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病人，不理想，
采矿太虚弱
退而求其次，送到
下面的营站
去科雷马伐木。
写在纸上
非常简单。但我无法忘记
雪地上的一串串雪橇
和套着挽具的人们。
他们吃力地挺起凹陷的胸膛，拉动雪橇。
他们停下来休息休息
接着继续在陡峭的山坡上踉跄而行……
沉重的雪橇顺坡而下
随时可能
把他们压倒……
谁没有见过失蹄的马？
但是我们，我们看见的是套着挽具的人……
—叶莲娜·弗拉基米洛娃，《科雷马》1
劳动区（РАБОЧАЯ ЗОНА）
劳动是大部分苏联劳改营的中心职能。这是囚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管理部门最为关注的工作。劳改营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劳动来安排，囚犯的健康幸福也取决于他们怎么把活儿干好。不过，很难笼统地说劳改营的劳动像什么：囚犯在暴风雪中用丁字镐掘金挖煤的形象只是一种成见。有许多这样的囚犯—如同关于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囚犯有几百万。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另外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劳改营，囚犯在那里设计飞机；位于俄罗斯中部的劳改营，囚犯在那里建设核电站并且使之投入运行；还有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渔业劳改营和位于哈萨克南部的集体农庄劳改营。莫斯科的古拉格档案室里塞满了囚犯埋头苦干的照片。2
毫无疑问，古拉格内部经济活动的范围像苏联本身经济活动的范围一样广阔。粗略地翻一遍《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这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劳改营目录揭示了围绕着金矿、煤矿和镍矿，围绕着公路和铁路建设，围绕着军工厂、化工厂、金属加工厂和发电厂，围绕着飞机场、住宅区、污水处理系统的修建工程，围绕着采煤、伐木和鱼肉罐头加工而设立的各类劳改营的存在。3古拉格当局自己保存了一套专门收集囚犯所生产的产品照片的相册。其中包括鱼雷、导弹以及其他军用装备；汽车零件、门锁和纽扣；顺河而下的原木；椅子、柜子等木制家具以及电话亭和木桶；鞋子、篮子、纺织品（附带样品）；地毯、皮革、皮帽和皮大衣；玻璃杯、灯泡和广口瓶；肥皂和蜡烛；甚至还有玩具—木制坦克模型、小风车、上发条的打鼓兔子。4
像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的劳动各异一样，单个劳改营内部的劳动也不尽相同。的确，许多林业劳改营的囚犯除了伐木之外没有干过别的活儿。三年以下刑期的囚犯在“劳改定居点”—通常这是围绕着单一工厂或行业而设立的管理宽松的劳改营—劳动。相比之下，规模较大的劳改营可能包含多种行业：矿山、制砖厂、发电站，还有房屋或道路建设工地。在这一类劳改营，囚犯从货物列车上卸货、驾驶卡车、采摘蔬菜并且在厨房、医院和托儿所干活儿。囚犯还非正式地作为佣人、保姆和裁缝为劳改营负责人和看守以及他们的老婆干活儿。
长期徒刑的囚犯往往从事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劳动，他们所干的活儿经常随着运气好坏而变化。在将近二十年的劳改营生涯中，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从事过的劳动包括伐木、挖沟、打扫劳改营的客房、洗碗、喂鸡、为劳改营负责人的老婆洗衣服以及看管囚犯的孩子等等。最后，她成了一名护士。5在劳改营度过的十一年间，另一名政治犯列昂尼德·西特科做过焊工、采石场的石匠、施工队的建筑工人、火车站的搬运工、煤矿的矿工以及家具厂制作桌子和书架的木匠。6
尽管劳改营系统内部的劳动可能像外面的社会一样种类繁多，但是，劳动的囚犯却被分成两类：派去从事“一般劳动”（ общиеработа）的囚犯和придурки—这个词通常可以译为“模范犯人”。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后一类囚犯拥有某种独立的等级地位。绝大多数囚犯所从事的“一般劳动”似乎意义非常明确：无需技能、体力要求极高的苦力活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劳改营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对我来说特别困难，”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写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在劳改营施展的一技之长，因此，我不得不跑来跑去从事各种各样的一般劳动，去锯、去扛、去拉、去推—换句话说，只要调度员想要派我去干的，无论是什么活儿，我都得去干。”7
除了正好在最初分配劳动任务时运气不错的那些囚犯—他们通常是建筑工程师或者其他对劳改营有用的专业人员，否则就是已经表明自己要做告密者的囚犯—之外，在一个星期左右的隔离结束之后，大多数囚犯理所当然地被派去从事一般劳动。他们还被编成劳动队：在不同的地方一队囚犯四至四百人不等，他们不仅一起干活儿，而且一起吃饭，通常也在同一个营房里睡觉。每个劳动队由一名队长率领，这是一名地位较高的可靠囚犯，他负责分配劳动任务并且担任监工—还要保证自己的劳动队完成生产定额。
《挖墓坑》—本雅明·姆克尔强作，伊夫杰利，1953
