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我们营房勤务员的囚犯对我喊道：“快去看你的枕头下面是什么！”我的心里一惊：也许我终于得到了配给的面包！我跑到床前掀开枕头，枕头下面躺着家里寄来的三封信，整整三封信啊！我已经六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了。
读着它们，我的第一反应是严重的失望。然后是—恐惧。
我这是怎么了，难道现在对我来说，一块面包甚至比父母孩子的来信更重要。……我把面包和悲伤统统抛到了脑后。
—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我的人生历程》1
他们完成同样的劳动定额，他们喝着同样清寡如水的菜汤。他们住在同一种营房里，坐着同样的运牛货车被押来解去。他们的衣服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鞋子同样穿着不合脚。他们在审讯中受到的对待没什么两样。然而—男人和女人的劳改营经历却截然不同。
许多女性幸存者肯定认识到，身为女性在劳改营体系中有一些优势。女人更会照顾自己，更善于缝补衣衫和保持头发清洁。她们似乎能够依靠少量食物生存，而且不那么容易死于糙皮病和饥饿所引起的其他疾病。2她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以男囚犯不曾采取的方式互相帮助。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记述说，在布特尔卡监狱，一名与她一起被捕的女犯缝补着一条已经破烂不堪的夏天穿的连衣裙。牢房里的难友决定为她做一件新连衣裙：
她们凑份子买来半打质地为本色俄罗斯亚麻布的毛巾坯布。但是，没有剪刀怎么裁剪衣料呢？大家灵机一动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熄灭的火柴头划好衣服的“式样”，然后把布料按划好的线折起来，用点着的火柴沿着褶痕来回烤个一两秒钟。接着再把布料展开，划线的地方烤焦之后裂开了。从别的衣服上小心地抽出缝衣用的棉线来……
为一个体态丰满的拉脱维亚女人缝制的这条毛巾布连衣裙经过了一只又一只手，人们在领口、袖子和裙摆的四周绣上美丽的图案。连衣裙终于做好后，它被悄悄地小心叠好。那位幸运的拥有者躺在上面睡了一夜。但是，信不信由你，第二天早晨把它拿出来时，大家确实非常高兴；即使摆在时装店的橱窗里，它也不会显得寒碜。3
不过，在许多前劳改营男性囚犯中流行的却是一种相反的观点：女人在道德方面堕落得比男人更快。由于性别的原因，她们具有特殊的机会，分配到比较好的工种，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并且因此在劳改营里获得比较高的地位。结果，她们渐渐迷失了方向，对自己在劳改营严酷现实中的处境失去了清醒的认识。例如，古斯塔夫·赫林提到过一个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莫斯科黑发歌剧演员”。因为她是重刑犯，所以到达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之后马上就被派到森林里面去干活儿：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负责她那个劳动队的矮个子刑事惯犯万尼亚对她垂涎欲滴，因此安排她用一把几乎拿不动的大斧清除被伐倒的杉树的树皮。晚上，她拖在那些健壮的伐木工后面几码远回到囚犯区，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的她慢慢走进食堂去打她的“第一份饭”[最低定量的汤]……她显然发了高烧，可是卫生员是万尼亚的一个朋友，因此不会让她休病假而不去干活儿……
终于，她屈服了，先是向万尼亚，最后是向“某位劳改营的负责人”，后者“拽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垃圾堆里拖出来，安排到劳改营会计室的一张办公桌后面”。4
如同赫林另外所述，还有命运更悲惨的。例如，他描写过一个年轻的波兰姑娘，某个“非正式的刑事惯犯评审团”给她打了很高的分。最初，她出去干活儿时高傲地昂着头，对于任何大胆接近她的男人怒目而视，拒其于千里之外。晚上收工返回时她显得稍微谦和了些，但是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尊严，可望而不可及。她直接走过看守室去食堂打她的那份汤，然后整个晚上再也不会离开女犯的营房。因此，她似乎不会很快成为营区夜间猎艳的受害者。
然而，最初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其管理员的严格监督—他不许她从干活儿的食品仓库偷拿一根胡萝卜或者一个腐烂的土豆—之下，几个星期以后，姑娘屈服了。一天晚上，这个男人走进赫林的营房，“一言不发地把一条撕破的女式内裤扔到我的床铺上”。这是她转变的开始：
从那以后，姑娘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去食堂打她的汤，而是收工之后像一只发情的野猫似的在营区四处闲逛到深夜。无论谁想都可以占有她，在床上，在床下，在技术专家隔开的单间，或者是在服装仓库。每当遇到我的时候，她都把头转向一边，绷紧的嘴唇剧烈颤抖。一次，我走进中心的土豆仓库，偶然看到她与第五十六营站的劳动队长、驼背的混血儿列夫科维奇在一堆土豆上面；她突然抽搐着痛哭起来，当晚回到营区时，她用两只小手遮掩着脸上的泪痕……5
