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钟声
随着晨曦飘进牢房
我听见钟声呼唤我：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说罢潸然泪下，
身陷囹圄的惭愧泪水……
不是为了上帝，
而是为了你，俄罗斯。
—西梅翁·维连斯基，一九四八年1
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2但是，这个数字正在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那些小劳改营—营站—的数量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而且，因为其中有一些是临时的，有一些是永久的，还有一些由于技术原因在不同的时期隶属于不同的劳改营，所以可能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另外，也不能绝对地说劳改营的惯例和做法保证适用于每一个营站。即使是在贝利亚统治古拉格系统期间—这从一九三九年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仍然继续存在着千差万别，不同的时间条件不同，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甚至在同一个劳改营联合体内部，条件也不一样。
“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世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苏联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写道—而且，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特色。3一个北方边远地区大型工业劳改营的生活与一个南方农业劳改营的生活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最紧张时的劳改营生活与五十年代初期的劳改营生活完全不同，前者囚犯每年四死其一，后者囚犯的死亡率接近苏联其余部分的水平。一个比较开明的负责人所管理的劳改营的生活不同于一个施虐狂所管理的劳改营。营站规模的差别也很大，囚犯数量从数千人到数十人不等。劳改营的寿命同样如此，有一些从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来仍然起着监狱的作用；另有一些—像那些为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公路和铁路而设立的劳改营—仅仅存在了一个夏天。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对于绝大多数劳改营来说，生活和劳动的某些内容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营站与营站的环境条件之间仍然不尽相同，但是，三十年代国家政策变化无常的特征逐渐消失。结果，老一套死气沉沉的官僚作风—这种官僚作风最终将会牢牢控制苏联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慢慢重新开始在古拉格系统盛行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三○年所颁布的那些粗略含糊的劳改营规章制度与一九三九年贝利亚掌控古拉格之后所颁布的那些更加详细的规章制度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似乎反映在中央机关—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本身—与地方劳改营负责人之间发生了变化的关系上。在古拉格成立初期处于摸索阶段的那十年，上级命令并不试图硬性规定劳改营看起来应该像个什么样，而且几乎从不涉及囚犯的行为。它们草拟出一个大体的方案，留给地方劳改营负责人把空白填上。
相比之下，后来的命令显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对劳改营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均作出了硬性规定，从营房的建造方式到囚犯的日常管理，都要与古拉格新的目标保持一致。4从一九三九年起，大概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贝利亚似乎明确打算不再使古拉格的劳改营—像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某些劳改营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成为死亡集中营。然而，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劳改营管理者比较关心人的生命，更不用说正视人的尊严了。从一九三九年起，莫斯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囚犯将要像机器上的齿轮一样纳入劳改营的生产计划。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莫斯科下发的规章制度要求，通过控制囚犯的生活条件以保证对他们严加管理。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原则上，劳改营根据囚犯的刑期、职业和劳动能力（трудоспособность）将所有人分类。原则上，劳改营给每一名囚犯安排一项劳动任务和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原则上，劳改营根据每一名囚犯完成劳动定额的好坏给他分配基本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栖身之处和生存空间。