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可以适应一切环境的动物，而且我认为，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1
刑事惯犯：职业罪犯
对于缺乏经验的政治犯来说，对于因为偷了一条面包而被捕的年轻的农村姑娘来说，对于没有准备的波兰流放者来说，与刑事惯犯的第一次相遇让人感到不知所措、非常震惊而且心里没底。登上驶往科雷马的轮船时，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平生第一次遇见女职业罪犯：
她们是犯罪世界的顶尖人物：谋杀犯，虐待狂，各种变态性行为的老手……她们恐吓欺侮“女士”毫不迟疑，高兴地看到“人民的敌人”甚至比她们更为人们所鄙视并为人们所抛弃……她们拿走我们那一点点面包，连同包袱抢去我们仅有的衣物，还把我们赶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栖身之处……2
经同一条航线渡过鄂霍次克海时，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戈尔巴托夫将军，苏联战争英雄，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在“朱尔马”号轮船的底舱被人把皮靴抢走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痛击我的胸口，接着又痛击我的头部，然后乜斜着眼睛说：“看他—几天前把他的皮靴卖给我，收了钱后却不给我皮靴！”他们带着战利品狂笑着离开了，不过，当我纯粹出于绝望跟着他们想把皮靴要回来时，他们没有再打我。3
还有许多回忆录也描写了类似的场景。职业罪犯总是以某种狂暴的方式突然袭击其他犯人，在营房或火车上把他们推下床铺；窃取他们剩余的衣物；嚎叫，谩骂，诅咒。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的外表和行为离奇古怪到了极点。“那帮刑事惯犯的肆无忌惮”让波兰囚犯安东尼·埃卡特毛骨悚然，“他们经常当众做出粗野的举动，包括手淫。这使他们与猴子惊人地相似，他们看上去与猴子而不是与人类有更多的相同之处”。4玛丽娅·约费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她也提到，职业罪犯当众性交，一丝不挂地在营房里走来走去，而且旁若无人：“仿佛只有她们的肉体是活着的。”5
用不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明就里的局外人就会逐渐开始明白，职业罪犯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有自己的一套划分地位的方法；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罪犯。列夫·拉兹贡解释说：“他们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团伙，每个团伙有它自己严格的纪律，还有许多规矩和习惯，如若有人违反，惩罚非常严厉：轻则被扫地出门，重则被要了性命。”6
在北方的另一个专门关押刑事犯的采伐劳改营里，波兰囚犯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发现自己是唯一一名政治犯，他也注意到了刑事犯与刑事犯之间的区别：
那时候的苏联罪犯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等级就是一切。在他们的等级制度中，高级罪犯—像银行或火车抢劫犯—是上流社会成员。劳改营黑手党的头子格里沙·乔尔内就是其中一员。在黑社会的另一端是扒手之类的小毛贼。大人物总是利用他们做自己的跟班和跑腿儿，他们因此得到一点点报酬。其他罪犯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不过，即使在中间阶层，同样存在着差别。
通过夸张的模仿，这个陌生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成为“正常”社会的翻版。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发现与人间形形色色的善或恶相对应的东西。例如，你能毫不费力地认出野心勃勃的人，谄上欺下的人，拼命往上爬的人，梦坑拐骗的人，也能认出诚实正直的人和慷慨大方的人……7
盘踞在这一等级制度顶端的是职业罪犯，他们给其他罪犯订立规矩。苏联的职业罪犯被称为刑事惯犯、盗贼，如果是罪犯世界的出类拔萃之辈，还会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盗贼（ ворывзаконе），他们生存所依靠的是一整套规矩和习惯，这些规矩和习惯早于古拉格而存在，延续的时间也比古拉格更长。他们不必与古拉格的绝大多数“刑事犯”有任何来往。所谓的“普通”犯人—那些犯有轻微盗窃罪、违反工厂的规章制度或者犯有其他非政治性罪行的囚犯—像不喜欢政治犯一样不喜欢职业罪犯。
这毫不奇怪：职业罪犯具有与普通苏联公民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它起源于沙皇俄国地下犯罪社会的深层，起源于控制着那个时代小型犯罪活动的窃贼和乞丐的行为准则。8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由于数以十万计的孤儿出现，它所影响的范围有了极大的扩展。这些孤儿是革命、内战和集体化的直接受害者，为了设法生存下去，他们先是在街头流浪，然后成为小偷。到了二十年代后期，当劳改营开始大规模扩张时，职业罪犯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具有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禁止与苏联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一名真正的职业罪犯拒绝工作，不要护照，不以任何方式与当局合作，除非为了利用当局：尼古拉·波戈金一九三四年的剧作《贵族》已经把剧中的“贵族”看作职业罪犯的同类，原则上，他们拒绝从事任何劳动。9
