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瓦尼诺港
和轮船阴森的嘶鸣
当时我沿着跳板
走进寒冷、漆黑的底舱。
囚犯们忍受着波浪的颠簸
深深的大海在他们周围咆哮—
终于，科雷马的首府马加丹
出现在他们面前。
与大陆告别时，
他们没有哭喊，只有可怜的呻吟
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
轮船摇晃起伏，嘎嘎作响，不堪重负……
—苏联囚犯歌曲
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者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放弃自己的家庭、子女以及圣彼得堡的安定生活，与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她的传记作者描述了她的流放之旅，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段几乎无法忍受的艰难历程：
一天接着一天，雪橇向看不到头的地平线全速前进。仿佛困在一个密闭的时间容器里，玛丽娅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流放之旅产生了虚幻的感觉：不睡觉而且几乎不吃东西。她只在更换驿马时停下来，喝一杯用随身携带的黄铜茶炊煮好的热柠檬茶。三匹马俯首奋蹄拉着雪橇，以令人发狂的速度将空旷的道路飞快地甩在身后。“驾……驾！”赶雪橇的人吆喝着，马蹄溅起大片雪雾，挽铃叮当响个不停，预告着雪橇过来了……1
一个多世纪以后，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同牢难友读到一段关于一名贵族穿越乌拉尔山脉的旅程的类似描写，然后羡慕地感叹道：“我一直以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经历了最可怕的磨难……”2
没有马拉雪橇以“令人发狂的速度”运送二十世纪的囚犯穿越西伯利亚雪原，中转站也没有黄铜茶炊煮好的热柠檬茶。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可能在踏上流放之旅时哭泣过，但是，步其后尘的二十世纪囚犯甚至一听到этап—意为“押解”的监狱行话—这个词就会不由自主地立即感到让人口干舌燥的担忧甚或恐惧。每一次押解都使囚犯突然来到陌生的地方，离开熟悉的难友和熟悉的环境，无论那里的条件多么差。更加恶劣的是，押解囚犯的过程—从监狱到中转监狱，从中转监狱到劳改营以及在古拉格系统的劳改营之间—是肉体折磨、公然施虐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古拉格的行为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方面。
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磨难的人来说，押解具有象征意义。逮捕和审讯是进入古拉格系统的见面礼，而乘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则象征着囚犯在地理上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断绝了关系，同时象征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坐在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驶向东部和北部的火车上，囚犯难免心潮澎湃。那位没能恢复其美国护照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他所乘坐的火车启程开往科雷马时所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的火车驶离莫斯科，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一个月旅程。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七十个人……放声大哭。”3
在大多数情况下，长途押解分段进行。对于那些关押在大城市监狱里的囚犯，首先要用卡车将他们送上火车，卡车上的特殊图案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保密的迷恋执着。从外表看上去，“黑乌鸦”—这是给它们起的绰号—好像就是普通的载重卡车。三十年代，卡车两边经常涂上“面包”的字样，但是后来使用了更加复杂的幌子。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囚犯记得坐过一辆画有“莫斯科肉排”标志的卡车，另一辆卡车的标志是“蔬菜/水果”。4
如同一名囚犯所描述的那样，卡车里面有时分开“狭窄的两排，一片漆黑，像不透气的笼子”。5根据一九五一年的一种设计，另外一些卡车只安了两排长凳，囚犯一个挨着一个挤坐在上面。6农民和那些在大规模流放初期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东部押解上路的囚犯受到更加粗暴的对待。正如一名已过中年的立陶宛囚犯曾经对我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普通运货卡车：第一名囚犯伸开他的双腿，第二名囚犯坐在他的两腿之间然后伸开自己的双腿—依此类推，直到卡车塞满为止。7当很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时，这样坐着特别不舒服，而且去火车站的路程可能要走一整天。在寒冷的一九四○年二月，前波兰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流放，流放过程中，一些孩子甚至在上火车之前就冻死了，一些成年人被严重冻伤，他们的胳膊和腿从此再也没有复原。8
