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战士，如今我是一名囚犯
我的灵魂冻僵，我的舌头发硬。
什么诗人，什么艺术家
可以描绘我可怕的囚禁人生？
不祥的乌鸦也不知道
他们给我们定的是什么罪名
他们折磨我们，他们驱赶我们
从监狱流放到劳改营。
但是奇迹发生！在采石场的上空
一颗自由的星星闪耀
虽然我的灵魂冻僵—它并没有毁灭
虽然我的舌头发硬—它将说话出声！
—列昂尼德·西特科，一九四九年1
西方人的集体记忆通常认为德军入侵波兰西部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但是，在苏联人的历史概念中，既没有把这一天，也没有把苏军入侵波兰东部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视为战争的开始。尽管这次联合入侵—它是由导致缔结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那场谈判预先安排的—富有戏剧性，但是它对大多数苏联公民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相比之下，苏联公民决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在这一天开始实施巴巴罗沙行动计划，对他的苏联盟友发动了突然袭击。卡尔洛·施泰纳当时是诺里尔斯克的一名囚犯，他从劳改营的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突然，音乐中断了，接着，我们听到莫洛托夫的声音，他说纳粹“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动了“进攻”。寥寥几句之后，广播停止了。营房里约有一百人，但是你能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大家全都面面相觑。睡在瓦西里邻铺的人说：“我们很快就要完蛋了。”2
德军入侵的消息让习惯于认为任何重大政治事件都对自己不利的政治犯感到特别恐惧。他们的恐惧理所当然：在某些案件中，“人民的敌人”—此时又被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立即被挑选出来以加强镇压。一些人被处决，迄今为止人数不详。施泰纳写道，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配给的食物即被削减：“食糖没有了，就连菜汤的量也减少了一半。”战争的第三天，所有外国囚犯被赶到一起。奥地利公民施泰纳（尽管他自认为是一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再次被捕，从他所在的劳改营移送监狱关押。劳改营的检察官重新开始调查他的案子。
同样的模式在整个劳改营系统重复进行。战争爆发当天，乌斯特维姆劳改营下令禁止收取一切信件、包裹和报纸，并且拆掉了劳改营的广播喇叭。3科雷马劳改营的负责人剥夺了政治犯阅读信件和报纸的权利，还切断了广播节目的接收信号。所有劳改营都加强了搜查，早点名的时间更长了。营站负责人为日耳曼血统的囚犯安排了专门营房加以最严密的看守。“你们所有这些布尔格、贝格和施泰因，出列站到左边来。还有你们这些欣登贝格和迪特根施泰因之流，”看守大声喊道。这表明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应该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72]她设法闯进登记派遣办公室，说服了一名审查其民族和国籍的检查人员：“身为犹太人成了一种有利条件，这在世界历史上想必还是第一次。”4
卡尔劳改营的管理部门将所有芬兰和日耳曼血统的囚犯从劳改营的木材厂里调出来，然后派他们去伐木。一名芬兰裔美国囚犯回忆说，“五天之后，木材厂停产了，因为只有芬兰人和日耳曼人是知道怎么干活儿的技术工人……没有经过莫斯科允许，他们又让我们回了木材厂。”5
对于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最急剧的变化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布的一道禁止所有因“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恐怖、破坏活动，托洛茨基主义，右倾和抢劫”而被判刑的囚犯（也就是说所有政治犯）离开劳改营的命令。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一道行政命令而非新的判决，囚犯们还是把它称为“加刑”。根据官方档案，一万七千名囚犯立即受到影响。另外一些人稍后也将受到影响。6通常没有预先警告：在他们应该获释的当天，罪名在命令所列范围之内的那些囚犯只是收到一份文件，通知他们继续留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直至战争结束”。7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身陷囹圄。“只是后来我才明白了我的整个悲惨处境，”一名囚犯回忆说。8
这种悲惨的处境对有孩子的女囚犯的打击比对其他人的打击更大。一名波兰囚犯讲述了一名女囚犯的故事，被捕之后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婴儿留在劳改营外面的托儿所。在服刑期间的每一天，除了想着重新回到孩子身边之外她什么也不想。后来，当释放她的日子来临时，她被告知因为战争所以不能释放她：“她扔下手里干的活儿倒在工作台上面，她没有哭泣，而是像野兽一样嚎叫起来。”9
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也讲述了一名女囚犯的故事。娜佳·费奥多罗维奇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被释放，她的儿子正等着她，当时他住在一直想要摆脱他的远房亲戚家里。她经常给儿子写信，告诉他要忍耐。当得知自己不会被释放时，她又给儿子写了信，儿子没有回信：
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冬天，她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这个陌生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附近一个有点偏僻的车站遇见了鲍里亚，他发现男孩患有肺炎。他把男孩带回家里进行照料直到病情有所好转。他指责娜佳一被释放就把儿子给忘了；说她是个坏母亲，可能已经远走高飞并且结了婚，当她十四岁的儿子一路上靠逃票扒车从梁赞来到伊尔库茨克已经快要饿死时，她却正在美滋滋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娜佳试图与陌生人取得联系，但是根本无法做到：审查人员不再允许政治犯的信件寄出，尤其是提到囚犯的刑期被无限期延长的那些信件。后来，娜佳听说她的儿子加入了一个犯罪团伙。一九四七年，儿子也出现在科雷马，他被判了五年刑。10
