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会特别看重这种奖励。波兰囚犯安东尼·埃卡特也描述过这样一场劳动竞赛：一块张贴着光荣榜的胶合板挂了出来，上面公布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结果。有时，贴上一张头号“突击手”的模糊照片，详细介绍竞赛产生的各项记录。列出的数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所表明的产量达到了劳动定额的百分之五百甚至百分之一千。这指的可是用铁锹在地上挖。即使是最迟钝的囚犯也清楚，比标准多挖五到十倍是不可能的……69
不过，文化教员最终还要负责劝说“拒绝劳动者”对劳动产生兴趣而不是坐在禁闭室里或者依靠一点点食物勉强为生。显然，没有多少人把他们的说教当成回事：说服囚犯参加劳动有很多别的办法。但时，只有少数办法是莫斯科的古拉格头头们乐意采取的。实际上，他们对文教科的这一职责非常重视，甚至定期召开文化教员会议，安排讨论诸如“那些拒绝劳动者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和“取消囚犯休息日的实际效果如何？”之类的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会议组织者比较了与会者的发言。一位发言者承认，有些“逃避劳动者”因为只靠所领到的那一点点食物为生而使身体过于虚弱，所以无法参加劳动。不过，他断言，即使是挨饿的人也可以被激励：这位发言者曾对一名逃避劳动的囚犯说，他的行为“就像搁在他兄弟脖子上的一把刀，他的兄弟在前线打仗”。这足以说服那名囚犯忘掉饥饿，更加拼命地去干活儿。另一位发言者说，他曾让一些逃避劳动的囚犯看过几张“战火中的列宁格勒”的照片，看过之后他们马上都去干活儿了。还有一位发言者说，在他那个劳改营，劳动表现最好的劳动队得到允许粉刷装饰他们的营房，劳动表现最好的囚犯被鼓励在他们的自留地上栽花种草。在保存于档案馆的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上，有人在最后这条发言的旁边作了个批注：“说得好！（хорошо！）”70
分享这些经验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以致莫斯科古拉格总局的文化教育部门在战事最紧张时克服困难印制了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子。小册子名为《回归生活》—带有明显的宗教性模仿。作者洛吉诺夫同志描写了他与囚犯中的“逃避劳动者”的一系列交流。运用巧妙的心理战术，他转变了所有这些“逃避劳动者”关于努力劳动的价值观。
这些故事的内容完全可以猜得到。例如，在一个故事里，洛吉诺夫向叶卡捷琳娜·Ш—一位有教养的女子，她丈夫于一九三七年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说明，她那被毁灭的生活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变得富有意义。洛吉诺夫为另外一名囚犯塞缪尔·戈德施泰因详细介绍了希特勒的“种族论”之后向他解释了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对他将会意味着什么。对于戈德施泰因这个犹太人来说，这种（在苏联）令人吃惊的描述使他大受刺激，以致他立即要求上前线去打仗。洛吉诺夫告诉他，“现在，劳动就是你的武器”，并且敦促他在劳改营里更加努力地劳动。洛吉诺夫还对另一名囚犯说，“祖国需要你的生命，你也需要你的祖国。”听了这番话以后，那名囚犯含着眼泪回去继续干活儿。71
显然，洛吉诺夫为其作品感到自豪并且对它倾注了大量精力。他的热情货真价实。他因自己的作品而得到的奖励同样货真价实：当时整个古拉格系统的负责人В.Г.纳谢德金对他的杰作非常满意，以致下令将这本小册子发到古拉格的所有劳改营，并且发给洛吉诺夫一千卢布奖金。
我们不太清楚洛吉诺夫和他的逃避劳动者实际上是否相信他正在做的这些事。例如，我们并不了解洛吉诺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知道，他使之“回归生活”的许多人清白无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我们也不了解像叶卡捷琳娜·Ш（如果她存在的话）那样的人是否真的恢复了对苏联价值观的信仰；或许她只是突然意识到，通过显示这样的转变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伙食、更好的待遇或者一份比较轻松的活儿。两种可能性彼此之间甚至并不排斥。对于那些因其自身突然从有用的公民变成被人鄙视的囚犯而震惊和迷惑的人来说，“改变信仰”进而重返苏联社会的过程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心理上从自己的遭遇中恢复过来，同时也为他们拯救自己的生活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其实，这个问题—“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吗？”—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它涉及苏联自身性质的核心：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相信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吗？苏联的宣传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工厂几乎停产，商店里买不到东西，母亲无法使家里暖意融融；而在外面的街道上，大幅标语宣扬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维埃祖国的丰功伟绩”。
这种矛盾现象在劳改营内外没有什么区别。在记述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历史的著作中，斯蒂芬·科特金指出，用“明显使人联想起可以从劳改营外面的熟练工人那里听到的语言”撰写的关于改过自新的囚犯的侧记刊登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劳改营的监狱报纸上：“他们劳动，学习，付出代价，试图使自己改过自新。”72
不过，发生在劳改营的事情仍然让人格外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说，在外面的社会里，苏联的宣传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让许多人感到荒唐可笑，那么，在劳改营，荒唐似乎达到新的高度。在古拉格，始终把囚犯称为“敌人”，明确禁止囚犯之间互称“同志”，而且禁止他们盯着斯大林的画像看。可是，在那里，囚犯却被要求像自由工人一样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劳动—而且要像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那样参加“自学成才的创造性活动”。在大家看来，这种现象的荒唐之处显而易见。在其劳改营生涯中有一段时间，安娜·安德烈耶娃成了一名劳改营“画家”，这意味着实际上要让她来书写那些大标语。按照劳改营的标准，这个活儿非常轻松，肯定有益于她的健康，而且可能挽救了她的生命。不过，多年之后接受采访时，她声称甚至不记得那些标语了。她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劳改营负责人想出标语上面写什么，有的像‘我们全力以赴去劳动’，有的像……我写得很快，字也写得很好，但我完全不记得我写过的东西。这是某种自我保护机能。”73
列昂尼德·特鲁斯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名囚犯，那些标语的毫无意义同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醒目地张贴在劳改营的所有建筑物上，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送：
有一个劳改营广播系统，定期播送有关我们劳动成果的消息，谴责那些劳动表现不好的人。播送的内容很简单，但却使我想起被捕之前听到的广播。我渐渐相信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被捕之前的那些人比较能说会道，他们知道怎么用更巧妙的方式播送所有节目的内容……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劳改营的广播]同样谈吐自如—同样的标语，同样的口号—只是在劳改营里听着这些话让人感到更加荒唐罢了。例如，“他们接受劳动任务，他们完成劳动任务。”或者“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这是斯大林的话。其他口号也都有，像“我们为了和平”，或“我们欢迎世界和平”。74
