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契卡人
伊里奇赋予你们
一项伟大而富有责任感的使命，
契卡人脸上露出了
旁人无法理解的严肃表情。
契卡人脸上的表情是勇气，
他已准备好投入战斗，哪怕就在今天，
他保护劳动人民，
为了所有好人和他们的幸福。
许多许多人在战斗中倒下，
许多我们的兄弟竖起墓碑，
但是，仍然有许多
忠诚而勇敢的战士。
发抖吧，发抖吧，敌人！
你们的末日很快、很快就要到了！
你，契卡人，永远保持着警惕，
率领广大群众投入到战斗中去！
—苏联监狱系统检查员米哈伊尔·潘琴科写的诗，保存在其个人档案中，据档案记载，此人被苏共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开除1
尽管听起来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在劳改营，并非所有规矩都是由劳改营负责人制定的。除了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关于如何获得地位、如何得到特殊待遇、如何比其他囚犯活得好一点的—不成文的规定。有些囚犯精通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而且懂得如何往上爬，他们发现这使生存变得容易了些。
坐在劳改营等级制度顶端的是劳改营负责人、监工、管理人员和看守。经过认真考虑，我使用了劳改营等级制度“顶端”而不是“之上”或“之外”的说法，因为在古拉格，管理人员和看守不是一个超脱于囚犯之外的独立等级。与德国集中营的党卫军看守不同，他们高于囚犯的地位并不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经常处于囚犯的地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改营里有成千上万名乌克兰囚犯，同一时期，乌克兰看守的数量也显著增加。2
看守和囚犯并非完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一些看守和管理人员与囚犯进行精心策划的黑市交易。一些人与囚犯一起喝酒。许多人与囚犯发生性关系，用古拉格的委婉说法是“同居”。3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看守和管理人员自己以前就是囚犯。三十年代初期，表现好的囚犯“晋升”到劳改营看守的位置上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有些囚犯甚至爬得更高。4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的经历也许是这种转变最著名的范例，不过还有其他人。
例如，雅科夫·库珀尔曼没有弗伦克尔升得那么高，但是，他的经历更加具有代表性。库珀尔曼—后来他将自己没有发表的回忆录捐赠给了莫斯科的纪念协会—于一九三○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他先被关押在凯姆的索洛韦茨基中转监狱，然后去白海运河的规划部门工作。一九三二年，他的案子重新审理，结果，他的身份从囚犯变为流放者。最后，他获得自由，接受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仍然是一段回忆起来让他感到“满意”的经历。5他的决定并没有不同寻常之处。一九三八年，在管理着白海运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半数以上的管理人员和将近半数的武装看守是以前或者当时的囚犯。6
不过，地位既可以得到，也可以失去。正如囚犯比较容易当上看守一样，看守也相当容易变成囚犯。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时期被捕的成千上万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中，估计包括许多古拉格的管理者和劳改营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古拉格的高级看守和高级官员经常被怀疑他们的同事所逮捕。在与世隔绝的营站，流言蜚语和造谣中伤盛行：古拉格档案室里的档案充斥着言辞激烈的揭发与反揭发信件，这些信件反映劳改营存在的不足、来自中央的支持不够、劳动条件恶劣等等问题—然后要求逮捕犯罪分子或写信者不喜欢的人。7
武装看守和管理人员经常因为开小差、酗酒、盗窃、丢失武器而被捕，甚至还会因为虐待囚犯而被捕。8例如，瓦尼诺中转监狱的档案中包括В.Н.萨多夫尼科夫的材料，他是一名武装看守，谋杀过劳改营的一个护士，准备谋杀自己的妻子；И.М.索博列耶夫的材料，他偷了一群囚犯的三百卢布，然后又喝醉了酒，丢失了他的党员证；В.Д.苏沃洛夫的材料，他召集一帮人喝酒，然后寻衅与一群军官打架—还有另外一些人，或是“喝得不省人事”，或是醉得不能出勤。9斯大林的亲信之一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的私人文件中有一份涉及两名劳改营管理人员的案件报告，他们在饮酒狂欢的过程中打死了两名同事，被害的一位女医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10一名劳改营管理人员在写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在比较偏远的劳改营，生活非常枯燥无聊，缺少娱乐活动“导致许多年轻人开小差，违纪，酗酒，打牌—所有这些最后往往以受审判刑而告终”。11
