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战争爆发 第二十章 “局外人” 第二十一章特赦—及以后 第二十二章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全盛时期 第二十三章斯大林死了 第二十四章囚犯的革命 第二十五章解冻—与释放 第二十六章持不同政见者的时代 第二十七章八十年代：捣毁塑像.2
除了苦难的经历之外，古拉格的居民和其他苏联平民共同享有许多东西。无论是在劳改营的内外，都会发现同样马虎草率的工作习惯、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的愚蠢的官僚作风、同样的营私舞弊以及同样阴森可怕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写作本书期间，我向一位波兰朋友描述了将在本书后面谈到的苏联囚犯所发明的туфта[4]—在要求完成的劳动定额上作弊—方法。他哈哈大笑着说：“你认为是囚犯发明了这种方法？整个苏联都在流行туфта。”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是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 большаязона），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
另外，如果不能认为古拉格与其余苏联人的生活经历完全无关，那么，也就不能把苏联劳改营的故事与涉及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与囚禁、流放、监狱和集中营有关的悠久历史彻底分开。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向社会赎罪”，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同时不再用他们的思想意识或者犯罪行为危害其他人—是一种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传统做法。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统治者将持不同政见者放逐到遥远的殖民地。与离开雅典流亡的痛苦相比，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黑海之滨一个恶臭的港口小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将窃贼流放到澳大利亚。十九世纪的法国将判刑的犯人放逐到圭亚那。葡萄牙则将不良分子送往莫桑比克。22
一九一七年，俄国新的领导人完全不需要到格陵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先例。从十七世纪开始，俄国就有了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国法律首次提到流放是在一六四九年。当时，流放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更加人道的犯罪惩罚方式—比死刑或者烙印、残毁更可取—而且广泛适用于各种轻罪和重罪，从抽鼻烟、算命到谋杀。23大批俄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其中包括普希金—遭到各种形式的流放，而且正是这种流放的可能性也使其他人不得安宁：一八九○年正值其文学声望巅峰期的安东·契诃夫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吃一惊，他前往俄国太平洋沿海的萨哈林岛游历并对那里流刑犯聚集地的情况作了描述。他在离开之前写信向迷惑不解的出版商解释了自己的动机：
我们听任数百万人在监狱里腐烂，毫无意义地腐烂，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是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我们驱赶人们戴着镣铐在寒冷中长途跋涉上万俄里，让他们染上梅毒，使他们堕落，增加了罪犯的数量……可是，这一切却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24
回顾沙皇俄国的监禁制度史，不难发现许多后来应用于苏联古拉格的做法的先兆。例如，像古拉格一样，沙俄从来没有打算把流放到西伯利亚专门用于处罚罪犯。一七三六年的一项法律表明，如果一个村庄裁定村中某人是个影响别人的坏人，村里的长者可以瓜分这个倒霉蛋的财产并且勒令他迁往别处。如果他找不到别的住处，国家就可以把他流放。25实际上，这条法律曾在一九四八年被赫鲁晓夫所引用，作为他那一派赞成流放那些被认为缺乏劳动热情和努力工作精神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有效）依据。26
对只是不合群的人实行流放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政治家的忠告者乔治·凯南[5]在其著作《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中描述了他所考察到的一八九一年时俄国“行政流放”的程序：
惹人讨厌的人也许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在地方当局看来，他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有损于公共秩序”或者“与社会的安定不和谐”，他就可能无端被捕，可能被关进监狱两个星期至两年，然后可能被强制迁往帝国疆界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管一段时间，从一年到十年。27
行政流放—它不必经过审判程序—不仅对于捣乱分子、而且对于沙俄政权的政敌都是一种理想的惩罚措施。这些政敌最初有许多是反对俄国强占他们领土和财产的波兰贵族。后来的被流放者当中有宗教反对派以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革命”团体和秘密会社成员。尽管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最著名的“强制移民”曾经受到审判，因而不属于行政流放的范畴，但是他们同样属于政治犯：这是一些十二月党人，一批在一八二五年策划了一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未遂起义的上层贵族人士。沙皇还以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的报复行为判处五名十二月党人死刑。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贵族身份并把他们戴上镣铐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人的勇气非凡的妻子陪伴他们去了那里。其中只有少数人活到了三十年后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特赦他们的时候，回到圣彼得堡的家中时，他们已是身心俱疲的老人。28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政治犯，他于一八四九年被判处四年苦役。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他写了《死屋手记》，至今仍然是受到最广泛阅读的描述沙皇俄国监禁制度的作品。
