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感觉再一次与更早的年代产生了呼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十九世纪波兰人与俄国囚犯所处关系的描写表明，埃卡特的祖先曾经有过相同的感觉：“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傲慢态度对待别人，他们极其不爱说话，而且毫不掩饰对于囚犯的厌恶；囚犯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也以牙还牙。”66
处于某种更加弱势地位的是穆斯林囚犯和另外那些来自中亚以及几个高加索共和国的囚犯。他们像西方囚犯一样陷入了迷惘，但是通常既不能取悦于俄罗斯人，也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自从二十年代后期以来，被称为少数民族（нацмены）的他们便已成为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定中亚及北高加索地区—并且使之苏维埃化—的过程中，他们大量被捕并被送去开凿白海运河，在那里，一位当代人士写道，“所有事情都让他们难以接受：指挥他们的人，他们正在开凿的运河，他们所吃的食物。”67从一九三三年起，许多少数民族囚犯还被派去开凿莫斯科—伏尔加运河，那里的劳改营负责人似乎对他们给予了同情。他一度命令部下为少数民族囚犯安排单独的营房和单独的劳动队，至少使他们可以在本民族的同胞当中劳动生活。68后来，古斯塔夫·赫林在一个北方的采伐劳改营里遇见过他们。他记得每天晚上都在劳改营的医务室里看见他们等候劳改营的医生给他们看病：
即使是在候诊的房间里，他们也疼得紧捂着肚子，而且在进入隔断后面的时候还会发出悲伤的呜咽，呜咽声中模模糊糊地搀杂着他们那种稀奇古怪的不流利的俄语。没有办法医治他们的疾病……他们只是因为思恋家乡、想念故土，因为饥饿、寒冷和单调乏味的皑皑白雪而行将死亡。他们那不习惯北方景色的斜视眼睛总是在流泪，眼睫毛也被浅黄色的眼屎粘在一起。在难得的不出工的日子里，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就会聚在营房的一个角落，穿上他们的节日服装：彩色丝绸长袍和绣花无沿便帽。猜不出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互相喊叫、使劲点头谈的是什么，但是我肯定，谈的不是劳改营。69
对于朝鲜囚犯或日本囚犯来说，生活状况也好不了多少。朝鲜囚犯通常是朝鲜裔的苏联公民；而在战后，数量大得惊人的六十万名日本囚犯被关进了古拉格和战俘营系统。日本囚犯的食物供应特别差，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莫名其妙地几乎不能吃。因此，他们总是去找一些在他们的同营囚犯看来同样不能吃的东西来吃：野草、昆虫、甲虫、蛇、蘑菇。这些东西苏联囚犯甚至连碰都不会碰。有时，这种尝试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据记载，发生过日本囚犯因食用有毒的植物或野草而死亡的情况。70一个关于日本囚犯在劳改营里感到孤独的暗示来自一名苏联囚犯的回忆录。这名苏联囚犯曾在一个劳改营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日文印刷的小册子—内容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次讲话。他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他认识的一名日本战俘：“我第一次看见他发自内心的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只是为了与母语保持联系，他每天都读那本小册子。”71
另外一些远东国家的囚犯对环境适应得比较快。一部分回忆录作者提到了严密的华人组织—其中有些囚犯是出生于苏联的“苏籍”华人，有些是二十年代的合法外籍劳工，还有一些是有意无意地越过漫长的中—苏边界不幸被逮住的人。一名囚犯回忆说，一个中国人告诉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那个中国人也是因为被国界另一边的景色所吸引，游泳渡过阿穆尔河[58]来到苏联而被捕的：“苍翠金黄的树林……看上去如此美丽的草原！从我们那里渡过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回去的。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这边的生活一定很好，因此我们决定过江。一过江我们就被抓了起来，然后根据第五十八条第六款—从事间谍活动—把我们判了刑。十年。”72
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难友之一德米特里·帕宁回忆说，在劳改营里，中国人“只与中国人交往。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装出一副不懂的神态”。73卡尔洛·施泰纳回忆说，他们非常善于互相帮助找到活儿干：“在整个欧洲，中国人以靠杂耍变戏法谋生而著称，但是在劳改营，他们都在洗衣房里干活儿。在我待过的那些劳改营里，我不记得见过不是中国人的洗衣工。”74
显然，劳改营里最有影响的民族群体是波罗的人和西部乌克兰人所形成的那些群体，他们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被大批关进劳改营（参见本书第二十章）。人数较少但也具有影响的是波兰人，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在劳改营里的那些反共的波兰游击队员。此外还有车臣人，索尔仁尼琴把车臣称为“一个决不会屈服的民族，一个决不会在心理上养成顺从习惯的民族”，车臣人在许多方面与其他高加索人明显不同。75这些特殊民族群体的力量在于其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及其明确的反苏立场。战后的波兰人、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还具备了军事和政党活动经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派别组织在劳改营里维持了下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乌克兰反抗军（УПА）—当时为争夺乌克兰的统治权而战的几个军事组织之一—参谋部向所有被流放到劳改营的乌克兰人发表了一份声明：“无论你是在矿山、森林还是在劳改营，务必始终坚定如初，做一个真正的乌克兰人，继续进行我们的斗争。”
在劳改营，那些前游击队员主动帮助其他人并且照顾新来的囚犯。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曾经加入反苏的波兰国民军作战的亚当·加林斯基写道：“我们特别关心国民军的年轻战士，并且在盛行于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各个民族群体中的道德沦丧的恶劣风气中努力保持国民军的高昂士气。”76
