娃一九二六年曾被关押在卢比扬卡，她记得，当时的食物仍然由穿制服的女侍者端过来。4
相比之下，同样用于审讯的列弗尔托沃监狱是一座十九世纪的军事监狱。它那些从未打算关押许多囚犯的牢房更加阴暗、肮脏和拥挤。列弗尔托沃监狱被设计成字母K的形状，在监狱的中央，回忆录作者德米特里·帕宁写道，“一名警卫站在一面旗帜下，指挥着不停进出审讯室的囚犯人流。”5三十年代后期，列弗尔托沃监狱人满为患，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郊外的苏哈诺夫斯基修道院设立了一座“附属监狱”。官方取名为“一百一十号”、囚犯称之为“苏哈诺夫卡”的这座附属监狱因滥用酷刑得到了令人恐怖的名声：“没有内部制度的约束，也没有指导办案的明确规则。”6贝利亚本人在那里设有一个办公室，他还亲自指导对苏哈诺夫监狱囚犯的刑讯逼供。7
三个监狱中历史最悠久的布特尔卡监狱建成于十八世纪，起初设计的是一座宫殿，但是很快变成了监狱。十九世纪在那里待过的著名人士中有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与另外一些波兰和俄国革命者关押在一起。8布特尔卡监狱通常用于收押结束审讯等待解送的犯人，它同样拥挤和肮脏，但是管理比较宽松。加拉谢娃写道，卢比扬卡的看守强迫囚犯在一个狭窄的圆形场地散步以“锻炼身体”，而“在布特尔卡，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像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她也提到了那个了不起的监狱图书馆，一代代囚犯积累起图书馆的藏书，所有囚犯离开时都把他们的书籍留下。9
监狱还因时代而不同。三十年代初期，大量囚犯被判处单独监禁几个月甚至几年。俄国囚犯鲍里斯·切特韦里科夫在单独监禁的十六个月里靠洗衣服、擦地板、擦墙壁以及吟唱他会唱的所有歌剧咏叹调和歌曲来保持精神正常。10亚历山大·多尔冈受审期间也被单独监禁，于是，他设法通过行走保持头脑清醒：算出走多少步到一公里之后，他在牢房里数着步子“走”了起来，首先穿越莫斯科走到美国大使馆—“我呼吸着想象中清新、寒冷的空气，紧紧地裹着身上的外套”—接着穿越欧洲大陆，最后跨过大西洋，回到美国的故乡。11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俄罗斯中部的雅罗斯拉夫尔监狱关押了将近两年，大部分时间完全是独自一人度过的：“直到今天，当我闭上眼睛时，我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墙壁上的每一处撞印和抓痕，墙壁几乎全被刷成了监狱喜欢使用的颜色，褐红色和一种脏兮兮的白色。”但是，就连这个“特别”监狱终于也被塞满了囚犯，因此她有了一个室友。最后，监狱里的囚犯（тюрзек）大部分都被转送到了劳改营。正如金斯堡所说，“把那么多人在监狱里关一二十年完全不切实际：这与时代步伐和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12
四十年代，当逮捕的速度加快时，单独监禁任何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是刚刚逮捕的犯人，即使单独监禁几小时。一九四七年，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第一次被投入“沃克扎尔”（意为“火车站”）监狱，一间“巨大的普通牢房，什么设施也没有，里面的人都是第一次被抓进来的。接着把他们分类，挨个送去洗澡，然后关进各个牢房”。13实际上，囚犯们拥挤不堪的经历比单独监禁的经历普遍得多。看看随机挑选的一些例子，一九四一年，可以容纳七百四十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中心监狱关押过一千六百六十一至两千三百八十名囚犯。俄罗斯北部容纳三百人的科特拉斯监狱关押了四百六十人。14
所处地区越偏远，监狱条件就有可能越恶劣。一九四○年，位于刚刚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的斯坦尼斯劳沃[43]监狱关押了一千七百零九人，但它最多只应容纳四百七十二人，而且只有一百五十套被褥。15一九四一年二月，鞑靼共和国合计容量两千七百一十人的几座监狱总共关押了六千五百五十三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中亚地区塔什干市可以容纳九百六十人的几座监狱关押了两千七百五十四人。16这些监狱的拥挤状况对于那些正在受审的囚犯—他们每天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夜间接受充满敌意的严厉审讯、白天仍然不得不与其他囚犯待在一起—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一名囚犯描述了这种影响：
牢房里，人格分裂的全过程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在这里，一个人连把自己隐藏起来哪怕是一会儿也不可能；甚至大便都得在室内无遮无拦的马桶上进行。想哭的人只能当众哭泣，羞愧感反而加重了他的烦恼。想自杀的人—夜里试图在毯子下面用牙咬断胳膊上的血管—很快会被同牢房的失眠囚犯发现，从而使其达不到目的。17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也曾写道，过度拥挤使囚犯对他人不满。当囚犯在清晨四点半被叫醒时，我们感觉仿佛是受到惊扰的蚂蚁窝。大家全都抓起自己的洗漱用具拼命争取抢在前面，当然，这是因为盥洗设施远远不能满足我们这么多人的需要。盥洗室有五个厕位和十个水龙头。我说的“厕位”其实是地面上的五个坑，别的什么也没有。五个坑和十个水龙头前立即排起了长队。想象一下，当你在早晨终于可以方便时，至少十几双眼睛盯着你，有人冲你大声喊叫，焦急地等待轮到她们的那些人不停地催促你……18