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可能周而复始形成循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变成囚犯，然后重新当上看守，第二次成为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实际上，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的确，许多以前的囚犯描写过失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如何迅速适应了劳改营的新环境，然后逐渐爬上真正有权有势的位置。列夫·拉兹贡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与一位名叫科拉别利尼科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低级官员的偶然相遇，他是在离开莫斯科的旅途中遇见这位官员的。科拉别利尼科夫告诉拉兹贡，他被捕是因为“向自己最好的朋友泄露了……某个上司女人的秘密……被当成社会危险分子判了五年徒刑—然后关在一个中转监狱里休息”。但是，他不太喜欢休息。几个月后，拉兹贡再次遇见他。这一次，他身穿一套干净整洁、做工考究的劳改营制服。他弄到一份“好”差事，管理着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惩罚营。12
拉兹贡的故事反映了记录在档案里的事实。实际上，许许多多古拉格官员都有犯罪记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众所周知古拉格的管理部门似乎具有某种流放地的功能，对于失宠的秘密警察来说，那是最后的栖身之处。13一旦被发配到古拉格帝国的边疆地区，官员很少获准重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何其他分支，更不必说重返莫斯科了。作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古拉格官员身穿特定的制服，并有一套稍加改动的徽章军衔序列。14
在历次党代会上，古拉格官员经常对其低下的地位表示不满。“古拉格被看成一个可以从中索取一切、同时什么回报也不必给的管理机构，”一名官员抱怨说，“这种过于自卑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如其他人—是错误的，它容忍了报酬、住房等方面的不公平，而且还要继续容忍。”15后来，在一九四六年，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分拆更名时，古拉格列入内务部（МВД）的管辖范围，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原有的几乎全部比较激动人心的职能，尤其是情报和反情报工作，则转给了名声更加显赫的国家安全部（МГВ，然后是克格勃）。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管理着监狱系统的内务部始终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官僚机构。16
实际上，从一开始，劳改营负责人的地位就相对低下。二十年代初期，在一封偷偷带出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信中，一名囚犯写道，集中营的管理层全部是由“被判犯有投机、敲诈、强奸或另外一些一般罪行”的失宠契卡人员组成的。17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古拉格成为身份资历达不到要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最后落脚点：那些家庭出身不够清贫的官员；或是那些在其所属族群遭到严厉镇压时被认为不可靠的具有波兰、犹太、波罗的血统的官员。古拉格也是那些迟钝、无能的官员或酒鬼官员最后的收容所。一九三七年，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伊兹赖尔·普利纳抱怨说，
我们得到的是其他部门的处理品；他们根据“你们可以把我们不需要的拿去”这一原则给我们送人。古拉格的骨干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酒鬼；一个人一旦迷上了酒，他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扔到古拉格来……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角度看，如果某人犯了罪，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发配到一个劳改营去工作。18
一九三九年，另一位古拉格官员说劳改营看守“不是二等公民而是四等公民，简直就是一些人渣”。19一九四五年，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瓦西里·切尔内绍夫向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和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发出一份备忘录，对劳改营武装看守的素质低劣感到震惊，已经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自杀、开小差、丢失或盗窃武器、酗酒以及其他不道德的行为”，而且经常“触犯革命法律”。20直到一九五二年，当秘密警察最高层的腐败行为被发现时，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流放”其中一名主犯，结果，这名主犯立即成为位于乌拉尔山区的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负责人的副手。21
古拉格自己的档案还证实了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委婉表达的这种看法：劳改营的看守和管理人员“通常都是非常狭隘的人”。22例如，在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间拥有“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整个劳改营系统的管理者—头衔的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五人受过某种高等教育，有三人只上过小学。占据这个位置的人难得干的时间很长：三十年间，只有两人—马特维·贝尔曼和维克托·纳谢德金—干的时间超过五年。伊兹赖尔·普利纳只干了一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而格列布·菲拉列托夫只干了三个月（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23
