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古拉格的负责人早已认识到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的致命危险，因此，他们正式发动了一场针对寄生虫的持久战。硬性规定每十天必须洗一次澡。囚犯进入劳改营时以及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全部衣物应当送到消毒部门蒸煮消毒，以便消灭所有害虫。89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囚犯进入劳改营时，无论男女，劳改营的理发员都要为他们剃掉全身的毛发，以后还要定期为他们理发。肥皂—尽管数量极少—也被列在用品清单上面固定发给囚犯：例如，在一九四四年，肥皂的发放标准是每人每月二百克。女囚犯、囚犯的孩子以及医院的囚犯额外多发五十克，少年犯多发一百克，从事“特别脏的劳动”的囚犯多发二百克。这几片薄薄的肥皂既要用于个人卫生，也要用来洗涤被单和衣服。90（在劳改营内外，肥皂同样供不应求。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的煤矿工人还在因为物品短缺举行罢工，短缺的物品中就包括肥皂。）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劳改营这些除虱措施的成效。实际上，一名囚犯写道，“洗澡似乎增强了虱子的繁殖能力。”91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更进一步：“除虱措施不只是完全无用的，这种澡堂根本灭除不了虱子。它徒有其表，采取除虱措施为的是更残酷地折磨囚犯。”92
严格地从字面意义上讲，沙拉莫夫说的并不对。澡堂不是为折磨囚犯而设置的—如我所说，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的确下达了严厉的命令，指示劳改营的负责人开展消灭寄生虫的斗争，同时，不计其数的检查报告猛烈抨击后者对此行动不力。一九三三年的一份关于德米特劳改营的情况报告愤怒地表示了对女犯营房的不满，那里“肮脏不堪，缺少被单和毯子；女囚犯抱怨臭虫太多，卫生部门一直没有对此采取措施”。93一九四○年的一份关于一批北方劳改营情况的调查报告用激烈的言辞写道，在一个营站，“营房里的虱子和臭虫对囚犯的睡眠能力具有消极影响”，而在新西伯利亚劳改营，“囚犯百分之百染上了虱子……由于恶劣的卫生条件，皮肤病和肠胃病的发病率特别高……因此，不卫生的状况显然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同时，这份报告极其不安地继续写道，在另一个营站，斑疹伤寒爆发过两次，而在其他几个营站，囚犯“又黑又脏”。94对虱子不满并且愤怒地命令将其消灭，古拉格的检查人员年复一年地将统计数字写进检查报告中。95一九三七年，一次斑疹伤寒在捷姆劳改营流行之后，营站的负责人和劳改营医疗部门的副主管被双双开除，他们因“玩忽职守和不作为罪”受到指控和审判。96除了惩罚还有奖励：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一幢营房里的囚犯得到放假的奖励，因为他们把床铺上的臭虫消灭干净了。97
囚犯拒绝洗澡的问题同样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五十年代初期是肯吉尔劳改营—为政治犯而设的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一名囚犯，她回忆说，劳改营里一个特殊的修女教派由于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的原因而拒绝洗澡：
一天，我因生病获准休息留在营房里。可是，一名看守进来对我们说，所有生病的囚犯都要去帮“修女”洗澡。接着出现了下面的场景：一辆货车推进营房停在她们的床前，我们硬把她们抬到车上。她们又踢又打表示抗议。不过，当我们终于把她们弄到车上以后，她们只是安静地躺着，并没有试图逃走。然后我们把车推到澡堂。在那里，我们把她们弄下车来送到澡堂里面，脱去她们的衣服—于是，我们知道劳改营当局不能允许她们不洗澡的原因了。当你脱掉她们的衣服时，虱子一撮一撮地往下掉。随后，我们让她们站在淋浴下面给她们洗澡。与此同时，她们的衣服都被拿去蒸煮消毒以杀灭虱子……98
阿尔金斯卡雅还回忆说，在肯吉尔劳改营，“原则上，你想去洗澡就可以去”，那里用水没有限制。同样，列昂尼德·西特科以前曾被德军俘虏，他认为苏联劳改营里的虱子要比德国集中营里少。他在草原劳改营和矿藏劳改营都待过，在那里，“你想洗澡就可以洗……你甚至还能洗自己的衣服。”99如同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别的囚犯饱受缺水的折磨，某些工厂和工地却有自己的淋浴室，那里的囚犯白天可以使用它们。100
不过，沙拉莫夫关于劳改营卫生制度愤世嫉俗的描述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尽管得到命令要求他们认真对待洗澡问题，经常出现的情况却是，地方劳改营的管理者仅仅把除虱和洗澡当成走过场，对于结果似乎毫不在意。不是没有足够的煤炭保证消毒设施达到必要的温度；就是负责消毒的人员不能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
或是不到月底配给的肥皂已经用完；再不然就是肥皂被人偷走了。在科雷马的迪泽尔尼营站，洗澡的那一天，他们“发给每个囚犯一小块肥皂和一大杯热水。囚犯把五六杯热水倒进一个桶里，而这要洗五六个人”。在索普卡营站，“像其他东西一样，水是通过狭窄的公路和铁路运来的。冬天，他们融雪为水，可是那里的积雪不多，因为风把它们刮走了……劳工从矿上灰头土脸地回来，却没有水池可以洗洗。”101
囚犯洗澡经常让看守感到不痛快，碍于形式，他们只许囚犯在澡堂里面待几分钟。102一九四一年，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某个营站，一名检查人员愤怒地发现，由于看守完全不当回事，“囚犯已经两个月没有洗澡了”。103
而且，在那些最恶劣的劳改营，对囚犯人格的公然无视确实使洗澡成为一种折磨。许多人描述过洗澡的可怕经历，但是，还没有人像沙拉莫夫那样深刻，他用整整一篇小说描写了科雷马澡堂的恐怖。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囚犯还得为轮到他们洗澡等几个小时：“澡堂的开放时间被安排在干活儿前或收工后。在严寒中干了很长时间活儿以后（夏天也不会更轻松），当大家一心渴望吃完晚饭尽快上床睡觉时，在澡堂耽搁的时间几乎令人难以忍受。”