原则上，劳改营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为提高生产指标设计的：甚至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主要也是因为古拉格的头头们认为它们有可能使囚犯更加努力地劳动而存在的。原则上，为了确保劳改营生活的这些方面协调发挥作用而设立了检查部门。原则上，如果劳改营不按这些规章制度办事，任何囚犯甚至有权—向劳改营的负责人，向莫斯科，向斯大林—投诉。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人不是机器，劳改营也不是没有故障、运转良好的工厂，而且，这个系统并不总是按照其既定轨道运行的。看守受贿，官员偷窃，囚犯想方设法抵制或者破坏劳改营的规矩。在劳改营内部，囚犯还会形成他们自己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他们的等级有时与劳改营当局所设立的官方等级相一致，有时也不一样。尽管莫斯科定期派出检查人员到处巡视—随后而来的往往是愤怒训斥的公函，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劳改营是按照理想模式运行的。尽管表面上当局煞有介事地处理囚犯的投诉—为审查投诉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但是极少产生实质性的变化。5
正是莫斯科古拉格总局心目中的劳改营理想模式与现实生活中的劳改营实际状况之间的这种矛盾—书面规章制度与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矛盾—使劳改营的生活独具荒诞离奇的特色。理论上，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对囚犯生活的细枝末节均作出了硬性规定。实际上，囚犯与管理他们的那些人的关系以及囚犯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劳改营生活的各个方面。
囚犯区：带刺铁丝网里面
显然，劳改营当局所拥有的最基本手段是对囚犯生活空间即“囚犯区”（зона）的控制。按照规定，囚犯区被设计成正方形或长方形。“为了保证更有效的监视”，不许因地制宜或者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6在这个正方形或长方形里，没有多少吸引目光的东西。典型的劳改营营站的房屋，大部分看上去千篇一律。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管理人员曾经拍摄过劳改营营房的照片，后来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照片上是一排简陋的木屋，除了图片文字所说明的一间“禁闭室”和一个“食堂”之外，其他房屋难以区分。7通常在营区中间有一块靠近大门的开阔空地，囚犯每天在那里两次列队清点人数。照例还有一些看守的营房和官员的住处，它们也用木头建成，只不过建在大门外面而已。
把囚犯区与另外的劳动场所分开的当然是将其圈起来的围栏。雅克·罗西在《古拉格手册》中写道，围栏通常用木桩搭建，将其长度的三分之一埋在地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排列的木桩高度为二点五米至六米（七点五英尺至十八英尺）。木桩之间水平拉上七至十五道带刺的铁丝，木桩的间距约为六米（十八英尺）。每对木桩之间还要对角斜拉两道铁丝。8
如果劳改营或移民定居点坐落在城市附近或市区里面，通常会用围墙或砖木围栏代替铁丝网，以使靠近的人无法从外面看到里面。这些障碍物坚固耐用：例如，当我于一九九八年访问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时，在白海运河工程指挥部，三十年代初期修建的一圈用来囚禁犯人的高大木制围栏仍然矗立在那里。
为了通过围栏，囚犯和看守都要经过值班室或“看守室”。白天，值班室的看守监视进出劳改营的每一个人，检查进入劳改营的自由工人和押解囚犯外出的看守的通行证。在恢复了原貌的彼尔姆劳改营三十六号营站，值班室有一条设有两道门的通道。经过第一道门以后，囚犯在两道门之间狭小的地方停下来，接受搜身或检查。然后他才会被允许走出第二道门。在某个西西里银行的入口处，人们经常可以发现同样的机关。
然而，只是铁丝网和围墙尚不足以说明囚犯区的戒备森严。在大多数劳改营，全副武装的看守从高高的木制岗楼上监视着囚犯。有时还用警犬围着劳改营巡逻，警犬用铁链拴在一条环绕囚犯区拉起的金属导线上。由看守中的专业驯养员指挥的警犬经过训练之后可以向靠近的囚犯狂吠，而且可以循着气味追踪企图逃跑的人。就是这样，除了铁丝网和围墙之外，当局还要通过视觉、嗅觉和听觉等手段来对囚犯加以控制。
恐惧同样控制着囚犯，有时它足以使囚犯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根本没有围栏的劳改营里。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被监禁在一个看守松懈的劳改营，在那里，允许囚犯“在劳改营周边半英里的范围内自由走动；超出这个范围之后，看守不予警告即可开枪”。9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大多数劳改营，看守早就“不予警告”就开枪了。在一九三九年订立的规章制度中，贝利亚要求所有劳改营负责人沿劳改营围栏辟出一条宽度不少于五米（十五英尺）的真空地带。10夏天，看守定点巡逻真空地带；冬天，故意让积雪覆盖着真空地带，以便随时发现逃跑的囚犯可能留下的足迹。真空地带最初也有标志，有时用铁丝网，有时用写着“禁区”（ запретнаязона）的牌子。真空地带经常被称为“死亡区域”，因为看守获准向进入其中的任何人开枪。11
