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瘦弱、孤独而且一丝不挂，
我没有一点生气。
我的四周笼罩着
极地紫色的昏暗……
我朗诵我的诗歌
把它们大声喊出来
光秃秃的聋子树木
受到惊吓。
只有来自远山的回声
萦绕在耳边。
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
我恢复了平静。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我生活中的几个片断》1
最终，一些囚犯活了下来。他们确实在最惨无人道的劳改营里，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从战争年代、饥荒年头、大规模处决时期活了下来。不仅如此，一些人历经磨难之后心理状况良好，足以使他们回家、恢复进而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雅努什·巴尔达赫成为艾奥瓦城的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回去讲授阿拉伯文学。列夫·拉兹贡回去创作童话故事。阿纳托利·日古林则继续写诗。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搬到了莫斯科，多年来是一个幸存者圈子的核心和灵魂，这些幸存者围坐在她家的餐桌旁吃饭、喝茶、讨论问题。被捕时是个少女的阿达·普里任斯卡雅获释之后结了婚，并且生了四个孩子，其中几个成为有才华的音乐家。我在一个菜肴丰盛、气氛欢乐的家庭宴会上见到普里任斯卡雅的两个孩子。席间，普里任斯卡雅一个接着一个端上美味的冷盘，当我再也吃不下去时，她似乎感到有点失望。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的家里同样充满了笑声，许多笑声来自伊莲娜本人。四十年之后，她会拿她当囚犯时所穿的衣服开玩笑：“我认为，你可以把那叫做夹克，”她努力描述着她的无款无型的劳改营大衣。她的谈吐文雅的成年女儿与她一起谈笑风生。
有些人甚至开始了非凡的人生。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戈尔巴托夫将军协助指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在科雷马并于战时在一个黑店服刑了一段时间之后，谢尔盖·科罗廖夫继而成为苏联太空计划之父。离开劳改营的古斯塔夫·赫林参加波兰军队投入了战斗，尽管后来流亡那不勒斯从事写作，仍然成为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波兰最受尊敬的文化界人士之一。二○○○年七月他去世的消息刊登在华沙各报的头版上，整整一代波兰知识分子称赞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古拉格回忆录《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这些男人和女人所恢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能力。本人成为渥太华大学外科学教授的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写道，“伤口愈合，然后你可以恢复健康，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加坚定而且更有人性的小人物……”2
当然，古拉格幸存者的故事并不都是如此圆满结束的，人们肯定不能根据所阅读的回忆录这么说。显然，没有活下来的人不会撰写回忆录。精神和肉体因劳改营经历受到损害的人不会撰写回忆录。由于做了一些后来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情而幸存的那些人多半也不会撰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他们也不一定讲述全部事实真相。几乎没有任何告密者—或者决心承认自己做过告密者的人—的回忆录，同样，几乎没有愿意承认为了继续活着而伤害或者杀死过同劳改营囚犯的幸存者的回忆录。
《在劳改营五年（幸存者）》：囚犯的脸，随着时间而变化—囚犯阿列克谢·梅列科夫作，地点与时间不详
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幸存者怀疑某些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是否具有真实性。尤里·佐林是一名年纪较大的幸存者，我在他所居住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对他进行采访时，他不太配合，他拒绝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一个关于生存哲学的问题。他说，没有什么生存哲学。尽管从幸存者的回忆录来看，囚犯似乎“讨论一切，思考一切”，但是他对我说，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活到第二天，继续活着，不生病，少干活儿，多吃饭。这就是一般没人讨论哲学的原因……拯救我们的是年轻、健康、身体强壮，因为在那里，我们生活所依据的是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3
因此，对于整个有关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幸存了下来—以及他们为什么幸存下来—的问题，必须进行非常认真细致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可以依据的档案资料，也没有真实可靠的“证据”。我们不得不相信愿意以书面或者接受采访的形式描述其经历的那些人的话。其中任何人也许都有向读者隐瞒其人生的某些方面的理由。
