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什么—筋疲力竭？
这意味着什么—劳累过度？
每一个动作都令人恐惧，
每动一下你那疼痛的胳膊和双腿
都会感到非常饥饿—好想吃面包
“面包，面包，”让人心跳。
在阴沉天空的远处，
冷漠的太阳缓缓移动。
你的呼吸发出轻微的喘声
气温在零下十五度
这意味着什么—濒临死亡？
群山冷眼旁观，依旧默默无言。
—尼娜·哈根—托恩，《回忆录》1
在古拉格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囚犯始终都在劳改营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垂死挣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像死人一样活着。劳改营俚语发明了一套专用术语描述这种状况。有时，垂死的囚犯被称为“灯芯”（фитиль），意思是他们像蜡烛的芯一样即将燃尽。他们还被称为“吃屎的人”（гавноеды）或“吃猪食的人”（помоечники）。对他们最常用的称呼是доходяги，它出自表示“到达”的俄语动词доходить，通常翻译成“到头的人”。雅克·罗西在《古拉格手册》中写道，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称呼：垂死的囚犯终于“到达了社会主义”。2还有人更加直白地说，这个称呼意味着，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也没有到达社会主义。
简单地说，到头的人正在被饿死，他们因饥饿和维生素缺乏而身患疾病：坏血病、糙皮病、各种各样的腹泻。最初，这些疾病以牙齿松动和皮肤溃疡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的症状有时甚至折磨着劳改营看守。3接着，囚犯就会患上夜盲症。古斯塔夫·赫林回忆了他所“看到的夜盲症患者，清晨和傍晚缓慢地走过营区，他们的手颤抖着伸向前方”。4
挨饿还会导致胃病、头晕和莫名其妙的腿部浮肿。托马斯·斯戈维奥曾经从饿死的边缘恢复过来。一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一条腿“呈紫红色，比另一条腿粗了一倍。它还发痒，上面满是斑点”。很快，“斑点变成了大面积溃疡，向外渗着血和脓。我用手指按压紫红色的皮肉以后—压痕迟迟不会褪去”。当斯戈维奥发现自己的腿穿不进靴子时，有人告诉他把靴筒割开。5
在饥饿的最后阶段，到头的人的外表看上去古怪异常、不成人样，这使苏联政权所使用的没有人性的语言得到了有形地体现：也就是说，在垂死的日子里，人民的敌人已经完全不是人了。他们的行为变得疯狂，经常大喊大叫几个小时。他们的皮肤松弛而干涩。他们的眼睛闪着一种奇怪的微光。他们吃能够抓到手的任何东西—小鸟、小狗、垃圾。他们行动缓慢而且大小便失控，因此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恶臭。塔玛拉·佩特克维奇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见垂死的囚犯时的情形：
铁丝网后面有几个怪物，隐约使我联想到人……他们有十个人，羊皮纸似的棕色皮肤包在嶙峋的骨骼上，他们全都光着上身，剃掉了头发，干瘪的乳房下垂。他们只穿着肮脏破旧的内裤，胫骨从腿上干瘪的皮囊下凸显出来。这是一些女人！饥饿、炎热和辛劳把她们变成了干巴巴的标本，仍然不可思议地眷恋着人生残留的最后时光。6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到头的人作了令人难忘的描写，讲述了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他们缺失的身份，他们的人性特征，他们的无声无息—这是他们的遭遇让人感到恐怖的部分原因：
我举起望远镜向林中的道路望去
望见那些倒在途中的人
望见那些再也走不动
却不得不拖着脚步前行的人
望见他们铁青的嘴唇
望见他们一模一样的面孔
望见他们绽开裂口的外套上结满了冰霜
望见他们的手上没有手套
望见他们小口喝着破罐头盒里的水
望见坏血病损害着他们的牙齿。
望见肥壮狼狗的獠牙
狼狗在清晨把他们叫醒
望见阴沉的太阳
对他们漠然而视
望见白雪堆起的墓碑，
那是暴风雪的杰作
望见定量分配的发黏的粗面包
被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望见高高在上的灰蒙蒙天空
望见阿扬-尤里亚赫河！7
但是，在苏联劳改营里使用到头的人这个词的时候，它所描述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状态。如同斯戈维奥所解释的那样，“到头的人”不只是生病了：他们是一些饥饿达到某种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不再在乎自己的囚犯。情况通常是逐步恶化成这个样子的，例如不再洗澡，不再控制大便，对于人身侮辱不再有正常人的反应—直到他们由于饥饿完全精神错乱为止。第一次遇见一名处于这种状态的囚犯时，斯戈维奥受到了深深的震撼。那是一位名叫爱森斯坦的美国共产党员，斯戈维奥在莫斯科的一个熟人：
开始我没认出我这位朋友。当我向他打招呼时，爱森斯坦没有反应。他的脸上挂着到头的人那种茫然的表情。他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存在一样。爱森斯坦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把大饭桌上的空盘子集中起来，在上面搜寻星星点点的残羹剩饭。他用手指抿一遍盘底，然后放进嘴里去舔。
斯戈维奥写道，爱森斯坦已经变得像其他“灯芯”一样，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