这是赫林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的版本—必须承认，它听起来总是与从女人角度讲述的故事多少有些不同，例如，塔玛拉·鲁日涅维茨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她的“浪漫故事”从一封信开始，那是一封“标准的情书，一封纯粹的劳改营通信”。信是萨沙写来的，鞋匠轻松的劳动使这个年轻人成为劳改营贵族阶层的一员。这是一封直截了当的短信：“让我们相爱吧，我将因此帮助你。”信送出几天之后，萨沙把鲁日涅维茨拉到一边，想要知道她的答复。“你愿不愿意与我一起生活？”他问道。她说不。他用一根铁棍毒打了她，然后把她送到医院（他的鞋匠身份使他在那里具有某种影响力），要求医护人员好好治疗照顾她。她留在医院，经过几天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到出院时，她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于是，她投入了萨沙的怀抱。不然的话，他会再次毒打她。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家庭生活，”鲁日涅维茨写道。好处立即显露出来：“我比以前健康了，穿着漂亮的鞋子散步，不再穿那种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破衣烂衫：我有了新上衣，新裤子……我甚至有了一顶新帽子。”几十年后，鲁日涅维茨把萨沙称为“我的第一次真爱”。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萨沙被送往另一个劳改营，此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更加不幸的是，负责将萨沙转营的那个男人也想占有她。因为“没有办法”，她开始与他同居。不过，她没有提到对他有过什么爱意，她只是回忆说，这样做也有好处：她作了一次无人看守的旅行，还得到了一匹属于她的马。6可以说，像赫林所描述的一样，鲁日涅维茨的经历是一个堕落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生存的故事。
从劳改营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按照规定，劳改营的男女囚犯根本不应该住在一起，因此有囚犯说曾经多少年没有看见过异性。劳改营的负责人也不太想要女囚犯。由于身体较弱，她们容易成为妨碍劳改营完成生产任务的拖累，因此，一些劳改营的管理者总是试图将她们转走。一九四一年二月，古拉格的管理部门甚至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领导人和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发过一份公函，坚决要求他们接受押送去的女囚犯，并且列出了所有可以利用女犯从事的劳动。这封公函提到了轻工业和纺织厂、木工和金属加工、某些类型的林业生产以及装卸货物等等。7
也许因为劳改营负责人的反对，实际送到劳改营的女犯数量（像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期间被处死的女犯数量一样）始终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例如，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一九四二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三的古拉格囚犯是女性。一九四五年，这一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大量男性囚犯被征召入伍送往前线，而且因为出现了一些禁止工人离开工厂的法律—这些法律导致许多年轻女子被捕。8一九四八年，女犯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继续下降到百分之十七。9然而，当女犯更有可能被安排在管理不严的“移民定居点”服刑时，这些数字甚至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在北方边远地区那些大型的工业劳改营里，她们的人数甚至更加稀少，她们的存在甚至更加罕见。
不过，女犯的比例不高意味着，像食品、衣服和其他财物一样，女人几乎一直短缺。因此，尽管她们对于劳改营生产统计数字的编制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对于劳改营的男性囚犯、看守和自由工人来说，她们具有另一种价值。在那些男女囚犯或多或少公开交往的劳改营，或是在那些实际上允许某些男人进入的女子劳改营，经常有人勾引她们，向她们提出下流的要求，最常见的则是提出以食物和轻松劳动进行性交易。也许，这不是一种古拉格独有的生活特色。例如，大赦国际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女囚犯的报告披露了许多男看守和男囚犯强奸女囚犯的案件，男囚犯为接近女囚犯而贿赂看守的案件，女囚犯被男看守扒光衣服检查搜身的案件。10不过，苏联劳改营系统奇特的等级制度导致女囚犯所受的折磨和羞辱达到了甚至在监狱系统也不多见的程度。
从一开始，女犯的命运就严重依赖于她在各种劳改营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在职业罪犯的圈子里，女人受到一整套复杂规矩和仪式的约束，而且几乎得不到尊重。据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说，“第三代或第四代刑事犯从童年开始就学会了轻视女人……低人一等的女人生出来只是为了满足刑事犯的肉体需要，当她们的罪犯伙伴决定‘纵情取乐’时，她们只是被其野蛮嘲弄和当众殴打的对象。”卖身的女犯实际上“属于”男性职业罪犯头目，而且可以交换或转让，如果这个头目转往别的劳改营或者被人杀死，甚至可以由某个兄弟或者朋友来继承。当一次交换发生时，“有关各方通常并不动手打架，而卖身的女犯则顺从地与新的主人上床。在职业罪犯的圈子里，不存在三角性关系，没有任何两个男人共同占有一个女人。一个女贼与一个非刑事犯一起生活也不可能”。11
