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高兴得太早
让某位圣贤宣告
伤口不会重新绽裂
邪恶的人群不再冲动。
而我则冒着仿佛弱智的危险；
任由他信口开河。我坚定不移地认为
斯大林没有死。
似乎只有死亡才是问题
而消失在北方的那些籍籍无名的人则无关紧要。
灌输到我们心中的邪恶，
难道真的不再为害？
只要穷人仍然远离财富
只要我们没有停止撒谎
那就不能打消忧虑
斯大林没有死。
—鲍里斯·奇奇巴宾，《斯大林没有死》，一九六七年1
斯大林的死确实标志着苏联大规模强制劳动时代的终结。尽管苏联的高压政策在随后的四十年时间里采取了一些非常严厉的形式，但是，不曾有人再次提议恢复大型的劳改营。没有人试图使劳改营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利用它们监禁数百万囚犯。秘密警察不再控制国家生产力的这一大块，劳改营的官员们也不再认为自己担任着大型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就连卢比扬卡的大楼—战后克格勃的总部—都关闭了设在其中的监狱：一九六○年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U-2型侦察机飞行员加里·鲍尔斯是卢比扬卡监狱的牢房所关押的最后一名囚犯。2
不过，劳改营并没有完全消失。苏联监狱所属的系统也没有变成一个只为刑事犯而设的“普通”刑罚系统。它们反而有所发展。
首先，政治犯的含义引申了。在斯大林时代，镇压系统好像一个巨大的轮盘赌：所有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被逮捕—农民、工人和党的官员均不能幸免。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秘密警察偶尔还会像安娜·阿赫玛托娃所曾指出的那样“不为什么事情”而抓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的克格勃总是因为某件事情而抓人，如果不是因为真正的犯罪行为，那么就是因为文学、宗教或者是在政治上反对苏维埃制度。新一代的政治犯—通常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被称为“政治犯”—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他们自认为是政治犯，也被当做政治犯对待。当局把他们与刑事犯分开关押，发给他们不同的囚衣，对他们实施不同的管理。他们还将终生带着持不同政见者的标签，工作当中受到歧视，而且被亲戚和邻居所怀疑。
政治犯的数量也比斯大林时代少得多。七十年代中期大赦国际估计，一百万苏联囚犯中的政治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被监禁在两个“政治犯”劳改营联合体，一个在莫斯科南面的莫尔多维亚，一个在乌拉尔山脉西麓的彼尔姆。3在某个特定的年份，公开逮捕的政治犯不过只有数千人。尽管在任何其他国家这都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它肯定低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标准。
据前劳改营囚犯说，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九五七年，随着同情这场暴动的苏联军人和平民的被捕，这一类新型囚犯就开始在劳改营里出现。4大约在这个时间前后，第一批人数不多的“被拒移民者”—当局拒绝批准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也出现在苏联的监狱里。比姆·金德勒是战后被滞留在苏联境内的一名波兰犹太人，一九五八年，苏联当局以其将趁机移居以色列为由拒绝了他返回波兰的要求。5
五十年代后期还逮捕了第一批苏联浸礼会教友—他们很快将会成为带刺铁丝网里面最大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以及其他宗教派别的成员。一九六○年，持不同政见者亚伯拉罕·希夫林甚至在波特马政治犯劳改营的禁闭牢房里遇见过一群旧礼仪派教徒。这些人是古老的正教仪式的追随者，一九一九年，他们的教众迁移到乌拉尔山脉北部的原始森林，完全秘密地生活在那里，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克格勃的直升飞机发现他们为止。希夫林遇见他们时，由于断然拒绝为反基督的苏维埃政权干活儿，他们已经成为劳改营禁闭牢房的定居者。6
希夫林本人也代表了囚犯的一种新的类型：“人民的敌人”的子女。五十年代后期，这些人发现自己难以融入苏联社会的正常生活。随后若干年，一代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的大批成员将从斯大林受害者的子女或者亲属中产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梅德韦杰夫孪生兄弟若列斯和罗伊。历史学家罗伊成为苏联地下刊物最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之一；若列斯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结果被关进精神病院。两兄弟是一个“人们的敌人”的儿子：在他们还是孩子时，他们的父亲遭到逮捕。7
还有另外一些人。一九六七年，被斯大林镇压的一些共产党员的四十三名子女发表了一封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新斯大林主义的威胁发出警告。这是最早向当局表示抗议的多封公开信中的一封，写信的人包括一些地下刊物出版人和持不同政见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自己很快将会被捕入狱：亚基尔将军的儿子彼得·亚基尔，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儿子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拉里莎·博戈拉兹，后者的父亲因参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而在一九三六年被捕。一位家人的劳改营经历似乎足以使这个家庭的年轻成员成为激进派。8
