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犯人杂役”另外享有更多的特殊待遇。这是一些白天不离开囚犯区的囚犯。根据索尔仁尼琴的描述，在劳改营的车间里干活儿的囚犯比从事一般劳动的苦力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得多：早晨不用出来站队，这意味着起床和早饭可以晚一点时间；不必被押送着上下工；吃苦更少，受冻更少，体力消耗更少；而且下班下得早；不是在暖和的地方劳动，就是在随时可以取暖的地方干活儿……“裁缝”这个称呼在劳改营里听着与外面自由社会里“副教授”的意思差不多。46
处于杂役最底层的模范犯人实际上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澡堂工，洗衣女工，洗碗工，烧火工，勤杂工，还有那些在劳改营的车间里干活儿的补衣工、修鞋工和机修工。地位高于这些室内工人的模范犯人是“名符其实”的杂役，他们一点体力劳动也不参加：炊事员，切面包的，办事员，医生，护士，医疗助手，理发员，高级勤杂工，调度员和会计。在一些劳改营，甚至使用囚犯担任官方的食品检查员。47索尔仁尼琴写道，后面这一类模范犯人“不仅吃得饱、穿得干净，不仅不用弯腰驼背干重活儿，而且拥有掌管人们所亟需的东西的巨大权力，因此也就拥有了控制人的巨大权力”。48这些模范犯人是有权决定普通囚犯干什么活儿、领取多少食物、是否可以接受治疗的人—简单地说，是有权决定普通囚犯生死的人。
与纳粹集中营那些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不同，苏联劳改营的模范犯人不必是某个特定民族的成员。理论上，就像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看守一样，任何普通囚犯都有可能爬上模范犯人的地位而且可能在这两种囚犯的地位之间大起大落。尽管原则上普通囚犯可以成为模范犯人，模范犯人也可以被贬为普通囚犯，不过，有一些复杂的规定实际控制着这一过程。
虽然看上去这些规定似乎是一些或多或少始终通用的惯例，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和劳改营，它们仍然大相径庭。最重要的是，如果一名囚犯是被归类为“社会亲近分子”的刑事犯而不是“社会危险分子”的政治犯，那他成为模范犯人就比较容易。因为苏联劳改营体系反常的道德标准认定“社会亲近分子”—不仅包括职业罪犯，而且包括普通小偷、骗子、杀人犯和强奸犯—更有可能被改造成合格的苏联公民，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更有希望得到模范犯人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在乎使用暴力的职业罪犯造就理想的模范犯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一名政治犯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些囚犯几乎总是享有监狱和劳改营当局的无限信任，从而被安排在诸如办公室、监狱仓库、食堂、澡堂、理发室之类工作轻松的岗位上。”49如同我曾说过的那样，三十年代后期和整个战争期间，情况尤其是这样，当时，职业罪犯团伙在苏联的劳改营里居于统治地位。即使在这以后—菲尔什京斯基所描写的就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事情—模范犯人“文化”与职业罪犯文化几乎仍然没有区别。
不过，模范刑事犯却给劳改营当局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不是“敌人”—但是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一字不识，而且不想读书识字：即使劳改营开设了文化课，职业罪犯往往也不愿意花费精力去上课。50这使劳改营的负责人除了起用政治犯之外别无选择，列夫·拉兹贡写道：“生产计划产生了一种自身无法缓解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即使是那些曾经对反革命犯表示过刻骨仇恨的最狂热的劳改营负责人也不得不使用政治犯。”51
实际上，在一九三九年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同时开始想方设法使古拉格赢利—以后，这些规定无论怎么说也都不是绝对的。贝利亚一九三九年八月所下达的命令其实是个例外，他的命令明确禁止劳改营负责人使用政治犯从事任何管理工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利用有资格的医生的专业技能，但是仅限于那些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的一些“轻罪”条款—第七、十、十二和十四款，罪名包括“反苏鼓动”（例如讲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笑话）和“反苏宣传”—被判刑的政治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那些因“恐怖活动”或“背叛祖国”被判刑的政治犯除了充当苦力之外什么事情也不能干。52战争爆发以后，就连这道命令也被撤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专门发出通知，“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允许远北建设“与已被送到科雷马劳改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签订特定期限的协议”。53