像古拉格一样，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产生的。沙俄统治者同样想用流放政治犯和刑事犯来解决一个让人头疼了几个世纪的经济问题：占俄罗斯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的人烟稀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沙俄帝国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基于这种考虑，俄国政府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判处一些囚犯强制劳动—一种被称为苦役的惩罚方式。苦役（кaторга）源于希腊语的kateirgo一词，有“强制”之意。苦役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已经开始使用囚犯和农奴修建道路、要塞、工厂、船舶并且参加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一七二二年，他发布了一项更为明确的命令，要求把囚犯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一起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达斡里亚银矿一带。29
在其统治时期，彼得大帝对强制劳动的使用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实际上，几十万农奴罄其生命建设圣彼得堡的史实对于后世影响极大。许多人死于建设过程中—而城市却成为进步和欧洲化的象征。方法是残忍的—可是国家因此而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他的沙皇继任者为什么乐于采用苦役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激赏者之一。
不过，在十九世纪，苦役仍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惩罚方式。一九○六年，只有大约六千名苦役犯正在服刑；俄国革命前夕的一九一六年，只有大约两万八千六百名。30具有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的是另外一类苦役犯：强制移民。他们被判处流放而不是坐牢，发配到视其潜在经济价值而选定的这个国家的人烟稀少地区。仅仅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年间，就有大约七十二万名强制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前往。
他们—这些不用囚禁的劳役犯—逐渐成为俄罗斯那些杳无人烟、矿藏丰富的荒凉地区的常住居民。31
他们的刑罚并不一定容易忍受，一些移民觉得他们的命运比服苦役的囚犯还要苦。发配到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的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32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途中，安东·契诃夫遇见这样一些流放的移民并对他们作了描述：“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33
但是，并非所有被流放者都是不幸和颓废的。西伯利亚远离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亚洲地区的官员相对宽容，当地贵族更是稀缺。有时，比较富有的流放者和获释的犯人建起了宽敞的住宅。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成为医生和律师，或者去管理学校。34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她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35
到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已经祛除了以往某些苛刻严酷的成分。十九世纪吹遍整个欧洲的监狱改革之风最终也把俄罗斯卷了进去。制度更温和，管理更宽松。36实际上现在看来，与后来所出现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一批为数不多的即将成为俄国革命领导者的人来说，通往西伯利亚之路当时已经几乎不能算是什么严厉的处罚，即使它也并不令人舒服愉快。在狱中时，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受到一定的优待，因此获准拥有书籍、纸张和书写工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6]后来回忆，在圣彼得堡的施吕塞尔堡要塞羁押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威廉·詹姆斯、弗雷德里克·W.泰勒[7]、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著作。37即使按照后来的标准，布尔什维克也算吃得好、穿得好，甚至还有人给精心理发。一九○六年关押在彼得和保罗要塞的托洛茨基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戴着眼镜，身穿西服，打着领带，衬衫的雪白衣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身后门上的窥视孔提供了他身在何处的唯一线索。38一九○○年他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时所拍摄的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头戴皮帽，身穿厚实的外套，身边围着一群同样脚蹬皮靴身穿皮衣的男男女女。39所有这些东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古拉格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即使沙俄时期的流放生活的确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也总是不断有人逃跑出来。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他逃跑了三次，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省，两次从沃洛格达省—这个地方后来布满了劳改营。40因此，他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他的俄国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这样表述他的看法：“你不必去劳动。你可以沉思默想自己的心事，你甚至可以逃跑，只要你想这么做。”41
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的西伯利亚经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作为基础的早期模式—以及一个应当汲取的教训：惩罚制度必须特别严厉。