尽管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还是有可能在已经发表或者存放于档案馆的数百部回忆录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因为生存的策略确实存在，而且当时为人熟知，只是根据囚犯所处的特定环境，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三十年代中期甚至四十年代后期，当劳动主要是在工厂干活儿而且食物供应虽不充足但还稳定时，在俄罗斯西部的劳动定居点生存也许并不需要特别的心理调整。另一方面，饥饿的战争年代要想在北方边远地区—科雷马、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的某个劳改营里活下去，往往需要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要不然就得有为非作歹的大本事，具备某些囚犯在自由的时候绝不可能从自己身上发现的品质。
毫无疑问，不少这样的囚犯得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千方百计爬到了其他人的头顶上，使自己不同于大批饥饿的囚犯。许多劳改营的格言谚语反映了这种不顾一切的竞争所产生的降低道德水准的作用。“今天得你死—明天才是我”是其中的一条。“人是吃人的狼”—雅努什·巴尔达赫用来作为他的回忆录书名的警句—是另外一条。许多前劳改营囚犯谈到了生存竞争的残酷，还有许多人像佐林一样认为那是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劳改营是对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的普通道德观的一场严峻考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有经受住这场考验，”沙拉莫夫写道。4“仅仅过了三个星期，大部分囚犯就绝望了，除了吃以外，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表现得像野兽一样，厌恶并且怀疑别人，把过去的朋友视为生存竞争的对手，”爱德华·布恰写道。5
由于其在十月革命前的社会民主运动中的经历，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在劳改营里所看到的不道德行为特别让她感到震惊：当年监狱里的难友往往相互配合，强壮的帮助虚弱的，而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所有囚犯都“为自己活着”，为了在劳改营的等级制度中往上爬一点而拆别人的台。6加琳娜·乌萨科娃认为自己的个性在劳改营里发生了变化，她描述了她的感觉：“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
但是，带着这些特点你就不可能活下去，你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冷酷，你学会了说谎，学会了想方设法做一个伪君子。”7
古斯塔夫·赫林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他描述了新来的囚犯如何慢慢学会“毫无同情心”地活着：
开始的时候，他让饿疯了的囚犯分享他的面包，收工回营房途中给患有夜盲症的囚犯带路，同伴在森林里砍断两根手指时他喊人帮忙，还偷偷地把汤罐和鲱鱼头带到停尸房。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既不单纯也不是真正无私的，他是根据大脑发出的利己的指令行事，首先考虑的全是自己。劳改营—在那里，囚犯们活在人世间的最底层，因此遵照的是本能地残忍对待他人的行为准则—帮助他得出了这一结论。以前在监狱他怎么可能想到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厌恶反感而不是怜悯同情难友的地步？他天天看见患有夜盲症的囚犯因为耽搁了劳动队回去干活儿的时间受到枪托的重击，然后又被急着去食堂打饭的囚犯不耐烦地推到路旁，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帮助他们；他怎么可能探望停尸房并且勇敢地面对持续的黑暗和粪便的恶臭；他怎么可能让第二天还会在营房里以乞求、执着的眼神迎接他的饿疯了的囚犯分享他的面包……他记得而且相信审讯他的人对他说的话，苏维埃正义的铁扫帚扫进劳改营的全是垃圾……8
这种看法并非苏联劳改营幸存者所独有。“如果有人愿意向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个别人提供某种特殊待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写道，“要求他们以背叛与同志之间的天然团结作为交换，肯定有人会接受。”9在关于德国集中营的著作中，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也注意到，年纪较大的囚犯往往逐渐开始把“党卫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当做他们自己的接受下来”，尤其是对比较虚弱和地位卑微的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采取了党卫军式的敌视态度。10
像在纳粹集中营里一样，在苏联的劳改营里，职业罪犯也喜欢使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非人化语言辱骂政治犯和“人民的敌人”，表达对垂死的囚犯的厌恶。在一个主要关押刑事犯的营站里，由于其作为唯一一名政治犯的特殊身份，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得以听到职业罪犯对政治犯的看法：“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实在太多。他们虚弱，他们肮脏，而且他们只想吃。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当局为什么为他们而烦恼，只有上帝才知道……”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写道，一名刑事犯说他在某个中转监狱遇到过一个西方人，是个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我抓住他在吃东西，是的，实际上他正在吃一条已经开始腐烂的特雷斯卡鱼的鱼尾巴。我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你可以想象。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只是说他饿了……于是，我在他脖子上重重来了一下，当时他就呕吐起来。想起这就让我恶心。我甚至向看守告发了他，可是这个肮脏的老家伙却在第二天早晨死掉了。活该！”11