然而，包围着营站的铁丝网、高墙、警犬和障碍物并非绝对不可逾越。鉴于德国的集中营完全自成一体—一位专家指出，它“完全封闭，与世隔绝”12—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劳改营系统有所不同。
首先，苏联劳改营把囚犯分为“需要看守的”（конвойный）或“不需看守的”（бесконвойный）。其中，极少数“不需看守的”的囚犯得到允许不受监视地跨界活动，为看守办事，白天在没人看守的铁路路段干活儿，甚至可以住在囚犯区之外的私人公寓里。后边这项特殊待遇制定于劳改营的历史初期—三十年代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13尽管后来多次受到明令禁止，但它仍然延续了下来。订立于一九三九年的一套规章制度提醒劳改营负责人，“毫无例外地禁止所有囚犯住在营区以外的村庄、私人公寓或者属于劳改营的房屋里”。按规定，即使是让囚犯住在有人看守的地方，只要它是在囚犯区以外，劳改营也需要得到特别许可。14实际上，这些规定经常被人忽视。尽管有一九三九年的规章制度，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检查人员所写的报告仍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在奥尔忠尼启则市[46]，令检查人员不满的是，囚犯在街上溜达、逛商店、出入私人公寓、喝酒，还偷东西。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囚犯生活区，有人让一名囚犯骑上了一匹马，结果，他骑着马逃走了。在沃罗涅日第十四劳动区，一名武装看守让三十八名囚犯站在街上，自己则去逛商店。15
莫斯科的检察机关给西伯利亚共青城附近的一个劳改营写过一封信，指责劳改营负责人允许超过一千七百六十三名囚犯得到“不需看守的”囚犯身份。结果，检察官愤怒地写道，“在城市里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公共场所，在私人公寓，都有可能遇见囚犯。”16检察官们还指责另外一个劳改营违反规定让一百五十名囚犯住在私人公寓里，这导致了“酗酒闹事、流氓行为，甚至导致对当地居民的抢劫”。17
不过，在劳改营里面也没有剥夺囚犯的一切行动自由。相反，这正是集中营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同于监狱的一个方面：不劳动、不睡觉的时候，大多数囚犯可以在营房内外随意走动。不劳动的时候，囚犯还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决定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只有那些服苦役—一九四三年开始实施的刑罚制度—的囚犯，或是稍晚一些关在“特种劳改营”—一九四八年增设的劳改营—里的囚犯，夜间才被锁在营房里面。他们对这种待遇强烈不满，后来开始进行反抗。18
从封闭恐怖的苏联监狱刚一到劳改营的时候，环境的变化经常使囚犯喜出望外。一名囚犯说起他来到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时的情形：“一到野外，我们的心情非常愉快。”19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回忆说，来到马加丹以后，她“一天到晚谈论着劳改营生活胜过监狱生活的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劳改营的居民（约有一千名女犯）似乎很多：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可以说话，这么多人可以交朋友！还有大自然。在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区里，我们可以自由走动，可以遥望头顶的天空和远方的山冈，可以一直走到尚未成林的树丛前，用手抚摸它们的枝叶。我们呼吸到湿润的海洋空气，感觉着下在脸上的八月细雨，坐在潮湿的草地上，让泥土从指间流过。我们的生活已经四年没有这些内容了，以致我们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对于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没有它们，你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正常的人。20
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表示赞同：
你被送进来，下了囚车，接着，有些事情让你意外。首先，囚犯们在到处走动，没有看守—不管看守正在什么地方执勤。其次，他们看上去与你完全不同。进了劳改营之后，当新的犯人送到时，我发现这种反差甚至更大。由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伙食恶劣等等原因，新来的犯人全都脸色发青。而劳改营囚犯的脸色多少还是正常的。你发现自己身在一群相对自由、相对健康的人中间。21
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劳改营生活这种表面上的“自由”逐渐失去吸引力。在监狱的时候，波兰囚犯卡齐米日·扎罗德写道，人们仍然相信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很快就会被释放。毕竟，“我们还被外面的文明世界—监狱的高墙之外是一个大城市—所包围”。
可是，在劳改营里，他发现自己自由地活动于“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中间……暂时完全不能按照正常的情感行事。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慌，这种感觉慢慢变成绝望。我试图抑制这种感觉，回到意识的深处，但我渐渐开始明白，我陷入了某种玩世不恭的反常行为不能自拔……”22
