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拉雪橇的狗吠宣布巡逻马上开始时，我以为身体或许出了毛病。没跑几码我们就到了外面的围栏……我们可能弄出了点动静，但是我觉得嘈杂的声音仿佛震耳欲聋……经过疯狂地攀爬我们终于越过围栏下面最后一道带刺铁丝网跌落在地上，我们站起身来，屏住呼吸询问每个人是否都在，然后，大家一起拔腿狂奔。
—斯拉沃米尔·拉维茨，《漫漫长路》1
在关于古拉格的神话中，不可能逃跑赫然跻身最大的神话之列。索尔仁尼琴写道，从斯大林的劳改营逃跑是“一项巨人的事业—但却是劫数难逃的巨人事业”。2据阿纳托利·日古林说，“从科雷马逃跑不可能”。3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以特有的悲观笔触写道，“试图逃跑的几乎都是新来的囚犯，第一年服刑，自由和虚荣在他们心中还没有泯灭。”4前诺里尔斯克警卫部队副指挥官尼古拉·阿巴库莫夫排除了成功逃跑的可能性：“一些人逃出了劳改营，但是没人能够逃到‘大陆’”—他这指的是俄罗斯中部。5
古斯塔夫·赫林讲述了一名难友试图逃跑却无功而返的故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策划他成功地逃了出去，饿着肚子在森林里转悠了七天之后，他发现自己离开劳改营不过八英里，结果，饥饿迫使他回来自首。每当对难友讲起自己企图逃跑的经历时，这名囚犯最后总是会说，“自由不属于我们。”“我们的余生都被拴在了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没有戴着锁链。我们可以逃跑，我们可以到处转悠，但是最终我们还得回来。”6
当然，劳改营的构造不利于越狱：围墙、带刺铁丝网、岗楼以及精心辟出的真空地带终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在许多劳改营，把囚犯控制在劳改营里几乎不需要铁丝网。天气起到了防止逃跑的作用—一年中有十个月气温在冰点以下。起到同样作用的还有地理因素，在亲身实地考察某些比较偏远的劳改营的地理位置之前，这是人们不大可能意识到的一个事实。
例如，关于沃尔库塔—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煤矿旁边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一座孤立而且实际难以到达的城市的说法客观公平。没有公路通往位于北极圈以外的沃尔库塔：只有乘坐火车或者飞机才能到达这座城市和它的煤矿。冬天，任何试图穿越空旷开阔、没有树木的冻原的人都将成为活动的靶子。夏天，同样的原野变成了同样空旷开阔、但也同样无法通过的沼泽。
在南方的劳改营，距离同样是个问题。即使一名囚犯真的爬过了带刺铁丝网或者从森林里的劳动地点溜走了—由于看守的懈怠，这并不困难—接着他会发现自己远离公路或铁路线，有时还会远离城镇或村庄。没有食物，没有栖身之处，有时几乎没有水。
更加严重的是，到处都有警卫：说到底，整个科雷马地区—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北方针叶林—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情况相同的还有整个科米共和国、广阔的哈萨克沙漠地带和西伯利亚北部。在这些地方，几乎没有普通的村庄，也没有普通的居民。任何没有必要的身份证明独自行动的人立即会被认出是逃犯，接着不是被枪毙就是遭到毒打之后送回他的劳改营。由于这个原因，一名囚犯决定不与一群难友一起逃跑：“在一个到处都是集中营因而检查站密布的地区，没有身份证明和钱我能跑到哪里去？”7
即使遇到不是看守或者囚犯的当地人，逃跑的囚犯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在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曾经有过同情逃犯和奴隶的传统，夜里，人们把装着面包和牛奶的碗为他们放在门外的台阶上。一首革命以前的古老囚犯歌曲表现的就是这种态度：
农妇给我牛奶喝
小伙子给的是烟叶。8
在斯大林的苏联，人们的态度不同了。大多数人倾向于告发逃跑的“敌人”，倾向于告发刑事“惯犯”的人甚至更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相信或者部分相信了关于囚犯的宣传，而且因为不去告发逃犯的人自己将会面临被科以重刑的危险。9考虑到日常生活中胆怯多疑的社会风气，他们的恐惧并不一定明确具体：
至于当地的居民，没有人像搭救隐藏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那样搭救隐藏我们。这是因为多年来人们全都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和猜疑中，时时刻刻生怕新的灾祸从天而降，甚至相互之间心存戒意……在一个所有人—从小人物到大人物—都害怕受到暗中监视的地方，别指望逃跑能够成功。10
即使驱使当地人告发逃跑囚犯的不是意识形态和恐惧，那么它也会是贪婪。许多回忆录作者公平或不公平地认为，当地的部族—北方边远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南方的哈萨克人—总是在专心等候逃跑的囚犯。一些人成为职业赏金猎手，搜捕囚犯以换取一公斤茶叶或者一麻袋小麦。11在科雷马，一个拿着一名逃犯的右手—或者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逃犯的头—来领赏的当地居民得到了二百五十卢布奖金，其他地方的奖金好像也差不多。12在一起有证可查的案件中，一个当地人认出了一名冒充常人的逃跑囚犯并向警察告发了他。这个当地人得到了二百五十卢布，他那去警察局报案的儿子也得到了一百五十卢布。在另一起案件中，向劳改营负责人报告一名逃犯所在位置的某个人被慷慨奖励了三百卢布。13
对于那些被抓住的逃犯，惩罚极其严厉。许多人当即就被枪毙了。逃犯的尸体还被用来进行宣传：