其他囚犯观察、学习、效仿，像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所描写的那样：
已经成为囚犯的青年农民看到在这个地狱里只有职业罪犯活得好一些，看到他们有势力，看到所有有权的劳改营管理人员都害怕他们。职业罪犯总是有饭吃有衣穿，而且他们还互相帮忙……这开始让他觉得，职业罪犯似乎掌握着劳改营生活的真谛，只有效仿他们才能走上拯救自己人生的道路……知识分子囚犯则被劳改营压垮了。与文明和文化中断联系不到几个星期，他所看重的一切就全都化为尘埃了。说服的方式是拳头或者棍棒。驱使人们做事靠的是一把枪托，靠的是打在牙齿上的重重一拳……12
然而，认为劳改营里根本没有道德规范的说法也不正确，它可能只是不仁慈或不宽容。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最悲观的回忆录作者往往也会自相矛盾。沙拉莫夫本人—他对劳改营生活之惨无人道的描写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曾经写道，“我拒绝谋求提供某种生存机会的工头职位，因为在劳改营里，最卑劣的事情莫过于把自己或者别人的意志强加于像自己一样的囚犯身上。”也就是说，对于沙拉莫夫的判断，他自己是个例外。13
大部分回忆录还让人们弄清了，劳改营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在那里，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界线被明确划定，只有通过残忍的手段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囚犯、自由工人和看守不仅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个网络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囚犯可能在劳改营的等级制度中上上下下，还有许多人死去了。他们不但可以通过拉帮结伙或者反抗当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通过巧妙的周旋和交易、通过交际和关系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是幸运和倒霉也能决定某种典型的劳改营历程，如果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它很可能有“幸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囚犯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劳动岗位，吃得好而且不用干多少活儿；除此之外，同一名囚犯也会有坠入地狱的阶段，在医院，在停尸房，与那些挤在垃圾堆旁寻找残羹剩饭的垂死的囚犯为伍。
实际上，生存方式成为古拉格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大部分时间里，劳改营管理者并不打算杀死囚犯；他们只是试图完成莫斯科的中央决策者所分派的高得不可能完成的生产定额。因此，劳改营管理者更愿意奖励他们所发现的有益于达到这一目的的囚犯。囚犯当然会利用这种意愿。两类人的目的不同—管理者想采更多的黄金或者伐更多的树，囚犯想要活下去—但是有时他们发现，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可以采用相同的手段。特别是，有一些生存策略既适合囚犯也适合管理者，下面将其一一列出。
ТУФТА：弄虚作假
对туфта—可以不太准确地译为“蒙骗上司”的一个词[63]—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这种习惯性做法在苏联的体制下根深蒂固，因此，说它们是古拉格所特有的行为多少显得不太公平。14它们同样不是苏联所特有的行为。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大多数前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语言中，人们曾经听到过一句谚语，“他们假装给我们付钱，我们假装给他们干活儿。”
更为严重的是，弄虚作假其实已经渗透到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劳动安排，劳动组织，劳动核算—因而实际影响到劳改营系统的每一个人，从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到最低级的劳改营看守，到饱受蹂躏的囚犯。在古拉格，情况一直都是这样。囚犯中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出现于白海运河时期：
没有弄虚作假和阿芒拿[64]
他们就开不出运河来。
（без туфты и аммоналанепостроилибыканала.）15