不过，在高级岗位上过多使用政治犯的劳改营官员仍然面临受到斥责的危险，于是，某种程度的摇摆不定始终存在。因此，根据索尔仁尼琴和拉兹贡两人的描写，有时出现的情况是，政治犯被安排在“合适的”室内工作岗位—会计和文书—上，不过只是暂时的。每年一次，当来自莫斯科的检查人员即将到达时，他们再次被赶出去。拉兹贡从理论上对这种常规做法作了详细的阐述：
聪明的劳改营负责人总是等着检查组来到，任由他们检查，把必须调走的人调走。检查不会进行多久，于是，没有调走的人就将长期留下来—一年，直到第二年十二月，或者至少半年。能力不足、比较愚蠢的劳改营负责人总是预先把这一类囚犯调走，以便可以汇报说，一切都在照章办事。那些毫无经验的劳改营负责人做得最为糟糕，他们总是认真执行上级的命令，除了使用丁字镐和手推车、锯子和斧头所干的活儿之外，不许因第五十八条被判刑的囚犯干别的。这样的劳改营负责人最不可能获得成功。这样的劳改营负责人很快就会被撤职。54
在实践中，这些规定往往没有实际意义。作为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政治犯，芬克尔斯泰因被严格禁止参加为囚犯开设的林业技术课程的学习。不过，允许他阅读课本，因此，一旦靠自学通过考试，同样可以把他当做林业专家来使用。55В.К.亚斯内是一名四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犯，当时他在沃尔库塔担任工程师也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56战后，当比较强大的民族群体开始对劳改营产生影响时，职业罪犯的优势地位往往被组织得更好的囚犯团体所取代，通常是乌克兰人和波罗的人。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的那些囚犯—工头和调度员—能够而且肯定照顾他们自己的人，结果便把另外一些美差分配给了恰好是其同胞的政治犯。
然而，囚犯在任何时候也不曾拥有分配模范犯人职位的绝对权力。对于谁可以成为模范犯人，劳改营当局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且大多数劳改营负责人倾向于把模范犯人所从事的比较轻松的劳动分配给那些愿意更直接地进行合作—也就是说愿意告密—的囚犯。唉，很难说古拉格系统雇用了多少告密者。尽管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了古拉格官方档案的其余部分，但是仍然封存着与“三科”—负责告密者的劳改营部门—有关的各种文件。俄国历史学家维克托·别尔金斯基赫在其关于维亚特劳改营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没有说明来源的数字：“二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部门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掌握不低于集中营囚犯人数百分之二十五的告密者。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这一预定数字降低到百分之十。”不过，别尔金斯基赫同样认为，在看不到更多档案的情况下，准确地估计这一数字是“困难的”。57
也没有多少回忆录作者愿意公开承认他们曾经做过告密者，尽管一些人承认自己受过招募。显然，当那些曾在监狱里（甚或是在被捕之前）做过告密者的囚犯来到劳改营时，关于他们愿意合作的情况可能已在他们的档案中有所说明。其他人似乎都是在刚到劳改营不久时受到招募的，当时他们仍然处于极度困惑和恐惧的状态。列昂尼德·特鲁斯到达劳改营的第二天，他被带到行动特派员—告密者的招募人，在劳改营俚语中被称为教父—那里要求合作。因为没有真正弄明白实际要求他做什么，他拒绝了。他认为，这就是最初让他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的原因，按照劳改营的标准，那是地位低贱的囚犯干的活儿。别尔金斯基赫还引用了他本人与一些前劳改营囚犯之间的谈话和通信：
从到达营区的第一天起，新来的犯人都被叫去见教父，我也被叫去见教父。他圆滑、殷勤，利用我因车祸被判刑（在劳改营服刑十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这一事实对我恭维奉承，说这并不可耻（不是抢劫、谋杀之类的罪行），然后提出让我提供囚犯的消息—让我充当告密者。我客气地予以拒绝，没有答应教父的建议。
尽管教父责骂了这名囚犯，但他并没有被关禁闭。回到营房以后，他发现谁也不愿意接近他：知道他被要求充当告密者，看他没有挨打受罚，其他囚犯想当然地认为他同意了。58
相对于人们几乎普遍拒绝承认曾经告密，最著名的例外也许又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详细描述了他与劳改营当局之间的一次并不情愿的合作。他确信，刚到劳改营的那一段日子是他最初的软弱时期，当时的他仍在努力使自己适应突然丧失地位的生活。他受到与行动特派员谈话的邀请，被带进一个“布置得舒舒服服的小房间”，房间里的一部收音机正在播送古典音乐。特派员首先客气地问他是否习惯满意劳改营的生活，接着便向他问道，“你还是个苏维埃人吗？”踌躇了片刻之后，索尔仁尼琴支支吾吾地表示他是。
尽管承认是个“苏维埃人”等于承认愿意合作，但是最初索尔仁尼琴拒绝告密。特派员马上改变了策略。他关掉音乐，开始跟索尔仁尼琴聊起了劳改营的职业罪犯。特派员问索尔仁尼琴，假如他的妻子在莫斯科受到一些设法逃出去的罪犯的袭击，他的感觉如何。最后，索尔仁尼琴同意，如果听到任何职业罪犯打算逃跑，他将报告这种消息。他签了一份保证书，应允向劳改营当局报告与逃跑有关的所有消息，他还选择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化名：韦特罗夫。他写道，“那四个字在我的记忆中打上了耻辱的烙印。”59