在地方城市，保密的规定不太严格，因此，囚犯有时列队走过市区前往车站，这个过程经常为他们提供了最后看一眼平民生活的机会—也为平民提供了一瞥囚犯的难得机会。雅努什·巴尔达赫回忆说，他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市民看见走过大街的囚犯时的反应感到吃惊：
大部分尾随者是裹着披巾、身穿毡制长外套的女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开始冲着看守喊叫：“法西斯分子……杀人犯……你们为什么不上前线打仗……”她们还向看守扔雪球。看守朝天开了几枪，那些女人向后退了几步，但是仍然骂个不停并且继续跟随着我们。她们把小包食品、长条面包、马铃薯和腊肉用布包上扔进囚犯队伍。一个女人解下披巾、脱掉御寒的外套，将它们送给一个衣着单薄的囚犯。我得到一双羊毛手套。9
这种反应在俄罗斯具有悠久的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描写过在圣诞节期间把“用最好的面粉精制的面包”送给沙皇监狱里的囚犯的家庭妇女。10但是在四十年代，这样的女人相当罕见。在许多地方，包括著名的马加丹，囚犯出现在大街上的情况非常普遍，以致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反应。
通过步行或乘坐卡车，囚犯最终来到火车站。有时是普通车站，有时是专用车站—“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块地方”，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回忆说。他还记得，经过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之后，囚犯才被允许上车：
囚犯的队伍庞大，清点人数，再清点一遍，再清点一遍。火车停在那里……接着传来命令：“跪下！”上车是个敏感的时刻，有人可能趁机逃跑。所以他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跪着。而你最好别站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喜欢开枪。他们再次清点人数，接着让囚犯进入车厢，锁上车门。火车不会立即开动—你要在那里停上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有人说“我们走了！”于是，你上了路。11
从外表上看，火车车厢通常是一般的普通车厢—只是比大多数车厢防范得更为严密。在波兰被捕的爱德华·布恰用一个打算逃跑者的目光仔细观察了他所在的车厢。他回忆说，“每节囚车都围着几道带刺铁丝网，外面有哨兵把守的木制平台，电灯安在每节车厢的顶部和底部，窄小的车窗加装了粗重的铁栅栏。”布恰后来还检查了车厢的下面，看看车底是否同样围着铁丝网。围着呢。12芬克尔斯泰因还回忆说，“每天早晨你都听见敲打声—看守带着木榔头，他们总是敲打车厢，以确保没有人企图打洞逃跑。”13
为特殊囚犯做出特殊安排的情况不太常见。押解途中，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没有与其他囚犯关在一起，而是被安置在火车的看守包厢里。14不过，绝大多数囚犯和流放者都是装进两种火车车厢中的一种集中押解的。第一种是“斯托雷平车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二十世纪初期沙俄政府的一位精力充沛、推行改革的首相的名字命名的，据说这种车厢是他引进的）。这是一些为押解囚犯进行过改装的普通车厢。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长长的押运列车，或者每次在普通列车上挂一两节这样的车厢。一名曾经坐过斯托雷平车厢的囚犯对其作了描述：
除了围着许多铁栅栏之外，斯托雷平车厢与俄国普通的三等车厢相似。当然，车窗装上了护栏。各个包厢用金属网而不是用挡板隔开，像笼子一样，还用一道长长的铁栅栏把包厢与过道隔开。这样布置可以使车厢里的囚犯始终处于看守的监视之下。15
斯托雷平车厢同样非常非常拥挤：
两个上铺，每个上面头脚相对躺两个人。两个中铺上有七个人，他们头朝过道，腿脚交错着放在一起。两个下铺每个下面躺一个人，下铺连同塞满了门与铺位之间空地的行李上面至少坐十四个人。晚上，下铺上的那些人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然能够并排躺下。16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不便之处。在斯托雷平车厢里，看守随时可以看到囚犯，因此能够知道他们吃的什么，听见他们谈论什么—并且决定何时何地让他们解手。结果，所有描写押运列车的回忆录作者实际上都提到过与大小便有关的恐慌。看守每天让囚犯上一次厕所，有时两次，有时一次也没有；或者停车让囚犯下车解手：“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经过与看守的长时间交涉，当我们获准下车在车厢底下找个地方方便时，已经顾不得四面八方都是眼睛了。”17