也许因为意识到了牢房的拥挤状况，监狱当局竭尽全力消除任何显示囚犯团结的迹象。雅戈达于一九三五年所下达的那道命令已经禁止囚犯交谈、叫喊、唱歌，禁止在牢房的墙壁上写字以及在监狱的任何地方留下记号或签名，禁止站在牢房窗前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与其他牢房的囚犯进行联系。违反这些规定的囚犯可能受到不许锻炼身体或剥夺通信权利的惩罚，甚至可能被关进专门设置的禁闭室。19三十年代的囚犯经常提到被迫保持安静：“没有人大声说话，一些人通过书写表达自己的意思，”关押在布特尔卡监狱的布伯-诺伊曼说，在那里，“由于长期接触不到阳光和新鲜空气，大部分女犯身体上的裸露部分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蓝灰色……”20
在一些监狱，保持安静的规定一成不变地延续到了四十年代，另一些监狱则不然：一名以前的囚犯描写了一九四九年卢比扬卡监狱里的“绝对安静”，相比之下，“布特尔卡监狱的一○六号牢房仿佛一个小商品市场”。21另一名曾被关押在喀山中心监狱的囚犯回忆说，当囚犯开始小声说话时，“递送食物的小窗口的盖子就会砰地一声打开，有人发出长长的‘嘘’声”。22
许多回忆录作者还描述了看守的行为，在押送囚犯从一个牢房去另一个牢房或是从牢房去审讯室的途中，他们哗啦哗啦地晃动着钥匙、打着响指或者弄出别的声音，警告那些靠近走廊的囚犯。如果囚犯途中相遇，某一边的囚犯会被迅速带到另一条走廊或者关进一个专设的小房间。以前是一位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В.К.亚斯内曾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一个半米见方的小房间里两个钟头。23这种小房间似乎到处都在使用：在布达佩斯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现在是一个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小房间。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具体“案件”中防止囚犯与可能涉案的其他囚犯接触，此外也是为了使他们避开可能被捕的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
被迫保持安静甚至使前往审讯室的过程都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亚历山大·多尔冈回忆了走在卢比扬卡铺着地毯的走廊上的情形：“走路时只能听到看守的咂嘴声……那些铁门都是灰色的，战舰那种灰色。沿着走廊，沉闷、寂静，灰色的铁门反复出现，然后消失在阴影里，这种效果让人感到压抑和沮丧。”24
出于防止一个牢房里的囚犯知道其他牢房囚犯姓名的目的，为审讯或解送把囚犯叫出牢房时并不叫出他们的姓名，而是叫出某个字母。例如，看守会叫“Г”，于是，所有姓氏以Г开头的囚犯都要站起来说出他们的教名和父名。25
正如在大多数监狱里那样，秩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严格规定得以维持。扎亚拉·韦肖拉雅是一位俄国著名作家和“人民的敌人”的女儿，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卢比扬卡监狱典型的一天。它从解手—上厕所—开始。“‘准备上厕所！’看守喊道，女犯默不作声地排好队，站成两行。进了厕所，给她们大约十分钟时间—不仅要大小便，还要洗脸刷牙并且尽量洗一些衣服。解手之后吃早饭：热水，也许搀一些类似茶叶或者咖啡的东西，还有每天配给的面包，加上两三块糖。早饭之后是看守巡视，接受囚犯看病的要求，接着是‘当天的主要活动’，在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里散步二十分钟，‘排成一队沿着围墙转圈’。”只有一次打破了常规。一天晚上，已经要求囚犯睡觉之后，虽然没有告诉她为什么，韦肖拉雅被人带到卢比扬卡大楼的楼顶。因为卢比扬卡位于莫斯科的市中心，这意味着，即使看不见这座城市，她在当时至少可以看到城市的灯光—还有可能看到属于别的地方的灯光。26
不过，每天余下的时间通常都是千篇一律的：午饭，或用动物内脏、或用五谷杂粮、或用烂白菜做成的监狱汤；然后是晚饭，喝的是同样的汤。傍晚还有一次上厕所的时间。在这些活动之间的空当儿，囚犯们低声交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有时看点书。韦肖拉雅记得一星期允许看一本书，但是各个监狱的规定不尽相同，像我所提到的那些监狱图书馆，有时它们的水平的确非同一般。在一些监狱，如果囚犯的亲戚给他们寄钱，那就允许他们从监狱的“小卖部”购买食品。
但是，除了生活无聊和伙食糟糕之外，囚犯还有其他烦恼。所有囚犯—不仅是那些正在受审的囚犯—都被禁止白天睡觉。看守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牢门上的“窥视孔”偷窥牢房里面的情况，以确保这一规定得到遵守。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回忆说，尽管“我们早晨六点就被叫醒，但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甚至不许我们坐在床上。我们只能溜达或者坐在板凳上，而且不能靠着墙”。27
夜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牢房里的电灯开着—它们从来就不关—而且还有禁止囚犯把手放在毯子下面睡觉的规定，即使不是不可能，入睡也变得很困难。韦肖拉雅起初还想尽量遵守规定：“那不方便也不舒服，而且使我难以入睡……但是，我一打盹儿就会本能地把毯子拉到下巴上。钥匙插在锁里发出刺耳的响声，接着，看守就会摇晃我的床：‘手！’”28布伯-诺伊曼写道，“在你逐渐习惯之前，夜间比白天更难熬。夜间，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下—不许囚犯把脸盖上，躺在连草垫和枕头也没有的光秃秃的铺板上，甚至可能没有毯子，被两边的难友挤着，你要竭尽全力争取入睡。”