据索尔仁尼琴本人说，他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报告过。他还说，一九五六年再次受到招募时，他拒绝签署任何东西。不过，最初的那次应允足以使他那一段时间在劳改营得到一份模范犯人的活计，住在模范犯人的专用营房里，比其他囚犯吃穿得稍微好一点。这一经历“让我备感耻辱”，他写道—而且毫无疑问，使他开始鄙视所有模范犯人。
索尔仁尼琴对劳改营模范犯人的描述发表之后争议不断。像他对囚犯劳动习惯的描述一样，他对模范犯人的描述也在劳改营幸存者和历史学家的范围内引起了一场经久不衰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进行。那些拥有最多读者的一流回忆录作者几乎全都曾在这一段或者那一段时间当过模范犯人：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列夫·拉兹贡、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情况很可能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长期服刑之后活下来的所有囚犯中的大多数人在其劳改营生涯的某一段时间曾经当过模范犯人。我遇见过一位幸存者，他向我讲述了他参加过的一次劳改营老朋友的重聚活动。大家缅怀往事，笑谈过去的劳改营经历，其中一人环顾房间之后意识到，是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什么使他们微笑着而不是哭喊着面对过去成为可能：“我们都是模范犯人。”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得到模范犯人的室内岗位而不必去从事那些令人恐怖的一般劳动。但是，这相当于与劳改营当局积极合作吗？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是肯定的。他认为，即使是那些并非告密者的模范犯人也应该被视为合作者。他问道，“哪一种模范犯人的工作实际上与迎合上司从而成为整个强制体系中的一分子没有关系呢？”
合作有时是间接的，索尔仁尼琴解释说，但是危害依旧。“模范犯人的工作”—定额员、文书、工程师—没有直接折磨人，然而他们都是一个强迫囚犯劳动至死的体系中的一分子。模范犯人杂役的情况也是如此：打字员打出了劳改营下达的命令。索尔仁尼琴写道，可以说，每一个切面包的杂役—他们能为自己偷偷多拿一条面包—正在剥削整天都在森林里面干活儿的那些囚犯：“是谁故意使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的面包短斤少两？是谁用搀水的办法窃取他的白糖？是谁留着猪油、肉类或者细粮不往普通伙的锅里放？”60
另一些人也有同感。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写道，她有意使自己被安排从事了九年一般劳动，以避免陷入为保住一个模范犯人的职位所必须置身其中的腐败关系网。61德米特里·帕宁（如前所述，他在劳改营里认识了索尔仁尼琴并且成为后者的小说《第一圈》中的主要角色）也承认，在劳改营厨房干轻活儿的两个星期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更加令人痛苦的是意识到我正在偷其他囚犯的食物。我努力去想，一个沦落到我当时那种地步的人不必为小节而烦恼，试图以此安慰自己；但这并没有减轻我的罪恶感，因此，当他们把我赶出厨房时，我实际上心甘情愿。”62
列夫·拉兹贡—像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人一样—强烈反对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他几乎成为俄国国内关于古拉格问题的最重要的权威作家。拉兹贡在劳改营是一名定额员，那是模范犯人的高级职位之一。拉兹贡坚持认为，对于他来说，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选择成为模范犯人只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如果你一直伐木，那就不可能活下来。”只有农民活了下来：“那些懂得如何磨砺维修工具的人，还有那些被派去干他们熟悉的农活儿的人，他们能用偷来的土豆、萝卜或者其他蔬菜作为自己的日常食物。”63
拉兹贡不认为选择生存有什么不道德，也不认为这样做的那些人“并不比逮捕他们的人好多少”。他还反对索尔仁尼琴把模范犯人描绘成腐化堕落的人。一旦干上比较轻松的活儿，许多模范犯人通常总会帮助其他囚犯：
他们并没有对出去伐木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们漠不关心或是感到与后者疏远了。他们只是无法帮助那些除了体力劳动什么也不会干的囚犯。即使对于后面这一类囚犯，他们也会从中寻找发现具有最冷门的技能的人：那些知道如何制造弓箭的囚犯被派往生产雪橇的边远营站；那些会编篓的囚犯则开始为劳改营的负责人制作藤椅和沙发。64
就像有好看守和坏看守一样，拉兹贡坚持认为，同样也有好的模范犯人和坏的模范犯人，有帮助别人的人和伤害别人的人。而且最终，他们并不比地位低于他们的囚犯更安全。即使他们还没有被强迫劳动至死，他们知道他们迟早也会这样。一个边远地区劳改营的负责人随时都有可能下令把他们转到另外一个劳改营，调他们去干另一种活儿，使他们面对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命运。