无论这样的停车解手可能多么令人尴尬，患有胃病或其他疾病的囚犯的情况则更加糟糕，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憋不住的囚犯抽泣着拉在裤子里，而且经常拉在挨着他们的囚犯身上。即使是在共同落难的群体中，对于一些囚犯来说，不怨恨那些不幸做了这种事的人也很困难。”18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囚犯实际上宁愿选择另外一种押运囚犯的车厢：运牛的货车。这种车厢实如其名：内部空旷，不一定配备供人使用的设施，有时车厢中间有一个取暖的小炉子，有时有铺位。虽然比斯托雷平车厢的条件简陋，运牛车却没有分成几个部分，因此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运牛车里还有“厕所”—车厢地板上的洞口—免除了请示乞求看守的必要。19
不过，空旷的车厢也有让人特别痛苦的情况，例如，有时，车厢地板上的洞口被堵塞。在布恰的火车上，地板上的洞口冻住了。“结果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尿撒在地板与车门之间的一道缝里，把屎拉在一块布里简单包成一个小包，希望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停车并且打开车门，以便我们能把它们扔出去。”20在那些塞满了被流放的特殊移民的火车—车厢里面男人、女人和孩子混杂在一起—上，地板上的洞口产生了另外一种问题。三十年代初期被流放的一位富农的女儿回忆说，在不得不当着其他人的面解手时，人们“非常尴尬”，幸亏她能躲在“母亲的衬衫后面”。21
可是，真正的痛苦不是拥挤、解手或者尴尬，而是缺少食物，尤其是缺水。根据火车路线和种类的不同，有时途中向囚犯供应加热的食物，有时没有。通常，囚犯在押解途中的“干粮”是面包，既可能按每天三百克的低标准发放，也可能发给较大的数量—两公斤左右，后者意味着路程要持续三四十天。
与面包一起，通常还会发给囚犯咸鱼—结果这使囚犯特别口渴。22可是，他们每天得到的水很少超过一大杯，即使是在夏天。因此，囚犯在押解途中普遍体验过的那种极度口渴的经历反复出现。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我们曾经连续三天没有喝水，一九三九年除夕，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去舔悬挂在车厢外面的透明冰凌。”23另一名囚犯回忆说，在一次二十八天的押解途中只给了囚犯三次水，火车偶尔停车，“抬下囚犯的尸体”。24
即使每天能够得到一杯水，囚犯同样不堪折磨。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回忆说，囚犯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是在早上把一杯水全喝了，还是尽量省着喝。“那些偶尔抿一口水从而使它维持一整天的囚犯一刻也没有轻松过。他们从早到晚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杯子。”25就是说，如果他们足够幸运有一杯水的话：一名囚犯至死也不会忘记她设法带在身边的茶壶被偷走的那个伤心时刻。茶壶装水不会洒，可以让她一点一点地喝一整天。没有了茶壶她就没有了装水的东西，于是备受干渴的煎熬。26
更不幸的是尼娜·哈根—托恩的回忆，夏日炎炎，她乘坐的押运列车在新西伯利亚城外停了三天。这座城市的中转监狱人满为患：“当时是七月，天气非常炎热。斯托雷平车厢的顶部晒得发烫，我们像烤箱里的面包似的躺在铺上。”不顾看守以增加刑期相威胁，她那个车厢的囚犯决定进行绝食抗议。“我们不想得痢疾，”女犯们大喊着回应看守，“四天来，我们一直躺在自己的粪便上。”最终，看守勉强允许她们喝了点水并洗了洗。27
一名波兰囚犯也发现她所乘坐的火车慢慢停了下来—不过是在大雨中。囚犯们当然试图去接从车顶上面流下来的水。但是，“当我们把杯子从车窗的铁栅栏之间伸出去时，坐在车顶的看守大声喊着他要开枪，因为禁止这样做。”28
冬天的押解旅程并不一定更好过。另外一名波兰流放者回忆说，在乘火车前往东部途中，除了冻得硬梆梆的面包和结冰的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29无论冬夏，其他流放者也都经历了特别的磨难。通常，当一列押运流放人员的火车在某个普通车站停下时，囚犯就会蜂拥下车向当地的人购买食物。“我们犹太人冲下车去抢购鸡蛋，”一名波兰乘客回忆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30
年老和幼小的囚犯最受苦。芭芭拉·阿莫纳斯是一个与美国人结婚的立陶宛人，她和一大批立陶宛人一起被流放，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有一个四小时前刚刚生了孩子的产妇和一个无法清理干净的八十三岁瘫痪老人—“她身上的所有东西很快就会发臭而且全身长满烂疮”。另外还有三个婴儿：
因为不能经常洗，尿布成了婴儿父母的大问题。有时，遇上雨后停车，婴儿的母亲们就会跳下车去在水沟里面洗尿布。为这些水沟发生过争吵，因为一些人想洗盘子，一些人想洗脸，而另一些人想洗脏尿布，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父母努力保持孩子的卫生。把用过的尿布抖开晾干，把床单和衬衫撕开权当尿布使用，有时，父亲把湿尿布系在腰间尽量使它们干得更快。
小孩子过得也不好：
有几天很热，车厢里污浊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一些人生了病。在我们的车厢里，一个两岁的男孩发了高烧，难受得一直在哭。他的父母能够为他做的只是让他吃几片别人给的阿司匹林。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最后终于死了。接着，在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森林停车时，士兵把他的尸体抬下车，可能把他掩埋了。他父母的悲痛之情以及无奈的愤怒令人心碎。在正常情况下给予治疗他不会死。现在，甚至没人确切地知道他被埋在什么地方。31
