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我们拐弯抹角，
不要多说废话。
我们是异端的孩子。
我们是它的血肉
我们在迷茫中苏醒
的确分辨不清，
因为巨人的躯壳
与空虚的心灵……
—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异端的孩子》1
尽管肯吉尔的罢工者在战斗中失败了，但是，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平息了草原劳改营的暴动之后，苏联领导人的确—以惊人的速度—失去了对强制劳改营的兴趣。
一九五四年夏天，劳改营没有经济效益的问题得到广泛的承认。一九五四年六月对劳改营财务状况进行的新一轮全面审查再次显示，国家为劳改营提供了大量补贴，尤其是看守的费用使它们不可能赢利。2在肯吉尔暴动之后不久举行的一次劳改营负责人和古拉格高级官员会议上，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公开对劳改营食品供应组织工作的恶劣、官僚机构的失控—当时存在十七种各自为政的伙食标准—以及劳改营的管理不善表示不满。罢工和骚乱继续发生。一九五五年，沃尔库塔的囚犯组织了又一次总罢工。3如今，要求改革的呼声势不可挡—而且改革已经开始。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八小时劳动日，简化劳改营的管理制度，同时使囚犯更容易通过努力劳动提前获释。解散特种劳改营。囚犯可以写信并且收取包裹，通常不予任何限制。在一些劳改营，允许囚犯结婚，甚至允许与配偶住在一起。狂吠的警犬和押送的看守成为过去的事情。新的规定使囚犯可以买到：衣服—以前这办不到—和桔子。4湖泊劳改营的囚犯甚至可以种花。5
到这个时候，苏联权力集团的高层人士也已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司法体系产生更加广泛的怀疑。一九五四年初，赫鲁晓夫下令调查自一九二一年以来究竟有多少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以及多少人仍然被监禁，他收到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所提供的数字显然并不完整，因为它们不包括数百万被流放的人、因法律意义上的非政治性罪名受到不公正指控的人、在普通法庭受审的人以及根本没有经过审判的人。不过，考虑到这些数字代表的是无缘无故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的人数，它们仍然高得惊人。根据内务部自己的计算，此前三十余年间，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被进行大规模审判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相关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三人领导小组、各种特别委员会以及所有军事法庭判决犯有煽动反革命“罪”。其中二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发配到劳改营，七十六万五千一百八十人被流放，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被处决。6
几天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对所有这些案件重新进行审查—此外也对一九四八年被第二次判刑或流放的那些“二进宫者”的案件进行复审。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以苏联总检察长为首的国家委员会监督这项工作。他还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地区成立地方委员会复审对于囚犯的判决。一些政治犯当时就被释放了，尽管对他们的原有判决尚未撤销：真正的平反昭雪—国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将在晚些时候进行。7
释放开始了，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它进行得非常缓慢。不必说明或平反，服完三分之二刑期的那些囚犯被陆陆续续地释放了。而其他囚犯则毫无理由地被继续留在劳改营里。尽管对劳改营无法赢利的情况了如指掌，古拉格的官员并不愿意将其关闭。看来，他们需要来自上层的强烈震动。
于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那篇后来被称为“秘密报告”的讲话时，震动产生了。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斯大林以及围绕着他而进行的“个人崇拜”：
抬高某个个人，把他变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类似于神的超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因而是不能允许的。这样的一个人被认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想，无所不能，他的行为不会出错。多年来，我们对某个人形成了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就是对斯大林。8
秘密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引起了争议。列举斯大林的罪状时，赫鲁晓夫把重点几乎全部集中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受害者身上，查明当时被枪毙的中央委员达九十八人，另外还枪毙了一些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三九年大规模逮捕的浪潮开始减退，”他宣称—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实际上囚犯数量在四十年代增加了。他还提到车臣人和巴尔干人的流放，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参与。他没有提到集体化运动或乌克兰的饥荒，也没有提到在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各国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与这些事情有牵连。他谈到给七千六百七十九人恢复了名誉，尽管会场上的那些人为他鼓掌叫好，但是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所知道的被错误逮捕的数百万人中，这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9
