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那些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的子女很快也染上了职业罪犯的恶习。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格列博夫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格列博夫四岁时他的父亲被逮捕，接着，他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一个专门设立的孤儿院。那里的孩子约有百分之四十是“敌人”的子女，百分之四十是少年犯，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因流浪罪而被捕的吉普赛人的孩子。正如格列博夫对作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那样，即使对于政治犯的子女来说，那里同样具备早期接触青少年罪犯的便利条件：
我的同伴教给我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我这儿有个伤疤，这儿还有一个……当有人持刀攻击你时，你必须知道如何还击。最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不要等他们攻击你。这就是我们在苏联度过的幸福童年！80
然而，有些孩子长期被他们的孤儿院经历所伤害。一位母亲流放归来与她年幼的女儿团聚。可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几乎不能与人交流，总是用手抓食物，行为举止像野兽一样，这都是孤儿院让她学会的。81另一位服刑八年之后获释的母亲去孤儿院里接她的孩子，结果发现他们拒绝跟着她走。人们已经教给他们，他们的父母是“人民的敌人”，不值得爱戴和尊重。他们受到特别叮嘱，“如果你们的母亲来接你们的话”，你们要拒绝离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想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82
许多孩子逃出这种孤儿院，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旦发现自己流浪街头，他们很快就会掉进犯罪的深渊。他们一旦成为犯罪社会的一员，恶性循环就将持续下去。或迟或早，他们也有可能被逮捕。
乍一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乌克兰的某个包括八个劳改营的特殊劳改营组合的年度报告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报告列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劳改营和没有完成的劳改营。它表扬了囚犯劳动突击手。它严厉指出，大多数劳改营的食物奇缺而单一。它比较满意地特别提到，在检查期间，只有一个劳改营爆发了流行病—而且还是在五名囚犯从人们为患的哈尔科夫监狱转到那里以后。
然而，这份报告的一些细节足以说明这八个乌克兰劳改营的确切性质。例如，一名检查人员不满地指出，有一个劳改营缺少“课本、钢笔、作业本和铅笔”。还有一条说明明确指出，某些囚犯赌博输掉了他们的食物，有时提前把几个月的配给面包都输光了：年龄较小的劳改营居民似乎过于缺乏经验，以致打牌总是输给年龄稍大的囚犯。83
这份报告所涉及的八个劳改营是乌克兰的八个儿童聚居点。列入古拉格管辖范围之内的并不都是双亲被捕的孩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因自己的问题进入劳改营的。他们犯罪，被捕，然后被送到专门为少年犯设立的劳改营。这些劳改营同样由管理着成人劳改营的官僚部门管理着，因此，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成人劳改营如出一辙。
最初，这些“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在内战、饥荒、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逮捕期间与父母失散或离家出走的流浪儿、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及肮脏的街头乞儿设立的。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城市的火车站和公园里，这些街头流浪儿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俄国作家维克托·谢尔盖[62]对他们进行过描述：
我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见过他们，他们住在下水道里、广告牌下以及坟地的墓穴中，在那些地方，他们是不受打扰的主人；他们夜间在厕所里开会；坐在火车的顶部或汽车的底部到处流浪。他们的出现总是带着汗味、令人讨厌，他们向旅客乞讨几个戈比，然后躺下等待偷窃行李的机会……84
这些流浪儿人数众多而且问题成堆，因此，为了防止双亲被捕的孩子流落街头，古拉格于一九三四年在成人劳改营里设立了第一批儿童收容所。85稍后，在一九三五年，古拉格决定同样设立专门的儿童聚居点。通过大规模的突然搜捕把孩子们从街头带走集中起来，然后送到这些儿童聚居点，接受教育为加入劳动大军做准备。
一九三五年，苏联当局还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法律，使得孩子们早在十二岁时就得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此后，因偷偷拿了一点麦子而被捕的农村姑娘和被怀疑与其父母相互勾结的“敌人”的子女便与未成年妓女、少年扒手、街头流浪儿以及其他少年犯罪分子一起，踏上了通往少年监狱之路。86根据一份内部报告，三十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曾经抓过一个十二岁的鞑靼女孩，她不会说俄语，在火车站与母亲走散。他们把她一个人流放到了遥远的北方地区。87苏联的少年罪犯如此之多，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七年为那些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一贯破坏规章制度的孩子创办了具有“特殊管理制度”的儿童收容所。到一九三九年时，仅仅因为是个孤儿决不会再被送到少年劳改营了。此时，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实际上已被法院或“特别委员会”（ особоесовещание）判了刑的少年犯所准备的。88
尽管面临着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的威胁，少年犯的数量仍然持续不断地增加。战争不仅产生了孤儿，也产生了离家出走者和无人监管的儿童—他们的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每天在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还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少年罪犯：逃离工厂的生产岗位—这种情况有时是在工厂被转移到远离孩子们的家庭的地方之后发生的—从而违反了“未经许可擅自离开军工企业工作岗位”的战时法律的未成年工人。89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统计，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儿童“接待中心”收容了八十四万两千一百四十四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其中大部分被送回父母身边，或者送到儿童收容所和中等职业学校。但是，数量可观的儿童—据记载，有五万两千八百三十人—被安置在“劳动—教育聚居点”。“劳动—教育聚居点”只不过是少年集中营的一个动听的名称而已。90
在许多方面，孩子们在少年劳改营的待遇与父母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孩子们的被捕和押解遵照的是相同的规定，只有两点除外：一是要求把他们与成年犯人分开，另外，他们试图逃跑时也不会被开枪打死。91他们被关在与成年人同样的监狱里，住的是单独分开但条件同样恶劣的牢房。一名检查人员对这种牢房的描述令人沮丧地似曾相识：“墙壁肮脏不堪，不是所有囚犯都有铺位和床垫。他们没有被单、枕套或毯子。在五号牢房，因为没有窗玻璃，窗户用一个枕头遮挡着，而在十四号牢房，一扇窗户根本关不上。”92另一份报告称，由于没有热水而且缺少杯、碗和马桶之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少年犯监狱的“卫生条件让人无法接受”。93
一些年龄较小的囚犯也像成年囚犯一样受到审讯。
