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的杨柳都是柳
阿拉木图的杨柳，婀娜多姿，银装素裹。
但是，我在华沙罗兹布拉特街那棵枯萎的杨柳，我将把你忘掉，
这让我的手也绵软无力！
哪里的山脉都是山
我眼前的天山，在紫色的天空扬帆……
但是，我远远离开的塔特拉山，我将把你忘掉，
还有比亚韦河，我的儿子和我在那里幻想过丰富多彩的海上航行……
这让我化作天山的石头。
如果我忘掉了你们
如果我忘掉了我的故乡……
—亚历山大·瓦特，《阿拉木图的杨柳》，一九四二年一月1
从劳改营建立初期开始，古拉格一直关押着人数显著的外国囚犯。除了个别旅居苏联的外国商人之外，虽然其中还有少数苏联公民的英国或法国妻子，这些外国囚犯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他们被当做罕见珍稀的人物对待，尽管如此，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以前在苏联的生活经验似乎有助于他们与其他囚犯打成一片。例如，列夫·拉兹贡写道：
他们都是“自己人”，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个国家出生或成长的，就是自愿来到这里生活的。即使俄语说得很差或者根本不会说，他们也是自己人。因此，在劳改营这个熔炉里，他们很快就不再显眼了，或者说，不再在任何方面与众不同。在劳改营里生活了一两年之后，只有通过蹩脚的俄语才能从“我们”当中辨认出幸存下来的外国囚犯。2
完全不同的外国囚犯出现在一九三九年以后。苏联入侵多民族的波兰东部地区、比萨拉比亚地区和波罗的海各国之后，没有任何事先警告，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把这些新来者—波兰人、波罗的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摩尔多瓦人—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或者农民生活圈子里拽出来，大量投入劳改营和流放村。与那些所谓“自己人”外国囚犯形成对照的是，拉兹贡将他们称为“局外人”。由于“被一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世代为敌的外国军队从自己的故乡强行驱赶到俄罗斯的北部边远地区”，因此，根据其衣着财物的质地可以立即把他们认出来：“我们总是通过出现在囚犯当中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服装知道他们来到了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摩尔多瓦毛绒绒的高帽子和彩色腰带，还有来自布科维纳的绣花皮马甲和垫肩高高的时髦紧身短上衣。”3
一九三九年九月苏军入侵波兰东部之后，逮捕行动立即在刚刚占领的领土上开始进行；接着，在入侵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各国之后，逮捕行动继续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是安全—他们需要防止暴动及出现第五纵队—和苏维埃化兼顾，因此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这不仅包括前波兰政府成员，而且包括从事批发和投资业务的商人、诗人和作家、富裕的农民和农场主—将其逮捕有可能对波兰东部居民的心理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所有人全部都被包括在内。4他们还把目标对准了从德军占领的波兰西部逃出来的那些难民，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名逃避希特勒抓捕的犹太人。
后来，逮捕的标准更加明确，或者说，至少像苏联曾经使用过的逮捕标准一样明确。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份关于在波罗的海各国以及所占领的罗马尼亚和波兰领土上清除“社会上的外国”因素的文件要求逮捕的人员包括，“反革命组织”—这指的是波兰的各个政党—的“活跃分子”，前警察或监狱部门人员，重要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前国防军军官，所有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德国遣返的所有人员，来自“前波兰”的难民，还有小偷和妓女。5
一九四○年十一月由新任苏维埃立陶宛人民委员所发布的另一批命令指明，除上述各类人员之外，被流放者还应包括，
经常出国旅行、与海外有通信联系或与外国代理人有来往的人；世界语学者；集邮爱好者；在红十字会工作的人；流亡者；走私者；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人；神职人员和宗教活动积极分子；贵族，地主，富商，银行家，实业家，旅馆饭店业业主。6
像所有试图越过苏联边界逃到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人都有可能遭到逮捕一样，所有违反苏联法律的人也都可能被逮捕，包括违反禁止“投机倒把”—即任何形式的交易—的法律的那些人。
由于这种大规模逮捕，苏联占领当局很快就连虚构的合法性也顾不上了。在刚刚占领的西部领土上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实际上经历过审讯、监禁或判刑之类法律程序。战争反而使“行政流放”—由沙皇发明并曾针对富农使用过的同一种程序—再次死灰复燃。“行政流放”是为一种简化程序设想出来的名字。它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或押解看守到住户人家去要他们离开。有时给他们一天时间准备，有时给几分钟。然后卡车开来，把他们拉到火车站，装上火车运走。没有逮捕，没有审判，根本没有正式的手续。
