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入睡。暴风雪在怒号
从某个被忽略的陌生年代。
帖木儿的彩色帐篷
出现在干草原上……篝火生起，熊熊燃烧
我将变成一个蒙古公主
飞奔着回到久远的过去
狠狠地鞭打坐下的骏马
我所爱的人，还有我的敌人……
然后，我投入一场战斗
经过一场难以想象的血腥狂欢
在彻底失败的那一刻
我将拔剑自刎……
—安娜·巴尔科娃，《在劳改营的营房里》1
随着斯大林的死亡，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特种劳改营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贝利亚将要接班；贝利亚已经死了。朱可夫元帅和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已经率兵进入莫斯科，正在用坦克攻打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已经被杀。所有囚犯将被释放；所有囚犯将被处决；劳改营已经被内务部的武装部队包围起来，准备扼杀任何暴动的苗头。囚犯们私下或公开地反复讲述这些故事，表达他们的希望和怀疑。2
与此同时，国家管理特种劳改营的各级机构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维克托·布尔加科夫的经历在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他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实际上是斯大林死亡的当天晚上—被捕并被指控参加了一个反斯大林的学生政治组织。不久以后，他来到矿藏劳改营，这是因塔采煤联合体位于北极圈内的一个特种劳改营。
布尔加科夫对矿藏劳改营环境的描述与早些时候关押在这里的一些囚犯的回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捕时不满二十岁的布尔加科夫走进了一个有效组织起来的反斯大林、反苏维埃的社会。罢工和抗议活动“经常”发生。囚犯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民族群体，每个都有自己的特征。波罗的人具有“严密的组织，但是缺乏合理运行的等级结构”。大部分是前游击队员的乌克兰人的“组织极其严密，由于他们的领导人被捕前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们彼此全都认识，因此，他们的组织结构几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劳改营里还关押着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囚犯，尽管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只听党的话；另一派则认为自己是出于信仰或信念的共产党人—而且相信苏联的改革。终于，做一名反对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可能，这在前几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布尔加科夫本人属于人民劳动者联盟，即Народно-ТрудовойСоюз或НТС，这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运动，一二十年之后，当多疑的当权者开始注意到它的影响无所不在时，这个运动将会遭到恶毒的攻击。
布尔加科夫在劳改营里全力以赴的积极活动也让老一代囚犯感到吃惊。在矿藏劳改营，囚犯设法秘密出版了一份手写的地下报纸，在附近的一些劳改营散发。他们恐吓模范犯人，结果，后者“逐渐开始害怕囚犯”。他们还监视劳改营的告密者—其他特种劳改营的囚犯也这么做。德米特里·帕宁同样描述了越来越频繁的对告密者的致命攻击：
惩罚有计划地进行。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四十五名告密者被杀。针对他们的行动由一个秘密中心指挥……我们看到，由于不堪忍受死亡临头的威胁，囚犯中的一些线人企图通过使自己坐禁闭—他们可能躲避肯定进行的报复的唯一地方—的方式逃脱被杀的命运。他们全部关在劳改营的同一间禁闭室里，那里被称为“避难所”。3
一位劳改营历史学家写道，谋杀告密者变成“极为普通平常的事件，以致人们不再感到意外或产生兴趣”，因此，他指出，告密者“很快就绝迹了”。4劳改营内部的生活再一次反映甚至放大了外部世界的生活。乌克兰西部的反苏游击队组织也曾竭力试图消灭告密者，游击队领导人把这种情结带进了劳改营。5也许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帕宁那个劳改营的管理部门认为乌克兰人应对某些告密者的死负责，因此，他们把乌克兰囚犯与其他囚犯分开关押。这只能加强乌克兰人的团结并使他们更加愤怒。6
一九五三年，布尔加科夫在矿藏劳改营的难友们还尝试系统记录他们的人数和生活条件，然后利用合作的看守和其他手段—我们就要看到，这些手段在七八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劳改营里得到完善—把这些信息传送到西方。布尔加科夫本人负责隐藏这些文件，同时负责誊写复制囚犯创作的歌曲和诗歌的副本。列昂尼德·西特科在草原劳改营里承担同样的职责，他把劳改营工人正在建设的一幢建筑的地下室作为藏匿文件的地方。这些文件当中有“一些个人生平简述；一些死囚的书信；一份由一位名叫加琳娜·米什金娜的医生签字的关于劳改营非人生活条件的简短证明材料（包括死亡人数统计，囚犯的饥饿程度等等）；一份关于哈萨克地区劳改营组织和发展情况的记录；一份更为详细的关于草原劳改营历史的记录—以及一些诗歌”。7