随后几年，当他们具有更大的能力影响劳改营的管理时，波兰人、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也像格鲁吉亚人、美国人和车臣人一样组成了他们本民族的劳动队，在独立分开的民族营房里居住并且组织民族节日的庆祝活动。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有时也会相互配合。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写道，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一对战争期间的死敌—双方的游击队在乌克兰西部为了每一寸土地而交战—在苏联的监狱里打交道时“谨慎克制但却令人不可思议地以诚相待。‘我们是敌人，但不是在这儿。’”77
平时，这些民族群体相互较劲而且也与俄罗斯人较劲。因为爱上一名南斯拉夫军人而被捕的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回忆说，在她那个劳改营，乌克兰人拒绝与俄罗斯人一起干活儿。78另一名观察者写道，民族抵抗组织“一方面以敌视统治集团为特征，另一方面以敌视俄罗斯人为特征”。爱德华·布恰忆述了一种更为广义的敌意：“一名囚犯通常不会向其他民族的囚犯提供任何帮助。”79然而，与布恰同时期在沃尔库塔服刑的帕维尔·涅格列托夫却认为，只要不是相信了当局的“挑拨离间”，大多数民族都能和睦相处：“当局企图通过他们安排的告密者……使我们不和。”80
四十年代后期，在各种各样的民族群体接替刑事惯犯扮演起劳改营内部实际上的警察角色以后，有时他们为了掌握控制权而互相打斗。马连·科拉洛夫回忆说，“他们开始争夺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许多：例如，控制食堂至关重要，因为炊事员直接为主子服务。”据科拉洛夫说，当时各个群体之间的平衡极其微妙，一有新的犯人来到就能打破。例如，一批车臣犯人到达他所在的那个营站之后，他们进入营房“把放在下铺的东西全都扔到地上”—在那个劳改营，下铺是“贵族”的铺位—“然后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搬进来”。81
列昂尼德·西特科曾在纳粹战俘营里待过，不料返回苏联之后却被逮捕。四十年代后期，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发生在车臣人、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之间的异常激烈的恶斗。冲突始于劳动队长之间的一次个人争吵，然后逐步升级：“它发展成了战争，不顾一切的战争。”车臣人对俄罗斯囚犯的营房发动了攻击，导致许多人受伤。事后，所有团伙头目都被关进了一间禁闭室。尽管这些冲突的影响仅仅限于劳改营内部，但是它们在民族情感方面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西特科解释说：“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认为苏联人和俄罗斯人是一回事，是同样的东西。虽然劳改营里关押着大量俄罗斯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俄罗斯人视为入侵者和强盗。”
一天半夜曾有一群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囚犯走近西特科本人：
“你叫的是乌克兰人的名字，”他们对我说，“你是什么人，一个卖国贼？”
我向他们解释说，我在北高加索一个说俄语的家庭里长大，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一个乌克兰人的名字。他们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不过，他们可以杀了我—他们有一把刀。82
另一名女囚犯则不以为然，她回忆说，民族差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还开玩笑地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只有乌克兰人除外，他们确实“讨厌别人”。83
尽管这听起来让人奇怪，但是—根据古拉格自己的统计资料—作为一个始终构成劳改营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群体，大部分劳改营却没有俄罗斯人的民族帮派。84的确，俄罗斯人按照他们所来自的城市或者地区形成圈子。莫斯科人找上其他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找上其他列宁格勒人，等等。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一度得到一位医生的帮助，医生问他，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列宁格勒上学。”
“啊！这么说你是我的老乡—太好了，”医生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85
莫斯科人往往特别强势而且办事有条有理。被捕时还是个学生的列昂尼德·特鲁斯回忆说，他所在劳改营的成年莫斯科人形成了一个没有将他包括在内的严密的关系网。甚至有一次，当他想从劳改营的图书馆里借一本书时，他首先必须使那个图书管理员—这个关系网中的一员—相信，可以放心地把书借给他。86
不过，俄罗斯人的这种联系通常是松散的，除了使囚犯接触到一些记得他们住过的街道或者知道他们上过的学校的人之外，并不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当别的民族群体形成完整的互助网络—为新来的同胞安排营房铺位，帮他们找到比较轻松的活儿—时，俄罗斯人没有这样做。阿里阿德娜·叶夫龙在其劳改营生涯的后期与其他囚犯一起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她写道，到达图鲁汉斯克时，她所乘坐的火车受到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流放者的迎接：
一名犹太人把我们这一批人中的犹太女犯找到一边，给她们面包，告诉她们怎么表现、做什么事情。然后，一群格鲁吉亚女犯被一名格鲁吉亚人接走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只剩下我们十到十四个俄罗斯人。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没有人给我们面包吃，也没有人给我们以忠告。87
