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时—我们热爱学习。
二十岁时—我们了解了死亡。
我们知道，只要允许我们活着
那就表示，暂时什么也不会发生。
二十五岁时—我们学会了把生命换成
鱼干、柴火和土豆……
五十岁时还有什么要学的？
我们匆匆略过了那么多页
或许我们知道了生命其实是短暂的—
不过，我们在二十岁时就已知道……
—米哈伊尔·弗罗洛夫斯基，《我这一代人》1
当时，一九四九年—一九三七年的孪生兄弟—正在逼近我们的国家，正在逼近整个东欧，而且首先逼近的是劳改营和流放地……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2
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是庆祝胜利的游行、眼泪汪汪的亲人团聚—以及普遍认为生活将会而且应该变得更加容易一些的信念。成百上千万男男女女为赢得战争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他们想过比较轻松的生活。在农村，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迅速蔓延。在城市，人们公开对配给食品物价过高表示不满。战争已经向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既有军人也有苦力—展示了相对奢华的西方生活，因此，苏维埃政权不可能再像它所曾经做过的那样花言巧语地宣称，西方的劳动者比他们的苏联同类贫困得多。3
这时，甚至权力阶层的许多人也认为，已经到了把苏联的生产从军工产品调整到人民迫切需要的消费商品方面来的时候。在一次被秘密警察为了留存而录音的私人电话交谈中，一位苏联将军对另一位说，“大家全都公开表示他们对生活多么不满。在火车上，实际上是在所有地方，人们都在这么说。”4这位将军推测，斯大林肯定也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将不得不立即采取措施。
一九四五年春天，囚犯也满怀着希望。当年一月，当局宣布对怀孕和孩子幼小的女囚犯再次实行普遍的特赦，于是，大量囚犯—到当年七月，准确数字是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五人—被释放。5战时的限制有所放松，重新允许囚犯收取家人寄来的食品和衣物。通常，采取这些新的措施并非出于对囚犯的怜悯。特赦女犯—这理所当然地不包括政治犯—并不代表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而是对孤儿数量惊人的增长以及随之在苏联全国各地出现的流浪儿、流氓行为和青少年犯罪团伙等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局迫不得已地承认母亲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取消对收取包裹的限制同样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企图减轻战后饥荒对劳改营的影响：劳改营养活不了囚犯了，所以为什么不让他们的家人帮忙呢。中央所下的一道命令明确宣称，“在囚犯的吃饭穿衣问题上，必须把包裹和汇款看做一种重要的补充。”6然而，许多人从这些命令中看到希望，把它们当成一个更加宽容的新时代的预兆。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战争胜利不到一年，冷战开始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使苏联领导人相信，苏联的经济必须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军事和工业生产而不是致力于制造冰箱和童鞋。不顾五年半的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破坏，苏联的计划制定者们比以往更加热衷于抄近道走捷径、大搞突击建设—并且尽可能多地使用强制劳动力。7
如同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对苏联的新型威胁的出现正中斯大林的下怀：当他的人民面临外部世界的腐蚀时，为了再次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是他所需要的最好借口。因此，他命令部下“严厉打击”任何谈论民主的人，尽管此前谈论民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8他还加强并改组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六年三月，它被拆分为两个官僚机构。内务部（МВД）继续管理古拉格和流放定居点，实际成为强制劳动部。另一个更具冒险性的机构—国家安全部（МГБ），后来叫做国家安全委员会（КГБ）—将要负责反间谍活动和国外的情报工作，指挥边防部队，最后还要负责监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9
结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领导人不但没有放松对人民的压制，反而开始进行一系列新的逮捕，军队再次受到冲击，并且有选择地逮捕少数民族，包括苏联的犹太人。在苏联的几乎每一座城市，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反对斯大林的阴谋集团。10一九四七年，新的法律禁止苏联公民与外国人结婚—而且实际上，禁止与外国人发生一切浪漫关系。与外国同行分享科技情报的苏联学者也有可能受到刑事起诉。一九四八年，当局逮捕了两万三千名集体农庄庄员，他们都被指控前一年出勤没有达到规定的天数，然后不经审理或调查就被流放到偏远地区。11
