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正在捣毁被推倒的塑像，
坚硬的钻头不停地发出怒号。
特意选用最耐久的混凝土材料
为的是历经几千年不倒……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凡是用手制造的东西
人们都能用手将其化为齑粉。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
石头在本质上
从来没有善恶之分。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被推倒的塑像》1
到一九八二年尤里·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他对苏联反社会分子的“镇压”实际上进行得非常顺利。与他的某些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始终认为，尽管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不多，但是仍然应当把他们视为对苏联政权的严重威胁。因为曾在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所以他知道，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可以迅疾转变成一场人民的革命。他还认为，苏联的所有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能通过更加严厉的控制手段得到解决：管理更严格的劳改营和监狱，对公民行为更严密的监视以及更大程度的干涉。2
这些都是安德罗波夫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担任克格勃的头子以后所倡导的方法，而且也是他在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短暂统治期间继续采用的手段。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历史上，由于安德罗波夫的原因，八十年代前半段成为人们记忆中最为专制的一个时期。当体制本身即将彻底崩溃时，体制内部的压力似乎已经达到顶点。
毫无疑问，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多次开展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重新逮捕行动：像斯大林时代的情况一样，根据他的命令，不服管制的活跃分子往往会在旧的刑期即将服完之前得到增加的新刑期。只要你是某个赫尔辛基监督小组—试图监督苏联对赫尔辛基协议的遵守执行情况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成员那就肯定会坐牢。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间，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二十三名成员被捕，还有七人被驱逐出境。整个八十年代前半段，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领导人尤里·奥尔洛夫一直待在监狱里。3
逮捕不是安德罗波夫唯一采取的镇压手段。因为他的目的首先是使人们不敢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所以镇压的范围越来越大。即使那些被当局怀疑同情人权、宗教或民族主义运动的人，肯定也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仅可以剥夺被怀疑者及其配偶的职务，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专业职称和资格。他们的子女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他们的电话被停机，居住许可证被吊销，外出旅行受到限制。4
七十年代末，安德罗波夫的全方位“控制手段”已经成功地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其国外支持者分化成为一些固定的小型利益集团，他们之间有时还会相互猜疑。有些持不同政见者是人权活动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受到大赦国际之类组织的密切关注。有些持不同政见者是浸礼会教友，他们的事业得到国际浸礼会教派的支持。有些持不同政见者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得到本民族那些被流放的同胞的支持。有些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时代被流放的梅斯赫特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要求得到返回故乡的权利。
在西方，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可能是被拒移民者，也就是那些当局拒绝批准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因美国国会一九七五年所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86]—该修正案将美苏贸易关系与移民问题联系起来—而凸显的被拒移民者问题直到苏联解体为止一直都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一九八六年秋天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里根总统亲自交给这位苏联领导人一份一千二百人的名单，他们都是要求移民的苏联犹太人。5