尽管如此，俄罗斯囚犯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区别—建立在意识形态而非民族特征基础上的区别。尼娜·哈根—托恩写道，“显然，大多数劳改营女犯将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视为飞来横祸，并不试图查找原因。”不过，“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些囚犯为自己找到了某种解释而且深信不疑”，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变得轻松了一些。”88在找到解释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换句话说，是那些保持天真的头脑不变、继续向苏联当局表达自己忠诚的囚犯，面对所有证据，他们仍然相信其他囚犯是名符其实的敌人，所以应该被消灭。安娜·安德烈耶娃回忆了共产党员相互寻觅的情况：“他们彼此发现对方然后团结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苏联公民，而其他人则是罪犯。”89
苏珊娜·佩乔拉五十年代初期来到矿藏劳改营时见过这种人，她描述道，她们“坐在一个角落里交谈，‘我们是忠诚的苏联公民，为斯大林而欢呼，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把我们与这帮敌人区别开来。’”90佩乔拉与同一时期肯吉尔劳改营的囚犯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都曾回忆说，这种人大部分属于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被捕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大都年事已高；阿尔金斯卡雅回忆说，他们经常在病弱劳改营里相聚，那里还关着许多更早一些被捕的人。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是三十年代后期被捕的人士之一，最初她仍然保持着革命信念。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纪念十月革命节：
虽然我待在铁窗里面，
经受着地狱的煎熬
但是，我仍然要赞美这一天
与我欢乐的祖国一道。
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将重新开始生活，
再一次与我的共青团一起昂首阔步
肩并肩地通过红场！
后来，拉林娜逐渐觉得这首诗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但是在当时，她为那些被囚禁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们朗诵了它，而“她们则感动地热泪盈眶并且鼓掌叫好”。91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用一章的篇幅描写了这种共产党员，他不是很体谅地把他们称为“思想正统分子”。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把自己的被捕、受刑和坐牢解释成为“外国情报机构狡猾透顶的伎俩”、“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所搞的阴谋”或是“背叛行为”，原因非此即彼。有些人甚至提供了一个更加武断的解释：“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需要。”92
后来，这些忠诚的党员中也有人写了回忆录，苏联当局欣然予以发表。例如，鲍里斯·佳科夫的中篇小说《幸存者的故事》一九六四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一起发表的还有下面这篇序言：“佳科夫故事的力量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关于名符其实的苏联公民、关于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来没有丧失人性，他们是党的理想的真实体现，他们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佳科夫笔下的英雄人物之一托多尔斯基讲述了自己如何帮助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尉写了一篇关于党史的发言稿。还有一次，他对劳改营负责安全保卫的官员雅科夫列夫少校说，尽管他被不公正地判了刑，但他仍然相信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没有对苏维埃政权犯罪的罪犯。因此我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少校劝他小声一点：“喊什么？你以为劳改营的所有囚犯都喜欢共产党员吗？”93
他们确实不喜欢：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往往被怀疑—秘密地或是以其他方式—是为劳改营当局工作的。提到佳科夫，索尔仁尼琴指出，他的回忆录好像漏掉了一些东西。负责安全保卫的官员索科维科夫同意避开劳改营的检查偷偷替佳科夫向外寄信，“用什么东西来交换？”索尔仁尼琴对此提出了质疑，“这种友谊—从何而来？”94实际上，现存的档案显示，佳科夫一生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代号为“啄木鸟”；作为告密者，他在劳改营里继续为秘密警察效劳。95
在绝对忠实于其信仰方面超过共产党人的唯一群体是东正教信徒，另外还有各种俄罗斯新教教派的成员，他们也是政治迫害的对象：浸礼会教友，耶和华见证会会众和不同教派的俄罗斯变种。这些教徒在妇女劳改营里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存在，她们在那里被通俗地称为“修女”（монашка）。安娜·安德烈耶娃回忆说，四十年代后期，在莫尔多维亚的女子劳改营，“大部分囚犯都是信徒”，她们自己组织起来，以便“天主教徒在东正教的节日替东正教徒干活儿，反之亦然”。96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其中一些教派拒绝以任何方式与苏维埃撒旦合作，他们既不参加劳动也不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哈根—托恩描写过一名因病获释却拒绝离开劳改营的女教徒。“我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她对向她提供必要文件以便送她回家的看守说，“你们的权力是非法的，敌基督[59]出现在你们的护照上……即使我自由了，你们也会再次将我逮捕。我没有任何理由离开这里。”97艾诺·库西宁所在的劳改营里有一群拒绝穿着囚衣的女犯，结果，“号码被印在她们赤裸的肉体上”，因此，在早晨集合和晚上点名时，她们不得不赤身裸体。98