其实，三十年代初期的洗脑和教育改造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职业罪犯而不是政治犯。与身为“社会危险分子”（социально-опасный）的政治犯相反，身为“社会亲近分子”（социально-близкий）的职业罪犯被认为是可以改造的。但是，在三十年代后期，当局似乎放弃了改造职业罪犯的计划，而是决定利用职业罪犯控制威胁其他囚犯，特别是控制威胁“反革命分子”，职业罪犯天生不喜欢他们。10
这不完全是一种刚刚出现的新情况。一个世纪以前，在西伯利亚服刑的刑事犯就不喜欢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关于其五年牢狱生涯的稍加虚构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一名难友所说的话：“是啊，他们不喜欢有教养的囚犯，尤其不喜欢政治犯；他们不在乎把这些人干掉。而这并不奇怪。首先，你是另外一种人，与他们完全不一样……”11
在苏联，大约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劳改营当局公开利用少数职业罪犯控制其他囚犯。在那个时期，地位最高的职业罪犯自己不用去劳动，而是确保其他囚犯全都去劳动。12如同列夫·拉兹贡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不干活儿，但是他们分到足量的食物；他们向所有干活儿的“农民”收取份子钱；包裹里寄来的食物，在劳改营小卖部购买的东西，他们都要拿去一半；他们还明目张胆地洗劫刚到达的运输车，把新来囚犯的好衣服一抢而光。总之，他们是敲诈勒索者、匪徒和小型黑手党。劳改营的所有普通犯人—这些人构成了囚犯的大多数—对他们恨之入骨。13
一些政治犯设法与职业罪犯相安无事。有些职业罪犯的大头目喜欢用政治犯做吉祥物或助手。亚历山大·多尔冈因在中转监狱痛揍了一名罪犯小喽啰而赢得了职业罪犯头子的尊重。14马连·科拉洛夫是一名年轻的政治犯，后来成为纪念协会的创建人之一，他引起所在劳改营职业罪犯头子尼古拉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一次格斗中打败了一名刑事犯，在营房里，尼古拉让科拉洛夫坐在他的旁边。这一举动立即改变了科拉洛夫在劳改营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受尼古拉“保护”的，给他安排了更好的铺位：“劳改营的人们认为，如果我成为尼古拉身边的三驾马车的组成部分，那么，我就成为劳改营实力集团中的一员……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15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罪犯对政治犯形成了绝对的控制。他们的优势地位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什么在劳改营里—如一位犯罪学家所说—感觉像是“在家”一样：他们在那里生活得比其他囚犯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在外边不可能享有的真正的权力。16例如，科拉洛夫说，尼古拉睡在营房里“唯一一张铁床”上，没有别的人在这张床上睡过。这张床放在营房的一个角落里，尼古拉的一帮喽啰暗中守护着它，以确保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他们还在首领的床边挂起毯子，防止有人向里面看，同时严格控制任何人接近首领的私人空间。这一类囚犯甚至以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看待他们漫长的刑期。科拉洛夫注意到，
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有些年轻的家伙还尝试逃跑，这种尝试毫无成功的希望，结果他们被加刑二十五年，也许还会因为破坏加刑二十五年。然后，当转到一个新的劳改营时，他们就会告诉别人，他们被判了一百年刑，按照劳改营的价值观念，这就使他们成为了大人物。17
职业罪犯较高的地位使罪犯的世界对一些年轻囚犯产生了吸引力，他们不时有人通过复杂的入会仪式被吸收加入帮派组织。根据秘密警察和监狱管理部门五十年代所整理的材料描述，帮派新成员必须宣誓保证做一个“当之无愧的职业盗贼”，并且接受盗贼生活的严格规矩。还有罪犯推荐新人，他们可能夸奖他“公然违反劳改营的规章制度”，同时给他起一个绰号。“入伙仪式”的消息将会通过职业罪犯的关系网在劳改营的范围内传播，因此，即使新入伙的帮派成员转到其他营站，他的地位也将保持不变。18
这就是尼古拉·梅德韦杰夫（不是莫斯科那几位姓梅德韦杰夫的知识分子的亲戚）一九四六年开始接触的社会。作为一个因为从集体农庄偷窃粮食而被捕的十几岁少年，梅德韦杰夫在中转监狱时就受到一个主要犯罪团伙的保护，然后逐渐融入职业罪犯的世界。到达马加丹时，梅德韦杰夫也像其他囚犯一样被派去劳动—他被安排在食堂打扫卫生，不算是重活儿，但是，他的保护人喝令他停止劳动：“所以我不干活儿，就像别的职业罪犯一样不干活儿。”由别的囚犯替他把活儿干了。19
如同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劳改营的官员并不关心某个具体囚犯是否参加了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矿山生产黄金，尽量多生产黄金；再就是劳改营里秩序井然。”于是，他颇为称许地写道，职业罪犯的确保证了劳改营的营规得到遵守。对于劳改营来说，在囚犯劳动时间上的损失，从纪律维护方面得到了弥补。梅德韦杰夫说，“如果有人与别人产生了矛盾，当事人会向刑事惯犯‘当局’”而不是向劳改营管理部门投诉。他认为，这种方式降低了发生暴力行为和打架斗殴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些事情让人非常头疼。20
