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被关禁闭的人甚至是因为比这更加莫须有的罪名而受的惩罚：在当局亟需制服某个人的时候，他们蓄意对极其轻微的违规行为做出严厉的惩罚。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在彼尔姆劳改营，两名囚犯因“白天坐在床上”而被剥夺了接受亲属探视的权利。另外一名囚犯因为他所收到的包裹里的一些果酱腌制时用酒做了调味品而受到惩罚。还有一些囚犯因为走得太慢或者没有穿袜子受到惩罚或训斥。57
有时候，持续的压力生效了。亚历山大·金斯堡审判的共同被告之一阿列克谢·多布罗沃利斯基早早地就屈服了，他书面请求在广播节目中忏悔并讲述其持不同政见“犯罪”活动的整个故事，更有效地告诫年轻人不要走上他本人的危险道路。58彼得·亚基尔也在审讯过程中垮掉了，“承认”他写的东西是捏造的。59
还有一些人死去了。金斯堡审判的另一名被告尤里·加兰斯科夫死于一九七二年。他在狱中患上溃疡病。疾病得不到治疗，最终将他害死。60马尔琴科也在一九八六年死亡，可能死于绝食期间给他服用的药物。61一九七四年，另外几名囚犯在发生于彼尔姆三十五号劳改营的一次长达一个月的绝食抗议中死去—其中一人死于自杀。62后来，乌克兰诗人兼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瓦西里·斯图斯在一九八五年死于彼尔姆。63不过，囚犯也进行了反抗。一九七七年，彼尔姆三十五号劳改营的政治犯描述了他们反抗的形式：
我们经常进行绝食。在禁闭牢房里，在押解的车厢里。在平常不重要的日子，在我们的同志牺牲的日子。在营区举行特殊活动的日子，在三月八日和十二月十日，在八月一日和五月八日，在九月五日。我们频繁地进行绝食。我们也为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签署新的人权协议、为信息自由、为禁止酷刑而绝食—因为在苏联，这些事情没人注意。64
由于他们的努力，在西方，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信息量持续不断地增加着—他们抗议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响亮。结果，当局对于一些囚犯采取了某种新办法。
尽管我曾提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档案文件几乎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实际上也有一些例外存在。一九九一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应邀从英国—自从十五年前他被苏联驱逐出境（以交换一名被监禁的智利共产党员）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回到俄罗斯。在共产党对叶利钦总统将其取缔的尝试提出质疑之后，俄罗斯对共产党进行了“审判”，布科夫斯基被指定为这次审判的“法庭专家”。他带着一台配有手持扫描仪的便携式电脑来到莫斯科的宪法法院大楼，此前俄国肯定没人见过这种装置。他坐下之后镇静地开始复制带来作为证据的所有文件。只是当他即将结束自己的工作时，周围的人们这才突然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一些人喊道，“看，他要公布它们！”法庭陷入了沉默。在那一刻—“像在电影里一样”，布科夫斯基后来说—他立即关上电脑，走向出口，直接前往机场，乘飞机离开了俄罗斯。65
由于布科夫斯基的努力，我们知道了一九六七年在他本人被捕之前不久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布科夫斯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许多与会者认为，对布科夫斯基提出刑事指控将会“在国内外引起某种反应”。他们得出结论，直接逮捕布科夫斯基可能是一个错误—因此，他们转而打算把他关进精神病院。66“特种精神病院”（психушка）时期开始了。
利用精神病院囚禁持不同政见者具有某种历史渊源。一八三六年，从西欧返回圣彼得堡的俄国哲学家彼得·恰达耶夫写了一篇批评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权的文章：“与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则相反，”他在俄罗斯帝国统治的鼎盛时期断言，“俄罗斯的目标只是奴役自己国家和所有邻国的人民。”作为回应，尼古拉一世将恰达耶夫囚禁在他自己的家中。沙皇宣称，他断定，一旦俄国人民知道他们这位同胞“精神错乱是个疯子”，他们将会原谅他。67
在解冻时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当局再次开始利用精神病院囚禁持不同政见者，这是非常有利于克格勃的一项政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和国内名誉扫地，从而转移公众对于他们的注意力。当这些人并非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对手而只是一些疯子时，谁会反对把他们送进医院呢？
苏联精神病方面的组织机构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场闹剧。为了说明持不同政见者这种现象，它们提出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或“渐发性精神分裂症”的概念。科学家们解释说，这是一种智力或外在行为没有明显特征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可能涵盖几乎任何形式的反社会行为或反常行为。“最为常见的是，由具有妄想型结构的人格形成了‘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超价观念，”两位来自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苏联教授写道：
超价观念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患者相信自己的正直，热衷于维护其被践踏的“权利”，而且这些感觉对于患者的人格意义重大。他们往往会把法庭当做发表演说和发出呼吁的一个舞台。68