另一方面，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等级阶层的底部，四十年代以来监狱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显示，即使是最优秀的看守—共产党员和申请入党的人—几乎也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接受的是最低程度的教育，甚至没有人上过五年学，一些人只上过三年学。24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将近四分之三的古拉格管理人员接受的教育不超过小学，这一比例几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余人员同一项统计数字的两倍。25
劳改营武装看守— военизированнаяохрана，
由于苏联人的缩写癖，通常被称为ВОХР—所受教育的程度甚至更低。这些人在劳改营四周巡逻，让囚犯列队去干活儿，在解送犯人东去的火车上押车，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他们往往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据来自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一份报告说，“看守们似乎不知道政治局委员或党的领导人的姓名。”26另一份文件列举了一系列看守滥用武器的事件。其中一名看守“因为不知道怎么开枪”而打伤了三名囚犯。另一名看守“上岗时处于醉酒状态，打伤了公民季莫费耶夫”。27
部门负责人在会议上抱怨说，“看守们不知道如何上油、擦枪、保养武器……一名女看守拿着枪管被破布塞住的步枪去站岗……有些看守拿着别人的步枪出去值勤而把自己的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太懒，不愿在每次值勤以后擦枪。”28莫斯科与劳改营的公函往来持续不断，敦促地方劳改营负责人花更多的时间在看守中间开展“文化教育工作”。29
然而，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部门不要的“处理品”和“不可救药的酒鬼”，多少也满足了古拉格的人员需要。苏联大多数机构长期深受人员不足之苦，而古拉格的情况尤其严重。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本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失职人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员需要：一九三○至一九三九年，人员增加了十八倍；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必须雇用十五万人；战后机构急剧扩张。一九四七年，劳改营武装警卫部队仅现役人员就有十五万七千人，古拉格估计自己仍然短缺四万名看守。30
直到整个系统最终被解散为止，这一难题始终困扰着古拉格当局。除了非常高的职位之外，人们并不认为劳改营的工作受人尊敬或是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工作难以保证舒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北方边远地区那些比较偏僻的小劳改营里。普遍的食物短缺使得看守和管理人员只能领取根据领取者的级别配给的食物。31从沃尔库塔地区的北方劳改营巡回检查归来，一名古拉格的检查人员对武装看守艰苦的生活条件表示不满：他们在“北方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个小时，经常没有合适的鞋子和衣服，住在肮脏的营房里。像囚犯一样，一些看守得了坏血病、糙皮病以及其他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疾病。32另一名检查人员写道，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二十六名武装看守被判了刑，许多人是因为站岗时睡着了。夏天，他们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而且，他们在休息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携家带口的那些看守生活条件尤其艰苦，因为他们往往没有住房，不得不住在营房里。33
想要离开的那些人发现调走并不很容易，即使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里保存了诺里尔斯克检察官写来的一封哀怨的信，他以健康不佳和过度劳累为由，请求调离“北极地区”的工作岗位：“如果不能把我调到另一个劳改营担任检察官的话，那么，我希望被安排到地方检察机关工作，要不然就彻底调出检察机关。”作为答复，同意把他调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拒绝了，因为那里的条件几乎一模一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位于诺里尔斯克以南，但是仍然处在西伯利亚北部。34