由此涉及到的人员数量巨大。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古里亚诺夫估计，在波兰东部地区，十万零八千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往古拉格的劳改营，同时有三十二万人被发配到位于俄罗斯北方边远地区和哈萨克的流放村—其中一些流放村是由富农创建的。7这个数字必须加上波罗的海各国被逮捕的九万六千名囚犯和被流放的十六万人，还有三万六千摩尔多瓦人。8从统计数据来看，流放和战争对波罗的海各国人口的综合影响令人震惊：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间，爱沙尼亚的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我已经说过，像富农的流放史一样，这些人的流放史不同于古拉格自身的历史，对于这么一大批家庭集体迁徙的历史真相，本书无法完整讲述其来龙去脉。不过，它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什么选择流放某个人，将其送到流放村生活；同时他们为什么选择逮捕另一个人，将其送到劳改营生活，当被流放者与被逮捕者的经历背景可以互换时，个中原因往往令人难以理解。有时，某个人被送往劳改营，而他的妻子儿女则被流放。或者是儿子被逮捕，父母被流放。有些被捕者判的是在劳改营服刑，后来却去了流放村，有时是与先前被流放的家庭成员会合。
除了惩罚作用之外，流放极其符合斯大林向俄罗斯北部移民的宏伟计划。像劳改营一样，流放村被特意设置在偏远地区，而且它们似乎是永久性的定居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当然要对大批被流放的人说，他们再也不会重归故里，甚至还在被流放者上火车后发表演说，向“新的公民”永久移居苏联表示祝贺。10在流放村，地方官员经常提醒新来的人，如今已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波兰将永远不复存在。一名苏联教师对一个波兰女学生说，波兰的复国大概“就像头发将会从你手上长出来”一样不可能。11同时，在他们离开的城市和村庄，新上任的苏联官员没收然后重新分配了流放者的财产。他们把流放者的房屋改变成为公共设施—学校、医院、产院—并将流放者的家用物品（只要还没有被邻居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偷走）送给托儿所和幼儿园。12
即使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不是更加深重，被流放者也像那些去了劳改营的同胞一样受苦受难。劳改营的囚犯至少还有配给的面包和睡觉的地方。流放者经常两者一样也没有。当局总是把他们扔在—俄罗斯北部、哈萨克、中亚地区的—原始森林或者某个小村庄，留下他们自谋生路，有时连谋生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第一次大规模流放时，押解部队不许他们随身携带任何东西，没有厨具、没有衣物、没有工具。直到一九四○年的十一月，押解部队的管理机构才开会修改了这一规定：甚至苏联当局也意识到，被流放者缺少财物正在导致死亡率上升，因此，如前所述，他们指示押解人员通知被流放者带上够穿三年的御寒衣物。13
即便如此，许多被流放者仍然没有为像林业工人或集体农庄庄员那样生活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流放地的自然环境看上去让人感到陌生和害怕。从火车上第一次看见流放地的景象时，一位女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被送到这个一望无际的地方；在这片平坦辽阔的土地上，只有零零星星的人类定居点。我们看见的全是一些原始简陋的小土屋，茅草屋顶，窄小的窗户，肮脏而破旧，没有围栏和树木……”14
到达目的地之后，情况往往更加糟糕。许多被流放者过去都是律师、医生、店主和商人，习惯于相对文明的城镇生活。与那种生活形成对照，档案中的一份报告—日期标明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描述了住在拥挤不堪的营房里的那些来自西部“新”领土的流放者：“房子肮脏不堪，结果导致极高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尤其是在孩子们当中……大部分流放者没有御寒衣物而且不习惯在寒冷的天气中生活。”15
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遭受的痛苦只是越来越严重，这被一套不同寻常的档案材料所证实。那是当时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战争结束以后委托撰写并保存下来的一批孩子们的流放“回忆录”。它们比成年人的记述更能说明流放者所经受的文化冲击和物质掠夺。一个十三岁时“被捕”的波兰男孩对其流放岁月作了如下描述：没有东西吃。人们只好吃荨麻，因此全身开始浮肿，然后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逼迫我们上俄国人的学校，因为你若不去上学，他们就不发给你面包。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向上帝祷告，因为没有上帝。而我们则在下课以后全体起立进行祷告，于是，定居点的负责人把我关进了监狱[тюрьма]。16
其他孩子的故事反映了他们的父母所受的创伤。一个被捕时只有八岁的男孩写道，“为了不再这么痛苦地活着，妈妈想把我们杀死然后自杀，不过，在我告诉妈妈我想见爸爸而且还想回波兰以后，妈妈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17但是，并非所有女人全都重新振作起精神。一个十四岁时被流放的孩子描写了他的母亲打算自杀的情形：
妈妈来到营房，拿起一根绳子和一小块面包，然后走进森林。我不让妈妈走，她伤心地用绳子打我，后来就不见了。几个钟头以后，他们在一棵云杉树上发现了妈妈，妈妈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树下站着几个女孩，妈妈以为那是我的姐姐，因此想要说点什么，但是那几个女孩与定居点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后者腰间别着一把斧头，他砍倒了那棵云杉树……已经发疯的妈妈夺过负责人的斧头，回手向他砍去，负责人摔倒在地……
第二天，他们把妈妈带到二百英里以外的一座监狱。我知道我不得不去干活儿，继续拖运原木。我有一匹与我一起拼命干活儿的马。我拖运了一个月原木，然后生了病，不能干活儿了。定居点负责人通知卖面包的人不要给我们面包，但是卖面包的人对孩子们有同情心，因此偷偷地给我们面包……不久，妈妈从监狱回来了，她的脚冻坏了，脸上布满了皱纹……18
