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带着快乐的微笑向劳改营告别，
向一年来隔断了自由的铁丝网告别……
在这里，我不会留下点什么？
今天，不会有什么阻止我匆忙的脚步？
哦，不！我在铁丝网里面留下一块痛苦的受难地
它仍在试图把我拉到苦难的边缘。
在里面，我留下极度的痛苦，不尽的思念，
偷偷流下的泪水，还有我们用的念珠一串……
如今，一切似乎已经飘然而去，像被风吹落的树叶
我们终于挣脱了束缚我们的绳索。
我的心中不再充满仇恨
因为在我的眼中，今天，彩虹划破云层！
—雅努什·韦多姆，《告别劳改营》1
用于描述苏联镇压体系的许多隐喻—“绞肉机”，“传送带”—听起来让人觉得它冷酷、无情、不可通融。然而，这个体系并非处于静止状态：它不停地旋转，搅动，随时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如果说它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间确实给几百万苏联囚犯带来了死亡、疾病和不幸，那么，它也同样确实给另外几百万战时的囚犯带来了自由。
战争爆发之后没有几天，当局开始特赦身体健康、年龄适合打仗的男性囚犯。早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最高苏维埃就命令古拉格释放某些类型的囚犯：“因为旷工而被判刑的囚犯，因为一般、轻微的行政违法和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囚犯”，直接送他们参加红军。这一命令被反复下达多次。在战争的前三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共释放了九十七万五千名囚犯，同时释放的还有几百万身为特殊移民的前富农分子。直到向柏林发起总攻以及进攻期间，更多的特赦持续不断。2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战争结束之前三个月，又有一些释放囚犯的命令下达了：命令要求古拉格让被释放的囚犯做好三月十五日参军的准备。3
这些特赦的规模对战争期间劳改营的人口统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也对仍然留在里面的那些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的犯人进入劳改营、将另外一些囚犯释放的大规模特赦以及数百万囚犯的死亡使战争年代的统计资料极不可靠。一九四三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囚犯的人数明显减少，从一百五十万减少到一百二十万。然而，当年的另一个统计数字表明，进出古拉格的囚犯为二百四十二万一千人，有些是新抓进来的，有些是释放出去的，有些是在劳改营之间转来转去的，还有许多人死亡。4不过，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尽管每个月都有数十万新的犯人进来，古拉格的囚犯总数下降却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八年为接纳大量新来的犯人而匆忙设立的几个林业劳改营很快就被关闭了。5留下的囚犯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尽管如此，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普遍存在。战争期间在科雷马，自由工人甚至也被要求在工作之余帮助淘金。6
不是所有囚犯都被允许释放：那些特赦的命令明确将“刑事惯犯”—这指的是职业罪犯—和政治犯排除在外。列为例外的人数非常少。或许是认识到三十年代后期逮捕高级军官对红军造成了伤害，苏军入侵波兰之后，一些由于政治原因而服刑的军官被悄悄地释放了，其中就有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将军。一九四○年冬天，当局将他从科雷马某个偏远的营站召回莫斯科。见到戈尔巴托夫时，受命重新审查他的案子的办案人员又看了看他被捕之前拍摄的一张照片，然后立即开始提问。办案人员试图确定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人可能不可能真的是红军最有才华的年轻军官之一：“我的裤子打着补丁，两腿裹在破布里，脚上穿着矿工的短靴。我还穿着一件带里儿的短外套，它被泥土磨得齐明发亮。我头上戴的是一顶有帽耳的帽子，又破又脏……”7戈尔巴托夫最终在德军即将发起进攻的一九四一年三月被释放。一九四五年春天，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他率领一支部队攻打柏林。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特赦并不一定可以活下去。许多人推测—尽管档案材料迄今未予证实—从古拉格释放出来参加红军的囚犯都被编入“犯人营”直接派往前线最危险的地区。红军因其乐于牺牲人的生命而臭名昭著，因此不难想象，红军指挥官更愿意让获释的囚犯去送死。持不同政见者亚伯拉罕·希夫林当时就是一名获释的囚犯，他说，因为他是“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所以被安排在一个犯人营。据他陈述，尽管缺少武器—五百人发给一百支步枪—他和他的战友仍被直接派上前线。“你们的武器在纳粹手里，”军官对他们说，“去把它们缴获过来。”虽然两次负伤，希夫林总算死里逃生。8