尽管存在种种瑕疵，秘密报告—很快它被秘密传达到了党在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仍然对苏联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苏联领导人以前从未承认过所犯下的任何罪行，更不必说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就连赫鲁晓夫也不确定人们将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们正在摆脱某种动荡不定的状态。”他后来写道，“人们仍然关在监狱和劳改营里，而且我们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曾经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一旦他们获得自由如何与他们相处。”10
秘密报告刺激了内务部、克格勃和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几个星期之内，劳改营的气氛更加轻松，释放和平反的进度终于开始加快了。在秘密报告发表之前的三年时间里只给七千多人平了反，而在秘密报告发表后，十个月就给六十一万七千人平了反。人们想出了进一步加快速度的新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当初被三人小组判了刑的囚犯如今也是被三人小组释放的。一些由三个人—一名检察官，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一名恢复了名誉的党员，后者经常是以前的囚犯—组成的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巡回办公。他们有权对个人案件快速进行调查、面见囚犯并且当场释放他们。11
在秘密报告发表之后的几个月，内务部也准备对劳改营自身的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当年四月，新上任的内务部长Н.П.杜多罗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改组劳改营的建议。他写道，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的状况“如今已经恶化多年”。他主张，应该关闭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然后把最危险的刑事犯送往苏联偏远地区与世隔绝的特种监狱，他特别提出未建成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建设工地作为此类场所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另一方面，轻罪刑事犯应当留在他们原来生活的地区，在监管“定居点”里服刑，从事轻体力的工业生产劳动或者在集体农庄里干活儿。不应当要求囚犯作为伐木工人、采矿工人、建筑工人劳动或者从事任何其他类型的无需技能的重体力劳动。12
杜多罗夫所选择的表达方式比他的具体意见更重要。他不只是在建议缩小劳改营系统的规模；他是在建议建立一个性质不同的劳改营系统，重新成为“正常的”监狱系统，至少将其改组成为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的监狱系统。新的监管定居点不再自称经济上自给自足。囚犯将为学习有用的技能而不是建设国家而劳动。囚犯劳动的目的是接受职业训练而不是创造利润。13
这些建议出人意料地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尽管经济部门的代表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И.А.谢罗夫却猛烈抨击内务部长的建议，称它们是“错误”和“不能接受的”，更不必说是代价高昂的。他反对建立新的监管定居点，因为这一政策将会“造成苏联存在大量监禁场所的印象”。他反对关闭劳改营，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囚犯不能作为伐木工人或者矿工去劳动。毕竟，重体力劳动将会有助于“对他们进行苏联社会诚实劳动的生活风气的教育改造”。14
安全部门两个分支之间的意见冲突导致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改革。一方面，古拉格本身—劳改营管理总局（ Гла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лагерей）—被撤销。一九五七年，远北建设和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两个最大而且最有实力的劳改营联合体—双双解体。其他劳改营随之解散。相应的部门—矿业、机械制造、林业、公路建设—接管了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大部分企业。15强制劳动力将不再是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不过，与此同时，司法体系仍然没有进行改革。法官照样为政治服务，照样带有偏见，照样审案不公。监狱系统也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同样的看守继续在同样没有粉刷、没有任何变化的牢房里强行实施着同样的管理制度。当监狱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扩大规模时，就连教育改造的程式—当局那么关心注意的焦点—也像过去一样拙劣虚空。