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行动的自由很快就能轻易地转向混乱状态。白天，营站里看守和官员人手充足，但是夜间他们经常全都不在。值班室里通常会留一两个人，其余的人则全部撤到围栏以外。只是在囚犯认为自己的生命有危险时，他们间或会向值班室的看守求助。一名回忆录作者回忆说，在一次政治犯与刑事惯犯的打斗—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在战后是一种普遍现象—发生后，被打败的刑事惯犯“跑到值班室”去求助。第二天，他们被转往另外一个营站，因为劳改营的管理者不愿看到大量死人。23还有一名女囚犯，她感到自己有被强奸的危险，并且可能死于一名刑事惯犯之手，于是，她“走进”值班室，请求当晚将她关进劳改营的禁闭室里保护起来。24
然而，值班室不是一个保险的安全区域。看守室里的看守并不一定非得对囚犯的要求作出反应不可。收到一些囚犯对另一些囚犯实施暴力的报告，他们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官方文件和回忆录中都有关于武装看守对发生在囚犯当中的谋杀、殴打、强奸案件漠然而视或一笑置之的记录。古斯塔夫·赫林描述了发生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某个营站里的一起夜间轮奸案，他写道，受害人“发出短促、嘶哑的哭喊，泪流满面，用裙子裹着自己。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岗楼上喊道：‘过来，过来，那些家伙，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不知道羞耻吗？’八个男人把那个姑娘拉到厕所后面，继续轮奸……”25
理论上，规章制度严格规定：囚犯必须待在囚犯区里。实际上，规章制度屡遭破坏。而且，从字面意义上讲并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无论多么残暴多么有害，也不一定受到惩罚。
营规：作息制度
囚犯区控制着囚犯活动的空间。26而营规—或者像通常翻译过来的那样说，是“制度”—则控制着他们的时间。简而言之，制度是劳改营遵照其运行的一套规章和程序。如果说带刺铁丝网把一名囚犯的活动自由限制在囚犯区以内，那么，一系列命令和警示则控制着他在那里度过的时间。
制度的宽松或严厉因营站的不同而不同，既取决于不断变化的中心任务，也取决于特定劳改营所关押的囚犯类型。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管理宽松的病弱劳改营，有过普通劳改营、特种劳改营和惩罚劳改营。但是，基本制度一成不变。制度决定囚犯醒来的时间和方式；决定他们应当列队去劳动；决定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领取食物；决定他们何时睡觉以及能睡多长时间。
在大多数劳改营，囚犯的一天随着派班—给囚犯编队派活儿的过程—正式开始，然后他们列队出去干活儿。一声汽笛或者其他信号将他们叫醒。第二声汽笛告诉他们，早饭时间结束，劳动将要开始。瓦列里·弗里德是一名苏联电影编剧，写过一本特别生动的回忆录，他描写了这种场面：
各个劳动队的任务将在大门口分派确定。调度员通常拿着一块刨平的小告示板：上面写着劳动队和工人的数量（纸张短缺，而且可以用水把告示板上的数字擦掉第二天再写）。跟队的看守和调度员先要检查囚犯是否到齐，如果到齐，囚犯就被押着去干活儿。如果有人没到，大家都得等着，他们则去搜寻没到的人。27
根据莫斯科的规定，这一过程所用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28当然，如同卡齐米日·扎罗德所描写的那样，它持续的时间往往更长，即使是在天气恶劣的时候：
凌晨三点半，我们必须在广场中间站成五排等候清点人数。看守经常点错，于是不得不再点一遍。在下雪的清晨，这是一个几乎把人冻死的漫长过程。如果看守完全睡醒而且精力集中，清点人数通常要用三十分钟左右；但是，如果他们点错了，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站上一个钟头。29
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些劳改营采取了“振奋囚犯精神”的措施。弗里德就此接着写道：“我们的派班进行时，有一位手风琴手伴奏。那是一名别的什么活儿也不干的囚犯，他只演奏欢快的乐曲……”30扎罗德同样记录了清晨乐队的荒唐现象，乐队由囚犯乐手组成，既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
每天早晨，“乐队”站在大门旁边演奏军乐，我们在军乐的激励下“坚定而愉快地”列队走向一天的劳动。队尾走出大门之后，演奏停止，乐手们放下乐器，紧跟在队伍后面，成了去森林里干活儿的工人。31
从劳改营，囚犯列队出去劳动。看守每天照例大喊大叫着发号施令，“如果走出队伍半步，将被视为企图逃跑—押送人员不予警告即可开枪—齐步走！”于是，囚犯仍然排成五路纵队，齐步走向劳动地点。如果路远，他们将由看守和警犬押送。傍晚返回劳改营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一个钟头的晚饭之后，囚犯再次排队站好。看守还要（如果囚犯运气好）一次（如果囚犯运气不好）又一次地清点人数。大概因为从劳动地点返回途中更有可能发生逃跑的情况，所以，对于晚上的清点人数，莫斯科的规定给了比较长的时间：三十至四十分钟。32然后，又一声汽笛响起，睡觉的时间到了。