他们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不去洗澡—即使当他们有机会洗澡时。灯芯也不操心把吸血的虱子找出来掐死。到头的人不用囚衣的袖子去擦流出来的鼻涕……灯芯不大在意受人攻击。受到同营囚犯攻击时，他会把头抱住不让打到。他总是倒在地上，然后，当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身体情况允许，他就会站起身来停止哭泣，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收工之后可以看到到头的人在食堂周围转来转去讨一点剩饭。出于消遣，炊事员会把一勺菜汤泼在他的脸上。这种情况发生时，可怜的家伙会用手指匆忙抿着湿漉漉的胡须舔起来……灯芯们站在饭桌旁边，等着有人剩下一点汤或粥。剩饭出现时，离得最近的灯芯马上就会冲过去。在接下来的争夺中，他们经常把汤弄洒。然后，他们趴在地上争相舔食，直到最后一点宝贵的食物吃进他们嘴里为止。8
一些曾经成为到头的人而在后来身体复原得以幸存的囚犯试图解释作为一个活死人的感觉，这些解释并不全都令人信服。雅努什·巴尔达赫回忆说，在科雷马待了八个月之后，“我醒来时感到头晕目眩而且意识不清。早晨起床之后打起精神走到食堂要用更长的时间。”9眼镜第一次被盗—“近视的人很清楚没有眼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在云里雾里”—并且接着由于冻伤失去左手的手指之后，雅科夫·埃夫鲁西变成了一个到头的人。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感觉：
持续的饥饿摧毁了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去想吃的，你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体力不济使你的意志更加薄弱，因为持续的饥饿剥夺了你的自尊心。你的所有想法全都围绕着一件事情：如何弄到更多的食物？这就是到头的人总是在垃圾坑旁、食堂周围、厨房门口转来转去的原因。他们等着发现是否可能有人从厨房里扔出一些可以吃的东西来，例如几片卷心菜叶。10
正如古斯塔夫·赫林也曾尝试描述的那样，厨房的诱惑以及对于食物的痴迷使许多囚犯几乎什么也不考虑：
饥饿对于身体的影响没有限度，不仅仅是动摇了人的尊严使其处在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不能保持独立的平衡。多少次我把苍白的脸紧紧贴在厨房结了冰的窗玻璃上，无声地乞求负责打饭的列宁格勒小偷费季卡再打给我一勺稀汤。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厨房旁边的空地上，我最好的朋友、工程师萨多夫斯基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一罐菜汤拿着它跑了，甚至没等跑到厕所就把那一罐热汤胡乱倒进了嘴里。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让他惩罚那些使别人深受饥饿之苦的家伙吧。11
耶霍舒阿·吉尔博亚是一九四○年被捕的一名波兰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生动地描述了囚犯惯用的那些使自己相信他们吃的比实际上要多的做法：
我们试图用把面包弄碎然后拌上大量盐水的方法欺骗自己的肚子。这种美味叫“面包酱”。咸水具有一点面包的颜色和味道。你喝掉咸水而面包糊仍在。你再往里面倒水，直到榨尽其中最后一点面包味。如果你在喝饱了面包水以后把剩下的这些面包酱当做甜点吃，它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滋味了，但是，你使自己产生了错觉，面包的分量似乎增加了几百克。
吉尔博亚还提到，他同样把咸鱼泡在水里。泡过咸鱼的水“可以用来做面包酱，然后你就真的有了适于国王享用的美味佳肴”。12
一名囚犯一旦开始把他的时间全部用来在厨房周围转悠拣拾垃圾剩饭，一般情况下，他已经离死不远了，实际上随时可能死去：夜里躺在床上，干活儿去的途中，走过囚犯区时，晚上吃饭时。雅努什·巴尔达赫曾经见过一名囚犯在晚点名时倒下。
一群人围着他。“我要这顶帽子，”一个人说。其他人则抢走了死者的靴子、裹脚布、外套和裤子。为了他的内衣还发生了争夺。
衣服刚一被扒光，倒地者的头和手就抬了起来，他声音微弱但清晰地说，“太冷了。”接着，他的头又重重地落到雪地上，两眼蒙上了一层薄翳。无论是否抢到了什么，食腐者的人群无动于衷地散开了。他可能是在被扒光以后的那几分钟冻死的。13
然而，饥饿不是囚犯致死的唯一原因。由于矿山和工厂危险的生产条件，很多囚犯在干活儿时死亡。一些因饥饿而身体虚弱的囚犯也容易死于其他疾病和瘟疫。我已经提到了斑疹伤寒流行，而虚弱和饥饿的囚犯对许多别的疾病也非常敏感。例如，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一九四一年第一季度有八千零二十九人入院治疗，七百四十六人得了肺结核，其中一百零九人死亡；七十二人得了肺炎，二十二人死亡；三十六人得了痢疾，九人死亡；一百七十七人冻伤，五人死亡；三百零二人肠胃不适，七人死亡；二百一十人干活儿时出了事故，七人死亡；九百一十二人循环系统有问题，一百二十三人死亡。14
尽管这个话题令人不解地成为禁忌，囚犯的确也有人自杀。很难说有多少人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幸存者当中，关于究竟有多少自杀者也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诗人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写道，劳改营里没人自杀，人们都在竭尽全力苦苦挣扎着活下去。她的看法还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响应。15叶夫根尼·格涅金写道，尽管在监狱里以及后来流放时他曾想到过自杀，但是，在劳改营的八年时间里，“自杀的念头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每一天都是在为生存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怎么可能想到放弃生命呢？有一个目标：脱离这里的苦难；还有一个愿望：遇见一个喜欢的人。”16