由于现在严格地将他们与刑事犯分开关押，因此，在苏联的劳改营和监狱里，持不同政见者的这些类别也都充分体现出来，在那里，像过去的政治犯一样，他们按照各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6到这个时候，甚至可以说，劳改营起到了某种沟通网络的作用，几乎成为一所持不同政见者的学校，在那里，政治犯可以彼此交流类似的思想。有时，他们互相庆祝对方的民族节日，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美国人。他们还愉快地争论谁的国家将会第一个摆脱苏联的统治而独立。7交流也跨越了年代：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有机会遇见老一代民族主义者—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仍然没有获释的反苏游击队员。关于这些游击队员，布科夫斯基写道，由于“他们的生活在二十岁左右时陷入了停顿”，劳改营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把他们保藏了起来。“在夏季的星期天，他们总是带上自己的手风琴慢慢走到太阳下面，演奏一些在他们的故乡早已被人遗忘的歌曲。的确，待在劳改营里就像进入了一种超越死亡的境界。”8
老一代民族主义者往往感到难以理解他们那些年轻的同胞。在森林里用枪杆子战斗的男女战士弄不明白持不同政见者怎么在纸上面用笔杆子战斗。9不过，年老的一代仍然能以榜样的作用激励年轻的一代。两代人的相遇有助于产生今后十年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进而有助于最终消灭苏联本身。回顾经历的风风雨雨，格鲁吉亚活动家达维德·别尔泽尼什维利对我说，他为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劳改营而不是在八十年代的苏联军队待了两年感到庆幸。
如果说囚犯个人之间的交流加强了，那么，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也是如此。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期《当代大事记》极其充分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因为，除了其他内容之外，它刊登了一篇逐日记录彼尔姆三十六号劳改营禁闭牢房里的生活的报道：
九月十三日：茹考斯卡斯在他的汤里发现一条白色的蛆。
九月二十六日：他在碗里发现一条一点五厘米长的黑虫子。这一发现立即报告给了涅利波维奇上尉。
九月二十七日：六号禁闭牢房的温度经正式测量为十二摄氏度。
九月二十八日：早晨牢房的温度为十二摄氏度。发给第二条毯子和衬裤。取暖器放进值班看守的房间里。晚上牢房的温度为十一度。
十月一日：十一点五度。
十月二日：六号牢房（茹考斯卡斯，格卢兹曼，马尔穆斯）放进一个五百瓦的取暖器。早晚的温度均为十二度。要求茹考斯卡斯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这份文件所表明的他的产量只有实际的十分之一。他拒绝了……
十月十日：巴尔汉诺夫拒绝自愿参加劳改营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他像尼科马罗夫一样被迫参加了。
等等。
当局似乎无力阻止这种信息流传出去—也阻止不了它们立即出现在西方广播电台对苏联播出的节目中。一九八三年别尔泽尼什维利被捕不到两个小时，消息就被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10里根赢得美国大选之后，拉图申斯卡雅与她的莫尔多维亚女子劳改营的难友们给他发了一封贺电。不到两天里根总统收到了贺电。拉图申斯卡雅兴奋地写道，克格勃“气疯了”。11
对于大多数通过镜子观察苏联这个反常社会的头脑清醒的局外人来说，这种乐观多少有点不知所云。实际上，安德罗波夫显然赢得了这场博弈。十年的骚扰、监禁和强迫流亡已经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式微力薄。12大部分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压制封杀：八十年代中期，索尔仁尼琴流亡国外，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城。克格勃的秘密警察守在罗伊·梅德韦杰夫的家门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在苏联似乎没有人关注他们的斗争。彼得·雷德韦可能是当时西方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学术权威，他在一九八三年写道，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在苏联中心地带的普通民众当中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3
打手和看守，昧心医生和秘密警察，这些人似乎都没有因其所从事的职业遇险落难。但是，大地正在他们的脚下移动。正如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所奉行的决不容忍不同政见的政策不会持续太久。当他在一九八四年死亡时，这项政策与他一起进了坟墓。
一九八五年三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人们最初感到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的性格有点神秘莫测，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他的同胞，大家都这么认为。他看上去像其他苏联官僚一样精明而圆滑—不过多少还是有些不同。在他上任后的那个夏天，我遇见一群列宁格勒的被拒移民者，他们嘲笑西方的天真：我们怎么能够因戈尔巴乔夫宣称自己喜欢威士忌超过伏特加以及他的妻子钦慕西方服饰就相信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前任更开明？
他们错了：戈尔巴乔夫的确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没人知道，戈尔巴乔夫出身于一个“人民的敌人”的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农民，其中一位一九三三年遭到逮捕并被送进劳改营；另一位一九三八年被捕并在监狱受到严刑拷打，一名办案人员打断了他的双臂。这些事情对于年轻的米哈伊尔影响巨大，如同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邻居开始绕开我们家，仿佛那里流行着瘟疫。只是在晚上一些至亲才敢顺道来看我们。甚至邻居家的孩子都躲避我……这一切对我打击很大，而且从那以后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14