如果说囚犯的类型发生了变化，那么，法律制度的某些方面同样发生了变化。一九六○年—在人们的记忆中通常作为解冻达到顶点的一年—一部新的刑法典制定出来。毫无疑问，新的刑法典更加开明。它明确废除了夜间审讯，并且限制了（负责政治案件调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管理监狱系统的）内务部的权力。它赋予检察官更大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它废除了可恨的第五十八条。9
其中一些变化被认为是改头换面理所当然地可以不予考虑，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文字游戏而没有多少实质性变化。“你错了，”几年之后，在从监狱偷偷带出来的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小说家尤里·达尼埃尔对这位朋友说。“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坐牢那你就错了。我是被‘隔离起来接受审查’，因为我没有被投入牢房而是被‘安置在一个禁闭室’。这里也不是由看守而是由‘管理员’负责的，另外，这封信不是从一个集中营而是从一个‘机构’寄出的。”10
达尼埃尔的另一种看法也有道理：如果当局怀疑某人思想异端而想逮捕他的话，他们仍然可以得逞。取代第五十八条，刑法典设立了关于“反苏鼓动与宣传”的第七十条和关于“组织针对国家的特别危险的犯罪活动以及参加反苏组织”的第七十二条。另外，当局还增加了关于“违反政教分离法”的第一百四十二条。也就是说，如果克格勃因为某个人的宗教信仰而想逮捕他的话，他们仍然可以得逞。11
不过，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完全一样。在后斯大林时代，当局对形式变得更加敏感—检察官、囚犯、劳改营看守、监狱看守也是如此—而且确实努力争取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例如，当实践证明第七十条过于笼统以致不能给当局认为必须投入监狱的每一个人定罪时，他们为刑法典增加了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该条款禁止“口头散布蓄意捏造的诋毁苏联政治社会制度的言论”。司法体系看上去必须像一个司法体系，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它徒有其名。12
另外，显然是针对旧的三人小组和特别委员会制度，新的法律规定，被捕者必须在法院受审。结果证明，这将给苏联当局带来的麻烦比他们预料到的大得多。
尽管不是利用新法律中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任何条款给约瑟夫·布罗茨基定的罪，对他的审判仍然在许多方面成为新时代来临的一个预兆。审判进行本身完全是一件新鲜事：以前，除了事先安排的之外，还没有公开审判过让国家感到头疼的人，即使他们受到审判。更为重要的是，布罗茨基在法庭上的表现足以证明，与索尔仁尼琴相比、与不久之前的政治犯相比，他已经属于不同的一代。
布罗茨基曾经写道，他那一代人“免遭”思想灌输的洗脑，而这正是稍微年长一些的人不得不忍受的一种经历。“我们从战后的废墟上成长起来，当时国家忙于修补自己的门面，因此不大顾得上我们。我们进了学校，无论在那里向我们讲授的是什么高雅的废话，苦难和贫困随处可见。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掩盖一片凋零。”13
如果是俄罗斯人，布罗茨基那一代人通常凭借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所无法表现的文学或者艺术品味达到对苏联现状的批判。如果是波罗的人、高加索人或乌克兰人，他们更有可能凭借从其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取得成功。布罗茨基是一个典型的列宁格勒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拒绝接受苏联的宣传，而且在十五岁时从中学退学。二十岁出头，他在列宁格勒的文学界已经非常有名。年迈的阿赫玛托娃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他的诗歌在朋友当中流传，在秘密举行的文学聚会上朗诵—文学聚会也是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的另外一种新生事物。
可以预见，所有这些非官方的活动将使布罗茨基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布罗茨基先是受到骚扰，然后遭到逮捕。逮捕他的罪名是“寄生虫”：因为布罗茨基不是作家协会认可的诗人，他被当做一个流浪汉。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他受审的过程中，国家提供多名—布罗茨基大都不认识的—证人证明他“道德败坏，逃避兵役，而且是一个反苏诗歌的写作者”。为他进行辩护时出示了包括阿赫玛托娃在内的一些著名诗人和作家所提供的书面或口头证言。对于所有这些辩护，检方证人愤怒地作出了回应：
这只不过是一些他想象出来的朋友，他们提供一切需要的东西要求“救救这个年轻人！”但是，应当判他强制劳动，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也没有什么想象出来的朋友。我个人并不认识他，我从报纸上了解了他。我还研究了这些证明。我对这些使他推迟服役的证明表示怀疑。我不是医生，但我表示怀疑。14
