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使用这个词似乎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布尔什维克曾经反对过苦役制度，可是如今他们正像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的猪一样试图恢复这种制度，那些猪不许其他动物喝酒，然后自己却喝起了威士忌。而且，恰恰是在这个世界开始逐步发现纳粹集中营的真相时，苦役制度卷土重来。苦役一词的使用让人不安地联想到，苏维埃制度下的劳改营比苏联当局所宣称的更像“资本主义”劳改营。
也许这就是古拉格的战时负责人纳谢德金将军当时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委托整理了一份关于沙皇苦役制度的历史资料并且呈交后者的原因。在附加的“注释”中，这份史料煞费苦心地试图解释布尔什维克的苦役与沙皇的苦役以及西方国家其他形式的惩罚制度之间的区别：
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苦役—伴随着强制性劳动的流放—建立在不同以往的原则基础之上。在沙皇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严厉的刑罚被施加于社会进步人士……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苦役可以使我们大幅度减少死刑判决，从而把重点放在特别危险的敌人身上……73
阅读了为阐释新制度所作的说明之后，人们怀疑，在发配到苦役营的囚犯中，有些人是不是可能更愿意干脆被判处死刑。高高的围栏将苦役犯与其他囚犯隔离分开。他们领到的是带条纹的特殊囚衣，后背缝有号码。晚上他们被锁在营房里，营房的窗户装着栅栏。他们的劳动时间比普通囚犯长，几乎没有休息日，除了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他们干其他活儿，至少在服刑的前两年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被严加看守：每组十名囚犯安排两名看守押送，要求每个营地最少部署五条警犬。不经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特别批准，苦役犯甚至不能从一个苦役营转到另一个苦役营。71
苦役犯似乎同时成为苏联一门新兴工业的骨干力量。一九四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经济成就统计表中宣称，苏联的铀百分之百是它生产的。“不难推断，”历史学家加琳娜·伊万诺娃写道，“什么人开采加工了这种放射性矿物。”75战后，囚犯和军人还将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苏联的第一座核反应堆。“当时，”一名建设者回忆说，“整个建设工地几乎就是一个劳改营。”在工地上专门为德国专家修建了“芬兰式”别墅，他们也是应征而来为这个项目工作的。76
毫无疑问，苦役犯中有许多名副其实的纳粹合作者和战犯，包括应该对屠杀数十万苏联犹太人负责的那些人。因为知道有这样的人，科雷马的幸存者西梅翁·维连斯基曾经警告我不要相信劳改营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清白无辜的：“这是一些应该关进监狱的人，在任何政权统治下，他们都会被关进监狱。”一般来说，其他囚犯有意躲开被判犯有战争罪的囚犯，甚至公开袭击殴打他们。77
不过，在一九四七年服刑于苦役营的六万名囚犯中，不少人因不明不白的理由被判刑。78例如，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名波兰、波罗的海各国和乌克兰的反苏游击队战士，许多人在转身抗击红军之前曾与纳粹战斗过。他们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为解放自己的祖国而战。根据一份一九四五年提交给贝利亚的关于未成年苦役犯的文件，这些游击队员中包括安德烈·列夫丘克，他被指控加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ОУН），这是乌克兰两个主要的反苏游击队武装之一。据说他在游击队当兵期间“参与了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还缴了红军战士的枪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财物”。一九四五年被捕时，列夫丘克只有十五岁。
雅罗斯拉娃·克鲁季戈洛娃是另外一名这样的“战犯”。她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游击队队员—她在游击队里当护士—被捕的时候十六岁。79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抓了一名为苏联游击队担任德语翻译的具有德国血统的女士。听说她因“帮助并怂恿敌军”而被捕，她那支游击队的领导人离开前线专程赶去为她作证。多亏这位领导人，她被判了十年苦役而不是二十五年。80
最后，苦役犯的队伍里还站着红军军官亚历山大·克莱因，他曾被德军所俘虏，但他设法逃了出来然后回到红军部队。回来以后他受到审讯，情况如他后来所述：
少校猛地站起身来问道，“你能证明你是犹太人吗？”
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能—脱掉裤子就行了。
少校看着索罗金，然后再次转向我。
“你是说德国人不知道你是一个犹太人？”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请相信我，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啊呸，你个犹太流氓！”那家伙大声喊道，接着狠狠踢向我的小腹，一下子使我喘不过气来并摔倒在地。
“你都说了哪些谎话？向我们交代，你个混蛋，派你来这儿有什么任务？你与什么人联系？你什么时候出卖了自己？为了什么？你这家伙把自己卖了多少钱？你的代号是什么？”
