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进过的人迟早会轮到。进去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
—关于监狱的苏联谚语1
禁闭室（ШИЗО）
几乎没有哪个苏联集中营完好无损地存留到现在，即使是以被破坏的形式也没有。不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禁闭隔离室（штрафнойизолятор）—或（简称为）禁闭室—仍然保持原状。除了禁闭牢房之外，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七号营站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现在那里是一个美国汽车维修商的修理车间。他将装有栅栏的窗户原封不动，他说，希望“索尔仁尼琴将来会买我的房子”。同样，除了禁闭牢房之外，洛克奇姆劳改营设在艾热罗姆的农业营站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这些牢房现在成了几户人家的住处。一位住在那里的年迈女士称赞一扇房门坚固耐用。房门中间仍然有一个大“窥视孔”，看守曾经通过这个窥视孔监视囚犯并把发给他们的面包塞进去。
禁闭牢房的长寿说明这种牢房的建筑结实牢固。在一个用木头建成的劳改营里，禁闭室经常是仅有的砖砌房屋，它是囚犯区里的囚犯区。禁闭室以内则用营规中的营规来管理。“一座阴暗的石头房子，”一名囚犯这样描述他那个劳改营的禁闭室，“外面有门，里面还有门，全副武装的看守在周围巡逻。”2
四十年代，莫斯科发布过详细的命令，对禁闭牢房的建筑和如何管理坐禁闭的囚犯均作出了规定。每个营站—在营站较小的情况下是几个营站—设置一个禁闭牢房，通常紧挨着囚犯区；如果设在囚犯区里面，则“用难以翻越的围墙围起来”，与劳改营的其他房子保持一定距离。根据一名囚犯的说法，这一规定也许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许多囚犯打算绕过禁闭牢房时都要“围着它走一段路，甚至不用直接向那道灰色石墙的里面看，一股阴冷空虚的气息似乎也会穿过墙缝透出来”。3
每个劳改营联合体也被要求在其总部—也就是马加丹、沃尔库塔或诺里尔斯克—附近设置一个禁闭中心。禁闭中心实际上往往是座大监狱，规定要求，它“应该建在尽量远离居民区和交通线的地方，应该严加防范，确保与世隔绝。看守人员只能由最可靠、守纪律、有经验的步兵担任，从自由工人中挑选”。这些中心监狱既有公共牢房也有单人牢房。后者必须设在一个专门隔开的房间里，是为“特别凶恶的囚犯”准备的。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犯不出去劳动。另外，不许他们锻炼身体，不许他们抽烟，不给他们纸张和火柴。这是除了“一般”限制以外的惩罚，适用于关在公共牢房里的那些囚犯的“一般”限制包括：不许通信，不许收取包裹，不许会见亲属。4
表面看来，禁闭室的存在似乎与古拉格赖以创建的一般经济原则相抵触。维护专用设施并额外雇用看守开支很大。不让囚犯劳动也造成了浪费。不过，从劳改营管理部门的观点看，禁闭室不是一种折磨囚犯的辅助形式，而是为使囚犯更拼命地劳动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惩罚在劳改营里犯罪—例如谋杀或企图逃跑—被抓住的人之外，禁闭制度还与削减伙食定量一起用于恐吓那些拒绝劳动者（отказчик）。
由于犯下上述两类罪行的往往是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在一些劳改营，禁闭室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氛。一方面，禁闭室里塞满了职业罪犯，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杀人犯和越狱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类囚犯也渐渐开始成为禁闭室里的常客：因宗教信仰而被捕的男性囚犯，还有修女（монашка），他们同样出于信仰拒绝为苏维埃撒旦劳动。例如，艾诺·库西宁所在的波特马营站，那里的负责人专门为一批笃信宗教的女囚犯修建了一座禁闭营房，因为她们“以大声祈祷和唱赞美诗来消磨时间而拒绝下地劳动”。不让这些囚犯与其他囚犯一起吃饭，而是在她们自己的营房里按惩罚性定量发给她们食物。全副武装的看守每天押送她们上两次厕所：“劳改营负责人有时会拎着一根皮鞭巡视她们的营房，于是，屋里响起痛苦的尖叫：抽打这些女人之前通常会把她们的衣服扒光，但是残暴无法阻止她们照常祷告和斋戒。”她们终于被带走了。库西宁相信，她们都被枪毙了。5
另一类顽固的“拒绝劳动者”也想方设法坐禁闭。实际上，正是禁闭室的存在为囚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不去劳动而在禁闭室里待几天，靠低标准的口粮苟延残喘，忍受寒冷与痛苦，但却不必在森林里面累得筋疲力尽。列夫·拉兹贡讲述了蒂什凯维茨伯爵的故事。伯爵是一位波兰贵族，发现自己身在西伯利亚的一个采伐劳改营，他估计，靠配给的食物定量活不下去，因此直接拒绝参加劳动。他想以此节省体力，即使只能领到惩罚性的食物定量。