女人也不是唯一的目标。在职业罪犯当中，同性间的性关系似乎由同样严酷的规矩所控制。一些职业罪犯头子在其随从中有他们年轻的同性恋伴侣，与他们的劳改营“妻子”同时存在甚或取而代之。托马斯·斯戈维奥提到过一个劳动队长，他有一位男性“妻子”—那是一个以性关系交换额外食物的小伙子。12但是，由于回忆录的作者极少涉及这一内容，因此很难描述控制着劳改营里男同性恋的那些规矩。这也许是因为同性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俄罗斯文化禁忌的话题，所以人们宁愿不提它。同样，在劳改营里，男同性恋好像主要局限于职业罪犯的生活圈子—而职业罪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
不过我们也知道，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苏联的职业罪犯已经为同性恋行为定下了极其复杂的规矩。男同性恋的“被动一方”受到监狱其余社交圈子的排斥，他们在单独分开的桌子上吃饭，而且不与别的男人说话。13尽管难得见到对此的描述，但是早在三十年代后期，差不多相同的规矩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在一个关押少年犯的牢房里，当时十五岁的彼得·亚基尔亲眼目睹了类似的情景。起初，其他男孩所讲述的他们自己的性经验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因此他认为听到的事情经过了他们的添枝加叶，
但是我错了。一个孩子一直留着分到的面包，到了晚上，他问一整天没有吃东西的马什卡，“你想吃一口吗？”
“想吃，”马什卡答道。
“那就脱下裤子吧。”
这发生在一个角落，躲进这个角落，从窥视孔不容易看见，但是却在牢房里面所有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吃惊意外，我也装作见怪不怪。我在那间牢房里时，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充当被动一方的同样都是男孩。他们受到贱民般的对待，不许他们用公用杯子喝水，他们是大家羞辱的对象。14
令人不解的是，女同性恋在劳改营里更公开，或者说，至少更常见于描述。在女职业罪犯当中，同性恋也被严重仪式化。俄语使用中性代词“оно”[61]称呼女同性恋者，她们也把自己分为更有女人味的“妻子”和更具男子气的“丈夫”。根据人们的描述，前者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打扫卫生并且照顾她们的“丈夫”。后者具有男性化的别名，而且几乎全都抽烟。15她们公开谈论女同性恋，甚至用歌声描述它，
斯大林啊，谢谢你
你使我成为男爵夫人
我既是奶牛也是公牛
既是女人也是男人。15
她们还通过衣着举止表明自己的身份。一名波兰女犯后来写道，
大家都能认出这种女同性恋情侣，她们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的性取向。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通常身穿男式服装，留着短发，而且把手插在口袋里。当一阵突发的激情袭来时，这样一对情侣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离开她们的缝纫机，急急忙忙跑向对方，然后便在疯狂的亲吻中倒在地上。17
瓦列里·弗里德提到过几个女职业罪犯，她们穿戴像男的一样，冒充自己是两性人。其中一个“留短发，穿军裤，模样标致”；另一个看上去仿佛真的有一个畸形的生殖器。18另一名囚犯描写了女同性恋的“强奸”过程：她目睹了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向一个“腼腆、文静的姑娘”求欢，她们在床铺下面夺去了这个姑娘的童贞。19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女同性恋似乎不大受待见。一名前政治犯回忆说，那是“最让人恶心的一种行为”。20不过，尽管在政治犯的群体里更加隐蔽，女同性恋确实也存在于她们当中，这种关系往往发生在丈夫孩子自由生活的那些女人之间。苏珊娜·佩乔拉对我说，在大型政治犯劳改营矿藏劳改营里，女同性恋关系“帮助一些人活了下来”。21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劳改营里的大多数性关系分担了普遍残酷的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压力。它们不可避免地以一种令许多囚犯感到震惊的无所顾忌的心态进行。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告诉我，情侣们会“在带刺铁丝网下面爬来爬去，在便池旁边和地上做爱”。22“用破布把相邻女犯隔开的多功能床铺是一种典型的劳改营场景，”索尔仁尼琴写道。23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曾在一天半夜被惊醒，醒来之后发现一个女人躺在他旁边的床上。她偷偷翻墙过来与劳改营的炊事员做爱：“除我之外那天晚上没人睡觉，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做爱。”24哈娃·沃洛维奇写道，“一个自由人须三思而行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就像发生在野猫之间一样简单。”25另一名囚犯回忆说，那种爱—尤其是职业罪犯之间的爱—是“动物之爱”。26