医务部门：医院和医生在人们所发现的劳改营生活的诸多荒唐之处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可能也是最普通平常的地方：劳改营的医生。每个营站都有一名医生。如果有经验的医生不够，那么营站至少会有一名护士或医士，后者是可能受过也可能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医疗助手。医务人员有权像守护神一样把囚犯从冰天雪地里救出来，让他们住进清洁的劳改营医院，在那里通过喂养和护理使他们恢复活力。别的人—看守、劳改营负责人、劳动队长—经常要求囚犯努力劳动。唯独医生没有义务这样做。“当囚犯在雾茫茫的严冬天天到矿山冰冷的石壁前连续劳动好几个钟头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道，“只有医生有权帮他们保住性命。”65
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囚犯的确是因为某个医务人员的几句话而保住性命的。饿得皮包骨头的列夫·科佩列夫发烧不退，一名医生诊断他得了糙皮病、肠道感染和重感冒。“我送你去医院，”她说。从营站到劳改营中心医院不是一段轻松的路程。科佩列夫放弃了他的一切—因为劳改营的东西必须留在劳改营—穿过“结冰的深水坑”，挤上一辆塞满了其他病人和垂死囚犯的运牛车。路途险恶。但是，当科佩列夫在新的环境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变了样：
在轻松的半睡半醒状态中，我坐在一间明亮、整洁的病房里，病床上铺着干净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床单……医生是个小个子的圆脸男人，灰白的胡须和厚厚的眼镜为他增添了和善亲切的神情。“在莫斯科，”他问道，“你认识一个名叫莫特洛娃的文学评论家吗？”
“塔玛拉·拉扎列夫娜·莫特洛娃？当然认识！”
“她是我的侄女。”
博里亚叔叔—后来我这样称呼他—看了看体温表。“哦嗬！给他洗个澡，”他吩咐他的助手，“把他的衣服拿去消毒。让他上床休息。”
再次醒来时，科佩列夫发现给他送来了六片面包：“三片黑面包—真是奇观！三片白面包！我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吃掉，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好事接踵而来，他得到了抗糙皮病的食物配给：芜菁和胡萝卜，还有酵母片和涂抹面包的芥末酱。他第一次获准收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和钱，这样他就可以买一些熟土豆、牛奶和马合烟—一种最便宜的香烟。他知道，看上去曾经像个活死人的他现在肯定有救了。66
这是一种普遍的经历。“天堂”是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对她在科雷马干活儿的那所医院的称呼。67“我们感觉像国王一样，”关于斯列德尼坎营站的“疗养病房”托马斯·斯戈维奥这样写道，在那里，早饭可以领到一个“刚烤出来的甜面包卷”。68其他人带着记忆中的惊叹描写了干净的床单、护士的和蔼以及医生救治病人的尽心尽力。一名囚犯讲述了一位医生的故事，为了弄到必需的药物，这位医生冒着丢掉职位的危险擅自离开劳改营。69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说，她的医生使病人“起死回生”。70本人是一位劳改营医生的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忆说，“在劳改营里，医生及其助手即使不是上帝，至少也是半个上帝。依靠他们可能几天不用去干要命的活儿，甚至可能住进某个疗养病房。”71
战后，十八岁的匈牙利人罗扎什·亚诺什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关在同一个劳改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为了纪念他认为曾经救过他的命的一名劳改营护士，他给这本书取名《修女杜霞》。杜霞修女不仅坐下来与他谈话让他相信在她的照料下他不会死，甚至还用分给自己的面包给几乎不能消化的罗扎什换来了牛奶。
罗扎什毕生对此感激不尽：“我的脑海中浮现着我热爱的两个人的面容，我的生身母亲依稀可见的面容和杜霞修女的面容。她们惊人地相似……我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想不起母亲的模样了，我只需想一想杜霞修女，我始终把她看作自己的母亲。”72
罗扎什对杜霞修女的感激之情最终转化成一种对于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热爱。当我于罗扎什获释半个世纪之后在布达佩斯遇见他的时候，他仍然说着地道、流利的俄语，仍与俄国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他还自豪地为我指出了在《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夫人回忆录中所发现的提到他的故事的地方。73
不过，如同许多人也曾提到的那样，医务部门的作用另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当一名患轻度坏血病的囚犯在劳动队里干活儿时，没人关心他掉了几颗牙或者下肢是否长了疔疮。他的诉说总是招来看守轻蔑的嘲讽或者更糟。如果他气息奄奄地躺在营房的铺上等死，他就成了一个可笑的人。但是，当他的体温终于上升到必需的水平或者当他病危时，也就是说，当他“有资格”成为病号时，同一个垂死的人立即就会得到“坏血病食物配给”或“糙皮病食物配给”，还会得到古拉格能够提供的所有医疗护理。