在孤儿院里被捕以后，十四岁的彼得·亚基尔首先被关进了一个成年人监狱，接着完全像个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审讯他的人指控他“组织了一支无政府主义的骑兵队，目的是在红军战线的后方活动”，并且引用亚基尔爱好骑马的事实作为证据。后来，亚基尔被以“社会危险分子”的罪名判了刑。94十六岁的波兰男孩耶日·克米齐克试图越过苏联边境进入匈牙利—这发生在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波兰之后—时被逮捕，他也像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一连几个小时，他被要求保持站立或者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只给喝咸菜汤，不给水喝。除了别的问题之外，审讯他的人想知道，“为了让你提供情报，丘吉尔先生付给你了多少钱”。克米齐克不知道丘吉尔是谁，因此要求解释一下这个问题。95
档案还保存了对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莫罗兹的审讯记录，他被指控在孤儿院里从事“反革命活动”。莫罗兹的母亲和十七岁的哥哥已经被捕。他的父亲被枪毙了。莫罗兹记日记，内务人民委员部发现了他的日记，在日记中，莫罗兹谴责了周围的“谎言和诽谤”：“如果有人十二年前开始沉睡而在今天突然醒来，他将会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虽然被判在劳改营里服刑三年，莫罗兹却在一九三九年死于狱中。96
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一九三九年，苏联新闻界报道了一些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因逼迫囚犯作虚假招供而被捕的案件，西伯利亚的一份报纸透露了其中一个案件的真相，这一案件涉及一百六十名儿童，大部分儿童的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但是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只有十岁。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的四名官员因审讯这些儿童而被判处五到十年有期徒刑。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写道，这些孩子的供词“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十岁的孩子经过一夜审讯就受不了了，于是承认自己从七岁起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97
对于儿童囚犯，强制劳动制度同样提出了无情的要求。因此，尽管儿童聚居点一般并不设在条件比较艰苦的北方林业或矿业劳改营里，但是在四十年代，北方边远地区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却有一个少年营站。营站的一千名囚犯被安排在诺里尔斯克制砖厂干活儿，其他囚犯则被派去清除积雪。在这些年龄大多为十五六岁的囚犯中，有一些十二三四岁的孩子，再大一点的少年囚犯已被送往成人劳改营。许多检查人员对诺里尔斯克少年劳改营的条件表示不满，结果，它最终向南迁移到苏联某地—不过那是在许多年幼囚犯像成年囚犯一样成为因寒冷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受害者之后。98
更为典型的是前面那份乌克兰的年度报告，报告说明，乌克兰儿童劳动聚居点的儿童被安排在木制品厂、金属加工厂和缝纫厂里干活儿。99克米齐克当时被关在乌克兰日托米尔附近的一个儿童聚居点，他在一个家具厂劳动。100儿童聚居点还有许多与成人劳改营相同的习惯做法。有必须达到的生产指标，有必须完成的个人定额，有必须遵守的管理制度。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年所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四个小时，另外四个小时用于做作业。同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两个小时用于做作业。101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一命令无法遵照执行，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学校。102
在克米齐克那个少年劳改营，只是晚上才上课。除了别的内容之外，他在课堂上听到的还有，“英国是西欧的一个岛国……它被身穿带白领圈的红色长袍的君主统治着。他们让工人为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可是只给工人一点点钱。”103孩子们在那里主要不是受教育：一九四四年，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少年劳改营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努力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它们生产了地雷、手榴弹和其他物资，总产值为一亿五千万卢布。104
孩子们也受到与成年囚犯一样的劳改营宣传。三十年代中期的劳改营报纸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少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肆赞扬“三五少年”—根据一九三五年的那项法律而被关进劳改营的街头流浪儿，吹嘘他们通过参加体力劳动看到光明并改过自新。这些报纸还严厉谴责了那些不明白“他们必须告别过去才能开始新生活”的孩子，“……打牌、酗酒、耍流氓、拒绝劳动、偷窃等等行为在他们当中普遍存在”。105为了与这种早期的“寄生行为”作斗争，孩子们被迫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同类型的文化教育音乐会，唱同样的斯大林时代歌曲。106
最后，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们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一年所下达的另一道命令要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儿童聚居点和儿童接待中心内部组织检举揭发活动—建立一个“告密者网络”。反革命情绪随着谣言在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中间传播，尤其是在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中间传播。有个劳改营的孩子们甚至举行了一次小型暴动。他们占领了食堂然后将其捣毁，他们还攻击看守，有六个孩子受伤。107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少年劳改营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送到普通劳改营，因此不像其他孩子那样为普通成年囚犯所包围。实际上，就像到处都有怀孕的女囚犯一样，成人劳改营里数量不断增加的少年犯给劳改营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长期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月，亨里希·雅戈达愤怒地给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写信说，“尽管我已下达命令，但是并没有把未成年囚犯送往少年劳教聚居点，而是把他们与成年囚犯混合关押在一起。”他说，根据最新统计，仍有四千三百零五名少年犯关押在普通监狱里。108在十三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检察院的调查人员仍然抱怨成人劳改营里关着太多的未成年囚犯，在那里，他们逐渐被成年罪犯带坏了。劳改营当局特别提到，当时某劳改营的职业罪犯大头目甚至把一个十八岁的小偷训练成了职业杀手。109
少年犯（малолетки）几乎得不到关押在一起的囚犯的同情。“饥饿和恐惧使他们完全失去了防御的能力，”列夫·拉兹贡写道。他注意到，少年犯自然而然地为看上去最强悍的囚犯所吸引。这是一些职业罪犯，他们把男孩变成“仆人、不说话的奴隶、小丑、人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还把男孩和女孩变成娼妓。110然而，少年犯的恐怖经历并没有引起多少同情，相反，在劳改营回忆录文学中，一些最严厉的责骂针对的正是他们。拉兹贡写道，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少年囚犯很快就“全都显示出某种可怕而且不可救药的报复性残忍，毫无约束或责任心”。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无所畏惧。看守和劳改营的负责人不敢进入少年犯单独居住的营房。劳改营最邪恶、最玩世不恭、最残忍的行为都发生在那里。如果某个职业罪犯团伙的头目赌博时输掉了一切然后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那些小子就会为了一天的面包或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杀了他。那些姑娘则以能够满足整整一队伐木工人的欲望而自豪。这些孩子身上没有剩下多少人性，因此，无法想象他们可以返回正常社会重新成为普通人。111