首先，囚犯要在澡堂外面的严寒中排队；然后，他们被赶进挤满了人的更衣室—十五人使用的更衣室塞进了满满一百个人。每当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营房正在受到清理和搜查。他们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点东西，包括陶瓷饭碗和破布片，正被扔到雪地里：
占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是人的天性，无论他是叫花子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囚犯其实也一样。毕竟，他是一个干活儿的人，需要针头线脑铺衬布片缝补丁，也许还额外需要一个碗。这些东西都被扔了出去，结果，每个洗澡日之后还得重新找回来，除非它们被埋在了雪地深处。
进到澡堂里面之后，往往只给一点水，所以根本不可能洗干净。给囚犯“一木盆不太热的水……另外就没有水了，没人能再弄到点水”。澡堂里面也不暖和：“随着从门下边、墙缝中吹进来的阵阵寒风，让人感到越来越冷。澡堂根本不暖和，墙壁上有许多裂缝。”澡堂里面，“由于烟雾、拥挤和叫嚷声，经常也是一片喧嚣；甚至说话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像在澡堂里面一样大声喊叫。’”104
托马斯·斯戈维奥同样描写过这种地狱般的场景。他说，在科雷马，为了让囚犯去洗澡，有时必须打他们：
严寒中站在外面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接着来到冷冰冰的更衣室—必须进行的消毒熏蒸过程，我们在那儿把身上的破烂衣服扔进一堆衣服里—你从没拿回过自己的衣服—人们打骂起来，“你个婊子养的，那是我的夹克”—从湿漉漉的衣服堆里把接缝处布满虱子卵的内衣挑出来—由劳改营的理发员为我们剃掉全身的毛发……
然后，当终于轮到我们进入澡堂时，每人拿起一个木桶，得到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还有一小块黑乎乎的肥皂，肥皂的气味很难闻……105
接着，在这一切结束以后，与交出衣服一样让人感到屈辱的过程从头到尾再来一遍，沙拉莫夫写道，内衣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洗完澡后，实际分发内衣之前，人们早早聚在窗口，不厌其详地反复谈论他们最后一次领到的内衣，谈论五年前在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领到的内衣……”106
不可避免的是，相对舒服地洗澡的权利也在私下里与特殊待遇挂上了钩。例如，在捷姆劳改营，那些从事特殊工种劳动的囚犯洗澡的次数更多一些。107在劳改营，就连澡堂勤杂工通常也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岗位之一，这个岗位意味着，既可以接近干净的水，又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别人接近干净的水。最终，尽管莫斯科下达了一道道最最严厉的命令，囚犯的舒适、卫生和健康仍然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兴致所在以及种种客观条件。
日常生活的又一个方面因此变得面目全非，从一种简单的生活享受变成了沙拉莫夫所说的“一种消极因素，囚犯生活的一种负担……证明劳改营的功能—劳改营向囚犯灌输的主要东西—发生了改变……”108
食堂（СТОЛОВАЯ）
关于古拉格的大量文学作品对劳改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描写，反映了范围广泛的个人经历。但是，在劳改营的生活中却有一样东西，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个劳改营，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从一本回忆录到另一本回忆录，对它的描写始终不变：那就是每天一次—有时两次—给囚犯吃的监狱菜汤。
坐过牢的人普遍认为，每天供应一次或两次的半升监狱菜汤的味道令人作呕；它总是稀得像水一样，里面煮的东西也十分可疑。加琳娜·莱温松写道，这种菜汤用“烂包菜和坏土豆做成，有时放一点猪油，有时放几个鲱鱼头”。109芭芭拉·阿莫纳斯回忆说，汤是用“鱼或动物的内脏加上一点土豆”做成的。110列昂尼德·西特科描写这种菜汤时说，“里面从来没放过肉”。111
另一名囚犯回忆说，与他一起干活儿的一个法国人不能吃用狗肉做成的汤，“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始终无法突破某种心理障碍，即使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最后写道。112甚至德米特劳改营的负责人拉扎尔·科甘也曾抱怨，“一些炊事员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好像宁可做猪食也不做苏联人吃的饭。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做的饭不好吃，经常淡而无味。”113
不过，饥饿具有某种强大的驱动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汤也许难以下咽，但是劳改营—那里的大部分人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的囚犯却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的饥饿也不是偶然造成的：像囚犯的作息制度和居住空间一样，通过伙食标准使囚犯处于饥饿状态是劳改营当局最重要的控制手段。
由于这个原因，给劳改营囚犯分发食物成了一门复杂的技术。莫斯科为各类囚犯和劳改营工人制定了精确的伙食标准并且频繁进行修改。古拉格当局经常调整它的数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核算使囚犯继续干活儿所必需的最低定量。规定新的伙食标准的命令接二连三地发给劳改营的负责人。这些命令最后都成了官话连篇、冗长乏味、繁琐复杂的档案。
其中比较典型的如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古拉格总局所下达的关于伙食标准的命令。命令为大部分囚犯规定了一种“保障性”定量或基本定量：每天五百五十克面包，八克白糖以及一些搭配的食物，理论上这些搭配的食物可以用来做午饭吃的监狱菜汤和早饭吃的麦糊或“粥”；另外还有晚饭：七十五克荞麦或面条，十五克肉类或肉类制品，五十五克鱼类或鱼类制品，十克脂肪，五百克土豆或蔬菜，十五克盐和两克“茶叶代用品”。