自从斯大林死亡以后，前劳改营官员经常以述说工作的困难和辛苦为他们过去的行为辩护。奥尔嘉·瓦西里耶娃以前是一名为古拉格的公路建设部门工作的劳改营检查人员，我认识她以后，她用一名古拉格工作人员艰难生活的故事招待了我。在我们谈话—谈话在她那套不是一般宽敞的公寓里进行，这要感谢党的恩典—的过程中，瓦西里耶娃告诉我，有一次，她去一个偏远的劳改营检查工作，应邀住在劳改营一位负责人的家里，睡在他儿子的床上。夜里，她觉得身上发热又发痒。想到自己可能病了，她打开电灯：“他的灰色军毯上爬满了虱子。不仅囚犯有虱子，长官也有。”通常，她外出检查回家时，进门之前要把全部衣服脱掉，以免把寄生虫带进她的房子里。
如同瓦西里耶娃所见到的那样，劳改营负责人的工作极其困难：“那可不是开玩笑，你管着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名囚犯，既有惯犯也有杀人犯，那些犯了重罪的人，你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这意味着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即使能够顶着压力尽量有效地开展工作，劳改营的负责人发现自己仍然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
一个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劳改营的负责人，因此，他的时间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是用在建设工作、为工程做决定、解决建设问题等方面，而是用在处理劳改营的问题上。有人病了，某种流行病可能已经开始传播，或是某一类事故发生了，这意味着有人必须送医院，有人需要一辆汽车或一驾马车。
瓦西里耶娃还说，莫斯科的那些“负责人”吃的也不一定好，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在古拉格总局的食堂里，有卷心菜、汤和麦糊：“我不记得有肉，我从来没有见过肉。”在斯大林时期，莫斯科的古拉格工作人员每天从上午九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瓦西里耶娃只有星期天才能见到她的孩子。不过，斯大林死后，情况有所改善。当时的内务部[51]部长С.Н.科鲁格洛夫发布命令，批准给予内务部部属机关普通工作人员一小时午餐休息时间，给予内务部官员两小时午餐休息时间。一九六三年，瓦西里耶娃和她的丈夫还在莫斯科市中心分到一套很宽敞的公寓，一九九八年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就住在这套公寓里。35
尽管斯大林时期在古拉格工作待遇不是太好，但是，如果想让人们离开古拉格的中央机关，那就必须以各种方式解决基层工作缺乏必要吸引力的问题。一九三○年，当这个系统仍然被视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内部宣传活动，号召积极分子前往北方边远地区新设立的劳改营工作：
契卡人的热情和干劲创建并壮大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在我国欧洲部分北方边远地区的工业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像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一样，新的劳改营必须在边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改革创新的作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特别需要吃苦耐劳的契卡人和渴望艰巨工作的志愿者……
向志愿者提供的条件包括，工资提高百分之五十，每年两个月假期，三年以后还有一份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奖金和一次三个月的休假。另外，高级管理人员将会按月收到免费的食品包裹，而且可以使用“收音机和体育文化设施”。36
后来，当真正的热情（如果它曾经存在过）彻底消失以后，利诱变得越来越系统。根据劳改营的偏僻和艰苦程度给它们分了级。越是偏僻和艰苦的劳改营，在那里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一些劳改营特意为其工作人员安排体育和其他活动。另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和基斯洛沃茨克建立了专门的疗养院，以使高级官员能在舒适温暖的条件下度过他们漫长的假期。37
总局管理部门还创办了学校，古拉格官员可以在那里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水平。例如，设在哈尔科夫的一所学校不仅讲授“党史”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史”等必修课，而且讲授刑法、劳改营政策、行政事务、管理经营、会计学和军事学等课程。38那些愿意去设在偏远科雷马地区的远北建设企业工作的人甚至可以为其子女争取到“劳动者之子”的身份：这使他们拥有了上大学的优先权。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深受欢迎的诱惑。39
金钱和利益肯定同样足以吸引一些最底层的工作人员。许多人去劳改营工作完全是瘸子里面挑将军。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个战乱不断、物资短缺、饥饿流行的国家—监狱看守的工作可能预示着某种无法估量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五十年代初期的囚犯苏珊娜·佩乔拉记得认识一名女看守，后者在劳改营工作是因为，这是逃离她出生的那个极其贫困的集体农庄的唯一办法：“她靠自己在劳改营的工资供养七个兄弟姐妹。”40另一位回忆录作者讲述了年轻姑娘玛丽娅·伊万诺娃的故事，她于一九四八年自愿来到一个劳改营工作。希望逃离集体农庄生活进而找到一个丈夫的玛丽娅·伊万诺娃却成了一系列正在走下坡路的官员的情妇。最终，她与自己的两个私生子和母亲在一个独居的房间里生活。41