性行为如此公开实际上使它受到某种程度的漠视：对于一些人来说，强奸和卖身变成一种例行公事。爱德华·布恰曾在某锯木厂一个女犯劳动队的旁边干活儿。一批职业罪犯过来了。他们“抓住他们想要的女人按倒在雪地里或者把她们靠在一堆原木上。女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此，所以没有试图反抗。她们有自己的劳动队长，但是她对这样的中断并无异议，实际上，她们几乎觉得这只不过是另一部分劳动任务而已”。27列夫·拉兹贡也讲过一个非常年轻的金发姑娘的故事，他在一个劳改营医院扫院子时偶然遇到这个姑娘。当时他是一名自由工人，来医院看望一位认识的医生，尽管不饿，仍然得到一份丰盛的午餐。他把午餐给了那个姑娘，她“安静地吃完了午餐，人们可以说，她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实际上，她使拉兹贡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姑娘吃完了饭并把盘子整齐地摞在木托盘里。接着她撩起外衣，脱掉裤子拿在手里，向我转过她那张没有笑容的脸。
“躺下还是怎样？”她问。
她开始没有弄明白，然后被我的反应吓坏了，她自我辩解地说，“不这样做的话没人给我饭吃……”说话的时候仍然没有一点笑容，28
在一些劳改营，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些女犯营房差不多成了公开的妓院。索尔仁尼琴描写过一个这样的营房，它肮脏透顶，破败不堪，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床铺上没有枕头被褥。有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官方禁令，但是人们无视这条禁令，也没有人强制执行。不仅男人进去，少年罪犯也进去，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地去里面学习……所有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赤身裸体，众目睽睽，在几张床上同时进行。对于那里的女人来说，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是仅有的防身手段—别的什么也不管用。29
然而，与这些关于野蛮下流性行为的故事正好相反，许多回忆录讲述了同样似乎不大可能的劳改营的爱情故事，其中一些仅仅出于女人自我保护的愿望。根据劳改营生活特有的规矩，对于那些选定了“劳改营丈夫”的女人，其他男人通常不去招惹她们，赫林把这称为“劳改营的特别初夜权”制度。30这种情况不一定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正派的女人有时会与职业罪犯一起生活。31同时，正如鲁日涅维茨所叙述的那样，它们也不一定是自由的选择。但是，说这样的婚姻是卖身同样不会完全正确。更确切地说，瓦列里·弗里德写道，它们是“有意策划的婚姻”（ бракипорасчету）—“有时也是为了爱情的婚姻”。即使它们纯粹由于实用的原因而开始，囚犯也会认真对待这种关系。“一名囚犯总是将其多少算是固定的情侣称为‘我的妻子’，”弗里德写道，“而她则会将他称为‘我的丈夫’。这可不是开玩笑：劳改营的婚姻关系使我们的生活具有了人性。”32
《渴望爱情》：窥望围栏另一边的女囚犯区的男囚犯—尤拉-伊马尔·索斯捷尔作，卡拉干达，1950 同时，尽管听起来可能让人感到奇怪，但是，只要不是体力过于衰竭或者身体过于虚弱，囚犯们其实期待爱情。阿纳托利·日古林曾经设法与一名德国女政治犯—“快乐、善良、长着灰色眼睛和金色头发的玛尔塔”—建立过一段恋爱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包括了对这一段恋爱关系的描写。他后来听说她生了一个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取名阿纳托利。（那是一九五一年秋天，接着，因斯大林死亡对外国囚犯实行了一次特赦，他设想，“如果不被厄运缠身，玛尔塔和孩子就回国了。”33）劳改营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的回忆录有时读起来像一部浪漫小说，小说主人公冒着与某位劳改营负责人妻子私通的危险享受着真正的爱情所带来的乐趣，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小心行事。34
失去一切的人们极度渴望情意缠绵的男女交往，以致一些人深深地陷入了鸿雁传情的柏拉图式恋爱关系。尤其是在四十年代后期，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男女囚犯严格分开的囚禁政治犯的特种劳改营里。在这一类型的矿藏劳改营，男女囚犯通过他们在劳改营医院干活儿的难友相互传递纸条，在医院干活儿的囚犯男女都有。囚犯还在女犯劳动队干活儿的铁路施工区建立了一个秘密“邮箱”。每隔几天，某个修铁路的女性囚犯就会谎称遗落了一件外衣或其他物品，去邮箱那里拿走来信并把回信留下。某个男性囚犯稍后将把回信拿走。35还有别的办法：“在特定的时间，某个营区挑选出来的一名囚犯就会把信从男囚犯区扔到女囚犯区或者从女囚犯区扔到男囚犯区。这叫‘邮递服务’。”36
列昂尼德·西特科回忆说，这种信用微小的字体写在小纸片上。所有人用的都是假名字：他是“哈姆雷特”，他的女友是“玛尔珊卡”。他们经别的女犯“介绍认识”，介绍人告诉他，因为被捕以后小宝宝被人从身边夺走，她极度消沉。他开始给她写信，接着，他们甚至设法在一个废弃的矿井见了一面。37
还有人想出更为离奇的方法寻求某种亲密的关系。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囚禁的几乎全部都是与其家人、朋友以及留在家里的妻子和丈夫失去了一切联系的政治犯，在那里，有些囚犯与从未谋面的另一些囚犯建立起复杂的男女关系。38有些人竟然与从没有见过的另一个人隔着分开男女劳改营的高墙结了婚。女方站在高墙一边，男方站在另一边，两人宣誓许愿，并由一名囚犯神父将结婚仪式用一张纸记录下来。
即使是在劳改营当局加高围墙、安装带刺铁丝网并且禁止囚犯走近之后，这种爱情继续存在。在描述这些盲婚哑嫁的婚姻时，就连索尔仁尼琴也暂时停止了他对其他几乎所有劳改营男女关系所进行的冷嘲热讽：“在这种隔着一道高墙举行的两个陌生人的婚礼上……我听到了天使的合唱。它像天体无私、纯粹的默祷。对于这个精于自私的算计、流行扭腰摆臀的爵士乐的时代，它太高尚了……”39