关于这个伙食清单还有一些补充说明。劳改营负责人得到指示，将只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劳动定额的囚犯的面包定量减少五十克，将只完成百分之五十劳动定额的囚犯的面包定量减少一百克。另一方面，对于超额完成计划的囚犯，除了其他奖励之外，他们还将额外得到五十克荞麦，二十五克肉类和二十五克鱼。114
相比之下，在整个苏联饥荒比较严重的一九四二年，劳改营的看守按规定可以得到七百克面包，将近一公斤新鲜蔬菜和七十五克肉类，驻扎在高海拔地区的还有专项补助。115战争期间在黑店干活儿的囚犯的伙食标准甚至更高，按照规定，他们可以得到八百克面包，五十克肉类而不是发给普通囚犯的十五克。另外，他们每天还有十五支香烟加火柴。116怀孕的女犯、少年犯、战俘和劳改营托儿所里的孩子所得到的食物也要多一些。117
一些劳改营甚至试行过更高的伙食标准。一九三三年七月，德米特劳改营曾经发布过一道命令，按照下面的等级列出了以各种比例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的不同伙食标准：完成百分之七十九劳动定额的，完成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九的，完成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九的，完成百分之一百至一百零九的，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四的，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以上的。118
如同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为把这些精确定量的食物按照正确的数量—数量有时天天在变—发到正确的人手中，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许多劳改营发现这件事情难以做到。他们不得不把包括所有命令在内的全部文件放在手边，以便核实哪一名囚犯符合哪一种情况从而应该得到多少食物。即使最小的营站也保存了大量记录，列出每名囚犯每天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以及因此应该得到的食物数量。例如，一九四三年，在因塔劳改营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集体农庄分站克德罗维盐沼营站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伙食标准。劳改营的会计—可能是一名囚犯—必须确定本劳改营的一千名囚犯每人应该得到的食物定量。他首先用铅笔把大幅纸张分成行，然后把囚犯的名字和食物的数量一个一个写上去，在一张又一张大纸上，填满了他计算出来的数字。119
在比较大的劳改营，官僚主义甚至更为严重。前古拉格总会计师А.С.纳林斯基曾经描述过，参与远北铁路一条线路建设的某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偶然想到采用发饭票的方式保证囚犯每天领到数量正确的配给食物。但是，在一个长期备受纸张短缺困扰的体系中，弄到饭票相当困难。由于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使用公交车票，可是，把车票送到劳改营需要花费三天时间。这个问题“经常使整个伙食制度面临崩溃的危险”。120
在冬天，把食物送到偏远的营站也是一个问题，尤其对于那些自己没有面包师的劳改营来说。“即使面包还是热的，”纳林斯基写道，“当用货车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长途跋涉四百公里运到时，它们也都冻成硬梆梆的了，结果，不仅不能给人吃了，甚至不能用做燃料。”121尽管下达了复杂的命令要求北方地区的劳改营冬天贮存稀缺的蔬菜和土豆，但是，仍有大量蔬菜和土豆因为冻坏而无法食用。夏天的情况形成对比，肉类和鱼都坏了，其他食物也变了质。管理不善的仓库不是被烧个精光，就是爬满了老鼠。122
许多劳改营创办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农场或奶牛营站，但是，它们往往也都运转不良。在一份关于某劳改营集体农庄的报告中，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列举了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缺少拖拉机的备用零件、没有奶牛牛圈以及没有为收获季节做好准备等等问题。123
因此，囚犯几乎总是缺乏维生素，即使在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挨饿时，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受到劳改营官员的重视。在缺少维生素药片的现实条件下，许多劳改营强迫囚犯喝针叶水，这是一种用松针煮出来的草药汤，臭味难闻，功效也不确定。124形成对比的是，“部队军官”的伙食标准明确规定用维生素C和干鲜水果补充常规食物定量中的维生素不足。另外，陆海军的将军们还能领到官方特批的奶酪、鱼子酱、罐头鱼和鸡蛋。125
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寒冬季节，甚至就连分发不确定是否含有维生素的草药汤可能都是困难的，特别是想让囚犯中午在劳动地点喝的时候。实际上，一九三九年，科雷马的一位医生向劳改营的负责人提交了一份正式投诉。这位医生指出，囚犯不得不在野外吃饭，吃饭时，食物已经结了冰。126
过度拥挤也是食物发放的一个问题：一名囚犯回忆说，在马加丹马尔加克矿附近的一个营站，一个打饭窗口前面排了七百多人。127
食物发放还有可能因为发生在劳改营之外的事件而中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食物发放完全停止的情况。情况最为糟糕的是一九四二和四三年，当时，苏联西部的大片地区被德军占领，其余地方许多也是战斗正酣。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挨饿—因此，古拉格不是一个优先考虑的地方。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是科雷马的一名囚犯，他回忆说，一连五天没有给他那个劳改营送来任何食物：“饥饿真的在矿上出现了。五千人甚至没有一片面包。”
饭碗汤匙之类餐具也越来越少。彼得罗夫还写道，“等着别人用完汤匙的工夫，本来还算温乎的菜汤结上了冰。这或许解释了大部分人不用汤匙喝汤的原因。”128另一名囚犯相信，她仍然活着是因为她“用面包交换了一个半升的瓷碗……如果自己有碗的话，你就可以先得到食物—油水总是在上面。必须等你把碗里的东西吃完别人才能接着吃。你吃完了，把碗交给另一个人，她吃完再交给下一个……”129