西特科和布尔加科夫同样真诚地相信，总有一天劳改营将会被关闭，营房将会被烧掉，这些资料可以重新被找到。二十年前，人们连想都不敢想这样的事，更不用说去做了。
由于古拉格当局自身的原因，秘密斗争的策略很快传遍了整个特种劳改营系统。过去，有图谋不轨嫌疑的囚犯将会直接被隔离。中央管理部门将囚犯在劳改营之间转来转去，在他们起事之前摧毁暴动的关系网络。然而，在特种劳改营比较特殊的环境中，采取这种策略往往事与愿违。囚犯的频繁转移反而成为扩大暴动范围的一种有效手段。8
在北极圈内，夏天非常短暂，而且非常炎热。将近五月底时，河面上的冰开始破裂融化。白天越来越长，直到夜晚完全消失。在六月—有些年份推迟到七月—的一段时间里，太阳突然开始以非常强烈的光芒照耀大地，有时持续一个月，有时持续两个月。从某一天起，北极的野花突然绽放，随后短短几个星期，冻原之上百花争艳。对于已被困在室内九个月的人们来说，夏天勾起了抑制不住的到户外去感受自由的欲望。盛夏时节我在沃尔库塔待了短短几天，这座城市的居民们似乎完全是在室外度过了白天和白夜的所有时间，他们在街上闲逛，在公园里坐着，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聊天。春天是囚犯试图逃跑的季节并非偶然。古拉格三次最重大、最危险、最著名的暴动全都于春天发生在北方的劳改营里亦非偶然。
一九五三年春天，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联合体的特种劳改营山峰劳改营，囚犯的心情特别愤怒。前一年秋天，一大批囚犯—总共一千二百人左右—从卡拉干达转来山峰劳改营，其中许多人曾经参与了几个月前发生在卡拉干达的武装越狱事件和抗议活动。他们都是因为“在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各国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据内务部的档案记载，甚至还在诺里尔斯克的中转监狱时，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一个“反革命委员会”。
根据囚犯的记述，到达之后没有几天，他们还用丁字镐杀死了四名劳改营的告密者。9一九五三年春天，他们因特赦将其排除在外而被深深激怒了，这批囚犯在劳改营里创办了一个内务部所谓的“反苏组织”，这也许意味着他们加强民族组织的工作已经完成。
骚动在五月四处蔓延。五月二十五日，押解看守在出工的路上开枪打死了一名囚犯。第二天早晨，两个营区的囚犯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几天之后，看守向隔着把男女营区分开的围墙传递消息的囚犯开枪，一些囚犯被打伤。接着，在六月四日，一群囚犯捣毁了把禁闭营房与囚犯区其余部分隔开的木栅栏，放出了二十四名囚犯。他们还抓了一名劳改营的管理人员，把他带到囚犯区里作人质。看守开枪射击，打死五名囚犯，还打伤了十四个人。另外四个营区的囚犯加入了抗议行动。六月五日，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九名囚犯举行罢工。军队包围了各个营区，所有出口被封锁起来。10
大约同一时间，类似的过程正在河流劳改营—沃尔库塔采煤联合体的特种劳改营—进行。早在一九五一年，河流劳改营的囚犯就曾试图组织大规模罢工；劳改营当局后来声称，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在这个劳改营里揭露出不下五个“反革命组织”。11在斯大林死亡前后，河流劳改营的囚犯同样为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专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他们不仅像矿藏劳改营和其他劳改营那样成立了各个民族的囚犯组织，而且安排特定的囚犯用偷来或者借来的收音机收听西方的广播节目，然后写成新闻简报，配以评论，拿到其他囚犯当中秘密传阅。就这样，他们不仅得知斯大林死亡和贝利亚被捕，而且听到了东柏林大罢工的消息，那场罢工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被苏联坦克镇压下去。12
这条新闻似乎使河流劳改营的囚犯感到振奋：如果柏林人可以罢工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战后不久在德累斯顿被捕的美国人约翰·诺布尔回忆说，“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我们，因此随后几天我们没有讨论别的事情……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是正气凛然的苦役犯。夏天长时间当头高照的太阳融化了积雪，它的温暖也使我们恢复着活力和勇气。我们讨论了为自由而罢工的时机，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13
六月三十日，主矿的囚犯开始散发传单，号召犯人“停止运煤”。同一天，一些囚犯在四十号矿的围墙上写了一条标语：“不实行特赦就不运煤。”卡车里面是空的：囚犯已经停止挖煤。14七月十七日，主矿的管理部门更加恐慌：当天，一群囚犯痛打了一名工头，据说是因为这名工头要他们“停止破坏活动”。当轮到下一班接班时，第二班的工头拒绝下井。