然而，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活了下来—例如，另一个孩子写道：
我们来到定居点，第二天，他们驱赶我们去干活儿，我们必须从早一直干到晚。发工资的日子到了，最高的工资是十五天十卢布，因此，两天的工资还不够买面包。人们快要饿死了。他们吃死马肉。我妈妈就是因为这么干活儿而得的病，因为没有御寒的衣服，她得了肺炎，从十二月三日起一直病了五个月。四月三日，她去了医院。在医院，他们没有给她进行任何治疗。如果不去医院，也许她现在还活着。她回到定居点的营房并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死在那里。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她是饿死的。妈妈临终之前，我和妹妹在家里。爸爸出去干活儿不在家，当他收工回来时，妈妈已经死了。我妈妈是饿死的。后来实行大赦，我们离开了那个地狱。19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这本不同寻常的故事集—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故事的数量和本真状态—发表了评论，他试图描述这些故事所表达的特有的绝望：
由于这些故事是孩子们在获得自由和安全之后不久写成的，所以，如果他们抱有任何期待解放的希望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谈及这些希望似乎应该顺理成章。没有这个方面的内容表明，他们不抱什么希望。这些孩子被剥夺了发泄内心深处正常情感的自由，为了能够多活一天不得不对他们严加管束。一个对未来丧失了希望的孩子如同活在地狱里一般……20
另一类流放者遭遇了同样残酷的命运，他们将在战争进行期间加入波兰人和波罗的人的行列。这是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不是在战争初期被斯大林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就是后来被视为德军的“合作者”。被视为“第五纵队”的是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他们的日耳曼祖先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另一个对向其空旷辽阔的疆土移民深感兴趣的俄国统治者）时代应邀定居俄罗斯；另外还有讲芬兰语的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尽管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甚至不再讲德语，卡累利阿的芬兰人也不再讲芬兰语，但是，他们确实生活在独具特色的社区里，具有不同于俄罗斯邻居的风俗习惯。在与芬兰和德国打仗的背景下，这足以使他们成为怀疑的对象。一九四一年九月，根据某种即使按照苏联标准也很复杂的跳跃式推理，伏尔加河流域的所有日耳曼人均以“窝藏敌人”的罪名受到指控：
根据军事当局所得到的可靠情报，在居住于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当中，有数以万计的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准备按照德军所给的暗号，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聚居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没有任何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曾向苏维埃政府举报过存在于他们当中的如此众多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因此，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窝藏了他们中的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府的敌人。21
苏联当局掌握了存在着成千上万名间谍的“可靠情报”，但却没有任何间谍被举报。因此，每一个人都犯了窝藏敌人之罪。
被视为“合作者”的是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小民族—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另外一些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群体：梅斯赫比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赫姆希尔人以及人数更少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22关于对这些民族的流放，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只有车臣人和鞑靼人的流放曾经向外界公布过。尽管对车臣人和鞑靼人的流放是一九四四年进行的，但是《消息报》却说它们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正当苏联人民为捍卫祖国的荣誉和独立与德国法西斯入侵者英勇斗争时，许多车臣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德国间谍的煽动下加入了德国人组织的志愿军……由于这个原因，车臣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重新安置到苏联的其他地区。23