在这个话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多年以后，围绕着囚犯是否努力劳动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否千方百计地逃避劳动同样出现了争议。自从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关于劳改营问题的公开争论以来，比较宽容的幸存者团体、辩论文章作家、劳改营历史学家显然难以就劳改营劳动的道德问题形成一致的看法，因为索尔仁尼琴这部具有开创性的中篇小说的确使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主人公逃避劳动的各种尝试。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中，他去了一趟医务室，希望能够得到病假；他幻想着病上几个星期；他盯着劳改营的温度计，希望它会显示天气太冷从而不必去工地；他钦佩地提到劳动队长“不管是不是在干活儿”都可以“做到看上去像是在干活儿”；当实际上“今天已经过去一半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的时候，他因劳动队长争取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劳动核算率”而松了一口气；他从工地偷木片回营房烧火用；他打饭时骗取额外的粥。“干活儿，”伊万想，“马就是干活儿累死的。”所以他努力避免干活儿。
在该书出版以后的许多年，这个典型的囚犯形象受到另外一些幸存者的质疑，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也有出于个人原因的。一方面，相信苏维埃制度—因此也相信劳改营的“劳动”具有价值而且必不可少—的那些人感到杰尼索维奇的“懒惰”令人作呕。《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以后，大量“有选择的”、较为“亲苏的”关于劳改营生活的报道刊登在苏联官方的报刊上，甚至把焦点直接集中在一些尽管遭到不公平逮捕仍然保持忠心不变的信徒所显示的对劳动的奉献精神上。苏联作家（兼终身告密者）鲍里斯·佳科夫描写了一位参与彼尔姆附近某古拉格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对于工作非常投入，以致忘记了自己是个囚犯，他对佳科夫笔下的叙述者说：“我从工作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佳科夫故事中的这位工程师十分真诚，甚至偷偷给当地的报纸写了一封信，对劳改营运输供应系统的组织不善表示不满。尽管由于这一轻率行为—囚犯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破了先例—受到劳改营负责人的警告，如同佳科夫所讲述的那样，这位工程师仍然对“文章发表以后情况有所改善”感到满意。16
劳改营管理者的看法甚至更加极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劳改营管理人员相当愤怒地对我说，所有关于劳改营囚犯活得很惨的故事一点也不真实。她说，那些劳动表现好的囚犯过得非常好，比普通百姓好得多：他们甚至买得起一般人买不起的炼乳—着重体是我加的。“只有那些拒绝参加劳动的人，”她对我说，“他们的日子不好过。”17这种看法通常不会公开表达，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安娜·扎哈罗娃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妻子，她写给《消息报》的一封信六十年代发表于地下出版物，她尖锐地批评了索尔仁尼琴。扎哈罗娃写道，伊万·杰尼索维奇“令我在灵魂深处燃起怒火”：
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对苏联人民抱着这么一种态度的小说主人公除了想去医务室以便以某种方式逃避通过艰苦劳动为自己赎罪、补偿他对祖国犯下的过错之外什么也不想……另外，为什么一个人竟会试图逃避并且鄙视体力劳动？毕竟，在我们看来，劳动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同时，人类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力量。18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普通囚犯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的不同意见。四十年代初期服了五年徒刑的囚犯В.К.亚斯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努力老老实实地劳动，我们不是因为害怕失去配给的食物或是害怕终了于流放地……才努力劳动的，而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劳动队，它帮助你忘却，帮助你摆脱焦虑的情绪。”19与母亲一起被囚禁的娜杰日达·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写道，她的母亲努力劳动“为的是证明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干活儿不比别的人差”。（不过，关于自己她写道，“我干活儿是因为我不得不干。在这一点上，恐怕我并没有保持犹太人的光荣传统。”）20
毕生都在为苏维埃政权热心工作的那些囚犯也没有立即发生变化。本人是一位航空工程师的政治犯亚历山大·博林被发配到古拉格的一个金属加工厂。他在回忆录中自豪地描写了他在那里主要利用业余时间所进行的技术革新。21三十年代后期被捕的另一名政治犯阿拉·希斯捷尔在一次采访中对本书作者说，“我总是像自由的时候一样干活儿。这是我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不可能不好好干活儿。如果必须挖一个坑，我会连续不停地挖，直到把它挖好为止。”从事了两年一般劳动之后，希斯捷尔当上了劳动队长，据她说，这是因为“他们看我干活儿不像是个囚犯，总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接着，在劳动队长的位置上，她千方百计地激励她所率领的囚犯，尽管她也承认不是用对苏维埃政权的热爱来激励他们。下面是她所描述的她与为她干活儿的囚犯第一次打交道时的情形：
我来到他们干活儿的取土场。看守提出陪同我来，但是我说没有必要，于是我就一个人来了。这时已是半夜。我走到队里的囚犯面前对他们说，“我需要完成计划，前线需要砖头。”
他们说，“阿拉·鲍里索夫娜，我们不关心什么砖头计划，把配给的面包给我们。”