不过，加入红军的苏联囚犯往往表现出色。也许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似乎极少有人坚决拒绝为斯大林而战。至少根据戈尔巴托夫将军的陈述，他对重返红军、或是对为无理逮捕他的共产党而战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听说德军入侵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已经获释让他多么幸运：他可以用自己恢复过来的体力报效祖国了。他还自豪地写道，“由于我们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他的士兵可以使用“苏制武器”作战，但他没有说明工业化是如何实现的。的确，在许多场合，他劈头盖脸地对过多干预军事事务的“政工干部”—军队中的秘密警察—进行了嘲讽奚落，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让他吃了一两次苦头，那些官员私下嘀咕道，他“在科雷马得到的教训还不够”。但是，他真诚的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9
这似乎也是许多获释囚犯的真实情况，至少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所包含的证据来看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五月，古拉格的负责人维克托·纳谢德金就参加红军的获释囚犯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精心撰写了一份热情得近乎过分的报告，从他们写给曾经待过的劳改营的信件中引用了大量的内容。“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我在哈尔科夫的一家医院，负伤了。”一个人写道，“我不顾性命保卫了我可爱的祖国。我也是因为不好好工作被判刑的，但是，通过在前线打胜仗，我们亲爱的党给了我向社会赎罪的机会。根据我自己的计算，我用我的钢铁子弹杀死了五十三个法西斯分子。”
另一个人写信表达他的感谢：
首先，我写信真诚地感谢你们对我进行的教育改造。过去，我是一个惯犯，被认为对社会有危害，因此不止一次关进监狱，在那里，我学会了劳动。现在，红军甚至给予我更大的信任，它教我学会了做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把战友交给我指挥。与战友们一起，我勇敢地投入战斗，我对他们的关心照顾以及我的正确指挥赢得了他们对我的尊重，由于我的正确指挥，我们完成了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偶尔，部队的军官也给劳改营的负责人写信。“在强攻切尔尼戈夫的战斗中，科列斯尼琴科同志指挥了一个连。”一名上尉写道，“这个以前的囚犯已经成长为一名有文化、坚决果断、英勇善战的指挥员。”
五名获释的囚犯成为苏联英雄，得到红军的最高勋章。除此之外，没有专门记录有多少获释的囚犯荣获了奖章。不过，一千多名给其所待过的劳改营写信的囚犯的档案材料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八十五人成为军官，三十四人被吸收加入苏联共产党，二百六十一人荣获奖章。10尽管这也许不是获释囚犯的典型情况，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战争在苏联全国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的热潮，而获释的囚犯也被允许融入其中。11
更加出人意料的也许是，仍在劳改营里服刑的囚犯有时也被爱国气氛所感染。甚至严厉苛刻的新规定和伙食定量的削减也没有不可避免地使古拉格的囚犯全都成为坚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恰恰相反，许多人后来写道，一九四一年六月劳改营里最让人痛苦的事情是不能上前线去打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他们的同胞正在战斗—而他们却在远远的后方，空有一腔爱国热情。他们立即把所有德国囚犯当成法西斯分子而冷落，辱骂没有上前线去打仗的看守，经常交流关于战争的小道消息。如同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所回忆的那样，“因为整个国家正在经历劫难，我们愿意宽恕并且忘记现在的一切，愿意把施加于我们的不公一笔勾销……”12