流传的证据表明，四十年代末还发生过一些更加离奇的逮捕。根据最近解密的一份汇报某德国战俘营情况的材料，两名美国人也在战后被关进了古拉格。一九五四年，一名前德国战俘对美国调查人员说，一九四九年，他在科米地区乌赫塔附近他那个战俘营里遇见过两名美国空军人员。他们是飞行员，他们的飞机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附近坠毁。他们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因此被送进劳改营，根据德国人的描述，他们进的好像是苦役营。其中一个美国人死在劳改营里，据说是被劳改营的一名职业罪犯杀害的。另一个后来被带走，可能去了莫斯科。12
在科米地区到处可以听到一些更不确定、然而让人更感兴趣的传闻。根据当地的一则传说，四十年代，一批英国人—至少是一批说英语的人—也被囚禁在同样位于乌赫塔附近的谢德沃日的另一个营站。一个当地人这样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些英国人是战争结束时空投到德国的间谍，红军俘虏了他们，审讯之后把他们送到古拉格，这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英国与苏联毕竟是战时的盟国。有关这些英国人的存在的证据单薄：一个被当地人戏称为“英国殖民地”（ АнглийскаяКолония）的营站和莫斯科军事档案馆里唯一一份提到“十个苏格兰人”—无论这是否可能意味着他们关在该地区的某个战俘营—的参考资料。13
由于这些新增的业务，战后古拉格并没有萎缩。恰恰相反，它再次扩张并在五十年代初期达到它的最大规模。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古拉格系统的劳改营和劳动定居点有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一名囚犯，比五年前的一九四五年多了一百万。14由于在波罗的海各国、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地实施的大规模流放—这些流放行动是为实现当地人口的“苏联化”而蓄意安排的—特殊移民的数量也增加了。而且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彻底解决了关于被流放者前途的棘手问题，它规定，所有与他们的子女一起被赶出家园的人属于“永久性”流放。到五十年代，流放者的数量大致达到劳改营里囚犯的数量。15
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还给前劳改营囚犯带来了又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当局开展了一系列逮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再次逮捕，他们的行动主要针对当初于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被捕、判处十年徒刑并在最近获释的那些人。再次逮捕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而且出人意外地没有流血。偶尔进行新的调查，大部分犯人只是受到敷衍了事的审讯。16听到当局正在逮捕姓名以俄文字母表的前三个字母开头的前“政治犯”的消息后，马加丹和科雷马谷流放地的居民们感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他们意识到，秘密警察正在按照俄文字母的顺序重新抓人。17没人能够判断这是可笑还是可悲。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写道，鉴于“三七年的罪恶已经导致一场历史性的悲剧上演……在四九年，那个打着饱嗝的格鲁吉亚恶魔正在悠闲地起草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准备消灭的人员名单……”18
绝大多数再次被捕者描述了自己麻木的感觉。第一次被捕是一次打击，不过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许多人被迫第一次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现实。第二次被捕没有带来多少新的认知。“四九年时我已知道，苦难只能把人净化到一定程度。如果苦难延续好几十年变成一件例行公事，它就不再具有净化功能；它只是使所有感觉变得迟钝，”金斯堡写道，“再次被捕之后，我确实变成了一根木头。”19
当警察第二次来抓她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走到橱柜前面想收拾一下，随后她又停了下来。“为什么我还要管这些琐事？我的东西孩子们会比我利用得更好。”她这样想。“显然，这一次我不再会活下来；我怎么可能忍受得了？”20列夫·拉兹贡的妻子再次被逮捕，他要求知道是为什么。当得知她是因为与以前同样的罪名又一次被判刑时，他要求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她已经服满了刑期。法律真的允许你们以同一个罪名惩罚一个人两次吗？”
检察官惊讶地看着我。
“当然没有。可是法律跟这有什么关系？”21
大部分再次遭到逮捕的人并没有被送回劳改营，而是被送往流放地，这些流放地通常位于特别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科雷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22在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过的将是冷酷无情的单调生活。由于当地的居民把他们视为“敌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发现难以找到生存的空间和工作。没有人愿意与一个间谍或者破坏分子发生关系。