作为这次审讯的结果，克莱因最初被判处死刑。当时他被缓期执行—后来判他服二十年苦役。81
“劳改营里关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尤其是在战后，”哈娃·沃洛维奇写道，“但是，我们全都一样受到折磨：好人，坏人，有罪的人，无辜的人。”82
如果说战争期间几百万外国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古拉格的话，那么，至少有一个外国人却是自愿而来的。战争可能使苏联领导集团中的仇外偏执多疑症再次发作；不过，同样因为这场战争，一位美国资深政治家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访问了古拉格。一九四四年五月，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去科雷马访问—不过，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将要参观的是一座监狱。
华莱士的访问发生在苏—美战时友谊的全盛时期、盟友关系最火热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新闻界习惯于把斯大林称为“乔大叔”[76]。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还在到访之前，华莱士已经倾向于友善地看待苏联了。在科雷马，华莱士看到他的所有先入之见得到证实。刚一到达，他就发现苏美两国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伟大的“新兴”国家，都没有欧洲那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贵族负担。正如他对他的东道主所说，他认为，“苏联的亚洲部分”实际上是“俄罗斯的荒蛮西部”。他觉得，“没有另外两个国家比苏联和美国更为相似”：“贵国的辽阔疆土、原始森林、滔滔河流、大片湖泊、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从热带到北极—以及无穷无尽的矿产资源，都使我想到我的祖国。”83
如果说苏联的景色让他心旷神怡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同样让他感到满意。以腐化堕落、生活奢侈而臭名昭著的远北建设负责人尼基绍夫陪同华莱士游览了科雷马的中心城市马加丹。反过来，在华莱士的想象中，尼基绍夫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官员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个资本家：“他管理着这里的一切。因为远北建设的所有资源由他掌控，所以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在新朋友“伊万”的陪同下，华莱士过得轻松愉快，看着他在北方针叶林里“玩耍”，“享受着美妙无比的新鲜空气”。他还认真地听“伊万”讲述了远北建设的起源：“我们刚来这里时必须艰难地挖出栖身之处。十二年前第一批开拓者到达这里，搭起了八间活动房屋。现在马加丹有四万居民，他们都有房子住。”
当然，尼基绍夫没有提到，“第一批开拓者”是一些囚犯，而四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也是不许离开的流放者。华莱士对当时这里工人的身份—几乎全部都是囚犯—同样一无所知，因此，他继续赞许地写到科雷马的金矿工人。他回忆说，他们是一些“身材高大、声音嘶哑的年轻人”。他认为，这些自由工人的劳动比沙皇时期居住在北方边远地区的政治犯的劳动繁重得多：“在西伯利亚的是一群吃苦耐劳、精力充沛的人，但是他们并非受到强迫而屈从。”84
当然，这正是远北建设的负责人想让华莱士相信的。据尼基绍夫后来亲自写给贝利亚的报告称，华莱士的确要求参观一下劳改营，但被婉言谢绝了。尼基绍夫还向他的上司保证，华莱士所遇到的工人都是自由工人而不是囚犯。其中许多人甚至是在华莱士到达之前几分钟刚刚穿上矿工服和胶皮靴的共青团员，他们知道被提问时说什么。“我与其中一些人谈了话，”华莱士后来特别提到，“他们渴望打赢这场战争。”85
后来，华莱士确实遇见了真正的囚犯，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这是一些歌手和乐师，其中许多人被捕之前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歌剧演员，他们在马加丹剧院为华莱士演出。华莱士被告知他们是驻扎在这座城市的“红军业余合唱团”的团员，业余演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艺术水平着实让他感到惊讶。实际上，所有演员均受到警告，“以任何言语或手势表示我们是囚犯将被视为叛国行为”。86
华莱士还看到一些囚犯的手工制品，尽管他仍然不了解实情。尼基绍夫带他参观一个刺绣展览，并且告诉他展品是一些“严冬季节经常聚在一起钻研刺绣技艺的本地妇女”制作的。当然，在为华莱士参观做准备时，囚犯制作了一些展品。如果华莱士以明显欣赏的神态在某件展品前面停下，尼基绍夫就把那件展品从墙上取下来送给他。让他大为惊奇（同时大为愉快）的是，尼基绍夫的妻子—那个非常可怕的格里达索娃—谦逊地使人了解到她本人是一位艺术家。后来，一位名叫薇拉·乌斯季耶娃的囚犯得知，她所画的一幅画是作为这次访问的纪念品送给美国副总统的两幅画之一。乌斯季耶娃写道，“我们劳改营的负责人收到副总统夫人的来信，为收到的礼物向她表示感谢，还说两幅画挂在了他们家的客厅里。”87华莱士也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所收到的这些礼物：“现在挂在墙上的这两幅画使那些来我们在华盛顿的家中作客的人对俄罗斯美丽的田园风光有了充分的印象。”88