有时候，前线附近某些劳改营里的囚犯有机会把他们的爱国热情付诸实践。波克罗夫斯基当时是位于卡累利阿共和国芬兰边界附近的索罗克劳改营的工作人员，他在一份报告—他想让这份报告对伟大的卫国战争史有所贡献—中讲述了劳改营匆忙转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德军的坦克纵队越来越近，形势变得紧张起来，这时，一名囚犯……跳上一辆卡车钻进驾驶室，开着卡车飞快地向坦克冲去。卡车猛地撞上了坦克，卡车上的囚犯英雄牺牲了—但是坦克也停了下来并起火燃烧。道路被堵住了，其他坦克向相反的方向掉头。这缓和了形势，使其余人员有可能转移。
波克罗夫斯基还讲述了六百多名因没有火车而被困在劳改营的获释囚犯自愿参加白海城城防工事建设劳动的事迹：
他们齐声表示同意，然后立即组成了劳动队，选出队长和领班。这一批无人看守的囚犯修了一个多星期的城防工事，从早晨到夜晚，他们以超常的热情每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作为回报他们仅仅要求一件事，有人给他们作政治报告，告诉他们关于前线形势的消息。我认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13
劳改营的宣传鼓励这种爱国热情，因此，在战争期间，这种热情通常会日益高涨。像苏联别的地方一样，劳改营里也张贴标语海报，放映战争电影，组织形势演讲。囚犯们被告知，“我们现在必须更加努力地劳动，因为我们采掘出的每一克黄金都是对法西斯的一个打击。”14当然，就像无法弄清以往的宣传是否曾经有效一样，我们也无法弄清此类宣传是否有效。不过，当古拉格的生产能力对于苏联的战争努力突然变得不可或缺时，古拉格当局或许确实更加重视这方面的信息了。在他那本用于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的小册子《回归生活》中，文化教育部门的官员洛吉诺夫写道，“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在那些正在位于前线后方的古拉格劳改营里劳动的囚犯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暂时被与社会隔离分开的囚犯把他们的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到两倍。他们在工厂、工地、林区和田间忘我地劳动，通过全力以赴高效率生产帮助前线加快打败敌人的速度。”15
毫无疑问，古拉格确实在工业生产方面为战争努力作出了贡献。在战争的前十八个月，三十五个古拉格的“居民点”转产弹药。许多木材劳改营全力生产弹药箱。至少二十个劳改营生产红军的军装，其他劳改营则生产了野战电话机、一百七十多万套防毒面具和两万四千个迫击炮炮架。一百多万名囚犯被派去修建铁路、公路和机场。每当突然、紧急需要建筑工人—必须立即打通一条撤退路线或是修建一条新的铁路—时，通常命令古拉格给予安排。远北建设一如既往地几乎生产了苏联的所有黄金。16
但是，像在和平时期一样，这些数据以及它们看上去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效率是靠不住的。“从战争初期开始，古拉格一直将满足前线作战需要当做安排工业生产的目标，”纳谢德金写道。难道这些需要不能通过自由工人更为有效地满足吗？在别的地方，他写道，某些种类的弹药产量提高了三倍。17如果允许爱国的囚犯在普通工厂里干活儿的话，还能再多生产多少弹药？成千上万名应该去前线打仗的军人被留在后方，为的是看守这些囚犯劳动力。成千上万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士兵被派去逮捕波兰人，然后又将他们释放。这些士兵也有可能得到更为有效的使用。古拉格就是这样为战争努力作出了贡献—无形之中也许对它所造成的却是破坏。
除了戈尔巴托夫将军和别的一些军人之外，对于有关政治犯特赦的一般规定来说，还有更大的例外存在。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的波兰人说，他们最终注定将要永久定居在那里。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巴巴罗沙行动开始实施一个月之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与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签署了一份停战协定。这份被称为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定的文件重新建立了一个波兰主权国家—其边界仍有待确定—并且同意对“目前苏联境内所有被剥夺了自由的波兰公民”实行特赦。
古拉格的波兰囚犯和流放者被正式释放，而且允许他们加入在苏联领土上刚刚组建的波兰军队。在莫斯科，弗瓦迪斯拉夫·安德斯将军—此前二十个月一直被囚禁在卢比扬卡监狱的一名波兰军官—意外地会见贝利亚本人时得知，他已被任命为这支新的军队的司令官。会见之后，安德斯将军乘坐一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汽车离开监狱，穿着衬衣和裤子，没有穿鞋。18