显然，这场审判不仅是针对布罗茨基的，而且是针对残余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由于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嫌疑以及他们对于“劳动”的鄙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组织这场审判的人准确地击中了他们的目标：布罗茨基的确反对苏维埃政权；他的确鄙视无意义、无成效的劳动；他的确代表了一个疏离社会的阶层，代表了一批对解冻之后的严厉限制政策深感失望的人。非常清楚这一点的布罗茨基对于自己的被捕并不感到吃惊或意外，审判也没有让他心慌意乱。相反，他与法官唇枪舌剑：
法官：你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我是一个诗人。
法官：谁承认你是诗人？谁给你权力把自己称为诗人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谁给我权力作为人类一员的？
法官：你为此进行过学习吗？
布罗茨基：为了什么？
法官：为了成为一个诗人。你为什么不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培养你，你可以在那里学习。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诗歌是个学习的问题。
法官：那它是个什么问题？
布罗茨基：我认为它是……来自上帝的一份礼物。后来，当被问到他有没有什么请求要对法庭提出时，布罗茨基说，“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被捕。”
法官回答道，“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请求。”
布罗茨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请求了。”15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输掉了这场争论：法官判处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一个监禁定居点强制劳动五年，理由是，他“完全不履行一个苏联公民的义务，不生产任何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不能自食其力，从他频繁更换工作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援引“青年诗人工作委员会”所发表的声明，法官还宣布，布罗茨基—后来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诗人”。16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布罗茨基以此前历代苏联囚犯所无法采取的一种方式“赢得了胜利”。他不仅公开挑战了苏联法律制度的逻辑，而且他的挑战还被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一名记者在审判过程中私自作了笔记，这份笔记最终被偷偷带到西方。由于这份笔记，布罗茨基很快就在苏联和国外名声鹊起。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不仅成为其他人仿效的榜样，而且促使俄罗斯和外国的作家要求苏联政府释放他。两年之后，当局批准释放布罗茨基，[82]最后，他被苏联驱逐出境。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人们向来是被投入监狱，向来是被流放到东方。”持不同政见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瓦连京·莫罗兹不久之后写道，“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17最终这也将是斯大林时代的囚犯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囚犯之间最大的区别：外界了解他们的情况，关注他们的动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外界可以影响他们的命运。不过，苏联统治集团并没有变得更加开明—在布罗茨基审判之后，事态迅速发生变化。
如同一九三七年作为斯大林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年份而引人注目一样，一九六六年作为解冻时期的一个特殊年份也是如此。一九六六年，新斯大林主义显然已经取得胜利。作为一个有缺点的英明领袖，斯大林的名誉已经得到正式的恢复。约瑟夫·布罗茨基待在某个劳改营里。[83]索尔仁尼琴是个被封杀的作家。赫鲁晓夫已被罢免，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后者公开发表声明为斯大林恢复名誉。18新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将在一年之内发表纪念契卡创建五十周年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将赞扬秘密警察“毫不留情地与国家的敌人作斗争”。19
一九六六年二月，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也出庭受审。两人都是著名作家，都在国外出版了作品，都因关于“反苏鼓动与宣传”的第七十条而获罪。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处七年强制劳动，达尼埃尔被判了五年。20这是第一次有人不仅因为流浪、而且因为其文学作品的实际内容被送上法庭。一个月后，在明显加强了保密措施的情况下，二十多名乌克兰知识分子在基辅受审。其中一人被指控拥有一份十九世纪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莫斯科和基辅都有以这位诗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的诗稿。由于这首诗在刊行时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苏联“专家”鉴定之后认为它是一首无名作者所写的反苏诗歌。21