每天早晨囚犯列队出去干活儿之前先在院子里排好队，两名看守将把蒂什凯维茨从禁闭室里带出来。他须眉灰白，胡子拉碴，剃了头发，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绑着裹腿。劳改营负责保卫的官员开始进行每天例行的训导仪式，“喂，你这个混蛋伯爵，你这个傻×，你去不去劳动？”
“不，长官，我不能劳动，”伯爵总是以生硬的声音回答。
“噢，你不能劳动，你这个混蛋！”保卫官员接着就要当众说明他认为伯爵及其远亲近邻都是些什么东西，然后宣布他很快要对伯爵采取的措施。每天出现的这一景象成了劳改营其他囚犯日常取乐的谈资。6
尽管拉兹贡讲述这个故事时使用了幽默的语气，但是，伯爵的这种对策危险很大，因为劳改营的惩罚制度不是用来供人取乐的。官方规定，对于没有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每天的惩罚性食物定量包括三百克“黑麦面包”、五克面粉、二十五克荞麦或通心粉、二十七克肉类和一百七十克土豆。尽管这点食物已经少得可怜，坐禁闭的囚犯领到的甚至更少：每天三百克“黑麦面包”加热水，而“热的液体食物”—也就是汤—每三天才给一次。7
不过，对于大多数囚犯来说，惩罚制度最让人难以忍受之处并不在于它所造成的肉体痛苦—坐禁闭、减食物—而是在于地方劳改营执行时的心血来潮所附带的折磨。例如，公共床铺可能用一条长凳代替；或者，面包可能用加工不足的面粉烤制；或者，“热的液体食物”可能清汤寡水。雅努什·巴尔达赫曾被关在一个地面到处是水、墙壁潮湿发霉的禁闭室里：
我的内衣和背心已经湿透，我冻得浑身发抖。我的脖子和肩膀僵硬麻木。未经加工的木头因潮湿而开始腐朽，尤其是长凳的边缘……长凳非常狭窄，我无法在上面平躺，当我侧身躺在上面时，我的腿悬在边上；我不得不一直弯曲着双腿。难以决定脸朝哪边躺着—朝向一边，我的脸紧贴着黏滑的墙壁，翻过来，我的背湿成一片。8
像寒冷一样，潮湿是普遍现象。尽管明文规定禁闭室的温度不得低于十五摄氏度，但是，保暖往往被忽视。古斯塔夫·赫林回忆了关押他的禁闭室，“那些狭小牢房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用木板遮挡一下，因此，室内的温度从来没有高出过室外。”他描写了这些用来折磨人的牢房的其他方面：
我的牢房非常低矮，以致我可以用手摸到天花板……坐在上铺天花板使人不得不弯腰俯身；而下铺只能用潜水的姿势往里钻，头先进去；起来也是蹭着身体离开床，像在沙滩上游泳一样。床帮与门边水桶的距离不到正常的半步。9
劳改营负责人还可以决定是否允许坐禁闭的囚犯穿衣服—许多人保留了内衣—以及是否派他去劳动。如果他不劳动，那么，他将整天受冻而不得活动。如果他劳动，那么，他将饥饿异常。娜杰日达·乌里扬诺夫斯卡雅连续领了一个月惩罚性口粮，还不得不去劳动。“我一直不停地想吃东西，”她写道，“我渐渐开始只谈吃的。”10由于这些往往让人意想不到的对惩罚制度的曲解，囚犯害怕坐禁闭。“禁闭室里的囚犯像孩子似的哭泣，保证好好表现只是为了出去，”赫林写道。11
在大型劳改营联合体，折磨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禁闭室，而且有禁闭营房，甚至还有一个完全用于惩罚囚犯的营站。一九三三年，建设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米特劳改营为“拒绝劳动者、逃跑者、小偷之流”设立了一个“严管营站”。为了保证安全，劳改营负责人下令，新营站应当围两层而不是一层带刺铁丝网；增加的押送看守应当带领囚犯去劳动；囚犯应当在不易逃跑的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12
大约同一时期，远北建设设立了一个惩罚营站，到三十年代后期，它已成为古拉格最臭名昭著的惩罚营之一：位于马加丹以北遥远山区的谢尔潘廷纳亚—或谢尔潘廷卡—惩罚营。为了使其基本上得不到阳光照射、比别的劳改营更加寒冷和阴森，远北建设的惩罚营被精心安排在山谷里面（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那里本来就寒冷而阴森），它比其他营站戒备更加森严，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还曾作为刑场使用。甚至它的名字常被用来吓唬囚犯，囚犯到谢尔潘廷卡服刑等于被判了死刑。13谢尔潘廷卡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说，那里的营房“拥挤不堪，以致囚犯轮流坐在地上，与此同时，其他囚犯只能站着。早晨，房门打开，将会叫到一二十个囚犯的名字。没有人会答应。被找到的第一个人当时就拖出去枪毙了”。14
实际上，人们对于谢尔潘廷卡惩罚营知之甚少，主要因为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描述它。关于其他劳改营所设惩罚营的情况，人们知道的甚至更少。例如，西伯利亚劳改营联合体的伊斯基季姆惩罚营。这个惩罚营建在一个石灰岩采石场附近。在那里干活儿的囚犯没有机械设备，他们人力开采石灰岩。粉尘使许多囚犯染上肺病或其他呼吸器官的疾病，这迟早将会要了他们的命。15布哈林的年轻妻子安娜·拉林娜曾被短期监禁在那里。伊斯基季姆的其他囚犯—和死在伊斯基季姆的人—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16