内务部长杜多罗夫与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之间所发生的出人意料的激烈争论还预示着更大范围的争论将在其他方面出现。随着赫鲁晓夫拉开的序幕，自由派人士想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尽快地进行改革。与此同时，旧体制的捍卫者则想阻止、挫败或者扭转这种改革，尤其是当改革影响到权势集团的生活时。这种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使监狱的牢房发生变化，而且还使改革成为夹生饭，新的特殊待遇不久就被取消了，公众的议论很快也平息了下来。后来被称为“解冻”的这个时期的确是一个变革的时期，然而却是一种特殊的变革：改革向前走了两步，然后一步—有时或者是三步—退了回去。
释放—无论发生在一九二六年还是一九五六年—总是使囚犯百感交集。根纳季·安德烈耶夫-霍米亚科夫是三十年代获释的一名囚犯，他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吃惊：
我想象，当我终于获得自由时，我会手舞足蹈而不是迈着八字步，我将喝它个一醉方休。但是，当我真的获释时，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经过最后一名看守走出大门，没有感到丝毫快乐或兴奋……不远处，两个衣服漂亮的小女孩沿着洒满阳光的站台在跑，因为什么事情高兴地笑个不停。我吃惊地看着她们。她们怎么笑得出来？所有这些人怎么可能有说有笑地来来往往，仿佛世界上没有不正常的东西出现，仿佛在他们中间没有噩梦一般让人难忘的事情……16
在斯大林死亡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之后，释放进行得更快了，反应也变得更繁杂。以为自己还要在带刺铁丝网里面再待十年的囚犯接到通知当天就被释放了。一批正在劳动的流放者被叫到矿区的办公室，直接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特派员伊萨耶夫中尉“打开一个保险柜，拿出我们的档案分发给我们……”17一遍又一遍提出申诉要求复审其案件的那些囚犯突然发现不再需要继续申诉—他们可以直接走人了。
除了自由什么也不考虑的囚犯不可思议地对此感到无所适从：“就连我自己几乎都不能相信，我竟然会在走向自由时潸然泪下……我感到，我好像把我的心从它最亲爱、最珍贵的东西上撕开了，从不幸的难友们身上撕开了。大门关上了—一切都完了。”18
许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一九五四年，尤里·佐林搭上一列从科特拉斯开往南方的载满了获释囚犯的列车，他只坐了两站。“我为什么要去莫斯科？”他问自己—然后掉头返回他原来所在的劳改营，在那里，劳改营的负责人帮他找了一份自由工人的工作。他继续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19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所认识的一个女人竟然不想离开她的营房：“问题在我—我无法面对外面的生活。我想留在劳改营，”她对自己的朋友说。20另一名囚犯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的不想获得自由。自由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在我看来自由似乎就是到……存在着谎言、虚伪、自私的地方去。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在这里，一切都是真实的。”21许多人不相信赫鲁晓夫，预计形势将会重新恶化，因此，他们在沃尔库塔或诺里尔斯克做了自由工人。如果无论如何最终都要再次被捕，他们不愿经受情绪起伏和来回折腾。
但是，即使是那些想回家的人往往也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没有钱，几乎没有食物。劳改营释放囚犯时根据估计的路途时间按每天五百克面包的标准—一个吃不饱的定量—发给他们食物。22就连这个标准经常也达不到，因为几乎买不到数量不多的去南方的飞机票和火车票，囚犯在途中耗费的时间往往要比估计的长。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站以后，阿里阿德娜·叶夫龙发现那里“挤得水泄不通，不可能离开，根本不可能。人们从各个劳改营来到这里，从诺里尔斯克的所有劳改营”。最终，她意外地从一个“天使”—一位碰巧有两张车票的女士—手里弄到一张车票。否则的话，她可能要等上几个月。23面对一列同样拥挤的火车，像许多别的人一样，加琳娜·乌萨科娃是坐在行李架上回的家。24还有一些人根本到不了家：对于囚犯来说，死在艰难的回家途中或者在到家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死去的情况并不少见。因多年的劳改而身体虚弱，被回家的旅途累得筋疲力尽，归来的激动心情压垮了他们，结果导致心力衰竭和中风。“多少人死于这种自由啊！”一名囚犯扼腕长叹。25
一些人最终回到监狱里。内务部自己撰写的一份报告透露，从沃尔库塔、伯朝拉和因塔等地的劳改营里释放出来的囚犯买不到衣服、鞋子或床上用品，因为“北极圈内的城镇里没有商店”。由于绝望，一些人轻微犯罪以便再次被捕。在监狱里，他们至少确保领到一份面包。26劳改营的负责人不一定反对这种事：面对着用工危机，沃尔库塔劳改营当局竟然违反上级的命令，企图阻止某些类型的囚犯离开矿山。27
即使想方设法回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或者任何他们原本来自的村庄，获释的劳改营囚犯经常发现活着也不容易。事实证明，仅仅获释并不足以重新建立“正常的”生活。没有实际平反的证明文件—撤销囚犯原先判决的文件—获释的政治犯仍被当做可疑人员。
的确，在前几年，发给获释政治犯的是让人感到害怕的“另类身份证”，持这种身份证的人被禁止在苏联任何主要城市或其附近居住。还有一些人将会直接被流放。如今，“另类身份证”已经被废除，但是，由于在莫斯科难以找到住处和工作，因此他们很难获准留在首都。回家的囚犯发现他们的房子早已被征用，他们的财产早已被分配。许多因与他们的关系也成了“敌人”的亲属已经去世或穷困潦倒：他们获释很长时间以后，“敌人”的家人仍然低人一等，经常受到官方的歧视，并且禁止他们从事某些种类的工作。地方行政当局仍然对获释的囚犯表示怀疑。获准成为母亲所住公寓的合法居住者之前，托马斯·斯戈维奥经历了一年的“申请和争吵”。28年老的囚犯发现，不可能得到一份适当的养老金。29