如果说爱情、性交、强奸和卖身是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分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怀孕和分娩也不例外。与矿山和建筑工地、林业劳动队和禁闭室、营房和运牛火车一起，产科医院和母亲劳改营也在古拉格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为婴幼儿开办的托儿所。
设法进入这些机构的孩子并非全都出生于劳改营。有些孩子是和母亲一道“被捕”的。关于这种做法的规定一直含含糊糊。一九三七年下达的要求逮捕“人民的敌人”的妻子儿女的行动命令明确禁止逮捕孕妇和给婴儿哺乳的妇女。40另一方面，一九四○年下达的一道命令规定，孩子可以与母亲一起待一年半，“直到他们断奶为止”，到时候必须把他们送进孤儿院或是交给亲戚。41
实际上，孕妇和哺乳的妇女经常遭到逮捕。在对一队刚送到的犯人进行例行检查时，劳改营的医生发现一名女犯出现了宫缩。她在怀孕七个月时被逮捕。42另一名女犯娜塔莉娅·扎波罗热茨在被押解上路时已经怀孕八个月：经过火车和卡车车厢的一路颠簸，她产下了一个死婴。43艺术家兼回忆录作者叶夫罗西妮娅·克尔斯诺夫斯卡雅帮助接生过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竟然是在押运火车上出生的。44
幼小的孩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捕”。二十年代被捕的一名女犯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语言尖刻的谴责信，感谢他“逮捕”了她三岁大的儿子：她说，监狱更适合作为孩子的家，她把监狱称为“制造天使的工厂”。45在两次大规模流放的浪潮中，实际上有数十万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逮捕，第一次是三十年代初期对富农的流放，第二次是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对“敌对”民族和侨民的流放。
对于这些儿童来说，新的遭遇所带来的冲击将会终生伴随着他们。一名波兰囚犯回忆说，她所在牢房的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孩子很乖，但是孱弱而沉默。我们尽量用故事和童话逗他高兴，而他却不时地打断我们说，‘我们是在坐监狱，不是吗？’”46
许多年以后，一个流放富农的儿子回忆了在运牛火车上所经受的磨难：“人变成了牲口……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天。在我们那个车厢里，有七个人饿死了。我们到了托木斯克，他们让我们几家人下车。他们还卸下了几具尸体，有小孩的，也有年轻人和老人的。”47
尽管吃苦受罪，仍有女犯在劳改营服刑期间故意—甚至是玩世不恭地—使自己怀孕。她们通常是女职业罪犯，或者是罪行轻微的犯人。这些人希望通过怀孕可以不去干重活儿，同时吃到稍微好一点的伙食，而且可能受益于对有小孩的女犯定期实行的特赦。这种特赦—例如，一九四五年实行过一次，另一次在一九四八年—一般不适用于犯了反革命罪的女囚犯。48“通过怀孕你可以活得容易些，”作为对女囚犯为什么愿意与看守上床的一种解释，柳德米拉·哈恰特良这样对我说。49
另一名女囚犯回忆说，听到一则关于有婴儿的女囚犯—在监狱俚语中叫奶妈—将被全部释放的传闻以后，她想方设法怀了孕。50获准与丈夫会见之后怀了孕的娜杰日达·约费写道，与她一起住在马加丹的“奶妈营房”的那些犯人简直“没有一点母性”，只要可能，她们就丢下自己的婴儿不管。51
不是所有发现自己在劳改营里怀了孕的女囚犯都想把孩子生下来，这可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对于是否应该允许女犯堕胎，古拉格当局似乎一直举棋不定，有时允许，有时却给试图堕胎的女犯加刑。52因为有关的记载极为罕见，所以一点也不清楚他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多次采访和许多回忆录中，我只听到或看到过两次对这种事情的描述。在一次采访中，安娜·安德烈耶娃跟我讲过一名女囚犯，她“把几根钉子塞进自己的体内，接着在缝纫机前坐下来干活儿。最后她开始大出血”。53另一名女囚犯描述了劳改营的一个医生试图为她终止妊娠的情形：
想像一下那种场面吧。那是在晚上，天已经黑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正在设法帮我流产，用他的手，涂上碘酒，没有器械。可是他太紧张了，所以一直没有成功。我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停下来吧！”我终于忍不住疼痛喊了起来，整个过程因此中断了两天。最终，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胎儿，同时带着许多血。这就是我永远做不成母亲的原因。54
不过，想要孩子的女囚犯也大有人在，但是她们的命运同样悲惨。人们多次提到那些在劳改营里生孩子的女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哈娃·沃洛维奇的故事。沃洛维奇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政治犯，她在劳改营里非常孤独，因此考虑生一个孩子。尽管哈娃并不特别爱孩子的父亲，叶列昂诺拉还是于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一个没有母亲专用设施的劳改营里：
那里有三个母亲，在营房里给了我们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我们整夜都要从孩子们身上把它们掐死弄掉。白天我们必须出去干活儿，把婴儿留给我们能够确定不去干活儿的老年女犯照看；她们总是偷吃我们留给孩子的食物，一点也不感到害臊。
然而，沃洛维奇写道，