索尔仁尼琴讲述了一九三○年关押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一批教派成员的故事，其他人也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多次讲述过这个故事。这些教派成员抵制任何来自“敌基督”的东西，他们拒绝接受苏联的护照或货币。作为惩罚，当局把他们送到索洛韦茨基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只有在他们同意签字以后才会得到食物。他们拒绝了。不到两个月，他们全部被饿死。之后乘船来到岛上的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只发现了被鸟啄食过的尸体”。99
即使是那些参加劳动的教派成员也不一定与其他囚犯交往，有时他们拒绝与别人说话。他们总是挤在一个营房里，绝对保持安静，要不然就是在约定的时间吟唱赞美诗和宗教歌曲：
我坐在铁窗后面
念念不忘耶稣基督
谦卑平和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带着忏悔，走向各各他[60]。100
更为虔诚的信徒常常会唤起另一部分囚犯的复杂情感。显然不信教的囚犯阿尔金斯卡雅开玩笑地回忆说，“我们都不喜欢她们”，尤其是那些因宗教原因而拒绝洗澡的信徒。101哈根—托恩回忆说，其他囚犯对那些拒绝参加劳动的信徒表示不满：“我们干活儿她们却不干活儿！可是她们也得到了面包！”102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到达新的劳改营之后不久便加入了某个群体或教派的那些男男女女是幸运的。职业罪犯团伙、更加好斗的民族群体、纯正的共产党员以及各个宗教派别为属于本帮本派的囚犯提供必要的人际交往、关系网的支持和友谊。另一方面，占古拉格居民绝大多数的大部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却不那么容易融入某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群体。他们发现，懂得在劳改营里如何生活比较困难，应付劳改营的道德规范和等级制度同样比较困难。没有一个牢固可靠的关系网，他们不得不学习掌握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潜规则。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29页。
2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53354页。
3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25页。
4埃卡特：《人间蒸发》，第71-74页。
5玛丽娅·约费：《一夜》，第8-9页。
6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84页。
7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第109页。
8弗雷德里科·瓦雷塞：《俄国黑手党》，第162164页。
9В.Ф.阿布拉姆金和В.Ф.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一卷，第7-22页。
10同上。
11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35页。
12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10页。
13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85页。
14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39160页。
15本书作者对科拉洛夫的采访。
16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9页。
17本书作者对科拉洛夫的采访。
18瓦雷塞：《俄国黑手党》，第146-150页。
19尼古拉·梅德韦杰夫：《古拉格的囚犯》，第14-16页。
20同上。
21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411页。
2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45页。
23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36页。
24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91-315页。
25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26 А.阿卡列维奇：《黑话》，载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二期《索洛韦茨基群岛》，（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27古别尔曼：《素描与肖像》，第72-73页。
2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5。
29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7页。
30费尔德古恩，未发表的回忆录。
31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132页。
3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41页。
33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65-169页。
3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1261。
35利哈乔夫：《打牌的刑事犯》，载一九三○年第一期《索洛韦茨基群岛》，第32-35页（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6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37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8页。
38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三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39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40-141页。
40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第126-131页。