不过，那些被拒移民者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前几个月令人失望。他积极开展反酗酒运动，激怒了民众，毁掉了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历史悠久的葡萄园，甚至可能导致了随后几年的经济衰退：一些人认为，伏特加销量的急剧下滑彻底破坏了苏联脆弱的财政平衡。只是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之后，戈尔巴乔夫才打算进行真正的改革。由于认识到苏联需要公开说出自己的问题，他提出了另外一项改革建议：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
最初，像反酗酒运动一样，公开性实际上是一项经济政策。戈尔巴乔夫显然希望，公开讨论苏联现实存在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将会导致迅速决定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他在演说中已经开始谈论重建。然而，令人大为惊讶的是，转瞬之间，公开性开始涉及苏联的历史。
的确，在描述八十年代后期苏联所出现的公开辩论的局面时，人们总是忍不住想用洪水作为隐喻：仿佛一座大坝冲垮了，一道长堤决口了，或者一条干流漫堤了。一九八七年一月，戈尔巴乔夫对一群好奇的新闻记者说，必须填补苏联历史上的“空白”。十一月，许多方面已经开始进行改革，以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二位在演讲中公开谈到这些“空白”的党的领导人：
……正是因为苏联社会缺乏必要的民主制度，才使个人崇拜、违反法律、独断专行和三十年代的镇压成为可能—老实说，罪恶产生于权力的滥用。成千上万名党员和党外人士成为大规模镇压的对象。同志们，这是令人痛苦的事实。15
戈尔巴乔夫其实没有赫鲁晓夫那么雄辩—但是他对广大苏联公众的影响可能更大。毕竟，赫鲁晓夫的演讲是在一个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戈尔巴乔夫则是在国家电视台发表的演说。
另外，戈尔巴乔夫贯彻落实其演说的热情要比赫鲁晓夫所曾表现出来的大得多。随着他的演说的发表，最新“揭露出的事实真相”开始出现在每个星期的苏联报刊上。苏联公众终于有机会阅读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和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了，他们甚至可以阅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经过一番斗争之后，在新的编辑部主持下，《新世界》杂志开始分期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6《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很快售出了几百万册。其他作者的古拉格回忆录同样售出了数十上百万册，以前他们即使写出作品，也只能通过地下出版物进行传播。在此期间，一些作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列夫·拉兹贡、阿纳托利·日古林、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和安娜·拉林娜。
平反的程序再次启动。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七年间，只有二十四人获得平反。如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界自行揭露的事实真相的回应，平反过程重新开始。这一次，把过去不考虑的那些人也包括了进去：布哈林—他在一九三八年大清洗的审判中与另外十九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起被判刑—名列前茅。一位政府发言人郑重宣布：“当时的事实被歪曲了。”17很快，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由苏联档案新近披露的事实真相对那些新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补充。这些档案既有某些苏联历史学家（自称由其）发表的，也有来自纪念协会的。纪念协会由一群年轻的历史学家所创建，其中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采集劳改营幸存者的口述史料。阿尔谢尼·罗金斯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创办了《纪念》（Память）杂志，这份杂志最初是地下出版物，后来流传到国外，那时还是七十年代。罗金斯基周围的这群人早已开始编制受迫害者数据库。后来，纪念协会还将为鉴定识别被埋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的万人坑里的遗骸以及建立斯大林时期纪念碑和纪念馆而开展斗争。在短暂地尝试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但是没有成功之后，纪念协会最终将于九十年代作为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苏联历史研究中心及人权捍卫中心崭露头角。罗金斯基一直是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历史学家之一。纪念协会的各种历史出版物迅速因其对于事实的准确、客观描述以及细致严谨的档案资料而在世界各地的苏联问题学者中享有盛誉。18