有时，当局为逮捕的敌人做出不同于流放者的特殊
安排，而特殊的安排并不一定使情况有所改善。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在孩子两个月时遭到逮捕，然后被送上一列实际上塞满了哺乳母亲的押运火车。六十五个女人和六十五个婴儿坐着两节运牛的货车行走了十八天，车厢里只靠两个直冒浓烟的小炉子取暖。没有特供的食物，没有热水给孩子洗澡或洗尿布，尿布后来“脏得成了绿色儿”。两个女人用玻璃片切开喉咙自杀了。另外一个精神失常。她们的三个婴儿被别的母亲抱养。桑德拉茨卡雅本人“收养”了其中一个。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然坚信，正是母乳挽救了自己染上肺炎的孩子。当然，那个时候也无药可吃。
到达托木斯克中转监狱时，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大部分孩子生了病，两个孩子死亡。又有两位母亲企图自杀，但是受到阻止没有成功。其他母亲进行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的第五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前来看望了这些女人：一个女人把她的婴儿扔向这些委员。刚到捷姆劳改营—主要是为被捕的“妻子”而设的女子劳改营—时，桑德拉茨卡雅确实设法组织过一个幼儿园。最后，她说服亲戚来把她的孩子带走了。32
尽管桑德拉茨卡雅的故事听起来也许显得怪异而残忍，但是，她的经历并非绝无仅有。一名前劳改营医生记述了被派到一个“儿童押解队”工作的情况，被解送的人包括十五位哺乳母亲和她们的婴儿，加上二十五个别的孩子和两名“保姆”。所有人被看守押解着走到车站，上的不是普通车厢而是一节车窗装有铁栅栏的斯托雷平车厢，也不发给适合他们吃的食物。33
有时，所有押解列车全部停运，但是，列车停运并不一定给囚犯提供多少喘息的机会。他们被押下火车，然后重新坐上卡车回到中转监狱。中转监狱的管理制度与办案监狱的差不多，只是这里的看守对他们所看管的囚犯的生存条件甚至更加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决不会再次见到这些人转监狱的管理完全无法预测。
卡罗尔·哈伦齐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乌克兰西部押往科雷马的一名波兰人，他记录了他停留过的许多中转监狱的相对优点。在一份波兰军方要求填写的问卷中，他指出，利沃夫监狱干燥，有“完好的淋浴设施”而且“相当干净”。相比之下，基辅的监狱“拥挤、肮脏得难以形容”，而且到处都是跳蚤。在哈尔科夫，他所在的那间九十六平方米的牢房里塞进了三百八十七名囚犯，还有成千上万只跳蚤。在阿列莫夫斯克，监狱“几乎一片漆黑”，而且不许囚犯散步：“水泥地面很脏，地上有鱼刺。灰尘、臭味以及缺少新鲜空气让人头痛和眩晕，”条件恶劣得使囚犯们都趴下了。在伏罗希洛夫格勒[44]，监狱也是“相当干净”，而且允许囚犯到牢房外面去解手，每天两次。在旧别利斯克的中转集中营，一个星期只许囚犯散步一次，半个小时。34
位于太平洋沿岸的那些中转监狱的条件也许最为简陋，在登上前往科雷马的船只之前，囚犯要在那里停留等候。三十年代，只有一座这样的监狱：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第二河监狱。由于第二河监狱人满为患，一九三八年又建立了两个中转监狱：纳霍德卡湾监狱和瓦尼诺监狱。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足够的牢房关押成千上万等候船只的囚犯。35一九四七年七月底，一名囚犯发现自己来到纳霍德卡湾监狱：“露天关押了两万人。对于房子只字不提—在那里，他们无论坐、躺还是睡觉，完全都是在地上。”36
供水情况与火车上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善，尽管实际上囚犯们主要还是靠咸鱼为生，还是处在夏季的炎热中：“监狱里到处贴着‘不要喝生水’的标志。同时，两种流行病—斑疹伤寒和痢疾—在我们当中流行。结果，囚犯不顾那些标志的提醒，去喝监狱院子里地面上流着的水……谁都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成了为喝一点水解渴而不顾一切的人。”37
对于经过几个星期旅途劳顿—一些回忆录作者记述了前往纳霍德卡湾监狱的四十七天火车旅程38—的囚犯来说，太平洋沿岸中转监狱的条件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一名囚犯写道，押解他的火车到达纳霍德卡湾监狱时，他的难友百分之七十患了夜盲症—坏血病病因的一种后果—而且腹泻。39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医疗帮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没有药物或适当的护理，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河监狱死于妄想症和精神错乱。40
在太平洋沿岸的中转监狱，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有可能额外得到一点面包。囚犯可以运水泥，从火车上卸货，掏厕所。41实际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纳霍德卡湾监狱是“唯一一个囚犯乞求干活儿的监狱”。一名波兰女囚犯回忆说，“他们只给干活儿的人发吃的，但是因为人比活儿多，一些人饿死了……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卖淫花像鸢尾草一样茂盛。”42
