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莫斯科渐渐失去了耐心。在六月十五日拍发的一份电报中，科鲁格洛夫因其报告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内容—诸如劳改营放飞了许多带着传单的鸽子等等—痛斥了他的副手叶戈罗夫并且通知后者，一支配备了五辆T-34型坦克的部队即将出动。
罢工的最后十天的确非常紧张。内务部的委员会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发出严厉警告。作为回应，囚犯通过他们的临时广播电台播出消息，告诉世界他们快要饿死了。库兹涅佐夫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谈到自己家庭的命运，由于他的被捕，这个家庭毁掉了。一名囚犯回忆说，“我们中有许多人同样失去了亲人，听着他的讲话，我们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一定要把罢工进行到底。”
在六月二十六日天亮之前的凌晨三点半，内务部发起了进攻。前一天晚上，科鲁格洛夫打电报给叶戈罗夫，建议他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后者遵命行事：不下一千七百名士兵，九十八条警犬，五辆T-34型坦克将劳改营团团包围起来。士兵首先向营房上空发射照明弹，然后用空包弹开火。劳改营的广播网开始播送紧急通知：“士兵就要进入营区。我们要求愿意合作的囚犯平静地离开营区。抵抗的囚犯将被击毙……”
当不知所措的囚犯在营区里面四散奔逃时，坦克开进了大门。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它们后面。根据一些报道，驾驶坦克的士兵和地面的那些士兵全都喝醉了。尽管这也许是随着袭击而出现的一种传闻，红军和秘密警察历来给奉命去干脏活儿的士兵发伏特加可是确有其事：几乎总会在万人坑里发现喝光了的空酒瓶。
不管喝醉与否，坦克驾驶员对直接撞倒向前行进时所遇到的囚犯没有感到一点不安。“我站在中间，”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回忆说，“周围的坦克将人活生生地撞倒在地并从他们身上轧过去。”坦克直接撞倒一群女犯，她们挽着手臂站在坦克前进的路上，不相信他们竟敢杀人。坦克撞倒一对紧拉着手有意阻挡它们前进的新婚夫妇。坦克撞毁营房轧死睡在里面的人。囚犯扔向坦克的土制手榴弹、石块、镐头和其他金属物体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士兵出人意料地迅速—据事后提交的报告称，不到一个半小时—平息了营区的混乱，让愿意服从的囚犯离开，把其余的囚犯铐起来。
根据官方文件，那一天有三十七名囚犯当场死亡。受伤的囚犯后来又死了至少九名。还有一百零六名囚犯和四十名士兵受伤。所有这些数字再一次明显低于囚犯自己统计的数字。帮助劳改营的朱利安·富斯特医生照料伤员的别尔沙茨卡雅笔下的死亡人数是五百人：
富斯特要我戴上一顶白帽和一个外科医生用的纱布口罩（那天我一直戴着它），让我站在手术台旁边记下那些还能说出名字的受伤者的姓名。不幸的是，几乎没人说出名字。大部分受伤者死在手术台上，他们用垂死的目光看着我们说，“写信给我的母亲……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等等。
当时天气闷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摘下帽子面对镜子看着自己。我的头上一片花白。起初我还以为肯定是帽子里面不知怎么沾上了白粉。我没有意识到，由于身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屠宰场的中心，目睹所发生的一切，不到十五分钟，我的头发全都变成了灰白色。
富斯特一直站了十三个小时，抢救所有他能抢救的人。终于，这个精力充沛、富有才干的外科医生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失去知觉，昏倒在地，于是，手术停止了……38
随着战斗的结束，所有没被送进医院的活着的囚犯列队走出营区，他们被带到北方针叶林里。端着机枪的士兵命令他们面部朝下、两臂伸开—像十字架一样—在地上趴了几个小时。根据在公共集会上拍摄的照片和告密者提供的几份情报，劳改营当局把囚犯整个筛选了一遍，逮捕了四百三十六个人，罢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部被捕。其中六人将被处决，包括凯勒尔、斯卢琴科夫和克诺普穆斯。被捕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交给当局一份又长又详细的书面供词，他被判处死刑—后来得到赦免。他被转到卡尔劳改营并于一九六○年获释。另外一千名囚犯—男女各五百名—受到支持暴动的指控并被遣送到湖泊劳改营和科雷马等其他劳改营。其中大多数人好像也在五十年代末期被释放。
在暴动期间，当局似乎一点也不知道除了正式的罢工委员会之外劳改营里还有其他有组织的势力。后来，也许是因为库兹涅佐夫所提供的详细供词，他们开始拼凑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他们确定了五名秘密行动中心的成员：立陶宛人孔德拉塔斯，乌克兰人凯勒尔、苏尼丘克和瓦哈耶夫以及一名在黑社会以绰号“小胡子”而著称的职业罪犯。他们甚至制作了一份图表来显示秘密行动中心发号施令的方式：通过罢工委员会指挥宣传、防御和反间谍部门。他们知道了所有营房都组成了防御小分队，知道了临时广播电台和代用发电机。
但是，他们始终没能确定秘密行动中心的所有成员—这次暴动的真正组织者。据有些人说，许多“真正的积极分子”仍然留在劳改营里平静地服刑，等待着特赦。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这种情况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注释：
1安娜·巴尔科娃：《在劳改营的营房里》，引自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341页。