在波兰方面，许多人对苏联使用“特赦”一词表述释放无辜的人提出异议，但这不是斤斤计较的时候：两个新的“盟国”之间的关系还不稳定。苏联当局拒绝对这支新的军队的“士兵”—所有人的健康状况都很糟糕—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不会向安德斯将军提供食物和补给。“你们是波兰人—让波兰养活你们吧，”这支军队的军官被告知。19有些劳改营的负责人干脆拒绝释放他们的波兰囚犯。古斯塔夫·赫林—他被继续囚禁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意识到，如果不能获释的话，他将“活不到第二年春天”，因此，在最终将他释放之前，必须进行绝食斗争。20
在实行特赦的几个月里，苏联当局宣称，特赦条款仅仅适用于民族意义上的波兰人而不是所有前波兰公民：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还得继续留在苏联。[77]这使问题更加复杂，结果，可怕的紧张局面突然出现。许多少数民族试图冒充波兰人，只要不被真正的波兰人察觉就行；而波兰人则担心如果“假”同胞的身份露馅儿他们自己再被逮捕。后来，在一列开往伊朗的转移波兰人的火车上，乘客们试图将一群犹太人赶下车：他们害怕由于载有“非波兰人”乘客，当局将不允许这列火车离开苏联。21
还有一些波兰人被从劳改营或流放定居点里放出来，但是没给他们一点钱，也没告诉他们去什么地方。一名获释的波兰囚犯回忆说，“鄂木斯克的苏联当局不想帮助我们，因此向我们解释说他们对波兰军队的情况一无所知，反而建议我们在鄂木斯克附近找工作。”22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给了赫林一张地名一览表，可以允许他在表上列出的那些地方定居，但却拒绝向他透露关于波兰军队的任何消息。23获释的波兰囚犯只好根据传闻搭便车和乘火车在苏联各地到处寻找波兰军队。
没有人对被流放到苏联北部的斯蒂芬·韦登费尔德一家提到过波兰军队的存在，也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交通条件：他们只是得到通知可以走了。为了离开偏僻的流放村，他们造了一个木筏放入当地的河中向着“文明世界”—一个有火车站的镇子—顺流而下。几个月后，他们终于结束了漫无目的地流浪，当时，在哈萨克南部希姆肯特镇的一个小饭馆里，斯蒂芬认出了他的一位波兰同学。最后，她告诉他们去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波兰军队。24
不过，获得释放的那些囚犯带着与他们一起流放的妻子儿女总算慢慢找到了波兰军队的大本营古比雪夫[78]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波兰军营。到达这些地方时，许多人因再次感到“波兰”的存在而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如同卡齐米日·扎罗德所描写的那样：“我们周围的所有人全都说着波兰话，都是熟悉的波兰面孔！我自己遇见了几个老熟人，当男人和女人以拥抱和亲吻互致问候时，到处都是欢乐庆祝的场面。”25在安德斯将军到达那一天，另一名获释的囚犯雅努什·韦多姆写了一首诗，题目为《欢迎司令官》：
哦，我的心啊！你再次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跳动
我以为你已变得僵硬，死在我的胸中……26
然而，没过几个月，乐观的情绪减退了。波兰军队缺乏食物，缺乏药品，缺乏装备—什么都缺。军队的士兵大部分是一些病弱、疲劳、半饥饿的人，他们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一名军官回忆了他当时所感到的恐怖，他意识到，“离开流放地的大批人群……正在涌入乌兹别克的饥饿地区，军队整个受到冲击，军队本身则因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缺乏战斗力，并因疾病大批减员。”27
此外，与苏联当局的关系一直不好。派往苏联各地的波兰使馆工作人员仍然是莫名其妙逮捕的对象。因为担心局面可能继续恶化，安德斯将军于一九四二年三月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得到批准将部队全部撤出苏联而不再向西开往前线。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七万四千名波兰士兵和另外四万一千名平民—包括许多儿童—登上火车去了伊朗。
由于撤退组织得非常匆忙，安德斯将军丢下了成千上万名波兰人，同时丢下的还有那些曾经是他们的波兰同胞的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一些人最后加入了红军中的波兰人部队科斯丘什科师。其他人只得等待战争结束被遣返。还有一些人一直就没有离开，至今，他们的后代仍然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北部的波兰人社区。