劳动队长—他的地位处于囚犯和管理人员之间—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受到劳改营当局的注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的负责人对其所有下属发布了一道命令，提醒他们有必要“在我们的劳动突击手中间发现对于我们的工作不可或缺的能人”，因为“在建设工地，劳动队长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8
从囚犯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与劳动队长的关系不只是一般的重要：这种关系可能决定他的生存质量—甚至关乎他的生死，如同一名囚犯所写的那样：
囚犯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在的劳动队和劳动队的队长，他肯定要和他们一起度过自己的日日夜夜。劳动时，吃饭时，躺在自己的床上时—所看到的总是那一张张同样的面孔。无论分组还是单独，劳动队员都会在一起干活儿。他们可以帮助你生存，也可以导致你死亡。不是支持和热情帮助，就是敌视和漠不关心。队长的作用同样重要。这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也有关系：以你为代价为劳改营长官效劳从而谋取其个人利益，把队员当成他的属下和仆从—或者是你在厄运中的难友，并且竭尽全力使他的队员们活得容易些。9
有些队长确实对他们队里的劳动力进行了威胁和恐吓。在卡拉干达矿上干活儿的第一天，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因为饥饿和劳累而晕晕忽忽：“队长立即冲我疯牛般地大吼大叫，将他那强壮身体的全部力气向我使来，对我拳打脚踢，终于，我头部挨了重重一击摔倒在地，几乎昏了过去，浑身到处都是瘀伤，血顺着脸流下来……”10
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队长使劳动队本身像一个组织起来同甘共苦的集体一样运转，给囚犯造成压力逼迫他们更加拼命地干活儿，即使他们并不情愿。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主人公某一时刻陷入了沉思，劳改营的劳动队“不像外边的生产队，在那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彼得·彼得罗维奇各自领到他们的工钱。在劳改营，事情已经安排好，迫使囚犯坚持干活儿的不是劳改营的头头，而是他所在劳动队里的其他囚犯。要不大家都有好处，要不他们一块儿去死”。11
另一名科雷马的囚犯韦尔农·克列斯因为无法坚持干活儿遭到同队囚犯的殴打和呵斥，最后被迫转到一个“弱”队，这个队里的囚犯从来没人按足额的定量领到过食物。12尤里·佐林也曾是一支干起活儿来真玩儿命的劳动队的一员，那支劳动队主要由立陶宛人组成，他们那个圈子容不得偷懒的人：“你无法想象他们多么积极肯干而且干得有多么好……如果他们认为你不好好干活儿，就会把你从立陶宛劳动队赶出去。”13
如果你运气不好，最终加入了一个“干活儿不行”的劳动队而且无法通过行贿或者苦苦挣扎着退出来，那么，你就只能挨饿。后来成为纪念协会创始人之一的М.Б.明德林曾被分配到科雷马一个主要由格鲁吉亚人组成并由一名格鲁吉亚队长率领的劳动队。他很快发现，不仅队员如同害怕劳改营看守一样害怕他们的队长，而且，作为“格鲁吉亚劳动队里的唯一一名犹太人”，他显然非常不受欢迎。一天，他干活儿特别卖劲，试图得到最高定量的一千二百克面包。可是队长拒绝予以承认，并把他的劳动量压低到只能领取七百克面包。通过行贿，明德林调换了劳动队，结果，他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新的队长真正关心自己的部下，一开始甚至让他干了几天轻活儿，以便使他恢复体力。“加入他的劳动队的每一名囚犯都认为自己是幸运儿，从死神手里得了救。”后来，明德林自己成了队长，他把花点小钱行贿当做一种责任，为的是保证他队里的所有成员尽可能地得到劳改营炊事员、切面包的人以及其他关键人物的善待。14
队长的立场至关重要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一般劳动并不是随便说说或者漫无目的的。按照一位著名学者的说法，在德国集中营，劳动往往被设计成为“一种重要的折磨和虐待手段”，而苏联囚犯则被要求完成某项劳改营的生产计划。15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有时，无聊或者残忍的看守实际上会给囚犯安排一些毫无意义的劳动任务。苏珊娜·佩乔拉记得曾被要求把成桶的泥土提来提去，“完全没有意义”。在她的劳动地点监工的一个“工头”专门对她说，“我不需要你干活，我需要你受罪。”对于二十年代索洛韦茨基的囚犯来说，这句话应该很熟悉。16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直到四十年代，仍然存在着一个惩罚性的劳改营系统，其目的主要不在经济而在惩罚。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劳改营里，囚犯也被要求生产某种产品。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局并非想让囚犯受罪—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没人关心他们是否受罪。比这重要得多的是，要将他们纳入劳改营的生产计划并且完成某一项劳动定额。劳动定额可以是各个方面的：一定的伐木立方数、挖沟土方数和运煤吨位数。而且这些定额执行起来严格得要命。劳改营到处张贴悬挂着敦促囚犯完成定额的标语。整个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不遗余力地向囚犯灌输着同样的内容。一些劳改营在食堂或中心广场的显著位置用大黑板列出了每支劳动队及其最新的劳动定额完成情况。17