2实例参见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56-363页；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261-262页；胡佛研究所档案，亚当·加林斯基档案集。
3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306页。
4戈尔茨：《沃尔库塔》，载一九九二年第七卷《往事》，第334页。
5关于乌克兰地下抵抗组织对告密者的态度的描述见杰弗里·伯兹：《代理人：苏联的告密者网络和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地下抵抗组织，1944-1948》，载一九九七年冬季第十一卷第一期《东欧政治与社会》，第89-130页。
6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308-310页。7列昂尼德·西特科：《我的风吹向何方？》，第181-190页。
8克拉韦里：《古拉格的危机》，第323页。
9沃洛迪米尔·科希克：《苏联的集中营》，第56页。
1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59。
11 Н.А.莫罗佐夫：《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苏联内务部特种劳改营（1948-1954）》，第2324页。
12 Н.А.莫罗佐夫：《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苏联内务部特种劳改营》，第24-25页；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143页。
13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143页。
14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60。
1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60；Н.А.莫罗佐夫：《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苏联内务部特种劳改营》，第27页。
16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144页。
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60。
18布恰：《沃尔库塔》。布恰当时显然正在那里：因为他的记述在各个方面与官方报告一模一样。我怀疑的是他的罢工领导人的角色。
19科希克：《苏联的集中营》，第61和56-65页。
20本书作者对维连斯基的采访。
21本书作者对布尔加科夫的采访。
22库茨：《命运的决斗》，198页。
23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60。
24同上。
25胡佛研究所档案，亚当·加林斯基档案集。
26布恰：《沃尔库塔》，第271和272页。
27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162页。
28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39-240页。
29《苏联内务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文件资料，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一日》，纪念协会收集。
30 Н.А.莫罗佐夫和 М.Б.罗加切夫，《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古拉格》，载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国家档案》，第182-187页。
3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4240。
32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60和159。
33通过比较综合一些资料来源，本书整理形成了对肯吉尔劳改营暴动的描述。亚历山大·科库林编辑注释了一批有关这场暴动的档案资料（《草原劳改营的暴动》）。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并且通过采访暴动的参加者，意大利历史学家玛尔塔·克拉韦里对这场暴动作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描述（克拉韦里，《古拉格的危机》，第324页）。利用立场相反的乌克兰方面的原始资料，沃洛迪米尔·科希克的《苏联的集中营》一书整理形成了另外一种关于这场暴动的更具倾向性的描述。我还使用了一些关于这场暴动的现成的记述—尤其是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的《破碎的生活》（第86-97页）和Н.Л.克库舍夫的《兹韦里亚达》（第130-143页）—以及发表在《自由》杂志（一九九四年第2-3期，第307-370页）上的一些文献资料和回忆文章。我采访了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暴动期间她也在草原劳改营。索尔仁尼琴根据对暴动参加者的采访整理而成的报道发表在《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285-331页）中。除非特别加以注释，关于事件的所有描述均源于以上这些资料来源。我的叙述遵循的是克拉韦里所列出的时间顺序。
34这是玛尔塔·克拉韦里的观察资料。
35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209页。
36《自由》杂志（第2-3期），一九九四年，第309页。
37别尔沙茨卡雅：《破碎的生活》，第87页。
38同上，第95-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