这些规定和时间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营规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通常变得更加严厉。雅克·罗西写道，“苏联监狱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系统性地强化管理，逐步使最初纯属随意的虐待具有了法律依据”，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一点。33整个四十年代，营规越来越严厉，劳动时间越来越长，休息的天数越来越少。一九三一年，瓦伊加奇考察队—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的一部分—的犯人每天劳动六个小时，分成三班轮流干。三十年代初期，科雷马地区的劳工也按正常作息时间干活儿，冬天时间短一些，夏天时间长一些。34不过，十年当中，每天劳动的时间翻了一番。到三十年代末，埃莉诺·奥利茨卡雅那个缝纫厂的女囚犯“在一个不通风的大厂房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而科雷马每天劳动的时间也被延长到十二个小时。35后来在一个建筑队，奥利茨卡雅每天也要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各有五分钟休息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36
这种情况的不只是她一个人。一九四○年，古拉格的劳动日被正式延长为十一个小时，尽管如此，这个时间仍然经常被突破。37一九四二年三月，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给所有劳改营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怒气冲冲地提醒他们注意“务必保证囚犯睡眠时间不少于八个小时”的规定。信中解释说，许多劳改营的负责人无视这一规定，每天晚上只许他们的囚犯睡四五个小时。结果，古拉格总局不满地说，“囚犯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正在变成‘弱劳力’和伤病号。”38
违规现象继续出现，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生产需求增加时。在德军入侵后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古拉格总局将修建机场设施的囚犯的劳动日正式延长为十二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这一规定全国通用。战争期间，维亚特劳改营有案可查的劳动日为十六个小时。39一九四三年夏天，沃尔库塔记录了十二个小时的劳动日，尽管那里的劳动日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可能是因为囚犯的高死亡率和高患病率—重新缩减为十个小时。40谢尔盖·邦达列夫斯基是战时在某个黑店干活儿的一名囚犯，那是为科学家囚犯所设立的专用实验室之一，他也记得当时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其中包括休息时间。在一个典型的劳动日，他从早晨八点干到下午两点，接着又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七点，然后再从晚上八点干到夜里十点。41
总之，规定常常被违反。分派到科雷马某支淘金队的一名囚犯每天必须筛选一百五十手推车矿沙。收工时没有完成这一定额的那些囚犯只能留下来接着干，直到他们完成为止—有时一直干到半夜。然后他们回到营房，喝下留给他们的菜汤，睡到早晨五点起床，接着开始继续干活儿。42四十年代后期，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当局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一名曾经在那里为新的建筑在永久冻土层上挖地基的囚犯回忆说：“干了十二个小时以后，除非你完成了工作量，他们才会把你从洞里吊上来。如果没有完成，你只能留在洞里。”43
如同战争期间被分派到某纺织厂的一名囚犯后来所说，白天一般也不会让休息几次：
我们必须在早晨六点到达工厂。上午十点，我们有五分钟休息时间去抽支烟，为此我们不得不跑到大约两百码以外的一个地下室去，那是工厂厂区唯一一个允许抽烟的地方。违反这一规定将会受到加刑两年的惩罚。下午一点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手拿小碗的人们不得不飞跑着奔向食堂，排着长队领到一些令人作呕的大豆，大部分人吃了都会不舒服—然后无论如何也要赶在机器开始转动之前回到工厂。接着就再也不能离开岗位了，我们坐下要到晚上七点以后。44
休息日的天数也有法律规定。通常允许囚犯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分派到管得较严的劳改营的囚犯每个月休息两天。但是实际上这些规定也都没有得到遵守。早在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曾经下过一道命令，要求劳改营的负责人认识到囚犯休息日的重要性，因为在拼命完成计划的狂潮中，囚犯的许多休息日被取消了。45十年过去，情况几乎没有变化。战争期间，卡齐米日·扎罗德十天得到一天休息。46另一名囚犯回忆说，他一个月才休息一天。47在古斯塔夫·赫林的记忆中，不干活儿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
按照规定，囚犯享有每劳动十天休息一整天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当劳改营的产量面临降低的危险时，就连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日都蒸发了，因此，当劳改营在某一季度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时，煞有介事地宣布奖励一天休息居然成了惯例……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查看产量数据或生产计划，所以，这种奖励实际上是为使我们完全任由劳改营当局摆布而捏造的谎言。48