这些个人困难加上感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判决促使大批囚犯寻求彻底的平反—然而这也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过程。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例如，内务部明确拒绝复查一九三五年以前判决的任何案件。30无论是因为不服管制、进行抗议还是因为盗窃，在劳改营里被加刑的囚犯也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平反证明。31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案件仍然是个禁区，因此，由于与那些领导人同案而受到调查被判刑的人直到八十年代才恢复名誉。
对于那些尝试去做的人来说，平反的过程是漫长的。要求平反的申诉必须由囚犯或其家人提出，在申诉成功之前，他们不得不写两三份甚至更多的诉状。即使是在申诉成功以后，艰难的平反过程有时还会出现反复：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收到一份为其去世的父亲平反的证明，后来，这份证明又在一九六三年被撤销了。32许多获释的囚犯还小心翼翼地避免申诉。那些受到传唤出席某个平反委员会会议—这种会议通常在内务部门或司法部门的办公室里举行—的囚犯往往会多穿几层衣服，带上干粮袋，由哭哭啼啼的亲属陪同，确信他们即将再次被发配远方。33
在最高领导阶层，许多人担心平反可能进行得太快而且走得太远。“我们感到害怕，真的感到害怕，”赫鲁晓夫后来写道。“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发一场我们无法控制并将我们淹没的洪水灾害。”34阿纳托利·斯普拉戈夫斯基曾经是克格勃的一名高级调查人员，他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年间，他跑遍了整个托木斯克地区，走访见证人，巡查可疑的犯罪现场。除了其他情况之外，他了解到，指控囚犯阴谋炸毁的工厂或桥梁根本就不存在。可是，当他给赫鲁晓夫写报告建议简化平反程序以加快平反速度时，他受到了冷遇：在莫斯科，官方似乎并不希望斯大林时代的错误看上去过于明显或者过于荒谬，他们不想让对过去案件的调查进行得太快。在赫鲁晓夫时代留任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给人平反不能进行得太快。如果立即宣布他们都是无辜的，“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35
共产党还小心翼翼地避免承认太多的错误。尽管它审查了超过七万件来自以前的囚犯的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诉，但是申诉成功的只有不到一半。36结果，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工作、住所和养老金—仍然非常罕见。
与彻底平反相比，像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那样复杂的经历和感受要普遍得多。她和丈夫于一九五四年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她等待了两年，接着，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之后，她收到了平反证明。平反证明宣布，她的案件经过复查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我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被捕。我为这个错误付出了生命中的二十年零四十一天。”平反证明说明，她和她的丈夫将会得到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另外十一卢布五十戈比赔偿她丈夫去世时的财物。这就是全部。
当她站在莫斯科最高法院大楼外面的传达室里得到这个消息时，她听见有人在大喊大叫。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女人，她刚刚得到类似的消息：
年老的乌克兰女人开始叫喊：“我不需要你们为我儿子的性命给我的钱；你们自己留着吧！”她把证明撕成碎片扔到地上。
正在分发证明的士兵走到她跟前：“肃静，公民，”他说。
但是那个老年妇女又喊了起来，而且愤怒得失去了控制。
所有人都默默无语，不知所措。我听到周围强忍着的抽泣声。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如今警察不能再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家里没有别人，我终于可以尽情地哭泣了。
我为丈夫而哭泣，他死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当时只有三十七岁，正在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年纪；我为孩子们而哭泣；为我那死于悲伤的父母而哭泣；为在劳改营里受尽折磨的尼古拉而哭泣；为我所有那些没有活到平反之日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原之下的朋友们而哭泣。37
尽管往往被苏联的正史所忽略，数百万从劳改营和流放地返回家园的人们肯定要使他们到家以后所遇到的成百上千万人大吃一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经让人感到震惊，不过，那是一个宏观事件，直接影响的是党的统治集团。相比之下，早已被认为不在人世的那些人的重新出现则以某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了秘密报告的含义。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秘密实施酷刑、暗中采取暴力的时代。突然间，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劳改营的归来者们直接提供了活的证据。