就在河流劳改营的囚犯密切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时，一大批囚犯—又是来自卡拉干达—到达了。这批囚犯全都得到了改善生活条件并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复审的承诺。来到沃尔库塔七号矿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条件不仅没有任何改善，而且是整个劳改营系统最恶劣的。第二天，七月十九日，他们当中的三百五十名囚犯开始罢工。15
其他罢工接连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沃尔库塔自身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沃尔库塔位于一个巨大的储煤盆地—世界上最大的储煤盆地之一—中心。为了采煤，在围绕着盆地的一个宽阔的环形地带建立了一系列煤矿。煤矿与煤矿之间坐落着其他企业：发电站、制砖厂和水泥厂。每一个企业都联系着一个劳改营，也联系着沃尔库塔这座城市和比较小的尤尔盐沼居民点。一条铁路线把所有这些地方连接起来。像沃尔库塔的其他事情一样，开火车的也是囚犯—罢工就是这样扩散的：与煤炭和从一个营站运往另一个营站的其他物资一起，驾驶机车的囚犯传递着七号劳改营罢工的消息。火车转了一大圈之后，成千上万名囚犯听到了暗中传递的消息，还有成千上万名囚犯看到了刷在火车两侧的标语：“让你们的煤见鬼去吧。我们需要自由。”16一个又一个营站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时，河流劳改营的十七个营站中有六个—一万五千六百零四人—举行了罢工。17
在沃尔库塔和诺里尔斯克举行罢工的大部分营站里，罢工委员会面对的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局面。被吓坏的管理人员逃离了劳改营，因此，发生混乱的可能性极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委员会发现他们要解决囚犯的吃饭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竭力劝说囚犯别去攻击那些如今已经毫无防卫能力的告密者。就河流劳改营和山峰劳改营两处的情况而言，回忆录和档案资料均显示，罢工负责人（包括每一个负责人）几乎全都是西部乌克兰人、波兰人和波罗的人。内务部后来指称一个名叫赫尔曼·斯捷潘纽克的乌克兰人是诺里尔斯克罢工的领导人，指称一个名叫肯泽尔斯基的波兰人—一名“前波兰军队上尉”—是沃尔库塔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另一名波兰人爱德华·布恰在其对这场反抗的记述中也声称，他领导了沃尔库塔二十九号矿的罢工。尽管当时他显然正在那个劳改营，不过仍然有理由对他的记述表示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么多真正的罢工领导人后来都被枪毙的缘故。18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将在多年以后声称，古拉格所有重大的罢工行动都是由他们的秘密组织策划并且实施的，这些秘密组织隐藏在多民族的罢工委员会后面：“普通囚犯—而且我们特别指的是来自西方或俄罗斯的囚犯—既无力参与决策也不懂行动的技巧。”作为证据，他们举出两支“卡拉干达押解队”为例，恰恰就在罢工之前，这两批乌克兰囚犯到达了两地的劳改营。19
同样的证据使另一些人得出结论，罢工是由内务部自己的内部人员煽动挑起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可能担心赫鲁晓夫将会彻底关闭劳改营—从而解雇所有劳改营的管理人员。于是，他们为进行镇压而挑动反抗，以此证明他们仍然不可或缺。如今是位出版人的前古拉格囚犯西梅翁·维连斯基接连组织了两次关于劳改营反抗活动的专题研讨会，他精辟地指出：“什么人在管理着劳改营？成千上万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用这些人去干无法无天的事，用这些人去控制囚犯，利用这些人，当局想干什么都能干。与从事正当职业的其他人相比，这些人得到非常优厚的报酬。”
维连斯基仍然确信，一九五三年在科雷马，他见证了在他那个特种劳改营里所进行的一场挑动。他说，劳改营突然新来了一批囚犯，其中一名公然着手将劳改营里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反抗组织。他们谈罢工，写传单，引诱其他囚犯加入。他们甚至利用劳改营的金工车间制作刀具。他们的行为如此明目张胆而且如此具有煽动性，以致维连斯基产生了怀疑：劳改营当局容忍这种行为不可能是偶然的。他带头反对新来者的做法，直到最终他被转到另外一个劳改营。20
原则上，这些论点相互兼容。内务部的内部人员可能为了造成某种混乱而把打算反抗的乌克兰人送进这些劳改营。领导罢工的乌克兰人可能认为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过，根据官方和见证人两方面的描述，更为可能的是，只是由于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合作，才给罢工带来了契机。在民族群体相互竞争更加表面化的地方，或者是在民族群体关系冷淡的地方，例如在矿藏劳改营，组织罢工要困难得多。21