事实上，尽管德军的确积极招募车臣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而不太愿意招募俄罗斯人，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大批车臣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曾经与德军合作过。德军部队在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以西停止前进，接着，越过战线转投德军的车臣人不过区区几百名。24一份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说只有三百三十五名车臣共和国的“土匪”。25与此相似，德军的确占领了克里米亚，的确吸收鞑靼人在占领区政权任职，的确—如同他们征召法国人和荷兰人一样—征召鞑靼人加入德国国防军，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跟德国人的合作与其他苏联（或欧洲）德占区的居民有什么不同，同样没有证据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参与了对克里米亚犹太人的大屠杀。实际上，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更多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加入红军与纳粹德国作战而不是与德国国防军并肩战斗。26
确切地说，至少就流放高加索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斯大林的目的也许不是对他们与德军合作进行报复，而是用战争作为掩盖真相的一种手段，作为实施蓄谋已久的种族清洗行动的一个借口。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之后，历代沙皇一直梦想拥有一个清除了鞑靼人的克里米亚。车臣人同样使俄国沙皇感到困扰，而且也给苏联带来更大的麻烦。车臣共和国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反俄罗斯和反苏维埃的暴动，一些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另一些发生在一九二九年的集体化以后。就在最近的一九四○年，还发生过一场暴动。所有迹象似乎表明，斯大林只不过是想除掉治下这个让人头疼、坚决反苏的民族而已。27
像在波兰进行的流放一样，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高加索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规模庞大。到战争结束时，在被流放的各个民族的人群中，除了其他民族的之外，有一百二十万苏联日耳曼人、九万卡尔梅克人、七万卡拉恰伊人、三十九万车臣人、九万印古什人、四万巴尔卡尔人、十八万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九千芬兰人。28
考虑到这些流放的规模、速度非同寻常，甚至超过了对波兰人和波罗的人的流放。可能这是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此时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次，对应该允许什么人带什么东西、应该逮捕什么人或者应该经过那些程序之类问题不再犹豫不决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三万一千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士兵和特工，动用一百辆吉普车、二百五十辆卡车和六十七列火车，在三天之内全面完成了二十万鞑靼人的流放。特别安排，预先准备，限制每个家庭可以携带的行李数量。由于只给他们十五至二十分钟收拾行李的时间，大多数人携带的行李甚至不到允许的一半。大部分鞑靼人—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被塞进火车运往乌兹别克。六千至八千人在到达之前死亡。29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流放车臣人的行动更残忍。许多目击者回忆说，在流放车臣人的行动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的是通过租借法案新近购买并用轮船从伊朗越境运到的美国造史蒂倍克卡车[74]。许多人还描述了把车臣人赶下史蒂倍克卡车塞进密不透风的火车的情形：像“普通”囚犯一样，他们不但得不到水，而且连食物也得不到。仅在铁路运输途中，可能就有七万八千名车臣人死亡。30
到达指定给他们的流放地—哈萨克、中亚地区、俄罗斯北部—之后，这些没有个别逮捕送往劳改营的流放者被安排在像波兰人和波罗的人所定居的村庄那样专门设置的流放村，同时他们被告知，企图逃跑将把他们送到劳改营去服刑二十年。他们的经历同样相似。离开自己的部落和乡村，许多人怅然若失无法适应。他们通常被当地人看不起，总是找不到工作，很快变得身体虚弱并且生了病。新的气候环境对他们的打击可能更大：“我们到达哈萨克时，”一名车臣流放者回忆说，“地面冻得非常坚硬，大家觉得我们就要死了。”31到一九四九年时，已有几十万高加索人和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亡。32
但是，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战争期间逮捕和流放的浪潮与之前进行的逮捕和流放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选定的目标与以前不同。斯大林第一次决定，不仅要消灭特定民族的可疑分子或者各种类型的政治“敌人”，而且要消灭整个民族—男人、女人、子女、祖父母，把他们从地图上抹掉。
“种族灭绝”或许不是描述这些流放的恰当词汇，因为没有进行大屠杀。后来几年斯大林还将在这些“敌对”群体中寻找合作者和盟友，因此，他的仇恨并非纯粹出于种族原因。然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却不能说是不恰当的。他们离开之后，官方的档案资料删除了所有被流放民族的名称—甚至把它们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删掉。当局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家乡的地名，取消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和卡拉恰伊自治州的行政区划。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也被取消，克里米亚仅仅成了苏联的一个州。地方当局推平墓地，修改了城镇和乡村的名称，并且从历史书籍中删除了与以前的居民有关的内容。33