我们走近大门口时，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在做噩梦：一具赤裸的尸体吊在大门的门柱上。它的手和脚用铁丝捆着，头垂向一边，呆滞的眼睛睁开一半。尸体头顶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这就是所有企图从诺里尔斯克逃跑者的下场。”14
日古林回忆说，在他所在的那个科雷马劳改营的营站，企图逃跑的囚犯的尸体有时在营区中央放置长达一个月的时间。15这种做法其实由来已久，始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到了四十年代，几乎已经普遍实行。16
可是，囚犯们仍然试图逃跑。实际上，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以及古拉格档案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充满怒气的公函判断，逃跑的尝试和成功都比大部分回忆录作者所承认的更普遍。例如，档案中保存着囚犯成功逃跑之后的惩罚记录。一九四五年，在几批囚犯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五百号建筑工地”—一条贯穿西伯利亚东部的铁路—周围的那些劳改营逃跑之后，武装看守部队的一些军官被判处拘留五或十天，拘留期间每天扣发一半工资。在另一些实例中，影响较大的逃跑事件发生之后，看守被送上法庭，而劳改营的负责人有时则丢掉了职位。17
还有关于看守阻止囚犯逃跑的记录。奖给一名监狱看守三百卢布奖金，他在逃跑的囚犯闷死一名夜班看守之后拉响了警报。他的上司得到了二百卢布奖金。另一名监狱负责人同样得到二百卢布奖金，而当事的看守每人得到一百卢布。18
没有哪个劳改营是完全无隙可乘的。由于其偏僻的地理位置，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曾被认为天衣无缝。然而，一九二五年五月，两名白卫军囚犯С.A.马利萨戈夫和尤里·别索诺夫却从北方专设集中营主岛的一个集中营里逃走了。袭击了看守之后，他们走了七十五天到达芬兰边界。两个人后来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是在西方最早出版的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著作。19一九二八年，发生了另外一起著名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逃跑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六名囚犯袭击看守之后冲出集中营的大门。大部分逃跑者可能同样越过了芬兰边界。20一九三四年，索洛韦茨基又发生了两起特别惊人的逃跑事件。一起涉及四名“间谍”，另一起由“一名间谍和两名强盗”参与。两伙人都是设法偷得船只从水路逃走的，大概也是去了芬兰。结果，劳改营负责人被撤职，其他人员受到训斥。21
北方专设集中营扩展到卡累利阿大陆之后，逃跑的机会增加了，结果，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利用的正是这种机会。切尔纳温是一位渔业专家，他勇敢地试图在摩尔曼斯克渔业托拉斯的五年计划中注入一些实事求是的成分。他对计划的批评为他招来了“破坏”的罪名。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并被发配到索洛韦茨基。北方专设集中营最终将他作为囚犯专家派到卡累利阿北部，在那里，他被要求筹办新的捕鱼企业。
切尔纳温一直在等待时机。几个月之后，他赢得了上级的信任，上级甚至同意让他的妻子和十五岁的儿子安德烈前来探视。在妻儿探视期间的一九三三年夏季的某一天，这一家人外出“野餐”时改变方向渡过了狭窄的海湾。到达海湾西边以后，切尔纳温和妻子告诉安德烈，他们正在—步行—离开苏联。“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地图，我们翻过荒山，穿过森林，越过沼泽，走向芬兰和自由，”切尔纳温写道。22安德烈在几十年后回忆说，他父亲相信，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他就可以改变世界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看法。他写了。它并没有改变。23
然而，切尔纳温的经历应该不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古拉格早期扩张的那个阶段很可能是逃跑的黄金时期。囚犯的数量持续迅速增长，看守的数量一直严重不足，劳改营相对靠近芬兰。一九三○年，一千一百七十四名囚犯在苏芬边境被抓住。一九三二年，抓到七千二百零二人，而成功逃跑的人数很可能也成比例地增加了。24根据古拉格自己的统计数字—当然，它可能不准确—在一九三三年，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五人从劳改营逃跑，被抓住的仅仅刚过一半—两万八千三百七十人。25据报道，当地居民因大量流窜的逃犯而惶恐不安；像边防部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方部门一样，劳改营负责人频频提出增援的要求。26
作为回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实行了更加严厉的管制。大约在这一段时间，当局要求当地居民积极提供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道命令要求围绕每个劳改营确定一个十六至十九英里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当地居民应当“积极与逃犯作斗争”。在劳改营周围地区掌管火车和船只的人也被登记在案。当局还下达一道命令，禁止看守在日落之后把囚犯带出牢房。27地方官员请求给予更多的资源，特别请求派来更多的看守以防止逃跑事件的发生。28新制订的法律为逃犯规定了附加的刑期。看守知道，如果击毙一名正在逃跑的囚犯，他们甚至可能受到奖励。29
