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十二个小时缺氧越来越严重。在慢慢窒息的过程中，他的脸和嘴唇逐渐变黑。死亡的折磨非常可怕。他确实是在我们的注视之下窒息而死的。似乎就在最后一刻，他睁开眼睛瞥了一下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令人恐怖的一瞥，疯狂或许还带着愤怒，同时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描述她父亲的临终时刻1
如果说在三十年代许多苏联囚犯相信古拉格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不知道怎么躲过了斯大林同志那慈祥目光的巨大错误—的话，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几乎没有人还会抱着这样的幻想。一名劳改营医生回忆说，人们的看法很明确：“绝大多数人知道这人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知道他是一个暴君，知道他把一个大国控制在他的指尖之下，知道所有囚犯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斯大林的命运有联系。”2
在斯大林活着的最后一年，政治犯希望并且诅咒他快点死去，他们经常议论他的死亡，当然，为了不引起告密者的注意，这种议论是隐晦的。人们会叹息着说，“格鲁吉亚人活得时间很长啊”，以此表达想要他死的愿望而又实际上不犯叛国罪。即使在他生病以后，他们仍然小心翼翼。玛雅·乌里扬诺夫斯卡雅从一名据她所知是个告密者的女囚犯那里听说了斯大林最后生病的消息。她谨慎地回应道：“是吗？谁都可能生病。他的医生医术高超，他们将会把他治好。”3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当斯大林的死讯最终宣布时，一些人仍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在莫尔多维亚，政治犯小心掩饰着自己的兴奋，他们害怕表现出来可能会给他们加刑。4在科雷马，女人们“使劲地为死者哀嚎”。5在沃尔库塔的一个营站，帕维尔·涅格列托夫在劳改营的食堂里听人大声宣布了这一消息。无论是宣读讣告的劳改营负责人，还是劳改营的任何囚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人们对这个消息保持着坟墓一般的沉默。没有人说什么。”6
在诺里尔斯克的一个营站，囚犯们在院子里集合站队，郑重地收听“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自由人类的伟大领袖”死亡的消息。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一名囚犯举起手来：“首长公民，我妻子给我寄来一些钱，它们在我的账户上。我在这里用不着，因此，我想用这些钱买一束鲜花献给我们敬爱的领袖，我可以这样做吗？”7
但是，另外一些人公开做出欢庆的表示。在草原劳改营，人们疯狂地大喊大叫以示庆祝。在维亚特劳改营，囚犯们把帽子扔向空中并高喊“乌拉！”8在马加丹的大街上，一名囚犯向另一名囚犯打招呼：“我祝你今天享受到复活般的巨大快乐！”9他不是唯一一个陶醉于宗教情感中的人：“地面结了一层薄霜，周围非常非常安静。不久，天空开始变蓝。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举起手臂充满激情地宣告，‘让雄鸡为神圣的俄罗斯报晓！神圣的俄罗斯很快就将阳光普照！’”10
无论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无论他们是否敢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大部分囚犯和流放者立即意识到，情况将要发生变化。在卡拉干达的流放地，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身开始发抖，为了不让多疑的工友看出她的喜悦，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机会来了。一切必将发生变化。机不可失。”11
在沃尔库塔的另一个营站，正在穿戴采矿装备的伯恩哈德·勒德尔听见劳改营的广播宣布了这个消息：
人们偷偷地用目光交流，窃窃私语，幸灾乐祸地宣泄着仇恨，然后激动地坐不住了—大厅很快就空无一人。大家将这个好消息奔走相告……那一天在沃尔库塔没人出工。人们成群地站在一起，兴奋地议论着……我们听见岗楼上的看守不安地给另一个岗楼打电话，不一会儿，有人喝醉打闹起来。12
斯大林的死亡在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当时在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工作的奥尔嘉·瓦西里耶娃忍不住眼泪地回忆说：“我哭了，几乎每一个人都哭了，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放声大哭。”13就像他们的成百上千万同胞一样，古拉格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为他们死去的领袖而哭泣，同时也是出于对自己以及对前途的担忧而哭泣。赫鲁晓夫本人后来写道，“我不仅是为斯大林而流泪。我非常担心国家的未来。我已经感觉到贝利亚开始对周围的人颐指气使，而这可能是末日的来临。”14
说到“末日”，当然，他指的是他自己的末日：斯大林的死亡肯定将要造成新一轮的流血。据说，出于同样的担心，许多古拉格的要人心力衰竭、血压升高，还有的发高烧、重感冒。他们的苦恼及其极度混乱的精神状态真的使他们病倒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被吓病的。15