对于这些牺牲品，斯大林的目的看起来非常明确：永远不许所有因间谍、破坏等罪名被判刑的人或者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对派返回故乡。即使获释，他们得到的也是“另类身份证”，禁止居住在任何靠近主要城市的地方，而且还将经常成为再次逮捕的对象。23劳改营以及对其予以补充的流放不再只是暂时性的惩罚措施。对于那些被判处在劳改营或流放地服刑的人来说，它们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战争的确对劳改营系统产生了某种长期的影响，尽管难以将这种影响量化。劳改营的规章制度没有随着战争胜利变得宽松—但是囚犯本身，尤其是政治犯，发生了变化。
首先，政治犯的数量更多了。战争年代人口状况的剧烈变化以及直接将政治犯排除在外的特赦使劳改营里政治犯的比例大大提高。截止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在整个古拉格系统，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囚犯被判犯有“反革命”罪。在某些劳改营，这个数字甚至更高，远远超过百分之五十。24
尽管综合统计数字还会再次下降，但是，政治犯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新的一代政治犯，具有一系列不同的经历。三十年代被捕的政治犯—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被捕的那些人—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普通工人。大多数人因被捕而受到打击，他们既没有坐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从事强制劳动的身体准备。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政治犯包括前红军战士、波兰国民军军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游击队员以及德国和日本战俘。这些男男女女曾经在战壕里打仗，进行地下抵抗活动，指挥部队作战。一些人从德国的战俘营里活下来；另一些人领导过党派团体。许多人公开反苏或反共，发现自己身陷囹圄一点也不感到吃惊，正如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因为曾经面对死亡，因为曾经经历过战争的烈火和地狱，因为曾经从饥饿和许多灾难中死里逃生，所以，他们是与战前的囚犯完全不同的一代。”25
战争即将结束时这种新型囚犯刚一出现在劳改营，他们几乎立即开始给当局制造麻烦。到一九四七年时，职业罪犯发现，控制他们不再那么轻松随意了。在支配劳改营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群体和罪犯帮派中，一种新的团体出现了：“红帽团”（красныешапочки）。这是一些联合起来反抗职业罪犯控制—进而反抗纵容职业罪犯的劳改营管理人员—的前军人或前游击队员。这一类政治犯团体的行动有效地延续到五十年代，尽管劳改营当局竭力想要瓦解它们。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冬天，当时身为因塔劳改营—北方偏远沃尔库塔地区的一个采矿劳改营—囚犯的维克托·布尔加科夫亲眼目睹了“瓦解”某个政治犯团体的一次尝试，当局企图通过向他们那个劳改营输入一批六十人的职业罪犯达到这个目的。职业罪犯武装了起来，准备向政治犯发起进攻：
正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所预料的那样，他们突然得到了“冷兵器”[刀子]……我们听说他们偷了一个老人的钱财。我们要他们把东西退还回去，但是他们不习惯退还东西。于是，大约在凌晨两点，正要开灯的时候，我们从四面八方围住他们的营房，然后发动进攻。我们开始痛打他们，直到打得他们爬不起来。一个人跳出窗户……跑向值班室，跌倒在值班室门口。不过，等看守赶到时，那里已经没有人了……他们把这帮职业罪犯带出了营区。26
一起类似的事件发生在诺里尔斯克，一名囚犯回忆说：
一批职业罪犯来到一个全部关押着政治犯的营站，企图着手建立他们的秩序。尽管手中没有武器，那些政治犯—全部都是前红军军官—仍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逃脱的职业罪犯惨叫着跑去向看守和官员乞求帮助。27
甚至女囚犯也发生了变化。一名被恐吓惹火了的女政治犯对一群女职业罪犯说，如果她们不退还偷走的钱，“我们就要把你们全部赶出去，把你们的破衣烂衫扔到外面，那样的话，今天晚上你们只能睡在门外边。”结果女职业罪犯退还了偷走的钱。28
当然，职业罪犯并非总是失利。在发生于维亚特劳改营的一起事件中，职业罪犯与政治犯之间的冲突以九名政治犯死亡而告终。职业罪犯要求每一名囚犯缴纳二十五卢布保护费，并且将那些拒绝缴纳的囚犯直接杀害。29
不过，当局注意到，如果政治犯可以联合起来对抗职业罪犯，那么，他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劳改营当局。一九四八年，预计可能发生暴动，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下令将所有“最危险的”政治犯关进一批新设立的“特种劳改营”（ особыелагеря）。专门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翼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俄移民以及其他反苏组织成员”而设计的特种劳改营实际上是苦役营的一种扩展，它与后者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条纹囚衣；囚犯额头、后背和前胸的号码；装有栅栏的窗户；夜间营房上锁。只许囚犯与外界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有时每年通一两封信。除了家人之外，严格禁止与任何人通信。规定每天的劳动时间为十个小时，而且囚犯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维持最低的医疗条件：在特种劳改营联合体内部不设“病弱劳改营”。30