劳动定额是定额员（нормировщик）根据专业数据十分仔细地计算出来的，这项工作被认为需要非常熟悉业务。例如，雅克·罗西记录了根据雪地的情况为铲除积雪的囚犯确定的不同的劳动定额：刚刚下的雪，小雪，被轻微踩过的积雪，被踩过的积雪（需要用脚蹬铁锹铲除），被反复踩过的积雪，结冰的积雪（需要凿除）。即使在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还有“一系列说明铲雪的距离和厚度等等标准的系数”。18
尽管从理论上讲是科学的，但是，制定劳动定额的过程以及决定谁来完成这些定额的过程却充满了营私舞弊、违规操作和表里不一。首先，分配给囚犯的劳动定额通常与分配给自由工人的劳动定额相当：要求他们完成与专业伐木工人或者矿工同样的产量。然而，总的来说，囚犯不是专业伐木工人或矿工，因此往往对于要求他们从事的劳动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另外，经过长期监禁并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里度过折磨人的旅程之后，他们的身体状况甚至达不到一般人的水平。
越是缺乏经验、越是身体虚弱的囚犯吃的苦头越多。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对两名女囚犯—她们都是没有干惯重活儿的知识分子，都因坐牢多年而身体虚弱—伐木的艰难作了典型的描述：
三天来，加莉娅和我一直在拼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伐木定额。可怜的大树，因为我们外行之手的乱砍一气，它们肯定受了大罪。我们自己半死不活，而且根本没有技术，因此我们不适宜干这种活儿。斧头总是脱手，飞溅的碎木片打在我们脸上。我们拼命地拉锯，断断续续，心里互相埋怨对方—我们知道我们享受不起争吵的奢侈—笨手笨脚。锯片常常被卡住。但是，最恐怖的一刻是大树终于要倒下时，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会向哪边倒。加莉娅头上曾经挨了一下，但是，卫生员甚至拒绝为她的伤口抹碘酒，而是说，“啊哈，这是一个老花招！第一天就想不干活儿，是吗？”
当天收工时，队长宣布叶夫根妮娅和加莉娅完成了劳动定额的百分之十八，然后根据她们的不良表现付给她们“报酬”：“我们领到与我们的表现相称的面包碎片，这使得第二天我们因为虚弱简直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干活儿的地方。”与此同时，队长反复在讲，他“不打算把宝贵的食物浪费在完成不了劳动定额的靠不住的人身上”。19
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特别是在科雷马地区和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以及所有位于北极圈那边的劳改营，气候和地形加大了完成劳动定额的难度。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在北极圈里的这些地方，夏天往往不比冬天更好过。在那里，气温甚至可以达到三十摄氏度以上。积雪融化之后，冻原的表面变成了泥沼，给行走带来困难，同时，蚊子好像灰蒙蒙的乌云一样飞来飞去，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大得使人听不见别的声音。关于蚊子，有人回忆说：
蚊子落在我们的袖子上，钻进我们的裤裆里。大家的脸总是被叮咬得肿起来。在干活儿的地方吃午饭，当你喝汤时，碗里落满了蚊子，像粥里的荞麦一样。它们落在你的眼睛、鼻子和脖子上，它们的味道有点甜，像血似的。你越是频繁挪地方，越是挥手驱赶它们，它们越是攻击你。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视而不见，穿浅颜色的薄衣服，而且不要带防蚊帽，戴一顶草帽或者桦树皮帽。20
冬天当然特别寒冷。气温可以下降到零下三十五至四十五摄氏度。回忆录作者、诗人和小说家全都尽力描写过在这样的严寒中干活儿的感受。其中一位回忆录作者写道，天气如此寒冷，以致“只是在空气中甩一甩手就会产生明显的嗖嗖声”。21另外一位写道，一个圣诞节的早晨，他在醒来之后发现，他的头动弹不得。
我首先想到的是，夜里我的头不知怎么被绑到床上了，但是，当我试图坐起来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系在头上遮住耳朵的布片脱开了。我用胳膊肘撑起身体，使劲去拽那块布，结果发现，它被冻在了铺板上。我的哈气和营房里所有人的哈气像烟雾一样弥漫在空中。22
还有一位回忆录作者写道，“站着不动是危险的。清点人数时我们原地跳跃并且拍打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温暖。我不停地捏我的脚趾并把手指攥成拳头……赤手去拿金属工具可能撕掉一层皮，上厕所同样很危险。一场腹泻可能使你永远待在雪地上。”因此，一些囚犯只好把大便拉在裤子里：“在他们旁边干活儿气味难闻，而且回到住处后，当我们开始暖和起来时，臭味简直难以忍受。那些拉裤子的囚犯经常挨揍并被赶到外面去。”23
从天气的角度看，某些一般劳动比其他一般劳动更艰苦。一名囚犯回忆说，在北极地区的煤矿，地下的温度比较高，但是冰冷的水珠不停地滴在矿工身上：“矿工变成了大冰坨，他的机体由于冰冻逐渐进入长时间的僵硬状态。干了三四个小时这种该死的活儿之后，囚犯开始感到严重不适……”24
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最终也被派去从事一种人们在冬天最不愿意从事的劳动：按加工方式把原木分类。这意味着要整天站在水里面，尽管水是温暖的—它是从发电厂抽过来的—但天气却是寒冷的：
因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冬季长期保持零下四十几度的严寒，所以粗大的原木总是搁在分类池里。可是它们又湿又凉……这个活儿干起来并不特别难，但是，当你的全身被湿气浸润了三四十分钟之后，你的下巴、嘴唇和睫毛上结满了霜，霜寒刺骨，穿透了单薄的劳改营囚衣。25