然而，尽管公开辩论的实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形势似乎并不像局外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像赫鲁晓夫一样，即使在他推行改革—这将很快导致苏联解体—的时候，即使在“戈尔巴乔夫迷”风靡西德和美国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是一个苏维埃制度的忠实信徒。他从来没有打算挑战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质疑列宁的成就。他的目的始终是要改造苏联进而使其现代化，并不是要破坏它。也许是自己的家庭遭遇使他认为，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至关重要。不过最初，他似乎没有看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个原因，在大量关于斯大林时期的劳改营和监狱以及历史上的大屠杀的文章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出现大批释放仍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一九八六年底—尽管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发起关于苏联历史“空白”的讨论，尽管纪念协会已经开始鼓动建立一个镇压历史纪念碑，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谈论起新的苏联领导人时显得越来越兴奋—大赦国际了解到，苏联的劳改营里仍然关押着六百名政治犯，而且怀疑还有更多。19
在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当中包括阿纳托利·马尔琴科，他于当年十二月在赫里斯托波尔监狱进行的一次绝食抗议中死去。20他的妻子拉里莎·博戈拉兹来到监狱时发现三名士兵看守着他的尸体，尸体已经在解剖时被大卸八块。除了一位名叫丘尔巴诺夫的态度粗暴的政府官员之外，不许她见任何人—没有医生，没有其他囚犯，没有监狱管理人员。这位官员拒绝告诉她马尔琴科是怎么死的，而且不给她死亡证明、埋葬证明和病历，就连马尔琴科的信件和日记也没有交给她。在几位朋友的陪同下，由监狱的三个人“护送”，她把马尔琴科埋葬在镇上的墓地里：
墓地荒凉萧索，天刮着狂风，除了我们和托利亚[87]的护送者之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他们准备做所有必要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我们不愿让他们靠近墓坑，因此他们站在一边—如其中一人所说—“等着事情办完”。托利亚的朋友们在墓坑旁边说了一些告别的话。接着，我们开始把土填进墓坑—先是用手，然后用铁锹……
我们在墓上竖了一个白色的松木十字架—我希望这是其他囚犯制做的。在十字架上，我用圆珠笔写了“阿纳托利·马尔琴科，1939.1.23—1986.12.8……”21
尽管当局给马尔琴科之死罩上了重重迷雾，然而，博戈拉兹后来说，他们无法隐瞒的是，“阿纳托利·马尔琴科死于斗争。他坚持斗争了二十五年，他从来没有举起过投降的白旗。”22
但是，马尔琴科的惨死并不完全是徒然的。可能受到围绕着马尔琴科之死而出现的潮水般的负面舆论—博戈拉兹的声明在世界各地播出—的驱策，戈尔巴乔夫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底决定，批准大赦苏联全部政治犯。
关于这次导致苏联政治犯监狱永久性关闭的大赦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毕竟，这是古拉格的终结，是那个曾经监禁过成百上千万人的劳改营体系的末日。这是人权运动的胜利，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这一运动是那么多外交官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时刻，历史发生了真正的转变—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常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不时在匆忙之中写出独具特色的文章，但是，除了一两个人之外，那些撰写过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著作的人几乎根本不提苏联集中营的末日。即使是八十年代后期居住在莫斯科的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和记者，大部分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发生的其他事件上：经济改革的拙劣尝试，第一次自由选举，外交政策的转变，统治东欧的苏维埃帝国的崩溃，苏联自身的毁灭。23
因为被同样的问题分散了注意力，也没有多少苏联人注意到这一点。在地下时期赫赫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归来之后发现自己名声不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年事已高，如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用当时常驻俄罗斯的一名西方新闻记者的话说就是，他们“秘密从事自己的事业，用古老的打字机在乡间别墅里打出请愿书，反抗当局的同时可笑地穿着睡衣啜饮甜茶。他们不适于在议会中或电视上进行斗争，他们不在的时候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惊人变化似乎让他们感到深深的困惑”。24
大多数仍然处于公众视野中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不再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苏联残留集中营的下场。安德烈·萨哈罗夫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被解除国内流放，一九八九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立即开始鼓动所有制改革。25亚美尼亚囚犯列翁·捷尔—彼得罗相获释两年之后当选亚美尼亚总统。许多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囚犯从彼尔姆和莫尔多维亚的劳改营获释之后直接投身各自国家纷乱的政坛，为独立而大声疾呼。26