但是，就连高薪、长假和社会地位提高的前景仍不足以源源不断地为古拉格系统输送工作人员，尤其是底层工作人员。需求大的时候，苏联劳动部门只是把工作人员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甚至不必告诉他们去那里干什么。前劳改营护士卓娅·叶廖缅科被告知，将把她从护士学校直接分配到一个建筑工地工作。到达以后她发现，那是一个劳改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二十六号营站。“我们感到意外和害怕，但在逐渐熟悉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们觉得，‘那里’的人和医疗工作与我们根据学习所形成的预期没什么不同，”她回忆说。4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迫在劳改营工作的那些人的情况特别悲惨。像流放者或难民一样，成千上万名艰难地穿越德国的前红军战士和成千上万名战争期间居住在“国外”的苏联公民在越过国境返回苏联时实际上被逮捕了，他们被关进“甄别营”，受到仔细的盘问。有时，获释者立即被派去担任监狱的看守。到一九四六年初，这样的看守已经达到三万一千人，在一些劳改营，他们占看守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43他们也不能随意离开。他们的证件—护照、户籍证明、兵役证—被没收。没有证件，他们不能离开劳改营，更不能另外找工作。每年有三四百人自杀。一名试图自杀者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我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但我还是拿不到户籍证明，结果，几乎每一天都有警察带着搬出公寓的命令登门，这导致我们家里天天吵架。”44
另外一些人则完全堕落了。卡尔洛·施泰纳是一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在诺里尔斯克服刑。他回忆说，这些看守“与那些没有在战争中打过仗的看守明显不同”：
在人们看来，堕落具有明确的迹象。当他们乐意接受女犯的贿赂或是成为漂亮女犯的主顾时，当他们允许刑事犯为闯入民宅盗窃而离开劳动队并在事后坐地分赃时，你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即使上司发现他们这些违法乱纪行为，他们也不害怕所受到的严厉惩罚。45
极少数人拒不服从。例如，档案记载了一个不愿应征者的案例。丹尼柳克断然拒绝加入武装警卫部队，因为“我根本不想在内务部的部门工作”。尽管对他进行了档案中所说的长时间“审查”—肯定遭到威逼恐吓，实际可能还挨了打—丹尼柳克坚持这种态度不动摇。最终他被允许退役。至少在他的案例中，自始至终坚决拒绝为古拉格工作得到了回报。46
不过，古拉格系统后来确实对其最幸运和最忠诚的成员给予了奖励，他们中的一些人大大提高了社会地位，或者得到了更为充足的配给食物：那些驱使所管辖的囚犯劳动力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大量黄金和木材的人最终也得到了他们的回报。虽然，即使对于管理它们的那些人来说，一般的采伐营站从来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大型劳改营的总部的确变得越来越舒服了。
四十年代，位于大型劳改营联合体中心的那些城市—马加丹、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乌赫塔—已经成为繁华的大地方，拥有商店、剧院和公园。自从古拉格的早期开发以来，过上舒适生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型劳改营高级官员得到了比普通工薪阶层更高的工资和奖金以及时间更长的假期。他们更容易得到食品和其他地方供应不足的消费品。“诺里尔斯克的生活比苏联别的地方都好，”曾在诺里尔斯克担任工头、后来成为一名地方官员的安德烈·切布尔金回忆说：
首先，所有当头儿的都有女仆，囚犯女仆。其次，吃的东西多得惊人。有各种各样的鱼。你可以去湖里捕鱼。虽然苏联的其他地方都有定量供应卡，我们这里的生活实际上不用供应卡。肉类不用。黄油不用。如果你想喝香槟，也得就着螃蟹喝。螃蟹实在太多了。到处乱放着成桶的……鱼子酱。当然，我这是说的头头儿们。我说的不是工人。不过，当时的工人是囚犯……
我们这里工资丰厚……比如说你是一个师级长官，可以挣到六千至八千卢布。在俄罗斯中部，你挣的不会超过一千二百卢布。我来到诺里尔斯克担任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小组的主管，这个小组正在找铀。我拿的是主管的工资：最初是两千一百卢布，然后每半年提高百分之十，大约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47
切布尔金所说的第一点—“所有当头儿的都有女仆”—很关键，因为实际上它不仅适用于“当头儿的”，而且适用于所有人。严格地说，禁止使用囚犯当仆人。但是，如同当局十分清楚的那样，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屡禁不止。48在沃尔库塔，红军军官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将军、元帅和斯大林时期的波兰国防部长—曾经给一个“名叫布奇科的乡巴佬看守”当仆人，“他的任务包括给这个人打饭，整理并烧暖他的宿舍等等”。49在马加丹，有一段时间，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给一名劳改营管理人员的妻子当洗衣工。50
托马斯·斯戈维奥也在科雷马给一名年纪较大的劳改营看守当过囚犯勤务员，为他做饭并且争取为他弄到酒喝。老年看守逐渐开始信任斯戈维奥。“托马斯，我的孩子，”他总是说，“记住一件事。留心我的党员证。每次当我喝醉后，千万不要让我丢了它。你是我的仆人，因此，如果我把它弄丢了，我就不得不把你像一条狗那样给毙了……而我不想这么做。”51