当其他被激怒的知识分子开始使用苏联法律和苏联宪法的语言抨击苏联的司法体系和秘密警察时，作为一种很快将被人们熟悉的模式，这些审判引发了另外一些审判。例如，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案件给另外一位已经活跃在“非官方的”文化圈子里的年轻莫斯科人亚历山大·金斯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案件的庭审记录编辑成一本“白皮书”，在莫斯科到处散发。不久之后，他和三名所谓同谋遭到逮捕。22
大约同一时间，基辅审判给乌克兰的年轻律师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编辑了一套关于乌克兰司法制度的档案，指出其内在的自相矛盾并且证明乌克兰当局抓人的非法和荒唐。23随后，他立即被捕。24最初由作家和诗人所发起的知识文化运动以这种方式演变成为一场人权运动。
考察苏联人权运动的来龙去脉，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从来没有像他们的波兰同道那样创办过大型的群众性组织，因此，不能将苏联政权的垮台完全归功于他们：军备竞赛、阿富汗战争以及因中央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混乱肯定具有相当的功劳。他们也没有组织举行过几次公众示威活动。最著名的一次—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举行，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七个人参加。中午，七个人在红场的瓦西里布拉仁教堂门前集合，打着捷克国旗和印有“自由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不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等口号的旗帜。没过几分钟，随着一声哨响，穿便衣的克格勃人员冲向示威者，这些秘密警察好像一直在等着他们。便衣警察高喊着，“他们都是犹太人！”“揍这些反苏分子！”他们扯破旗帜，殴打示威者，除了一个带着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妇女之外，把所有示威者直接抓进了监狱。25
尽管示威活动的规模很小，但是这些艰难的尝试却给苏联领导集团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尤其是考虑到它不断作出的发动世界革命的承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对于苏联国际形象走火入魔般的关注。在斯大林时代，大规模镇压甚至可以不让来访的美国副总统知道。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某个人被捕的消息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全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以及电视—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苏联公民找到了传递消息的新途径。一九六六年还有另外一座标志性的里程碑：самиздат（萨米兹达特）这个术语的出现。萨米兹达特是一个首字母缩写词，故意模仿了“国家出版社”的首字母缩写Госиздат。它的字面含义是“自发性出版社”，借指地下出版物。这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俄语中，萨米兹达特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普希金本人曾经私下散发过他那些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诗稿。即使是在斯大林时代，朋友之间小说和诗歌的交流也不完全是个秘密。
但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阅读地下出版物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消遣方式。解冻使许多苏联公民具有了更为开放的文学品味，因此，地下出版物起初主要是一种文学现象。26很快，地下出版物渐渐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性。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苏共中央委员之间传阅的一份克格勃的报告分析了过去五年地下出版物所发生的变化，它特别提到，已经发现四百多篇关于经济、政治以及哲学问题的论文和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指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修改党的国内外政策，并且提出各种各样反对活动的方案。27
这份报告最后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不断努力“打击遏制地下出版物所表现出来的反苏倾向”。然而，这时想把跑出来的妖魔收回瓶子已经来不及了，地下出版物以多种形式继续发展：在朋友之间不停传递的打印诗稿，而且一有机会就被重新打印；手写的时事通讯和新闻简报；美国之音广播节目的文字记录；再后来，还有用地下排印设备专业印刷的书籍和杂志，这常常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波兰。诗歌和俄罗斯行吟诗人—亚历山大·加利奇、布拉特·奥库贾瓦、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所创作的民谣歌曲也通过磁带录音机这一当时的新技术的应用而迅速传播。