我说，“只要你们完成计划，你们就会得到面包。”
他们说，“我们现在就把你扔进一个坑里埋起来，没有人会找到你。”
我镇静地站在那里说，“你们不会把我埋起来。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你们完成劳动定额，我就发给你们一些烟叶。”烟叶比黄金和钻石还宝贵……
希斯捷尔说，她只是把定量发给自己的烟叶攒了起来，因为她本人不抽烟，所以乐得把它们发给她管辖的那些囚犯。22
当然，也有人承认通过劳动可以获得物质利益。一些囚犯只是努力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超过劳动定额，获得劳动突击手的身份，得到更高的食物定量。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到达科雷马的一个营站之后立即发现，住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营房”里的囚犯—他们比其他囚犯干活儿更卖力—具有到头的人所没有的一切特点：
他们清洁干净得多。即使是在劳改营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要设法天天洗脸，弄不到水的时候就用雪。他们穿的也更体面……[而且]神情举止更为坦然。他们不在火炉旁边扎堆，而是坐在自己的铺上做事聊天。即使是从外面看，他们的营房也不一样。
彼得罗夫请求加入他们的劳动队，这个劳动队的成员每天可以领到一公斤面包。但是，他经常跟不上劳动的进度。劳动队把他开除了，它不能容忍缺乏劳动能力的囚犯。23如同赫林所说，彼得罗夫的经历具有代表性：
定额的梦魇并非自由人的专利，自由人受到定额的困扰，它也支配着根据定额干活儿的奴隶的本能。在那些大家一起干活儿的劳动队里，最认真、最热心的监工是囚犯自己，因为劳动队的定额是通过将总产量除以工人数量来统一计算的。为了提高完成定额的百分比，全然不顾亲密朋友之间的任何感情。一名被分配到某个由经验丰富、体力相当的工人所组成的劳动队却又发现自己达不到要求的囚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照顾；经过短暂的挣扎之后，他被迫退出转到别的劳动队，在那里，轮到他不得不经常监督劳动能力更不行的难友。囚犯们在这种事情上全都不讲同情心，从而残忍地违反了囚犯之间唯一一项天生的义务—团结起来面对迫害他们的人。24
但是，努力劳动有时适得其反。列夫·拉兹贡描写了一些拼命争取超额完成劳动定额、为自己挣到一点五公斤面包“高标准口粮”的农民：“可能面粉粗劣而且烤得不好，但那的确是真正的面包。对于在半饥饿状态下活了几年的农民来说，即使不再烹煮别的，这也是一份分量很大的食物。”然而，这份“分量很大”的食物甚至补偿不了采伐劳动所消耗的能量。伐木工人就这样被判了死刑，拉兹贡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每天吃到一公斤半面包，他仍然会慢慢饿死。”25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描写过“高标准口粮的神话”，而索尔仁尼琴则写道，“高标准口粮是一种杀人的利器。在一个拖运原木的季节里，最强壮的苦力到头来也将毫无希望地奄奄一息。”26
然而，绝大多数回忆录作者确实谈到过逃避劳动（被有案可查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所证实）。但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不是懒惰，甚至不是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轻蔑”的愿望：他们的主要动机是生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迫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使用破旧的机械设备干活儿，许多人意识到，逃避劳动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季娜伊达·乌索娃是一九三八年被捕的那些高官妻子当中的一位，她撰写的没有发表的回忆录精彩地阐述了囚犯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起初，乌索娃被发配到捷姆劳改营，那是一个主要关押像她这种女犯—被枪毙的党政军要人的妻子—的劳改营。因为劳改营负责人相对随和而且劳动安排还算合理，捷姆劳改营的所有囚犯干起活儿来都挺积极。大部分囚犯仍然是“忠诚的苏联公民”，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被捕是一次重大失误的部分结果，而且认为他们通过努力劳动将会得到提前释放。乌索娃本人“心里想着劳动入睡直到醒来，反复思考着自己考虑到生产”。
可是后来，乌索娃和一批妻子囚犯转到了另外一个同时关押着刑事犯的劳改营。在那里，她被安排到一个家具厂干活儿。新到的这个劳改营定有高得多也严格得多的劳动定额—许多囚犯都说那是“不合理的”劳动定额。乌索娃写道，这一套定额“把人变成了奴隶，产生了奴隶的心理特征”。只有完成全部定额的囚犯才能领到七百克足量的配给面包。完不成定额或者根本不能干活儿的囚犯只能领到三百克，几乎不足以维持生命。
为了有所补偿，这个劳改营的囚犯想方设法“糊弄管理人员，消极怠工，能少干活儿就少干活儿”。由于具有相对而言的劳动积极性，从捷姆劳改营新来的囚犯发现自己受到鄙视。“在以前的囚犯看来，我们全是傻瓜，或是工贼一样的东西。他们立即都对我们表现出敌意。”27当然，没过多久，来自捷姆劳改营的女囚犯也采用了所有其他囚犯已经熟练掌握的逃避劳动的技巧。因此，实际上是劳动定额制度本身导致了弄虚作假而不是相反。