但是，对于真正的高官来说，仆人只是基本的。伊万·尼基绍夫在大清洗之后的一九三九年当上了远北建设的负责人，并且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一九四八年，他因为在极其困难的时期聚敛财富而臭名昭著。尼基绍夫与其前任别尔津不是同一代的人—后者属于革命与内战时期清心寡欲和更加热情的那一代。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于利用职权追求享乐，尼基绍夫并不感到内心不安。他为自己配备了“大型囚犯卫队，高级轿车，宽敞的办公室和一幢俯瞰太平洋的豪华别墅”。52根据囚犯的记述，别墅配有东方地毯、熊皮和水晶吊灯。据说，他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名叫格里达索娃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劳改营负责人—在豪华餐厅里吃的是烤熊肉，葡萄酒来自高加索，水果是从南方空运过来的，另外还有从私人暖房采摘的新鲜西红柿和黄瓜。53
尼基绍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享受奢侈生活的劳改营负责人。在对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战时负责人塔拉修克上校所作的令人难忘的描述中，列夫·拉兹贡记录了类似的丑行：
他像一个在刚刚征服的蛮荒之地担任行省总督的罗马人一样生活。为了他，在专用暖房和温室里种植了北方根本不出产的蔬菜、水果和鲜花。最好的木匠被找来为他制作家具。近期最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为他那个任性无常的老婆剪裁服装。当他身体不适时，不是随便哪个自荐前来劳改营短期实习的年轻医生为他进行检查。不错，为塔拉修克看病的是一些教授，他们曾经是莫斯科大医院的主治医师，如今在偏远采伐劳改营的医务室里度过他们漫长的刑期。54
往往需要囚犯帮助满足这些官员的一时欲望。劳改营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发现他的药用酒精经常短少，原来是药剂师用它兑制了白兰地。然后，劳改营负责人用这种白兰地招待前来视察的显贵：“他们喝的酒越多，对北乌拉尔劳改营工作的评价就越高。”沃格尔范格尔还曾亲眼见过劳改营的炊事员为视察者准备“宴会”，所用食物都是专为这种场合储备的：“鱼子酱，熏鳗鱼，法式布丁加蘑菇做成的热卷饼，北极红点鲑柠檬冻，烤鹅和烤乳猪。”55
也就是在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像尼基绍夫那样的劳改营负责人逐渐认为他们自己不再仅仅是狱吏了。一些人甚至开始在赶时髦的异想天开方面互相攀比。他们组织最好的囚犯剧团、最好的囚犯乐队、最好的囚犯画家争强斗胜。一九四六年，列夫·科佩列夫被监禁在温扎劳改营，有一段时间，当时的劳改营负责人总是从监狱直接把“最好的演员、乐手和画家”挑选到劳改营里来，“给他们安排最轻松的劳动，在医院做清洁工和看护”。于是，这个劳改营渐渐以“艺术家的避难所”而著称。56远北建设也以拥有一个名为东北劳改营俱乐部的囚犯剧团而自夸，它在马加丹和一些位于矿区的边远劳改营演出，许多关押在科雷马的著名歌唱演员和舞蹈家因此而受益。57列夫·拉兹贡同样描写了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他“在乌赫塔维持着一个名符其实的歌剧团”，由一位苏联著名演员当导演。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歌唱演员和乐师之外，他还“雇用了”一位非常著名的芭蕾舞演员：
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不时会去造访附近的同行。虽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交流经验”，不过，这种乏味的借口掩盖着精心布置的仪式，那更像某个外国国家元首到访。来访的劳改营负责人由众多部门负责人陪同，为他们准备了专用的宾馆房间，周密安排了参观路线，礼品也被送进房间……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还带着其最好的演员随行，以便让他的东道主看到，在他那个劳改营，艺术甚至更加繁荣。58
直到今天，前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剧院—一座巨大的白色圆柱形建筑—仍然是乌赫塔市最牢固的建筑物之一。它与前劳改营负责人那幢位于公园旁边的木结构宽敞住宅近在咫尺，步行即到。
但是，满足了自己一时欲望的不仅仅是那些爱好艺术的负责人。喜欢体育的负责人同样有机会尝试创办自己的足球队，这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足球明星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因其球队不幸打败贝利亚的球队而被捕，他也被送到乌赫塔，押送他的火车正好停在火车站。他被带去与当地足球队的教练见面，后者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并且告诉他是劳改营的负责人特意把他要来的：“将军对足球情有独钟。他把你弄到这里来。”斯塔罗斯京劳改营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训练不同的足球队，根据那些想让他去当教练的劳改营负责人的要求从一个劳改营转到另一个劳改营。59偶尔，只是偶尔，关于这些行为的传闻引起了莫斯科的担忧，或者至少引起了注意。可能是对投诉的回应，贝利亚曾经授权秘密调查尼基绍夫奢侈的生活。调查报告确认，除了别的事情之外，有一次，尼基绍夫耗费一万五千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举行宴会招待来访的哈巴罗夫斯克轻歌剧团。60这份报告还谴责了尼基绍夫及其妻子格里达索娃周围“拍马谄媚的风气”：“格里达索娃的权势如此之大，以致尼基绍夫的那些副手甚至表示，只有由于她慈悲为怀，他们才得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61可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格里达索娃和尼基绍夫继续当权，平安无事。