在劳改营以外，罢工没有得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支持援助。山峰劳改营的罢工者—他们的营区与诺里尔斯克市近在咫尺—试图通过一个口号引起人们对罢工的注意：“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同志们！帮助我们进行斗争！”22由于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大部分是前劳改营囚犯，所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非常害怕因而不会给予响应。尽管使用了官僚语言，内务部在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所写的报告仍然极为生动地表现了罢工在囚犯和自由工人当中所造成的同样的惊恐。山峰劳改营的一名会计向内务部的官员保证，“如果罢工者走出囚犯区，我们将会像对待敌人那样与他们斗争。”
另一名自由工人向内务部官员汇报了他偶然遇见罢工者的情形：“为了完成采煤面的钻孔，我留到了交班以后。一群囚犯向我走来。他们夺过我的电钻，命令我停止干活儿，还威胁说要殴打我。我吓坏了，马上停下手里的活儿……”对他来说幸运的是，那些囚犯用矿灯照了一下他的脸，认出他是自由工人，于是平静地离开了。23在黑暗的矿井里，独自一人被一群怀有敌意、怒气冲冲、浑身煤灰的罢工者围着，他肯定吓得魂不附体。
当地劳改营的负责人也吓坏了。意识到这一点，山峰劳改营和河流劳改营的罢工者都要求会见—来自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和党的代表。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没有莫斯科的批准，当地的官员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于是，莫斯科来人了。接着，“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与山峰劳改营和河流劳改营的罢工委员会多次进行谈判，听取囚犯的要求，然后讨价还价。我可以说这些谈判突破了先例，但是很难描述突破到了什么程度。以前，除了使用残忍的暴力，从来没有以其他方式对待过囚犯的要求。然而，在这个刚刚到来的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似乎愿意至少尝试一下通过真正的让步说服囚犯。
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代表—没有成功。沃尔库塔的罢工进入第四天时，一个由高级官员И.И.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为首的莫斯科委员会向囚犯方面提出一份新的特殊待遇清单：每天劳动九个小时，去掉囚衣上的号码，允许会见亲属，允许收取家里寄来的信件和汇款。正如官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份新的清单使许多罢工领导人产生了“敌意”，结果，罢工继续进行。类似的建议在山峰劳改营引起了同样的反应。看来，囚犯想要得到的是特赦而不只是生活条件的某种改善。
尽管这不是一九三八年，然而，它也不是一九八九年。斯大林死了，可是他的继承人还活着。第一步可以是谈判—第二步只能是残忍的暴力。
在诺里尔斯克，当局最初保证他们将会“研究囚犯的要求”。可是，如同内务部的报告所说明的那样，“苏联内务部的委员会决定制止罢工”。这一决定—几乎可以肯定它是由赫鲁晓夫亲自作出的—立即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士兵包围了举行罢工的劳改营。他们依次清理各个营站，逮捕罢工领导人，将其他囚犯解送别的劳改营。
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制止行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来到第一个营站，军队出其不意地控制了囚犯。通过劳改营的广播喇叭，总检察长巴比洛夫命令囚犯离开囚犯区，他向他们保证，顺从地走出来的人将不会因其参与“破坏活动”而受到处罚。根据官方报告，大部分囚犯走了出来。看到自己已经孤立，罢工领导人也走了出来。在外面的北方针叶林里，士兵和劳改营的负责人将囚犯分类。卡车等着把涉嫌煽动罢工的那些人拉走，而“无辜的”囚犯则被允许返回营区。
随后的一些“制止行动”进行得就不太顺利了。第二天，当局在另外一个营站按照同样的步骤行动时，罢工领导人首先对那些想要离开的囚犯进行威胁，然后把自己锁在一间营房里，必须使用强制手段才能使他们离开。在女囚犯区，囚犯用身体围成一个圈子并在圈子中央挂起一面黑旗—象征那些被不公正杀害的难友们—然后开始高呼口号。这样僵持了五个小时之后，看守开始用高压水龙向她们喷射。只是在她们围成的圈子被看守彻底冲散后，女囚犯才离开了营区。
在五号营站，多达一千四百名囚犯拒绝离开囚犯区，大部分是乌克兰人和波罗的人。他们从营房里挂出黑旗来，表现出—如一名内务部的官员所说—“强烈的敌对情绪”。接着，当劳改营的看守在四十名士兵的支援下试图用绳索将营房围起来并且把劳改营的食品看管起来时，五百名囚犯一拥而出。他们大声叫骂欢呼，投掷石块，用棍棒攻击士兵，企图从士兵的肩上夺过枪支。官方报告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在他们攻击看守的最危急关头，士兵向囚犯开了枪。射击停止以后，囚犯被迫躺在地上。此后，囚犯全都开始听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人员的命令了。”24
根据同一份报告，当天打死二十三名囚犯。据目击者称，接连几天在诺里尔斯克，数百名囚犯死于一系列类似的事件中。