在新的居住地，穆斯林流放者—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伊人和鞑靼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俄语小学上学。所有人都不允许使用自己的语言、从事伊斯兰教活动、怀念民族的过去。这无疑是打算让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和那些更小的高加索部族—以及历史更为悠久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彻底消失，被说俄语的苏联社会所同化。最终，在斯大林死后，这些民族“重新复兴”，尽管过程比较缓慢。虽然车臣人在一九五七年就被允许返回家园，但克里米亚鞑靼人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方才能够重返故里。一九九四年，他们终于得到了克里米亚的“公民身份”—他们合法定居的权利。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西面几千公里之外另一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存在，有些人奇怪斯大林为什么没有简单地将他极其鄙视的这些民族斩尽杀绝了事。我的猜测是，毁灭文化而不是消灭具体的人更为符合他的目的。他所实施的手术为苏联清除了被他视为“危害”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宗教信徒、可能违抗他的民族团体、可能反对他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同时，这也保存了更多的“劳动力”以为将来所用。
但是，异族外人的劳改营故事并没有以车臣人和波兰人为结尾。对于局外人来说，最终成为苏联劳改营系统的囚犯还有另外一些途径—而输送人数最多的途径显然是作为战俘。
严格地说，苏联红军在一九三九年占领波兰东部之后设立了第一批苏联战俘营。关于战俘营的第一项战时法令颁布于当年的九月十九日，这是苏军坦克隆隆驶过苏波边界后的第二天。34到九月底，红军已经俘虏囚禁了二十三万名波兰士兵和军官。35许多人被释放，尤其是级别较低的年轻士兵，尽管其中一些人—被认为可能是游击队员的那些人—最终不是进了古拉格，就是进了苏联内地大约一百个战俘营中的某个战俘营。随着德军的入侵，这些设在波兰的战俘营与其他监狱一起转移到东部的劳改营。36
臭名昭著的是，甚至没有把波兰战俘全部转移到东部的劳改营。一九四○年四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杀害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遵照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向每个人的后脑勺开枪把他们打死。37出于与他下令逮捕波兰神职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同样的原因—其意图是要消灭波兰的社会精英—斯大林屠杀了这些军官并在事后加以掩盖。尽管作出极大的努力，波兰流亡政府仍然无法查出这些军官的下落—直到德军发现了他们。一九四三年春天，德国占领当局在卡廷森林挖出了四千具尸体。38尽管苏联—如同后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否认对卡廷大屠杀负有责任，尽管盟国支持苏联作出的解释，甚至在纽伦堡审判的起诉书中把卡廷大屠杀列为德国的一条罪行，但是，波兰人根据自己的消息来源查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当对卡廷大屠杀负责。这一事件将会损害波—苏之间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在战争期间，而且还在随后的五十年时间里。直到一九九一年，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方才承认苏联对卡廷大屠杀负有责任。39
尽管整个战争期间波兰战俘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强迫劳动的战俘营和古拉格的劳改营中，然而，第一批真正形成规模的劳动战俘营却不是为波兰战俘建立的。当苏联的战争形势逐渐好转时，红军突然—而且似乎是出人意料地—开始大量俘虏德国和轴心国的战俘。不幸的是，苏联当局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斯大林格勒战役—往往作为战争的转折点而被人们所铭记—之后，随着德军的投降，红军俘虏了九万一千名德军士兵，没有为他们准备任何设施和口粮。三四天后，送到的食物难以满足需要：“一条面包十个人分，另外就是用一点小米和咸鱼做成的汤。”40
被俘最初几个星期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不仅是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幸存者来说。随着红军向西推进，俘虏被例行公事地赶到空旷的田野里集中看押起来，留给他们极少的食物，在战斗中受伤的俘虏也得不到药物治疗。无遮无盖，战俘们蜷缩在雪地里相拥而眠，醒来时发现自己抱着尸体。41一九四三年的前几个月，战俘的死亡率几乎达到百分之六十，官方列出的因饥饿、疾病以及受伤得不到治疗而在关押期间死亡的战俘人数约为五十七万。42实际上的总死亡人数可能更多，因为在还没有人设法清点人数之前，肯定已有许多战俘死去。德军俘虏的苏联士兵通常也有类似的死亡率：纳粹德国与苏联的战争真正是一场殊死搏斗。
不过，从一九四四年三月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着手“改善”这种状况，它成立了一个负责强迫劳动的战俘营—专门设计的战俘营—的新部门。这些新的战俘营虽然也在秘密警察的管辖之下，但是严格说来，它们并不是古拉格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它们最初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管理局（УПВ），一九四五年以后隶属于战俘和外国拘留者管理总局（ГУПВИ）。43