近年来，经常有人指出，与某些德国人在战后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几乎没有德国人曾经被迫去集中营或行刑队工作。一位学者最近断言，大多数人是自愿去做这一类工作的—这种观点引起了争议。62就俄罗斯和另外那些前苏维埃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对待。非常普遍的情况是，像大部分其他苏联公民一样，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选择权。劳动部门只给他们分配一个工作岗位，因此，他们不得不去那里工作。没有选择恰恰是苏联的经济体制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
然而，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武装看守“并不比他们所管制的囚犯处境更好”或者—如同某些人试图证明的那样—把他们说成同一个制度的受害者也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更加喜欢别的工作，不过，进入这个系统之后，古拉格工作人员所拥有的选择权实际上比他们的纳粹同行多得多，后者的工作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古拉格的工作人员可以选择残暴，也可以选择仁慈。他们可以选择将囚犯置于死地，也可以选择让许多人尽可能活着。他们可以选择同情囚犯—因为他们也许经历过与囚犯相同的命运而且可能再次经历—或者选择利用其暂时的命运转变骑在他们以前和将来的难友头上作威作福。
对于像囚犯一样来自各个民族及社会阶层的古拉格管理者和劳改营的一般看守来说，过去的经历并不一定表明他们将会做出什么选择。实际上，在被请求描述劳改营看守的特点时，古拉格的幸存者们几乎总是回答，他们多种多样不尽相同。我向加琳娜·斯米尔诺娃提出过这个问题，她回忆说，“像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是千人百态。”63安娜·安德烈耶娃告诉我，“有病态的施虐狂，也有完全正常的好人。”安德烈耶娃还记得斯大林死后不久的那一天，当时，她所在劳改营的总会计师突然冲进囚犯们正在干活儿的会计室，“姑娘们，摘下你们的号码，他们就要把你们自己的衣服还给你们了！”64
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也告诉我，她那个劳改营的看守不仅是“一些不同类型的人”，而且是一些随着时间改变的人。那些应征士兵刚来时的行为特别“像禽兽”，因为他们完全被宣传洗了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是所有人，而是大部分人—开始醒悟，接着，他们经常有所变化。”65
当局确实向看守和管理人员施加了某种压力，不许他们对囚犯表现出任何善意。古拉格检查人员的档案记载了莱温案件。莱温在一九三七年是德米特劳改营某个地区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因其宽厚待人受到特别调查。他的罪名是允许一名囚犯与其兄弟相聚：坐牢的亲属一般都是远远分开。莱温还被指控通常对囚犯太友善，尤其是对一批据说是孟什维克的囚犯太友善。作为答辩，本人曾是白海运河劳改营囚犯的莱温声称，他不知道那些囚犯是孟什维克。考虑到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无论如何也会把他定罪判刑。66
不过，这种苛刻的要求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实际上，有几位劳改营主要负责人以善待囚犯而著称。在其谴责斯大林主义的著作《让历史进行审判》中，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提到过一位名叫В.А.昆杜什的劳改营负责人。战争期间，昆杜什严肃认真地要求提高产量。他安排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犯担任文书工作，并且着手改善囚犯的待遇，甚至保证提前释放一些囚犯。战争期间，他的开拓性做法是公认的“管理红旗”。但是，战争结束以后，他也遭到逮捕，可能是因为他用来提高产量的手段太仁慈了。67列夫·拉兹贡描写了位于格奥尔吉耶夫斯克的一座与众不同的中转监狱，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丽卡都曾在那里中转过：
牢房不仅清扫而且冲洗，地面和床板都是如此。食物非常充足，以致囚犯长期以来的饥饿感在中转监狱消失了。你真的可以去澡堂里洗个干干净净。甚至有一个设备齐全的专用房间（这比其他事情更让丽卡感到惊讶），女犯可以在里面梳妆打扮……68
还有另外一些例子。亨里希·戈尔恰科夫是一九四五年被捕的一名苏联犹太人，在其劳改营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联合体的一个病残营。这个劳改营当时刚由一位新上任的负责人接管，他曾是前线的一名军官，战后找不到别的工作。这位认真对待本职工作的负责人修建了新的营房，保证让囚犯铺上床垫甚至被单，对劳动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劳改营面貌一新。69
而另一名六十年代被捕的囚犯阿列克谢·普里亚季洛夫曾被送到阿尔泰山区的一个农业劳改营。那里的劳改营负责人“像管理一个经济组织一样管理劳改营，并不把囚犯当做罪犯和敌人看待，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改造’，而是像对待工人一样培训他们。他相信，饥饿的人不会努力把活儿干好”。70古拉格的检查人员有时甚至也会向善良的劳改营负责人表示敬意。一九四二年，一名检查人员视察了比尔劳改营之后发现，“这个工厂的囚犯劳动表现好，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他们的营房干净整洁，每一名囚犯都有他或她自己的被单、毛毯以及合适的衣服和鞋子。71