冬天最艰苦的劳动是在森林里干活儿。不仅因为北方针叶林冬天的严寒，而且因为北方针叶林受到不可预测的冬季强暴风雪—所谓风暴或雪暴—的周期性侵袭。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是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一名囚犯，他遭遇过一场暴风雪：
刹那之间，大风令人恐怖地狂啸起来，把我们刮得摔倒在地。积雪打着旋在空中飞舞，接着，所有东西—劳改营的灯光、天上的星光、北方的极光—都消失了，我们被困在雪雾之中孤立无援。人们伸开胳膊，笨拙地移动双脚，磕磕绊绊，不时有人跌倒，大家互相搀扶着，我们试图尽快找到回去的路。突然，一声霹雳在我们头顶炸响。当一阵冰雪交汇的狂风夹杂着飞沙走石扑面而来时，我几乎抓不住匍匐而行的同伴。纷飞的大雪使人无法呼吸，什么也看不见……26
在科雷马的采石场干活儿时，雅努什·巴尔达赫也遭遇过一场风暴。他和他的难友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与看守一起，跟随警犬返回劳改营：
越过尤里的后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紧紧抓住绳子，仿佛这是生命的保证……因为熟悉的路标不见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还要走多远，但我确信我们没有走错方向。我的脚踩着了个软东西—那是一名绳子脱开了的囚犯。“停下！”我大声喊道。但是队伍没有停下来。没人听得见我的喊声。我俯下身去把他的胳膊拉向绳子。“这里！”我试图用绳子拴住他的手。“抓住！”但是这没有用。当我松开手时，那个人的胳膊落到了地上。尤里发出的决不能停下的信号激励着我奋力前行……
巴尔达赫的劳动队回到劳改营时，三名囚犯下落不明。通常，“直到春天才能发现失踪囚犯的遗体，经常是在囚犯区四周一百米的范围之内。”27
规定发给囚犯的衣服几乎不能使他们免受天寒之苦。例如，一九四三年，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规定，除了别的物品之外，囚犯应该领到一件夏天的衬衫（穿两个夏天）、一条夏天的单裤（穿两个夏天）、一件棉袄（穿两年）、一条衬裤（穿八个月）、一双毡靴（穿两年）和一件要穿九个月的内衣。28实际上，就连这么可怜的一点衣服也从来没有发够过。一九四八年对二十三个劳改营进行检查之后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衣服、内衣和鞋”的供给“不能令人满意”。这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个劳改营，有鞋穿的囚犯不到一半。在北方边远地区的诺里尔斯克，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囚犯有棉鞋，百分之八十六的囚犯有棉衣。在同处北方边远地区的沃尔库塔，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囚犯有内衣，而有棉鞋的囚犯仅为百分之四十八。29
没有鞋穿，囚犯就临时凑合。他们用桦树皮、碎布片、旧轮胎做成鞋。这些稀奇古怪的鞋顶多可以穿，但是穿脱不便而且行走困难，尤其是在深雪中。最糟糕的是，这样的鞋不防水，穿上它们脚几乎百分之百会冻伤。30埃莉诺·利珀描写了自己做的鞋，她所在的劳改营给这种鞋起了个外号叫“车轮”，是车里雅宾斯克轮胎厂的简称：
它们用稀薄的麻袋片垫衬缝制而成，带有深至膝部的宽大靴筒，脚尖和后跟用油毡或人造革加固。鞋底用三层取自废弃汽车轮胎的橡胶做成。整个东西用绳子牢牢绑在脚上，膝盖以下也用绳子扎好以免积雪灌进去……一天穿下来它们整个变了形，不结实的鞋底一层层地脱开了。这种鞋以惊人的速度吸收潮气，尤其是用装盐的麻袋片做成的鞋……31
另一名囚犯描述了临时凑合的类似情况：“鞋帮裂开以致脚趾露了出来。裹脚布无法裹紧，使得脚趾因此暴露在严寒之中。”由于穿着这样的鞋，他当然要被冻伤了—他认为，冻伤挽救了他的生命，因为他可以不去干活儿了。32
不同的囚犯有对付寒冷的不同办法。例如，白天过去，为了从寒冷中恢复过来，一些囚犯收工之后总是冲进营房挤在炉子旁边，因为离炉子太近以致衣服有时候会突然着火：“破布燃烧的难闻气味接着就会冒出来钻进你的鼻孔。”33另外一些囚犯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听阅历更为丰富的囚犯说，挤在炉子或者篝火旁边是危险的，因为温度突然变化可能引起肺炎：“人类机体就是这样构造的，因此，无论天气多么寒冷，身体调整之后便能适应。我在劳改营始终遵循这一明智的法则，所以我从来没有患过感冒。”34
劳改营当局认为有必要对寒冷作出一些让步。按照规定，某些北方劳改营的囚犯得到了额外的食物定量。但是，根据一九四四年的一些文件，这些额外的定量可能相当于每天多发微不足道的五十克面包—几口就吃完了，这点食物并不足以补偿极端寒冷的天气所造成的消耗。35理论上，当天气非常寒冷或者暴风雪来临时，根本不应该把囚犯派出去干活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说，别尔津管理科雷马时期，当气温降到零下五十一摄氏度时，囚犯便可停止劳动。在罢免别尔津之后的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气温必须下降到零下五十一摄氏度以下之后囚犯才能停止劳动。甚至这一规定也没有始终如一得到遵守，彼得罗夫写道，因为在金矿，唯一拥有温度计的人是劳改营的负责人。结果，“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劳改营宣布因为气温太低不必去干活儿的日子只有三天，而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冬天，这种日子是十五天。”36