新的官僚机构并不一定产生更为有效的管理。例如，日本政府认为，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冬天是日本战俘最困难的时期，十分之一的人死于苏联的战俘营。尽管根本不能传递什么有用的军事情报，适当地给关系稳定的亲属写信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是在一九四六年以后，战俘才被允许给家人写信，而且还要用特殊形式标明是“战俘的信”。专门设立了检查办公室，配备了受过八种语言培训的检查人员审查战俘的信件。44
过度拥挤的状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整个战争的最后一年，甚至一直到战后，这些新的战俘营里的战俘人数持续增加，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苏联俘虏了二百三十八万八千名德国战俘。另外一百零九万七千名为轴心国作战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大部分是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奥地利士兵，也有一些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人—同样落入苏军之手。还有大约六十万日本军人成为苏军的战俘，考虑到苏联与日本交战的时间相对短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停战的时候，战俘总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万。45
这一如此庞大的数字并没有包括红军扫荡欧洲期间被一股脑儿地送进苏联劳改营的所有外国人。跟在红军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也在搜捕另类战俘：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被认为是间谍（即使是为盟国政府）的人，被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反苏的人，不讨某个秘密警察个人喜欢的人。在那些战后打算保持原状的中欧国家里，另类战俘的范围特别宽泛。例如，在布达佩斯，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逮捕了大约七万五千名匈牙利公民，先把他们关在匈牙利的临时战俘营，然后送往古拉格—与已在那里的几十万匈牙利战俘囚禁在一起。46
几乎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逮捕。例如，十六岁的比恩·乔治是一名被逮捕的匈牙利人，他与父亲一起被捕，因为他们拥有一台收音机。47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还逮捕了社会阶层另一端的劳尔·瓦伦贝格，他是一名瑞典外交官，曾经单枪匹马地帮助成千上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免遭落入纳粹集中营的命运；在其外交官的生涯中，瓦伦贝格与法西斯当权者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曾多次打过交道；而且，他出身于瑞典的一个豪门望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看来，这些都是引起怀疑的充分理由。一九四五年一月，他们在布达佩斯逮捕了瓦伦贝格，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私人司机。两个人在苏联的监狱—瓦伦贝格在那里被登记为“战俘”—里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整个九十年代，瑞典政府一直都在寻找有关瓦伦贝格最终命运的线索，但是一无所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审讯过程中死亡，或者是在被捕之后立即遭到处决。48
在波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其目标定在波兰国民军当时的领导人身上。实际上，直到一九四四年，这支敌后的军队是站在苏军一边与德军作战的。可是，红军越过旧的波兰边界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立即开始搜剿国民军游击队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逮捕国民军领导人。一些国民军战士隐藏在波兰的森林里，坚持战斗到四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些人被处决。其余人员被流放。就这样，几万名波兰公民—既有游击队员，也有受到怀疑的平民百姓—在战争结束之后最终进了苏联的劳改营和流放村。49
不过，没有哪个被占领的国家可以幸免。我已经说过，波罗的海各国和乌克兰遭遇了大规模的战后搜捕，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一样，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红军进入柏林时，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在希特勒的地堡里找到的每一个人并且将其送回莫斯科审讯。他们还在奥地利抓了几个希特勒的远房亲戚，其中包括希特勒的一个表姐玛丽娅·科彭施泰纳，希特勒曾经给过她一些钱，一起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和一个兄弟的儿子。一九○六年以后，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希特勒，就连玛丽娅也没有。最终他们全都死在苏联。50