离开的那些人继续战斗。在伊朗休整恢复之后，安德斯的军队终于设法与欧洲的盟军部队会合了。后来，他们取道巴勒斯坦—在某些情况下取道南非—参加了解放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战役。在战争进行期间，波兰的老百姓被分散到大英帝国的各个地方。波兰的儿童进了印度、巴勒斯坦甚至东非的孤儿院。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返回战后受到苏联控制的波兰。在伦敦西区仍然能够找到的波兰人俱乐部、波兰历史学会和波兰餐馆证明了他们的战后流亡。28
离开苏联之后，离开的那些波兰人为他们以前不幸的难友做了一件弥足珍贵的工作。在伊朗和巴勒斯坦，为了准确地查明在流放到苏联的波兰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波兰军队和流亡政府对士兵及其家人进行了多项调查。因为安德斯所转移的是唯一一次获准大批离开苏联的囚犯，所以，根据这些问卷和多少有些仓促的历史调查而产生的材料为古拉格半个世纪的存在保留了一份独一无二、内容丰富的证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尽管波兰囚犯并不一定真正了解古拉格的历史，但是他们的确把劳改营体系的庞大规模、地理范围—他们要做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地列出他们被流放到的那些分布广阔的地点—及其可怕的战时生活条件告诉了公众。
战后，波兰囚犯对其经历的描述构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发表的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对苏联强劳制度简单明确的陈述使许多美国人大为震惊。自从二十年代禁运苏联木材时期以来，美国人对苏联劳改营的认识模糊不清。这些报告广泛流传，接着，在一九四九年，当美国劳联试图劝说联合国对其成员国的强制劳动状况进行调查时，它向联合国提供了强制劳动存在于苏联的大量证据：
不到四年以前，在一场以最大的牺牲而进行—针对纳粹对其侵略的那些国家的全体人民所实行的奴役政策而发动—的战争之后，世界劳工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反对纳粹极权主义的胜利……
可是，尽管盟国取得了胜利，所传递的某些信息却使这个世界严重不安，这些信息似乎表明，我们曾经为了将其消灭而战并且因此死了那么多人的那些罪恶仍然在世界各地猖獗横行……29
冷战开始了。
劳改营系统内部的生活往往反映了苏联更大范围内的生活—而且其准确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差不多。当德国开始土崩瓦解时，斯大林的思想转向了战后的安排。他所设计的将中欧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计划定型了。并非出于巧合，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样开始进入可以被称为自身扩张的“国际主义”时期。“这场战争与以往不同，”斯大林在一次与铁托的会谈—会谈由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79]担任记录—中说，“任何人都将在其所占领的领土上强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任何人都将在其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强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30集中营是苏联“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的秘密警察开始向苏联占领的欧洲地区输出他们的模式和人员，把他们当时已在国内使其臻于完善的劳改营管理制度与方法教给他们新的外国委托人。
在形成“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所建立的那些劳改营中，东德的劳改营也许是最为冷酷凶残的。一九四五年红军横扫德国时，苏联军事当局立即开始建立劳改营，最后总共建立了十一个这种“独具特色的”集中营—特别劳改营。其中两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建在前纳粹集中营的旧址上。这些劳改营全部都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后者使用与管理国内劳改营相同的方式组织管理它们：劳动定额，伙食定量，拥挤不堪的营房。在饥荒肆虐的战后那几年，这些德国劳改营看上去甚至比它们的苏联同类更加危险。在它们存在的五年时间里，主要都是政治犯的将近二十四万名囚犯在这些劳改营里待过。据估计其中九万五千名囚犯—超过三分之一—死在里面。如果苏联囚犯的生命对于苏联当局来说从来都不怎么重要的话，那么，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生命就更不算什么了。