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说，另外还有一些人靠交易为生：
有一块叫做市场的开阔场地。囚犯们聚在那里以物易物……钱不管用。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包、烟叶和我们用来卷烟的报纸。有一些作为维修服务人员服刑的非政治犯。他们用面包和烟叶交换新来者的衣服，然后把我们的衣服转卖给外面的居民换取卢布，他们就是这样为获释之后回到苏联社会中的那一天攒着钱。白天，市场是监狱里面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在那个共产主义国家里如同地狱般的地方，我目睹了自由贸易制度最原始的形式实际上是什么样子。43
不过，对于这些囚犯来说，押解旅程的恐怖并没有终止于押运火车和中转监狱。前往科雷马的旅程必须乘船完成—就像囚犯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叶尼塞河而上去诺里尔斯克一样，或者像早年乘驳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经白海去沃尔库塔一样。尤其是，在登上开往科雷马的轮船时，几乎所有囚犯都感到，他就要离开熟悉的世界，渡过冥河，进入地狱。许多囚犯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船。44
轮船本身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破旧的原产于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蒸汽货轮—它们根本不是为运载旅客制造的—往返于科雷马航线。为使这些轮船胜任新的角色而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但是变化主要在表面上。轮船的烟囱刷上了Д.С.（远北建设）标志，甲板上架着机关枪，货舱里搭起简易的木板床铺，铺位用铁栅栏相互隔开。远北建设船队最大的轮船—原设计用于运送超长电缆—起初命名为“尼古拉·叶若夫”号。叶若夫失宠后，它更名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号，这一改名需要花很多钱去更换国际船舶登记证书。45
几乎没有为轮船所运载的“人”这种货物作其他考虑，在第一段航程，不许他们走上甲板，因为此时轮船的航线靠近日本海岸。在这几天时间里，船舱通往甲板的舱口紧紧关闭，唯恐偏离航线的日本渔船看见什么。46有人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47
不过，即使当时没有海难，囚犯同样深受要求强制监禁的保密之苦。看守把食物扔进船舱，留下囚犯去争去抢。用桶把给他们的水从甲板上放下去。因此，食物和水—像空气一样—都供应不足。无政府主义者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回忆说，上船以后，人们马上开始呕吐。48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也是下到船舱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虽然我仍然站着，那只是因为没有倒下的地方。”一进船舱她“就动弹不得，我的两腿渐渐麻木，饥饿和海上的空气使我头晕目眩，我们大家全都晕船……几百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我们几乎不能呼吸；我们坐卧在肮脏的地上，或者互相依靠，伸开两腿给前面的人腾出地方”。49
一旦驶过日本海岸之后，囚犯有时得到允许爬上甲板以便使用船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厕所，对于几千名囚犯来说，这么少的厕所根本就不够用。回忆录作者们的回忆不尽相同，为了上厕所，有等“两个小时”的，有等“七八个小时”的，还有人等了“一整天”。50斯戈维奥对这些厕所作了描述：
一个箱子式的临时装置靠在船舷一边……在颠簸的船上，从甲板越过栏杆爬进箱子相当困难。年龄较大和那些从未到过海上的囚犯不敢进去。看守的催促和解手的急需最终迫使他们克服了畏惧情绪。在整个航程中，梯子上不分昼夜地排着长队。每次只许两个人进去。51
然而，在船上的生活中，肉体的痛苦远不如由囚犯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当中的刑事惯犯—所制造的痛苦那么严重。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尤其如此，当时，刑事惯犯在劳改营系统内的势力达到顶峰，而且当局把政治犯和刑事犯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一些政治犯已经在火车上遭遇过刑事犯。艾诺·库西宁回忆说，“押解途中最糟糕的情况之一是那些安排在上铺的少年犯[年轻的刑事犯]，她们做各种各样下流的事—到处吐痰，说脏话，甚至把尿撒在成年囚犯身上。”52
船上的情况更加糟糕。埃莉诺·利珀三十年代后期经历了解送科雷马的旅程，她叙述说，政治犯“挤在一起躺在船舱的柏油地面上，因为床铺都被刑事犯占据了。如果我们谁敢抬头，鱼头和鱼肠就从上面雨点般地向她扔来。晕船的刑事犯呕吐时，都会直接吐到我们身上”。53
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囚犯比苏联囚犯穿得好，而且拥有更多值钱的财物，因此成为特定的目标。有一次，一群刑事惯犯把船上的电灯关掉，然后开始袭击一群波兰囚犯，杀死了其中几个并且抢劫了其余的人。“当时在场但幸存下来的波兰人在有生之年都会记得，”一名幸存者写道，“他们曾经下过地狱。”54