还有一些囚犯用木头给自己做了饭碗汤匙之类的餐具。设在纪念协会莫斯科总部的小型博物馆里陈列了许多这样的展品，它们奇特而感人。130像往常一样，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对这些物品短缺的情况一清二楚，偶尔也会尝试为此做点什么：当局曾经表扬某劳改营巧妙地利用吃剩下的罐头盒解决了这个问题。131但是，即使有了餐具，常常也无法清洗：德米特劳改营下过一道命令，“明确”禁止劳改营的炊事员往脏盘子里打饭。132
《在劳改营的食堂里》：囚犯排队打饭—伊万·西卡诺夫作，铁米尔套，1935-1937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就囚犯实际吃到嘴里的伙食来说，莫斯科发布的伙食标准—已经算计到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依据。我们也不一定只能依靠囚犯的回忆录去了解苏联劳改营囚犯严重的饥饿状况。古拉格本身对其属下的劳改营定期进行检查，而且保存了囚犯实际吃到而非应该吃到的伙食记录。莫斯科所拟定的伙食标准明细表与检查报告之间的差距再次荒谬得令人吃惊。
例如，一九四二年对伏尔加建设劳改营的调查特别提到，某个营站有八十名糙皮病—营养不良所引起的一种疾病—患者；调查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们正在死于饥饿。”在西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型劳改营，一名苏联助理检察官发现，在一九四一年的第一季度，“完全不按”伙食标准执行：“肉类、鱼类和油水非常少见……白糖根本没有。”一九四二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47]，劳改营的食物“没有油水，没有鱼或肉类，而且经常没有蔬菜”。一九四二年在维亚特劳改营，“七月份的伙食恶劣，几乎无法下咽，而且缺乏维生素。这是因为缺少油、肉、鱼和土豆……做饭的东西只有面粉和五谷杂粮。”133
一些囚犯似乎是因为劳改营的食物没有按时到货而断了顿。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克德罗维盐沼，营站会计保存着一张单子，上面列出了囚犯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那些食物的所有可能的替代品。其中不仅包括用奶酪代替牛奶，而且包括用干饼干代替面包，用野蘑菇代替肉类，用野果代替白糖。134因此，囚犯的伙食看上去完全不同于莫斯科的纸上谈兵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四○年对比尔劳改营的一次检查确认，“劳动的囚犯的午饭只有用一百三十克谷物煮成的汤和大约一百克黑面包。至于早饭和晚饭，就是把同样的汤热一热。”在与劳改营炊事员的谈话中，检查人员还听说，“从来没有达到过规定的伙食标准”，没有送来过鱼、肉、蔬菜和油。检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劳改营“没有钱买食物或衣服……而且因为没有钱，也就没有任何供货单位愿意供货”。结果，上报的坏血病患者超过了五百人。135
可是，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食物刚刚运到劳
改营就有可能立即被盗。偷窃几乎发生在每一个环节。
食物通常在配制时被厨房或食品仓库的工作人员偷走。
出于这个原因，囚犯总希望从事有机会接近食物的劳
动—做饭、洗碗、在仓库里干活儿—以便可以偷取食
物。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曾经因在男囚食堂洗碗而
被“救了一条命”。她不仅可以吃到“真正的肉汤和用
葵花籽油炸出来的美味饺子”，而且她还发现，其他囚
犯对她敬畏三分。“出于复杂的情感，它混合了对某个
占据着生活中这样一个高贵位置—‘那里有吃
的！’—的人的强烈嫉妒和谦卑羡慕”，一名男囚犯跟
她说话时声音发颤。136
甚至去劳改营农场收割庄稼或者削土豆皮的活儿都非常诱人，囚犯为得到它们而行贿，仅仅因为那是可以偷到食物的岗位。在其后来的劳改营生涯中，金斯堡还饲养过供劳改营负责人吃的鸡。她和她的同事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们把向鸡‘借来’的鱼肝油厚厚地浇在劳改营的粗粮上。我们把燕麦糊煮开。我们两人每天还有三个鸡蛋—一个打在汤里，作为一种特别的美味每人生吃一个。（我们没有吃更多的鸡蛋，因为我们不敢降低产蛋率，我们的劳动是根据产蛋率来评价的。）”137
偷窃也发生在更高的级别，尤其是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城镇里。在那些地方，自由工人和劳改营看守所面临的与囚犯一样的食物短缺使每个人都认为值得去偷。所有劳改营每年都要提交丢失财物的报告。克德罗维盐沼营站的此类报告显示，仅在一九四四年的第四季度，丢失的物品和现金就超过了两万卢布。138
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要高得多。例如，一九四七年检察机关的一份报告列举了大量盗窃案件，其中一件发生在维亚特劳改营，包括劳改营仓库负责人在内的十二个人偷走了价值十七万卢布的食品和蔬菜。当年的另一份报告估计，在所调查的三十四个劳改营里，仅在一九四六年的第二季度，就有七万公斤面包被盗，一起被盗的还有十三万两千公斤土豆和一万七千公斤肉类。起草该报告的检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复杂的囚犯伙食制度为轻松偷走面包和其他食物创造了条件。”他还抨击了“使用配给卡的自由工人伙食制度”和劳改营内部检查组，后者的成员同样彻底腐化了。139
在有些情况下，检查制度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如果实际上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一些害怕招惹麻烦的劳改营就会努力在形式上达到要求。例如，一名囚犯每月月底领到半杯生吃的白糖。他所在劳改营的负责人就是这样保证他能领到莫斯科的官僚机构所规定的白糖定量的。他和他的难友们把领到白糖的这一天当做“白糖节”来庆祝。140