不过，逃跑发生的次数下降得没有那么快。三十年代在科雷马，群体逃跑事件要比后来更常见。逃跑出去暂时栖身于森林的职业罪犯总会组成团伙，盗窃武器，甚至袭击当地的居民、地质勘探队和自然村落。在至少发生了二十二起此类事件之后，劳改营于一九三六年为一千五百名“特别危险分子”—可能逃跑的囚犯—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30后来，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当大清洗达到高潮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人民委员给全国各地的所有劳改营发出一份通知指出，“尽管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要求进行一场制止囚犯从劳改营逃跑的决定性战役……这一问题仍未得到重大改善。”31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因苏联西部劳改营的转移和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而造成的机会，逃跑事件的数量再次急剧上升。32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名囚犯从科米共和国比较偏僻的劳改营之一佩乔尔劳改营逃走。同年八月，八名前海军士兵在一名前北方舰队海军上尉的带领下，设法从沃尔库塔劳改营本身的一个偏远的营区逃走了。33
后来在战争期间，逃跑事件的次数确实渐渐有所下降，不过从来没有彻底杜绝。一九四七年，当逃跑达到战后的高峰时，一万零四百四十名囚犯设法逃跑，其中只有两千八百九十四名被抓住。34在当时囚禁于劳改营的数百万囚犯中，这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它仍然表明，逃跑并不像一些人所记忆的那样完全不可能。逃跑事件的频繁发生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劳改营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不断加强的安全防卫措施，在古拉格存在的最后五年时间里，这成为劳改营生活的明显特征。
回忆录的作者们一般同意，打算逃跑的人绝大多数是职业罪犯。职业罪犯的黑话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甚至把春天的到来称为来了“绿色检察官”[69]（例如说“瓦夏被绿色检察官放走了”），因为夏天的逃跑往往是在春天策划的：“只有夏天才有可能穿过北方针叶林，那时可以吃草，吃蘑菇、浆果、树根，或者吃用苔藓粉烤成的薄饼，还可以抓田鼠、松鼠、松鸦、野兔吃……”35在北方边远地区，逃跑的最佳时间恰恰是冬天，因此那里的犯人把冬天称为“白色检察官”[70]：冻原上的沼泽和泥潭只有冬天才能通行。36
实际上，职业罪犯逃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一旦爬出“铁丝网”，他们活下来的希望大得多。只要逃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他们就能融入当地的犯罪社会，伪造身份文件，找到藏身的地方。还有一些职业罪犯几乎不抱重返“自由”的幻想，他们逃跑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出去”待一会儿。即使他们被抓住，也要设法活下去，对于一名已被判了二十五年徒刑的囚犯来说，再加十年或者更长的刑期算得了什么？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回忆了一名只是为了与某个男人约会而逃跑的女职业罪犯。她“满心欢喜地”回来了，尽管立即被关了禁闭。37
政治犯不太经常逃跑。他们不仅缺乏关系网和专门技能，而且他们受到更积极的追捕。切尔纳温—他在逃跑之前长时间思考过这些问题—解释了其中的不同：
看守并不特别认真对待职业罪犯的逃跑，因此不去全力追捕他们：他们经常是在上了火车或者到达某个小镇时被抓住的。但是，为了追捕政治犯，当局就会立即组成追捕队：有时，附近的所有村庄都会调动起来，而且要求边防部队协助追捕。政治犯总是试图逃到国外—在自己的祖国没有他的藏身之地。38
大多数逃跑者是男性囚犯，但也并不全都是。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所在的劳改营有一个吉普赛姑娘与劳改营的炊事员一起逃走了。听说这件事的一个吉普赛老太太会意地点头称许：“她知道附近某处有个吉普赛人的宿营地[табор]。只要能够到达那里，她就平安无事了。”39通常，逃跑是预先计划的，不过，它们也有可能是本能地冲动：索尔仁尼琴讲述了哈萨克的一名囚犯在刮起沙尘暴时跳过铁丝网围栏的故事。40逃跑的尝试经常在看守比较松懈的劳动地点进行，然而情况也不总是这样。例如，在随机挑出的一九四五年九月这一个月，有案可查的逃跑尝试百分之五十一发生在劳动区，百分之二十七发生在生活区，还有百分之十一发生在押解途中。41爱德华·布恰计划与一群年轻的乌克兰人一起从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押运火车上逃跑：
我们将用我的钢锯锯条尽量锯断车厢的四五块木板，只能在晚上锯，还要把车厢地上的马粪与面包混在一起用来掩盖锯开的缝隙。出口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将会等到火车在森林里面停下来，然后推开木板跳出车厢—大家尽可能分散开往各个方向逃跑以使看守无所适从。我们中的一些人将会成为射击的目标，但是大部分人有可能逃走。42