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对于仍然待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每一个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加残酷。新制订的法律延长了劳动时间。拒绝劳动不再只是违法，它成了一种叛国行为。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时的古拉格当局负责人瓦西里·切尔内绍夫给所有劳改营和劳动定居点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对二十六名囚犯的处理结果。劳改营的法庭审判了这些囚犯，以拒绝劳动给他们定罪，将其中五人加刑十年，另外二十一人则被法庭判处死刑。切尔内绍夫简单地要求他的部下将这些判决“通报给所有劳改营和劳动定居点的囚犯”。11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下面传开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后，”古斯塔夫·赫林写道，所有犯人都清楚地知道，“在可能于劳改营里犯下的罪行中，最严重的是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和拒绝劳动，根据新的国防条例，它们属于‘破坏战争努力’那一类罪行。”12
所有这些政策加上严重的食物短缺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后果。尽管大规模处决不像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那样普遍，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的囚犯死亡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却是最高的。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三十五万两千五百六十名即四分之一囚犯死于一九四二年；五分之一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二十六名囚犯死于一九四三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13由于斑疹伤寒、痢疾以及其他流行性疾病在劳改营的迅速蔓延，囚犯生病的人数可能要比死亡的人数高得多，尽管官方的统计是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和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十八。14
到一九四三年一月时，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以致苏联政府专门为古拉格设立了一项食品“基金”：囚犯可能是敌人，但还需要他们为战争进行生产。当战争形势转向对苏联有利时，伙食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即使加上这些额外补助的定量，战争结束时伙食标准所包含的热量也不到三十年代后期伙食标准的三分之一。15不算死于流放和其他监禁方式的人，战争期间死于古拉格的劳改营和劳动定居点的人数总共超过两百万。其中一万多人是劳改营系统的检察官下令以叛国或破坏的罪名枪毙的。16
为了把这些数字和变化放在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战争期间苏联自由公民所遭受的苦难也是必须谈到的，还要谈到除了对于劳改营里面的囚犯之外，更严厉的管制和更苛酷的法律对于劳改营外面的工人的影响。早在一九四○年苏联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之后，最高苏维埃就为所有工厂和机构规定了每天八个小时、每周七天的工作制度。甚至更为极端的是，这个制度禁止所有工人离开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开成了犯罪，可以处以刑罚。生产“劣质”产品也是犯罪（“破坏”），而且是比其他犯罪更严重的罪行。被控从其工作场所偷走剩余的零件、工具或是纸笔的工人可以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一年—或者更长时间。17
劳改营外面的平民几乎像劳改营里面的囚犯一样经常挨饿。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配给的面包减少到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每天四盎司[73]，而且弄不到取暖的燃油，这使北方的冬天变成了地狱。人们捕捉鸟类和老鼠吃，偷垂死的儿童的食物吃，从死者的尸体上割肉吃，还为弄到食物配给卡而杀人。“在他们的公寓里，人们像濒临死亡的极地探险家一样为生存而搏斗，”一名幸存者回忆说。18
列宁格勒也不是唯一一座饥饿的城市。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五年四月所写的一份报告描述了遍及中亚地区—包括乌兹别克、蒙古和鞑靼共和国—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前线士兵的家人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他们遭受了最深重的苦难。饥荒还袭击了乌克兰：直到一九四七年，仍然有吃人事件的报告。19苏联声称战争期间它的公民总共死亡了两千万。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在苏联，古拉格并非大量产生坟墓的唯一地方。
如果说更严厉的管制和更苛酷的法律在战争爆发之后随即而至，那么，混乱的状况也是如此。德军以惊人的速度长驱直入。在巴巴罗沙行动的前四个星期，投入战斗的三百一十九支苏军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20到秋天时，纳粹军队已经占领了基辅，包围了列宁格勒，而且看来似乎马上就要攻克莫斯科。