克格勃当然觉察到了他们的政治犯监狱即将关闭—不过，即使是他们似乎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阅读少数可以得到的八十年代后期的官方文件，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场博弈中，秘密警察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连相对滞后的改变都没有。一九八六年二月，当时的克格勃头子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自豪地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说，克格勃执行了一项重要的反间谍行动。他说，由于“西方散布侵犯人权的谎言以在这些叛徒中间传播反苏意图”，这一行动很有必要。27
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切布里科夫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他的部门继续与“帝国主义间谍以及与之有联系的苏联敌对分子的活动”进行斗争的情况。他还吹嘘说，克格勃有效地使各种反苏团体—其中包括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的活动“陷于瘫痪”，甚至还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间迫使“一百多人停止从事非法活动，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其中一些人—他列出了九个名字—甚至“在电视和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揭露西方间谍以及那些他们觉得可能是间谍的人”。
不过，几句话讲完之后，切布里科夫承认，形势或许发生了变化。人们必须仔细阅读才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惊人的变化：“当前社会各个方面的民主状况以及党与社会各界团结的加强，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大赦政治犯的问题。”28
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已经非常虚弱，因此起不了多大的破坏作用—而且如他在此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所说，他们无论如何都将受到严密监视，“肯定不能继续从事敌对活动”。29他在一份几乎是随后提交的单独的说明中补充说，据克格勃评估，有九十六个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在特种精神病院。他建议，应当把其中那些“没有表现出社会危害性”的人也释放了。30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并且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将两百名根据刑法典第七十条或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定罪的囚犯特赦释放。几个月后，为了庆祝俄罗斯基督教的千禧年，更多的囚犯从劳改营获释。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将有两千多人（远远超过九十六人）从精神病院放出来。31
不过，尽管如此，也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发现自身的权力正在随着囚犯的数量一起减少，克格勃似乎非常不愿意释放政治犯。由于是以特赦而非大赦的形式，最初获释的政治犯被要求签署一份与反苏活动脱离关系的文件。大多数人获准自行起草个人声明以回避认罪：“由于健康恶化，我不会进一步参与反苏活动”，或“我从来不是反苏分子，我是一个反共分子，没有法律禁止反对共产主义。”一位名叫列夫·季莫费耶夫的持不同政见者写的是，“我请求释放。我不打算危害苏联政权，我没有以前我曾经有过的这种意图。”32
可是，当局再次要求另一些囚犯放弃信仰，否则就强令他们移居国外。33一名乌克兰囚犯获释后被直接送往流放地，在那里，他晚上不许外出，而且每个星期还要向当地民兵报到一次。34一名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因为拒绝在克格勃所起草的任何声明上签字，就在劳改营里多待了六个月。35另一名囚犯拒绝正式请求赦免，“因为他没有犯罪”。36
博赫丹·克雷姆恰克的处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技师，因为试图离开苏联而被捕。一九七八年，由于担心因乌克兰民族主义而被捕，他越过苏联边境进入伊朗并且要求政治避难。伊朗人把他遣送回国。一九九○年四月，他仍被关押在彼尔姆的政治犯监狱。一批美国国会议员设法去那里探视他，他们发现彼尔姆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囚犯仍然抱怨非常寒冷，仍被劳改营以拒绝把囚衣的风纪扣系上之类的罪名关禁闭。37
不过，嘎嘎作响地靠手摇发动、不停地发出呻吟和抱怨的镇压机器最终将像整个体制一样戛然停转。实际上，到彼尔姆政治犯劳改营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二月永久性关闭时，苏联本身已经灭亡。苏联以前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都成为独立的国家。其中几个—亚美尼亚、乌克兰、立陶宛—由前劳改营囚犯领导着。还有几个由前共产党人领导着，当这些共产党人在八十年代第一次看见过去那些令人恐怖的镇压行动的证据时，他们的信仰破灭了。38克格勃和内务部即使没有完全解散，也已被性质不同的其他部门所取代。秘密警察的特工开始在私营机构找工作。监狱看守醒悟了，悄悄调进地方政府。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新的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一份“人的权利与自由宣言”，除了其他内容之外，宣言保证旅行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与政府意见不同的自由。39令人遗憾的是，新的俄罗斯并没有注定成为一个种族宽容、宗教宽容和政治宽容的典范，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单独的故事。