在逃跑的意图引起怀疑之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不过，试图从火车上逃跑的还另有其人：一九四○年六月，两名刑事犯在一节货车上真的钻过一个窟窿逃走了。43同一年，雅努什·巴尔达赫也在一节货车上拆开几块腐烂的木板偷偷溜了出去。但是，他忘了把它们重新放回原处，结果警犬追踪而来，他很快就被抓住并遭到毒打—不过总算留了条命。44
如同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那样，一些逃跑事件的发生“不是凭着绝望的冲动，而是依靠专业的计算或是出于对巧妙的逃跑方式的爱好”。45在货车车厢里装上夹壁墙；囚犯把自己钉在箱子里，然后被运出劳改营。46有一次，二十六名职业罪犯在围墙下面挖了一条通道。他们全都逃了出去，尽管—据负责搜捕的官员说—不到一年又都全部被抓住。47
还有些人像切尔纳温一样利用其在劳改营里的特殊地位安排了自己的逃跑。档案记载了一名囚犯的行为，他蓄意制造了一起货运列车事故，然后趁着混乱逃走。48在另一起有案可查的案件中，派往劳改营墓地掩埋尸体的囚犯打死了押送他们的看守，并且为了不让他的尸体很快被发现而将其埋进了万人坑。49对于那些“不需看守的”囚犯—他们持有在劳改营之间活动的通行许可证—来说，逃跑也变得轻而易举。
伪装身份同样派上了用场。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讲述了一名囚犯的故事，他逃出去之后竟然过了两年自由自在的生活，伪装成一名地质学家在西伯利亚到处游逛。有一次，对于本地拥有这么一位专家感到自豪的地方当局毕恭毕敬地邀请他去作演讲。“克里沃舍伊面带微笑，用英语援引莎士比亚，在黑板上画着草图，流利地说出许多外国人名。”最后，他因为给妻子寄钱被抓住。50他的故事也许不足为信—但是档案确实记录了一些类似的事情。在这样一起事件中，一名囚犯窃取了一些证明文件，他坐上一架飞机飞到雅库茨克。他在那里被抓住，当时他正舒服地躺在一家旅馆里，口袋里有二百克黄金。51
不是所有人逃跑都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巧妙方式。许多—也许还是大多数—职业罪犯逃跑时直接采取暴力手段。逃跑的囚犯袭击武装看守，将其击毙或掐死，自由工人和当地居民同样可能遭到袭击。52他们也不放过住在一起的囚犯。职业罪犯逃跑的典型方式之一是同类相食。成双结对的职业罪犯预先表示愿意与第三名囚犯（“食物”）一起逃跑，这名囚犯注定成为另外两人逃跑途中的食物。布恰还描述过一名职业窃贼兼杀人犯所经受的煎熬，他与一个同伙一起带着劳改营的炊事员—他们的“途中补给”—逃走了：
他们起初并没有这个念头。当你与一大群除了逃跑什么也不考虑的人在一起时，就会不可避免地讨论逃跑所能采取的每一种手段。实际上，“途中补给”是一名肥胖的囚犯。万不得已时，你可以把他杀死吃掉。在你需要他之前，他随身携带着你的“食物”。
两名逃犯依计而行—他们杀死并且吃掉了炊事员—但逃亡之路的漫长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他们再次开始感到饥饿：
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先睡着的那个人将被另外一个人杀死。因此，两个人都假装不累，讲着故事熬夜，同时密切观察对方。多年的友谊使他们既不能直接攻击对方，也不能承认彼此的猜疑。
最后，一名逃犯睡着了，另一名逃犯割断了他的喉咙。布恰说，两天后，活着的逃犯被抓住时，他的袋子里还装着几块生肉。53
尽管无从了解这一类逃跑多长时间发生一次，但是，从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大量类似的故事在范围相当广泛的劳改营囚犯中流传着，因此可以断定，它们至少时有发生。54在科雷马期间，托马斯·斯戈维奥听说两名这样的逃犯被判处了死刑—他们带走了一名少年犯，杀害了他之后把他的肉腌了起来。55瓦茨拉夫·德沃尔热茨基三十年代中期在卡累利阿听人讲过一个同样的故事。56
在古拉格的口头传说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关于逃跑和逃跑者的非同一般的故事—许多可能不足为信。索尔仁尼琴讲述了乔治·滕诺的传奇。滕诺是一名爱沙尼亚政治犯，他一次又一次从劳改营逃走，有一次骑马、划船、骑自行车跑了三百英里，几乎到达西伯利亚的中部城市鄂木斯克。虽然滕诺的故事有一些可能是真的—后来他与另一位幸存者兼回忆录作者亚历山大·多尔冈成为朋友，并且介绍后者认识了索尔仁尼琴—不过另外一些更加富有戏剧性的逃亡故事却难以核实。57一本英文选集包括一位爱沙尼亚牧师的故事，他设法逃出劳改营，伪造身份文件，与同伴一起步行越过阿富汗边界。同一本选集还提到一名西班牙囚犯，在一次对他那个劳改营造成破坏的地震发生之后，他通过装死逃了出来。随后，他说，他偷偷越过伊朗边界。58
最后还有不可思议的斯拉沃米尔·拉维茨逃跑事件，在所有关于古拉格的文学作品中，他的回忆录《漫漫长路》对囚犯逃跑作了最惊人、最生动的描写。据拉维茨叙述，他在苏联入侵波兰之后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的一个劳改营。他声称，在一位劳改营负责人妻子的默许下，他与另外六名囚犯—其中有一名美国人—一起逃了出去。带着途中搭救的一名被流放的波兰少女，他们跋山涉水离开了苏联。
一路上—如果故事曾经发生，这应该是一段非比寻常的路程—他们绕过贝加尔湖，越过边界进入蒙古，穿过戈壁沙漠，翻过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来到印度。四名囚犯在途中死去；活下来的人则历尽艰辛。不幸的是，验证这个故事—它显然很像拉迪亚德·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那个人是谁》—的几次尝试没有结果。59《漫漫长路》是一个讲得非常精彩的故事，即使它根本没有发生过。它那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可以使我们这些试图撰写一部逃出古拉格的真实历史的人得到某种教益。