最终，不是每一个人都被饿死了。因为，即使大部分食物在做成饭之前不见了，通常还有一种主要的食物可以吃：面包。像汤一样，古拉格的面包也曾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描写。有时，人们记得它粗制滥造：一名囚犯回忆说，面包硬得“像块砖头”，而且小得“两口”就能吃完。141另一名囚犯写道，那是“名符其实的‘黑’面包，因为面粉里的麸子使面包发黑而且口感粗劣”。他还特别提到，烤面包时加了大量的水，以使“面包软和并且增加其重量，因此，我们实际领到的面包没有规定的七百克”。142
另外一些人回忆说，囚犯抢着想要水分较少的剩面包头。143在短篇小说《樱桃白兰地》中，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对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之死作了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对争抢面包头这种事情丧失兴趣标志着诗人行将就木：“他不再等着要剩面包头，没有得到时也不再大喊大叫。他已经不用颤抖的手指使劲往嘴里塞面包了。”144
在吃不饱饭的劳改营，在闹饥荒的年份，面包具有某种近乎神圣的地位，同时，一种特殊的礼仪围绕着面包的消耗而兴起。例如，当劳改营的窃贼不受惩罚地偷走几乎所有其他东西时，偷窃面包却被认为特别可恨因而无法饶恕。在乘火车解往科雷马的漫长旅途中，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发现，“偷窃行为被人容忍，因此小偷可以在能力和运气许可的范围内偷窃任何东西，只有一种东西除外—面包。面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车厢里的乘客如何不同。”彼得罗夫被选为所在车厢实际上的号长，结果，他以这一身份动手痛揍了一个偷面包的卑鄙小偷。他的行为恰如其分。145托马斯·斯戈维奥也曾写道，在科雷马，劳改营里刑事惯犯不成文的规矩是：“除了那一份神圣的面包之外—偷什么都行。”他还“见过不止一名囚犯因为违犯这一神圣传统而被打死。”146卡齐米日·扎罗德同样回忆说，
如果一名囚犯偷了衣服、烟叶或是几乎任何别的东西之后被发现，他可以指望挨同营囚犯的一顿痛揍了事，但是，劳改营不成文的法律是，偷别人的面包被逮住的囚犯应当判处死刑。而且我听其他劳改营转来的人说，这在哪里都一样。147
德米特里·帕宁是索尔仁尼琴的一位好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实际描述过如何执行这种死刑：“其他囚犯将一个偷面包时被逮住的犯禁者扔向空中，然后任其摔落在地；这一过程反复几次，渐渐摔坏他的肾脏。然后，他们把他像臭肉一样扔出营房。”
像许多经历过战争年代饥荒的劳改营幸存者一样，帕宁还生动地描写了一些囚犯吃面包的个人习惯。如果囚犯每天只在早晨领一次面包，他就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一次把面包吃完，还是留出一些到下午。如果留下一些面包的话，留下来的宝贵面包就有丢失或者被偷的危险。反过来说，留下一块面包可以让白天有个念想。帕宁对后一种方式的警告想必为防止饥饿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
当你领到自己的面包时，你有一种忍不住的欲望，想让吃面包的快感一直持续，你把面包切成均匀的小块，把面包屑捻成小团。你用小棍和细绳随手做了一个天平，把每块面包都称一称。你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把吃面包的时间延长到三个小时或者更长。但是，这相当于自杀！
用来吃面包的时间决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为了尽量让胃容易消化使其能够给予人体最大的能量，应该把每一口面包完全嚼碎……如果你总是把你的面包切开并且留出一部分到晚上再吃，那么，你就完蛋了。一次坐下全部吃完。另一方面，如果你狼吞虎咽吃得太快，像饥饿的人在一般情况下经常做的那样，你也将缩短自己的寿命……148
然而，囚犯并不是被面包以及吃面包的多种方式所困扰的唯一一类苏联居民。我认识的一位俄国人直到现在什么黑面包也不愿意吃，因为，战争期间在哈萨克，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没有吃过别的东西。五十年代的矿藏劳改营囚犯苏珊娜·佩乔拉曾经偶然听到同为囚犯的两名俄国农村妇女关于劳改营面包的一次对话—对生活深有感受的两个女人好像缺少劳改营的面包：
一个女人拿着一块面包抚摸着。“哦，我的小宝贝儿[“小面包”的昵称，就像人们可能用来叫一个孩子那样]，”她感激地说，“他们每天把你发给我们。”另一个女人说，“我们可以把它晾干，然后寄给孩子们，毕竟孩子们正在挨饿。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让我们把面包寄出去……”149
从那以后，佩乔拉告诉我，她在投诉劳改营里吃不饱之前总会三思而行。
注释：
1维连斯基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经作者同意引用。
2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1923-1960》，第137-525页。
3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391页。
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和9401/12/316。
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
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4。
8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37页。
9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75页。
1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11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30页。
12沃尔夫冈·佐夫斯基：《恐怖的秩序：集中营》（威廉·坦普勒英译），第55页。
1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德米特劳改营档案（例如，9489/2/31）。
1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1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本书作者收集。