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地下出版物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其中包括古拉格的历史。地下出版物网络一直在印刷并且散发当时在苏联遭到封杀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也开始秘密流传，同样的情况还有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几部回忆录。两位作家逐渐吸引了大量热衷的读者。金斯堡成为一个古拉格幸存者圈子的核心和莫斯科文学界的名人。
地下出版物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持不同政见者所受到的迫害。实际上，正是因为地下出版物，尤其是因为它们在国外的传播，人权倡导者将在七十年代获得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论坛。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认识到，利用地下出版物不仅可以突出苏联法律制度与克格勃行为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反复强调指出苏联所签署的各种人权条约与其实际做法之间的差距。他们喜欢引用的文本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前者于一九四八年被苏联签署，其中包括著名的第十九条：
人人享有自由提出主张并表达见解的权利；该项权利包括，不受干涉地拥有主张的自由，不受国界限制地通过任何媒介寻求、接受及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28
后者是一场欧洲所有国家集体谈判的最终结果，这场谈判解决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尽管在一九七六年签署协议时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赫尔辛基协议仍然包含了一些关于人权的规定，即所谓“第三个篮子”里的那些内容，所有签约国均在上面签了字。其中，协议承认“思想、意识和信仰的自由”：
签约国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意义……签约国将在彼此的关系中始终如一地尊重这些权利和自由，并将共同及分别—包括在与联合国的合作中—努力促进对于它们的普遍而有效的尊重。
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国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努力宣传这些协议内容的信息主要来自苏联地下出版物网络的当家刊物：《当代大事记》。这份时事通讯由莫斯科的几个为人熟知的人士创办，其中包括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以及两位后来声名卓著的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和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它致力于中立地记录没有公开报道的另类新闻事件—侵犯人权、逮捕、审判、示威、新的地下出版物。《当代大事记》进一步演变发展的故事本身就值得写一本像本书这么厚的书。七十年代，秘密警察针对《当代大事记》开展了一场实际上的战争，对任何被怀疑与这份刊物有关的人员的住所组织联合搜查：记得有一次，当克格勃搜查一名编辑的公寓时，她把一摞稿子扔进一个煮着汤的饭锅里。然而，尽管编辑屡遭逮捕，《当代大事记》一直办了下去，而且还被设法送到西方。最终，大赦国际将定期翻译出版这份刊物。29《当代大事记》还在劳改营体系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很快成为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主要信息来源。它定期出版特刊《在监狱和劳改营里》—后来还出版了《在禁闭牢房里》—报道来自劳改营的消息并且发表对囚犯的采访。这些关于劳改营情况—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疾病，管理制度的变化，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准确得惊人的报道使当局怒不可遏：他们感到无法理解，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多年以后，《当代大事记》的一位编辑解释说：
有些[信息]是获释的难友从劳改营里带出来的。在其归途的某个地方，我们将会与他联系。你还可以收买监狱的看守，以便能在会见亲戚时传递书面和口头信息。然后，你的亲戚将会顺便经过莫斯科转递一下你的信息。例如，你可以收买莫尔多维亚的看守。这些[莫尔多维亚的政治犯劳改营]都是一九七二年新建的劳改营，因此看守也都是些新人。逐渐对我们的处境产生了同情之后，他们有时也会传递纸条。一九七四年，劳改营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绝食抗议活动，当时囚犯们发现，看守是同情囚犯的。
你还可以腐蚀拉拢那些看守。他们挣钱不多，也没有多少财产。他们来自外省的小地方。你可以用从莫斯科弄来的东西—例如一个打火机—贿赂某个看守。或者他会给你一个地址，行贿的财物将被送到那里作为传递信息的交换……30
还有另外一些隐藏信息的方法。一名前劳改营囚犯描述了其中的一种：