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29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不是所有告密者都那么容易被认出来，而且因为多疑症非常流行，所以任何反常的行为都有可能引起敌意。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看到同牢房的一名囚犯“洗澡用的海绵以及身上穿的花边内衣看上去像是外国货”，因此以为她肯定是一名间谍。后来，她渐渐发现这位女士是个朋友。30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曾写道，在监狱内部转换牢房“不是一种令人特别愉快的经历。这总是使新牢房里的难友警惕起来，怀疑转来的囚犯是个告密者”。31
毫无疑问，苏联的监狱制度严厉、刻板而且没有人性。不过，只要有一点可能，囚犯就会进行反抗，反抗无聊的生活，反抗经常受到的羞辱，反抗隔离和分裂他们的企图。不止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在监狱里，囚犯们实际上比后来在劳改营里更团结。囚犯一旦进入劳改营，当局更加容易分而治之。为了使囚犯彼此疏远，管理人员可以用劳改营等级制度中更高的位置、更好的食物或者更轻松的工作之类许诺引诱他们。
相比之下，在监狱里，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尽管也存在着与当局合作的诱惑，但这种诱惑要小得多。发配之前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几天或者那几个月，甚至为许多囚犯提供了某种基本生存方式的初级训练以及—不顾当局的所有努力—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第一次经验。
一些囚犯完全是从他们同牢房的难友那里学到了保持个人卫生和尊严的基本方法。在监狱里，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学会了把一点点面包嚼碎之后做成纽扣以便能把衣服扣上；学会了把鱼刺当做缝衣针，用几根线缝补搜身时衣服上被撕破的地方；还学会了各种各样别的手艺，这些手艺同样被证明将来在劳改营里也能派上用场。32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以前是一名苏联派往西方的间谍—还学会了从旧袜子上取“线”：把袜子拆开，用一点肥皂把线头磨尖。像他学会制作的用来配套的针一样，这种线后来在劳改营里可以用于交换食物。33年轻的反斯大林分子苏珊娜·佩乔拉学会了“如何趁他们不注意时睡觉，如何用火柴棒缝衣服，如何在没有空间的条件下散步”。34
囚犯还通过“号长”（староста）制度保持了对自己生活的某种控制。一方面，在监狱里，在火车车厢和劳改营的营房里，号长是官方认可的人物，他的职能在官方文件中有所描述。另一方面，号长的多种职责—从保持牢房清洁到保证排队上厕所—意味着他的威信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35因此，告密者以及其他受到监狱看守欣赏的人肯定不是最佳人选。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写道，在那些囚犯可能达到两百人以上的比较大的牢房里，“没有一个老资格的囚犯负责食物分配、锻炼身体等项事宜，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可是，因为秘密警察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囚犯组织（“它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反革命者的组织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所以人们找到了一种典型的苏联式解决办法，韦斯伯格写道：囚犯“非法”选出号长。监狱负责人通过他的线人得知这一结果，然后把囚犯选出来的人正式任命为号长。36
在大多数人满为患的牢房里，号长的主要任务是安排新来的囚犯，保证每名囚犯有睡觉的地方。普遍的情况是，新来的囚犯被安排睡在马桶旁边，然后随着资历的加深逐渐远离那里向窗口移动。埃莉诺·利珀特别提到，“生病或者年老的囚犯也不例外。”37号长还要负责调解平息打架争吵，在一般情况下维持牢房的秩序，这是一项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卡齐米日·扎罗德是一名波兰囚犯，他回忆说，在其担任号长期间，“看守经常以惩罚威胁我，如果我不能将不守规矩的囚犯置于某种控制之下的话，尤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当时有一个‘熄灯’之后‘不许说话’的规定。”最终，扎罗德本人因控制不力而被关了禁闭。38不过，根据其他人的记述，号长的决定通常好像都会受到尊重。
毫无疑问，囚犯的聪明才智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对付那项最为严格的规定：严格禁止牢房与牢房之间以及监狱与外部世界之间传递信息。不顾受到严厉惩罚的威胁，囚犯在厕所里给别的囚犯留纸条，或者把纸条扔出墙外。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曾经试图将一块肉、一个西红柿和一片面包扔进另一个牢房：“轮到我们上厕所时，我试图打开窗户把食物塞过去。”他被逮个正着，然后关了禁闭。39尽管经常不是出于自愿，囚犯还通过贿赂看守获取信息。斯特拉夫罗波尔监狱的一名看守偶尔会把列夫·拉兹贡的口信传给他的妻子。40
一名以前的囚犯曾于苏联占领维尔纽斯—此前它由波兰人统治—之后在这座城市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他在提交给波兰流亡政府的证词中描述了以前波兰监狱制度的基础如何在一九三九年土崩瓦解了。一个接着一个，囚犯失去了他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阅读和写信的权利，使用监狱图书馆的权利，拥有纸笔的权利和收取包裹的权利。引进了新的管理制度，就是大部分苏联监狱常见的那种管理制度：牢房里的灯必须彻夜开着，窗户用马口铁皮封起来。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后面这项措施给牢房之间传递信息创造了机会：“我打开窗户，然后头靠窗栏对相邻牢房的人说话。即使院子里的哨兵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他也无法判断声音来自何处，因为有马口铁皮挡着，所以不可能发现打开的窗户。”41