有时，囚犯独自想出弄虚作假的办法。一名波兰女囚犯在科雷马的一个鱼类加工厂里干活儿，在那里，只有弄虚作假才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劳动定额。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不过是一些“最聪明的骗子”：他们并没有把鲱鱼全部装罐，而是放几条在罐子里并把其余的扔掉，他们这样做得“非常巧妙以致领班根本不会注意到”。28帮助某劳改营盖洗澡堂时，瓦列里·弗里德见识过一种类似的花招：如何用苔藓掩盖房子的裂缝而不是往裂缝里浇灌混凝土。对于这种省事的办法他只有一点感到内疚：“假如有一天我来这个澡堂洗澡会是什么情况呢？苔藓终归是要干的，然后，寒风就会通过裂缝吹进来。”29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也描述了她与她过去的伐木搭档加莉娅如何终于设法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伐木定额。她们注意到有个难友“尽管自己一个人使用一把单锯干活儿”，但却总是能够完成定额，她们询问她是如何做到的：
在我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她偷偷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解释说：
“这座森林堆满了以前的劳动队砍伐下来的原木。没人清点过它们有多少。”
“不错，可是谁都看得出那不是刚刚砍伐下来的……”
“只是因为原木剖面的颜色发暗你们才能看出来。如果你们把每头锯掉一小段，看上去就像是刚刚砍伐下来的了。然后你们把它们换个地方堆起来，那就成了你们的‘定额’。”
我们把这个花招命名为“让三明治变新鲜”，它暂时救了我们的命……我还应该说一句，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内疚……30
托马斯·斯戈维奥也在科雷马的一个采伐劳动队里干过活儿，很简单，劳动队什么也不干：
一月份的上半月，我和搭档莱温没有砍过一棵树。采伐队的其他人也没有。森林里有许多原木堆。我们选择一两堆，把上面的积雪清理干净，然后坐下来烤火。甚至没有必要清理积雪，因为队长、工头或监工一月份没有来检查过我们的采伐量。31
还有人利用熟人和关系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劳动任务想办法。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一名囚犯向另一名囚犯付报酬—报酬是一块猪油—学习提高砍树效率的办法，从而使他能够完成定额，甚至可以在下午休息不干活儿。32一名被发配到科雷马去淘金的囚犯通过行贿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岗位，可以站在矿渣堆上而不用站在水里干活儿。33
更常见的是在劳动队这个层次上组织弄虚作假，因为劳动队长可以瞒报干活儿囚犯的人数。一名前劳改营囚犯描述了他的队长如何让他宣称他已完成劳动定额的百分之六十，而实际上他几乎什么也干不了。34另一名囚犯则描写了他的队长如何与劳改营当局谈判降低他那个队的劳动定额，因为他的工人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35还有一些劳动队长受贿，正如本人就是劳动队长的尤里·佐林所说，“在那里，在劳改营，存在着可能不为外人所知的劳改营法律”，他承认，他巧妙地利用过这种法律。36列昂尼德·特鲁斯回忆说，他在诺里尔斯克的劳动队长只是“决定他的工人中谁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好的伙食和报酬”。没有提到他们实际得到了什么。贿赂以及对帮派的忠诚度决定一名囚犯的“产量”。
从囚犯的角度来看，能够大规模组织弄虚作假的劳动队长才是最好的劳动队长。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四十年代后期在北乌拉尔的一个采石场干活儿，他发现他所在的劳动队队长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作弊方法。早晨，劳动队下到峡谷里面。看守则留在上面的谷口，他们一天都在那里围着篝火取暖。于是，劳动队长伊万就会安排囚犯弄虚作假：
我们清楚地知道从上面可以看到峡谷下面的哪些部分，那是我们装模作样的地方……在上面看得见的地方，我们非常卖力地开凿石壁。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弄出很大的声响—看守既能看见也能听见我们干活儿。然后，伊万将会走在队伍的旁边……说，“向左一步”—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向左挪一步。看守从没有注意到。
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向左挪，直到挪到上面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知道界线在哪儿，因为地上有一条白线。一旦处在上面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就休息不干了，坐在地上，只是为了弄些声响出来，用斧头轻松自在地敲打着身边的地面。接着，其他人一个一个挪过来。然后，伊万会说“你：向右！”，那个人就将进入另一次循环。我们干活儿的时间甚至连半个班也不到。
芬克尔斯泰因还听其他囚犯说过别的地方挖运河时采用的技巧。在那里，弄虚作假的方法不同，老练程度却毫不逊色：“最重要的是要表明劳动队完成了劳动定额。”工人被派去挖运河，而且用不能移动的“一根小木桩或是一个土堆显示当班要挖的长度和深度”。尽管定额很高，但是，“有一些能让挖出的长度延伸到这根木桩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这令人难以置信，这是缩短地面的距离，因为木桩一旦被人移动，马上就能看出来，然而，还是有人以某种最巧妙的方式移动了它。结果，整个劳动队理所当然地吃上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伙食。”37
弄虚作假并不总是需要这一类特殊才能。列昂尼德·特鲁斯曾被派去从货车上卸货：“我们只是使所填写的搬运距离远远超过实际搬运货物的距离，填上三百米而不是十米。”于是，他们得到了更高的伙食标准。他说，在诺里尔斯克，“弄虚作假始终存在，若不弄虚作假，就将一事无成。”