像苦役营—特种劳改营很快就将与之重叠—一样，出于与外界隔绝的考虑，特种劳改营也被专门设立在苏联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因塔、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和科雷马—这些地方的所有采矿劳改营全都靠近或者位于北极圈之内—以及哈萨克的沙漠地区和莫尔多维亚荒凉的森林地带。实际上，如同大多数设在现有劳改营联合体内部的劳改营一样，它们是劳改营中的劳改营。只能从一个方面区分它们。古拉格当局根据风光景色为所有特种劳改营命名，使其具有了某种出人意料的诗意特征：矿藏劳改营、山峰劳改营、橡树劳改营、草原劳改营、海滩劳改营、河流劳改营、湖泊劳改营、沙地劳改营、牧场劳改营，等等。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搞鬼，即掩盖这些劳改营的本来面目，因为橡树劳改营根本没有橡树，海滩劳改营肯定也没有海滩。当然，这些名字很快就被按照苏联的习惯简化成了矿营、山营、橡营、草营，等等。到一九五三年初，十个特种劳改营关押了二十一万人。31
但是，将“最危险的”政治犯隔离起来并没有使他们更为驯顺。恰恰相反，特种劳改营使政治犯摆脱了他们与职业罪犯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同时减轻了其他囚犯对他们的影响。剩下政治犯自己，他们对古拉格体系的反抗只会变得更加坚决：这是一九四八年，不是一九三七年。最终，他们将与当局进行一场旷日持久、前所未有的坚决斗争。
当镇压机器再次加速运转时，政治犯不是绞索套住的唯一人群。由于与以往相比如今这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因此劳改营当局开始重新审查职业罪犯的表现。他们的营私舞弊、懒惰散漫以及威胁看守的行为损害了劳改营的生产效率。因为现在不再依靠他们来控制政治犯，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相应的价值。尽管职业罪犯决不会像政治犯那样引起当局的仇恨，尽管他们决不会像政治犯那样受到看守的恶意对待，但是，战后的古拉格领导人仍然决定终结职业罪犯对劳改营的控制—彻底清除拒绝劳动的刑事惯犯。
在实践中，古拉格对职业罪犯的战争既以公开的方式、又以隐蔽的方式进行。首先，直接把职业罪犯中最危险的亡命之徒与其他囚犯隔离分开，并且给他们加刑—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32一九四八年冬天，古拉格还要求为刑事惯犯中的重犯建立一批管理严格的刑事犯营站。根据莫斯科下达的命令，只允许最遵守纪律而且“身体最健康”的看守去刑事犯营站工作，它们要用增高加固的栅栏围起来。隔离令均有明确的说明。古拉格要求立即建立二十七个这样的营站，可以容纳的囚犯超过十一万五千名。33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惩罚营站的日常生活，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全部建立了起来：即使这些营站里的职业罪犯幸存下来，他们也不会比普通劳改营里的职业罪犯更有可能写回忆录。不过实际上，大多数劳改营都曾经以某种方式单独监禁刑事重犯。另外，由于一次极其不幸的命运转折，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本人在其中的一个待过一段不长的时间：石灰劳改营，科雷马的一个惩罚营站。在一群女职业罪犯当中，她是唯一一名政治犯。
短暂羁押于石灰营期间，金斯堡每天在一个石灰岩矿场干活儿，她完不成那里的劳动定额，因此什么食物也领不到。刚到那里的头几天晚上，因为床铺上没有空位，她“笔直地”坐在营房的角落里，看着大都一丝不挂的女囚犯在热得要命的营房里喝着酒精的代用品。后来，一名身患梅毒已到后期的女囚犯给金斯堡腾出了点地方使她可以躺下来，但是，她并没有感到舒服了多少。那名女囚犯溃烂的鼻子所发出的“扑鼻腐臭”几乎使她窒息。“在石灰劳改营，如同在真正的地狱里一样，不仅昼夜不分，甚至连使人们可以苟延残喘的适中温度都没有。不是石灰岩矿场冰川般的寒冷，就是劳改营营房蒸锅似的酷热。”
在这个劳改营里，金斯堡险些遭到强奸。一天晚上，一群“远离上司”的劳改营看守突然闯进营房企图强奸女囚犯。还有一次，一名看守出人意外地硬是塞给她一条面包。正在等待一个检查小组的劳改营管理部门担心她会死去。“由于长期与世隔绝、暴饮暴食、酗酒以及与年轻女犯不断发生的小冲突，我们这里的士兵已经完全丧失了风度，而且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受过多么严厉的惩罚。无论如何，当管理人员来到时，死亡证明应该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34
不过，她逃脱了厄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金斯堡设法转到了另外一个劳改营—这竟然利用的是东北劳改营负责人的家庭清洁工的影响。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然而，更严厉的管制和更漫长的刑期不是劳改营当局对付职业罪犯头目绝无仅有的武器。在中欧各国，苏联作为占领国的强大在于它有能力腐蚀收买当地的精英人士、把他们变成心甘情愿地压迫本国人民的合作者。在劳改营里控制职业罪犯精英所使用的正是同样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向那些职业罪犯—法律意义上的盗贼—提供特权和特殊待遇，使他们背弃自己的“规矩”与当局合作。愿意合作的职业罪犯得到允许可以随心所欲地伤害他们以前的同伙，甚至可以对后者进行折磨并且将其杀死，而劳改营的看守则会装作没有看见。人们把这些完全被收买的职业罪犯称为“母狗”（суки），他们与其余职业罪犯之间所爆发的暴力冲突被称为“母狗与强盗之间的战争”。