另一名回忆录作者卡齐米日·扎罗德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那个劳改营的停工气温是零下四十五摄氏度。他还记得有一次，他的伐木队白天得到返回劳改营的通知，因为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四十七摄氏度：“我们无比轻快地收拾起工具，排成一队，踏上了返回劳改营的路程。”37巴尔达赫回忆说，战争年代在科雷马，这个规定是零下四十五摄氏度，“而这并没有把刮风给人造成的寒冷感觉考虑进去”。38
然而，天气不是妨碍劳动定额完成的唯一因素。在许多劳改营，劳动定额的确高得让人难以置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苏联中央计划的一种必然后果，中央计划要求企业必须逐年提高产量。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回忆说，她的难友在劳改营的缝纫厂拼命争取完成劳动定额，希望保住她们这份不受冻的室内劳动岗位。但是，正是因为她们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劳动定额，所以，劳改营的管理部门不断提高劳动定额，结果，劳动定额渐渐变得完成不了了。39
劳动定额飙升的原因还有，囚犯和定额员都在弄虚作假，虚报高估了好多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工作量。结果，劳动定额有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了天文数字。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回忆说，甚至在那些本该比较轻松的劳动岗位，劳动定额同样让人感到吃惊：“大家似乎全都面对着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负责洗衣服的两个人必须在十天之内把八百人的衣服洗出来。”40
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并不一定带来预期的好处。安东尼·埃卡特回忆了一件事情，当时，他所在劳改营附近的河面破冻，有发大水的危险：“包括所有‘劳动突击手’在内、由最强壮的囚犯组成的几支劳动队发疯似地干了两天，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歇。为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每两个人领到一条鲱鱼，每四个人领到一包马合烟[劣质香烟]。”41
在这样的条件—劳动日漫长，休息日极少，白天几乎一会儿也不让休息—下，事故频繁发生。五十年代初期，一群缺乏经验的女囚犯被派去扑灭湖泊劳改营附近的一场灌木丛林火灾。仅仅在那一次，其中一名女犯回忆说，就有“几个人被烧死”。42过度劳累与恶劣的天气结合起来往往造成致命的后果，如同亚历山大·多尔冈所证实的那样：
冻僵的手指抓不住镐把、撬杠、原木和箱子，因此造成大量事故，而且经常致人死命。当我们用两根原木搭成斜坡从平板车厢往下滚原木时，一个人被压倒了。他的动作不够快，二十多根同时滚下的原木把他压在下面。看守把他推到站台边上，等到天黑以后让我们把这具浑身是血的僵硬尸体带回去。43
莫斯科保存着各种事故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偶尔也会在检查人员与劳改营负责人之间引起激烈的争吵。一份一九四五年的汇总资料列明，仅在沃尔库塔的各个煤矿就发生了七千一百二十四起事故，其中包括导致严重伤害的事故四百八十二起，导致死亡的事故一百三十七起。检查人员把事故的原因归咎于矿灯不足、电力故障以及矿工缺乏经验而且给他们排班过密。检查人员愤怒地推算，因事故而损失的劳动日数量为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个。44
杂乱无章的组织和马虎松懈的管理也妨碍了劳动效率。尽管不应忽视普通苏联工厂同样管理不善这一点，古拉格内部的情况却糟糕得多。在那里，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根本不被重视；在那里，备用零件由于天气原因和漫长的路途不能按时送到。自从白海运河时期以来，混乱已经成为古拉格统治的灵魂，它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甚至在苏联的工厂实现机械化之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对于那些伐木的囚犯来说，“没有链锯，没有运输原木的拖拉机，也没有机械装卸设备。”45在缝纫厂干活儿的囚犯领到的“工具不是不够用就是不好用”。据一名囚犯说，这意味着“所有接缝只能用一个两公斤重的大熨斗熨平。每人一班要熨四百二十六条裤子，我们的手掂熨斗都掂麻木了，我们的腿肿胀而疼痛”。46
机器也经常出故障，这是核算劳动定额时不一定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在上述同一家缝纫厂，“经常召来机修工。机修工大部分是女囚犯。由于她们的技术不熟练，修理要用几个小时。必须完成的劳动量因此变得无法完成，结果导致我们领不到面包。”47
机器故障和机修工技术不熟练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古拉格管理部门的年度报告中。出席一九三四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远东地区党代会的地方劳改营管理者抱怨说，设备经常出故障以及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使他们无法完成黄金生产任务。48一九三八年致主管古拉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48]副部长的一封信写道，“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拖拉机坏了”。但是，更原始的劳动方式往往也不奏效。一年前所写的一封信特别提到，古拉格征用的三万六千四百九十一匹马，百分之二十五不适合干活儿。49