尼古拉·梅德韦杰夫对职业罪犯横行劳改营这一现象的正面评价与众不同，部分原因在于他从内部描写了罪犯的世界—许多刑事惯犯都是文盲，几乎没有人写过回忆录；但是，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职业罪犯抱有同情心。大多数古拉格历史的“经典”作家—职业罪犯对劳改营其他居民所实施的恐吓、敲诈、强奸行为的目击者—对他们恨之入骨。“刑事惯犯不是人，”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直截了当地写道，“刑事惯犯在劳改营里的罪恶行为罄竹难书。”21索尔仁尼琴写道，“最为职业罪犯所仇视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它的道德、习俗和人际关系，这是他们主要嘲笑的对象，与他们的反社会、反公众意识形成了最最尖锐的对立。”22阿纳托利·日古林生动地描写了职业罪犯实际上是如何将他们的“秩序”强加于人的。一天，坐在几乎没有人的食堂里，他听见两名囚犯在为一把匙子而争吵。突然，劳改营职业罪犯头子的主要“助手”杰泽米亚冲了进来：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在吵什么？你们不许在食堂闹事！”
“你看，他把我的匙子拿走换了，我的匙子完好无损，他还给我了一把破的……”
“我要惩罚你们两个，然后再为你们调解，”杰泽米亚咯咯地笑着说。接着，他用手中的镐头向两个吵架的人迅速挥舞了两下；像闪电一般，他已经打伤了每个人的一只眼。23
毫无疑问，职业罪犯对劳改营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那显然来自俄国民间的黑话在劳改营里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几乎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使用。虽然它以含有大量精妙复杂的污言秽语而著称，但是，在一份收集于八十年代的罪犯俚语词汇表（许多仍然与四十年代他们所使用的黑话相同）中，也有数百个涉及衣着服装、身体部位、器皿用具等普通事物的词汇，它们与通用的俄语词汇完全不同。对于罪犯特别感兴趣的事物，例如金钱、妓女、盗窃和窃贼，往往会有几十个同义词。除了关于犯罪活动的一般术语（其中包括помузыкеходить，字面意思是“随着音乐行动”）之外，还有许多关于盗窃的专用术语： держатьсадку（在火车站盗窃）， маркудержат（在公共汽车上盗窃）， идтинашальную（不经筹划的盗窃），денник（白天盗窃），клюсвенник（盗窃教堂的贼）等等。24
学会说盗贼的黑话（блатнойслово）—有时叫 блатнаямузыка，字面意思是“盗贼的音乐”—是大部分囚犯经历过的一道入门程序，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乐意。有些人一直对这种语言不习惯。一名女政治犯后来写道，在这种劳改营里最难以忍受的是有人不停地谩骂和诅咒……女刑事犯骂人的脏话猥亵淫秽不堪入耳，而且她们似乎可以只用最下流、最粗俗的语言交谈。当她们开始这样谩骂诅咒时，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以致我们彼此之间经常说，“如果她在我的身边慢慢死去，我一滴水也不会给她。”25
还有些人试图对这种语言进行分析。早在一九二五年，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一名囚犯就在他为集中营的刊物《索洛韦茨基群岛》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推测过这么丰富的词汇源于何处。他特别提到，有些词汇直接反映了职业罪犯的道德观念：关于女人的语言淫秽下流与病态情感参半。有些词汇产生于特定的环境：职业罪犯合乎情理地用“敲击”（стукать）一词代替“说话”（говорить）这个词，因为囚犯经常通过轻轻敲击墙壁与别的囚犯说话。26另一名前劳改营囚犯谈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词汇—表示“搜查”的шмон，表示“警察”的мусор，表示“无辜者”（还可以译为“傻瓜”）的фрайер—似乎源于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27这也许证明了拥有大量犹太人口、曾为苏联走私之都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职业罪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劳改营管理部门有时甚至试图清除这些黑话。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负责人命令部下“采取适当措施”，以使囚犯—以及看守和劳改营官员—停止使用罪犯的语言，这种语言当时被人“普遍使用，甚至用于公函和官方讲话”。28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否达到了目的。
高级职业罪犯不仅说话与众不同，而且外表也与其他囚犯不一样。或许，他们的衣着打扮及其怪异离奇的时尚感甚至比他们的满口黑话更能表明他们是一个易于辨认的独立群体，这有助于增强他们恐吓威胁其他囚犯的效果。四十年代，据沙拉莫夫说，科雷马职业罪犯的脖子上全都挂着铝制十字架，这与宗教无关：“它是一种标志。”不过，时尚也在发生变化：
二十年代，职业罪犯头戴中专学生帽；更早时流行军官帽。四十年代，他们在冬天头戴无沿皮帽，脚登靴筒下翻的毡靴，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十字架通常是磨光的，但是，如果周围有一个艺术家，就要强迫他用针在十字架上面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心形、扑克牌、耶稣受难像、裸体女人……29