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旁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且默默地祈祷。我祈求上帝，哪怕把我的苦难延长一百年，也不要让我与我的女儿分开。我祈祷将会与她一起获释，即使因此成为乞丐或者残废。我祈祷我能把她抚养成人，即使为此我不得不向人卑躬屈膝乞求施舍。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学步时，当我刚刚听到她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句美妙温馨的“妈妈”—时，不顾冬天的严寒，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转送到了“母亲劳改营”。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部都烂了。
沃洛维奇最初被安排在一个林业劳动队，后来又被派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晚上，她带回去一小捆木柴送给托儿所的保育员。作为交换，她被允许在正常探视时间之外去看女儿。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总是连拉带拽硬把孩子从冷冰冰的床上弄起来……对孩子们又打又骂。她们脱掉孩子们的睡衣，用冰冷的水给他们洗漱。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他们像老人一样轻轻地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
这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天天都从小床上发出。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他们的膝盖顶着肚子，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像压低的鸽子的咕咕叫声。
一名保育员规定照管十七个孩子，这意味着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所有孩子更换尿布并喂饭，更不用说给他们以适当的照料了：
保育员从食堂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一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它的胳膊扳在背后，用一条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匙一匙地把热粥灌进它的喉咙里，也不给它时间下咽，完全像是在喂一只火鸡。
慢慢地，叶列昂诺拉开始枯萎消瘦。
几次探视时我发现她细皮嫩肉的身体上有几处青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呜咽的情形，“妈妈，想家！”她忘不了那间爬满臭虫的简陋小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阳光，在那里，她总是和妈妈在一起……
十五个月大的小叶列昂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向往不可能变成现实。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默默地转过脸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她们允许我给她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她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最后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带着我那一捆木柴回来时，她的小床上没人了。我发现她光着身子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躺在停尸房里。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年零四个月，死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最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我生了我唯一的孩子。55
在古拉格的档案里，保存着沃洛维奇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劳改营托儿所的照片。一本这样的相册以下述介绍开始：
斯大林的祖国阳光普照。这个国家因为它的领导者而充满了爱，因此，我们优秀的少年儿童就像整个年轻的祖国一样幸福。在这里温暖的大床上，睡着我国的新一代公民。吃饱了的他们睡得香甜，肯定正在快乐的梦乡里遨游……
相册里的照片证明了介绍文字的虚假。在一张照片上，一排戴着白口罩—劳改营卫生习惯的证据—喂奶的母亲抱着她们的婴儿目光严肃、面无笑容的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另一张照片上，孩子们正要出去傍晚散步。他们站成一排，看上去并不比他们的母亲更自然。在许多照片上，大概是为了防虱子，孩子们都剃成了光头，这产生了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小囚犯的效果，实际上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56“托儿所也是劳改营的组成部分，”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写道，“它有自己的看守室、自己的大门、自己的营房和自己的带刺铁丝网。”57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肯定知道对于住在劳改营的孩子们来说那里的生活多么可怕。至少我们了解到，劳改营检查人员曾经传递过这方面的信息：一九四九年的一份关于劳改营女囚犯状况的报告不满地指出，在古拉格系统的五十二万三千名女囚犯中，有九千三百人怀孕，同时还有两万三千七百九十人随身带着幼小的孩子。“考虑到对孩子们健康和教育的消极影响，”报告建议提前释放孩子们的母亲，同时提前释放家里有孩子的女囚犯，总共—如果把重罪惯犯和反革命政治犯排除在外—大约七万人。58