当局用同样的手段镇压了沃尔库塔的罢工。一个营站接一个营站，军队和武装警察强迫囚犯离开营区，把他们分成一百人一批，通过一个“过滤”程序，把所认定的罢工领导人与其他囚犯分隔开。为了使囚犯顺从离开，莫斯科委员会还明确地向所有囚犯保证，他们的案件将被复审，也不会枪毙罢工领导人。这一诡计起了作用：由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慈父般”的态度，“我们相信了他”，一名参加罢工的囚犯后来解释说。25
然而，在二十九号矿旁边的那个营站，囚犯们并不相信这位将军，因此，当马斯连尼科夫命令他们复工时，他们拒绝了。军队来了，带着一辆消防车，打算用水龙驱散人群：
不过，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把水龙展开对准我们之前，里佩茨基指挥囚犯排成一道人墙向前冲去，把大门外面的消防车像玩具一样掀翻了……看守们直接向囚犯的人群开了火。但是，我们挽起胳膊站在那里坚持着，尽管许多人已被打死或打伤，最初并没有人倒下。在人墙前面的几个人，只有伊赫纳托维奇一个人还站着。他吃惊地站了片刻，然后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他的嘴唇颤动着，但是没有说出话。他伸出一只手臂倒了下去。
当他倒下时，看守们又一次开了火，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然后，重机枪开始射击。
对二十九号矿伤亡人数的估算再次出现巨大差别。官方文件提到的死伤人数分别是四十二人和一百三十五人。而目击者提到的伤亡人数又是“数百人”。26
罢工结束了。但是实际上，两个劳改营并没有从此天下太平。在一九五三年的剩余时间和整个一九五四年，在沃尔库塔和诺里尔斯克，在其他特种劳改营，同时也在那些普通劳改营，不时爆发抗议活动。“因成功争取到工资增长而振奋起来的某种追求胜利的精神是那一场罢工的遗产，”诺布尔写道。他被转到发生大屠杀的二十九号矿营站以后，幸存下来的囚犯骄傲地向他展示了那一天留在他们身上的伤疤。27
当囚犯变得更加勇敢时，几乎所有劳改营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维亚特劳改营的五百三十名囚犯拒绝出工。他们要求更高的报酬并且结束衣物发放和居住条件方面的“不正常状况”。劳改营当局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是在第二天，囚犯再次举行罢工。这一次，他们要求被包括在贝利亚的特赦范围之内。在罢工组织者被捕入狱之后，罢工结束了。28一九五四年三月，一群“歹徒”控制了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一个营站，他们威胁说，除非得到更好的食物和伏特加，否则就要制造暴乱。29一九五四年七月，矿藏劳改营的九百名囚犯举行了一个星期的绝食，对一名囚犯被活活烧死在一间失火的禁闭室里表示抗议。囚犯在劳改营和附近的村庄散发传单，说明绝食的原因并且表示，只有在来自莫斯科的委员会到达并且满足他们所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之后才会停止绝食。在矿藏劳改营的其他地方，罢工成为生活固定的组成部分，有时是个别劳动队举行，有时是整个矿区举行。30
正如当局所清楚的那样，更多的骚乱在策划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内务部将一份告密者的报告直接呈送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报告包括一份谈话记录，谈话在一批乌克兰囚犯之间进行。这批囚犯来自山峰劳改营，参加过在那里举行的罢工，告密者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中转监狱遇到了他们，当时正要把他们解送别的劳改营—而他们则在为下一次罢工做准备：
牢房里的每个人必须向帕夫利欣和斯捷潘纽克说明他们在罢工期间干了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当着我的面，莫鲁什科就发生在诺里尔斯克开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驳船上的一起事故向斯捷潘纽克作了汇报。在那条驳船上，他对犯人进行了筛选，然后除掉了那些没用的人。斯捷潘纽克对帕夫利欣说，“你布置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将会成为乌克兰历史的一部分。”接着，他拥抱了莫鲁什科并且说，“帕恩·莫鲁什科，你为我们的组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你将得到一枚勋章，苏维埃政权垮台以后，你将担任重要的职务。”31
尽管提交这份报告的告密者完全有可能确实听到过类似这样的一次谈话，但是他也借题发挥：接着，在报告的后半部分，他指控这些乌克兰人正在策划一个绝不可信的刺杀赫鲁晓夫的阴谋。然而，如此值得怀疑的情报被直接呈送科鲁格洛夫本人这一事实表明，对于囚犯继续进行反抗的威胁，当局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派去调查河流和山峰劳改营情况的两个委员会得出结论，必须增加看守的数量，加强管制，尤其需要增加告密者的人数。32
结果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最危险的暴动还是发生了。
像以前发生的两场暴动一样，这一场被索尔仁尼琴命名为“肯吉尔的四十天”的暴动不是突如其来或出人意料的。33一九五四年春天，发生在草原特种劳改营—它位于哈萨克的肯吉尔村旁边—的一系列事件慢慢激化成这场暴动。