四十年代也被囚禁在劳改营里的格奥尔吉·费尔德古恩回忆说，职业罪犯有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步幅小，两腿稍微分开”；他们还给牙齿镶上金银齿冠，把这作为一种时尚的标签：“一九四三年的刑事惯犯通常穿着一种深蓝色的三件套装四处晃悠，裤腿塞在靴筒里，马甲下面的衬衣并不束进裤腰。头戴一顶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他们还刺着文身，一般是一些多愁善感的文字：‘我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母亲’、‘生活中没有快乐’……”30
许多人所提到的这种文身有助于从刑事犯当中辨认出犯罪团伙的成员，而且有助于判断每个成员在团伙中所充当的角色。据一位研究劳改营的历史学家说，同性恋、吸毒者、强奸犯、谋杀犯，各有各的文身。31索尔仁尼琴描写得更加详细：
他们给自己古铜色的皮肤刺上花纹，以这种方式不断满足他们在艺术、色情、甚至道德方面的需要。他们可以互相欣赏刺在胸口、腹部、脊背上的文身：栖息在悬崖上或者翱翔于天空中的雄鹰，大铁锤，光芒四射的太阳，交媾的男女，供他们意淫的人体器官，以及总是突然出现在他们心脏旁边的列宁和斯大林肖像—单独或者两人并排……有时，看着把煤块铲进屁眼的锅炉工或者手淫的猴子的图案，他们会放声大笑。另外，看着文在彼此身上的短句，即使早已耳熟能详，他们仍然喜欢反复朗诵：“—操所有的娘们儿！”……或是某个女贼腹部文着的“我愿为高潮而死—！”32
作为一名专业画家，托马斯·斯戈维奥很快便被卷入了文身的交易。有一次，他被要求把列宁的头像画在某个人的胸口上：职业罪犯普遍认为，永远不会有行刑队向列宁或者斯大林的画像开枪。33
职业罪犯还会以其娱乐方式区别于其他囚犯。他们所玩的纸牌游戏充满了精心制定的复杂规矩，打牌要冒很大风险，既来自于游戏本身，游戏要下高额的赌注；也来自于当局，当局惩罚所有被抓住的打牌者。34但是，对于习惯冒险的人来说，风险或许正是纸牌游戏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曾被囚禁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注意到，许多职业罪犯“把他们在打牌时所感受到的刺激与犯罪时的刺激相提并论”。35
的确，刑事犯巧妙地击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禁止纸牌游戏的一次又一次尝试。搜查和没收纸牌不起什么作用。职业罪犯中的“专家”专门研究纸牌的制作，到四十年代，纸牌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工艺。首先，“专家”用刮脸刀片切出方形纸片。接着，为了保证纸牌足够硬棒，他用—通过在手帕上反复摩擦润湿的面包片而制成的—“胶水”把五六张纸片粘在一起。夜间，他把粘好的纸卡放在床铺下面压结实。纸卡准备就绪之后，他用刻在杯子底部的图章印上纸牌的花色。他用黑灰制作黑色的纸牌。如果能够搞到药用链霉素—只要劳改营或监狱的医生手里有，那就可以通过威胁或者贿赂弄一些来—的话，他还可以制作红色的纸牌。36
纸牌游戏的规矩是职业罪犯让政治犯感到可怕的另一个原因。与人打牌时，职业罪犯将钱财、面包和衣物作为赌注。输掉自己的东西之后，他们就用其他囚犯的钱财、面包和衣物下注。古斯塔夫·赫林在开往西伯利亚的斯托雷平车厢里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他与一个名叫什克洛夫斯基的波兰难友同行。在同一节车厢里，三名刑事惯犯正在打牌，其中有一个“长着扁平蒙古人面孔的丑陋大汉”。
……这个大汉突然扔掉手里的牌，跳下凳子来到什克洛夫斯基面前。
“把外套给我，”他大声说，“我的已经打牌输掉了。”
什克洛夫斯基睁开眼睛，坐着没动，耸了耸肩膀。
“把它给我，”大汉怒气冲冲地吼道，“给我，否则的话— глазавыколю[52]—我将戳瞎你的眼睛！”上校慢慢站起来交出了外套。
后来，我在劳改营里才明白了这种荒唐现象的含义。打牌时拿其他囚犯的财物下注是刑事惯犯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其主要吸引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输家因为向受害者勒索到事先约定的赌注而得到满足。37
一名女囚犯所居住的整个女犯营房在一次纸牌游戏中被人“输掉”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女犯们焦虑地等待了几天，“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直到一天夜里有人来袭：“人声鼎沸—女人们怒吼、尖叫，闹得天翻地覆，直到男人赶来援救……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只有几包衣服被人偷走，还有号长被人刺伤。”38
不过，对于职业罪犯来说，打牌可能同样危险。戈尔巴托夫将军在科雷马遇见过一个职业罪犯，他的左手只有两根手指。他解释说：
打牌时我输了。我没有现金，因此我押上了一套高档西服，当然不是我的，是一名政治犯脱下来的。我打算在夜里趁这名新来的囚犯脱衣睡觉时拿走这套西服。我必须在早晨八点之前把它交出去，不料，就在那一天，他们把这名政治犯带到另一个劳改营去了。我们帮派的前辈开会决定给我惩罚。原告想要打断我左手的全部手指。前辈建议打断两根。他们协商了一会儿，最后同意打断三根。于是，我把左手放在桌上，赢了我的那个人用一根棍子猛击五下打断了我的三根手指……