古拉格的下属企业同样痛感缺少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几乎没有熟练的技术人员自愿参加古拉格的工程项目，而那些自愿参加者并不一定具有适用的技能。多年来，为吸引自由工人来劳改营工作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还提供了巨额奖励。早在三十年代中期，远北建设的招工人员就在全国各地到处鼓吹，为签订两年劳动合同的人提供特别优厚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头两年的工资高出苏联平均水平百分之二十，两年以后工资再涨百分之十，还有带薪假期，享受特供的食物用品和一份丰厚的养老金。50
苏联新闻界也以极大的热情大张旗鼓地宣传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这种宣传的一个实例出现在一份为外国人编辑的名叫《苏联土地》的英文杂志上。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发表的一篇专门介绍马加丹的文章—这是此类体裁的一篇经典之作—中，该刊大书特书马加丹神奇的引人之处：
夜间，马加丹海上的灯光是最激动人心、最令人向往的景象。这是一座不分昼夜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活力的繁忙城市。它聚居着按照严格的工作时间表生活的人们。精确和准时产生速度，而速度与轻松愉快的工作珠联璧合……51
没有提到的事实是，那些“按照严格的工作时间表”生活的人大部分是囚犯。
这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当局所作的种种努力没有招来任何具有必要素质的专业人员，使得古拉格只能依靠那些在劳改营里偶然发现自己才能的囚犯。一名囚犯回忆说，他与一支建筑队被派到马加丹以北六百公里的地方建造一座桥梁。到达那里时他们发现，队里的人以前谁也没有建造过桥梁。囚犯中的一名工程师被指定负责建桥工程，尽管建桥不是他的专业。桥梁建成了。然后，第一场到来的洪水就把它给冲垮了。52
与另外一些损失相比，这一损失微不足道。有些古拉格工程动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力和巨大的财力物力，结果却被证明完全是决策失误，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企图修建一条从沃尔库塔地区到鄂毕河的北冰洋入海口的铁路线。一九四七年四月，苏联政府作出开工建设的决定。一个月后，勘探、测绘、施工同步启动。囚犯还在卡缅尼岬—鄂毕河由此变宽流向大海—动工建设新的海港。
像通常一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囚犯只好用旧坦克代替。决策者通过使囚犯超负荷劳动来弥补机械设备的不足。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情况，在白昼漫长的夏天，即使是自由工人有时也要从上午九点连续工作到深更半夜。到了年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测绘工作队确定，卡缅尼岬不是一个适合建设港口的地方：对于大型船舶来说，那里的海水深度不够；对于重工业来说，那里的地质状况太不稳定。一九四九年一月，斯大林主持召开了一次夜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领导层决定改变港口的位置，同时调整了铁路路线：现在，铁路不再向西连接沃尔库塔地区，而是向东与叶尼塞河相连。为此设立了两个新的劳改营—第五百零一号工地和第五百零三号工地。两个劳改营同时开始铺设铁轨，计划在中间会合。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八百零六英里。
工程继续施工。据说，最多时有八万人在这条铁路线上干活儿，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二万人。这项工程被称为“死亡之路”。事实证明，在北极的冻原上，建成的铁路几乎难以正常运行。因为冬天的冻土迅速变成了夏天的泥沼，所以必须连续不断地防止线路弯曲或下沉。尽管如此，火车车厢仍然频繁脱轨。由于供应问题，囚犯开始在铁路建设过程中使用木材代替钢材，这决定了工程失败的命运。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时，这条铁路从一端建成了三百一十英里，从另一端建成了一百二十四英里。港口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斯大林下葬不到几个星期，整个工程便永久性地停工了，它已经耗费了四百亿卢布，断送了几万条生命。53
这种情况每天都以较小的规模在整个古拉格系统反复出现。然而，尽管存在天气恶劣、缺乏经验、管理不善等等问题，施加于劳改营管理者和囚犯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劳改营负责人受到没完没了的各种检查和项目核验，而且不断地夸口说要干得更好。无论怎么吹嘘，结果才是重要的。也许这在囚犯—他们非常清楚如何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然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致命的游戏。许多囚犯将在这个游戏中丧生。