弄虚作假也可能由更高的管理阶层通过劳动队长与定额员之间的认真协商组织进行。定额员是决定一个劳动队一天应该完成多少劳动量的劳改营工作人员。像劳动队长一样，定额员很容易徇私和受贿—而且容易心血来潮。三十年代后期在科雷马，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发现自己被指定担任劳动队长，率领一个主要由政治犯组成的修渠队，所有成员都因长期服刑而身体虚弱。当她们干了三天却只完成百分之三的定额时，她去找定额员请求安排轻松一点的活儿。听说这个干活儿不行的劳动队成员以前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定额员的脸沉了下来。
“哦，是吗，以前她们是共产党员？好吧，如果你们是妓女，我会乐意让你们去擦窗户从而完成三倍的劳动定额。一九二九年，因为我是个富农，那些共产党员决定惩罚我，当他们将我和我的六个孩子赶出家门时，我对他们说，‘孩子们做过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是苏联的法律。’这就是你们干的事，你们应当遵守你们苏联的法律每天挖九立方烂泥。”38
在某些情况下，定额员也知道需要保存劳动力，例如，当劳改营因为死亡率太高而受到批评时，或者是在某个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它们一个季度只能补充一次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确有可能降低劳动定额，或是在定额没有完成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劳改营里，这种习惯性做法被称为“弹性定额”，并被广泛地用来形容某种留有余地的做法。39一名囚犯在一个要求每天采煤五点五吨的煤矿里干活，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人是一名自由工人的煤矿总工程师合理地多方询问查明了囚犯每天应该完成的采煤量，然后只是要他的定额员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完成的采煤量，通过让所有囚犯轮流成为劳动突击手的方式使他们全都得到数量差不多相同的食物。40
贿赂也在较高的层次进行，有时涉及整个链条上的所有人。亚历山大·克莱因四十年代后期在一个劳改营里待过，有一段时间，劳改营用少量工资刺激囚犯更加卖力地干活儿：
收到（微薄的）工资以后，工人送给队长一点钱行贿。这是必不可少的：队长接着要给工头和决定劳动队所要完成的劳动定额的定额员行贿……除此之外，工头和队长还要向调度员行贿。炊事员也向炊事班长行贿，澡堂勤杂工向澡堂管理员行贿。
一般情况下，克莱因写道，他送出自己“工资”的一半。对于无钱可送的囚犯来说，后果是可怕的。那些交不起贿款的囚犯自然被认为是完成定额比例较低的人，因此领到的食物也较少。不想行贿的队长的遭遇更可怕。克莱因写道，一个队长被人杀死在他的床上。他的头被一块石头砸烂—而睡在他旁边的人甚至没有被惊醒。41
弄虚作假还影响了有关劳改营生活各个方面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从许多保存在档案里的关于盗窃事件的检查报告来看，劳改营的负责人和会计经常为了他们的利益修改统计数字。即使是与劳改营只有一点关系的人也会偷窃劳改营的食品和财物，有什么偷什么：一九四二年，哈萨克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铁路部门前负责人的妹妹被控“非法调用部分食品”，涉嫌投机倒把。一九四一年，某个营站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利用其职务身份”在银行设立了一个假账户，使他们能够窃取劳改营的存款。负责人偷走两万五千卢布，会计偷走一万八千卢布，这在当时的苏联是一笔巨款。不过，被盗的东西也不总是都很值钱：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关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检察官报告中，除了别的材料之外，厚厚的案卷还包括了一系列信件，这些信件反映了一场因一名据称偷了两个铁碗、一把搪瓷茶壶、一条毯子、一个床垫、两条床单、两个枕头和两个枕套的劳改营工作人员而产生的激烈争论。42
从偷窃到上报虚假的生产统计数字在道德意义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弄虚作假始于劳动队一级，然后在营站一级变本加厉，那么，到大型劳改营的会计开始对总体生产情况进行核算时，统计数字已经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如同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这将导致人们产生极其错误的概念，认为劳改营的实际生产能力非常低下。
的确，考虑到在这上面弄虚作假的程度，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劳改营的生产数字是如何产生的。由于这个原因，我总是被古拉格周密详细的年度报告所迷惑，例如一九四○年三月撰写的一份这样的报告。这份令人感兴趣的报告长达一百二十四页，它记述了数十个劳改营的生产数字，认真地按专业将劳改营一一列出：林业劳改营，工厂劳改营，矿山劳改营，集体农庄劳改营。报告附有大量图表和计算结果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字。最后，报告的作者自信地宣称，一九四○年古拉格的生产总值为二十六亿五千九百五十万卢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应当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43
模范犯人：配合与合作
弄虚作假不是囚犯用来缩短要求他们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劳动定额与不可能分配给他们的食物定量之间的距离的唯一办法，也不是劳改营当局用来达到其不可能达到的生产目标的唯一手段。如同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在其回忆录《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Мышагаемподконвоем）的第一章里生动而且令人难忘地描写的那样，还有驱使囚犯合作的其他办法。