随着斯大林的死亡，像其在河流和山峰劳改营的同行一样，草原劳改营的负责人渐渐对付不了他的囚犯。一位罢工史专家在研究了一九五三年的劳改营档案之后得出结论，当局“完全失控了”。罢工发生之前，草原劳改营的负责人定期向莫斯科写报告，汇报劳改营地下组织和骚乱事件的情况，反映困扰着告密者网络的“危机”，这个网络现在几乎已经彻底瘫痪。莫斯科给予回复，指示劳改营把乌克兰人和波罗的人与其他囚犯隔离。当时，劳改营的两万名囚犯将近一半是乌克兰人，四分之一是波罗的人和波兰人；可能连隔离他们的设施都没有。结果，囚犯继续违反规章制度，举行断断续续的罢工和抗议活动。34
由于惩罚的威胁吓唬不住囚犯，看守求助于实际的暴力手段。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这些事件也是挑衅，目的在于激起随后的反抗。无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而且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形式的记载—在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和一九五四年的春天，劳改营看守的确多次向不合作的囚犯开枪，打死了一些人。
接着，也许是孤注一掷地企图再次掌握控制权，当局给草原劳改营运来了一批职业罪犯，并且明确指示他们向三号营站—草原劳改营最难管理的营站—的政治犯挑衅从而引起冲突。这种安排事与愿违。“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写道，“我们看到，人类情感的历程和社会变化的过程多么不可预料啊！给三号营站注入屡试不爽的大剂量尸毒，长官们没有得到一个平安无事的劳改营，反而导致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暴动！”35两派囚犯没有发生冲突，他们表示愿意合作。
像在其他劳改营一样，草原劳改营的囚犯是按民族组织起来的。不过，草原劳改营的乌克兰人似乎采取了某些措施使他们的组织更像一个秘密活动集团。代替公开推举的领导人，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秘密行动“中心”，这是一个隐蔽的小团体，其成员从没有对外公开过，而且可能包括劳改营所有民族群体的代表。当那一批职业罪犯到达劳改营时，中心已经开始在劳改营的车间里制造代用刀具、棍棒和丁字镐之类的武器，并与相邻的一号营站—女子囚犯区—和二号营站的囚犯取得联系。可能是这些顽强的政治犯用他们自制的武器打动了那些职业罪犯，也可能是前者让后者感到恐惧，总之，在一次午夜会议上，双方—刑事犯和政治犯—的代表握了手，大家同意联合起来。
五月十六日，这一合作产生了第一个成果。那天下午，三号营站的囚犯开始捣毁把他们的营区与相邻的两个营区以及后勤大院—里面有劳改营的车间和仓库—隔开的石头围墙。起初，他们的目的应该是去抢东西。很快，由于乌克兰民族游击队的男女队员被围墙分隔在两边，男人们认为自己这是要去援救他们的女人—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妻子。
捣毁围墙的行动持续了一夜。作为回应，看守们开了枪，打死十三名囚犯，打伤四十三人，他们还殴打其他囚犯，包括女人。第二天，被杀戮激怒的三号营站囚犯举行大规模抗议，他们把反苏标语写在食堂的墙上。当天晚上，成群的囚犯闯进禁闭室—准确的说是徒手拆毁了它—放出关在里面的二百五十二名囚犯。他们完全控制了劳改营的仓库、厨房、营房和车间，并且立即把车间变成了制造刀具和棍棒的地方。五月十九日早晨，大部分囚犯开始罢工。
莫斯科和地方劳改营的领导人似乎都不知道下面应该怎么做。肯吉尔劳改营的负责人迅速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报告了所发生的情况。科鲁格洛夫同样迅速命令哈萨克内务部长古宾进行调查。接着，古宾反过来要求古拉格总局从莫斯科派出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到了。接下来是谈判—为了拖延时间，委员会向囚犯承诺，将对违法开枪事件进行调查，维持营区之间围墙敞开的现状，甚至还保证加快复审囚犯案件的进度。
囚犯相信了这些承诺。五月二十三日，他们复了工。可是，当天收工回到营区时，他们看到当局至少违反了一项承诺：营站之间的围墙被重新垒了起来。五月二十五日，肯吉尔劳改营负责人В.М.博奇科夫再次发疯似的打电报请求允许对囚犯采取“严厉的管制”：不许通信，不许会见亲属，不许收取汇款，不对案件进行复审。另外，他把大约四百二十名刑事犯转到另外一个营站。到那里后，这些刑事犯继续罢工。
结果，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囚犯用他们刚刚制造的武器进行威胁，将所有劳改营的管理人员赶出了囚犯区。尽管管理人员有枪，但是他们的人数处于劣势。三个营站住着五千多名囚犯，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暴动。没有参加的囚犯实在是因为太害怕以致不敢进行反抗。自认为中立的那些人很快就被四十天暴动的精神感染了。一名囚犯回忆说，罢工的第一天早晨，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没有被看守叫醒，我们没有受到呵斥辱骂。”
最初，劳改营当局似乎期望这场罢工自生自灭。他们估计，职业罪犯与政治犯或迟或早总要闹翻。囚犯将会陷入混乱和堕落，女犯将被强奸，食物将被偷窃。尽管不应把罢工期间囚犯的行为理想化，但是确实可以说，发生的情况几乎相反：劳改营开始协调运转，其和谐程度让人感到意外。