这种特赦时有实行。但是，仍然留在劳改营里的那些孩子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相反，由于他们对劳改营的生产效率没有贡献，因此，在大多数劳改营负责人的优先事宜清单里，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排在很低的位置上，结果，他们始终住在最简陋、最寒冷、最破旧的房子里。一名检查人员确认，某劳改营托儿所的室温从来没有超过十一摄氏度；另一名检查人员发现，一个托儿所的油漆脱落而且根本没有电灯，甚至没有煤油灯。59西伯利亚劳改营一九三三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劳改营缺少八百双童鞋、七百件儿童大衣和九百套餐具。60在托儿所工作的那些人也不一定都称职。恰恰相反，在托儿所干活儿的是所谓的“模范犯人”，通常是一些职业罪犯。约费写道，“她们总是一连几个小时与她们的‘丈夫’站在楼梯下面或者干脆离开，于是，无人喂食和照管的孩子就会生病，然后慢慢死去。”61
即使母亲们愿意，通常也不允许她们对孩子无人照管的状况有所补救—她们的怀孕已经使劳改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们被迫尽量提前恢复劳动，只不过勉强同意在劳动的过程中给她们一点喂奶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干四个小时只给她们十五分钟去喂孩子，而且仍然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接着回来继续干活儿，这意味着孩子们总是挨饿。有时甚至不许她们去喂奶。一名劳改营检查人员举例说，由于劳动的原因，一名女囚犯给孩子喂奶时迟到了几分钟，结果竟然不让她靠近孩子。62在一次采访中，一名前劳改营托儿所的管理员—不屑一提地—告诉我，在允许的喂奶时间—据她说是半个小时—里没有吃饱的孩子由保育员用奶瓶接着喂。
这个女人还证实了囚犯们所描述的另外一种残忍行为：一旦断奶，往往禁止女囚犯与她们的孩子继续保持任何联系。她说，在她那个劳改营，她亲自以有罪的母亲可能伤害孩子为由禁止所有母亲再来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散步。她声称，曾经看到一个母亲囚犯为了毒害自己的孩子给他吃搀了烟末的糖。她说，另一名囚犯故意在雪地上把孩子的鞋脱掉。“我对劳改营的儿童死亡率负责。”她向我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措施不让母亲接近孩子，“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这些孩子是多余的，因此，她们想把孩子弄死。”63可能是同样的逻辑导致别的劳改营负责人禁止母亲囚犯看望她们的孩子。不过同样可能的是，这一类规定是劳改营当局下意识残忍的又一产物：安排母亲囚犯看望孩子非常麻烦，于是，这种行为受到禁止。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使他们与父母骨肉分离，其后果可想而知。婴幼儿流行病大量出现。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如同检查人员的报告同样有所记载的那样，婴幼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以致经常被有关方面蓄意隐瞒。64而且，在劳改营的托儿所里，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孩子，几乎也不会拥有一个正常生活的童年。一些孩子可能相当幸运地得到了比较和善的囚犯女保育员的照料。一些孩子的情况可能相反。金斯堡本人就在一个劳改营托儿所里干过活儿，来到托儿所时她发现，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孩子也还不会说话：
只有几个四岁的孩子可以说一些互不连贯的单词。口齿不清的叫嚷、模仿和哼哼是交流的主要手段。“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说话？有谁教给他们了吗？”阿妮娅无动于衷地抱怨说。“在小班时，他们整天只是躺在床上。即使他们大声喊叫，也没有人让他们起来。那不允许，除非更换湿了的尿布—当然，是在有干的尿布可换时。”
当金斯堡试图教育她新照管的孩子时，她发现，只有一两个与他们的母亲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孩子能够学会一些东西。不过，即使是这些孩子的经验也很有限：
“看，”我让阿纳斯塔斯看我画的一座小房子，“这是什么？”
“营房，”小男孩回答得相当明确。
我用铅笔在房子旁边画了一只猫。但是没有孩子认得它，就连阿纳斯塔斯也不认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不常出现的动物。接着，我在房子周围画了一圈农村传统的篱笆。
“这又是什么？”
“囚犯区！”薇拉高兴地喊道。65