但是，他们没有完全被遗忘。那里的囚犯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极大地激发了伊斯基季姆当地居民的想象力，结果，惩罚营遗址旁边的山上新近涌出的一道泉水被人们当做圣迹对待。因为根据当地的传说，泉水下面的溪谷是处决大批囚犯的地方，所以大家相信，这道圣水是上帝对他们的纪念。在西伯利亚冬末的一个寒冷而宁静的日子，一米厚的积雪仍然覆盖着大地，我看着虔诚的人们走上山去聚集在泉水旁边，他们用塑料杯子和瓶子装满清澈的泉水，恭敬地小口喝着—目光偶尔庄严地扫向下面的溪谷。
邮政专用信箱（ПОЧТОВЫЙ ЯЩИК）
禁闭室是惩罚制度的最后手段。不过，古拉格同样也可以向囚犯提供奖励：大棒加胡萝卜。因为，除了食物多少、能否睡好、在什么地方干活儿之外，劳改营还控制着囚犯与外界的联系。年复一年，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者频频下达命令，规定囚犯可以接收的信件、包裹和汇款的数量以及外来的囚犯亲属探视他们的时间和方式。
像关于禁闭室的命令一样，控制着与外界的联系的那些规定也随着时间而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是，一般说来，与外界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例如，概括了三十年代监狱管理制度要点的那些命令仅仅简单地规定，允许囚犯收寄信件和包裹，数量不限。允许会见亲属，同样没有特别的限制，尽管会见的次数—命令没有具体规定—取决于囚犯的表现好坏。17
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命令的要求详细了许多。
命令专门规定，只有那些完成生产定额的囚犯才被允许会见亲属，而且每六个月只许会见一次。那些超额完成定额的囚犯被允许一个月会见一次亲属。接收包裹同样受到更多的限制：每个月只许囚犯接收一个包裹，被判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每三个月可以接收一个包裹。18
实际上，到了一九三九年，大量控制收寄信件的规定也纷纷出笼。有一些政治犯一个月可以收一次信，另外一些人三个月才能收一次。劳改营的信件检查人员还明确禁止囚犯在信中提到某些问题：他们不能写所在劳改营的囚犯人数，不能谈论劳改营管理制度的细节，不能透露劳改营看守的姓名，也不能说在劳改营里从事什么劳动。含有这些内容的信件不仅要被劳改营的检查人员没收，而且还要详细记入囚犯档案—也许因为这是“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19
所有这些规定不断变化、修改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例如，在战争年代，对食品包裹数量的限制被全部取消：劳改营当局似乎真诚地希望亲属帮助为囚犯提供食物。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感到为囚犯提供食物是一个极其令人头疼的问题。另一方面，战争结束以后，为暴力犯罪分子特设的惩罚劳改营里的囚犯和专门监禁政治犯的劳改营里的囚犯发现，他们与外界联系的权利再次减少。一年只允许他们寄四次信，而且只能接收直系亲属—即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的来信。20
恰恰因为这些规定种类繁多而且错综复杂，同时因为它们的变化过于频繁，囚犯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是由劳改营的负责人随心所欲地控制的。信件和包裹肯定不会交到禁闭室、禁闭营房或惩罚营站的囚犯手里。它们也不会交到劳改营当权者出于种种原因不喜欢的囚犯手里。此外，还有一些劳改营只是因为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所以根本收不到邮件。21有些劳改营的管理非常混乱，以致不把分发邮件当成回事。在其中一个劳改营，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检查人员愤怒地写道，“包裹、信件和汇款单没有分发给囚犯，而是成堆地躺在仓库和邮筒里。”22在许多劳改营，即使收到信件，也是几个月之后。许多囚犯多年以后才发现，他们有多少信件和包裹下落不明。究竟是被盗还是丢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相反，不知什么原因，尽管劳改营的管理部门想方设法加以限制，一些被严格禁止接收信件的囚犯有时却能收到信件。23
另一方面，劳改营的一些信件检查人员在检查和分发信件时，甚至也会允许一部分信件不经拆封即予通过。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记得一名信件检查员，那是一名“年轻的女共青团员”，她交给囚犯的信件没有经过拆封检查：“她不仅有失去面包的危险，而且有失去自由的危险：为此，他们会判她十年刑。”24