东德劳改营的囚犯大多不是纳粹高级官员或证据确凿的战犯。那一类犯人通常会被押回莫斯科审问，然后直接关进苏联战俘营或古拉格。建立特别劳改营的目的却是为了让其发挥与流放波兰人和波罗的人同样的作用：它们是为打断德国资产阶级的脊梁而设计的。因此，它们关押的不是纳粹重要人物或战犯，而是法官、律师、企业家、商人、医生和记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德国屈指可数的希特勒—苏联同样自相矛盾地惧怕的那个人—的反对者。毕竟，敢于与纳粹作斗争的人可能同样敢于与红军作斗争。31
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劳改营里关押了类型相似的人员，那些国家的劳改营是共产党于一九四八年在布拉格、一九四九年在布达佩斯控制政权之后由当地的秘密警察机构根据苏联的授意建立的。逮捕以“拙劣模仿”苏联逻辑的方式进行：一名匈牙利气象预报员因在苏联军队到达匈牙利当天报告“一股寒流从东北方向的苏联袭来”而被捕；一名捷克商人因邻居指控他说过“斯大林那个笨蛋”而最终进了劳改营。32
不过，劳改营本身的模仿并不那么拙劣。在关于匈牙利最臭名昭著的雷茨克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匈牙利诗人福卢迪·捷尔吉勾勒出一幅劳改营系统的草图，看上去几乎是古拉格的精确翻版，乃至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饥饿的匈牙利囚犯在树林里寻找野生浆果和蘑菇的情形都一模一样。33捷克斯洛伐克的劳改营系统也有一个独特之处：集中在雅希莫夫铀矿周围的一批营站竟然多达十八个。回想起来，把刑期较长的政治犯—相当于苏联的苦役犯—送到这些采矿劳改营显然是要将他们置于死地。尽管他们在为苏联新的原子弹项目开采铀矿，但却根本没有向他们提供专用工作服或任何形式的防护措施。囚犯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可是究竟有多高至今仍然是个谜。34
波兰的情况更加复杂。到战争结束时，相当一部分波兰人正在各种各样的集中营里生活，不是某个流离失所者收容营（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以前纳粹的苦力），就是某个拘留营（日耳曼人和德国侨民，自称有德国血统的波兰人），或是某个战俘营。红军在波兰设立了一些战俘营，里面不仅塞满了德国战俘，而且塞满了即将流放到苏联去的波兰国民军战士。一九五四年，还有八万四千二百名政治囚犯仍被监禁在波兰。35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铁托—尽管他享有“反苏”的名声—控制的南斯拉夫也都存在着劳改营。像中欧国家的劳改营一样，巴尔干国家的劳改营开始也与古拉格相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有所不同。它们大部分是在苏联的某种建议和指导下由地方警察设立的。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安全局—似乎直接受命于它的苏联同行。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罗马尼亚的劳改营与古拉格之间最相似，甚至相似到了这种程度：它们同样兴建斯大林本人在苏联所偏爱的那一类荒唐可笑、野心勃勃的工程。这些工程中最著名的多瑙河—黑海运河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真正的经济效益。直到今天，它的每一段河道都像白海运河一样空旷而荒凉，两条运河之间相似得可怕。有一句宣传口号声称，“多瑙河—黑海运河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坟墓！”考虑到死于运河建设的人数可能多达二十万，这也许确实是开凿多瑙河—黑海运河的真正目的。36
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劳改营具有某种不同的风格。保加利亚的警察似乎与完成生产计划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对惩罚囚犯更感兴趣。从某个劳改营幸存下来的一名保加利亚女演员后来描述了因天气炎热病倒之后差点被打死的情形：
他们用一块破布盖在我的身上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第二天，大家都去干活儿了，而我则被锁在屋里一整天，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药。由于伤痛和前一天所遭受的那一切，我的身体太虚弱，以致根本起不了床。我遭受到野蛮的毒打。我昏迷了十四个小时，由于某种奇迹我才活了下来。37
她还亲眼目睹一对父子当着彼此的面被活活打死，而这只是为了满足那些打人者的施虐快感。还有一些保加利亚劳改营的幸存者描述了炎热、寒冷、饥饿和肉体伤害对他们的折磨。38巴尔干劳改营更偏南的地理位置还给囚犯造成了另外一些痛苦：最臭名昭著的南斯拉夫劳改营建立在亚得里亚海的圣格雷瓜尔岛上，那里淡水奇缺，因此，干渴成为对囚犯的主要折磨。39
