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年代，当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看守高喊着“海豚！”强迫冻僵的囚犯跳进河里时，情况已经是这样了。当然，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犯降格成为“人民的敌人”以及劳改营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严酷，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九三七年，听说一大批托洛茨基分子即将解送到科雷马，劳改营负责人爱德华·别尔津对一帮同事说，“如果即将到达的这些猪猡在大陆搞过破坏的话，那么，让我们确保他们在科雷马这里为苏联劳动吧。我们有强迫他们劳动的办法……”85
无论如何，即使在大清洗以后，宣传也没有真正放松过。整个四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经常把囚犯叫做战争罪犯、通敌者、叛国者和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开始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劳改营，对他们的称呼多种多样：“毒蛇一般的纳粹刽子手走狗”，“乌克兰德国法西斯分子”或“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试图以自相残杀讨好他们的主子希特勒，但他们的走狗行径只弄到了一点点赃物”。86战争期间，看守把几乎所有政治犯都叫做“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分子”或“弗拉索夫分子”（脱离红军倒戈支持希特勒的弗拉索夫将军的追随者）。
对于犹太人，对于曾经勇敢地与德军作战的老兵，
对于逃避本国法西斯统治的外国共产党员，这尤其让人感到屈辱。87“我们不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卡尔洛·施泰纳气愤地对一群嘲笑政治犯的人说，这群人冲着一队政治犯大骂“法西斯分子”。88德国共产党员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从古拉格释放出来之后却被直接转进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也提到她曾一再被人叫做“德国法西斯分子”。89还有，当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对审讯他的人说，作为一个犹太人，根本不可能指控他与希特勒合作时，审讯他的人对他说，他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冒充犹太人的德国人”。90
然而，这种侮辱并不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幼稚做法。通过把囚犯称为“敌人”或“畜生”，看守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有了信心。其实，“敌人”这个概念只是古拉格干部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可以叫做“国家奴隶”的概念—则向他们持续不断地反复灌输着劳动和不断提高生产指标的重要性，这是苏联继续存在不可或缺的因素。说穿了：只要能让大地出产更多的黄金，怎么做都是合理的。在接受一名英国纪录片电影制作人的采访时，已经退休的前诺里尔斯克生产兼劳改营负责人阿列克谢·洛吉诺夫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完美的总结：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白，外部世界决不会对苏维埃革命听之任之。不只是斯大林认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党员、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认识到，我们不但要搞建设，而且要在完全清楚我们很快就会打仗的情况下进行建设。于是，在我们那个地区，寻找各种原料资源—如铜、镍、铝、铁等等—的行动不可思议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我们早就知道诺里尔斯克的矿产丰富，但是如何开发北极地区的那些资源呢？结果，整个冒险任务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还有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你知道有多少人被逮捕了。我们需要数以万计的人到那里去……91
洛吉诺夫是在九十年代说的这番话，当时诺里尔斯克作为一个庞大的劳改营联合体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不过，他的话重复了安娜·扎哈罗娃一九六四年写给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的一封信中的那些观点。扎哈罗娃是一位劳改营负责人的妻子，她这封信没有被发表—但是后来刊登在地下出版物上面。像洛吉诺夫一样，扎哈罗娃也谈到了丈夫的责任及其为了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所作出的牺牲：“与犯人打交道已经把他的健康给毁了，因为这里的一切工作都会让你神经紧张。我们愿意调动工作，因为我的丈夫已经服役期满，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他走。他是一个党员干部，受到他的职责的约束。”92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改营管理人员跟我说过类似的看法。她自豪地对我谈到战争期间她的囚犯为苏联所付出的劳动：“所有囚犯干起活儿来不遗余力，尽其所能为前线提供支援。”93
在为苏联国家及其经济目的效忠这一更加宏观的概念下，以生产指标的名义而实施的残忍行为在那些实施者看来简直令人肃然起敬。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像劳改营的本质一样，这种残忍行为的本质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掩盖起来。一九九一年对一名前卡尔劳改营的管理人员进行了采访之后，美国记者亚当·霍克希尔德不满地说，“从上校的话里你不会想到那是一座监狱。相反，他讲的几乎全是卡尔劳改营在苏联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他听上去像一个踌躇满志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我们拥有自己的农业实验站。养的牛也是优良品种。这里饲养了一种特殊的奶牛品种名叫红色大草原，另外还有哈萨克白头牛……’”94
高层管理者经常认为囚犯只不过是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机器或工具，公开把他们当做方便、廉价的劳动力—就像水泥或者钢材等物资一样，仅仅是一种必需品。而且，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负责人洛吉诺夫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如果我们派平民去[诺里尔斯克]，我们首先要为他们建造住房。而且，平民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呢？派囚犯去就容易了—你只需要为他们的生存提供营房和带烟筒的炉子，然后可能还要有个吃饭的地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囚犯是你唯一可能利用的人群。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许不会采取这个办法……95
同时，劳改营的管理层可以用经济学术语证明所有事情—甚至死亡—都有正当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这个理由有时实在是被利用到了极致。例如，列夫·拉兹贡提供了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当时的负责人塔拉修克上校与劳改营医生科甘之间的一段谈话记录，科甘医生在向塔拉修克炫耀他为多少病人“解除了糙皮病的痛苦”时想错了。糙皮病是饥饿和蛋白质缺失所引起的一种疾病。根据拉兹贡的记录，下面是谈话的内容：
塔拉修克：他们正在领什么？
科甘：他们都在领取总局健康卫生处规定的防糙皮病伙食（他还详细说明了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