当然，对付信件检查和收寄限制有许多办法。安娜·罗金娜曾经收到丈夫写给她的一封信，它被烤在一块蛋糕里：蛋糕交到她手里时，她丈夫已经被处决了。她还见过把信件缝在获释囚犯的衣服里或者塞在鞋底儿下面偷偷带出去的情况。25在一个管理松懈的劳改营，芭芭拉·阿莫纳斯托一名囚犯偷偷把信带出去，那名囚犯在囚犯区外面干活儿，没人看守。26戈尔巴托夫将军也描述了他如何从押运列车上把一封未经检查的信寄给了妻子，他采用的是许多人提到过的一种方法。首先，他从一名刑事犯手里弄到了一截铅笔头：
我给那个犯人烟叶，从他那里得到铅笔，当火车再次开动时，我在卷烟纸上写了封信，每片纸上编了号。然后我用马合烟的烟盒做了一个信封，用嚼烂的面包把它粘好。为了不让我的信被风刮进铁路旁边的灌木丛，我用从毛巾上面抽出来的线绑了一块面包皮以增加信的重量。在信封与面包皮之间，我夹了一卢布钞票和四片写着提示的卷烟纸：发现这个信封的人就会愿意贴上一张邮票把它寄出去。当我们通过一个大站时，我悄悄走到车厢的窗口把信丢了下去……27
不久之后，他的妻子收到了丈夫写的这封信。
写信受到的某些限制并不是那些命令造成的。例如，像贝斯特罗列托夫所回忆的那样，允许写信固然挺好，然而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找到写信需要的纸或笔：“纸在劳改营里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因为囚犯非常需要，但却不大可能弄到：大叫大嚷着‘今天是寄信的日子！把你们要寄的信交上来！’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写信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几个幸运的人可以写信，而其余的人只能沮丧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28
一名囚犯回忆说，他用面包换了两张从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上撕下来的纸。他在纸上字里行间的空白处给家人写了一封信。29，在一些较小的营站，就连劳改营的管理人员都得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克德罗维盐沼营站，劳改营的会计用旧糊墙纸写公文。30
关于包裹的规定甚至更加复杂。下达给所有劳改营负责人的命令明确规定，囚犯必须当着看守的面打开包裹，看守可以当场没收任何违禁物品。31实际上，收取一件包裹往往要经过一整套程序。首先，囚犯受到提醒，他的运气不错；然后，看守押着囚犯去贮藏室，囚犯的个人物品都锁在那里。接着，囚犯打开包裹，看守将把所有单件物品—每一颗洋葱，每一根香肠—划破或撬开，以确保里面没有暗藏秘密的信息、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或者钞票。如果所有东西均通过了检查，可以允许囚犯从包裹里面拿一些东西。剩余的东西将留在仓库，等他下次得到允许再说。当然，坐禁闭的囚犯或受到其他惩罚的囚犯将被禁止收取家里寄给他们的食品。
这一套制度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一名囚犯很快发现，只要他把包裹放在贮藏室，里面的一些东西马上就不见了，因为它们被看守偷走了。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一个装满黄油的瓶子挂在腰带上，藏在裤子里：“靠我的体温，它总是液态的。”夜里，他把黄油抹在面包上。32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所在的营站根本没有贮藏室，因此必须想出更巧妙的办法来：
当时我在北极冻原一个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住在临时工棚里，那里不能放任何东西，也不能把东西带到工地：守在劳改营大门口的士兵将把查出来的所有东西没收留给他们自己吃，而留在工棚里的东西将被值班员[被安排打扫并看管工棚的囚犯]偷走或吃掉。所有食物必须立即吃掉。我用从工棚床铺上起出来的一根钉子在一罐炼乳上钻了两个孔，然后在毯子下面开始吸炼乳。可是，我太疲劳了，所以吸着吸着就睡着了，结果，宝贵的乳液毫无价值地滴在肮脏的草垫上。33
围绕着包裹还存在着复杂的道德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收到了包裹。它们应不应该被分享？如果应该，那么，是只与朋友分享好呢，还是与潜在的保护人分享好？在监狱里，有可能组成“扶贫委员会”，但是在劳改营，这样做根本不可能。有些囚犯出于善意或者传播善意的愿望，与所有人分享。另一些囚犯只与小圈子的朋友分享。而且，据一名囚犯回忆说，有时“出现的情况是，因为当着别人的面吃饼干让人感到别扭，所以只好夜里一个人躲在床上吃”。34
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在最困难的北方劳改营，包裹可能决定人的生死。本人是位演员的回忆录作者格奥尔吉·热诺夫毫不夸张地声称，两个包裹曾经救过他的命。一九四○年，他母亲从列宁格勒寄出了这两个包裹，三年以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收到了它们，“当时，饥饿使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正慢慢死于坏血病……”