我用微小的字体将新作的诗写在四厘米宽的卷烟纸上……然后把这些烟纸卷得紧紧地塞进一根（不及你的手指粗的）小细管里，用我们自己发明的办法密封起来以免透水，等到合适的机会出现时再把它传递出去。31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隐藏、行贿或奉承—《当代大事记》设法从劳改营里弄到的这些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本书写作的那一段时间，后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和克格勃档案大部分依旧不对研究者开放。然而，幸亏有了《当代大事记》，有了其他地下人权出版物，有了许许多多描写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那些劳改营的回忆录，所以，我们仍然有可能重现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劳改营生活的原貌。
“对于政治犯来说，现在的劳改营就像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一样可怕。有些情况变好了，有些情况更糟了……”
阿纳托利·马尔琴科关于其牢狱生涯的回忆录是这样开头的，当六十年代后期这部文献首先开始在莫斯科流传时，它让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深感震惊，他们以为苏联的劳改营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马尔琴科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父母没有受过教育，他第一次判刑入狱的罪名是流氓行为。第二次则是因为叛国罪：他试图越境进入伊朗逃离苏联。作为政治犯，他被判处在莫尔多维亚的橡树劳改营服刑，那是两个臭名昭著、管理制度严厉的政治犯劳改营之一。
对于经常听人讲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故事的人们来说，马尔琴科服刑期间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陌生。就像他的前辈一样，马尔琴科坐在斯托雷平车厢里解往莫尔多维亚。就像他的前辈一样，他领到一条面包、一点五盎司[84]白糖和一条咸鲱鱼作为解送途中的口粮。就像他的前辈一样，他发现，能否得到水喝取决于火车上的押解士兵：“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会给你们送两三壶水，但是，如果他不愿意给你们打水，你们只能坐在那里等着渴死。”32
到达劳改营之后，马尔琴科发现存在着同样普遍的饥饿现象，尽管没有像过去那样饿死人。他每天的食物定量含有两千四百卡热量：二十五盎司面包，一磅通常已经腐烂的蔬菜，三盎司通常已经变质的鳕鱼和两盎司肉类。对比之下，看守囚犯的警犬可以得到一磅肉。像过去一样，马尔琴科的食物定量实际上最后不一定全部发给他，而且额外的食物几乎一点也没有。“在劳改营和监狱的六年间，我吃过两次抹上黄油的面包，当时有人探视我。我还吃过两次黄瓜—一次是在一九六四年，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西红柿和苹果我一次也没有吃到过。”33
在某种程度上，劳动仍然很重要，尽管劳动的类型有所不同。马尔琴科干过装卸工和木工。当时也在橡树劳改营的列昂尼德·西特科制作家具。34莫尔多维亚女子劳改营的囚犯在工厂里干活儿，往往是用缝纫机。35位于彼尔姆市附近乌拉尔山麓的另一个政治犯劳改营联合体的囚犯干的活儿也与木材有关。关在隔离牢房里的那些囚犯—例如八十年代的许多囚犯—缝制手套或制服。36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尔琴科还发现，劳改营的环境在慢慢恶化。六十年代中期，囚犯至少分为三类：享有特殊待遇的，普通的，需要严加管制的。很快，需要严加管制的囚犯脱掉他们自己的衣服重新穿上黑色的棉布囚衣，其中包括所有罪行最为“严重的”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尽管他们—只要是苏联籍的囚犯—还能不受限制地收取信件和印刷品，但是每个月只能寄出两封信。在严加管制期间，他们不能收取食物或者香烟。
马尔琴科既作为普通刑事犯也作为政治犯服过刑，因此，他所描写的罪犯世界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自从斯大林死亡后，罪犯文化变得越来越卑鄙，甚至进一步退化了。在四十年代后期“强盗之间的战争”之后，职业罪犯分化成为更多的帮派。一九六七年因盗窃被捕的前劳改营囚犯叶尼亚·费多罗夫描述过几个职业罪犯的帮派，其中不仅有“母狗”和“强盗”的帮派，而且还有“内弟”帮和“红帽”帮。他解释说，“内弟”帮是一些刚刚出道的小偷；“红帽”帮则是一些头戴“红帽子”的小偷，他们可能是知识分子的后代，战后开始在劳改营出现，按照他们自己的规矩办事。别的囚犯也为自我保护和其他目的组成了自己的“家族”：“当必须除掉某人时，‘家族’决定谁来动手，”费多罗夫说。37同性强奸和控制的暴力文化—早年在某些对青少年监狱状况的描述中显而易见—如今也在职业罪犯的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此时，不成文的规矩把职业罪犯分成了两类人：扮演“女性”角色的人和扮演“男性”角色的人。“前者普遍被人看不起，而后者则像英雄一样到处夸耀他们的雄性力量和‘俘获物’，不仅互相夸耀，还向看守夸耀，”马尔琴科写道。38据费多罗夫说，劳改营的管理人员也予以配合，他们把关系“不明不白的”囚犯关进单独的牢房。任何人都有可能：“如果你打牌打输了，你就可能被迫像个女人一样‘做那种事’。”39在女子劳改营，女同性恋同样非常普遍，有时不乏暴力行为。一名政治犯后来描写过一名拒绝丈夫和幼子探视的囚犯，因为她非常担心这会招致其狱中同性恋人的报复。40
六十年代苏联的监狱里开始流行结核病，这是至今仍然存在的一种瘟疫。费多罗夫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一个营房里住八十个人，那么就有十五个人患有结核病。没人打算为他们治疗，只有一种药片，治头痛的，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医生有点像党卫军，他们从来不跟你说话，从来不看你一眼，你不被当做人看待。”41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许多职业罪犯喝奇飞尔上了瘾，这是一种可以产生类似吸毒快感的特别浓烈的茶。另外一些囚犯则比以往更加不顾一切地想方设法弄到酒精。有些在劳改营外面干活儿的囚犯想出一种特别的办法瞒过看守把酒精偷偷带进劳改营：