这个贼几乎是以自豪的口气最后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而且比你们的更严厉。如果你欺骗了你的同志，你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39的确，职业罪犯的司法程序像他们的入伙仪式一样复杂，包括“法庭”、审理和判刑，受刑者可能遭到鞭笞、羞辱，甚至可能被处死。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亲眼目睹过一场在两名高级职业罪犯之间进行的漫长而紧张的纸牌游戏，直到其中一人输掉他的全部财物之后这场游戏方才结束。代替一条胳膊或一条腿，赢家要求以一次让人难以忍受的羞辱作为惩罚：他命令劳改营“画家”在输家的脸上文了一个巨大的阴茎，对着后者的嘴。几分钟后，输家将一根烧热的拨火棒按在自己脸上，除去了那个文身，给自己留下终身的疤痕。40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一位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的儿子，他也说自己曾在劳改营里见过一个“哑巴”，这个人打牌输了，因此受到三年不许出声的惩罚。即使在这个“哑巴”从一个劳改营转到另一个劳改营以后，他也不敢违抗这一惩罚，因为当地的所有刑事惯犯全都知道这件事：“违反这个约定将被处死。没有人能够逃脱盗贼法律的制裁。”41
当局知道这些规矩，偶尔也会试图干预，但是不一定产生什么效果。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次事件中，一个罪犯法庭判处一个名叫尤里尔金的盗贼死刑。劳改营当局得知了这个判决，于是将尤里尔金转移，首先转到另一个劳改营，然后转到一个中转监狱，接着再转到位于相距甚远的苏联某地的第三个劳改营。然而，四年之后，两名职业罪犯终于跟踪而至将他杀死。他们随后因谋杀罪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但是，甚至这样的惩罚也不一定起到威慑作用。一九五六年，在苏联检察机关流传的一份令人沮丧的简报抱怨说，“这种罪犯团伙存在于所有劳改营，因此，由这种团伙所作出的处死另一个劳改营的某个囚犯的决定往往会在那个劳改营里毫无异议地得到执行。”42职业罪犯法庭也可以要求惩罚局外人，这或许说明了它们为什么让人感到如此可怕。五十年代初期被捕的政治犯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回忆了一次这样的报复性谋杀：
我只亲眼见过一次杀人，但那非常触目惊心。你知道大号金属文件夹是什么样子的吗？这样一个文件夹，把一个边儿磨得锋利，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件杀人的凶器……
我们有一个调度员，给囚犯派活儿的人—他犯了什么罪，我不能告诉你。但是，盗贼作出决定，应该将其处死。在我们出工之前站队清点人数时，这件事情发生了。调度员站在前面，他名叫卡扎霍夫，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彪形大汉。一名盗贼突然冲出队伍，用那个文件夹刺破他的肚子，插入他的小腹。这可能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这个人立即被抓住了—但是他有二十五年刑期。当然，他将再次受审，然后加刑二十五年。他的刑期因此延长了几年，可是有谁在乎呢……43
不过，职业罪犯在正常运转的劳改营里寻求他们所谓的“正义”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常出现。总的说来，即使不是绝对忠诚的苏联公民，至少当时他们愿意配合完成苏联当局给他们布置的那一项任务，也就是说：他们非常乐于在政治犯头上作威作福—再次引用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话，后者是一群“甚至比他们更为人们所鄙视并为人们所抛弃”的人。
反革命分子与平民百姓：政治犯与普通囚犯
根据他们特有的黑话、与众不同的衣着以及生硬刻板的文化，职业罪犯易于辨认和描述。然而，将构成古拉格强制劳动力基础的其余囚犯概括归类则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来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只能依靠某些回忆录，而且主要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回忆录，我们对于劳改营的大多数囚犯究竟是些什么人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偏差。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一般都是知识分子，经常是外国人，几乎全部是政治犯。
不过，自从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政策以来，更加多样化的回忆录资料可供人们使用了，同时可供人们使用的还有一些档案材料。从这些档案材料—对它们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上看，绝大多数囚犯根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人和农民，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来自实际上是个独立社会阶层的苏联知识界，不是从事技术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人。三十年代的一些统计数字特别发人深省，当时劳改营的大量囚犯是富农。一九三四年，劳改营的囚犯只有百分之零点七受过高等教育，而百分之三十九点一的囚犯只受过小学教育。同时，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的囚犯被认为是“半文盲”，百分之十二的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即使是在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的一九三八年，劳改营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囚犯总共只有百分之一点一，而受过小学教育的囚犯超过一半，三分之一的囚犯是半文盲。44