于是，根据这个概念，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全都符合疯子的条件。作家兼科学家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被诊断为伴随“改造社会的妄想型错觉”的“呆滞型精神分裂症”。他的症状包括“分裂性人格”—以此解释其作为科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当代大事记》的首任编辑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雅虽然被诊断为“没有明显症状”，但是也会出现“情感、意志和思维模式的反常变化”。持不同政见的红军军官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被诊断为心理状况“具有改革的思维特征，尤其是对国家机器的改革；而且这与他对自己人格的超价观念有关，他认为自己的人格达到了救世主的境界。”69在一份呈递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地方克格勃的一位负责人也抱怨说，他需要照管一批患有某种非常特殊类型精神病的公民：他们“试图创建新的‘政党’、组织和团体，起草并且散发为新的法律和纲领而制订的方案”。70
视其被捕—或者没有被捕—的原因而定，当局可能把他们认为精神有病的囚犯送往各种不同的机构。一些人由监狱的医生进行评估，另一些人则由专科医院进行评估。谢尔布斯基研究所自成一类，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它的特别诊断部门由丹尼尔·伦茨博士主持，负责评估政治犯。除了别的许多人之外，伦茨博士亲自检查了西尼亚夫斯基、布科夫斯基、戈尔巴涅夫斯卡雅、格里戈连科和维克托·涅基佩洛夫，因此显然地位很高。71据涅基佩洛夫说，伦茨穿着一件镶有两颗星的蓝制服，那是“内务部部队将军的标志”。72一些移居国外的苏联精神病学家一直声称伦茨及其研究所的其他人真的相信他们的患者精神有病。可是，大多数见过伦茨的政治犯却把他描绘成一个为其内务部上司效劳的机会主义者，“比纳粹集中营那些在囚犯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的罪恶医生好不到哪儿去”。73
如果诊断为精神有病，患者即被强制要求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有时几个月，有时好几年。比较幸运的人会被送往苏联数百家普通精神病院中的某一家。这些医院卫生条件恶劣而且人满为患，收治的往往是酒鬼和虐待狂。不过，酒鬼和虐待狂仍然是公民，普通医院通常也不像监狱和劳改营那样戒备森严。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有写信的自由，除了接受亲属探视之外，还能接受其他人的探视。
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特别危险”的患者则被送往“特种精神病院”。这种医院屈指可数，它们由内务部直接管理。这些医院的医生拥有内务部部队的军衔，例如伦茨。这些医院看上去让人感觉像监狱，它们被岗楼、带刺铁丝网、看守和警犬包围着。一张摄于七十年代的奥廖尔特种精神病院的照片显示患者正在医院内部的一个院子里面锻炼身体，看不出与监狱的放风场地有什么区别。74
无论是在普通精神病院还是在特种精神病院，医生的目的都是要使他们的患者放弃主张。75对于那些同意发表声明放弃主张、承认精神疾病导致自己批评苏联社会制度的患者，他们可以宣布其已恢复健康并且将其释放。那些拒不放弃主张的患者仍被视为精神病人，因此应该继续“治疗”。由于苏联的精神病医生并不相信精神分析，所以他们的治疗方法主要是药物、电休克以及各种形式的约束手段。使用西方已在三十年代放弃的药物治疗经常导致患者的体温达到四十摄氏度以上，引起疼痛和不适。监狱的医生还会使用镇静药物，这将产生某种程度的副作用，其中包括身体僵硬、反应迟钝、无意识抽搐和大便失禁，更不用说冷淡和漠然了。76
其他治疗方法包括直接殴打；注射胰岛素，这使非糖尿病患者因低血糖而休克；还有一种被称为“卷起来”的体罚，在一九七六年的一次采访中，布科夫斯基描述过这种方法：“它需要使用浸湿的长幅帆布，把患者从头到脚用湿帆布紧紧卷起来，紧得使他难以呼吸，当帆布慢慢干燥时，它会变得越来越紧，从而使患者的感觉更加难受。”77涅基佩洛夫在谢尔布斯基研究所亲眼见过另一种方法，它叫“腰部穿刺”，是将一根针刺进患者的脊椎。做完腰部穿刺送回来的患者被放在一边，他们一动不动地侧身躺着，背上涂着碘酒，一连几天都是这样。78
许多人受到了影响。一九七七年，彼得·雷德韦和悉尼·布洛克发表了他们关于苏联滥用精神治疗手段情况的全面调查结果，据了解，在这一年，至少三百六十五个心智健全的人由于政治原因被定为疯子受到治疗，而且肯定不止几百人。79
不过，将持不同政见者囚禁在精神病院最终没有达到苏联统治集团想要借此达到的所有目的。尤其是，它没有达到转移西方社会注意力的目的。至少，滥用精神治疗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对于西方公众想象力的刺激可能远远超过那些更为人们熟悉的劳改营和监狱的故事。任何看过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人都能充分想象苏联的精神病院。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滥用精神治疗手段的问题对概念清晰、善于表达的西方精神病学家—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具有专业兴趣—这个群体产生了直接的吸引力。从布科夫斯基将超过一百五十页证明苏联滥用精神治疗手段的文件偷偷送到国外的一九七一年起，在诸如世界精神医学协会、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师学会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精神医学协会之类的团体中，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长期谈论的话题。比较勇敢的团体发表了声明。另一些团体没有发表声明，但在当时因为怯懦受到谴责，结果对苏联的名声造成了更坏的影响。80