实际上，由于逃跑的幻想在许多囚犯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甚至对于成千上万名从来不打算逃跑的囚犯来说，逃跑的念头—逃跑的梦想—始终是一种心理上的依靠。一位科雷马劳改营的幸存者对我说，“反抗管制的最鲜明形式之一是逃跑。”年轻的男囚犯尤其喜欢策划、讨论、争辩最佳的逃跑方式。如同古斯塔夫·赫林所描写的那样，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与无能为力的感觉进行搏斗的方式：
我们一群关系密切的波兰囚犯经常聚集在一间营房里讨论逃跑计划的细节：我们收集干活时发现的金属碎片、旧盒子和玻璃片，我们欺骗自己说这些东西可以做成一个凑合着用的指南针；我们搜集周边农村以及有关北方城镇距离、气候条件、地理特点的各种信息……
在这片噩梦般的土地—数百节货车把我们从西方运到这里—上，大家紧紧抓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生气的秘密幻想。说到底，如果一个并不存在的恐怖组织的成员可以是劳改营里获刑十年的罪犯，那么，一根磨尖的钉子为什么不能是指南针、一块木板为什么不能是滑雪板、一张布满了潦草的点与线的纸片为什么不能是地图呢？
赫林并不认为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相信他们的准备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不过，为逃跑所做的准备练习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我记得一名年轻的波兰骑兵军官，他具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力，在劳改营饥饿状况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他把每天配给的面包切下一片在炉火上烤干，并将这些面包片装进袋子藏在营房某个秘密的地方。多年以后我们在伊拉克的沙漠里再次相遇，当我们坐在军用帐篷里一边喝酒一边回忆服刑的岁月时，我拿他的逃跑“计划”开玩笑。而他却郑重地回答我：“你不应该取笑这件事。多亏逃跑的希望我才从劳改营里活了下来，多亏储存的面包我才从停尸房中死里逃生。如果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一个人就不可能活下去。”60
如果在大多数幸存者的记忆中从劳改营逃跑是不可能的，那么，反抗则是难以想象的。备受蹂躏、万念俱灰、人格尽失的囚犯绝望到与当局合作，他们连藐视苏维埃政权的劲头都没有，更不必说反抗它了。对他们的讽刺性描写出现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尤其是俄国幸存者群体里两位最伟大的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作品中。而且，在古拉格整个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形象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内部暗中监视制度和告密者的存在的确引起了囚犯之间的相互猜疑。劳动必然带来的折磨和职业罪犯的优势地位也使其他囚犯很难想到组织反抗。受审、坐牢、流放过程中的屈辱经历已经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存欲望，更不必说反抗当局的欲望了。与另外一些波兰囚犯组织过一次绝食抗议的赫林描述了他那些俄国朋友的反应：
我们竟敢采取行动反抗不可改变的奴役制法律这一事实使他们兴奋并着迷，这一法律以前从未受到过被人抗拒的困扰。另一方面，过去的经历让他们产生了本能的恐惧，担心自己可能卷入某件危险的事情，也许是一起要被送上战争法庭的案件。谁知道开始抗议之后旁听者会不会立即泄露“抗议者”在营房里面谈话的内容？61
然而，档案再一次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暴露出许多小型劳改营抗议活动和罢工的存在。特别是那些职业罪犯的头目，当他们想从劳改营当局得到什么东西时，似乎经常举行不涉及政治的短期罢工，而在劳改营当局眼中，这一类事情不过是一些小麻烦。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职业罪犯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不太担心受到惩罚，同时给了他们更多机会组织这些小型抗议活动。62
在开往东方的长途押解列车上也不时出现职业罪犯自发的抗议活动，当时犯人喝不到水，除了咸鱼没有别的食物。为了迫使看守给他们水喝，职业罪犯总是“一起大声吵闹”，发出看守讨厌的噪音，如同一名犯人所回忆的那样：“罗马军团曾因听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尖叫声而哭泣，那种声音非常恐怖。古拉格的虐待狂们感到了同样的恐怖……”63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当时，据诗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伊琳娜·拉图申斯卡雅回忆，只要他们对待遇不满，押解途中的犯人就会进一步表示抗议：
“嗨，伙计们！晃起来吧！”一个男人的声音喊道。
囚犯们开始用身体使车厢晃动。大家节奏一致，首先撞向一边的板壁，然后撞向另一边。车厢塞得非常满，因此结果立即就能感觉到。这种方式有可能使车厢倾斜，造成整列火车脱轨。64
过度拥挤和缺乏食物还会引起另一种抗议，它被生动地称为半清醒的歇斯底里大爆发。一名目击者描述了一场由一群女职业罪犯所发起的这样的抗议活动：