位于苏联西部的劳改营在战争爆发初期就失陷了。一九三九年，古拉格当局关闭了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劳改营并将所有囚犯转入大陆的监狱：他们认为这个劳改营离芬兰边境太近了。21（在转移的过程中以及后来芬兰占领期间，劳改营的档案不见了。按照标准程序，它可能是被销毁了，但据从未得到证实的传闻说，芬兰军队偷偷运走了所有文件，这些文件至今仍被隐藏在赫尔辛基一个绝密的政府保险库里。22）一九四一年七月，当局同样命令管理白海运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转移囚犯，但是要把马匹和牛群留给红军。没有关于德军占领那里之前红军是否将这些牲畜派上用场的记录。23
在其他地方，除了惊慌失措，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不比其在刚刚占领的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各国的表现更有作为。苏占区的监狱塞满了政治犯，内务人民委员部来不及将他们转移，可是又不能让“反苏恐怖分子”落入德军之手。六月二十二日，德军入侵当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开始枪毙靠近德—苏前线的波兰—乌克兰城市利沃夫监狱里的囚犯。不过，在他们行动时，乌克兰人所发动的一场起义席卷了这座城市，迫使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得不彻底放弃了监狱。受到看守突然消失和附近炮声的鼓励，位于利沃夫市中心的布里吉德卡监狱里的一群囚犯破门而出。其他囚犯则不愿离开，他们害怕看守可能正在大门外面等候，希望因此得到一个杀死他们的借口。
留下来的囚犯为他们的判断失误付出了代价。六月二十五日，在边防部队的增援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返回了布里吉德卡监狱，他们释放了“普通”刑事犯—并用机关枪射杀了留在地下牢房里的政治犯。行驶在头顶街道上的汽车和卡车的声音淹没了机关枪的射击声。这座城市其他监狱的囚犯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利沃夫总共杀害了大约四千名囚犯，然后将他们的尸体丢进万人坑，几乎没有时间盖上薄薄的一层土。24
类似的暴行发生在所有边境地区。随着苏军的撤退，内务人民委员部丢下了大约两万一千名囚犯，同时还释放了七千名。不过，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维尔纽斯、德罗戈贝奇、平斯克，撤离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和红军士兵最后时刻突然施暴杀害了将近一万名囚犯。25他们在牢房里、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附近的森林里把囚犯开枪打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还在撤退时烧毁建筑物枪杀平民，有时甚至杀害了他们驻扎过的房屋的房东。26
在远离边境的地方—那里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古拉格试图正规地组织囚犯转移。三年以后，在为古拉格的战争努力所做的冗长而浮夸的总结中，古拉格的战时负责人维克托·纳谢德金宣称，这些转移“井然有序”。“古拉格配合企业搬迁制订出”转移计划，他吹嘘道，尽管“存在众所周知的运输困难，大部分囚犯仍然徒步转移了出来”。27
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计划，转移经常是在德军炸弹到处开花时以某种惊慌失措的疯狂状态进行的。“众所周知的运输困难”意味着人们在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里窒息而死，或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被从天而降的炸弹炸死。雅努什·普钦斯基是六月十九日被捕的一名波兰囚犯，在流放途中，他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从一列起火燃烧的火车上逃了下来，那列火车上装满了囚犯：
突然听到一声爆炸的巨响，然后火车停了下来。人们开始从车厢里面往外跑……我看到火车停在一条深沟里。我想我们从那里面跑不出去。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我的双腿似乎成了棉花做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爬了出来，然后开始向距离铁路二百多米的树林跑去。跑到树林以后我转过身，看见一群人在我身后的开阔地里。这时，第二批飞机飞了过来，开始向那一群人扫射……28
炸弹也击中了运载科洛梅亚监狱囚犯的一列火车，一些囚犯被炸死，但有近三百名囚犯逃走了。押运的看守抓住了其中的一百五十人，不过后来又把他们放了。据看守们自己解释，他们没有东西给这些囚犯吃，也没有关押囚犯的地方。那一带的所有监狱都转移了。29
不过，空袭时身在押运列车上的经历相当罕见—这只是因为囚犯几乎根本上不了转移的列车。在驶离劳改营的列车上，官员、看守的家人和行李占去了很大的空间，以致没给囚犯留什么地方。30在别的地方，出于实际和宣传的双重需要，工业设备比人得到优先考虑。对于在西部遭到破坏的设施，苏联领导人打算在乌拉尔山以东修复重建。31结果，囚犯中有“相当的比例”—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不得不像纳谢德金所说的那样“徒步转移”，饱受长途跋涉之苦。对于这些行军的描述，听起来与四年以后纳粹集中营囚犯的行军极为相似：“我们没有运输工具，”当炸弹在周围落下时，看守对一队犯人说。“走得动的要走，无论是否愿意都要走。我们将把走不动的犯人枪毙。我们不会把任何人留给德军……你们决定自己的命运吧。”32
犯人只好开步走—尽管许多人的行程在途中戛然而止。德军的迅速推进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紧张不安，当他们紧张不安时，他们开始枪杀犯人。七月二日，乌克兰西部乔尔特科夫监狱的九百五十四名囚犯踏上了向东部转移的路程。一路上，后来写报告的官员查出一百二十三名犯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并以“企图暴动和逃跑”为由把他们给枪毙了。走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当德军距离十到二十英里时，他将还活着的犯人全部杀害。33
转移出来的犯人即使没有被杀害有时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纳谢德金写道，“为了确保正在步行及乘车转移的犯人得到医疗卫生服务和食物，前线地区的古拉格机构被动员起来。”34实际情况也许不然。М.施泰因贝格是一九四一年第二次被捕的一名政治犯，下面是她所描述的从基洛沃格勒监狱转移的情形：