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达尔提出一种不同的意见。她在调查期间遇见两位莫斯科的心理学家，他们曾在古拉格系统进行过研究或工作。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和格涅金一样，他们坚持认为自杀和心理疾病并不多见，当她举出相反的证据时，“他们感到意外—并且多少有些不快”。她把这种过分的固执归因于俄罗斯的“禁欲神话”，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17文学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推测，目击者异乎寻常地对自杀避而不谈是因为他们想要强调其经历的独特性。令人非常敬畏的是，甚至没有人以“通常的”方式自杀：“幸存者首先要传达的是劳改营的另类性。”18
《垂死的囚犯》—谢尔盖·雷肯贝格作，马加丹，时间不详
实际上，关于自杀的证据流传下来的非常多，许多回忆录作者提到过它们。有人描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杀，一名职业罪犯在一场纸牌游戏中“赢走”了他的性伴侣。19还有人讲过一位德裔苏联公民自杀的事情，他给斯大林留了一张纸条：“我的死是抗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们这些苏联德国人所采取的暴力非法行径的有意识的行为。”20一名科雷马的幸存者写道，三十年代，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囚犯故意迅速走向“死亡区域”—劳改营围栏旁边的真空地带—然后站在那里等着被开枪打死。21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亲手割断了她的朋友波琳娜·梅利尼科娃上吊的绳索并且钦佩地写道：“她用自己的行动维护其作为一名囚犯的权利，而且使之有效地产生了作用。”22托多罗夫也再次写道，古拉格和纳粹集中营的许多幸存者同样都把自杀视为行使自由意志的一种机会：“通过自杀，人们改变了事情的进程—哪怕只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而不仅仅是对其作出反应。这种自杀是反抗不是绝望。”23
在劳改营当局看来，囚犯怎么死的全都一样。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重要的是对死亡率保密，或者至少部分保密：发现死亡率“太高”，营站负责人就有受到处罚的危险。尽管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尽管居然有人鼓吹囚犯该死的观点，不过，偶尔确实会有一些死亡率特别高的劳改营的负责人丢掉了他们的职位。24这就是为什么—像一些前劳改营囚犯所描述的那样—医生知道不能让检查人员亲眼看到囚犯的尸体；为什么提前释放垂死的囚犯成为某些劳改营的惯例。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出现在劳改营死亡率的统计数字中。25
即使囚犯死亡被记录在案，记录也不一定真实可靠。劳改营负责人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确保医生开出的囚犯死亡证明不把“饥饿”列为死亡的主要原因。例如，外科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曾经接到明确的命令，无论囚犯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全都写成“心肌梗死”。26这样做有可能事与愿违：在一个劳改营，医生列出的“心脏病发作”的病例实在太多，以致检查人员产生了怀疑。检察官迫使医生挖出尸体，结果确认这些囚犯其实死于糙皮病。27这种混乱并不全是蓄意而为：在另一个劳改营，档案记录非常混乱，以致一名检查人员抱怨说，“死人当做活着的囚犯，逃走的当做在押的囚犯，反之亦然。”28
当局通常也会千方百计不让囚犯了解囚犯死亡的事实。尽管无法彻底隐瞒囚犯的死亡—一名囚犯提到，尸体“在围栏旁边摞成一堆直到解冻”29—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掩盖。在许多劳改营，尸体夜间被运走，然后埋在秘密的地方。为了完成劳动定额，爱德华·布恰不得不留下来加班，结果却偶然看到了沃尔库塔劳改营是如何处理尸体的：
尸体像原木一样堆放在一个侧面敞开的棚子里，积攒到足够在劳改营的墓地来一次大规模掩埋之后，它们被装上雪橇，赤身裸体，头在外，脚在里。每具尸体上有一个木头标牌，拴在右脚的大脚趾上，写着它的姓名和号码。雪橇驶出劳改营大门之前，监督员—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用一把丁字镐猛砸每具尸体的头部。这是为了确保没有人活着出去。一出劳改营，尸体便被倒进一个坑里，那是夏天为了这一目的而挖成的几个大坑之一。不过，当死者的数量增加时，确认他们真正死亡的方法有所变化。看守用一根通条—一头磨尖的粗铁丝—刺进每具尸体而不再用丁字镐砸脑袋。显然，这比抡丁字镐省力气。30
大规模掩埋可能也要保守秘密，因为严格来说这也是被禁止的—这并不是说大规模掩埋不普遍。俄国各地的劳改营旧址都有万人坑的明显痕迹，有时甚至墓坑下面还有墓坑：北方边远地区的永久冻土不仅保存了尸体，而且还在神秘的原始条件下，如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所描写的那样，尸体有时还会随着一年一度的封冻解冻发生位移：“北方用它所有的力量抵抗人类的这种行为，拒不接受埋进其腹地深处的那些尸体……地球带着地下的宝藏运行，不仅包括金和铅、钨和铀，而且包括不腐烂的人类尸体。”31