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恰恰成为古拉格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劳改营存在之日起，生病的囚犯受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对待。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就有为那些不再能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囚犯建立的病弱囚犯劳动队。74后来又有了病弱囚犯营房，甚至有了独立的病弱囚犯营站，专门用来护理病弱囚犯使之恢复活力。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设立了计划容纳三千六百名囚犯的“疗养营站”。75古拉格的官方文件详细规定了住院治疗的囚犯的额外伙食标准：一点肉类，真正的茶（相对于供应给普通囚犯的替代品），抗坏血病的洋葱，另外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胡椒和干月桂叶。尽管额外的食物实际上总共只有“一点土豆、一点干青豆（只能煮得半熟以保留维生素）或一点泡菜”，但是，与普通的伙食标准比起来，这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76
古斯塔夫·赫林发现，一方面，劳改营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另一方面，劳改营的医生为救治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囚犯作出了努力，两者之间的反差怪诞离奇，他推断，在苏联，肯定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医院崇拜”：
实际上，当一名囚犯离开医院重新成为囚犯时，有些事情令人费解，但是，只要一直躺在干净的病床上不离开，他就享有人的所有权利—尽管自由总是除外。在一个对苏联生活中的巨大反差还不习惯的人看来，劳改营的医院似乎就像教堂一样，它提供了躲避权力至高无上的异端裁判所的藏身之处。77
匈牙利囚犯比恩·乔治曾被送到马加丹的一个条件完备的医院，他也对此难以理解：“我问自己，在他们似乎只想把我折磨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还要设法救治我—不过，早就不讲逻辑了。”78
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肯定不会对大量“不能劳动的”病弱囚犯所造成的问题掉以轻心。尽管这些病弱囚犯不是刚刚出现，但是，在斯大林和贝利亚于一九三九年决定废除“有条件地提前释放”病弱囚犯的规定以后，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突然，不能再把生病的囚犯随意地从劳动名单上划掉了。如果想不出别的办法，那就迫使劳改营的负责人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劳改营医院。一名检查人员对因疾病而损失的时间和金钱进行了一次精确的计算：“从一九四○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份的前半个月，有三千四百七十二人冻伤，因此损失了四万两千三百三十四个劳动日。两千四百名囚犯因为身体过于虚弱而不能劳动。”另一名检查人员于同一年报告说，在克里米亚地区劳改营的两千三百九十八名囚犯中，八百六十名囚犯的劳动能力有限，二百七十三名囚犯完全不能干活儿。一些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些则因缺少病床而被安置在监狱的牢房里，拖累着整个古拉格系统。79
不过，像古拉格的其他事情一样，没有什么事情只是为了满足医治病人的需要而安排的。专门设立的病弱囚犯营站似乎主要为的是防止病弱囚犯降低劳改营的生产统计数字。下面是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情况，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间，在其六万三千名囚犯中，总共有九千名病弱囚犯和一万五千名“半病弱囚犯”—超过了囚犯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把这些身体虚弱的囚犯从主要工地调走并以新来的囚犯所组成的“生力军”取而代之以后，劳改营的生产数字奇迹般地大幅度提高。80
完成生产计划的压力使许多劳改营负责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确实想把生病的囚犯治好—以便重新安排他们干活儿。另一方面，他们不想鼓励“懒惰”。在实践过程中，这往往意味着劳改营当局对某一段时间允许多少囚犯成为病号以及把多少囚犯送往疗养营站加以限制—有时这种限制非常精确。81也就是说，无论受到疾病折磨的囚犯有多少，他们只许医生同意极少数人休息。劳改营医生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忆说，在他那个营站，每天晚上“约有百分之十的囚犯”—三四十个人—在医生接诊的时间来看病。然而，医生同意休息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超过这个比例，就会进行调查。”82