在德累斯顿，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美国公民约翰·诺布尔，战争期间他被困在纳粹德国，与他出生于德国的父亲—一名入籍的美国人—一起遭到软禁。九年多以后诺布尔终于返回美国，其间大部分时光是在沃尔库塔度过的，在那里，他的劳改营难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美国佬”。51
被这场风暴掠过的人大部分进了集中营，不是强迫劳动的战俘营就是古拉格的劳改营。这两类集中营之间的区别从来都不明显。虽然从技术上讲它们分属不同的官僚机构，然而，战俘营的管理部门很快就与劳改营的管理部门变得几乎一模一样—以致追溯战俘营和劳改营的历史，很难把两者区分开来。有时，古拉格为战俘设立了专门的营站，两类囚犯并肩劳动。52不知何故，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还把战俘直接送到古拉格系统。53
到战争结束时，战俘与囚犯的食物定量几乎相同，他们居住的营房和从事的劳动也没有什么区别。像囚犯一样，战俘在建筑工地、矿山、工厂、公路和铁路施工现场干活儿。54像囚犯一样，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战俘进了黑店，在那里为红军设计新型的军用飞机。55至今，莫斯科某些地区的居民提到他们所居住的公寓楼时还颇为自豪，据说那是由讲求细节的德国战俘以较高的标准修建的。
像囚犯一样，战俘最终也要接受苏联式的“政治教育”。一九四三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战俘营里组织学习“反法西斯”课程。这些课程旨在教育学习者在返回德国、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的故乡之后“为其国家的‘民主’重建以及铲除法西斯主义残余而斗争”—当然，还要为苏联的统治鸣锣开道。56许多前德国战俘后来真的加入了共产主义东德新组建的警察部队。57
不过，即使对于那些表明了其新的效忠之心的战俘，也不会很快放他们返回故乡。尽管苏联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就遣返了一批主要是病弱伤残士兵的二十二万五千名战俘，尽管在此之后其他战俘陆续不断地返回家园，苏联完成战俘遣返还是用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在斯大林死亡的一九五三年，苏联仍然关押着两万名战俘。58始终对国家奴役制的功效深信不疑的斯大林把战俘劳动力看作某种形式的补偿，因此认为长期扣押完全合理。整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实际上，如同瓦伦贝格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在此之后情况依旧—苏联当局一直试图通过宣传和反宣传掩盖其趁着混乱抓捕外国人的问题，对它有利时就放人，对它不利时就一概否认与这些人的存在有关的任何消息。例如，一九四五年十月，贝利亚写信请求斯大林批准在匈牙利大选前夕释放匈牙利战俘：他附带说明美英两国已经释放了他们的战俘，暗示苏联不这样做似乎不妥。59
迷雾笼罩数十年不散。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世界各国的使节拿着红军占领欧洲期间失踪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落入苏联战俘营或劳改营的本国公民名单向莫斯科频频施压。通常不易得到答复，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这些囚犯的下落。最后，苏联当局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查明究竟还有多少外国人仍被关押在苏联，同时调查释放他们的情况。60
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来解决。雅克·罗西是一名出生于里昂的法国共产党党员，在莫斯科任教几年之后被送进劳改营，直到一九五八年仍在为返回故乡而努力。最初，他去法国的离境申请遭到拒绝，然后，他试图得到去波兰的离境许可，他告诉当局，他的弟弟妹妹住在那里。这一申请也被拒绝。[75] 61另一方面，苏联当局有时也会出人意外地解除对外国人的所有限制，允许他们回家。一九四七年有一段时间，战后的饥荒达到了极点，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释放了数十万名战俘。没有政治方面的解释：苏联领导人只是估计没有足够的食物保证他们全都活下去。62
遣返并非单方面进行，如果说战争结束时大量西方国家的欧洲人发现自己身在苏联的话，那么，同样也有大量苏联人发现自己身在西欧。一九四五年春天，在苏联境外的苏联公民超过五百五十万。其中一部分是关押在纳粹德国战俘营里的军人。另一些人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劳动营里服苦役。有些是德军占领期间的合作者，后来跟德军一起撤走了。还有十五万名“弗拉索夫分子”，他们是在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被俘后调转枪口对准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军队并肩作战的苏联军官—的指挥下或是在其他亲希特勒、反斯大林的国防军部队里与红军作战的苏联军人，也许他们通常是被迫投入战斗的。尽管听起来令人奇怪，有些人根本不是苏联公民。欧洲各地零零星星散布着一些反共流亡者，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就是那些输掉了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之后定居西方的白俄。斯大林也想把他们弄回来：不许任何人逃脱布尔什维克的惩罚。
最终，他把他们弄到了手。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做出许多引起争议的决定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致同意，所有苏联公民，无论他们过去具有怎样的个人经历，必须将其遣返苏联。尽管在雅尔塔签署的协议没有明确要求盟国违背苏联公民的意愿强行遣返他们，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人想回国。列昂尼德·西特科是一名红军士兵，在纳粹战俘营里待过，后来又在一个苏联劳改营里待了更长的时间。他对自己选择回国耿耿于怀。多年以后，他把关于当年决定的感受写进了诗里：