41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斯大林时代》，第316页。
42瓦雷塞：《俄国黑手党》，第159页。
43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44泽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第68页。
45亚历山大·杜金：《以历史的目光看古拉格》，载一九九○年二月九日《联合》杂志，第16页；泽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第65页。46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我的人生历程》，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页。
47霍华德·埃利森：《与克里姆林宫对抗的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权力与幻想》，第2页。
48库钦：《波利扬斯基劳改营》，第37-38页。
49埃卡特：《人间蒸发》，第69页。
50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34335页；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93页。
51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93页。
52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58-259页。
53沃里克，未发表的回忆录。
54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235页。
55阿达·费德罗尔夫：《在阿丽身边》，第123页。
56本书作者对阿达·普里任斯卡雅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57本书作者对特鲁斯的采访。
58哈根-托恩：《回忆录》，第77页。
59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38页。
60埃卡特：《人间蒸发》，第192页。
61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69页。
62埃卡特：《人间蒸发》，第67-68页。
63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121页。
64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89页。
65埃卡特：《人间蒸发》，第191页。
66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51页。
67丘欣：《运河大军》，第164-167页。
6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69赫林-格鲁津斯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5页。
70 С.И.库兹涅佐夫：《苏联战俘营中日本战俘的状况（1945-1956）》，载《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八卷，第三期，第613-618页。
71 В.В.波隆斯基：《往返哈萨克的五年历程》，载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泉水》，第66-77页。
72麦奎因：《幸存者》。
73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187页。
74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203页。
75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401页。
76胡佛研究所档案，亚当·加林斯基档案集。
77瓦特：《我的世纪》，第147页。
78本书作者对哈恰特良的采访。
79布恰：《沃尔库塔》，第122页。
80本书作者对帕维尔·涅格列托夫的采访，沃尔库塔，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81本书作者对科拉洛夫的采访。
82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83本书作者对普里任斯卡雅的采访。
8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06（一九五四年的民族统计）。
85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19-137页。
86本书作者对特鲁斯的采访。
87费德罗尔夫：《在阿丽身边》，第234页。
88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05页。
89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90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91拉林娜：《我无法忘记这一切》，第159页。
9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330页。
93佳科夫：《幸存者的故事》，见《十月》杂志，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七期，第60-67页。
9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351352页。
95申塔林斯基：《克格勃的文字档案》，第163165页。
96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97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08页。
98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202页。
99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6566页。
100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00页。
101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102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