囚犯很快选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负责谈判并且安排劳改营的日常生活。各种关于该委员会由来的说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官方的罢工事件档案材料声称，当局正与各个囚犯群体全面进行谈判时，一伙自称为罢工委员会的人突然出现在谈判现场，他们否定了其他任何人的谈判权利。不过，一些见证人说，正是当局自己建议囚犯组成一个罢工委员会，随后通过民主投票选出了这个委员会。
罢工委员会与暴动“真正的”领导人实际上的关系至今同样不太明朗，或许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即使没有一步一步地完全参与罢工的策划，以乌克兰人为首的秘密行动中心显然也是罢工背后的推动力量，并且在民主选举罢工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乌克兰人似乎坚决主张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罢工委员会：他们不想使罢工显得过于反俄或反苏，他们希望罢工有一个俄罗斯领导人。
这个俄罗斯人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上校，即使是在关于肯吉尔的朦胧传说中，他也是作为一个面目明显模糊不清的人物出现的。前红军军官库兹涅佐夫曾在战争期间被纳粹俘虏并被关进战俘营。一九四八年，他被逮捕并且受到与纳粹战俘营当局合作的指控，他甚至还被指控参加过反苏的游击队。如果这些指控属实的话，它们有助于解释库兹涅佐夫在罢工期间的所作所为。由于曾经充当过变节者，他可能准备好了再次扮演双重角色。
乌克兰人选择库兹涅佐夫显然是希望他将给暴动贴上一个“苏联”标签，使当局失去某种镇压囚犯的借口。他肯定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可能做过了头。在库兹涅佐夫的强烈要求下，罢工的囚犯在劳改营里挂满了标语：“苏联宪法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他对囚犯高谈阔论，劝说他们不要再写传单，坚持认为“反革命动乱”只会损害他们的事业。他竭力讨好那些仍然对党忠心耿耿的“苏维埃”囚犯，恳求他们帮助维持秩序。
而且，尽管乌克兰人促成了库兹涅佐夫的当选，但他肯定没有报答他们的信任。在罢工不可避免地以流血而结束之后，他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长篇自供状。在这份书面供词里，库兹涅佐夫声称，他一直认为乌克兰人的秘密行动中心是非法的，因此，在罢工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拒绝执行中心的秘密指令。不过，乌克兰人也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库兹涅佐夫。整个罢工期间，两名乌克兰武装警卫到处不离他的左右。表面上，这是为了保护他。实际上，这可能是为了保证他不能在夜间偷偷溜出劳改营去出卖他们的事业。
乌克兰人担心库兹涅佐夫逃跑也许不无道理，因为罢工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阿列克谢·马克耶夫终于在罢工开始几个星期后偷偷溜出了劳改营。后来，马克耶夫在劳改营的广播里发表演说，敦促囚犯复工。可能他早就知道罢工注定要失败—也可能从一开始他就是当局的一个棋子。
然而，罢工委员会里并不全都是些靠不住的人。库兹涅佐夫后来断言，罢工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三个人—“格列布”·斯卢琴科夫、格尔什·凯勒尔和尤里·克诺普穆斯—实际上是秘密行动中心的成员。劳改营当局后来也把他们当中的格尔什·凯勒尔说成是乌克兰秘密活动集团的成员，而且他的履历看上去的确与这种身份相吻合。在劳改营的档案里被列为犹太人的凯勒尔实际上是乌克兰族裔，他的真实姓氏是片德拉克，他在被捕时设法向内务部隐瞒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凯勒尔亲自负责罢工的“军事”行动，在看守进攻营区时组织囚犯进行反击。就是他带头在劳改营的车间里大批制造刀具、棍棒、丁字镐等武器，建立了一个生产土制手榴弹、莫洛托夫鸡尾酒[81]和其他“火器”的“实验室”的也是他。凯勒尔还监督指导设置了路障，并且安排每个营房把一桶碎玻璃放在门口旁边—当士兵来犯时向他们的眼睛扔过去。
如果说凯勒尔是乌克兰人的代表的话，那么，格列布·斯卢琴科夫就应该是与劳改营的职业罪犯有关系的人。库兹涅佐夫称其为“犯罪世界的代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提供的资料也把斯卢琴科夫视为职业罪犯的领袖。暴动期间，斯卢琴科夫负责罢工委员会的“反间谍”行动。他有自己的“警察”，这些“警察”在劳改营里巡逻，维持治安，并且监管可能的变节者和告密者。斯卢琴科夫把所有营区划分成片儿，每一片儿派一名“指挥官”负责。库兹涅佐夫后来抱怨说，这些指挥官的姓名保密，只有斯卢琴科夫和凯勒尔知道。
库兹涅佐夫较少指责尤里·克诺普穆斯，这是一个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日耳曼人，负责暴动的“宣传”工作。然而回顾起来，克诺普穆斯在暴动期间的行为是所有人当中最革命、最反苏的。克诺普穆斯的“宣传”工作包括印刷向劳改营外面的当地居民散发的传单，出版供罢工囚犯阅读的“墙报”，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建立了一个临时广播电台。