当时，热诺夫因为身体过于虚弱不能去森林里劳动而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澡堂里干活儿。听到叫他去收两个包裹时，一开始他并不相信。后来他意识到这是真的，他请求澡堂管理员批准他步行六英里前往中心劳改营的后勤总部，劳改营的贮藏室设在那里。两个半小时以后，他回来了：“我连走一公里路都有困难。”当时，他看见几名劳改营负责人坐在一个雪橇上，于是，“一个离奇的念头闪过脑海：我请求与他们同行如何？”他们同意了—接着发生的事情“像梦游一样”。热诺夫搭乘雪橇走了六英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帮助下很困难地下了雪橇，然后走进贮藏室，领取三年前寄给他的包裹并把它们打开：
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用包装纸包着：白糖，香肠，猪油，糖果，洋葱，大蒜，曲奇饼，咸饼干，香烟，巧克力。在跟随着一个又一个地址追寻我的三年时间里，它们已经混在一起，仿佛在洗衣机里搅拌过一样，最终变成了一个带有腐烂、发霉、烟草和糖果香料气味的大硬坨儿……
我走到桌前，用一把刀把它切成小块儿，在大家面前，几乎不嚼就吞了下去，也不管吃着是什么滋味，一句话，生怕有人出来打断或是从我手里把它抢走……35
团聚屋（ДОМ СВИДАНИЙ）
然而，信件和包裹给囚犯造成的情绪波动或精神折磨并不是最严重的。在会见自己的亲属—通常是配偶或母亲—时，囚犯经受着更大的痛苦。只有那些既完成劳动定额又老老实实地遵守劳改营规章制度的囚犯才被允许会见亲属：官方文件明确说明这是对“认真、踏实、高效劳动”的一种奖励。36因此，允许亲属探视实际上是促使囚犯好好表现的一种非常强大的动力。
当然，不是所有囚犯都能会见探视者。至少，囚犯的家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勇气与变成了他们的“敌人”的亲人保持联系。即使作为自由公民，前往科雷马、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或哈萨克的旅途对于身体也是一个考验。探视者不仅需要经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到达某个偏僻、原始的城市，而且还要步行或者坐在卡车的后车厢里一路颠簸着前往营站。到达营站之后，探视者可能不得不等待几天或更长的时间，乞求傲慢的劳改营负责人批准他们会见他们的囚犯亲属—劳改营负责人极有可能拒绝批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此后，他们再次面对漫长的旅途，踏上同样单调乏味的回家之路。
抛开身体的辛劳不说，这种会见所产生的心理重负可能同样令人难受。“看到囚犯遭受的深重苦难，”赫林写道，前来探视丈夫的妻子“感到完全无法理解，而且不能给予任何帮助；长期分离已经扼杀了她们对于丈夫的大部分感情……地处偏远并且拒绝探视的劳改营再次给她们的心理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她们不是囚犯，但是，人们把她们与这些人民的敌人联系在一起……”37
心情复杂的也不只是妻子。一名囚犯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探视丈夫。见面时，她让女儿“去吻爸爸”。小姑娘跑到看守跟前吻了看守的脖子。38苏联太空科学家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女儿仍然记得父亲在一个黑店时她被带去见他的情形。人们告诉她，父亲在外地，与空军一起作战。来到监狱，监狱的小院子让她感到意外。她问母亲，爸爸的飞机场在哪里？39
在监狱以及某些劳改营，这种会见总是时间很短，而且通常有看守在场，这项规定也给会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想说话，说很多话，谈谈当年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名囚犯回忆了他得到批准与母亲进行的一次单独会见。可是，不仅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而且“当一个人开口讲述某件事情时，监视的看守就会打断你：‘不许说！’”40
贝斯特罗列托夫讲述的故事更悲惨，一九四一年，他获准连续会见了几次妻子—每次都有看守在场。她从莫斯科前来告别：由于他被逮捕，她得了肺结核，而且已经来日无多。诀别时，她伸出手去触摸他的脖子，这是被严格禁止的。探视者不许与囚犯有身体接触。看守粗暴地推开她的手臂，结果她摔倒在地，咳出了鲜血。贝斯特罗列托夫写道，他“失去了理智”，动手打了看守，看守被打得流了血。当天爆发的战争使他免受残酷的惩罚之苦：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当局顾不上他攻击看守的行为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41
不过，看守并不总是在场。实际上，在大型劳改营的较大的营站，有时允许囚犯与亲属相聚几天时间。四十年代，这些相聚在所谓“团聚屋”（домсвиданий）—为了这一目的专门在劳改营的边上修建的房子—里进行。赫林描述了一间“团聚屋”：