索尔仁尼琴颇有同感：
在他们的意识中，什么可以做与什么不可以做之间没有界线，他们也没有善恶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的一切都是好的，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鲜廉寡耻、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因为在劳改营里这样处事最有利……112
荷兰囚犯约翰·维格曼斯也提到过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许并不介意必须在这样的劳改营里生活。按要求他们应该去劳动，但实际上他们做的都是最不应该做的事。不过，他们经常有办法得到好处，而且随时可以向他们的狐朋狗友学习”。113
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亚历山大·克莱因讲过两个作为游击队员被逮捕的十三岁少年的故事，他们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二十年。两人在劳改营待了十年，当有人想把他们分开时，他们通过绝食抗议设法继续待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年龄，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派他们从事轻松的劳动并且额外给他们分食物。两人争取参加了劳改营技术课程的学习，在被斯大林死后所实行的一次特赦释放之前，他们成为合格的工程师。如果不是在劳改营，克莱因写道，“谁会帮助半文盲的农村孩子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成为有用的专业人员？”114
然而，当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处寻找曾为少年囚犯的那些人所写的回忆录时，我发现找到它们非常困难。除了亚基尔、克米齐克的回忆录以及纪念协会和其他组织所收集到的另外少数几个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找不到别的了。115不过，这样的儿童数以万计，应该还有许多人仍然活着。我甚至向一位俄国朋友建议，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设法找到一些这样的幸存者进行采访。“不要，”她劝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变成了什么样。”几十年的宣传，几十年来挂在孤儿院墙壁上的“为我们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的标语并没有使苏联人民相信，除了成为庞大而无所不在的苏联犯罪阶层的合格成员之外，劳改营的少年、街头的流浪儿和孤儿院的孩子们还会变成别的什么。
注释：
1维连斯基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 53-54页。
2实例参见本书作者对西梅翁 ·维连斯基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九年三月六日。
3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38页。
4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36页。
5同上，第134-135页。
6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72-75页。
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7。
8实例参见阿林所著《寥寥数语，悲在其中》，第157-160页和叶夫斯托尼切夫所著《无辜受过》，第1920页。
9根据各种资料来源汇集的统计数字，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为此我向亚历山大·科库林表示感谢。
10《并非我的刑罚的组成部分：对在押女犯人权的侵犯》。
11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415-431页。
12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73-174页。
13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18页；阿纳托利·马尔琴科：《像大家一样生活》（保罗·戈德堡英译），第16页。
14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46-47页。
15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88-391页和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
16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同上。
17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18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86-187页。
19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
20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21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22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23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33页。
24本书作者对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
25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60页。
26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
27布恰：《沃尔库塔》，第134-135页。
28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63-164页。
29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33页。
30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35页。
31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87页。
32同上，第187-188页。
33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28-133页。
34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
35本书作者对西特科和佩乔拉的采访。
36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223页。
37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38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48249页。
39同上，第249页。
40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命令，见《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第86-93页。
4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6。
42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188-189页。
43娜塔莉娅·扎波罗热茨的回忆文章，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532-539页。