把一个安全套以密封的方式绑在一截细长的塑料管上。然后囚犯吞下它，把塑料管的一头留在嘴里。为了防止无意之中咽下去，他把塑料管夹在两颗牙齿的缺口处：可能没有任何囚犯三十二颗牙齿一颗不缺。接着，借助于一个注射器，慢慢把三升酒精全部通过塑料管注入安全套—随后囚犯返回自己的营区。如果密封做得不好，或者安全套在囚犯的胃里胀破了，那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死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愿意冒险：三升酒精可以制成七升伏特加。“英雄”回到营区以后……他从营房屋顶的一根横梁上头朝下倒挂着，把塑料管外边这一头对着一个盆子，直到回收了每一滴酒精为止。然后把空安全套拽出来……
自残的行为同样非常普遍，只是现在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方式。有一次，在一间牢房里，马尔琴科眼看着两名职业罪犯首先把汤匙的把儿吞进肚里，接着又把汤匙踩扁照样吞了下去。然后，他们打破一块窗户玻璃，开始吞咽玻璃的碎片，直到看守把他们拖走。42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因为参与列宁格勒斯莫尔尼机场的一次著名的未遂劫机行动而被判刑，他描述了许多自残的方法：
我见过囚犯吞下大量钉子和带刺的铁丝；我见过他们吞下水银温度计，锡制器皿（先把它们分解成“可以吃的”小块儿），国际象棋棋子，西洋骨牌，缝衣针，碎玻璃，汤匙，小刀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物件。我见过囚犯用线或是金属丝把自己的嘴和眼缝起来，把成排的纽扣缝到自己的身体上；或者把自己的睾丸钉在床铺上……我见过囚犯把胳膊和腿上的皮肤切开剥掉，仿佛那是一只袜子；或者（从肚子或是大腿上）把肉割下来烤熟吃掉；或者划破血管让血滴进一个碗里，把面包弄碎和进去，然后像喝汤似的吞进肚里；或者用纸盖住自己放火点燃；或者切掉自己的手指、鼻子、耳朵、阴茎……
库兹涅佐夫写道，囚犯们对自己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在表示抗议，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只是“为了住进医院，在那里，护士走路臀部摇来晃去；在那里，你享受医院的伙食标准，而且没有人强迫你干活儿；在那里，你能得到药物、病号饭、明信片。”许多自残者也是受虐狂，“在一次放血与下一次放血之间处于某种持续性的抑郁状态”。43
毋庸置疑的是，自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职业罪犯与政治犯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职业罪犯有时的确折磨或者殴打政治犯：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瓦连京·莫罗兹与一些职业罪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他们使他夜里不敢睡着，最终还是攻击了他，用一把磨利的汤匙划破了他的肚子。44但是，也有尊重政治犯的职业罪犯，尽管只是因为政治犯反对当局，例如，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写道：“他们经常要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坐牢以及我们想要什么……他们不能相信的只是我们做这一切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为了钱。”45甚至还有渴望加入政治犯行列的职业罪犯。有些职业罪犯认为政治犯监狱“比较舒服”，因此试图以政治性罪名被判刑。他们到处写一些攻击赫鲁晓夫或共产党的下流话，要不然就用破布做成“美国国旗”伸到窗外去挥舞。七十年代后期，经常见到职业罪犯把“共产党吸人民的血”、“共产党的奴隶”、“布尔什维克给我面包”等标语口号文在额头上。46
新一代政治犯与当局之间的关系甚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后斯大林时代，政治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预料到自己要去坐牢，而且已经决定坐牢时采取什么行动：有组织地进行反抗。早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波特马的一批囚犯—其中包括尤里·达尼埃尔—就进行过一次绝食抗议。他们要求放松监狱的管理制度；停止强迫囚犯劳动；取消对于通信的限制；同时，仿效二十年代初期，承认他们作为政治犯的特殊身份。47
当局做出让步—然后再慢慢回到原地。不过，政治犯所提出的与刑事犯分开关押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这主要是因为劳改营当局希望新一代政治犯连同他们不断提出的要求及其对于绝食抗议的爱好尽可能远离普通刑事犯。
这种绝食抗议进行得频繁而普遍，以致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当代大事记》几乎一直固定刊登关于抗议活动的报道。例如，在这一年时间里，囚犯进行绝食，要求当局恢复一年之前做出的让步；抗议禁止亲属探视；抗议禁闭一名政治犯；抗议禁止另一名政治犯收取亲属寄来的包裹；抗议继续把别的囚犯从劳改营转移到监狱里；甚至还纪念了十二月十日的国际人权日。48一九六九年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年份。在随后的十年时间里，绝食、罢工以及其他抗议活动成为莫尔多维亚和彼尔姆这两个政治犯劳改营所常见的生活特征。