从村庄通向劳改营的路上看去，房子本身给人的感觉不错。它用松树原木搭建，墙缝塞着麻絮，房顶铺着瓦片……开在囚犯区外面的房门前面有几级牢固的木头台阶，仅供前来探视的自由人出入；窗户上挂着棉窗帘，石头窗台上有长长的窗口花坛，里面种着鲜花。每个房间里整齐得摆着两张床、一张大桌子、两个长板凳、一个脸盆、一把水壶、一个衣柜和一个铁炉子；电灯泡上甚至还带着灯罩。对于一个长年睡在肮脏营房公共床铺上的囚犯来说，住在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寓所里，他还能奢望什么呢？我们关于自由生活的梦想建立在这种房间的基础上。42
然而，当会见带来烦恼—会见的结果经常如此—时，那些急切渴望“自由”的囚犯往往感到更加失望。出于对还要继续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生活的恐惧，一些囚犯告诉他们的亲属不要再来了。“你忘了这个地方吧，”一名囚犯对他的兄弟—为了与他这二十分钟的相见，他的兄弟冒着严寒长途跋涉了好几天—说，“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一切平安。”43如同赫林所回忆的那样，多年来第一次与妻子相聚的男囚犯突然发现自己受到性交焦虑的困扰：
长年的繁重劳动和饥饿状态逐渐损害了他们的性交能力，如今，在与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亲密接触时，除了极度兴奋之外，他们感到无助的愤怒与绝望。我确实多次听到一些男人在妻子探视之后夸耀自己如何威猛，但这通常是自卑感的一种表现，因此，大家以沉默表示对他的安慰……44
前来探视的妻子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谈谈。通常，她们由于丈夫被捕而吃了不少苦头。她们找不到工作，不能求学，而且经常不得不向好奇的邻居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一些妻子是为通知丈夫她们打算离婚而来。在《第一圈》中，根据与其妻子娜塔莎的真实谈话，索尔仁尼琴以出人意外的同情心详细描述了一段这样的对话。在这部小说中，囚犯格拉西莫维奇的妻子娜佳[50]即将失去工作，失去她在学生宿舍的床位，同时可能无法完成她的学位论文，这全都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囚犯。她知道，离婚是“重新获得生存机会”的唯一办法：
娜佳垂下眼睛。“我想说—只是你别放在心上，好吗？—你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离婚。”她的声音非常小……
是的，有一段时间他曾坚持要求离婚。但是现在他吃了一惊。此刻他才注意到，她总是带着的结婚戒指不在她的手指上。
“是的，当然，”他做出十分乐意的样子表示同意。
“那么，如果……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你不会反对吧？”她看着他，吃力地问道。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灰色瞳孔中的亮点闪闪发光，恳求着原谅和理解。“这将不会是……真的，”她继续说，仿佛是在呼出气息而不是说出话语。45
这样的一次会见可能比根本不见更糟糕。五十年代被捕的伊兹赖尔·马祖斯讲述了一名囚犯的故事，在向难友们宣布他的妻子到来时，这名囚犯想错了。当他履行所有囚犯会见探视者所必须履行的手续—洗澡、理发、去贮藏室取回一些合适的衣服—时，其他囚犯不断通过眨眼、触碰向他示意，还拿团聚屋里吱吱作响的床取笑他。46可是最后，甚至没有允许他与妻子单独待在房间里。这算哪门子“体验自由”？
与外界的联系总是因为期待、希望、预想而变得复杂，产生麻烦。赫林继续写道，
无论什么原因使他们失望—无论是因为实现了三天的自由并没有满足理想中的期望；还是因为它过于短暂；或者因为它像一个被惊醒的梦一样逐渐淡化，徒增无所期待的空虚感—囚犯一贯保持沉默，探视之后易怒烦躁，对那些悲惨地变成了分手和离婚程序的探视只字不提。克列斯京斯基……会见妻子之后两次试图悬梁自尽，她要求离婚，并且要他同意把他们的孩子放在一个市立保育院。
作为一个波兰籍的外国人，赫林“从不期待”去团聚屋里“会见什么人”。不过，他比许多苏联作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个地方的意义：“我渐渐得出结论，如果希望经常可以成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的话，那么，希望的实现有时也许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47
注释：
1引自罗西所著《古拉格手册》，第460页。
2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249页。
3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99页。
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5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201-202页。