然而，它们不应该在那里，于是，古拉格当局于一九四六年向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发出一道命令，要求他们掩埋尸体要分散，包上裹尸布，埋在深度超过一点五米的墓坑里。命令还要求把掩埋尸体的位置标出来，用一个号码而不是姓名。只有劳改营的档案管理员可以知道谁埋在什么地方。32
一切似乎非常文明—除了另外一道允许劳改营拔掉死者金牙的命令之外。拔牙要求在一个由劳改营医疗、管理、财务等部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金牙拔出之后应当送到距离最近的国家银行。不过，难以想象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多么频繁。在一个有太多尸体的地方，直接偷窃金牙肯定很容易得手，很容易隐藏。33
正如赫林所描写的那样，因为有太多的尸体—而这最终成为与死于囹圄有关的可怕问题：
死在劳改营里具有另外一种恐怖之处：死得无声无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死者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一名囚犯死去之后是否开具过任何形式的死亡证明……人们肯定永远不会得到他们的死讯，人们肯定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埋在哪里，这是囚犯所经受的最严重的心理折磨之一……
营房的墙壁上刻满了囚犯的名字，囚犯还请求朋友在其死后刻上一个十字架和一个日期留下完整的资料；每个囚犯均以严格固定的时间间隔给家人写信，以便通信突然中断能使家人知道他死亡的大概日期。34
不管囚犯多么努力，许许多多人的死亡仍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记录在案、最终被人遗忘。没有填写死亡登记表；没有通知家人亲属；木制标记也不见了。徘徊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旧址，可以看到万人坑的痕迹：凹凸不平的斑驳地面，幼小的松树，覆盖墓坑半个世纪之久的草丛。有时，某个当地的组织竖起一个纪念碑。通常没有任何标记。长眠者的姓名、生平、个人简历、家庭关系、来龙去脉—全都不为人知。
注释：
1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44页。
2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07-108和476页。
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
4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51页。
5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77页。
6塔玛拉·佩特克维奇：《只是一种命运》，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23-224页。
7沙拉莫夫，引自地下出版物，加丽娅·维诺格拉多娃帮助翻译。尽管本书作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沙拉莫夫的作品，不过，确实有一些作品假借他的名义在苏联流传。
8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62和160-161页。
9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6页。
10埃夫鲁西：《谁是“Э”？》，第236页。
11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36页。
12耶霍舒阿·吉尔博亚：《坦白！忏悔！》（多夫·本·阿巴英译），第53-54页。
13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5页。
1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797。
15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第263页。
16格涅金：《走出迷宫》，第80-86页。
17凯瑟琳·梅里达尔：《石头之夜：俄国的死亡和记忆》，第261页。
18茨维坦·托多罗夫：《面对极端》（阿瑟·登纳和阿比盖尔·波拉克英译），第37页。
19罗特福尔特：《科雷马—地狱》，第40-41页。
20安德烈·艾森贝格尔：《如果不说出来—就会憋死》，第38-39页。
21明德林：《正面与侧面》，第60页。
22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91页。
23托多罗夫：《面对极端》，第63页。
2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25布恰：《沃尔库塔》，第150页；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8页。
26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第80页。
2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2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2。
29梅里达尔：《石头之夜》，第265页。
30布恰：《沃尔库塔》，第152页。
31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81页。
3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809。
3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71。
34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