不过，对付交流禁令的最巧妙方法也许是囚犯在牢房的墙壁或监狱的管道上敲击出来的莫尔斯电码。用莫尔斯电码传递信息的方法发明于沙俄时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将其归功于一名十二月党人。42早在一九二四年坐牢之前很久，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就从她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志那里学会了使用莫尔斯电码。43其实，俄国革命者薇拉·菲格纳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莫尔斯电码的事，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正是在这本书里读到的它。受审期间，她想起了足够的电码用来与隔壁牢房进行联系。44莫尔斯电码相对简单明了：把俄文字母列成五行，六个字母一行：
А Б В Г Д Е(Ё)
ЖЗИКЛМ
НОПРСТ
УФХЦЧШ
Щ ЪЫ Э ЮЯ
然后用两次敲击代表每一个字母，第一次敲击表示字母所在的行，第二次敲击表示字母在那一行里的位置：
1,1 1,2 1,3 1,4 1,5 1,6
2,1 2,2 2,3 2,4 2,5 2,6
3,1 3,2 3,3 3,4 3,5 3,6
4,1 4,2 4,3 4,4 4,5 4,6
5,1 5,2 5,3 5,4 5,5 5,6
因为有标准的教授方法，甚至那些没有见过或者没向别人学过莫尔斯电码的人偶尔也能理解一二。有时，那些懂得莫尔斯电码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敲出字母，附带提出一两个简单问题，希望墙那边看不见的人能够听明白。亚历山大·多尔冈在列弗尔托沃监狱就是这样学会使用莫尔斯电码的，他通过反复对比记住了电码。就在他终于能与隔壁牢房的那个人“谈话”并且听懂了对方正在问“你是谁？”的时候，他感到“对某个人的纯洁的爱涌上心头，三个月来，这个人一直在问我我是谁”。45
莫尔斯电码并没有始终得到广泛运用。一九四九年，扎亚拉·韦肖拉雅在布特尔卡监狱“找不到一个认识‘监狱字母’的人”。起初她以为这种传统方法肯定已经不复存在，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别人告诉她他们当时使用莫尔斯电码，而且因为一名看守曾在听到敲击声后闯进她的牢房想要知道声响的起因。46还有另外一些变化。俄罗斯作家兼诗人阿纳托利·日古林声称，他发明过一种也是以字母表为基础的密码，他和他的一帮朋友（他们同时都被逮捕）在他们的案件调查期间用这种密码传递信息。47
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囚犯自行发明的方法采取了更加巧妙的形式。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短篇小说《扶贫委员会》中特意描写了一种方法，而且其他人也曾提到过。48这种方法源于一项不合理的规定：三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当局突然决定，因为甚至只用“两个法式卷发筒、五个苹果和一条旧裤子就能向囚犯传递信息”，所以，正在接受审讯的囚犯不得收取亲属寄来的任何包裹。亲属只能寄钱来，而且不能写明钱数，以免利用金额拼出“信息”。可是，并非所有囚犯的家人都有钱可寄。一些人太穷，一些人离得太远，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扮演的是抢先告发亲戚的角色。这意味着，尽管有些囚犯每个星期可以去监狱的小卖部购买一次黄油、奶酪、香肠、烟叶、白面包和香烟，其他囚犯则只能依靠监狱提供的粗劣伙食活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会“在公共节假日倍感失落”，因为那是“购物的日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特尔卡监狱的囚犯重新起用革命初期的一个术语，组织了“扶贫委员会”。每一名囚犯将其钱款的百分之十捐给这个委员会。反过来，委员会用这些钱为那些没钱的囚犯购买食物。这种方法实行了几年，直到当局决定采取某种手段—他们向一些囚犯承诺，拒绝加入委员会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将其扼杀为止。不过，各个牢房抵制并且排斥那些拒绝加入扶贫委员会的人。于是，沙拉莫夫问道，谁“愿意冒这种风险：将自己置于整个群体、置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与你待在一起的人们的对立面—只有睡着才能摆脱与你同居一室的囚犯充满敌意的目光？”
奇怪的是，在沙拉莫夫的大量作品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以积极的调子结束的小说：“不像‘外面’的‘自由’世界或劳改营，监狱里的社会自始至终是团结的。以扶贫委员会的形式，这个社会找到了一种方法，明确表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49
通过这一象征囚犯团结的组织形式，这位最悲观的作家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但是，押解途中的痛苦经历，到达劳改营初期因困惑而产生的恐惧，很快就使这点希望化为泡影。
注释：
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
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8。
3 С.А.索博列夫等：《卢比扬卡》，第二卷，第66页。