塔拉修克：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去森林里干活儿，什么时候去？
科甘：噢，当然，没有人可以再去森林里干活儿了。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活下去，然后有可能让他们在营区里面干一些轻活儿。
塔拉修克：停止向他们供应防糙皮病伙食。把这句话写上：这样的伙食要供给在森林里干活儿的那些人。其他囚犯只能领取限制的定量。
科甘：上校同志！显然我没有解释清楚。即使得到特殊的伙食，这些人也只能勉强活着。一个残废囚犯领到四百克面包。依靠这点食物他们将在十天之内死去。我们不能这样做！
塔拉修克看着不安的医生，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关注的表情。“怎么回事？你的医德不允许你这样做？”
“当然，是的……”
“好啦，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医德，”塔拉修克平静地说，没有任何发怒的迹象。“把那句话写上了吗？我们走吧……”
当月之内总共死了二百四十六个人。96
如同档案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对话并非绝无仅有，也不是不足为信。一名检查人员在汇报战争期间伏尔加建设劳改营的囚犯生活条件时不满地说，劳改营管理部门“只关心木材的生产……甚至一点也不关心囚犯的吃饭穿衣问题，不顾囚犯的身体状况派他们出去干活儿，从来也不考虑他们是否有饭吃、有衣穿和健康与否”。97文件还记录了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一次维亚特劳改营办公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阿夫鲁茨基同志以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统计学语言提出了下面的建议：“我们的劳动人数为百分之百时，我们却完不成生产计划，因为乙组的人数在增加。如果我们把发给乙组的食物发给其他人—那么，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乙组了，我们也就可以完成生产计划了……”98当然，“乙组”这个词指的是身体虚弱的囚犯，如果得不到食物，他们确实将不复存在。
尽管劳改营的负责人并不是经常做出这种把实际上生了病的囚犯清理掉的决定，但是，把他们留下也不一定使落到这步田地的囚犯感受到更多的同情。波兰囚犯卡齐米日·扎罗德是一批步行前往新的劳改营地的囚犯中的一员。因为几乎不给饭吃，囚犯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有一个人倒下了，而且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一名看守用枪指着他，另一名看守威胁说要开枪：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听见那个人呻吟着说，“只要你们让我休息一会儿，我就可以赶上去。”
“你要么走，要么死，”第一名看守说……
我看到他举起步枪瞄准—我不相信他会开枪。这时，我身后队伍里的人已经聚集过来，因此，我看不清正在发生的事情，突然，第二名看守走上前去开了一枪，于是我知道，那个人被打死了。
不过，扎罗德的记录也表明，并非所有在行进途中倒下的人都被开枪打死了。如果累得走不动的囚犯是年轻人，他们就会被抬起来扔到一辆大车上，在车上，他们“像麻袋一样人摞着人躺在一起，直到体力恢复为止……根据我的判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年轻人可以恢复过来，还有活儿等着他们去干呢，而年老的囚犯就没有挽救的价值了。把那些人像破布包一样扔进大车肯定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看守一路上驱赶着人们—即使是年轻人—向前走，明显缺乏人情味”。99
即使是在古拉格系统中身居高位的那些人，想必也会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尽管没有回忆录予以佐证。在前面的各个章节里，我经常引用从古拉格检查部门—苏联检察机关的一部分—的档案中所发现的一些报告。这些报告被非常整齐细致地归档保存起来，以真实可信而著称。它们提到斑疹伤寒流行，提到食物短缺，提到衣物不足。它们揭露出某些劳改营的死亡率“太高”。它们愤怒地指责个别劳改营负责人没有为囚犯提供适当的生活条件。它们估算因疾病、事故和死亡而损失的“劳动日”数量。阅读这些报告之后人们就会相信，莫斯科的古拉格头头儿们知道—真正而确切地知道—劳改营的生活是什么情况：所有报告的语言之坦率丝毫不亚于索尔仁尼琴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100
尽管变化时有发生，偶尔也把某些劳改营的负责人判了刑，但是，这些报告的惊人之处是其非常明显的重复性：这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尼古拉·果戈理曾经淋漓尽致地描写过的那种虚假检查的荒诞文化。检查似乎流于形式，报告提交了，逢场作戏的愤怒表达了—对于人的实际影响却被忽略了。劳改营的负责人因为没能改善生活条件受到例行公事的训斥，生活条件仍然不会得到改善，讨论到此结束。
最终，没人强迫看守留下年轻囚犯、杀死年老囚犯。没人强迫劳改营负责人清除生病的囚犯。没人强迫莫斯科的古拉格领导人忽略检查报告的内容。可是，诸如此类的决定每天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看守和管理人员显然相信，他们有权作出决定。
“国家奴隶”的观念并非古拉格的主人所独有。囚犯也被鼓励予以配合—而且有些囚犯确实这么做了。
注释：
1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19/7/96。
2维克托·什米罗夫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什米罗夫是彼尔姆古拉格博物馆馆长。
3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第9414/4/29号档案中有一份被开除出党的白海运河劳改营管理人员名单，开除的原因之一是与囚犯发生性关系。
4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865/1/（10/52）。
5雅科夫·库珀尔曼，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2/1/77。
6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54页。
7实例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0。
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1和
9401/1/743。
9玛琳娜·库兹明娜：《我记忆中的第二河港》，第93-99页。
1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319。
1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
12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01-210页。
13尼基塔·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两种不同的命运》，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145-164页（本书作者阅读的是俄文原稿）。
14同上。也有例外，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的经历即为其中之一。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古拉格，但他历尽艰辛爬上了苏联反情报机构（СМЕРШ）负责人的位置。见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1-142页。
15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5页。
16我对特里·马丁指出了这一点表示感谢。
17谢尔盖·梅利古诺夫：《苏俄的红色恐怖》，第241页。另见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
18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0页。
19同上，第150页。
2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43。
21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