如果更多的囚犯生了病，他们就得干等着。乌斯特维姆劳改营一名囚犯的经历很典型，他多次表示自己已经生了病，所以不能干活儿了。根据后来提交的官方报告，“医务人员没有注意他的要求，因此他被派去劳动。由于身体不适，他拒绝劳动，于是他被关了禁闭。他在禁闭室里关了四天，然后因为病情恶化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里病死了。”在另一个劳改营，一名患有结核病的囚犯被派出去劳动，结果，据检查人员的报告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以致如果没人帮助的话，他连劳改营都回不了。”83
对“允许”囚犯成为病号设置那么低的人数限制意味着医生处在可怕的双重压力之下。如果因为拒绝送往医院治疗导致过多生病的囚犯死亡，医生可能受到指责甚至可能被判刑。84他们还有可能受到劳改营职业罪犯团伙中那些不想干活儿的骨干成员的威胁，这种人更加蛮横，更加具有侵略性。如果劳改营的医生想让确实生病的囚犯休息，他就不得不抵挡这些职业罪犯的骚扰。沙拉莫夫又一次描写了一位名叫苏罗沃伊的劳改营医生的命运，他被派到主要关押刑事犯的科雷马斯波科伊尼矿营站工作：
他是一名年轻医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医生囚犯。苏罗沃伊的一些朋友试图劝他不要去。他可以表示拒绝并被派到从事一般劳动的劳动队而不接受这份显然充满危险的工作。苏罗沃伊曾经从一个从事一般劳动的劳动队来到医院；他不愿意回到那里，因此同意前往矿山从事他的专业。劳改营当局给他下了命令但是没有告诉他具体应该怎么做。他断然拒绝把健康的职业罪犯从矿山送往医院。不到一个月，他在给人看病时遭到杀害，身上被捅了五十二刀。85
当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作为一名医士来到一个关押刑事犯的营站时，他也受到警告说，他的前任是被病人“砍死”的。在劳改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接待了一个带着一把斧头的人，要求卡罗尔第二天让其休息。据卡罗尔说，他竟然乘那个人不备时将其推出了医士的小屋。第二天，他与劳改营职业罪犯的老大格里沙达成协议：除了确实生病的人之外，格里沙每天给他另外两个必须让其休息的囚犯姓名。86
亚历山大·多尔冈也描述了一段相似的经历。在他刚刚成为医士之后的某一天，一名职业罪犯向多尔冈作了自我介绍，声称自己胃痛—因此要求开一点鸦片。“他示意我靠近点。‘看这儿！’他撩起汗衫恶狠狠地低声说。他的右手藏在汗衫里面，握着一把小型弯刀似的切肉刀，刀刃闪着凶光。‘我想要鸦片。我在这里总是得到很好的治疗。你是新来的。你可能也知道，如果我得不到鸦片的话，你就等着挨刀子吧。’”多尔冈设法用一点假冒的鸦片酊将他支走。其他人没有这么机智，因此可能受到职业罪犯没完没了的摆布。87
即使当一名囚犯终于住进医院之后，他往往也会发现医疗质量千差万别。大型劳改营设有正规的医院，人员药物配备齐全。马加丹市的远北建设中心医院以拥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而著称，并且配备了最好的医生囚犯，经常是莫斯科的专家。它的病人大部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或劳改营的工作人员，一些比较幸运的囚犯也在这里或者别的医院得到过专家的治疗：在劳改营服刑期间，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甚至被允许看牙医。88一些病弱囚犯营站同样设备完善，看上去似乎真是想把囚犯护理得恢复健康。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曾被送到一个病弱囚犯营站，开阔的空间、宽敞的营房和周围的树木让她惊奇不已：“我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景象了！而且还是在春天！”89
在比较小的营站医院，情况就要严峻得多。通常，营站医生发现，甚至保持最低标准的消毒卫生条件都不可能。90医院的病房往往就是普通营房，病人只能躺在普通的床上—有时两个人躺一张床—而且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药物治疗。一名检查人员在汇报一个小型劳改营的情况时不满地说，那里没有固定的医院病房，没有为病人准备的床单和内衣，没有药物，没有合格的医务人员。结果，囚犯的死亡率非常高。91
目击者的看法一致。在北乌拉尔劳改营某营站的一个小医院，据曾任该劳改营外科主治医生的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说，“治疗条件低劣，病历保管不善。”更糟糕的情况是，
伙食标准明显不适合病人而且几乎无药可用。对骨折和软组织严重受损之类的外科疾病处理不当重视不够。与我后来发现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病人获准出院返回劳动岗位。因为带着营养不良的晚期症状入院治疗，所以大部分病人都会死在医院里。92
波兰囚犯耶日·格利克斯曼回忆说，在某个营站，囚犯们实际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所有过道躺满了人。垃圾和破烂儿到处都是。许多病人语无伦次地大喊大叫，其他人则虚弱无力地躺着一动不动。”93
晚期病人的营房—或者不如说是停尸房—条件更差。在一个为拉痢疾的囚犯准备的这种营房里，“病人几个星期躺在床上。幸运的囚犯痊愈了。大部分往往死在那里。没有治疗，没有药物……病人通常会把有人死去的消息隐瞒三四天，以便自己得到发给死者的食物。”94
古拉格的官僚作风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一九四○年，一名劳改营检查人员对某劳改营根本没有足够的病床收治生病的囚犯表示不满。由于不允许对没有实际躺在医院里的囚犯按住院的伙食标准发给食物，这就意味着，住不上院的生病囚犯只能按被削减的“逃避劳动者”的标准领取食物。95