文教科：文化教育部门
由于并未明确标明它们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因此可以原谅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他们看着博戈斯洛夫劳改营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在一本一九四五年的完好无损的相册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劳改营。这些照片精心拍摄了栽种着各种植物的花园、花朵、灌木、一个喷泉以及一个囚犯可以坐在里面休息的凉亭。劳改营的大门口有一颗红星和一条标语：“为了祖国未来的强大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囚犯的照片同样不符合人们对于古拉格囚犯的一般印象，它们保存在旁边的另一本相册中，为那本相册平添光彩。有某个囚犯愉快地抱着大南瓜的照片；有耕牛犁地的照片；有劳改营负责人微笑着摘苹果的照片。照片旁边是图表。一张是劳改营的生产计划，另一张是计划的完成情况。54
所有这些相册剪裁、粘贴整齐，而且还以与小学生完成课堂作业一般认真的态度进行了归类说明，它们全都出自同一个部门之手：古拉格的文化教育科（Культурно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Часть），或者如囚犯通常所称，文教科。文教科—或者相当于文教科的部门—自古拉格创办初期即已存在。一九二四年，就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刊物《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未来苏联监狱的文章：“苏联的劳改政策必须通过使囚犯习惯于参加有组织的生产劳动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55
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劳改营宣传的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指标。甚至早在白海运河建设时期，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对于“教育改造”的宣传甚嚣尘上，可能也是最真心实意的。在那个时期，全国对劳动突击手的崇拜达到了顶峰，劳改营的演员和乐手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劳动突击手甚至应邀参加大型集会，在集会上引吭高歌并发表演说。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一次这样的集会之后，掀起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劳动高潮”：连续四十八个小时，三万名劳动突击手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工地一步。56
三十年代后期，在囚犯变成“敌人”因而不能再当“劳动突击手”之后，此类活动无疾而终。不过，在贝利亚于一九三九年掌管劳改营以后，宣传的确慢慢有所恢复。虽然不会再有一个向全世界吹嘘其“成就”的白海运河式的古拉格工程，“教育改造”的形式却在劳改营卷土重来。四十年代，每个劳改营理论上至少有一名文教科教员，另外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和一个文教科“俱乐部”，后者用来举办戏剧演出和音乐会，上政治课，讨论政治话题。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主要房间的板壁粉刷成鲜艳俗气的颜色，大约可以坐三十个人。摆着几张桌子，也许是为阅读而设。可是没有书籍、报纸或刊物。怎么可能有呢？报纸是他们的宝贝。我们用报纸卷烟。”57
从三十年代起，文教科的主要“教育对象”被认为是刑事犯。正如在是否允许政治犯从事专家工作这一点上含糊不清一样，是否值得花费时间尝试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的问题同样含糊不清。一九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劳改营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指示明确指出，被判决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不是教育改造的合适对象。在劳改营的演出活动中，允许他们弹奏乐器，但不允许说话或唱歌。58
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指示往往被人忽视而不是得到执行。而且—还是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文教科在劳改营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与莫斯科的古拉格首脑想要让其发挥的作用并不一致。如果莫斯科打算让文教科促使囚犯更加努力地劳动的话，那么，囚犯利用文教科则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为了精神需要—也是为了生存。
表面看来好像是，劳改营的文化教员试图在囚犯当中宣传劳动的价值，这与共产党人在劳改营外面的世界所干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在比较大的劳改营，文教科出版劳改营的报纸。有时，这些报纸充满了关于劳改营成就的报道和长篇文章，另外还有“自我批评”—对劳改营自身所犯错误的评论，具有所有苏联出版物的典型特征。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外，这些报纸主要是供自由工人和劳改营管理人员阅读的。59