他们还直接带回了失踪者的消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五十年代，拜访死去和活着的难友家庭，传达口头信息或转述临终遗言成为获释囚犯的生活习惯。为了看望朋友的家人，М.С.罗特福尔特返回哈尔科夫时取道赤塔和伊尔库茨克。38古斯塔夫·赫林对其劳改营难友科鲁格洛夫将军的家人进行了一次令人尴尬的拜访，将军的妻子以赫林不能把将军在劳改营里增加了刑期的消息告诉他们的女儿为由，不停地看表，请求赫林赶快离开。39
回家的囚犯也是使上司、同事以及最初送他们进监狱的那些人感到恐惧的一个原因。安娜·安德烈耶娃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从卡拉干达和波特马开往莫斯科的每一列火车上都挤满了获释的囚犯。“所有事情充满了喜悦和悲伤，因为人们就要见到使他们被判刑的人、使别人被判刑的人。这是快乐的，也是悲哀的，莫斯科很快就将到处弥漫着这种情绪。”40在他的小说《癌病房》中，索尔仁尼琴想象了一位身患癌症的党组织负责人听到妻子对他说应当给一个以前的朋友—为了占有其公寓他亲自告发了这个朋友—平反之后的反应：
一阵虚弱感控制了他的全身—他的臀部、他的肩膀；胳膊同时也发软，肿瘤似乎让他的脑门两侧痛不欲生。“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他用一种可怜、虚弱的声音抱怨道。“难道我还不够倒霉？”他的头部和胸口因为无泪的抽泣抖得更加厉害了……
“他们有什么权力现在把这些人放出来？他们没有同情心吗？他们怎么竟敢造成这种创伤！”41
内疚的感觉可能是难以忍受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之后，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和非常可怕的文学官僚—成了一名酒鬼。他在喝醉以后向一位朋友承认，作为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他曾经同意逮捕了许多他明知道是清白无辜的作家。法捷耶夫第二天便自杀了。据说，他留下一封写给中央委员会的遗书，遗书上只有一句话：“射出的这颗子弹适用于斯大林的政策、日丹诺夫的美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42
还有一些人精神失常。奥尔嘉·米沙科娃是一名共青团的工作者，她曾告发了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科萨列夫。一九五六年以后，科萨列夫恢复名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开除了米沙科娃。不过。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她继续来共青团大楼上班，在她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上一整天，甚至还休息一下去吃午餐。共青团没收了她的出入证之后，她照样来，在她原来上班的时间站在大门口旁边。在她丈夫调到梁赞工作以后，她仍然每天早晨四点钟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白天站在她以前上班的办公楼前，晚上回家。最后，她被送进精神病院。43
即使结果不是疯癫和自杀，这种困扰着莫斯科社会生活的令人难堪的不期而遇可能也是极其痛苦的。“两种俄罗斯人面对面，”安娜·阿赫玛托娃写道，“坐监狱的人和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44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许多国家领导人个人认识许多劳改营的归来者。根据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描述，一九五六年就有一位这样的“老朋友”出现在赫鲁晓夫的家门口，敦促他加快平反的速度。45更加令人尴尬的是以前的囚犯与他们实际上的监狱看守或办案人员之间的不期而遇。一九六四年发表在罗伊·梅德韦杰夫的地下政治刊物上的一篇用笔名撰写的回忆文章描述了一个人与其以前的办案人员相遇的情形，后者恳求出钱请他喝一杯：“我对他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发生的事情非常多。我斥责了他，因此很快他就想离开。我怕我会失去控制。我感到一种压抑已久的发泄仇恨的强烈欲望，对他和他的同类。”46
与如今成为苏联公民中的春风得意者的老朋友相遇可能也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列夫·拉兹贡在归来十几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遇见一位好朋友：“他看见我……仿佛我们昨天晚上才分开。当然，他对奥克萨纳的死表示哀悼并且问候了叶莲娜。不过，这一切都是以一种例行公事的简捷方式表达的……仅此而已。”47尤里·东布罗夫斯基把他对一个朋友姗姗来迟的慰问的感觉写进一首题为《致一位著名诗人》的诗里面：
甚至我们的孩子也不为我们感到难过
甚至我们的妻子也不需要我们
只有看守动作利索地向我们开枪
把我们这些人当做靶子……
你来来往往于饭店酒楼
杯盏之间谈笑风生，
你了解所有事，接受所有人
但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死去。
那么，现在就请向我解释，为什么
当他们重新审查斗争的命令
而我也从北方的墓穴中爬出来时
你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位英雄？
女人们正在舔你的双手—
这是因为你的勇敢？因为你所经受的苦痛？48
列夫·科佩列夫写道，归来以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与成功人士打交道，更喜欢与失意者来往。49
如何与朋友和家人谈论劳改营—以及谈论劳改营到什么程度—是使获释囚犯痛苦的另一个原因。许多人试图对他们的子女隐瞒真相。直到成年，火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女儿才被告知她的父亲坐过监狱，当时她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其中问到她的亲人当中是否有人曾经被捕。50许多囚犯离开劳改营时曾被要求签署禁止他们谈论与劳改营有关的任何事情的文件。这吓得一些囚犯噤若寒蝉，不过吓不住另一些人。苏珊娜·佩乔拉离开劳改营时当场拒绝签署这些文件，而且—用她自己的话说—“从那以后一直在谈论劳改营”。51