如果说监狱的看守被弄糊涂了，那么，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对于未来的走向看得也不是多清楚。正如赫鲁晓夫所担心的那样，贝利亚—他在看到斯大林的尸体时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悦—确实掌握了权力，并且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做出改变。三月六日，斯大林甚至还没有下葬，贝利亚就宣布改组秘密警察。他命令内务部的负责人将古拉格的管理权限移交给司法部，只把关押政治犯的特种劳改营留在内务部的管辖范围之内。他将古拉格的许多企业转移给了其他部门，无论是林业、矿业还是制造业。16三月十二日，贝利亚又以不能“满足国家经济需要”为由中止了二十多项古拉格的核心工程。土库曼大运河停了工，伏尔加—乌拉尔运河、伏尔加—波罗的海运河、顿河下游大坝、顿涅茨克港和萨哈林岛海底隧道等工程也都停了工。萨列哈尔德至伊加尔卡的死亡之路同样停建，这条铁路最终也没有建成。17
两个星期之后，贝利亚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写了一份备忘录，极其清晰地概要说明了劳改营的状况。他向主席团成员介绍说，共有二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零二名囚犯，其中只有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五人是真正“危害国家的罪犯”，接着，他提出了大量释放其余那些囚犯的理由：
在这些囚犯中，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八十八名是女犯，其中六千二百八十六人已经怀孕，三万五千五百零五人带着两岁以下的孩子。许多女犯有不到十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正在亲戚家里或儿童之家长大。
在这些囚犯中，二十三万八千人上了年纪，也就是那些年龄超过五十岁的男女囚犯；另外还有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一名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犯，他们大部分是因为小偷小摸和耍流氓而被判的刑。
居住在劳改营的大约十九万八千名囚犯患有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他们完全没有劳动能力。
众所周知，劳改营的囚犯……让亲戚朋友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们的家庭经常破裂，对他们的余生持续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18
根据这些冠冕堂皇的富有人情味的理由，贝利亚要求对所有刑期在五年或五年以下的囚犯、所有怀孕的女犯、所有有年幼子女的女犯和所有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犯—总共一百万人—实行一次特赦。特赦于三月二十七日宣布，然后立即开始放人。19
一星期后的四月四日，贝利亚又停止了关于医生阴谋案的调查。这是向公众透露的第一个变化。《真理报》再次发表简讯：“被控进行不正当调查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20
暗示是明显的：斯大林时期的司法体系出了问题。
贝利亚还悄悄做出了其他改变。他禁止所有秘密警察人
员对被捕者使用暴力手段—有效地制止了刑讯逼供。21他试图放宽对乌克兰西部地区、波罗的海各国乃至东德所采取的政策，彻底改变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亲自推行的苏维埃化和俄罗斯化政策。22就古拉格而言，他于六月十六日亮出了底牌，公开宣布他打算“因经济效益不佳及缺乏远见而对强制劳动体系进行清算”。23
直到今天，贝利亚迅速做出这些改变的动机仍然是个谜团。一些人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秘密的自由主义者，被斯大林时期的制度所激怒，因此渴望进行改革。他的党内同僚怀疑他正在以损害共产党本身为代价竭力为秘密警察攫取更多的权力：为其卸掉劳改营这个笨重、昂贵的负担只是加强内务部的一种手段。贝利亚可能还要努力使自己受到公众的喜爱，同时受到许多前秘密警察—他们马上就将从偏远地区的劳改营归来—的欢迎。四十年代后期，他经常重新雇用这一类获释的前秘密警察，几乎可以保证他们的忠诚。但是，最有可能解释贝利亚行为的是他对情况超乎常人的了解：也许在苏联，贝利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确切地知道，劳改营在经济方面有多么不合算，劳改营里的大部分囚犯有多么清白无辜。毕竟，此前十几年，他一直管理着劳改营，一直逮捕着劳改营里的囚犯。24
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贝利亚行动得太快了。他的改革妨碍了他的同事，使他们深感不安。赫鲁晓夫—贝利亚严重低估了这个人—所受到的震动最大，可能是因为赫鲁晓夫当初参与组织了对医生阴谋案的调查，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乌克兰的强硬态度。赫鲁晓夫可能还担心，迟早他会被贝利亚列入新的敌人的名单。慢慢地，通过暗中积极活动，他使党的其他领导人转而反对贝利亚。到六月底时，他已经把他们全部争取了过来。在一次党的会议召开时，他用忠于他的军队包围了会场。突然袭击成功了。贝利亚因震惊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这个其权势之大曾在苏联位列第二的人被逮捕下狱。