耀眼的阳光照射着大地。正午时分，天气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乌克兰的八月，气温每天都在三十五[摄氏]度左右。一大群人走在路上，人群的头顶灰尘弥漫。人们透不过气来，不可能透得过气……
每人手提一个包袱，我也有一个。我甚至随身带着一件外套，因为在监禁中没有外套很难生存。它是枕头，是毯子，是被子—做什么都行。在大多数监狱里，没有床铺，没有床垫，没有床单。但是，当我们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走了三十公里之后，我悄悄地把我的包袱丢在了路边。我知道我再也拿不动它了。绝大多数女囚犯都一样。那些走了三十公里没有丢掉包袱的人在一百三十公里之后丢掉了。没有人带着包袱走到最后。又走了二十公里，我把鞋也脱下来扔了……
经过阿贾姆卡时，我拖着同牢房的难友索科洛夫斯卡雅走了三十公里。她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已经完全灰白……走起路来非常困难。她一边紧紧地靠着我，一边和与她相依为命的十五岁的孙子说着话。索科洛夫斯卡雅一生最后的恐惧是她的孙子也有可能被逮捕。拖着她走对我来说也很困难，我渐渐开始站不稳了。她对我说“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走”。很快她就落后了两公里。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当我发现她落在后面时，我转身回去想找到她—结果，我看见他们杀害了她。他们用刺刀捅死了她。因为是从背后，她甚至没有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如何把人捅死，她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后来我意识到，她的死是一种轻松的死，比其他人死得更顺利。她没有看见刺刀。她没有时间感到害怕……35
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共从二十七个劳改营和二百一十个劳动定居点转移了七十五万名犯人。36另有二百七十二座监狱里的十四万名囚犯被转往苏联东部的其他监狱。37其中有比例显著的犯人—尽管我们至今也不知道确切人数—根本没有到达。
注释：
1列昂尼德·西特科，无题诗，引自《光的沉重》，第11页。
2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101页。
3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10页。
4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26-42页。
5沃里克，未发表的回忆录。
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68；《有力的记忆》，第166页。
7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28页。
8戈古阿，未发表的回忆录。
9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10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63页。
1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7。
12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97页。
13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尤里·莫鲁科夫：《古拉格：机构和人员》，载《自由思想》第七期；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文献》，第441页。
14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149页。
15同上，第148页。
16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4页。
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4/37、39和38。
18莉季娅·金斯堡：《封锁日记》，第14页；理查德·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104-108页。
1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95、94和168。
20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77页。
21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285页。
22在岛上，至少有三个人对我讲了这个情况，其中包括索洛韦茨基博物馆的馆长。
23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95页。
24亚历山大·古里亚诺夫、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克日什托夫·波平斯基编：《死亡之路》，第8-10页。《死亡之路》由卡尔塔学会出版，其中包括来自苏联档案的文献资料集和来自卡尔塔学会“东方档案”（archiwum wschodnie）的通常没有发表过的回忆录，均与战争初期关押在波兰东部的囚犯的命运有关。
25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91页；古里亚诺夫、科库林和波平斯基编：《死亡之路》，第10-26页。
26古里亚诺夫、科库林和波平斯基编：《死亡之路》，第10-26页。
2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68。
28古里亚诺夫、科库林和波平斯基编：《死亡之路》，第40页。
29同上，第90-91页。
30萨博编：《不能保持沉默》，第1128-1132页。
31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88-89页。
32 М.施泰因贝格：《战争期间》，见《回忆科雷马》，一九七八年，第167页。
33古里亚诺夫、科库林和波平斯基编：《死亡之路》，第90页。
3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68。
35 М.施泰因贝格：《战争期间》，见《回忆科雷马》，一九七八年，第167-171页。
3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68。
37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