似乎没有可供比较的关于囚犯社会背景的统计数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八年，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囚犯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延续了早些时候的趋势。在大清洗的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政治犯只占囚犯的百分之十二和十八；战争时期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间摇摆；一九四六年由于随着战争胜利而来的刑事犯特赦，政治犯的比例上升到将近百分之六十；然后保持稳定，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政治犯占全部囚犯的比例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45考虑到非政治犯较高的流动性—他们往往刑期较短而且更有希望达到提前释放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劳改营里待过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刑事犯，所以更有可能是工人和农民。
尽管这些数字或许有助于纠正一些过去的印象，但是，它们也有可能产生误导。查阅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不断出现的新的回忆录资料，人们渐渐还会发现，许多政治犯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定义的真正的“政治犯”。二十年代，集中营里确实囚禁着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政党派别的成员，他们把自己称为“政治犯”。三十年代，劳改营里也有一些名副其实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确实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四十年代，随着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一批批真正的反苏政党成员和反苏活动积极分子潮水般地涌入劳改营。五十年代初期，少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学生同样遭到逮捕。
然而，在成千上万名被称为政治犯的劳改营囚犯中，绝大多数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秘密传教的神父，更不是政党派别的要人。他们是在大规模逮捕行动中被抓进来的平民百姓，不一定具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观点。曾经是莫斯科某工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写道，“我在被捕之前过着一种非常平凡的生活，我是那种不党不团的典型的苏联职业女性。我努力工作，但不参与具体的政治或公共事务。我真正关心的是家庭和家人。”46
如果政治犯不一定参与政治的话，那么，绝大多数刑事犯也不一定犯了罪。虽然有一些职业罪犯，战争年代劳改营里也有一些真正的战犯和纳粹合作者，但是，大部分其他囚犯被宣判的所谓“普通”或非政治性罪行，在别的社会可能根本不被认为是犯罪。俄罗斯将军和政治家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的父亲去工厂上班有两次迟到了十分钟，为此他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五年。47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苏联的一个核反应堆基地—附近的大型刑事犯劳改营波利扬斯基劳改营，档案记载了一名因在市场偷了一只胶鞋而被判处六年徒刑的“刑事”犯；另一名囚犯因为偷了十条面包而被判处十年徒刑；还有一名囚犯是一个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卡车司机，因为偷了他运送的三瓶葡萄酒而被判处七年徒刑。而另一名囚犯五年刑期的罪名是“投机倒把”，指的是他从一个地方买了香烟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48安东尼·埃卡特讲了一名女犯的故事，她因为从自己上班的办公室里拿了一支铅笔而被捕。这是为她儿子拿的，她的儿子由于没有写字的东西无法完成家庭作业。49在乱七八糟的古拉格世界里，与可能只是专制政权积极反对者的政治犯相比，刑事犯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罪犯。