仿佛有人指挥一样，大约二百名女囚犯突然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跑进院子里。她们围着看守做出各种下流的姿势，同时又喊、又叫、又笑、又骂，倒在地上令人恐怖地抽搐着，撕拽自己的头发，把脸抓得出血，一次又一次摔倒之后再站起来，而且还向大门跑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人群嚎叫着。65
除了这些自发而疯狂的场面之外，还有比较传统的抗议方式绝食斗争。绝食的目的和方法直接从最早的政治犯（二十年代初期被囚禁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那里继承而来，他们同样也是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囚犯那里继承来的。一九二五年离开索洛韦茨基被送进隔离封闭的监狱之后，这些政治犯坚持他们从革命前的俄罗斯所继承的绝食斗争传统。亚历山大·费多杰耶夫是一位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他在苏兹达尔监狱连续不断地进行绝食斗争，要求得到与亲属通信的权利，直到一九三七年将其处决为止。66
但是，即使是在把他们从监狱重新转回劳改营之后，一些人仍然试图将这一传统保持下去。三十年代中期，一些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加入了社会党人的绝食斗争。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一个营站，数百名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另外一些政治犯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据记载，这场绝食斗争坚持了一百三十二天。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是政治性的：绝食者要求把他们与刑事犯分开关押，要求把他们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每天八个小时，要求无论劳动与否他们都应得到食物—而且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判决。在沃尔库塔的另一个营站，一场涉及范围甚至更广泛的绝食斗争—少数职业罪犯参加了绝食—持续了一百一十五天。一九三七年三月，古拉格当局下令满足绝食者的要求。不过，到一九三八年底时，大部分绝食者已在当年进行的大规模处决中遭到杀害。67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批正在等待押往科雷马的托洛茨基分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转监狱进行绝食。当时他们在中转监狱为布置绝食斗争开了会并且选出了一位领导人。绝食领导人要求有权检查运送他们的船只。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不过，他们在上船时仍然高唱革命歌曲，甚至—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告密者的报告可信的话—打着写有“为革命天才托洛茨基而欢呼！”和“打倒斯大林！”等口号的标语。当轮船到达科雷马时，囚犯再次提出要求：应当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他的劳动，劳动必须付给报酬，不得将夫妻分开关押，所有囚犯均有权不受限制地寄出和接收邮件。他们按部就班地发动了一系列绝食斗争，其中一次持续了一百天。一名当代观察家写道，“科雷马囚犯中的托洛茨基分子领导人进入了一个幻想的王国，无视现实的权力体系。”他们也都按部就班地被当局判刑并枪毙。68不过，他们的苦难产生了影响。许多年以后，一名前科雷马检察官对当时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后来都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以致我个人连续几天仿佛陷入一团迷雾，在我前面似乎有一队被判刑的托洛茨基狂热分子，高呼着口号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69
也许是对这些反抗事件的回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政治犯的绝食和罢工。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参与这一类捣乱破坏活动的囚犯得到了增加的刑期，甚至会被判处死刑。绝食受到严肃处理，但罢工受到的惩罚最严厉：罢工完全违背了设立劳改营的宗旨。不去干活儿的囚犯不仅是个纪律问题：他对劳改营的经济目标也是一个重大障碍。特别是在一九三八年以后，如同一名前劳改营囚犯所描述的那样，罢工者受到严厉惩罚：
一些囚犯拒绝出工……原因与食物变质有关。当局当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十四名挑头者—十二男两女—被枪毙。死刑在劳改营就地执行，全体囚犯列队观看。然后各个营房派人帮助掩埋尸体，直接埋在带刺铁丝网围栏的外边。只要对这次闹事的后果记忆犹新，类似的事情便不会发生……70
但是，即使是必然受罚的后果—即使是知道必死无疑—也不能彻底消除所有囚犯反抗的欲望，而且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一些囚犯将会集体进行反抗。不过，甚至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甚至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战争年代，反抗的精神依然存在—如同引人瞩目的一九四二年一月乌斯季乌萨暴动充分显示的那样。