像政治犯为自己的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一样，职业罪犯的战争也是对战后劳改营的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尽管以前发生过职业罪犯团伙之间的冲突，但是没有这么激烈，也不像这样被明目张胆地公开挑起：一九四八年，互不相关的多起冲突在整个劳改营系统同时爆发，至于当局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什么疑问。35许许多多回忆录作者记述了这场斗争的方方面面，不过，记述这场斗争的人大多数自己并未参与其中，而是作为胆战心惊的目击者—有时是作为受害者—在一旁观望。“职业罪犯和母狗对打，直到把人打死，”阿纳托利·日古林写道：
职业罪犯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母狗的营站，如果不设法躲进禁闭营房，他们经常要面对两难的选择：死亡，或者成为母狗。同样，如果一大批职业罪犯来到某个营站，所有母狗也会躲进禁闭营房，因为权力发生了转换……当权力发生转换时，往往伴随着流血事件发生。36
一个盗贼告诉一名囚犯，所有母狗“已经是死人了，被我们剩余的这些人判了死刑，一有机会一些弟兄就会把他们干掉。”37另一名囚犯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场冲突的后果：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队里去的几个职业罪犯被背了回来扔在地上。我们已经认不出他们。他们穿的好衣服都被扒掉抢走，换成了破旧的劳改营外套，他们的靴子也都换成了裹脚布。他们像牲口一样遭到殴打，许多人的牙齿被打掉。一个人的胳膊抬不起来：它被一根钢管打断了。38
列昂尼德·西特科亲眼目睹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冲突的爆发：
一名看守沿着走廊跑过来高喊“打起来啦！打起来啦！”于是，所有职业罪犯—他们比母狗少得多—全都跑到劳改营的禁闭室里躲藏起来。母狗跟着他们追到那里，打死了几个。看守不想让他们全都被打死，于是帮助把剩余的人藏了起来，然后在第二天把他们偷偷带出了劳改营。39
非职业罪犯有时也被这种冲突所殃及，尤其是劳改营的负责人明确向母狗授权时。尽管“不值得把职业罪犯和法律妖魔化，但这确实是他们在生活和民间传说中所做的，”日古林继续写道：
对于普通囚犯来说，监狱和劳改营里的母狗确实很可怕。他们忠心地为官员效劳，担任工头、领班、劳动队长。他们对待普通囚犯像野兽一样，诈取普通囚犯的财物，把普通囚犯的衣服拆得只剩一根线。母狗不仅仅充当告密者：他们还会根据劳改营官员的授意去杀人。由于被母狗看管着，囚犯在劳改营里活得实在很艰难。
不过，这时已经是战后，面对这种骚扰政治犯不再像过去那样毫无招架之力。在日古林那个劳改营，一群前红军士兵首先将最可恨的营站母狗头目的跟班痛打了一顿，然后把头目绑在一台伐木设备上干掉了。当剩余的母狗将自己锁在营房里面时，政治犯给他们传了个信儿：将头目的副手斩首，通过窗户让我们看到他的头，那样的话我们就饶了你们剩下的人。他们照着做了。“显然，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命比头目的脑袋更重要。”40
公开的冲突变得如此惨烈，就连当局终于也感到不能容忍了。一九五四年，内务部建议劳改营负责人划出“单独的营区监禁特定的刑事惯犯”，以确保“被隔离的刑事惯犯”不受其他囚犯的威胁。将“敌对的群体彼此分开”是避免流血事件普遍发生的唯一办法。由于当局想要加强对职业罪犯的控制，这场战争爆发—最后，由于当局对它失去控制，这场战争结束。41
五十年代初期，古拉格的头头儿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们想对刑事惯犯采取严厉措施，以更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并确保劳改营企业顺利运行。他们想把反革命分子隔离起来，以防后者的危险观点传染其他囚犯。可是，由于加强了镇压的力度，他们使自己的任务更加难以完成了。政治犯的反抗和职业罪犯的战争加快了某种更深刻的危机的爆发：终于，当局清楚地认识到，劳改营浪费巨大，腐败严重，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无法取得经济效益。
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斯大林本人除外。斯大林的镇压癖与他对强制劳动经济的偏爱再次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以致当代观察家难以说明他究竟是为了建立更多的劳改营而增加了抓人的数量还是为了给所抓的人安排去处而建立了更多的劳改营。42整个四十年代，斯大林坚持授予内务部更大的经济权力—以致到斯大林死亡之前的一九五二年，内务部控制了苏联投资资本的百分之九，超过其他任何部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的五年计划要求这些投资至少要再翻一番。43
斯大林再次推出一系列引人注目、令人惊叹的古拉格建设项目，使人联想到他在三十年代所支持的那些工程。在斯大林个人的坚持下，内务部建设了一个新的石棉生产工厂，这是一个需要—古拉格恰恰无法提供的—高级专业技术的项目。斯大林还亲自倡议建设另一条贯穿北极冻原的铁路线，从萨列哈尔德到伊加尔卡，这个项目被称为“死亡之路”。44四十年代后期也是伏尔加—顿河运河、伏尔加—波罗的海运河和土库曼大运河的建设时期；同时建设的还有斯大林格勒[80]和古比雪夫水电站，后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另外，内务部于一九五○年开始建设一条通往萨哈林岛的海底隧道和铁路，这项工程将要动用数以万计的囚犯。45