也有供囚犯阅读的“墙报”，不是分发给他们（毕竟存在纸张短缺的问题），而是张贴在专用的告示栏上。一名囚犯认为，墙报是“苏联生活方式的一种象征，没人去看但定期出现”。它们经常以“幽默版”招徕读者：“他们显然以为，快要饿死的工人阅读了这种版面的内容之后会捧腹大笑，而且最终会为不愿通过踏踏实实的劳动向祖国赎罪的那些拒绝和逃避劳动者感到羞耻。”60
尽管墙报的内容在许多人看来荒唐可笑，但是，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却对墙报非常重视。一项命令要求，墙报应该“描写最优秀的劳动模范，宣传劳动突击手，谴责偷懒的人”。墙报不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毕竟，墙报的读者还是罪犯，不是“同志”，他们仍被排斥在苏联社会生活之外，甚至禁止他们凝视他们的领袖。一九三七年突然笼罩于劳改营的那种往往让人感到荒谬的神秘气氛在整个四十年代依然如故：劳改营印行的报纸不能带出劳改营。61
除了张贴墙报之外，文教科还放映电影。古斯塔夫·赫林看过一部美国音乐片，“女人全都穿着合身的连衣裙，男人穿着紧身的西装，带着荷叶边的领结”；他还看过一部以“正义的胜利”为结尾的宣传片：“笨手笨脚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们以炽热的语言发表演说，赞美这个国家使体力劳动者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62当时，一些刑事惯犯乘放映电影的房间光线变暗之机进行报复杀人和谋杀。“我记得在一次放映结束后看见过一具尸体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去，”一名囚犯对我说。63
文教科还主办足球比赛、国际象棋比赛、音乐会和各种演出，后者被郑重地称为“自学成才的创造性活动”。一份档案材料列出了在劳改营进行巡回演出的某个内务人民委员部歌舞团的保留节目：
1.斯大林之歌
2.歌颂斯大林的哥萨克狂想曲
3.贝利亚之歌
4.祖国之歌
5.为祖国而战
6.为祖国贡献一切力量
7.内务人民委员部勇士之歌
8.契卡人之歌
9.边防哨所之歌
10.边防战士进行曲64
还有少量诸如《让我们抽支烟》和《第聂伯河之歌》一类的歌曲，起码，后者赞美的是一条河而不是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戏剧的保留节目也包括了一些契诃夫的剧作。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大部分文艺活动为的是教育囚犯而不是让他们娱乐。一九四○年来自莫斯科的一项指示要求，“每一场演出务必使囚犯受到教育，让他们更自觉地参加劳动。”65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囚犯也懂得利用演出帮助自己生存下去。
但是，“自学成才的创造性活动”不是文化教育部门唯一关心的事情—它也不是减轻劳动负担的唯一途径。文教科同时负责收集关于如何提高囚犯的劳动效率或“合理安排”囚犯劳动的意见建议，这是一项需要严肃对待的任务。在一份每半年向莫斯科提交一次的报告中，下阿穆尔斯克的一个劳改营宣称—没有嘲讽的意思—收到了三百零二条合理化建议，其中一百五十七条付诸实施，从而节省了八十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卢布。66
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也—以明显带有嘲讽的口气—特别提到，一些囚犯成为曲解这项政策使之对自己有利的高手。一名过去为私人开车的囚犯声称，他知道如何制造一种使汽车靠氧气行驶的装置。对发现一条真正重要的“合理化建议”所带来的前途想入非非的劳改营负责人为这名囚犯安排了一个实验室以实现他的发明：“我说不准他们是否相信他。他们只是执行古拉格的命令。在每一个劳改营都会有人充当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和发明家……而且他们认为，也许弗多温真能发明出个什么东西，那么，他们都将获得斯大林奖金！”最终，当弗多温在某一天带着一个废金属做成的大玩意儿从实验室回来却又无法说明它的用途时，他的欺骗行为受到申斥。67
像外面的世界一样，劳改营也经常举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种劳动竞赛要求囚犯互相比赛，看谁的产量更高。他们还因所谓超额两到三倍完成劳动定额的能力而荣获劳改营劳动突击手的称号。我曾在第四章描述过最早开展的此类竞赛，它始于三十年代，延续到四十年代—但是参与者的热情明显下降，荒唐可笑的虚张声势愈演愈烈。参加竞赛的囚犯可以赢得各种各样的奖励。一些人得到了更高的食物定量或有所改善的生活条件。另一些人得到的则是无形的奖励。例如，一九四二年，对比赛优胜者的奖励包括一本模范手册—奖给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的那些人的一个小本子。手册里面有一个微型日历，留有地方可以记录每天完成劳动定额的百分比；一些空白可以记下“合理化建议”；一张手册持有者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一览表（分到营房最好的床位，领到最好的囚衣，不受限制收取包裹的权利等等）和一条斯大林语录：“努力工作的人感到自己是国家的自由公民，可以说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只要他努力工作，给与社会他所能够给予的一切，他就是个劳动英雄。”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