即使是在难得的休息日，囚犯被迫在营区里面干杂活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打扫营房，清理厕所，冬天还要清除积雪。49所有这些情况产生了一道由德米特劳改营负责人拉扎尔·科甘签署的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命令。大量反映劳改营的马匹累垮了的报告让科甘感到不安，他首先指出：“越来越多的马匹患病和累垮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马匹负荷过重、道路条件恶劣以及缺少使马匹恢复体力所需要的充足的休息时间。”
接着，他发出了新的指令：
1．劳改营的马匹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个小时，不算两小时必要的休息和饲喂时间。
2．一般情况下，马匹每天走路不得超过三十二公里。
3．每八天必须让马匹固定休息一天，在这一天，务必使马匹得到充分的休息。50
至于囚犯每八天固定休息一天的需要，唉，没有提。
营房：居住空间
大部分劳改营的大部分囚犯都是住在营房里的。不过，囚犯到达之前已经开始建造营房的劳改营并不多见。不幸被派去建设新劳改营的那些囚犯住在帐篷里，或者干脆露天住宿。如同一首囚犯歌曲所唱的那样：
我们乘坐火车飞快地穿过雪原
突然，火车停了下来。
在我们周围，只有森林和烂泥—
我们将在这里开挖水渠。51
伊万·苏利莫夫三十年代是沃尔库塔的一名囚犯，他和一队犯人被扔在“北极冻原的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搭起帐篷，点燃篝火，然后开始铺设“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石头地面”，接着开始建造营房。52雅努什·谢明斯基是战后科雷马的一名波兰囚犯，他也曾是一支在严冬季节“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新营站的犯人队伍中的一员。夜里，犯人睡在地上。许多人死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在篝火旁边抢到睡觉的地方的犯人。53据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愤怒的检查人员说，一九四○年十二月到达阿塞拜疆里海劳改营的犯人也是“露天睡在潮湿的地上”。54而且，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暂时的。直到一九五五年，一些劳改营的囚犯仍然住在帐篷里。55即使囚犯建成了营房，它们也是一成不变、非常简陋的木头房屋。莫斯科对营房的设计作了硬性的规定，因此，关于营房的记述颇为千篇一律：一个又一个囚犯描写了木头建成的长方形营房，没有涂抹灰浆的板壁，用泥巴堵塞的裂缝，里面一排排地摆满了质量同样低劣的床铺。有时有一张简易的桌子，有时没有。有时有几条可以坐的长凳，有时没有。56在科雷马和其他缺乏木材的地区，囚犯用同样廉价的石头同样仓促地建造营房。在那些地方，没有保暖材料可以使用，只能采取古老的办法。在拍摄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的沃尔库塔劳改营营房的照片上，几乎看不见那些营房：营房的屋顶成尖角状，但是非常低矮，这样一来，营房四周的积雪将有助于防寒。57
《营房里》：同营难友在听一名囚犯乐手演奏—本雅明·姆克尔强作，伊夫杰利，1953
营房常常不是正规的房屋，而是地窖或“地洞”。四十年代初期，А.П.叶夫斯托尼切夫就住在卡累利阿的一个地窖里：
地窖—这是清除积雪之后在地面挖出的一个洞。地窖的四壁和顶部用没有加工过的原木支撑着。整个地窖位于另一片地面和积雪的下边。地窖的入口用帐篷遮挡起来……角落里放着一只水桶。地窖中间有个铁炉，一根烟筒从地窖的顶部伸出去，旁边还有一桶煤油。58
在一些紧靠公路和铁路施工现场建立的临时营站里，地窖普遍存在。如同我们在第五章里所讨论的那样，今天，在北方边远地区囚犯修建的公路两旁，在沃尔库塔市旧城区附近的河岸上，仍然布满了这些营站的遗迹。有时，囚犯也住在帐篷里。一本关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早期生活的回忆录描写了建设营站的情况：在三天的时间里，搭起了供一百名囚犯居住的“十五座内有三层铺位的帐篷”，还建成了有四座岗楼和带刺铁丝网围栏的囚犯区。59
不过，实际建成的营房也很少能够达到莫斯科为其制定的最低标准。它们几乎永远都是拥挤不堪的，即使是在三十年代后期的混乱状况结束之后。一九四八年的一份关于二十三个劳改营的检查报告愤怒地指出，在其中的大部分劳改营，“囚犯的居住空间每人不超过一至一点五米”，而且居住条件也不卫生：“囚犯没有地方睡觉，或是没有自己的被单和毯子。”60有时，居住空间甚至比这还要小。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写道，当她来到劳改营时，营房里面实际上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因此，头几天晚上她不得不睡在盥洗室的地板上。61
普通囚犯理应分到被称为包厢—这个名称来自设在客车车厢里的那种睡觉的地方—的铺位。包厢是一些双层床铺，每一层睡两个人，总共睡四名囚犯。在许多劳改营，囚犯睡在更低级的通铺上。通铺是一些长长的木板床，甚至没有分成隔开的铺位。被安排睡在通铺上的囚犯只能排成长长的一排一个挨着一个躺下。由于认为这种公用床铺不符合卫生条件，劳改营检查人员也经常猛烈抨击它们。一九四八年，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用包厢取代所有通铺。62可是，睡过通铺的安娜·安德烈耶娃—她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是莫尔多维亚劳改营的一名囚犯—回忆说，还有许多囚犯一直睡在通铺下面的地板上。63
被褥的发放同样随心所欲，而且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大不相同，尽管莫斯科颁布了更加严格（但是相当有限）的规定。按照规定，所有囚犯每年应该领到一条新毛巾，四年一个枕套，两年一套被单，五年一条毯子。64实际上，“每个囚犯的床上铺着一条所谓的草垫子，”埃莉诺·利珀写道：