44西梅翁·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19181956》，第428页。
45同上，第41-42页。
46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7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17页。
48例如，一九四五年对有孩子的女犯所实行的特赦专门将政治犯排除在外，一九四八年特赦的情况类似。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54；9401/1a/191和9401/1/743。
49本书作者对哈恰特良的采访。
50苏奥玛·莱恩·拉蒂，未发表的回忆录，鲁本·拉贾拉收藏。我为这份手稿向鲁本·拉贾拉表示感谢。
51约费：《回首往日时光》，第124页。
52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84页；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741。
53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54雅科文科：《阿格涅萨》，第196页。
55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60-264页。
5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44和45。
57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页。
5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234。
5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313/37/4554和1261。
60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50页。
61约费：《回首往日时光》，第127-135页。
6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313/37/4554。
63本书作者对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劳改营孤儿院院长的采访，莫斯科，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6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313/37/4554。
65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11页。
66尽管我所采访的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改营托儿所管理员否认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是，大量回忆录作者提到了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的母亲。苏珊娜·佩乔拉说，在特种劳改营里，这是常规的做法。
67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241-242页。
68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56-161页。
69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320页。
70亚历山大·巴扎罗夫：《杜雷洛姆，或集体农庄的主人》，第362页。
71同上，第370-376页。
72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44页。
7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0。
74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248页。
75同上，第247页。
7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0。
77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31页。
78《虚无的回声》，作者不详，第289-292页。
79本书作者对瓦莲京娜·尤尔加诺娅的采访，伊斯基季姆，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
80霍克希尔德：《阴魂不散的幽灵》，第87页。
81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82拉蒂，未发表的回忆录。
8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
84维克托·谢尔盖：《二十年后的俄国》（马克斯·沙克特曼英译），第28页。
85巴扎罗夫：《杜雷洛姆，或集体农庄的主人》，第383页。
8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42和9401/1a/7；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47-451页。
87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1页。
8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42；巴扎罗夫：《杜雷洛姆，或集体农庄的主人》，第385-393页。
89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62页。
9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2/1/58。
9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2和7。
9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53。
9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57。
94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32-62页。
95耶日·克米齐克：《古拉格里的一个男孩》，第70-74页。
96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283-293页。
97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74页。
9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9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
100克米齐克：《古拉格里的一个男孩》，第93-94页。
10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81。
10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103克米齐克：《古拉格里的一个男孩》，第114117页。
104本书作者所拥有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
10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摘自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改造》报。
10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2/1C/147。
10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7。
10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7/84。
10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47。
110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62-163页。
111同上，第162页。
11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57页。
113维格曼斯：《在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十年》，第90页。
114亚历山大·克莱因：《少年之死》，第20-25页。
115这些回忆录的摘录见维连斯基等人所著《古拉格的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