华莱士的访问几乎与“美国的礼物”运抵科雷马的时间相吻合。美国的租借法案旨在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美国的盟国抵御德军入侵，它给科雷马带来了牵引车、卡车、蒸汽挖掘机和机械设备，这些东西并不全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图提供的。这也带来了一丝外部世界的气息。运到的机器零件包裹在旧报纸里，从这些旧报纸上，托马斯·斯戈维奥得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直到当时，像大多数囚犯一样，他以为只有苏联军队在打仗，美国仅仅是在提供军需物资而已。89华莱士本人注意到，科雷马的矿工（或者说是伪装成矿工的科雷马共青团员）所穿的美制胶靴也是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当他问及此事—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不应用于金矿开采—时，他的主人说这些胶靴是花钱买来的。90
美国援助的服装虽然有一些的确被用于在劳改营进行表演做戏，但是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落到了劳改营管理人员和他们的妻子手里。猪肉罐头也有一部分确实发给了囚犯，囚犯们吃得津津有味：可能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肉类罐头。更有甚者，他们还把空罐头盒做成水杯、油灯、锅碗瓢盆、盘子、烟筒、甚至还有纽扣—在发明罐头的那个国家，几乎不会想到它还会导致如此令人惊奇的创造发明。91
在华莱士离开之前，尼基绍夫精心举办了一个宴会向他表示敬意。一道道铺张奢侈的菜肴—它们是通过克扣囚犯的伙食做出来的—端上宴席；宾主频频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干杯。华莱士本人发表了演说，其中包括下面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内容：
苏联和美国正在以各自不同的办法摸索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使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从现代科学技术中获得最广泛的利益。我们的意图和目的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宣扬这种矛盾的人是在有意无意地期待战争—因此，依我之见，他们是在犯罪。92
注释：
1见尼娜·泰勒-泰尔莱斯卡编：《古拉格的波兰诗人：从科米到科雷马》（诗集），第56-57页。彼得·帕什科夫斯基帮助翻译。
2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38页。
3同上。
4格沃瓦茨基：《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第273页。
5萨博编：《不能保持沉默》，第754页。
6基思·索德：《流放与流亡：在苏联的波兰人，1938-1948》，第13页。
7古里亚诺夫编：《对波兰人和波兰公民的镇压》，第4-9页。
8马丁：《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重新安置政策》，第305-309页。
9阿纳托尔·利文：《波罗的海革命》，第82页。
10格沃瓦茨基：《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第331页。
11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二十三档案柜；格沃瓦茨基：《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第331页。
1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57/65。
13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档案，40/1/71/323。
14普塔斯尼克：《一个波兰女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
15萨博编：《不能保持沉默》，第804-809页。
16扬·托马什·格罗斯和伊莲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编：《孩子们眼中的战争》，第77页。
17同上，第68页。
18同上，第146页。
19同上，第80-81页。
20同上，第xvi页。
21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的民族流放》，第49-50页。
22马丁：《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重新安置政策》。
23康奎斯特：《苏联的民族流放》，第3-5页。
24利文：《波罗的海革命》，第318-319页。
25诺曼·奈马克：《仇恨之火：二十世纪欧洲的种族清洗》，第95页。
26J.奥托·波尔：《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命运》，这是向民族研究协会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提交的一份论文，在线发表于www.iccrimea.org/jopohl.html；奈马克：《仇恨之火》，第99-107页。
27奈马克：《仇恨之火》，第98-101页。
28马丁：《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重新安置政策》。
29波尔：《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命运》，第11-17页。
30阿纳托尔·利文：《车臣共和国：俄罗斯政权的墓碑》，第319页；奈马克：《仇恨之火》，第97页。
31利文：《车臣共和国》，第320页。
32波尔：《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命运》，第17-19页；利文：《车臣共和国》，第319-321页。
33利文：《车臣共和国》，第318-330页；奈马克：《仇恨之火》，第83-107页。