这一次，没有高尔基为斯大林新的建设项目高唱赞歌了。相反，人们广泛认为这些新的建设项目劳民伤财、华而不实。尽管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没有人公开反对这些项目，但是，在他死后没过多久，其中一些—包括“死亡之路”和萨哈林岛海底隧道—很快就被下马了。正如古拉格自己的档案所表明的那样，用原始人力去创造这些丰功伟绩被普遍认为毫无意义。一九五一年进行的一次检查显示，北方边远地区一条耗费巨额投资和许多人的生命建成的全长五十二英里的铁路线使用了还不到三年。另一条同样耗资巨大的二百三十英里长的公路使用了不到一年半。46
更有甚之，一九五三年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而进行的另一次检查显示，维持劳改营的费用远远高于强制劳动力所创造的全部利润。一九五二年，国家实际对古拉格的补贴达到二十三亿卢布，超过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十六。47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注意到，内务部写给斯大林的关于劳改营扩张的备忘录经常以“根据您的意愿”这句话开头，仿佛是要强调执笔者微妙的异议。48
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同样清楚地意识到不满和骚动正在劳改营内部蔓延。到一九五一年时，大量囚犯—既有刑事犯也有政治犯—拒绝劳动的状况已经造成了危机：内务部估计，当年因罢工和抗议而损失的劳动日超过了一百万个。一九五二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根据古拉格自己的统计，当年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囚犯没有完成劳动定额。49当局自己保存的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重大罢工抗议活动一览表长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其中，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冬天科雷马发生了一次武装暴动；一九五一年三月克拉斯劳改营发生了一次武装越狱；一九五一年，在乌赫塔热姆劳改营和卡拉干达的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发生了大规模绝食抗议活动；一九五二年，湖泊劳改营发生了一次罢工。50
形势越来越严重，以致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负责人于一九五二年一月给当时古拉格的主要负责人伊万·多尔吉赫写信，列举了他所采取的防止暴动的措施。他建议，放弃不能对囚犯进行充分监督的大型劳动生产区，把看守的人数增加一倍（他承认这将会是困难的），将各种囚犯的帮派相互隔离。这也将是困难的。他写道，“考虑到属于这个或者那个对立帮派的囚犯人数众多，我们只要能把帮派的头目隔离分开就行。”他同时建议在劳动场所将自由工人与囚犯隔离开—他还在最后补充道，直接释放一万五千名囚犯可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成为自由工人以后，他们的生产效率将会更高。不用说，这个建议含蓄地将强制劳动的整个合理性置于非常可疑的境地。51
在苏联更高的级别上，另一些人表示同意。“现在我们需要一流的技术，”当时的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承认：显然，人们不再认为向古拉格提供三流的技术就足够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甚至专门讨论了一名自称日丹诺夫的受过教育的囚犯的来信。“劳改营系统的最大问题是依赖强制劳动力的现实，”日丹诺夫写道。“强制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其实很低。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大多数人所干的活儿可以比囚犯现在所干的活儿多一倍。”52
在给这封信的复信中，科鲁格洛夫承诺将会提高囚犯的生产效率，主要的手段是重新向完成高额生产任务的囚犯支付报酬，并且恢复为劳动表现好的囚犯减刑的政策。似乎没有什么人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刺激”方式减少了劳改营的利润，它们才在三十年代后期被取消—而且减刑政策是斯大林亲自取消的。
这几乎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实际装进囚犯口袋的钱少而又少：在斯大林死后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古拉格和其他机构从囚犯的个人账户中非法没收了一亿两千六百万卢布。53囚犯挣到的那一点点钱给他们带来的可能是麻烦而不是帮助。在许多劳改营，职业罪犯头目设立了募捐和保护费制度，强迫底层的囚犯为了不致遭到殴打或杀害而交钱。也可以用钱“购买”比较轻松的模范犯人岗位。54在政治犯劳改营，囚犯用刚刚领到的工资贿赂看守。金钱还把伏特加带进了劳改营，后来又把毒品带了进来。55
努力劳动可以减刑的承诺也许有助于提高一点劳动者的积极性。内务部肯定坚决拥护这项政策，它甚至还在一九五二年提出建议，从三个最大的北方劳改营企业—沃尔库塔煤矿、因塔煤矿和乌赫京斯基炼油厂—释放大批囚犯，然后把他们当做自由工人而雇用。看来，就连内务部的企业管理人员都愿意直接与自由工人而不是囚犯打交道。56
由于事关劳改营经济的大局，贝利亚于一九五○年秋天命令科鲁格洛夫对古拉格进行全面调查以便查明实际情况。科鲁格洛夫随后提交的报告声称，内务部“雇用”的囚犯的生产效率不亚于普通工人。不过他也承认，养活囚犯的开支远远超过付给一般自由工人的工资，这些开支包括食物、衣物和营房的成本，尤其是看守的费用，现在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看守。57