变化以令人迷惑的速度发生—但是，对此感到最为迷惑的似乎是使苏联开始分崩离析的那个人。最终，这是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盲点：赫鲁晓夫明白，勃列日涅夫明白—只有“人民的敌人”的孙子和公开性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全面而真诚地讨论苏联历史最终将会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设想我们的目标，”他在一九八九年的新年前夜说，“那是一种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社会。”40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将彻底灭亡。
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仍然没有弄明白公开性时期的新闻界揭露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破产之间的关系。简单说来，他没有认识到，一旦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真相太残酷，太血腥，而且关于这些，有太多的谎言。
但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国家不太了解的话，那么，也有许多人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二十多年前，发表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神秘力量，他认识到，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他在一首诗里描述了自己的感觉：
他们错误地以为，记忆
不具有越来越大的价值
或者错误地认为，时间的杂草将掩盖
任何历史事件的真相或痛苦。
行星周而复始不停运行，
划分着日和年……
不。如今责任感指挥着一切
没有听谁说听说过全部……41
注释：
1引自乔治·雷维编译的《俄国新诗集：19531968》，第8-9页。
2阿诺德·比奇曼和米哈伊尔·伯恩斯塔姆：《安德罗波夫：对西方的新挑战》，第145-189页。
3《苏联的政治犯》，第20和119页；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
4比奇曼和伯恩斯塔姆：《安德罗波夫》，第182页。
5罗纳德·里根：《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第675679页。
6本书作者对达维德·别尔泽尼什维利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
7同上。
8布科夫斯基：《建造一座城堡》，第408页。
9同上。
10本书作者对别尔泽尼什维利的采访。
11拉图申斯卡雅：《希望的颜色是灰暗》，第236页。
12马丁·沃克：《觉醒的巨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第142页。
13彼得·雷德韦：《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载一九八三年十一至十二月第六卷第三十二期《共产主义问题》，第1-15页。
1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4页。
15戴维·雷姆尼克：《列宁墓》，第50页。
16同上，第264-268页。
17凯瑟琳·史密斯：《记住斯大林的受害者》，第131-174页；雷姆尼克：《列宁墓》，第68页。
18雷姆尼克：《列宁墓》，第101-119页；凯瑟琳·史密斯：《记住斯大林的受害者》，第131-174页。
19《苏联：变革时代的人权》，大赦国际出版物，一九八九年十月。
20《持不同政见者时代》，载一九九五年第十六期《卡尔塔》杂志。
21《关于政治犯阿纳托利·马尔琴科之死》，大赦国际新闻稿，一九八七年五月（伦敦马里勒博恩图书馆，大赦国际文献资料集）。
22同上。
23例如，马丁·沃克的《觉醒的巨人》、杰克·马特洛克的《解剖一个帝国》、阿奇·布朗的《戈尔巴乔夫因素》或罗伯特·凯泽的《为什么出现戈尔巴乔夫》都不包括关闭劳改营的内容。重要的例外是戴维·雷姆尼克的《列宁墓》，该书有一章描写了彼尔姆三十五号劳改营的最后一批囚犯。
24本书作者与前驻莫斯科记者保罗·霍夫海因茨的谈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25杰克·马特洛克：《解剖一个帝国》，第275页。
26雷姆尼克：《列宁墓》，第270页。
27沃克：《觉醒的巨人》，第147页。
28布科夫斯基所收集的文献资料，#0128。
29同上，#1404。
30同上，#0130。
31《苏联：变革时代的人权》。
32《苏联最近释放囚犯》，大赦国际新闻稿，一九八七年四月（伦敦马里勒博恩图书馆，大赦国际文献资料集）。
33同上。
34大赦国际每周最新信息服务，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伦敦马里勒博恩图书馆，大赦国际文献资料集）。
35本书作者对别尔泽尼什维利的采访。
36大赦国际时事通讯，一九八八年六月，第十八卷第六期（伦敦马里勒博恩图书馆，大赦国际文献资料集）。
37《四名长期徒刑的囚犯仍在等待复审》，大赦国际新闻稿，一九九○年四月；另见大赦国际时事通讯，一九九○年十月，第二十卷第十期（伦敦马里勒博恩图书馆，大赦国际文献资料集）。克雷姆恰克于当年年底获释。
38马特洛克：《解剖一个帝国》，第287页。
39《俄罗斯联邦：最新法律改革概述》，大赦国际新闻稿，一九九三年九月（伦敦马里勒博恩图书馆，大赦国际文献资料集）。