与古拉格不同，这些劳改营大部分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甚至还在斯大林死亡之前，其中许多已经关闭。东德的特别劳改营实际上在一九五○年就解散了，主要是因为它们使东德共产党更加不得人心。为了改善新政权的形象—也是为了防止更多的东德人逃往西德，这在当时还有可能—东德的秘密警察竟然在释放囚犯之前加以精心照料使他们恢复健康，而且发给他们新的衣服。并非所有囚犯都被释放：像这一时期所逮捕的波兰人一样，当局将其认为在政治方面最激烈地反对新制度的那些人流放到了苏联。特别劳改营埋葬队的成员好像也被流放了。否则的话，他们可能暴露劳改营万人坑的存在。直到九十年代，人们才确定了这些万人坑的位置并将埋在其中的囚犯尸体挖掘出来。40
捷克斯洛伐克的劳改营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一九四九年是它们的鼎盛期，然后逐渐开始萎缩，直到最后彻底消失。斯大林死后，匈牙利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很快就在一九五三年七月清理了本国的劳改营。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则把几个劳改营维持到了苏联劳改营的主体结构解体多年之后的七十年代。洛维奇劳改营是保加利亚劳改营系统中最残忍的劳改营之一，它从一九五九年一直运转到一九六二年。41
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古拉格输出政策最为持久的影响发生在欧洲以外。在中苏关系最密切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了几个劳改营，还在抚顺附近的一个煤矿组织了劳改队。中国的劳改营至今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与当年建立时所仿效的斯大林式劳改营几乎已经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们仍然是强制劳动的地方—就像斯大林的古拉格系统那样，在其中服刑往往伴随着一段流放—但是，中国劳改营的负责人不大受劳动定额和中央生产计划的困扰。相反，他们的精力集中在“教育改造”的严格形式上。在当局看来，与囚犯制造的产品相比，囚犯的赎罪和囚犯向党仪式性的忏悔即使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42
苏联卫星国和盟国劳改营的存在方式的细节—它们被用来干什么、它们维持了多长时间、它们如何被巩固或者被瓦解、它们如何残忍如故或温和如初—最终完全取决于特定的国家及其特定的文化。这证明，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改变苏联的模式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曾经相对比较容易。或许我应该说这仍然相对比较容易。下面这一段从一本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著作中所引用的文字描述了时间更近的集中营经历，它发生在欧亚大陆残留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里：
就在我九岁的第一天，我接到了分配给我干的活儿。我第一次必须从事的劳动是上山捡柴，然后背一大捆柴回学校。我被告知如此来回要十趟。从山上背柴回学校一趟要用两三个小时。你不干完就不能回家。我一直干到夜里，到我干完时已经过了半夜，然后我摔倒在地。当然，个子大一点的其他孩子可以干得更快一些……
别的活儿还有用筛子从河沙里淘金（摇晃着筛子让河水把沙土冲走）。这个活儿轻松得多；有时你会幸运地早一点干完分配的活儿，然后，如果你不告诉老师你已经完成了任务的话，你就可以玩一会儿……43
作家康哲焕一九九二年逃离北朝鲜。此前他与他的全家在耀德惩罚营里关了十年。汉城的一个人权组织估计，大约二十万北朝鲜人因诸如阅读外国报纸、收听外国电台、与外国人谈话或是以某种方式“损害”北朝鲜领导人的“威信”之类的“罪行”仍被关押在类似的劳改营里。据推测，约有四十万人已经作为囚犯死在这些劳改营里。44
北朝鲜的劳改营并不局限于北朝鲜本土。二○○一年，《莫斯科时报》报道，北朝鲜政府以派遣劳动队到分布在西伯利亚的采矿劳改营和采伐劳改营干活儿的方式偿还它欠俄罗斯的债务。这些劳改营—“国中之国”—被单独隔离起来，戒备森严，按照北朝鲜国内的标准配给食物，配备北朝鲜本国的监狱和看守。据估计，大约有六千名劳工在里面干活儿。不清楚他们是不是雇来的—但是可以肯定，他们不能自由离开。45
也就是说，劳改营的概念不仅输出得足够广泛，而且延续得足够长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注释：
1见泰勒-泰尔莱斯卡编：《古拉格的波兰诗人》，第144页。彼得·帕什科夫斯基帮助翻译。
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68；В.Н.泽姆斯科夫：《被流放的富农的命运（19341954）》，载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国家历史》，第129142页；马丁：《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重新安置政策》。