终于，这个问题刺激了苏联的科学家。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之后，许多苏联科学家给苏联科学院写信表示抗议。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他在六十年代后期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领袖—在遗传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梅德韦杰夫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当时人在西方的索尔仁尼琴给苏联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囚禁梅德韦杰夫。“应该清醒地想一想了，”他写道，“说到底，囚禁自由思考的健康人就是精神谋杀。”81
国际关注可能在迫使苏联当局释放一些囚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获释的囚犯当中有梅德韦杰夫，随后他被驱逐出境。不过，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一些实权人物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对策。一九七六年，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相当准确地（如果你不在乎暗讽语气和反犹主义的话）描述了“反苏运动”的国际根源：
最新资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该运动具有精心策划反苏活动的特征……目前，该运动的发起人正在企图引诱一些国际和国家的精神医学机构以及一些声誉良好的精神医学专家，成立一个旨在监督各国—尤其是苏联—精神病学家活动的“委员会”……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师学会在营造反苏氛围的过程中扮演着某种积极的角色，该学会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影响。82
安德罗波夫详细介绍了外界为使世界精神医学协会谴责苏联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且提供了有关国际会议—这些会议对苏联精神医学界进行了谴责—的相当全面的信息。在对其备忘录的回复中，苏联卫生部建议在即将到来的世界精神医学协会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他们还建议起草对指控予以否认的科学文件，并且找出可能支持苏联的“进步的”西方精神病学家。作为回报，这些“进步的”西方精神病学家将会受到访苏邀请，在这里，他们将被带去参观专门安排的精神病院。卫生部甚至提到一些有可能应邀而来的西方精神病学家的名字。83
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宁愿建议厚颜无耻胆大妄为，也不愿意停止对政治犯滥用精神治疗手段。承认苏联的政策在某个方面可能错了不符合他的性格。
注释：
1引自科恩所编《不再沉默》，第183页。
2索博列夫等：《卢比扬卡》，第68页。
3《苏联的政治犯：他们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大赦国际报告，一九七五年。
4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亚伯拉罕·希夫林的证词）。
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0/2/497。
6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亚伯拉罕·希夫林的证词）。
7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进行审判》，第ix页。
8《苏联地下出版物文献汇编》，AS卷，第143页。（这是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自由电台委员会从六十年代以来所搜集的一部苏联地下出版物文献集。这些文献没有“出版”过，但是却被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影印、装订、编目、收藏。）
9《苏联的政治犯》，第18-23页。
10《苏联地下出版物文献汇编》，AS卷，第127页。
11《苏联的政治犯》，第18-23页。
12彼得·雷德韦：《未经审查的俄罗斯：苏联的抗议和不同政见》，第11页。
13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第26-27页。
14罗思伯格：《斯大林的继承人》，第127-133页。
15胡佛研究所档案，约瑟夫·布罗茨基档案集，布罗茨基的庭审记录。
16同上。
17迈克尔·布朗编：《乌克兰的骚动》，第3页。
18科恩编：《不再沉默》，第42页；雷德韦：《未经审查的俄罗斯》，第19页。
19马克·霍普金斯：《俄国的地下出版物》，第114页。
20《苏联的政治犯》，第21页。
21布朗编：《乌克兰的骚动》，第9页。
22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对四个人的审判：加兰斯科夫、金斯堡、多布罗沃利斯基和拉什科娃案件》（贾尼斯·萨皮茨、希拉里·斯滕伯格和丹尼尔·韦斯博特英译，彼得·雷德韦编辑），第5-11页。
23布朗编：《乌克兰的骚动》，第13页。
24三十年后，当年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乔尔诺维尔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首任驻加拿大大使。一九九○年他赴任前，我在利沃夫采访了他。
25雷德韦：《未经审查的俄罗斯》，第95-111页。
26同上，第19页。
27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所收集的文献资料[http://psi.ece.jhu.edu/kaplan/IRUSS/BUK/GBARC/buk.html]，#0044（见参考资料档案部分）。这是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公布他在研究对共产党的审判时所找到的文献资料的网址，本书后面将对他的研究予以描述。这些文献资料后来成为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国和俄罗斯出版的《莫斯科审判》一书的依据。部分资料同时收藏于胡佛研究所，背景资料89。