在其生命余下的几个月，贝利亚一直待在监狱里。像之前的雅戈达和叶若夫一样，他忙于写信，请求宽恕。对他的审判被安排在十二月。不知道贝利亚是当时还是更早一些被处决的—反正，他在一九五三年年底时已经死了。25
苏联领导人立即放弃了贝利亚的一些政策，就像他们采取这些政策时一样迅速。不过，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使古拉格的大型建设项目重新上马。他们也没有取消贝利亚所实行的特赦。释放继续进行—这证明，怀疑古拉格效率的不仅仅是贝利亚，尽管他已经失势。新的苏联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古拉格是经济的拖累，就像他们知道古拉格的几百万囚犯清白无辜一样。如今，时钟滴答作响：古拉格的时代开始进入倒计时。
可能受到来自莫斯科的传闻的影响，古拉格的管理人员和看守同样适应了新形势。一旦克服了恐惧和不适，许多看守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没等允许这样做的命令下达就已放宽了对囚犯的管制。甚至还在官方宣布斯大林死亡之前，这个独裁者生病的消息刚一传出，亚历山大·多尔冈所在的科雷马某营站的一位负责人便开始握着囚犯的手称他们为“同志”了。26“劳改营的管理宽松了，变得更有人性了，”一名囚犯回忆说。27另一名囚犯指出了其中的某种不同：“看守没有表现出斯大林在世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精神。”28当局不再对拒绝承担特别繁重、令人讨厌或不公平的劳动任务的囚犯进行惩罚。不再对拒绝在星期天干活儿的囚犯进行惩罚。29劳改营里开始出现自发的抗议活动—如同芭芭拉·阿莫纳斯所回忆的那样，抗议者也没有受到惩罚：
这次特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劳改营的基本规矩……一天，我们在一场大雨中从地里回来，全身都湿透了。管理人员没让我们回屋就打发我们去洗澡。我们不想这样，因为我们希望能去拿一下干衣服换掉身上的湿衣服。排成长队的囚犯开始高声叫骂表示抗议，我们喊管理人员是“契卡”和“法西斯”。然后我们干脆站着不动。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僵持了一个小时之后，管理人员让步了，我们回屋去拿了干衣服。30
这些变化也影响了囚犯。在斯大林死亡之后的几个月里，苏珊娜·佩乔拉被单独监禁在一个牢房接受第二次审讯：由于与医生阴谋案的关系，把她这个犹太人“反革命分子”从劳改营召回了莫斯科。接着，对她的审讯突然之间停止了。审讯她的人传唤她去参加一个听证会。他对她说，“你明白，我没有不公正地对待你，我从来没有打过你，我没有伤害过你。”他把她安排到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听一名女犯说起，她才知道斯大林死了。“出什么事了？”她问。她的那些难友陷入了沉默：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死了，所以她们认为她肯定是个告密者，企图探听她们的反应。她用一天时间使她们相信了她是真的不知道。在那以后，佩乔拉回忆说，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看守害怕起我们来，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在放风时大声说话，搞演讲，翻窗户。当他们进到我们的牢房里来对我们说不要躺在床上时，我们拒绝站起来。如果半年以前这样做我们就会被枪毙。31
并非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列昂尼德·特鲁斯也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接受审讯。虽然斯大林的死亡可能使他免遭处决，但他仍被判了二十五年徒刑。与他同牢房的一名难友因为就斯大林之死说了几句不合适宜的话而被判了十年徒刑。32也不是所有囚犯都被释放。毕竟，特赦仅对年少和年老的囚犯、有幼儿的女囚犯以及刑期在五年或五年以下的囚犯有效。那些刑期较短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刑事犯，要不然就是案情异常轻微的政治犯。仍有一百多万囚犯继续留在劳改营，其中包括数十万刑期较长的政治犯。
在一些劳改营，那些将被释放的囚犯备受关注，他们收到许多礼物以及带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件。33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将被释放的囚犯与得不到释放的囚犯之间出现了可怕的敌对情绪。四十多年以后，一名当时没有被释放的囚犯回忆起最初那次特赦时仍然愤愤不平地称之为“对扒手的特赦”，它使小偷获得了自由：“刑事犯们兴高采烈，他们全都被释放了。”34在一个劳改营，一帮刑期较长的女囚犯恶狠狠地痛打了一名刑期较短的女囚犯。将要被释放的囚犯同样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对自己另眼相看，对其余那些还要继续留在里面的“罪犯”则不屑一顾。35
还有另类暴力事件发生。有些刑期较长的囚犯去找劳改营的医生，要求得到将使他们立即获释的令人垂涎的“伤残”证明。拒绝开具证明的医生受到威胁或殴打。在佩乔尔劳改营，发生过六次此类事件：医生受到“有计划的恐吓”、殴打甚至伤害。在南库兹巴斯劳改营，四名囚犯威胁说要杀死劳改营的医生。在另外一些劳改营，因“伤残”而获释的囚犯人数超过了之前劳改营记录在案的伤残囚犯人数。36