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43。
4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112页。
5林业劳改营的囚犯人数从一九四一年的三十三万八千八百五十人下降到一九四四年的十二万两千九百六十人。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1923-1960》，第112页。
6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42页。
7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50-151页。
8审判委员会记录（亚伯拉罕·希夫林的证词）。
9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69、174175和194页。
1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4/687和815。
11实例参见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79-80页。
12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0页。
1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1146。
14明德林：《正面与侧面》，第61页。
1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45。
16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135-137、140-141和144页。
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68。
18索德：《流放与流亡》，第30-36页。
19同上，第48页。
20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90页。
21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安德斯军队档案集，V/AC/127。
22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5885和15882号档案。
23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28页。
24韦登菲尔德：《结冰的道路》，第195-334页。
25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234页。
26雅努什·韦多姆：《欢迎司令官》，见泰勒-泰尔莱斯卡所编《古拉格的波兰诗人》，第145页。
27恰普斯基：《没有人性的土地》，第243页。
28索德：《流放与流亡》，第60-87页。
29美国劳工联合会：《苏联的强制劳动》，第31页。这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第六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至十六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国际劳工关系委员会报告的一部分。
30米洛万·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迈克尔·彼得罗维奇英译），第114页。
31科特克和里古洛：《集中营的世纪》，第527页。
32同上，第549和542页。
33同上，第539-543和548-556页。
34同上，第543-544页。
35同上，第544-548页；另见帕奇科夫斯基：《波兰，敌对国家》，见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363-393页。
36科特克和里古洛：《集中营的世纪》，第565572页。
37茨维坦·托多罗夫：《发自古拉格的声音》（罗伯特·扎雷茨基英译），第124页。
38同上，第123-128页。
39科特克和里古洛：《集中营的世纪》，第559页。
40奈马克：《在德国的俄国人》，第376-397页。
41托多罗夫：《发自古拉格的声音》，第39-40页。
42凯特·桑德斯：《十八层地狱》，第1-11页；科特克和里古洛：《集中营的世纪》，第619-648页。
43小川治久（音译）和本杰明·H.尹：《发自北朝鲜劳改营的声音》，第15页。
44同上，第3页。
45阿拉·斯塔尔采娃和瓦列里娅·科尔恰金娜：《平壤用自由劳工向俄罗斯还债》，载二○○一年八月六日《莫斯科时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