菲尔什京斯基从他刚到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北的一个采伐和建筑劳改营—的某一天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新来的他认识了另一名新来的年轻女囚犯。她是暂时派到他所在的劳动队的一群女囚犯中的一员。注意到她那“胆小、惊恐的外表”和破旧的劳改营囚衣，他在囚犯站队时有意去接近她。对于他的询问她回答说，是的，“我昨天从监狱到达一个中转站”。他们开始交谈起来。她有一段菲尔什京斯基称之为“相当平庸的个人经历”。她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二十六岁。她已经结婚，有个三岁的儿子。她被捕是因为她“对一位艺术家朋友说过点事，那位朋友告发了她”。由于她的父亲也在一九三七年被捕，她很快就以进行反苏宣传的罪名被判了刑。
在他们交谈时，这名女囚犯仍然以惊恐的目光环顾四周，紧紧抓住菲尔什京斯基的胳膊不放。这种接触是禁止的，所幸看守没有看到。到达劳动地点以后，男女囚犯分开干活儿，但在收工返回的路上，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再次找到了菲尔什京斯基。接下来一个多星期，他们在去森林干活儿的往返途中结伴而行，她对他讲自己的思乡之情，讲她那抛弃了她的丈夫，讲她那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儿子。后来，女子劳动队与男子劳动队被彻底分开，菲尔什京斯基也与他这位朋友失去了联系。
三年过去了。在一个北方边远地区少见的酷热天，菲尔什京斯基再次见到了这个女人。这一次，她穿着一件“新上衣，尺寸和样式很合身”。与一般囚犯的破帽子不同，她戴着一顶贝雷帽。她的鞋也不是囚犯所穿的旧套鞋。她的脸长胖了，看上去显得更加俗气。她一张嘴满口都是最粗野的俚语，她的语言“表明她与劳改营的职业罪犯圈子具有长期持久的联系”。看见菲尔什京斯基，一丝恐惧的表情在她脸上闪过。她转过身去，“几乎是跑着”离开了。
到菲尔什京斯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她时，这个女人的衣着在他看来可能是“城里最流行的款式”。她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根本不再是一名囚犯了。此时她已嫁给Л少校，一名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官员。她对待菲尔什京斯基态度粗暴，与他说话不再感到尴尬难堪。质变完成了：她从囚犯变成合作者，接着又从合作者变成劳改营的负责人。她首先选择了职业罪犯的语言，然后选择了他们的衣着和习惯。通过这一途径，她最终达到了劳改营当权者的特殊地位。菲尔什京斯基感到自己“对她无话可说”—尽管如此，离开房间时，他仍然转过头去再次看了她一眼。他们的目光瞬间相遇，他觉得，在她的眼中，他看到了一闪而过的“无限忧郁”和隐约可见的一丝泪光。44
对于菲尔什京斯基这位熟人的命运，对其他集中营体系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感到似曾相识。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佐夫斯基在描述纳粹集中营时写道，“绝对的权力是一种秩序而不是一种拥有。”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德国的集中营，权力不是一种使某个人掌握其他人命运的简单的东西。相反，“通过使少数受害者成为它的帮凶，当局抹煞了管理者与囚犯之间的界线。”45尽管古拉格所实施的暴行不同，但是，就其组织和效果而言，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劳改营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苏联当局同样如此利用囚犯，诱惑一些人与专制制度合作，将他们从其他囚犯中提拔上来，授予他们特殊身份以使他们反过来协助当局行使权力。在菲尔什京斯基的故事中，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他那位女熟人不断改善的衣着上并非出于偶然：在所有东西长期短缺的劳改营里，衣食或居住条件的些许改善足以驱使囚犯合作，驱使他们为得到提拔而卖力。那些成功的囚犯最终成为模范犯人（придурки）。而且，一旦达到这种地位，他们的劳改营生活还将在许多微小的方面得到改善。
索尔仁尼琴一再重提“模范犯人”这个话题，他在《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们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特权和恩惠的迷恋：
由于人类习以为常的狭隘的等级观念，模范犯人很快就对诸多事情感到不便：与普通苦力睡在同样的营房里、睡在同样的床铺上、甚至同样因为没有床铺而睡在无论什么地方，与他们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在同一个澡堂里脱衣服、穿上被苦力汗湿扯烂过的同样的内衣……
尽管承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等级划分全都没有鲜明的界线”，索尔仁尼琴仍然尽其最大努力描述了模范犯人的等级。他解释说，在最低一级的是“参加劳动的模范犯人”：囚犯工程师、设计师、技术工人和地质学家。他们上面的一级是囚犯领班、计划员、定额员、施工监理员、工程技术员。这两类人早晨都要站队点名，然后被押送着去干活儿。另一方面，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不会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这就是他们享受到的特殊待遇，从事一般劳动的囚犯无福同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