1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61。
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2。
1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36和9401/1/4240。
19古别尔曼：《素描与肖像》，第33页。
20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48页。
21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22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3页。
23 В.库茨：《命运的决斗》，第165页。
24 Е.М.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2/1/84。
25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9页。
26佐夫斯基在《恐怖的秩序》一书中也描写了囚犯的时间和空间。我借用了他的概念。
27瓦列里·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36页。
2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29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99-100页。
30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36页。
31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2页。
3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2页。
33罗西：《古拉格手册》，第370页。
34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58页；米京：《瓦伊加奇考察队》。
35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59页。
36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
3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本书作者收集。
3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7。
3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8；维克托·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4-43页。
40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72-75页。
41谢尔盖·邦达列夫斯基：《原来如此》，第44页。
42帕维尔·加利茨基：《这不能忘记》，见《愤怒与爱的教训》，第83-85页。
43安格斯·麦奎因：《幸存者》，载一九九八年冬季第六十四期《格兰塔》杂志，第38-53页。
44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41。
46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4页。
47阿尔弗雷德·米列克：《囚犯日记》，第116页。
48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13页。
49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214页；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4-105页。
5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1。
51引自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21页。
52伊万·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45-55页。
53雅努什·谢明斯基：《我在科雷马》，第45页。
5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3。
5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887。
5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496，这是一九五一年六月的一道命令，要求“按照古拉格的设计”修建劳改营。
5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4。
58 А.П.叶夫斯托尼切夫：《无辜受过》，第88页。
59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52页。
6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47。
61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75页。
6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74。
63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6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1。
65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131页。
66本书作者对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佩列杰尔基诺，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67本书作者对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74。
68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69 К.彼得鲁斯：《共产主义的囚徒》，第58-65页。
70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71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本书作者对维克托·布尔加科夫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72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73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彼得鲁斯：《共产主义的囚徒》，第58-65页。
74安娜·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7-75页。
75本书作者对斯米尔诺娃的采访。
76同上。
77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86页。
78亚历山大·瓦尔季：《被押送的世界》，第93150页。
7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4和25。
80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68页。
81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7-75页。
82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第67页。
83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391页。
84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第110-115和122页。
85彼得鲁斯：《共产主义的囚徒》，第58-65页。
86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第113页。
8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改造报》）。
88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东方档案，V/AC/183。
8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4页。
9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
91斯蒂芬·韦登菲尔德：《结冰的道路》，第132页。
92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132页。
9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
9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57。
9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
9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6。
9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64。
98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99本书作者对列昂尼德·西特科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100本书作者对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
101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74-178页。
102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10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9。
104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37-338、338-339和340页。
105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75页。
106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41页。
107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7-75页。
108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36页。
109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39-40页。
110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23页。
111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112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43页。
11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5。
11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
11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8。
11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0。
1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89；9401/1/713；9401/1a/141和119。
11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109113。
119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本书作者收集。
120纳林斯基：《古拉格总会计师的回忆录》，第138页。
121同上，第136-137页。
122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