据我们所知，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乌斯季乌萨暴动是一场绝无仅有的暴动。如果斯大林在世期间还有其他大规模越狱事件发生，迄今为止我们对其并不知情。关于乌斯季乌萨暴动，我们听到过相当多的描述：各种歪曲真相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古拉格口述历史的组成部分，但在最近几年，人们也已开始利用文献资料对事实进行小心求证。71
说来奇怪，领导这场暴动的是一名自由工作人员而不是囚犯。马克·列丘宁当时是列索雷德营站—沃尔库塔劳改营联合体中的一个小型采伐劳改营—的主要管理者。这个营站大约关押了二百名囚犯，一半以上是政治犯。一九四二年，列丘宁已经拥有丰富的劳改营生活经历：像许多小型劳改营的负责人一样，他以前也是一名囚犯，因被控抢劫银行服了十年刑。不过，他得到劳改营官员的信任，一名官员说他是个“准备为劳改营的生产效益而献身”的人。其他人对他的印象多种多样，有人说他是个酒鬼和赌徒—这也许表明了他犯罪的起因；还有一些人说他是个诗歌爱好者和“性格坚强的人”，喜欢自夸和打架—这也许印证了他身后留下的传奇。
列丘宁的确切动机至今不明。情况似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战争爆发以后所下达的一道命令让他感到大为震惊，命令禁止所有政治犯离开他们所在的劳改营，即使是那些刑期已满的政治犯。暴动最初的共谋者中唯一活下来的阿法纳西·亚什金对审讯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说，列丘宁认为，当德军逐渐挺进苏联纵深地区时，营站的所有居民—囚犯和非囚犯都一样—将会遭到处决。“即使他们杀了我们，我们又有什么损失，”他极力这样劝说大家。“是明天被枪毙，还是今天反抗而死，对于我们有什么区别……劳改营当局打算枪毙所有犯了反革命罪的政治犯，甚至还有我们这些直到战争结束必须一直留在这里的自由工人。”这不完全是疑神疑鬼的偏执想法：一九三八年他是沃尔库塔的一名囚犯，应该知道大屠杀也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能范围之内。而且，尽管身为整个营站的负责人，他回家度假的请求最近刚刚被拒绝。
暴动准备工作的其他细节不得而知。列丘宁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从事件本身的过程看，暴动显然经过精心的策划。暴动者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开始行动。这是一个星期六，按计划劳改营的武装看守在这一天要去澡堂洗澡。他们规规矩矩地列队进入澡堂。澡堂勤杂工是一名共同参与密谋暴动的中国囚犯鲁发，他在看守身后立即锁上了澡堂的门。很快，其他暴动共谋者将留在值班室站岗的看守缴了械。两名看守进行反抗，一名被杀死，另外一名受了伤。他们的武器全部落入暴动者之手，总共十二挺机关枪和四把左轮手枪。
一群暴动者迅速打开劳改营的仓库，开始向囚犯分发优质服装和靴子。这些物资是列丘宁专门储备的，他号召囚犯参加他的暴动。囚犯没有全部参加。一些囚犯害怕，一些囚犯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一些囚犯甚至试图劝说暴动者不要继续下去了。另外一些囚犯参加了暴动。到起事大约一小时后的下午五点钟左右，一百个人列队前往邻近的城镇乌斯季乌萨。
起初，镇上的居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囚犯的盛装出现让他们感到惊讶。随后，暴动者分成两队袭击了镇上的邮电局和监狱。两场袭击都成功了。暴动者打开监狱的牢门，又有十二名囚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邮电局，他们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乌斯季乌萨落入囚犯的控制中。
这时，镇上的居民开始还击。少数人从镇上的民兵队部拿到武器。一些人冲出去守住一个小飞机场，机场的跑道上恰巧停着两架小型飞机。还有些人试图寻求援助：镇上的一名警察跳上马背向附近的波利亚—库里亚营站飞奔而去。营站出现了恐慌。确信那是德军打过来的劳改营负责人立即命令所有囚犯把鞋脱掉，以使他们无法逃跑。十五名武装看守开始从波利亚—库里亚向乌斯季乌萨移动，以为自己调转方向是去保家卫国。
此时，战斗在乌斯季乌萨镇里打响了。暴动者已经将镇上的一些警察缴了械，还要设法弄到更多的武器。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掉民兵队部那些勇敢的守卫者。随后的战斗激烈地打了整整一夜，到凌晨时，暴动者的损失惨重。九个人战死，一个人受伤，四十个人被俘。仍然活着的暴动者决定采取新的策略：他们将离开乌斯季乌萨，去另一个城镇科日瓦。可是他们不知道，乌斯季乌萨镇政府已经用隐藏在森林里的无线电台发出了求援电报。通往各个方向的所有道路正在慢慢布满武装的民兵。