也就是说，劳改营并不赢利，时至今日许多人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然而，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没人敢于采取行动，就连贝利亚也不敢，这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对于斯大林的亲信来说，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告诉这位独裁者他所偏爱的项目是经济上的失策似乎特别危险。尽管身患疾病行将就木，斯大林并没有随着年事渐高变得越来越温和。恰恰相反，他甚至变得更加多疑，因此，在这一时期，他更注意发现自己身边的阴谋家。一九五一年六月，他突然下令逮捕苏联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阿巴库莫夫。当年秋天，未经事先商议，他亲自口授了一份关于“明格里利亚民族主义阴谋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明格里利亚人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最著名的人物非贝利亚本人莫属。整个一九五二年，一股逮捕、枪决的浪潮席卷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骨干阶层，殃及许多贝利亚的密友和门生。几乎可以肯定，斯大林打算将贝利亚本人当做这次清洗的最终目标。58
然而，贝利亚不会是斯大林最后疯狂的绝无仅有的受害者。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又对控告另一个民族产生了兴趣。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当时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共产党将其十四名领导成员—其中有十二名犹太人—推上法庭，指控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家”。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所有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和美国情报部门的间谍。”接着，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披露了医生阴谋案的存在：《真理报》宣称，“医生恐怖分子集团通过破坏性治疗达到了他们缩短活跃的苏联公众人物寿命的目的。”九名“医生恐怖分子”中有六名犹太人。这些医生全被认为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有联系并且因此受到指控，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一些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作家—几个月前以宣传“世界主义”的罪名被判刑。59
医生阴谋案是一个可怕又可悲的讽刺。只不过在十年以前，居住于苏联西部的数十万苏联犹太人遭到了希特勒的大屠杀。另外数十万犹太人特意从波兰逃到苏联，寻找躲避纳粹的藏身之处。然而，斯大林用他临死前的最后几年策划了又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公审，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和又一波流放的浪潮。他甚至可能打算将居住在苏联主要城市里的犹太人最终全部流放到中亚地区和西伯利亚。60
恐惧和多疑又一次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胆战心惊的犹太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涉及医生阴谋案的那些医生。另外数百名犹太医生被逮捕。当一股强烈反犹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时，其他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在遥远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听当地的妇女散布着关于具有犹太姓氏的人寄到邮局的包裹的流言蜚语。据说，人们发现这些包裹里装的是棉球，棉球上爬满了带有斑疹伤寒病菌的虱子。61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北其所在的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也听到了谣传，犹太囚犯将被送往北部边远地区的特种劳改营。62
接着，正当医生阴谋案看来要把成千上万名新的囚犯送进劳改营、送到流放地时，正当绞索在贝利亚及其亲信的脖子上逐渐收紧时，正当古拉格陷入了似乎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时—斯大林死了。
注释：
1引自《在朋友的名字之间》（诗集），第64页。
2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279页。
3见叶莲娜·祖布科娃：《战后的苏联：希望、幻想和失望，1945-1957》（休·拉格斯代尔英译）。
4罗伯特·瑟维斯：《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99页。
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43和9401/2/104。
6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第540页。
7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5-96页。