《两名囚犯的素描画像》—谢尔盖·雷肯贝格作，马加丹，时间不详也就是说，刑事犯往往不是犯有真正罪行的人。同时，犯有政治罪行的政治犯甚至更为罕见。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苏联的司法体系精心细致地将他们分门别类。作为一类囚犯，反革命分子的地位还不如刑事犯；就像我说的那样，他们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比被视为“社会亲近分子”的刑事犯与苏联社会更不和谐。然而，政治犯也是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的有关款项定罪判刑的。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注意到，在政治犯当中，处境“最好的”是那些根据第五十八条第十款以“反苏宣传”（АСА）罪被判刑的人。这是一些“多嘴多舌的人”：他们不是讲了个不合时宜的反党笑话，就是无意中批评了斯大林或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或是被某个妒忌的邻居告发有过这种行为）。甚至劳改营当局私下里也承认，“多嘴多舌”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犯罪，因此，这些“反苏宣传”犯有时会发现，他们更经常地被安排去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
以“反革命活动”（КРД）罪被判刑的囚犯的处境不如他们。处境更差的是以“反革命恐怖活动”（КРТД）罪被判刑的人。增加的“恐怖”二字可能意味着，在一些劳改营，除了最艰苦的“一般劳动”—伐木、采矿、修路—之外，实际上不许安排这种囚犯去干别的活儿，尤其是当“反革命恐怖活动”犯带着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的刑期时。50
而且，处境仍有可能变得更差。处境不如“反革命恐怖活动”犯的还有另外一种囚犯：“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活动”（КРТТД）犯，他们所从事的不是简单的恐怖活动，而是“托洛茨基式的恐怖活动”。“我听说过一些情况，”列夫·拉兹贡写道，“如果某个囚犯在清点人数时与调度员或总调度—担任这些职务的都是刑事犯—发生了争吵，他的劳改营档案就会被加上‘恐怖’二字。”51这么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带来生与死的区别，因为，除了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没有哪个工头会给一个“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活动”犯安排其他劳动。
这些判决的后果并不总是使人一目了然。实际上，囚犯经常掂量各种判决的分量，试图弄清楚对其人生的影响。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道，在被挑选出来接受医疗技术培训从而可能使他成为一名医士—医生的助手，劳改营里最受尊敬也是最舒服的劳动岗位之一—之后，他担心自己的罪名将会对他完成培训产生影响：“他们会接受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被判刑的政治犯吗？有些人只是触犯了第十款。卡车后面我那位邻居怎么样？他也是АСА，反苏宣传犯。”52
政治犯在劳改营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不只是由正式的判决决定的。尽管不像刑事惯犯那样具有严格的行为准则或统一的交流方式，政治犯最终还是将自己划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政治犯群体为了同志情谊、为了自我保护、或是因为具有共同的世界观而团结在一起。它们并非泾渭分明—它们相互交叉重叠，也与非政治犯群体交叉重叠—而且不是每个劳改营里都有。不过，只要它们存在，对于囚犯的生存可能就会至关重要。
最基本而且最终变得最强大的政治犯群体是围绕着民族或者地域而形成的那些群体。在外国囚犯数量急剧增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的出现十分正常。新来的囚犯到达之后就会立即寻找他的爱沙尼亚同胞、乌克兰同胞—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还有美国同胞—所居住的营房。沃尔特·沃里克是三十年代后期进入劳改营的一名“美国来的芬兰人”，他在一份写给家人的手稿中描述了他所在的劳改营里讲芬兰语的囚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职业罪犯的盗窃和抢劫而联合起来的情况：“我们渐渐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想让他们给我们一点安宁，我们就得抱成一团。于是，我们自成一体互相帮助。我们有六个人：两个美国来的芬兰人……两个芬兰来的芬兰人……和两个列宁格勒州的芬兰人……”53
不是每个民族群体全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例如，关于犹太囚犯的说法就不一致：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关系网，也有人说他们消融在普通苏联人当中（或是就许多波兰犹太人来说，消融在普通波兰人当中）。在不同时期，答案好像也不相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看法。在三十年代后期镇压党政军上层人物时被捕的许多犹太人似乎认为，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犹太人。如同一名囚犯所指出的那样，在劳改营里，“每个人都成了苏联人—高加索人，鞑靼人，犹太人。”54
后来，在战争期间，当更多的犹太人与波兰人一起来到劳改营时，他们似乎形成了可以看出来的民族关系网。与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叶夫龙共同撰写回忆录的阿达·费德罗尔夫描写过一个劳改营，那里的制衣厂—劳改营里非常舒适的劳动场所—由一个名叫利伯曼的人管理经营。每当新的犯人运到，他就会在人群中穿行着高喊，“有犹太人吗，有犹太人吗？”只要发现犹太人，他便安排他们在他的制衣厂里干活儿，从而使他们不必去森林里从事一般劳动。利伯曼制订巧妙的计划帮助拉比，他们需要一天到晚做祷告。他为一个拉比专门做了一个壁橱，将其藏在里面不让别人知道他没有干活儿。他还为另一个拉比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员”的岗位，使得这个拉比可以整天在缝衣女工的生产线上来回走动，对她们微笑并且低声为她们祷告。55