善意还有更加直接的形式。回忆录作者加琳娜·莱温松回忆了一位劳改营负责人说服一名女犯放弃堕胎打算的情况。“当你离开劳改营时你将是孑然一身，”他对那名女犯说，“想一想有个孩子多好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个女人仍然对他感激不尽。72阿纳托利·日古林也提到过一位“善良的”劳改营负责人，他“使成百上千人死里逃生”，无视规定把他看管的人称为“囚犯同志”，而且命令炊事员让他们吃得好一点。显然，日古林指出，他“还不懂规矩”。因为是“敌人”的妻子而被捕的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还描写过一位特别关心母亲囚犯的劳改营负责人，他保证托儿所正常运行，让哺乳的女犯吃饱，而且不让母亲囚犯干太重的活儿。73
实际上，善待囚犯是可能的：在各个级别，总是有一些人对那种把所有囚犯称为敌人的宣传不以为然，总是有一些人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因此，数量惊人的回忆录作者都曾特别提到对某个监狱看守的善意的个人体验，或是受到照顾的具体事例。“我毫不怀疑，”叶夫根尼·格涅金写道，“在庞大的的劳改营管理队伍中，作为完全无辜者的管制人，肯定存在着因其所充当的角色而痛苦的正直的工作人员。”74可是同时，大多数回忆录作者又惊奇于具有这种认识的人那么罕见。因为，尽管存在个别反例，清洁干净的监狱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许多劳改营就是死亡营—而且大多数看守对待囚犯最好也不过是漠不关心，最坏的则残忍至极。
我重申，在任何一个劳改营，残忍都不是实际需要。恰恰相反：古拉格当局公开表示反对蓄意实施的残忍行为。不必要地虐待囚犯的劳改营看守和管理人员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情况往往如此。维亚特劳改营的档案里保存着因“蓄意毒打囚犯”、盗窃囚犯财物和强奸女囚犯而受到惩罚的看守的材料。75德米特劳改营的档案记载了对被控醉酒之后殴打囚犯的劳改营管理人员作出的刑事判决。古拉格总局的档案也记录了对那些毒打囚犯、在审讯期间折磨犯人或者不发适当的冬衣便将犯人交付押解的监狱负责人的处罚。76
可是，残忍的行为持续不断，有时就是名副其实的施虐。五十年代的囚犯维克托·布尔加科夫回忆说，他所在的劳改营里有一名看守，本人是个哈萨克文盲，他强迫囚犯站在雪地里慢慢冻僵，自己似乎乐在其中；另一名看守喜欢“显示他的力量”，因此总是无缘无故地“殴打囚犯”。77除了许多类似的记录之外，古拉格的档案里还保存了一份关于列舍托夫同志的文件。列舍托夫是战争期间伏尔加建设劳改营某个营站的负责人，他把囚犯关在极其寒冷的牢房里作为惩罚，他还命令生病的囚犯在严寒中干活儿，结果，许多囚犯在干活儿时死去。78
通常，实施残忍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施虐狂的心理，不如说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击毙逃跑囚犯的看守得到了奖金，甚至可能获准回家度假。因此，看守有时故意引诱囚犯“逃跑”。日古林描述了这种事情的后果：
看守会向队伍中的某个人喊道，“哎，把那块木板给我拿来！”
“可是这要越过围栏……”
“没关系。快点！”
囚犯走了出去，接着，一排机枪子弹向他射去。79
如同档案所显示的那样，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一九三八年，维亚特劳改营的四名武装看守因杀害他们“引诱”其逃跑的两名囚犯被判刑。结果，部门负责人及其助手私分逃跑囚犯财物的事情也露了馅儿。80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于苏联的回忆古拉格的“亲苏”作品中，作家鲍里斯·佳科夫也提到过引诱逃跑的做法。81
像在押解列车上一样，劳改营的残忍行为有时似乎源于因不得不做乏味的事情而产生的愤怒或厌烦。在科雷马的一个医院里当护士时，荷兰共产党员埃莉诺·利珀曾在夜间看护过一个发高烧的胸膜炎患者。患者的背上还有一片溃烂的肿块，那是送他来医院的看守造成的：
他痛苦地喘着气对我说，那个看守想要尽快完成这一趟令人不快的差事，因此拉着生病发烧的囚犯一阵风似的不停地开了几个小时。快到医院时他威胁说，如果囚犯敢在医院报告曾经遭到看守殴打，他将打断囚犯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这名囚犯吓得要死，拒绝在没有其他囚犯在场的情况下重提这一段经历。“我们让他平静地死去，”利珀写道，“而看守则继续不受干涉地殴打囚犯。”82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劳改营看守的残忍是不动脑筋、愚昧无知、随意放肆的残忍，是可能施加于牛羊的那种残忍。虽然当局没有明确要求看守虐待囚犯，但是也没有教育他们把囚犯—尤其是政治犯—完全当做人看待。相反，当局在培养对囚犯的敌意方面却下了很大功夫，经常把囚犯说成是“危险的犯罪分子，企图伤害苏联人民的间谍和破坏者”。这种宣传对普通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已经因不幸的遭遇、不称心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心怀怨愤。83它还引导劳改营的自由工人—本身并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而在劳改营工作的当地人—形成了与武装看守相同的看法，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通常，一道互不信任的高墙把我们与自由工人隔开……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朦胧的灰色形象—由看守押送，有时还带着警犬—可能非常令人讨厌，最好不要去想它。”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