考虑到罢工开始没几天当局就切断了营区的电源，这个广播电台不仅是一个制造声势的设备，而且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首先，囚犯们用水龙头组装了一个“水力发电”站。一个马达被改装成发电机，除了带动广播电台之外，它所发的电还够劳改营的电话网使用。广播电台同样是用劳改营的便携式电影放映机上的零件组装的。
不到几天，劳改营就有了新闻播音员和固定的新闻节目，这些节目既是为囚犯安排的，也是为包括看守和士兵在内的劳改营外面的当地居民安排的。劳改营的速记员记录了一次广播节目的内容，这次节目是在暴动持续一个月以后播出的，当时劳改营的食品即将耗尽。因为它是直接播送给把守在劳改营外面的那些士兵们听的，这份速记稿被存进了内务部的档案：
士兵同志们！我们不怕你们，但是我们请求你们不要进入我们的囚犯区。不要向我们开枪，不要屈从于贝利亚分子的意志。我们不怕你们，就像我们不怕死一样。我们宁愿饿死在这个劳改营，也不会向贝利亚分子屈服。不要让粘在你们长官手上的肮脏的鲜血同样弄脏了你们的手……36
与此同时，劳改营的女囚犯准备食物做好饭，由库兹涅佐夫安排分发。每个囚犯分到的定量都一样—不再额外给模范犯人多发食物了。由于库存的食物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减少，定量也在慢慢降低。自愿组成的囚犯小队继续打扫营房，洗衣服，站岗放哨。一名囚犯回忆说，过去又脏又乱的食堂里“清洁卫生而且秩序井然”。劳改营的澡堂照例被当做医院使用，尽管当局拒绝提供必要的医药用品。
囚犯还组织了自己的“娱乐活动”。据一部回忆录记载，一位被称为博布林斯基伯爵的波兰贵族在劳改营里开了一个“咖啡馆”，他在里面供应“咖啡”：“他放一些东西在水里煮开，囚犯在大热天里心满意足地喝着这种饮品，笑声不断。”伯爵本人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弹着吉他，唱着古老的情歌。37另外一些囚犯组织了音乐会和系列讲座。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演员排练并演出了一出戏剧。一个宗教教派—捣毁围墙使其男女信徒得以重聚—宣称，他们的先知预言，他们全体很快将被带往天堂生活。一连几天，他们把床垫拿到囚犯区的中央广场坐在上面，等着被带到天堂去。唉，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大量新婚夫妇同时产生，他们由众多囚犯神父主持成婚，这些神父是与他们的波罗的或乌克兰教徒一起被捕的。新婚夫妇中有一些已经在分处高墙两边时结了婚，现在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地相见。尽管男女囚犯自由交往，但是，所有关于这次罢工的记载一致认为，不像她们在普通劳改营里经常遭遇的那样，女囚犯从没有受到过性骚扰，而且肯定没有被人袭击或强奸。
谱写歌曲必不可少。有人创作了一首乌克兰赞美诗，全部一万三千五百名罢工的囚犯时不时会同声齐唱这首歌。歌词的叠句是这样的：
我们不愿，我们不愿做奴隶
我们再也不愿身披枷锁……
另一句写道：
在沃尔库塔和诺里尔斯克，在科雷马和肯吉尔，弟兄们流着血……
“那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在四十五年之后回忆说。“在那以前我没有、自那以后也没有我当时所感到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另一些人产生的则是深深的不祥之感。柳芭·别尔沙茨卡雅回忆说，我们“无意识地做着一切：谁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甚至没人去想过”。
与当局的谈判继续进行。五月二十七日，代表内务部处理罢工问题的委员会与囚犯举行第一次会谈。索尔仁尼琴把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称为“佩戴金色肩章的要人”，他们当中有：内务部副部长谢尔盖·叶戈罗夫，当时的古拉格系统负责人伊万·多尔吉赫和负责监督古拉格的国家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库兹涅佐夫率领聚集起来的两千名囚犯迎接了他们，他代表囚犯提出一份要求清单。
这时，罢工正在达到高潮，这份清单既有—囚犯从一开始就提出的—追究向囚犯开枪的看守的刑事责任的要求，又有更明确的政治要求。其中包括：为所有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囚犯减刑；复审所有政治犯的案件；取消禁闭室和禁闭营房；放宽对囚犯与亲属联系的限制；取消将获释囚犯永久流放的强制性规定；为女囚犯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重新设立固定混合关押男女囚犯的劳改营。
囚犯还要求会见党中央的某位成员。由于不相信草原劳改营当局或内务部能够信守所做的承诺，直到最后他们仍然坚持这一要求。据说，内务部副部长的反应是，“什么人竟能让你们如此仇视内务部？”叶戈罗夫问囚犯。
当然，如果罢工发生在前几年，根本不会进行谈判。但在一九五四年，对政治犯案件的复审工作已经开始，尽管进展极其缓慢。罢工期间，甚至出现个别囚犯受到传唤离开劳改营前去出席复审其案件的法庭庭审的情况。因为知道已经死了许多囚犯，而且显然希望事件迅速得到和平解决，多尔吉赫几乎立即开始对囚犯提出的一些次要要求做出让步，命令拆除营房窗户上的栅栏，确定每天劳动八个小时，甚至答应把囚犯特别憎恨的某些看守和官员调离肯吉尔。根据莫斯科的直接命令，多尔吉赫最初没有动用武力。但他仍然试图瓦解囚犯们的抵抗，坚决要求他们离开营区，禁止运进任何食物或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