还有一些人发现，即使不是完全不感兴趣，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并不想知道与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或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有关的特别详细的细节。朋友和家人不仅非常害怕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而且非常害怕可能了解到他们所爱的人的某些事情。在其长篇小说三部曲《莫斯科传奇》中，小说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儿子—用一段看似真实的悲惨而可怕的情节描写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分别在集中营里服刑多年之后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他马上注意到，她看上去身体过于健康：“先告诉我你是如何使自己没有变丑的……你甚至没有显得消瘦！”丈夫问道，他非常清楚女人在古拉格生存可能采取的所有手段。当天晚上，他们离得远远的躺在床上，无话可说：“忧郁和悲痛深深地灼伤了他们。”52
作家兼民谣诗人布拉特·奥库贾瓦也曾写过一篇小说，讲述一个男人与在劳改营里服刑十年的母亲相遇的故事。这个男人高兴地期待母亲的归来，他想象着，他将在火车站接到她，两人泪流满面但幸福快乐地重聚之后带她回家吃晚饭，跟她讲讲自己的生活，甚至可能去看一场电影。然而，他接到的却是一个没有眼泪、表情疏离的女人：“她看着我却没有认出我，她的面部表情冰冷僵硬。”他以为她是身体虚弱，而对感情受到伤害—成百上千万人必须共同体验的一种经历—没有丝毫心理准备。53
真实的故事往往同样凄凉绝望。娜杰日达·卡普拉洛娃八岁时与母亲分离，她描写了十三年后与母亲相见的情形：“我们是母亲和女儿，有可能成为最亲密的人，然而我们却形同陌路，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主要是哭泣和沉默。”54另一名囚犯叶夫根尼·格涅金十四年后与妻子重聚，可是发现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感到，这些年里他“成熟了”，而她仍然保持原样。55一九四八年与她的儿子团聚后，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不得不小心翼翼：“我害怕跟他谈论我所了解的‘另一方面’的任何事情。我肯定可以使他相信我们的国家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使他相信他的偶像斯大林其实一点也不完美，但是，我的儿子只有十七岁。我不想让他什么都知道。”56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与苏联社会不和谐。也许出人意料的是，许多归来者反而渴望重新加入共产党，他们不仅是为了得到特权和地位，而且是为了像过去那样再次体验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正式成员的感觉。“对于某种信仰体系的忠诚可能具有非理性的深层原因，”历史学家南希·阿德勒试图这样解释一名囚犯恢复党籍之后的以下感受：
我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得以生存的最重要因素是我对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及其人道主义原则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正是党给了我经受他们考验的物质力量……恢复我原有的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57
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达尔更进了一步，她认为，党的概念和苏联的集体意识形态有助于人们从他们所受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苏联人看来好像确实习惯于通过工作、唱歌、挥舞红旗来接受说不清损失的过去。现在有些人觉得这很可笑，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对已经消失的集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有所留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权主义阴魂不散。”58
尽管他们知道这种奋斗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尽管他们知道这个国家并不像其领导人所声称的那样冠冕堂皇；尽管他们知道苏联的所有城市都是建立在那些被不公正地判处强制劳动的人们的白骨之上的—尽管如此，当他们不再被集体行动所排斥而成为其中的一员时，一些劳改营的受害者仍然感觉心情更好。
无论如何，去过“那里”的人与待在家里的人两者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不可能始终局限于卧室、隐藏在门后。那些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的人仍然活着。终于，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在争取加强党内影响力的赫鲁晓夫开始逐个点他们的名。他宣布，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均“犯有对党、国家、军队和共青团的大批干部非法进行大规模镇压的罪行，而且对处死他们负有直接责任”。更为不祥的是，他还隐晦地暗示，根据“我们掌握的文件”，这些罪行将得到证实。59