4 А.М.加拉谢娃：《我生活在最不人道的国家里》，第96-101页；关于卢比扬卡大楼的历史，见С.А.索博列夫等：《卢比扬卡》，第二卷，第11-79页。
5德米特里·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24页。
6И.Н.谢尔盖耶夫：《察里津，苏哈诺夫：人物，事件，事实》，第232-238页。
7格涅金：《走出迷宫》，第24-31页。
8费奥多尔·布特尔斯基和瓦列里·卡雷舍夫：《莫斯科的监狱》，第20-21页。
9加拉谢娃：《我生活在最不人道的国家里》，第96-101页。
10鲍里斯·切特韦里科夫：《一生只有一次》，第35页。
11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62页。纳粹领导人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施潘道的盟军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历时多年的非常相似的“行走”。
12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193和267页。
13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1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2/1/25和9413/1/6。
1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60。
1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796、1250和1251。
17 Н.А.扎博洛茨基：《我的铁窗生涯》，载《往事》，一九八六年第二卷，第310-331页。
18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第36页。
1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
20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33页。
21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往事》，第261页。
22娜杰日达·格兰金娜：《你的同龄人的笔记》，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19页。
23 В.К.亚斯内：《出生之年—第九百一十七》，第1-50页。
24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5页。
25实例参见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11页；或卡齐米日·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45页。雅科夫·埃夫鲁西把他的狱中回忆录取名为《谁是“Э”？》（Кто на “Э?”）。
26扎亚拉·韦肖拉雅：《7-35回忆录》，第30-33页。
27别尔沙茨卡雅：《破碎的生活》，第37-39页。
28韦肖拉雅：《7-35回忆录》，第30-33页。
29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36和37页。
30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17和8页。
31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00-216页。
32希赫耶娃-盖斯特：《个人崇拜时期的家庭纪事》，第99-104页。
33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115页。
34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3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31。
36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278页。
37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7-10页。
38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39页。
39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40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3页。
41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六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2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15页。
43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180-189页。
44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71 72页。
45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95页。
46韦肖拉雅：《7-35回忆录》，第312页。
47阿纳托利·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53页。
48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00-216页。
49同上，第213和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