里面没有稻草，也很少有干草，因为干草还不够喂牛；里面装的是刨花或者多余的衣物—如果哪个囚犯还有多余的衣物的话。另有一条毛毯和一个枕套，你可以用自己所有的随便什么东西把枕套塞满，因为没有枕头。65
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是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阿拉伯语专家，直到一九五○年，他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睡觉时仍然盖着自己的大衣，用剩余的破旧衣服当枕头。66
一九四八年的那道命令还要求，把营房里的所有泥土地面全都铺上木头地板。但是，直到五十年代，在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所住的营房里，由于地面是泥土的，所以不可能彻底打扫干净。67即使地板是木头的，也会经常因为没有刷子而无法彻底打扫干净。战后在对一个委员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一名波兰妇女说，在她那个劳改营，总有一批囚犯被安排在夜间“上班”，当其他囚犯睡觉时，他们打扫营房和厕所：“营房地板上的泥土必须用小刀才能刮掉。一些俄国女人因为我们不这样做而困惑不解，问我们在家是怎么做的。她们甚至想不到，最脏的地板也能用刷子刷干净。”68
取暖和照明往往同样原始落后，但是在这个方面，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也大不相同。一名囚犯回忆说，实际上，营房里面光线昏暗：“电灯发出惨白昏黄的微光，几乎根本看不出来，煤油灯冒出混浊的烟雾和恶臭的气味。”69另一些人抱怨的却是相反的问题，电灯通常彻夜开着。70沃尔库塔地区劳改营的囚犯在取暖方面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从矿上带一些煤块回家。但是，因塔煤矿附近某个营站的囚犯苏珊娜·佩乔拉回忆说，营房里面“冬天很冷，以致你的头发冻在床上，喝的水在杯子里面结了冰”。71她那个营房里也没有自来水，只有值班人—一名不再能干重活儿的老年女犯—用桶打来的水。值班人白天负责打扫卫生并看管营房。72
更加糟糕的是，因为大量肮脏发霉的衣物晾在床边、桌边以及任何可能悬挂东西的地方，所以营房里面弥漫着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在特种劳改营的营房—那里夜间房门紧锁，窗户上面装着栅栏—里，这种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呼吸”。73
缺少厕所使营房里空气的质量更加恶化。在那些夜间把囚犯锁在营房里的劳改营，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囚犯只能使用营房里的马桶或“水桶”。一名囚犯写道，早晨，马桶满得“提不起来，只好从湿滑的地上拖出去。里面的东西肯定会洒出来”。74另一名囚犯、五十年代初期被捕的加琳娜·斯米尔诺娃回忆说，“如果不是憋急了的话，你可以等到早晨再说，否则将会臭气熏天。”75
另外，厕所是户外的，而且是在营房以外，往往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冬季的严寒中，上厕所是一件辛苦的事。“即使是零下三四十度时，”在另一个劳改营，斯米尔诺娃说，“也只能去木板搭的露天厕所。”76托马斯·斯戈维奥记述了这种情况的后果：
在外面，在每一幢营房的门前，他们插了一根木杆固定在地上。又是一道命令！除了户外厕所，不许我们在劳改营里随地小便，也不许我们尿到拴在那根木杆顶端的破白布上。违反命令被逮住的人将被关十个晚上的禁闭……发布这道命令是因为，有些囚犯夜里不愿跑那么远去户外厕所，而是在人们常走的雪地小道上到处小便。地面上布满了一片片黄斑。春天积雪融化以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我们一个月两次铲除雪堆，用车把残雪运出营区……77
但是，肮脏和拥挤不仅仅是美学问题或者让人相对不舒服的问题。铺位上人满为患以及空间不足也有可能致人死命，尤其是在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劳改营。在一个这样的劳改营—那里的囚犯夜以继日三班倒，一位回忆录作者写道，“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营房里面都有人在睡觉。努力睡着就是为生存而搏斗。为了睡觉，人们互相谩骂、打架，甚至互相残杀。营房里的广播总是开到最大的音量，因此特别让人憎恨。”78
恰恰因为睡觉的地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睡觉的条件始终是控制囚犯的一种基本手段，而劳改营当局也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手段。在莫斯科的中央档案室，古拉格的档案管理员精心保存了各种形式的营房照片，这些营房是为不同类型的囚犯准备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劳动者”或“劳动突击手”—的营房里面有带床垫和毛毯的单人床、木地板，墙上还挂着照片。这些囚犯如果不是微笑着面对摄影师，至少也是在读报，而且看上去营养充足。另一方面，管制营房—供没有能力或不服管教的囚犯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营房—用固定在墙上的木板代替床铺。即使是在这些为了宣传而拍摄的照片上，管制营房的囚犯也没有床垫，照片同时显示，毯子也是伙用的。79