有通向四个国家的—四条路。
其中三个平静安宁生活幸福。
在第四个国家，我知道，他们毁掉了诗人的里拉琴
很可能，他们还会杀了我。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那三个国家说，见你们的鬼去吧！
我选择了我的祖国。63
另一些人虽然对可能等待他们的命运惶恐不安，但是仍然被前往欧洲各地战俘营和流离失所者收容营游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说服回国。这些官员在各个营地到处搜寻俄国人，向他们描绘光明未来的迷人前景。这些官员声称，所有人都将得到宽恕：“你现在被我们认为是忠诚的苏联公民，对你被迫加入德军的事情不予追究……”64
有些人—尤其是以前落在苏联政治天平错误一边的那些人—当然不愿意回国。“祖国为大家准备了充足的房间，”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对约克郡战俘营里的一群苏联军人说。“我们知道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房间，”一名战俘回答道。65不过，盟军军官仍然得到遣返这些苏联军人的命令，而且他们遵命执行。在新泽西的迪克斯堡，一百四十五名苏联战俘—被俘时他们穿着德军制服—把自己关在营房里以避免被遣返回国。当美军士兵将催泪瓦斯扔到营房里面时，还没有自杀的那些人手持菜刀棍棒冲出来打伤了一些美国兵。后来他们说，他们是想刺激美国兵开枪把他们打死。66
更为悲惨的是那些牵涉到妇女儿童的事件。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军队奉命—他们被告知是丘吉尔直接下达的命令—把当时住在奥地利的两万多名哥萨克人遣返回国。这些哥萨克人以前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游击队员，一些人以加入希特勒军队的方式反对斯大林，许多人在革命之后离开苏联，大部分人早已不持苏联护照。英国人保证他们将会得到善待，经过多日劝说之后，英国人欺骗了他们。英方以邀请哥萨克军官“开会”为名把他们交给苏联军队，并在第二天把他们的家属集中看押起来。在发生于奥地利利恩茨附近某营地的一次极其丑陋的事件中，英国士兵用刺刀和枪托将数千名妇女儿童强行赶上要把他们运往苏联的火车。妇女们宁死也不愿意回去，她们把自己的婴儿扔到桥下，然后跟着跳下去。一个男人杀死妻子和孩子，把他们的尸体整齐地在草地上摆好之后自杀了。当然，哥萨克人十分清楚回到苏联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行刑队—或古拉格。67
即使是那些自愿回国的人也有可能受到怀疑。无论他们离开苏联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不得已，无论他们是与德军合作还是被德军俘虏，无论他们是主动回国还是受到驱赶上的牛车，所有人在入境时都被要求填写一份询问他们是否通敌的表格。承认的人（确实有人承认）和貌似可疑的人—其中有许多苏联战俘，尽管他们在德国战俘营里受苦受罪—被留在甄别营里进一步审查。这些早在战争期间就已设立的甄别营看上去让人感觉类似于古拉格的劳改营。它们被带刺铁丝网包围着，里面的人除了名义之外就是彻头彻尾的苦力。
事实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意在工业中心附近设立了许多甄别营，以便“可疑分子”在当局审查他们的案件期间可以白白为苏联干活儿。68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了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名被羁押在甄别营里的人。一九四五年五月，仍有超过十六万人被羁押在甄别营里，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大部分人是在挖煤。69一九四六年一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关闭了这些甄别营并将另外二十二万八千人遣返苏联进一步审查。70估计其中许多人最终进了古拉格。
不过，即使是在战俘当中同样也有特殊的案件。也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随意给无论实际是否犯罪的苏联苦力和战俘判刑的原因，苏联当局为现实中的战争罪犯—怀疑其可能犯罪的那些人—创立了一套新的刑罚。早在一九四三年四月，最高苏维埃宣称，在解放苏联领土的过程中，红军发现了“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的法西斯恶魔和希特勒特务以及苏联公民中的间谍和叛国者所犯下的闻所未闻的野蛮而可怕的暴行”。71作为响应，内务人民委员部宣布，战争罪犯将被判处十五年以下、二十年以下甚至二十五年徒刑，在专门设计的劳改营站服刑。在三个条件最恶劣的北方劳改营，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和科雷马，这些营站及时建成。72
带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语言炫耀，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了一个源于沙皇俄国惩罚史的术语为这些营站命名：苦役。这产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含义，它或许恰当地反映了斯大林本人与这件事情的关系。选择这个词不会是偶然的。它的重新启用符合当时沙俄术语在苏联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为军官子弟开办的军事学校）死灰复燃的社会状况，其目的应当是对危险而不可改造的新型囚犯施以不同寻常的新型惩罚。不像古拉格劳改营那些被判了一般徒刑的普通囚犯，即使是在理论上，也不能指望苦役营里的囚犯得到改造和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