如果古拉格是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也是欧洲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不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制度或者建立了集中营体系的欧洲国家。将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进行对比并非写作本书的目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随便就能忽略的。两种集中营体系大致于同一个时期建立在同一块大陆上。希特勒听说过苏联的劳改营，斯大林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经历并描述了这两种集中营的囚犯大有人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两种体系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首先，它们具有亲缘关系是因为，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均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接踵而至的俄国内战的野蛮经验。战争期间工业化手段的广泛运用在当时引起了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强烈反应。可是，几乎没有人—当然，数百万名受害者除外—注意到工业化监禁手段的广泛运用。从一九一四年起，交战双方开始建立遍布欧洲的拘禁营和战俘营。一九一八年，在俄国领土上有二百二十万名战俘。新技术的应用—批量生产枪炮、坦克甚至带刺铁丝网—使得建立当时这些以及后来那些集中营成为可能。实际上，首批苏联劳改营中有一些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基础上建立的。42
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具有亲缘关系还因为它们共同属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更加广义的集中营史。说到集中营，我指的是为关押那样一些人而设立的监禁营：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不像刑事犯监禁营或战俘营，集中营是为某一特定类型的非刑事平民囚犯建立的，他们如果不是某个“反对派”的成员，至少也是因其种族或可能的政治见解而被认为对社会充满危险或对社会无关紧要的某一类人。43
根据这一定义，第一座现代集中营并非建于德国或俄国，而是一八九五年建于殖民地时期的古巴。那一年，在努力平息了一系列当地人的暴动之后，西班牙帝国开始制订一项重新集中政策，打算把古巴农民迁离他们的土地，“重新集中”在营地里，从而使暴动者失去食物、保护和支持。一九○○年，重新集中这一西班牙语词汇已被翻译成英语，并被用来描述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由于类似的原因而开始实施的类似的英国计划：为了使布尔人战士失去保护和支持，布尔人居民被“重新集中”在营地里。
从那以后，这一概念在更大的范围蔓延开来。例如，由英语的“集中营”翻译过来的концлагерь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俄语中，这似乎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对布尔战争史的熟悉了解。44一九○四年，德属西南非的德国殖民者同样采用了英国模式，只是稍微作了一点改动：在把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一个名叫赫雷罗的部族—关押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为德国殖民者劳动。
在最初的这些德国—非洲劳动营与三十年后建立在纳粹德国的那些集中营之间，存在着某些奇妙而神秘的联系。例如，由于这些南部非洲的劳动聚居营地，一九○五年，Konzentrationslager[8]一词首次出现在德语中。德属西南非洲的首任帝国地方长官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戈林的博士，他是一九三三年建立第一批纳粹集中营的赫尔曼·戈林[9]的父亲。德国首例关于人类的医学实验也是在非洲的劳动营里进行的：约瑟夫·门格勒[10]的两位导师特奥多尔·默利松和欧根·菲舍尔对赫雷罗人进行了研究，后者试图证明他的白色人种优越论。但是，他们在信仰方面并无与众不同之处。一九一二年，一本德国畅销书《德意志思想在世界》宣称：
总之，没有什么可以让明智的人们相信，对于人类的未来，保护南部非洲黑人部落比欧洲列强和白人种族的扩张更重要……只有当土著人在优越种族的帮助下学会生产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才能说他们在道德上拥有了存在的权利。45
当这种理论被如此罕见地明确表达出来时，类似的观点常常隐藏在殖民地传统行为的表面下。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主义的某些方式既充实了白色人种优越的神话，又使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使用暴力合法化。因此可以说，一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腐朽经验帮助铺设了通往二十世纪欧洲极权主义的道路。46而且不仅是欧洲的极权主义：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后殖民地国家的现实范例，像其殖民主义主子所曾做过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开始囚禁批评他们的人。
曾经相当成功地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征服了本国土著民族的俄罗斯帝国也不例外。47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次宴会上，安娜的丈夫—他是负责“土著部族”事务的官员—大谈优越文明同化低劣文明的必要性。48像所有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一样，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俄罗斯帝国对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楚克奇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征服。他们—对被压迫民族命运的兴趣完全是在其他方面的这些人—对此并不特别在意这一事实本身，预示了某些与他们没有表明的设想有关的事情。
不过在当时，欧洲集中营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完整的有关南部非洲或者东西伯利亚的历史意识：某些种类的人比其他种类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而且，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也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并消灭的“敌人”或“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在纳粹德国，第一批攻击目标是残疾人和智障者。后来，纳粹把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人集中起来。在苏联，受害者最初是被指控为前政权支持者的所谓“旧人员”，后来则是“人民的敌人”。后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不仅包括被现政权视为政敌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和种族，只要他们（由于同样含糊不清的原因）看上去似乎对苏维埃国家或斯大林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在不同的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过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鞑靼人和—在他死去之前—犹太人。49