在一些劳改营，围绕着睡觉设定的规矩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一类规矩中，空间成为一种奖励，以致拥有空间—和隐私—被认为是不得了的特殊待遇，只会给予跻身劳改营特权阶层的那些人。劳动队长、定额员之类地位较高的囚犯往往获准与很少几个人住在较小的营房里。刚刚来到莫斯科的一个劳改营时，索尔仁尼琴被劳改营安排担任“工长”，他在某个营房里得到一个位置，那里没有普通营房那么多铺位，并且是两个人而不是整整一队人拥有一个床头柜。白天房门上着锁，因此你可以把自己的东西留在屋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热盘，所以不必到院子里的公用大火炉旁挤来挤去。80
这就是大家公认的高级待遇。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劳动岗位—木工或工具修理工—也能带来囚犯梦寐以求的在车间里面睡觉的机会。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当皮匠的安娜·罗金娜上班时可以在皮匠车间里面睡觉，她还有“权”去洗澡，而且次数更频繁，这都被认为是不得了的特殊待遇。81
在几乎所有劳改营，医生—即使是囚犯医生—也被允许拥有单独休息的地方，这是一种反映其特殊身份的特殊待遇。外科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觉得自己受到了优待，因为他被允许睡在劳改营医务室“接诊台隔壁一间小屋”的一个床位上：“当我进入梦乡时，月亮似乎向我微笑。”与他睡在一间屋里的是劳改营的医士，或者叫“医疗助手”，他也受到同样的优待。82
有时还为老弱病残囚犯安排了特殊的生活条件。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设法混进了立陶宛的一个病弱劳改营。那里的“营房高大，有许多窗户，干净，明亮，我的头顶没有上铺”。83派往贝利亚的黑店—为有才能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而设立的“特殊部门”—去干活儿的囚犯居住的地方最舒适。在博尔舍沃的一个邻近莫斯科的黑店里，营房“宽敞、干净、明亮，用荷兰砖灶取暖”而不是用铁炉子。床上有亚麻布床单和枕头，夜间会熄灯，还有一个单独使用的淋浴间。84当然，住在这些特殊营房里的囚犯心里清楚，挥挥手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这增强了他们努力干活儿的积极性。
营房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营房里，什么人睡在什么地方主要由劳改营里最强大、最抱团的囚犯群体来决定。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较大的民族群体—乌克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波兰人—变得更加强大之前的四十年代后期，最有组织的囚犯通常是刑事惯犯。因此，他们睡在空气较好、空间较大的上铺，如果有人反对就会对其棍棒拳脚相向。睡在下铺的是那些势单力薄的囚犯。睡在地上的人—劳改营最底层的囚犯—处境最惨，一名囚犯回忆说：
这一层被称为“集体农庄”区，刑事惯犯强迫“集体农庄庄员”—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确切地说，甚至还有刑事惯犯当中一些违犯了贼的道德规范的人—必须睡在这一层。落在他们身上的不只是上铺下铺掉下来的东西：刑事惯犯还会往下倒脏水和前一天的剩菜汤。住在集体农庄区的人们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如果他们不满，甚至会有更脏的东西倒下来……人们逐渐开始生病、呼吸困难、丧失意识、精神错乱、死于伤寒、痢疾和自杀。85
不过，囚犯—甚至政治犯—仍有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是一名波兰政治犯，他当医士时，劳改营刑事惯犯的“老大”格里沙把他从一个拥挤不堪的营房里叫出来：“他盛气凌人地踢了他的一个喽啰一脚，后者把这当作为我腾个地方的命令，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有点局促不安，于是表示我不愿坐在离炉子这么近的地方，但这有违我这位主人的一番好意，因为我感到格里沙的一个随从使劲推了我一把。”身体恢复平衡之后，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发现自己坐在格里沙脚下的床铺上：“显然，这是他想让我住的地方……”86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没有争辩。几个钟头时间，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或是一次碰面，甚至都很重要。
澡堂（БАНЯ）
肮脏、拥挤以及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臭虫虱子泛滥成灾。三十年代，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劳改营的《改造报》所刊登的一幅“幽默”漫画画了一名刚刚领到新衣服的囚犯。漫画下方的说明文字写着，“他们发给你‘干净的’衣服，但是衣服上爬满了虱子。”另一幅漫画的说明是，“当你在营房里睡觉时，臭虫像青蟹一样噬咬你。”87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解。一名波兰囚犯写道，战争期间，他的一位劳改营难友逐渐对这些寄生虫着了迷：“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对大量虱子如何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生存下来很感兴趣。他清点自己衬衫上的虱子，先找到了六十个，一小时后，又找到了六十个。”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