然而，在一批特殊的劳改营里的一个特殊的囚犯群体体验的却是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情感。“特种劳改营”的囚犯的确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们绝大多数被判处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徒刑，因此在贝利亚的特赦中并没有获释的希望。在斯大林死亡之后的头几个月，对他们的管制仅仅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例如，囚犯很快得到允许收取包裹，不过一年只许收取一次。当局勉强同意劳改营足球队互相之间进行比赛。但是，他们依旧穿着印有号码的囚衣，营房的窗户仍然装着栅栏，晚上营房照样上锁。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37
这是反抗的一种诱因。自从一九四八年用特种劳改营将这些囚犯与职业罪犯和“普通”囚犯隔离监禁以来，到一九五三年，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五年。单独监禁在特种劳改营里的他们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劳改营早年类似情况的内部组织和反抗体系。多年来，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已经为组织暴动做好了准备，只是因为斯大林死亡将使他们对获释抱有希望，他们才没有动手。当斯大林的死亡什么也没有改变时，希望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注释：
1引自康奎斯特：《斯大林》，第312页。
2亚历山德罗维奇：《劳改营医生日记》，第57页。
3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280页。
4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5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57页。
6本书作者对涅格列托夫的采访。
7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358页。
8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04页。
9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60页。
10亚历山德罗维奇：《劳改营医生日记》，第57页。
11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80页。
12勒德尔：《苦役》，第195页。
13本书作者对瓦西里耶娃的采访。
14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22-323页。
15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57页。
16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85页。
17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24页。
1 8 В.瑙莫夫和Ы.西加切夫编：《一九五三年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文献资料》，第19-21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3/52/100）。
19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85页。
20同上。
21瑙莫夫和西加切夫编：《一九五三年的拉夫连季·贝利亚》，第28-29页（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299）。
22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88194页。
23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24页。
24对贝利亚动机的分析，见奥列格·赫列夫纽克：《Л.П.贝利亚：为历史“平反”的界限》，载Г.А.博尔久戈夫所编《俄罗斯历史研究，近年来的趋势》，第139-154页；Р.Д.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xxx页；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76-200页。
25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94224页。
26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261页。
27亚历山德罗维奇：《劳改营医生日记》，第57页。
28本书作者对佐林的采访。
29本书作者对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
30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53-160页。
31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32本书作者对特鲁斯的采访。
33本书作者对乌萨科娃的采访。
34本书作者对佐林的采访。
35本书作者对哈恰特良的采访。
36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自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起整理，本书作者收集。
37本书作者对布尔加科夫的采访；伊利亚·戈尔茨：《沃尔库塔》，载一九九二年第七卷《往事》，第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