五十年代初期，当苏联官方的反犹主义倾向在斯大林—他走火入魔般地认为犹太医生正在试图谋害他—的鼓励之下变得越来越明显时，犹太人的处境再次变得艰难起来。不过，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反犹的程度似乎也因劳改营而异。在“医生阴谋案”[53]达到高潮时被捕的犹太囚犯阿达·普里任斯卡雅（她哥哥因“密谋害死斯大林”而受审入狱）回忆说，“没有因为是犹太人给她带来特殊问题”。56但是，同一时期被捕的另一名犹太囚犯列昂尼德·特鲁斯的回忆则有所不同。他说，有一次，一名年长的囚犯使他免遭一名因倒卖圣像而被捕的反犹分子的辱骂。年长的囚犯大声对倒卖者说：你，一个“买卖基督画像”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不过，特鲁斯并没有试图隐瞒他是犹太人这一事实：相反，他在自己的靴子上画了一个六角星[54]，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把它们偷走。在他那个劳改营，“像俄罗斯人一样，犹太人本身并不拉帮结派。”这使他没有关系明确的伙伴：“让我最难受的……是孤独，一个只身处在俄罗斯人当中的犹太人的孤独感，因为每个人都有来自他们家乡的朋友，而我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57
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发现自己进了劳改营的西欧人和北美人同样感到难以形成牢固可靠的关系网。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互相帮助：劳改营的生活使许多人完全陷入迷惘，他们不会说俄语，得到的是不能吃的食物，居住条件也无法忍受。尽管允许囚犯喝开水，整整一批德国女犯仍然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转监狱。亲眼目睹这一惨状之后，苏联囚犯尼娜·哈根—托恩半带揶揄地写道，“当牢房里只有习惯了这种伙食的苏联公民时，对于咸鱼他们也能忍受，即使是变了质的咸鱼。可是，在一大批包括被捕的第三国际成员在内的犯人送到以后，他们全都得了严重的痢疾。”58列夫·拉兹贡也对外国囚犯表示了同情，他写道，“他们既不能理解也无法融入；他们没有尝试适应环境以便争取活下去。他们只是出于本能地聚在一起。”59
但是，西方人—包括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人在内的一个群体—也有一些优势。他们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吸引力，人们不时与他们接触，送他们食品做礼物，他们受到友善的对待。由于一个来自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名叫阿克曼的护理员的帮助，在瑞士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在医院得到了一个位置：“我来自西方这一事实使事情变得简单了。”—大家都对西方人感兴趣，而且愿意帮助他们。60弗洛拉·利普曼是一名苏格兰女子，她的俄国继父说服她的家人移居苏联，她使尽浑身的“苏格兰解数”让难友们高兴：
我把裙子下摆提到膝盖以上使它看上去像一条苏格兰短裙，再把长统袜向下翻至齐膝的高度。我按苏格兰流行的方式把毯子披在肩上，把帽子挂在身前像一个苏格兰毛皮袋。我自豪地引吭高歌《安妮-劳里》[55]、《邦妮·杜恩的堤岸与山坡》[56]，最后总是以《神佑吾王》[57]为结束—都不翻译。61
埃卡特还描述了作为有文化的苏联囚犯的“好奇对象”的感觉：
在特意安排并且加以精心掩饰的与其中一些比较值得信赖的人的会见中，我对他们讲了我在苏黎世、华沙、维也纳以及其他西方城市的生活。他们仔细查看我在日内瓦购买的运动衣、我的丝绸衬衫，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外的高水平生活的仅有的物质证据。当我说以我这个水泥厂年轻工程师的工资收入可以轻松购买这些商品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明显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你有几套西服？”一位农业专家问道。
“六七套吧。”
“你是个骗子！”一个最多二十五岁的人说，然后他转向其他人：“为什么我们竟会容忍这种荒唐的故事？所有事情都有它的限度；我们不是小孩子。”
我不大容易讲清楚，在西方，任何一个稍微注意外表的普通人都会有意添置几套西服，因为衣着能让时有变化的人更好地保持形象。对于很少拥有一套以上西服的苏联知识分子来说，这难以理解。62
在德累斯顿被抓的美国人约翰·诺布尔也成了“沃尔库塔的大人物”，他用让他的劳改营难友感到难以置信的美国生活故事给他们带来了快乐。“约翰尼，”一名难友对他说，“你想让我们相信美国工人开的是自己的车。”63
尽管他们的外国身份令人羡慕，但是，这也妨碍了他们与别人进行更密切的交往，正是这种交往支撑着那么多人在劳改营里活下去。利普曼写道，“就连我在劳改营的新‘朋友’也害怕我，因为我在她们眼里是个外国人。”64当埃卡特发现自己是营站里唯一一名非苏联人囚犯时，他感到痛苦，既因为苏联人不喜欢他，也因为他不喜欢苏联人：“我被一种即使不是敌视那么也是厌恶的气氛包围着……他们对我与他们不同这一事实心怀不满。我在各个方面都能感觉到他们的怀疑和敌意，感觉到他们的野蛮和天生的粗俗。为了保护我和我的财物，有许多夜晚我不敢睡着。”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