虽然可以说许多劳改营的医生曾经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也不能说所有劳改营的医生肯定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站在其享有特殊待遇的立场上，一些医生逐渐开始赞同上司的做法而不是同情需要他们医治的“敌人”。埃莉诺·利珀描写过一名医生，那是一个可以收治五百名患者的医院的负责人：“她表现得像个地主婆，像个沙皇时期的贵妇人和庄园主，认为医院的所有人员都是她个人的奴隶。她曾经用她那肥胖的手抓住一个粗心大意的护理员，使劲拽他的头发使他尖叫不止。”96在另一个劳改营，受到检查人员指责的一名医务部门的大夫竟然是劳改营负责人的妻子，她“迟迟不许重病号入院治疗，不许病人休息，粗暴无礼并把生病的囚犯赶出医院”。97
有时候，医生故意虐待生病的囚犯。五十年代初期在一个矿山劳改营干活儿时，列昂尼德·特鲁斯的一条腿被压断了。劳改营的医生包扎了伤口，但是需要进一步抢救。特鲁斯已经流了很多血，而且身上开始发冷。因为劳改营自己没有输血设备，劳改营方面把他放在卡车车厢里送到一家地方医院。半昏迷的他听见医生要求护士开始输血。陪同他的朋友介绍了他的个人情况：姓名，年龄，性别，劳动的地方—随后，医生要求停止输血，因为这种治疗不是为囚犯准备的。特鲁斯记得给了一些口服葡萄糖和一些吗啡—多亏那位陪同的朋友，他为这些行了贿。第二天，特鲁斯的腿被截肢：
外科医生非常肯定我活不了了，因此甚至没有亲自做这个手术，而是让他正在争取重新取得外科医生资格的治疗师妻子给做的。后来他们对我说，整个手术她做得很好，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省略了一些细节。不是她忘了这些细节，而是她不认为我能活下来，因此是否顾及这些手术细节并不重要。可是你看，我仍然活着！98
无论仁慈还是冷漠，劳改营的医生也不一定具备医生的资格。拥有这个头衔的囚犯各种各样，从服刑的莫斯科专家权威到对医学一窍不通的骗子，后者不懂装懂以便得到一个高级职位。早在一九三二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就对缺乏合格的医务人员表示不满。99这意味着，对于决定模范犯人工作岗位的所有规定来说，具有医学学位的囚犯是一种例外：无论是否被控犯有反革命恐怖活动罪，他们几乎始终是被允许行医的。100
缺乏医务人员还导致了囚犯受到护士培训或医士培训—通常是基础培训。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一个劳改营医院用“几天时间”取得了护士资格，学会了“拔火罐”的技术以及如何打针。101在一个劳改营学习过医士工作基础知识的亚历山大·多尔冈转到另一个劳改营之后接受了对其知识的测试。一名怀疑他的资格的官员要他做一次尸体解剖。多尔冈“竭尽全力表现自己，仿佛我一直在做这种事情”。102为了得到医士的职位，雅努什·巴尔达赫也撒了谎：他声称自己是一名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而实际上，当时他还没有上大学。103
没有医生资格的人行医的后果可想而知。本人是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的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作为囚犯医生在北乌拉尔劳改营得到他的第一个职位之后吃惊地发现，当地的医士用碘酒治疗坏血病疔疮—这是一种因营养不良而非感染引起的症状。后来，他亲眼目睹一些病人由于一名没有资格的医生坚持要给病人注射普通食糖溶液而死去。104
所有这一切都不会使劳改营的负责人感到吃惊，一位劳改营负责人在写给莫斯科的上司的信中抱怨医生不够：“在一些营站，医疗救助是由自学的护士、没有任何医疗资格的囚犯进行的。”另一位负责人汇报了某劳改营违反“所有苏联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原则”的医疗方法。105劳改营负责人知道医生有问题，囚犯也知道医生有问题—然而，劳改营的医务部门继续照常运转不误。
即使存在这么多问题—即使是在医生腐败堕落、病房条件恶劣、药物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医院或医务室里的生活对于囚犯似乎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以致他们不仅可以为了住院伤害或者威胁医生，而且不惜伤害自己。像竭力避免上战场的士兵一样，囚犯同样绝望地试图以自残（саморуб）和装病（мастырка）保住自己的性命。一些人认为他们最终将会得到对病弱囚犯的特赦。实际上，相信这一点的人非常多，以致古拉格不得不一度发表声明，否认病弱囚犯将被释放的传闻（尽管偶尔也曾释放）。106不过，大多数人只要可以逃避劳动就心满意足了。
对于自残的惩罚特别严厉：附加的劳改营刑期。这或许反映了以下事实：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对于国家是一个负担，对于生产计划是一种拖累。阿纳托利·日古林写道，“像对破坏一样，自残受到严厉的惩罚。”107一名囚犯讲述了一名职业罪犯切掉自己左手四根手指的故事。不过，并没有把这个伤残者送往病弱囚犯劳改营，而是让他坐在雪地里看着其他囚犯干活儿。不许他随便走动，如有违反则以试图逃跑枪毙，“不到一会儿，他要来一把铁锹，用他那只完好的手拿着它像拐杖一样捅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骂骂咧咧地哭叫起来”。108