34 М.М.扎戈鲁利科编，《在苏联的战俘：19391956》（一部根据多种档案编辑的大型文献资料集，在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历史文献收藏保管中心和伏尔加格勒大学的支持下，由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出版）。
35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52页。
36索德：《流放与流亡》，第5页。
37 Р.Д.皮霍亚等编：《卡廷惨案：文献资料》，第36页。
38见约瑟夫·恰普斯基：《没有人性的土地》（杰勒德·霍普金斯英译），该书描述了波兰政府为寻找这些军官所作的努力。
39索德：《流放与流亡》，第2-5页。
40安东尼·比弗：《斯大林格勒》，第409-410页。
41同上，第411页。
42扎戈鲁利科编：《在苏联的战俘》，第31和333页。
43同上，第25-33页。
44 С.И.库兹涅佐夫：《苏联战俘营中日本战俘的状况（1945-1956）》，第619-619页。
45这一数字见奥弗里所著《俄国的战争》，第297页，它来自一份一九五六年的苏联文件。扎戈鲁利科刊印了另外一份一九四九年的苏联文件，见其所编《在苏联的战俘》，第331-333页，它包含了相似的数字（二百零七万九千名德国战俘，一百二十二万名非德国战俘，五十九万名日本战俘，另有五十七万名战俘死亡）。
46匈牙利古拉格幸存者协会负责人古斯塔夫·门策尔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二○○二年二月。
47比恩，未发表的回忆录。
48艾米·奈特：《有关瓦伦贝格的事实真相》，载二○○一年九月二十日第四十八卷第十四期《纽约书评》，第47-50页。
49安杰依·帕奇科夫斯基：《波兰，敌对国家》，见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372-375页。
50《希特勒的表姐》，载一九九八年四月三日《新消息报》，第七版。
51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
52扎戈鲁利科编：《在苏联的战俘》，第131页。
53同上，第333页。古拉格系统中有大约两万名战俘。
54同上，第1042和604-609页。
55同上，第667-668页。
56同上，第38页。
57奈马克：《在德国的俄国人》，第43页。
58扎戈鲁利科编：《在苏联的战俘》，第40和54 58页。
59《俄国档案文件中的东欧，1944-1953：第一卷，1944-1948》（由斯拉夫和巴尔干研究所出版的文献资料集），第270页。
60同上，第370和419-422页。
6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497。
62扎戈鲁利科编：《在苏联的战俘》，第40和54 58页。尽管斯大林死亡时苏联仍有两万名战俘，但是，到五十年代初期，大部分战俘已被释放。
63西特科：《光的沉重》，第10页。
64尼古拉斯·贝瑟尔：《最后的秘密》，第17页。
65同上。
66同上，第166-169页。
67同上，第103-165页。
68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43页。
69 J.奥托·波尔：《斯大林时代的惩罚制度》，第51页。
70同上，第50-52页。
7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4/164。
7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35。
7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76。
7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35、9401/1/76和9401/1a/136。
75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43页。
76 А.К.科鲁格洛夫：《苏联的核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66、256和265页。
77本书作者对维连斯基的采访。
78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43页。
7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76。
80关于此事的叙述见约费：《回首往日时光》，第199-200页。
81克莱因：《强颜欢笑》，第396-403页。
82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59页。
83亨利·华莱士：《苏联的亚洲使命》，第137页。
84同上，第117页。
8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65；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51页；华莱士：《苏联的亚洲使命》，第33-41页。
86华莱士：《苏联的亚洲使命》，第33-41页；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51页。
87薇拉·乌斯季耶娃：《送给副总统的礼品》，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98-106页。
88华莱士：《苏联的亚洲使命》，第127-128页。
89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45页。
90华莱士：《苏联的亚洲使命》，第33-41页。
91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52页。
92华莱士：《苏联的亚洲使命》，第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