男女囚犯混在一起有可能比刑事犯与政治犯混在一起的后果严重得多。严格地说，这是不允许的：在船上，男女囚犯应当分开关押。实际上，看守可能接受贿赂允许男犯进入女犯船舱，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科雷马电车”—发生在轮船上的轮奸—在整个劳改营系统闹得沸沸扬扬。叶莲娜·格林克是一名幸存者，她描述了被轮奸的经过：
他们在电车“售票员”的指挥下开始强奸……听到“停止玩乐”[ кончай базар]的命令之后不情愿地爬起来，让位给身边跃跃欲试的下一个人……
死去的女人被拖走，堆在门口。他们往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身上泼水，使她们恢复知觉，接着，轮奸再次开始。一九五一年五月，“明斯克”号[在整个科雷马以“大电车”而臭名昭著]上受害妇女的尸体被抛进大海。看守甚至没有记下死者的姓名……55
据格林克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因在这些押解船上强奸而受到惩罚。波兰少年雅努什·巴尔达赫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一九四二年，他发现自己上了一条开往科雷马的轮船。当一伙刑事惯犯准备袭击女囚犯的船舱时，他就在现场，他眼看着他们把分隔男女船舱的铁栅栏切开了一个大口子：
很快，从这个口子赶过来一些女人，那些男人撕掉她们的衣服。几个家伙立即开始强奸，没有一个女人幸免。我能看见受害者雪白的身体挣扎着，她们使劲踢腿，用手抓男人的脸。女人们撕咬、喊叫、痛哭。强奸者回手毒打她们……放开女人之后，一些块头较大的强奸者转身来到床铺搜寻男孩子。接着，这些青少年受到残害，他们也被打趴在地，流着血不停地哭求。
其他囚犯没人试图制止强奸：“几百个男人从床上低头看着强奸的场面，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干涉。”巴尔达赫写道，只是在上甲板的看守把水泼向船舱时，强奸才会停止。几个死去和受伤的女人随后被拖了出去。没有人受到惩罚。56
“任何读过但丁《神曲》的人都会说，”一名幸存下来的囚犯写道，“地狱就在那条船上。”57
还有许多关于押解的故事，其中一些非常悲惨，简直让人不忍复述。押解的过程如此恐怖，以致在幸存者的集体记忆中，这种过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像劳改营本身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谜团。根据常人的心理，或多或少还有可能解释劳改营负责人的残忍，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自身承受着完成劳动定额、实现生产计划的压力。甚至可以解释办案人员的行为，他们的人生取决于其榨取供词的业绩，而且，有时他们是被挑选出来充当施虐狂的。可是，解释普通押解看守的行为则要困难得多：为什么不让渴得要死的囚犯喝水，为什么不给发烧的孩子阿司匹林，为什么不去保护女犯使其免遭轮奸致死。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押解看守得到过明确的命令虐待被押解的囚犯。恰恰相反，对于如何在押解途中保护囚犯却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因此官方对这些规定屡遭破坏非常不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颁布的一项“关于改善囚犯押解的组织工作”的法令以激烈的措辞描述了某些押解看守和古拉格人员“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这导致囚犯到达指定地点时处于饥饿状态，结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开始劳动。”58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份愤怒的官方文件不仅对把生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押上开往北方劳改营的火车—这种做法本身是被禁止的—表示不满，而且对更多的囚犯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得不到适合途中季节穿着的衣服表示不满。另外，有些囚犯的个人材料没有与人随行，因此找不到他们的档案。也就是说，囚犯到达劳改营时，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罪名或刑期。一九三九年，包括一千九百人的一批囚犯被押往北方边远地区，到达时，其中五百九十名囚犯因过度虚弱或病情严重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一些人只剩几个月的刑期，一些人则刑期已满。大部分囚犯没有保暖的衣物和“合适的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另外二百七十二名囚犯乘坐敞篷卡车行驶了五百公里，他们没有冬天的大衣，结果，许多人病倒了，一些人后来病死了。关于所有这些事实的报告都带有相应的不满和愤怒，疏忽的看守也受到了惩罚。59
同样，许多命令管理着中转监狱的事务。例如，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一道命令阐述了中转监狱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监狱负责人修建澡堂、设法消灭寄生虫并且管理好厨房。60远北建设押解船队的安全和防卫同等重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停泊于马加丹港的两条船上发生了炸药爆炸事件—导致九十七人死亡，二百二十四人送往医院抢救—以后，莫斯科对港口“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给予了指责。负有责任的人员被送审判刑。61