不过，他们最初还有一些运气。暴动者几乎很快就来到了一个村庄，而且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在那里，他们向当地的集体农庄庄员演讲，试图劝说后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没有成功。在邮电所，他们听了电话线路上的一段通话之后意识到，民兵正在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移动。他们离开主要道路向冻原转移，先是在一个驯鹿场里隐蔽了起来。一月二十八日早晨，他们在那里被发现：又一场战斗打响了，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不过，当夜幕降临时，残余的暴动者—约有三十个人还活着—逃了出来，躲进山脚下的一个猎人小屋。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没有什么机会了，一些人仍然决定留在那里继续战斗。另一些人则逃进森林，在隆冬季节，在茫茫野外，他们也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最后的决战发生在一月三十一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包括列丘宁在内的一些暴动者向自己开了枪。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暴动残余，将他们逐一射杀。暴动者的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恨得咬牙切齿的民兵将尸体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保存在地方档案馆里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因受尽蹂躏而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记录显示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当地传说民兵把他们就地掩埋了。
随后，当局将之前抓获的暴动者押往地方首府瑟克特夫卡尔并且立即开始进行调查。经过六个多月的审讯折磨之后，十九名暴动者得到新的刑期，四十九人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被处决。
苏维埃秩序捍卫者的死亡人数也不少。但是，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忧虑的不只是死了几十个看守和公民。据档案显示，亚什金还“供认”，列丘宁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地方政府，强行建立法西斯政权，当然，还要与纳粹德国结盟。根据我们对于苏联审讯手段的了解，这些动机相当可疑。
尽管如此，这场暴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典型的职业罪犯暴动：它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而且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暴动的参与者也不符合职业罪犯逃跑者的典型特征：大多数暴动者是政治犯。内务人民委员部明白，关于这场暴动的传闻很快就将蔓延到附近的许多劳改营，战争时期，那些劳改营的政治犯人数非常多。当时和后来有人认为，德国人了解沃尔库塔劳改营的情况，一旦入侵俄罗斯推进到那么远的地方时，他们打算利用政治犯充当第五纵队[71]。有谣传说，德国间谍此时确实不断地空投到这一地区。
莫斯科担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因此立即采取了行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古拉格系统所有劳改营的负责人收到一份备忘录：《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集中营里不断增加的反革命活动》。备忘录要求他们在两周之内消灭各自劳改营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反苏分子”。由此在苏联全国展开多项系列调查，“破获”了大量所谓的阴谋集团，从沃尔库塔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到鄂木斯克的“向布尔什维克复仇俄罗斯协会”。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宣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间，在劳改营里活动的六百零三个暴乱组织被查出，一共抓获四千六百四十名参与者。72
无疑，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并不存在，它们是为证明劳改营内部的告密者网络实际发挥着作用而虚构的。不过，当局的担忧不无道理：乌斯季乌萨暴动确实将被证明是未来的一个预兆。尽管它被挫败，但它并没有被忘记：被处决的社会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遭遇也没有被忘记。十年以后，新一代囚犯将会在这些暴动者和绝食者倒下的地方振作起来重新开展政治斗争，由于新的时代他们改变了前辈的斗争策略。
不过，严格地说，他们的故事属于后面那些章节。这些故事不是古拉格全盛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是之后劳改营历史—古拉格如何走向衰亡—的组成部分。
注释：
1斯拉沃米尔·拉维茨：《漫漫长路》，第96页。
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97页。
3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92页。
4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43-379页。
5麦奎因：《幸存者》。
6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25-129页。
7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04-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