6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39-140页。
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和9401/12/316。
8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13-215页。
9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99和200页。
10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58页。
11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00页。
1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13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30-231页。
14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66页。
15伊斯基季姆地方历史博物馆馆长斯韦特兰娜·多伊尼谢娜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
16 И.萨马霍娃：《粉尘劳改营》，见新西伯利亚纪念协会所编《恢复记忆》，第一卷，第38-42页。
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
1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19同上。
2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3463。
21实例参见奇尔科夫：《但是原本一切如此》，第54-55页；马克西莫维奇：《无奈的对比》，第82-90页。
2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2。
2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
24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377378页。
25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5页。
26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23-126页。
27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21页。
28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385386页。
29亚历山大·莫罗佐夫：《忘却九部曲》，第101103页。
30本书作者所收集的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实例。
3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32亚历山大·莫罗佐夫：《忘却九部曲》，第171175页。
33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169页。
34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403页。
35热诺夫：《雪橇》，第104-106页。
3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37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3页。
38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第128页。
39本书作者对娜塔莎·科罗廖娃的采访，莫斯科，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40亚斯内：《出生之年—第九百一十七》，第5253页。
41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391页。
42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2页。
43 И.К.戈古阿，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1/3/18。
44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5页。
45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221页；托马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175-177页。
46伊兹赖尔·马祖斯：《你在哪里？》，第34-37页。
47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