不习惯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的外国囚犯更加觉得“教育改造”工作荒唐可笑。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描述了一堂典型的政治灌输课：
所使用的方法如下。一名来自文教科的职业煽动家，具有六岁儿童的智力，他将向囚犯宣讲全力以赴投入劳动的崇高意义。他将告诉他们，爱国者是高尚的人，所有爱国者都热爱苏联，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身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民感到自豪，等等，等等，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对于一个皮包骨头的听众来说，所有这些证明了这种说教的荒唐和虚伪。但是，演讲者并没有因冷淡的反应而乱了方寸，演讲继续进行。最后，他保证所有劳动“突击手”都能得到更好的回报，提高伙食标准和改善生活条件。对于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来说，这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75
一位被流放的波兰人对其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所上的一堂宣传课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宣传课持续上了几个小时，试图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上帝这个人，他只是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的发明。发现自己生活在苏联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如今在劳改营，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劳动从而最终成为正派的人。有时，他试图让我们了解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还说他绝对相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相信我们也不知道诸如克里特是个“半岛”或罗斯福是某个外国的部长之类的事情。[49]他怀着认为我们完全愚昧无知的坚定信念向我们传授这些真理，因为，我们这些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大的人，怎能指望有条件接受哪怕是最基本的教育呢……他得意洋洋地强调指出，我们就连做梦也甭想重新获得自由，因为波兰绝不可能再次复国……
唉，波兰人继续为这位可怜的教员感到悲哀，他的工作毫无意义：“他讲得越多，我们心里越不服气，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大家的表情流露出决心。”76
另一位波兰人古斯塔夫·赫林把他那个劳改营的文化活动称作是“对莫斯科在其确实想把劳改营办成改造、教育机构的那个时期所制订的管理制度的残留的纪念。果戈理要是看到这种不顾劳改营的普遍现实而对官方谎言一味盲从的现象该有多好—这与《死魂灵》所描写的一模一样”。77
这些看法并不罕见：它们可以在绝大多数回忆录中找到。大部分回忆录不是对文教科只字不提，就是对它嘲讽一番。由于这个原因，当论及宣传在劳改营的作用时，不大容易准确评价文教科对于中央当局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合理地认为（而且许多人都会这么认为），像苏联的所有宣传一样，劳改营的宣传纯属闹剧，因为没有人相信，因为劳改营管理部门进行宣传完全是为了糊弄囚犯，而且采取的方式显然非常幼稚。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宣传、这些标语口号、这些政治灌输课纯属笑料的话，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人相信它们的话，为什么要把那么多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它们上面呢？仅仅在古拉格管理部门的档案中，就有成百上千份文件证明，文化教育部门的工作持续不断地得到加强。例如，在战局最为紧张的一九四三年第一季度，由于劳改营负责人想方设法地竭力争取为囚犯弄到乐器，电报潮水般地在各个劳改营与莫斯科之间穿梭往返。与此同时，劳改营举办了以“苏联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伟大卫国战争”为主题的竞赛活动：五十名劳改营画家和八名雕塑家参加了活动。在整个国家劳动力紧缺的这一时期，中央机关仍然建议每个劳改营配备一名图书管理员、一名放映宣传影片的电影放映员和一名文化委员，后者是文化教员的囚犯助手，在开展清洁“比赛”、提高囚犯文化水平、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为文化教员提供帮助—他还帮助引导囚犯“正确认识当前的政治问题”。78
劳改营的文化教员每半年或者一个季度还要提交工作报告，他们往往非常详细地罗列出自己的工作成绩。例如，东乌拉尔劳改营的文化教员就在一九四三年提交过一份这样的报告，当时这个劳改营有一万三千名囚犯。这份二十一页的报告开头承认，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劳改营的工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不过，下半年劳改营采取了措施。文化教育科帮助“动员囚犯完成并超额完成斯大林同志交给的生产任务”，帮助“囚犯恢复健康并为过冬做准备”，而且“改正了文化教育工作的不足之处”。79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接着列举了他所采用的各种方法。他自豪地写道，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文教科作了七百六十二次政治报告，七万名囚犯听取了报告（许多人大概不止听取了一次）。同时，文教科讲了四百四十四堂政治时事课，八万两千四百名囚犯上课；印刷张贴了五千零四十六份“墙报”，三万五千人阅读；举办了二百三十二场音乐会和演出，放映了六十九场电影，组织了三十八个表演队。其中一个表演队甚至创作了一首歌曲，科长得意地把歌词写进了他的报告：
我们的劳动队团结友好
我们的职责在召唤
我们的工地在等待
前线需要我们的劳动。80
人们可以尝试对这么巨大的投入作出解释。也许，在古拉格的官僚机构内部，文化教育部门可以作为最后的替罪羊：如果计划没有完成，不应归咎于组织不善或营养不良，不应归咎于愚蠢残忍的劳改政策或缺少毡靴—而应归咎于宣传的力度不够。也许，古拉格系统僵化的官僚机构存在缺陷：一旦中央命令必须开展宣传时，所有人都全力以赴执行命令却丝毫没有怀疑过这一命令的合理性。也许，莫斯科的领导人完全不了解劳改营的实际情况，以致他们真的相信四百四十四堂政治时事课和七百六十二次政治报告能使饥饿的男女囚犯更加努力地从事劳动—考虑到他们在劳改营的检查报告中所能看到的那些材料，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
或者，也许根本没有合理的解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后来也是一名囚犯，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耸了耸肩膀。他说，这是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81
注释：
1引自科恩所编《不再沉默》，第96-97页。
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相册）。
3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37-476页。
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8。
5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和《在旋流中》。
6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7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劳改营生活的故事》，第37页。
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9。
9阿列克谢·普里亚季洛夫：《反革命日记》，第113-114页。
10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96页。
11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49页。