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对囚犯害怕乘坐押解船只心知肚明。一九四三年诺里尔斯克检察院的一份检察官报告抱怨说，用船送来的囚犯—他们乘驳船沿叶尼塞河而上—“身体经常处于虚弱状态……在一九四三年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五名囚犯中，约有五百人在到达的第一或者第二天被送进杜金卡[诺里尔斯克的港口]的医院治疗；一千多人因为不给他们分发食物而暂时不能劳动”。62
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С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С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45]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63
许多具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试图解释缺乏经验的年轻押解看守—他们决不是安排在监狱系统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杀人者—为什么对囚犯实施诸如此类的荒唐虐待。尼娜·哈根—托恩认为，“这并不证明邪恶，只是证明他们对被押送者的极度冷漠。他们不把我们当做人看。我们只是有生命的货物。”64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之后被捕的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认为，缺水应该不是故意虐待我们，而是因为供水必然要给看守增加额外的工作，所以，只要没有命令，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押解队的指挥官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而看守则不愿冒着囚犯逃跑的风险一天几次押着他们去车站的水井或自来水龙头打水。65
不过，一些囚犯讲述的情况并非冷漠所能概括：“早晨，押解队的头头来到车厢的过道……他面朝窗户背对我们站在那里，大声叫骂着诅咒道：‘我烦死你们了！’”66
厌烦—或者更确切地说，厌烦搀杂着不得不从事这种让人丢脸的工作的怒气—也是索尔仁尼琴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另类现象的解释。他甚至试图从押解看守的角度去想。押解途中，他们非常忙碌，人手也不够，然后还得“提着水桶去打水—再说，这要提着水走很远的路，而且心里挺憋气：一名苏联军人为什么就得像头驴似的为人民的敌人去打水？”更加让人憋气的是，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分配那点水需要很长时间。囚犯没有自己的茶缸。本来有茶缸的囚犯的茶缸都被没收了—因此，他们只能用两只配备的公用茶缸喝水，当他们喝水时，你得站在那里，舀出水来递给他们，再舀，再递，直到他们喝完为止……
打来水分给囚犯，押送人员能够容忍这一切，只要那帮猪猡咕嘟咕嘟喝饱了之后不要求解手就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如果一天不给他们水喝，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他们喝一次水，他们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他们喝两次水，他们就要解两次手。于是，这成了个简单明了的常识：什么也不给他们喝就对了。67
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冷漠，厌烦，愤怒，憋气，都对囚犯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结果，当囚犯到达劳改营时，他们不仅为坐牢和受审的经历感到迷惘和屈辱，而且体力也被消耗殆尽—接着，他们即将踏上在古拉格系统中的下一段路程：进入劳改营。
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囚犯到达时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68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69一九三三年来到索洛韦茨基—当时那里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70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MachtFrei）—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71