不过，在与反对其改革的斯大林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始终没有公布任何一份此类文件。可能是他确实没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做—也可能是这些文件将会暴露他本人在斯大林的镇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替代，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种新策略：他进一步放宽对公开讨论斯大林主义的限制，使其超出党内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了文学界。赫鲁晓夫很可能对苏联诗人和小说家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行为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意识到，在他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发挥某种作用。渐渐地，一些消失的名字开始重新出现在官方刊物上，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消失然后为什么又被允许重新出现。以前不许出现在苏联小说中的人物—贪婪的官僚，归来的劳改营囚犯—开始在发表的小说中出现了。60
赫鲁晓夫发现，所发表的这一类作品能够为他进行宣传：文学家可以通过将过去的罪行归咎于他那些对手而使他们名誉扫地。至少看起来，这似乎就是他决定允许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关于古拉格的最著名的小说—背后的原因。
由于他的文学影响力，也是由于他在使西方公众注意到古拉格存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任何有关苏联劳改营体系的历史肯定应该特别提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过，他那一段作为一名作品拥有广泛读者的著名“官方”作家的短暂经历同样值得一提，因为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一九六二年，当《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首次出版时，解冻正值高峰阶段，政治犯几乎全部被释放，古拉格好像也已成为历史。一九六五年夏天，当一份党的刊物把《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称为“一部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方面均具有明显争议的作品”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形势开始出现逆转，政治犯的数量正以不祥的速度持续上升。一九七四年，当《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关于劳改营体系的三卷本历史巨著—用英文出版时，索尔仁尼琴已被苏联驱逐出境，他的书籍只能在国外出版。苏联的劳改营系统得到稳固的重建，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1
索尔仁尼琴的牢狱生涯以他那一代囚犯的某种典型方式开始。他于一九四一年进入军官培训学校，一九四三年的秋天和冬天在西部前线作战，一九四五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对斯大林进行了某种不够隐晦的批评—不久之后便被逮捕。他所受到的残忍而野蛮的对待使这位当时或多或少还是一名共产主义忠实信徒的年轻军官极为震惊。后来，对那些曾被纳粹德国俘虏过的红军士兵所进行的严厉惩罚使他感到更加震惊。他认为，这是一些作为英雄回国的人。
与典型情况相比，索尔仁尼琴随后的劳改营生涯或许显得略微平淡，这只是因为—多亏在大学学过一些数学和物理—他在一个黑店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第一圈》。除此之外，公平地说来，他是在一系列普普通通的劳改营里服刑，其中包括莫斯科的一个营站，还有卡拉干达特种劳改营联合体的一个营站。他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囚犯。他曾接近管理人员，在觉悟之前当过线人，最终作为一名泥瓦匠在劳改营里干活儿。泥瓦匠是他后来给伊万·杰尼索维奇安排的职业，这名“普通人”囚犯是他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获释之后，索尔仁尼琴在梁赞的一所中学当老师，并且开始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这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成百上千部回忆录充分证明了前苏联囚犯的文笔和才华，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秘密写作多年。最终，真正使索尔仁尼琴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赫鲁晓夫仍在掌权时，他的作品已经在苏联出版。
围绕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其数量之多使得索尔仁尼琴的传记作者迈克尔·斯卡梅尔写道，这件事情“不断被人添枝加叶，以致有时真假难辨”。这部作品获得文学声誉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其发表之前，列夫·科佩列夫—一位莫斯科的文学名人兼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难友—和《新世界》杂志的一位编辑阅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手稿。这位编辑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她将手稿传给《新世界》的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