22本书作者对斯米尔诺娃的采访。
23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第798-857页。
24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19/3/1、6、12和206；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19/4/66。
25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
2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3。
2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4240。
28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63页。
29实例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和9401/1/743。
30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3和161页。
3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6。
3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
3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57。
3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35本书作者对瓦西里耶娃的采访。
3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
3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9489/2/5和9401/1a/5。
3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
39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83页。
40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41伯恩哈德·勒德尔：《苦役：现代奴隶制的一种状态》（利昂内尔·科汉英译），第128-130页。
42 С.П.库钦：《波利扬斯基劳改营》，第10-16页。
43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59-160页。
44同上，第160页。
45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241-242页。
46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60页。
47麦奎因：《幸存者》。
4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和9401/12/316。
49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173页。
50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76378页。
51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47-248页。
52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53 М.С.罗特福尔特：《科雷马—地狱》，第78 80页。
54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14页。
55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第147和178页。
56列夫·科佩列夫：《永志不忘》（安东尼·奥斯丁英译），第372-375页。
57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77页。
58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8页。
59斯塔罗斯京：《足球生涯》，第83-88页。
60本书作者所拥有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出处不明。
61同上。
62这是戈尔德哈根的观点。
63本书作者对斯米尔诺娃的采访。
64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65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6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100。
67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进行审判》（科琳·泰勒英译），第282页。
68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1页。
69亨里希·戈尔恰科夫：《L-1-105：回忆录》，第156-157页。
70普里亚季洛夫：《反革命日记》，81-95页。
7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1253。
72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40页。
73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54页；桑德拉茨卡雅，未发表的回忆录，第51页。
74格涅金：《走出迷宫》，第117页。
75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2页。
7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和9401/1a/61。
77本书作者对布尔加科夫的采访。
7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79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57页。
80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2页。
81鲍里斯·佳科夫：《幸存者的故事》，见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七期《十月》杂志，第65页。
82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241-243页。
83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9页。
84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16页。
85科兹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第89页。
86韦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自然、环境与记忆》。
87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57页。
88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69页。
89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125页。
90施赖德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第193页。
91麦奎因：《幸存者》。
92安娜·扎哈罗娃：《一名劳改营官员的辩护》，见科恩所编《不再沉默》，第143页。
93本书作者对不愿透露姓名者的采访。
94亚当·霍克希尔德：《阴魂不散的幽灵：俄国人回忆斯大林》，第65页。
95麦奎因：《幸存者》。
96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14页。
9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98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8页。
99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94页。
10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