12韦尔农·克列斯：《新拓荒者，或，科雷马选择》，见维连斯基所编《没有焚尸炉的奥斯维辛》，第62-70页。
13本书作者对尤里·佐林的采访，阿尔汉格尔斯克，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
14 М.Б.明德林：《正面与侧面》，第52-57页。
15佐夫斯基：《恐怖的秩序》，第168页。
16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17实例参见纪念协会档案馆所保存的照片。
18罗西：《古拉格手册》，第255页。
19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405和407页。
20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56-365页。
21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208和178页。
22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14页。
23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3-234页。
24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57页。
25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第38页。
26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162页。
27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2-233页。
2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1。
2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47。
30实例参见热诺夫：《雪橇》，第69页。
31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135页。
32根据格奥尔格·维克托·兹戈尔尼斯基一九九八年四月寄给本书作者的录音带。
33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78页。
34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第39页。
3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
36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208页。
37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14页。
38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3页。
39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
40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63页。
41埃卡特：《人间蒸发》，第83页。
42本书作者对加琳娜·乌萨科娃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43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85页。
44本书作者所拥有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出处不明。
45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55页。原始锯片的样品陈列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地方历史博物馆里。
46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7同上。
48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70页。
4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3。
50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82页。
51 К.达戈尔：《马加丹》，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号《苏联土地》，第4页。
52 М.马克西莫维奇：《无奈的对比》，第91-100页。
53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死亡之路》，载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祖国》，第193-210页；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220-221和341-343页。
5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3。
55《北方专设集中营》，一九二四年第一期（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收藏）。
56丘欣：《运河大军》，第127-131页。
57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84页。
5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567。
5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8。
60格奥尔吉·费尔德古恩，未发表的回忆录，新西伯利亚纪念协会收藏。
6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567。
62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57-158页。
63约翰·维格曼斯：《在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十年》（阿诺特·德·瓦尔英译），第127页；本书作者对马连·科拉洛夫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6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443。
6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567。
6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42。
67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第163-169页。
6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41。
69埃卡特：《人间蒸发》，第82页。
7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40。
7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4/145。
72科特金：《富有磁力的矿山》，第232页。
73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74本书作者对列昂尼德·特鲁斯的采访，新西伯利亚，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75埃卡特：《人间蒸发》，第82页。
76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77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55页。
7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60。
7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61；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95页。
8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61。
81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二○○二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