28雷德韦：《未经审查的俄罗斯》，第24页。
29同上，第1-47页；另见《当代大事记》。
30霍普金斯：《俄国的地下出版物》，第122页。
31拉图申斯卡雅：《希望的颜色是灰暗》，第67页。
32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17页。
33同上，第220-227页。
34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35拉图申斯卡雅：《希望的颜色是灰暗》，第6062页。
36本书作者与维克托·什米罗夫的谈话，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37本书作者对叶尼亚·费多罗夫的采访，埃列克特罗斯塔利，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38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349页。
39本书作者对费多罗夫的采访。
40拉图申斯卡雅：《希望的颜色是灰暗》，第174175页。
41本书作者对费多罗夫的采访。
42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68页。
43爱德华·库兹涅佐夫：《狱中日记》（霍华德·施皮尔英译），第169页。
44《当代大事记》，第三十二期，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
45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建造一座城堡—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第45页。
46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90-91页；库兹涅佐夫：《狱中日记》，第165-166页。
47《当代大事记》，第六期，一九六九年二月，引自雷德韦所著《未经审查的俄罗斯》，第207页。
48《当代大事记》，同上，引自雷德韦所著《未经审查的俄罗斯》，第20-216页。
49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69页。
50纳坦·沙兰斯基：《无邪的恐惧》（斯蒂芬妮·霍夫曼英译），第236页。
51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115页；鲁道夫·托克斯：《苏联的不同政见》，第84页。
52沙兰斯基：《无邪的恐惧》，第235页；拉图申斯卡雅：《希望的颜色是灰暗》，第165-178页。
53《苏联地下出版物文献汇编》，AS卷，第2589页。
54尤里·达尼埃尔：《狱中诗简》（戴维·伯格和阿瑟·博亚尔斯英译），第35页。
55马尔琴科：《我的证言》，第65-69页。
56《苏联地下出版物文献汇编》，AS卷，第2589页。
57《当代大事记》，第三十二期，一九七四年七月。
58利特维诺夫：《对四个人的审判》，第17页。
59彼得·雷德韦和悉尼·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苏联如何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第305页；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
60《当代大事记》，第二十八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61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亚历山大·沙特拉夫卡和阿纳托利·科里亚金医生的证词）。
62《当代大事记》，第三十三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63本书作者与维克托·什米罗夫的谈话，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64《苏联地下出版物文献汇编》，AS卷，第3115页。
65一九九八年，布科夫斯基在华沙举行的一次新闻出版界会议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内容发表在下述网址上：http://psi.ece.jhu.edu/kaplan/IRUSS/BUK/GBARC/buk.html。
66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莫斯科审判》，第144-161页。
67雷德韦和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第48-49页；休·西顿-沃森：《俄罗斯帝国，1801-1917》，第
257-258页。
68布科夫斯基：《建造一座城堡》，第357页。
69雷德韦和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第176、140和107页.
70布科夫斯基所收集的文献资料，#0202。
71雷德韦和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第226页。
72维克托·涅基佩洛夫：《愚人研究所》（马尔科·卡林尼克和玛尔塔·霍班英译），第132页。
73雷德韦和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第220221页；涅基佩洛夫：《愚人研究所》，第132页。
74《苏联的政治犯》，第190页；照片在第194页。
75雷德韦和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第214页。
76《苏联的政治犯》，第197-198页。
77《持不同政见者的三种声音》，载第七十七期（一九七○年秋）《调查》。
78涅基佩洛夫：《愚人研究所》，第115页。
79雷德韦和布洛克：《精神病的恐怖》，第348页。
80同上，第79-96页。
81同上，第178-180页。
82布科夫斯基所收集的文献资料，#0204。
83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