虽然这些种类并不全是任意划定的，它们也不都是一成不变的。汉娜·阿伦特在半个世纪以前写道，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设计了“目标反对派”或“目标敌人”，他们的“身份根据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因此，在一类人被消灭之后，立即向另一类人宣战”。基于同样的原因，她接着写道，“极权主义国家警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做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50问题再次回到了原处：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
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首先由修辞学开启。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描写了他是如何猛然意识到犹太人应当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社会生活中“任何可疑的事业、任何丑恶的形成”都与犹太人有关的：“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烂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51
列宁和斯大林也是首先指责“敌人”造成了苏联经济的无数次失败：他们是“破坏者”和“怠工者”以及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从逮捕的浪潮开始泛滥的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把这种修辞学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他把“人民的敌人”贬为害虫、垃圾、“有害的杂草”。他还说他的反对者“肮脏下流”，必须“不断进行清洗”—这和纳粹把犹太人与害虫、寄生虫、传染病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52
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介事地将其合法地孤立起来。在被实际驱赶到一起并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犹太人首先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禁止他们担任公务员、律师和法官；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结婚；禁止他们上雅利安人的学校；禁止他们悬挂德国国旗；强迫他们佩戴大卫王之星[11]的黄色标志；他们还在街上遭到殴打和侮辱。53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敌人”实际被捕之前，他们同样在公众集会上受到例行的羞辱；失去工作；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厌恶他们的配偶与他们离婚；愤怒的子女谴责他们。
在集中营里，将敌人非人化的做法变本加厉更为极端，这既有助于恐吓受害者，又增强了加害人对其行为合法性的信心。在对特雷布林卡集中营[12]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所进行的长篇访谈中，采访者吉塔·塞雷尼问施坦格尔，为什么在杀害集中营的囚犯之前还要殴打、羞辱他们并且剥去他们的衣服。施坦格尔回答道，“为了使那些必须实施这些行为的看守保持状态。为了使他们能够继续采取他们已经采取过的行动。”54在《恐怖的秩序：集中营》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佐夫斯基也证明，纳粹集中营囚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毫无遗漏地体现在集中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同样被撕破的衣服，到隐私被剥夺、到粗暴的管理、到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
在苏联的劳改营体系中，将犯人非人化的做法同样是在逮捕那一瞬间就开始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接着是把犯人的衣服扒光并且剥夺他们的身份、不许他们与外界联系、对他们拷打、刑讯并—在他们经受过所有的考验之后—对他们进行荒唐的审判。根据苏联特有的一种非人化的新花样，犯人被有意识地“逐出”苏联的社会生活，不许他们称别人为“同志”，而且从一九三七年起，无论他们表现多么出色或者工作多么努力也不许他们获得令人羡慕的“劳动突击手”称号。据许多囚犯说，悬挂在苏联各个家庭和办公室里的斯大林肖像，几乎从来没有在劳改营和监狱里面出现过。
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劳改营与纳粹的集中营完全一模一样。正如任何具有纳粹大屠杀常识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将会发现的那样，苏联劳改营体系内的活动在许多方面与纳粹集中营体系有着微妙而明显的差别。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安排有所不同，看守和惩罚的方式有所不同，宣传手段有所不同。古拉格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此经历过相对残忍和相对人道的不同时期。纳粹集中营的历史比较短，因此几乎没有变化：它们只是变得残忍更残忍，直到被撤退的德军清理或者被涌入的盟军解放。古拉格同时包括各种各样的劳改营，从科雷马河流域的夺命金矿到莫斯科郊外的“豪华”秘密研究所—囚犯科学家在那里为红军设计武器装备。虽然纳粹体系也有不同类型的集中营，但是范围却要狭窄得多。
我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种差别是两个体系的主要不同点。第一种差别是，苏联对“敌人”的界定通常要比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界定模糊得多。除了极少数异乎寻常的例外，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犹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没有哪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会头脑清醒地指望幸免一死，而且所有犹太人始终具有这种认识。当数百万苏联囚犯担心他们可能会死—而且数百万囚犯已经死去—的时候，并没有哪一类囚犯必定会死。有时候，某些囚犯可能由于从事相对轻松的劳动而改善了自己的命运，例如工程师或地质学家。在每一个劳改营的内部都存在着囚犯的等级制度，有些囚犯会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或者借助于他人往上爬。另外，当古拉格因妇女、儿童和老人感到自身负担过重时，或是当需要士兵上前线去打仗时，它会大规模特赦释放囚犯。各种“敌人”不分类别因身份改变而意外受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三九年，斯大林逮捕了几十万波兰人，然后，在一九四一年，当波兰和苏联暂时成为盟友时，斯大林又把他们从古拉格里释放出来。相反的情况也是事实：在苏联，害人者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古拉格的看守、管理人员、甚至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也会被捕然后发现自己也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没有哪一棵“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苏联囚犯群体始终生活在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之中。55