像入狱一样，新来的囚犯到达劳改营后也要办理各种手续：被押解弄得筋疲力尽的囚犯马上就要变成劳改犯了。“到达劳改营之后，”波兰囚犯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回忆说，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清点人数……那个特殊的夜晚似乎漫无尽头。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们必须站成五排，每一排听口令向前迈出三步，几名神情焦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不停地高喊“一，二，三……”并且费劲地在他们的大写字板上记下每一个数字。可能是，这些活着的囚犯加上途中被枪毙的那些囚犯不够预期的总人数。72
男女囚犯的人数清点完毕之后，他们被带去洗澡并且剃剪毛发—从头到脚全身都剃。不过，按照正式规定为了卫生—假设从苏联监狱过来的囚犯身上总是爬满了虱子，这种假设通常不错—而进行的这一程序73同样具有某种重大的仪式意义。难怪女囚犯们带着特别恐惧和厌恶的口气描述它。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她们被迫脱掉衣服，然后在男性士兵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地等着轮到给她们剃剪毛发。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到达科雷马时经历了这种仪式，她回忆说，“我第一次听到抗议的哀嚎：女人就是女人……”74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在一座中转监狱有过同样的经历：
为了清洗我们脱下衣服交了出去，然后准备上楼去盥洗室，这时我们发现，沿着楼梯从上到下站满了看守。我们羞愧难当，低着头偎缩在一起。然后，我抬头望去，结果，我的目光与那名负责官员的目光相遇。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上来，快点，”他大声喊道，“赶快！”
我一下子感到释然了，情况甚至显得相当滑稽。
“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想，“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比我小时候所害怕的公牛瓦斯卡更像男人。”75
清洗剃剪之后，将男女囚犯变成无名劳改犯的第二步是分发囚衣。至于是否允许囚犯穿自己的衣服，规定因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劳改营之间也不一样。实际上，这个问题似乎留给了地方劳改营的官员们，他们总是随心所欲地作出决定：“在一个营站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在另一个却不行，”五十年代初期湖泊劳改营的囚犯加琳娜·斯米尔诺娃回忆说。76这并非总是一个问题：到达劳改营时，如果没有被偷走的话，许多囚犯自己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
那些没有衣服的囚犯不得不穿劳改营发给的囚衣。囚衣通常又旧又破，做工粗糙而且不大合身。在一些人—特别是女囚犯—看来，有时候，发给他们的囚衣仿佛是蓄意羞辱他们的企图的组成部分。安娜·安德烈耶娃是作家和唯灵论者丹尼尔·安德烈耶夫的妻子，她刚到劳改营时，那里的囚犯可以穿着自己的衣服。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她被转到另外一个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不能穿着自己的衣服。她发现了实在令人不快的变化：“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剥夺了我们的名字，剥夺了形成我们每个人个性的所有东西，剥夺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穿着一身难看的囚衣……”77
没有为使保证囚衣尺寸适合囚犯穿着下过任何工夫。“我们每个人领到的都是大号衬衣，”雅努什·巴尔达赫写道，还有“一条黑色束腰棉裤，一件棉外套，一顶带帽耳的毡帽以及橡胶底靴子和羊毛里儿连指手套。这些衣物不加区分地发放下来，由我们自己挑选合适的尺寸。发给我的衣服全都太大，因此，我要用几个小时交换成更为合身的”。78
对劳改营囚衣样式的批评同样严厉，另外一名女犯写道，发给她们的是“短棉外套，长及膝盖的棉袜和用桦树皮做成的鞋。我们看上去像可怕的怪兽一样。我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卖给了女刑事犯，或者更确切地说，都交换了面包。丝袜和围巾让人眼红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卖掉。拒绝不卖可能非常危险”。79
由于破旧的囚衣似乎就是为了使他们丧失尊严而设计的，许多囚犯后来总是尽可能地修改它们。一名女犯回忆说，起初，她对发给自己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并不在意。不过后来，她开始“像其他女犯一样”，缝补破洞、添加衣袋并且改变衣服的样式，这减轻了她的屈辱感。80一般情况下，善于缝缝补补的女囚犯可以得到额外的面包，因此，人们费尽心思也要对标准囚衣作一点哪怕是最最微小的改动：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使自己与众不同、看上去比别人略胜一筹的能力可能与更高的地位、更卫生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多的特殊待遇发生关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十分清楚这些细微变化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