绝食既有为期一天的时间短暂的抗议活动，也有旷日持久的与当局进行的痛苦较量，后者甚至形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模式，如同马尔琴科所描述的那样：
头几天，没有人给予一点注意，接着，几天—有时长达十一二天—之后，他们把你转移到一间暂时关押绝食者的特别牢房，开始用一根导管对你进行人工喂食。你的抗拒不起作用，因为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你的双臂扭到背后铐将起来。在劳改营，这一过程进行得通常比羁押监狱更野蛮—到被强行喂食一两次后，你往往已经掉了几颗牙齿……49
七十年代中期，当局把一些“罪行特别严重”的政治犯从莫尔多维亚和彼尔姆的劳改营里转移出来，关进戒备森严的特别监狱—沙皇时代兴建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在那里，政治犯几乎完全忙于与当局作斗争。这场游戏是危险的，而且形成了极其复杂的规则。囚犯的目的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要制造可以通过地下出版物网络向西方报道的新闻热点。当局的目的是制服囚犯：迫使他们告密，合作，尤其是公开发表放弃自己主张的声明，这种声明可以在苏联媒体上发表并且转发到国外。尽管当局采取的方法与过去在斯大林时代的审讯室里对囚犯所进行的那种折磨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不过，它们通常给囚犯造成的与其说是肉体痛苦倒不如说是心理压力。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最活跃的监狱抗议者之一纳坦·沙兰斯基—现在是一位以色列政治家—描述了这种折磨的过程：
他们会邀请你去谈话。你认为你决定不了什么事？正相反：他们将会解释说，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你。你喜欢喝茶、喝咖啡、吃肉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去饭馆吃饭吗？为什么不呢？我们会让你穿上便服，然后我们一起去。如果我们为你争取平反，你要准备帮助我们—什么，你不想告发你的朋友？可是，告发是什么意思？与你一起服刑的那个俄罗斯人（或犹太人，乌克兰人，视具体情况而定），难道你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者？你不知道他有多么仇恨你们乌克兰人（或俄罗斯人，犹太人）吗？50
像过去一样，当局可以给予或者收回特殊待遇，也可以给予或者撤销严厉的惩罚—通常是关一段时间的禁闭。他们可以通过让囚犯的日常生活发生微小然而却是关键性的变化、使其在正常与严厉的管制之间摇摆不定来控制囚犯的生活状态，当然，这种变化始终严格限制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如同马尔琴科所说，“对于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来说，管制方面的这些区别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名囚犯来说却至关重要。在正常管制的情况下可以听收音机，在严厉管制的情况下不行；正常管制下你每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严厉管制下只有半个小时，星期天一点时间也没有。”51
七十年代后期，伙食定量的等级从几个增加到十八个，甲级一等至乙级九等，每个等级都有特定的热量（从两千二百卡到九百卡）和专门选择的食物。根据囚犯行为微小的变化按这个等级或那个等级的定量给他们发放食物。最低的定量乙级九等是发给坐禁闭的囚犯的，其中包括：一小块面包，一汤匙麦糊以及菜汤，按规定菜汤里应该有两百克土豆和两百克卷心菜，但是经常没有。52
还可以把囚犯关禁闭—“打入冷宫”，从当局的观点看，这是一种理想的惩罚方式。它完全合法，而且从技术上讲不能称之为折磨。它对囚犯的影响是缓慢和逐渐增强的，但是，因为没有人抢着建成一条贯穿冻原的公路，所以监狱当局并不着急。这些禁闭牢房堪与斯大林时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发明的任何东西相媲美。一九七六年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85]所发表的一份文件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弗拉基米尔监狱的禁闭牢房，总共约有五十个。禁闭牢房的墙壁被“拉毛的”水泥覆盖着，布满了凸起和尖棱。地面肮脏而潮湿。一间牢房的窗户被打破，用报纸遮挡着；另一间牢房的窗户则用砖头垒上了。可以坐的只有一个水泥墩，直径约二十五厘米，周围箍着铁圈。晚上，送进来一张木板床，不过，没有床单或枕头。囚犯只能躺在光秃秃的铺板和铁架上。牢房的温度被控制得很低，以致囚犯感到难以入睡，甚至躺下都难受。在一些牢房，“通风”送进来的是阴沟里的空气。53
对于习惯了积极生活的人们来说，最糟糕的是尤里·达尼埃尔所描述的那种乏味无聊：
一个又一个星期
随着喷云吐雾烟消云散
在这个荒诞离奇的地方
一切都是梦想，要不就是谵妄……
在这里，夜间电灯不关上
在这里，白天光线也不强
在这里，沉默，监狱长
已经控制了我。
你可能因无所事事而闷闷不乐，
或者把头撞向墙壁，
一个又一个星期
在蓝色的烟雾中逝去……54
关禁闭可以无限期延长。严格地说，囚犯只能被禁闭十五天，但是，当局有办法规避这一点：他们把坐禁闭的囚犯放出来一天然后重新关进去。马尔琴科曾经在一间禁闭牢房里关过五十八天。每到十五天期限时，看守就会让他出来几分钟—足够向他宣读一份再次将他关禁闭的命令。55在彼尔姆三十五号劳改营，一名囚犯坐了两个月禁闭直到被送进医院为止，而另一名囚犯则因拒绝从事除自己专业—金属加工—以外的其他劳动而被关了五十五天禁闭。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