回到前面，正如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越来越清楚的那样，第二种差别是，按照创建古拉格的那些人的—无论是私下表达的还是公开宣传的—考虑，古拉格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人道的。在古拉格体系中，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铁矿石一样。看守随意驱使他们，装上或者卸下牛车，掂量权衡他们，如果看他们可能有用就给他们吃的，否则就让他们挨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是具体化和商品化的被剥削者。除非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生命在其主人看来毫无价值。
不过，他们的遭遇与犹太人以及被纳粹送往特别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的遭遇完全不同。这些特别集中营不叫Konzentrationslager而叫Vernichtungslager[13]—实际上根本不是“劳动营”而是死亡工厂。有四座这样的集中营：贝乌热茨[14]、海乌姆诺[15]、索比堡[16]和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17]和奥斯维辛[18]包括劳动营和死亡营。关进这些集中营之后，将对囚犯进行“挑选”。极少数囚犯被送去强制劳动几个星期。其余的则被直接送进毒气室，在里面遭到杀害之后立即被焚尸灭迹。
就我所能确定的而言，纳粹大屠杀高峰时期所采用的这种独特的杀人方式并没有对应的苏联模式。准确地说，苏联采用别的方法对其数十万公民进行大屠杀。一般情况下，当局在夜间把这些公民驱赶到森林里，让他们一排排站好，接着向他们的头部开枪，然后把尸体埋进事先挖好的万人坑，地方通常靠近某个集中营。这是一种在“工业化”程度和隐匿死者身份方面均不亚于纳粹手段的杀人方式。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苏联秘密警察使用废气—毒气的早期形式—杀害囚犯的记述，与纳粹分子早年所为如出一辙。在古拉格的劳改营里，通常也有囚犯并非死于抓人者的屠杀，而是死于严重的效率低下和玩忽职守。56实际上，某些时候在某些苏联劳改营，死亡肯定将会落到那些被挑选出来在冬天的森林里伐木或者在条件恶劣的科雷马金矿干活儿的囚犯头上。还有一些囚犯被锁在单人禁闭牢房里冻饿至死，或者躺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医院里得不到治疗，或者被随意地以“企图逃跑”为由直接开枪打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苏联的劳改营体系并没有被蓄意安排大批生产尸体—即使有时它这样做过。
这是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它们并非无关紧要。尽管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的确属于同样的认知和历史传统，然而，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政权所建立的集中营体系之间都是独立有别的。一般说来，集中营的概念足以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情况，不过，即使是对涉及多种文化的集中营历史所进行的表面研究也会显示，具体的细节—如何安排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它们如何逐渐严格或松懈、它们如何保持残忍或开明—取决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政权。57对于那些被监禁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对于他们的生活、健康和生存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体系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在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你可能死于德国的森林或者西伯利亚的荒原，你可能死于一次矿井事故，你也可能死在运牛的火车上。但是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
注释：
1引自斯蒂芬·F.科恩所编《不再沉默：苏联的自由言论》，第39页。
2乔治·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第102-120页。
3 Н.Г.奥霍京和 А.Б.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1923-1960》。
4见本书附记，它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些统计数字。
5皮埃尔·里古洛：《沉重的眼睑》，第1-10页。
6引自保罗·约翰逊所著《知识分子》，第243页。
7引自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所著《极权主义的诱惑》，第77页。
8马丁·艾米斯：《令人担忧的科巴：笑声和二十世纪的大众》（科巴是斯大林曾经使用过的化名，取自格鲁吉亚作家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长篇小说《弑父者》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约翰·劳埃德：《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左派》，载二○○二年九月二日第十五卷第七百二十二期《新政治家》，第12-15页；《击中与未中》，载二○○二年九月三日《卫报》。
9罗伯特·瑟斯顿：《在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惧，1934-1941》。罗伯特·康奎斯特：《恐怖微不足道，几乎无人死亡》，载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10这件事一九九四年发生在本书作者身上。“过于反苏”这句话直接引自一封来信。《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最后刊登了那篇文章的一个经过大段删减的版本。