不过，许多囚犯认为，可能得到的好处使这种风险值得一冒。有些办法简单野蛮。尤其是职业罪犯以直接用斧头剁掉中间的三根手指而著称，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去伐木或是用手推车运矿石了。其他囚犯则是砍掉一只脚或一只手，要不然就是把酸液揉进眼睛里。另外还有一些囚犯为了不去劳动而把一条湿布缠在一只脚上：晚上收工回来便会出现三级冻伤。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在手指上。六十年代，阿纳托利·马尔琴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把他的睾丸钉在监狱的一张长凳上。109马尔琴科不是见过这种场面的第一个人：瓦列里·弗里德描写过一个人把他的阴囊钉在一截树桩上。110
但也有人使用更为巧妙的办法。比较大胆的职业罪犯总是偷一个注射器往阴茎里打肥皂水：结果射出的精液看上去像是得了性病。还有一名囚犯想出一个假装得了矽肺—一种肺部疾病—的办法。首先他从自己保留的一个银戒指上锉下一点银末来，然后把银末搀在烟丝里吸进去。接着，虽然没有什么感觉，他仍然去医院看病，以他见过的矽肺患者咳嗽的方式咳嗽。在随后进行的X光检查中，一片可怕的阴影出现于他的肺部—这足以使他不再适合干重活儿并被送往一个为不治之症患者设立的劳改营。111
囚犯还设法造成感染或者患上慢性病。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治疗过一个病人，他用一根不干净的缝衣针使自己发生了感染。112古斯塔夫·赫林看着一名囚犯把胳膊伸进炉火里，当时他以为没有被人注意到；他每天这样做一次，较好地保持着一个持续感染的伤口。113日古林通过喝冰水吹冷风让自己生病。这使他的体温升高到足以获准休息的程度：“哎哟，幸福地在医院住了十天！”114
囚犯还假装精神错乱。担任医士期间，巴尔达赫在马加丹中心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揭露伪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办法是让他们与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住在一个病房里：“不出几个小时，许多囚犯—甚至是铁了心要伪装下去的囚犯—就会敲门要求把他们放出来。”如果这一招没有效果，那就再给囚犯打一针诱使病情发作的樟脑注射剂。愿意留下来反复经历这种过程的病人寥寥无几。115
据埃莉诺·利珀说，甚至有一个对付企图假装瘫痪的囚犯的标准程序。把病人放在手术台上轻度麻醉，醒来以后医生将会扶他站起来。当他们叫他的名字时，在想起应该摔倒在地之前，他必然会下意识地走几步。116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也曾亲眼见过一名女犯被她的母亲治愈了“耳聋”。劳改营当局对这名女犯声称自己重听表示怀疑，于是邀请女犯的母亲前来探视服刑的女儿，不过没有让她进营房探视，而是让她站在大门外面呼喊女儿的名字。当然，女儿回应了。117
但是，也有医生帮助病人想出自残的方法。尽管因止不住的腹泻身体非常虚弱和痛苦，亚历山大·多尔冈却没有发烧到足以获准休息的程度。不过，当他告诉劳改营的医生—一个有教养的拉脱维亚人—他是一个美国人时，医生眼睛一亮。“我一直渴望找到可以用英语交谈的人，”他说—同时给多尔冈示范如何使自己的伤口感染。这使他的胳膊上出现了一大片紫色的肿块，足以给检查其病情的严重程度是否应该住院的内务部看守留下深刻的印象。118
通常的道德规范再次受到颠覆。在自由社会，没有哪个故意使其患者病情加重的医生会被看成好人。可是在劳改营，一位这样的医生却被尊为圣人。
“一般的美德”
劳改营的生存策略并不一定全都是由制度本身派生出来的。它们也不一定都与合作、残忍或自残有关。假如一些囚犯—也许是绝大多数囚犯—通过巧妙利用对其有利的劳改营规定想方设法活了下来，那么，还有一些囚犯得以生存下来则是依靠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论述集中营道德规范的著作中所说的“一般的美德”：关爱和友谊，人的尊严和精神生活。119
关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一些囚犯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关系网。四十年代后期在某些劳改营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群体成员—乌克兰人、波罗的人、波兰人—创建了完整的互助体系。另外一些人在多年的劳改营难友之间营造了独立的关系网。还有一些人直接结交了一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在这些建立于古拉格的友谊中，最著名的也许是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叶夫龙与她的朋友阿达·费德罗尔夫之间的友谊。无论是在劳改营还是在流放地，她们为待在一起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后来她们又共同出版了合为一卷的回忆录。在费德罗尔夫的那一半故事里，她讲述了两个人因叶夫龙被安排到另外一个押解队而长期分离之后重新相聚的情形：
天气一直炎热。我们到达的最初几天热死了。他们每天只让我们出去活动一次—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后来，突然从梁赞新来了一队犯人，其中有—阿丽雅[65]。我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把她拉到上铺，那里更靠近新鲜空气……这就是囚犯的快乐，只因为与一个人相遇。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