故事是这样叙述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开始躺在床上阅读《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是，读了几页之后，他被手稿深深打动，以致觉得必须起来正襟危坐地阅读这篇小说。他读了整整一夜，然后等到天一亮便立即冲进办公室，大叫着要打字员打出几份副本来，以便他能分发给朋友，与此同时，他不停地为一位新的文学天才的诞生而欢呼。无论这是否真的发生过，特瓦尔多夫斯基肯定告诉人们这发生过。后来，当索尔仁尼琴听说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值得一个不眠之夜”时，他写信告诉后者，他感到非常高兴。62
小说本身非常简单：它记录了一名普通囚犯生活中的一天。实际上，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即使是当代俄罗斯读者，现在阅读这部小说可能难以理解它为什么会在苏联文学界引起这样一场震动。但是，对于一九六二年阅读它的那些人来说，这部小说带给人们某种启示。不像同时期的另外一些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隐晦地谈论“归来者”和“镇压”，而是直接描写劳改营的生活，直到当时，这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同时，索尔仁尼琴的风格—尤其是他对劳改营俚语的运用—以及他对沉闷、压抑的劳改营生活的描写与当时发表的那些空洞、虚假的小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当时苏联官方的文学信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政治教条的文学翻版。监狱文学像它一样自从高尔基时代以来毫无变化。如果苏联小说中有个贼的话，那么，最终他将幡然悔悟皈依苏联正统信仰。男主人公可能受苦受难，不过，党最终将会让他看到光明。女主人公可能伤心流泪，不过，一旦认识到工作的价值，她将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
相比之下，《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谓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乐观主义的，也不是在讲一个道德故事。小说主人公所遭受的苦难毫无意义。他们从事的劳动把人逐渐熬尽耗干，因此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党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共产主义没有成为胜利者。特瓦尔多夫斯基所赞佩的正是一名苏联作家十分罕见的这种真诚：他对索尔仁尼琴的朋友科佩列夫说，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恰恰也是这一点将使许多读者心烦意乱，尤其是苏联体制内的那些读者。就连《新世界》的一名编辑都觉得这个故事坦率得令人感到不安。他在评论这部小说时写道，“它所显示的生活过于片面和偶然，扭曲并破坏了均衡性。”在习惯了简单结论的人们看来，这部小说的开放性及其对道德标准的漠视让人感到恐怖。
特瓦尔多夫斯基想要发表这部小说，但是他明白，如果直接排印出来送给书报检查官员审查，他们立即就会将其封杀。因此，他打算把《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送到赫鲁晓夫那里，后者可以用它作为对付对手的一种武器。据迈克尔·斯卡梅尔描述，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一篇显然是从这个角度介绍小说作用的序言，然后开始给一些人送去，希望他们能将小说转交赫鲁晓夫本人。63
经过多次反复、多次讨论，并对原稿做了一些修改—说服索尔仁尼琴至少增加一个“正面人物”并且包含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象征性谴责—之后，小说终于送到赫鲁晓夫手里。他对发表表示同意。他甚至称赞这部作品的创作体现了“党的二十二大精神”，这可能意味着，他认为它将骚扰他的对手。最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那一期的《新世界》杂志上。“小鸟飞了！小鸟飞了！”据说特瓦尔多夫斯基拿到第一稿校样时这样喊道。
最初，赞扬的评论令人作呕，尤其是那些赞扬小说符合当前党的政治路线的评论。《真理报》的文学评论员希望，从现在起，“与个人崇拜所进行的斗争”将会“为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提高的艺术价值继续促进它们的涌现”。《消息报》的文学评论员说，索尔仁尼琴“表明，在一项神圣而重要的事业—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作斗争—上，他是党的坚定支持者”。64
然而，这些都不是普通读者的反应，小说在《新世界》上发表之后的几个月，普通读者的来信潮水般地涌向索尔仁尼琴。小说中与苏共新的政治路线相吻合的部分并没有给全国各地写来信件的前劳改营囚犯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喜欢阅读的反而是实际反映他们的感受与经历的那些内容。生怕向最好的朋友吐露自己经历的人们突然感到如释重负。一位女士写信描述了自己的反应：“我泪流满面。我没有擦掉眼泪，因为，刊登在寥寥几页杂志上的这一切所描写的正是我的生活，我内心的生活，我在劳改营度过的十五年里每一天的生活。”
另一封信对索尔仁尼琴说，“亲爱的朋友、同志和兄弟，”然后继续写道：“阅读着您的小说，我想起了西瓦亚马斯卡和沃尔库塔……想起了严寒和暴风雪，想起了蒙受的凌辱和羞耻……阅读的时候我哭了—他们都是熟悉的人物，仿佛来自我所在的劳动队……再次向您表示感谢！请继续本着同样的态度—写下去，写下去……”65
最强烈的反应来自仍被囚禁在劳改营里的那些人。当时正在服他的第二个刑期的列昂尼德·西特科在偏远的橡树劳改营听到了小说发表的消息。劳改营图书馆的《新世界》杂志送到以后，劳改营的几个负责人拿走了整整两个月。最后，囚犯们终于得到了一本杂志，他们举行了一次集体朗诵会。西特科回忆说，囚犯们“屏住呼吸”倾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