8瑟维斯：《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99页；加琳娜·M.伊万诺娃：《战后镇压与古拉格》，见《斯大林和冷战》，第245-273页。
9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克格勃内幕》，第341页。
10伊万诺娃：《战后镇压与古拉格》，第256页。
11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48-53页。
12榨汁机行动计划，美国空军司令部第三百四十一组档案，第一千零四十四档案柜，59B-B-5865-B号空军情报报告。汇报这次行动情况的档案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里。感谢汤姆·法尔科夫斯基少校使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国空军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实有其事，但是仍未最终确认。
13尼古拉·莫罗佐夫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科米地区纪念协会为了寻找口述证据曾经采访过谢德沃日的居民们，但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完整地听过这个故事，而且还是转述的。柳芭·维诺格拉多娃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找到了那份提到苏格兰人的参考资料，但是档案本身不见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不愿提供更多的信息。
14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24页。
15尼古拉斯·沃思：《古拉格体系的最高点和转折点》，见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235-239页。
16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55-56页。
17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283页。
18同上，第290-291页。
19同上，第291页。
20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71页。
21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0页。
22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55-56页。
23同上，第56页。
24科库林和莫鲁科夫：《古拉格：机构和人员》（系列文章第十四篇），载二○○○年十一月第十一期《自由思想》。
25库茨：《命运的决斗》，第195页。
26本书作者对布尔加科夫的采访。
27库茨：《命运的决斗》，第65页。
28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29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61页。
30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第555-557页；亚历山大·科库林：《草原劳改营的暴动》，载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国家档案》，第33-82页。
31科库林：《草原劳改营的暴动》；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55页。
32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10页。
3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70。
34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103页。
35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10-11页。
36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35-137页。
37布卡：《沃尔库塔》，第59-61页。
38费尔德古恩，未发表的回忆录。
39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40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35-137页。
4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4240。
42实例参见伊利亚·戈尔茨：《沃尔库塔》，载一九九二年第七卷《往事》，第317-355页。
43玛尔塔·克拉韦里和奥列格·赫列温纽克：《内务部的经济危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载一九九五年一月至六月第三十六卷（第1-2期）《俄国社会手册》，第179-190页。
44伊万诺娃：《战后镇压与古拉格》。
45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尤里·莫鲁科夫：《鞑靼海峡海底隧道：没有完成的工程》，载二○○一年六月第六期《历史档案》，第41-78页。
46克拉韦里和赫列温纽克：《内务部的经济危机》，第186页。
47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25页。
48伊万诺娃：《战后镇压与古拉格》，第2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