通常，孩子们在两岁时就会从劳改营的托儿所转到正规的孤儿院。有些母亲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把它当做孩子逃出劳改营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些母亲则表示反对，她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转到其他劳改营，从而离开她们的孩子，孩子的姓名以后也有可能会被更改或遗忘，致使无法确定亲缘关系甚至完全失去联系。66这种事情有时发生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的一些孩子身上。瓦莲京娜·尤尔加诺娅是伏尔加地区一个日耳曼富农的女儿，她被送进一个儿童收容所，那里收容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小，以致记不住自己的名字，结果，院方也被弄得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了。尤尔加诺娅告诉我，一个孩子被重新取名为“卡什塔诺娃”（“栗子”），因为在孤儿院后面的公园里种着许多栗子树。
多年以后，另外一个这样的孩子令人心碎地描写了她长期查寻父母的真实姓名却未能如愿的个人经历：以其护照上的姓氏，在她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的记录，而她当时年龄太小，因此不知道父母的真实姓名。不过，她记得过去生活的一些片断：“妈妈坐在缝纫机前。我向她要针和线……我自己在院子里……后来屋里暗了下来，右边的床上空无一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怎么地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害怕得要命。”67
怪不得当她们的孩子被带走时，有些母亲“哭天喊地，有些甚至急得发疯而被锁在仓库里，直到她们平静下来”。孩子们一旦离去，重新团聚的机会微乎其微。68
对于在劳改营里出生的孩子来说，出去之后的生活并不一定变得更好了。他们只不过是加入了另一类儿童受害者—父母被捕之后直接被人送进儿童收容所的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儿童—的大军。公办孤儿院一般都是人满为患，肮脏不堪，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而且经常会出人命。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回忆了她所在的劳改营把一批囚犯的孩子送进城市孤儿院时囚犯们的激动心情和所寄予的厚望—以及得知十一个孩子全部死于流行病时她们所感到的震惊。69早在集体化运动达到高潮的一九三一年，乌拉尔地区儿童收容所的所长们就纷纷写信给地方当局，为最近收容的成千上万名富农孤儿的照管问题紧急求助：
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三十个男孩。三十八个孩子只有七张床，几个“惯犯”睡在上面。两个十八岁的孩子破坏了电气设备，抢劫了商店，还与主任一起喝酒……孩子们睡在肮脏的地上，打牌—牌是用撕开的“领袖”画像做成的，抽烟，折断窗户上的栏杆，爬上墙头试图逃走。70
在另一个收容富农子女的收容所：
孩子们都睡在地上，鞋子也不够穿……有时几天没有水。他们的伙食很不好，午饭只有水和土豆。没有盘子和碗，他们吃饭用勺子。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一个杯子，小匙也不够；他们轮流使用或者直接下手。没有电灯，整个收容所只有一盏煤油灯，但是没有煤油。71
一九三三年，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儿童收容所给莫斯科的青少年事务委员会拍发了下面这份电报：“收容所的食物供应已经中断。一百名儿童正在挨饿。行政部门拒绝供给口粮。没有解决办法。望采取紧急措施。”72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三八年的一道命令提到一个儿童收容所，在这个收容所，两名八岁的女孩被一些较大的男孩强奸了，而在另外一个收容所，二百一十二个孩子共用十二把匙子和二十个盘子，因为没有睡衣只好穿着衣服和鞋睡觉。73一九四○年，娜塔莉娅·萨韦利耶娃—她的父母被逮捕了—被人从她所在的儿童收容所里“劫走”，一个想把她当佣人使唤的家庭收养了她。就这样，她与妹妹分开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妹妹。74
在这样的收容所，被捕的政治犯的子女日子过得尤其艰难，与同在收容所的普通孤儿相比，他们往往受到更恶劣的对待。如同十岁的斯韦特兰娜·科格捷娃所遭遇的那样，他们被要求“忘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75负责此类收容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得到指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把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挑选出来，以保证不让他们享受任何种类的特殊待遇。76由于这一规定，父母被捕之后，彼得·亚基尔在一个这样的孤儿院里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竟然得到了一个‘叛国者’子女头目的名声”，于是，十四岁的他立即被逮捕。他被转送到一个监狱，最终被送进一个劳改营。77
更多的时候，政治犯的子女受到戏弄和排挤。一名囚犯回忆说，到达孤儿院时，“敌人”的子女要像犯人一样取指纹。教师和保育员因为不想受到同情“敌人”的指责，都不愿意向他们表示太多的关爱。78据尤尔加诺娅说，双亲被捕的孩子因父母的“敌人”身份而受到无情的嘲弄，因此，她刻意荒废了小时候说过的德语。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