11《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东西方之间》（纽约，1994）的书评〕，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纽约时报书评》。
12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论述见马丁·马利亚的文章《审判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载二○○二年秋季第六十四期《国家利益》，第63-78页。
13韦布夫妇：《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第31页
14引自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大清洗：重新评价》，第465页。
15参见作为美国共产党档案史的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弗里德里克·弗索夫所著《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世界》和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基里尔·安德森所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苏维埃世界》。
16引自尼古拉·托尔斯泰所著《斯大林的秘密战争》，第289页。
17详见D.M.托马斯所著《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生活的世纪》，第489-495页和迈克尔·斯卡梅尔所著《索尔仁尼琴传》。把索尔仁尼琴描绘成酒鬼的企图（斯卡梅尔：《索尔仁尼琴传》，第664-665页）尤其拙劣，因为众所周知他讨厌喝酒。
18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第824-825页。
19理查德·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112和226-227页；威廉·莫斯科夫：《让人头疼的面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食品供应》。
20莉季娅·金斯堡：《围困日记》，第36页。
21叶莲娜·科日娜：《穿过燃烧着的干草原：战时俄国回忆录，1942-1943》，第5页。
22艾尔兹贝塔·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1815-1914）》，第15页。
23乔治·凯南：《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第74页。
24安东·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371页。
25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16-17页。
26 В.П.波波夫：《不为人知的赫鲁晓夫倡议（为一九四八年的强制迁移农民令所做的准备）》，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国家档案》，第31-38页。
27乔治·凯南：《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第242页。
28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65-85页。
29叶夫根尼·阿尼西莫夫：《彼得大帝的改革：通过在俄罗斯实行高压统治所取得的进步》，第177页。
30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I/76
31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44-64页。
32同上，第161页。
33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52页。
34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161-174页。
35克里斯蒂娜·萨瑟兰：《西伯利亚公主》，第271-302页。
36布鲁斯·亚当斯：《刑罚政策：俄罗斯的监狱改革，1863-1917》，第4-11页。
37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和悲剧》（哈罗德·舒克曼英译），第9页。
38这张照片出现在奥兰多·菲格斯所著《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1891-1924》一书及其他地方。
39这张照片出现在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托洛茨基：不朽的革命者》一书中。
40艾伦·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似的人生》，第28-45页。
41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9页。
42若埃尔·科特克和皮埃尔·里古洛：《集中营的世纪》，第97-107页；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1-12页。
43我在《恐怖的历史》一文中对这一定义作了详细说明，见二○○一年十月十八日《纽约书评》。
44米哈伊尔·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43页。
45引自科特克和里古洛所著《集中营的世纪》，第92页。
46关于集中营历史背景的这些记述根据科特克和里古洛所著《集中营的世纪》，第1-94页。
47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270-285页。
48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08412页。
49关于斯大林对“敌对”种族群体之态度的详细论述见特里·马丁所著《积极行动的帝国：苏联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
50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22123页。
51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24页。
52阿米尔·韦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自然、环境与记忆：勾勒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民族主体的轮廓》，载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百○四卷第四期《美国历史评论》，第1121-1136页。
53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488页。
54吉塔·塞雷尼：《深入黑暗》，第101页。
55感谢特里·马丁帮我弄清了这一点。
56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第5页。
57林恩·维奥拉在富农流放的问题上指出了这一点。
58更多的细节见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文章《恐怖的历史》，载二○○一年十月十八日《纽约书评》。
第一部分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