40马特洛克：《解剖一个帝国》，第295页。
41引自科恩所编《不再沉默》，第186页。
尾声：纪念
杀人者？杀人者仍然活着……
—列夫·拉兹贡，《真实的故事》，一九八九年1
一九九八年初秋，我乘船横渡白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前往索洛韦茨基群岛。这是夏季最后的航行：九月中旬以后，当北极的夜晚开始变长时，船只不再行驶这条航线。对于一群夜航的游客来说，海面的风浪太大，海水过于冰凉。
知道这是通航季节的尾声可能平添了些许旅行的快感。或者乘客可能只是因为航行于浩瀚的大海之上而激动。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船上的餐厅里欢声笑语热热闹闹。人们不停地祝酒，讲着一个又一个笑话，还为船长热烈鼓掌。被安排与我同桌进餐的是两对来自沿岸某海军基地的中年夫妇，他们似乎打算玩个痛快。
起初，我的在场反而给他们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在颠簸起伏地行驶于白海之中的渡船上遇见真正的美国人不是天天都有的事，因此，这次奇遇让他们心情愉快。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说俄语，我觉得俄罗斯怎么样，它与美国有什么不同。可是，当我告诉他们我正在俄罗斯做的事情时，他们变得不高兴了。一个美国人，乘坐一艘快乐的游船，游览索洛韦茨基群岛，要去观赏自然风景并且参观美丽古老的修道院—这是一回事。一个美国人，探访索洛韦茨基群岛，要去察看集中营的遗址—这是另外一回事。
两位男士之一翻了脸。“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对我国历史上的丑恶感兴趣？”他想知道，“为什么要写古拉格？为什么不写一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他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我们苏联”。苏联已于七年前灭亡，但是他仍然自称为苏联公民而不说自己是俄罗斯公民。
他的妻子也向我开火。“古拉格已经不重要了。”她对我说，“我们现在有别的问题。我们有失业，我们有犯罪。为什么你不写一写我们的现实问题，而要去写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当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进行时，另一对夫妇保持着沉默，而且那个丈夫始终没有对有关苏联过去的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妻子一度表达了赞成的观点。“我理解你为什么想了解劳改营的情况，”她小声说，“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我希望知道更多的事情。”
后来在俄罗斯各地旅行时，我一次又一次地遇见对我的课题表现出来的这四种态度。“那不关你的事”和“那不重要”是人们普遍做出的反应。沉默—或者不发表意见，例如，以耸耸肩膀来表示—可能是最常见的反应。但也有人明白了解过去为什么重要，而且他们希望能够更容易地了解到更多事情。
实际上，在当代俄罗斯，通过一定的努力，人们可以知道许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所有苏联档案都不对外开放，不是所有俄罗斯历史学家都只想着其他事情：本书本身就证明了如今可以利用的信息非常丰富。在苏联以前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古拉格的故事也已成为公开辩论的一部分内容。在一些国家，通常是那些只记得自己是恐怖镇压的受害者而不记得自己也是恐怖镇压的实施者的国家，纪念和辩论引人瞩目。立陶宛将维尔纽斯的前克格勃总部改成了一个种族灭绝受害者博物馆。拉脱维亚把过去为拉脱维亚的“红军神枪手”建造的一个旧苏联博物馆改成了拉脱维亚占领时期博物馆。
二○○二年二月，我出席了匈牙利一个新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博物馆所在的建筑物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间是匈牙利法西斯运动的总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六年间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总部。在博物馆的第一展厅，一排电视屏幕从一面墙上播放着法西斯的宣传片，另一排电视屏幕从另一面墙上播放着共产党的宣传片。播放效果正如预期，直截了当而且令人激动。博物馆的其余部分延续着这种风格。利用照片、录音、录像资料而极少使用文字，博物馆的主办者以不作辩解忏悔的方式把展览对准了那些年纪太轻以致不可能记得这两种政权的人。
对比之下，在白俄罗斯，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已经成为政治上的一个争议焦点：二○○二年夏天，独断专行的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卡仍然坚持宣布他的计划，修建一条穿过首都明斯克附近一九三七年大规模屠杀发生地的高速公路。他这个冠冕堂皇的计划刺激了反对派，从而引起一场更加激烈的关于历史的辩论。
在俄罗斯的全国各地，也有一些非正式、半官方和民间的纪念碑，它们由各种各样的个人和团体所竖立。
莫斯科的纪念协会总部包括一个口述和书面回忆录档案馆，还有一个小型博物馆，除了别的藏品之外，它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囚犯艺术品。同样位于莫斯科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博物馆也举办与斯大林时代有关的陈列和展览。在许多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托木斯克、基辅、彼得罗扎沃茨克—的郊区，纪念协会的地方分会和其他组织在万人坑原址以及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规模屠杀发生地竖起纪念碑作为标志。
人们还进行了一些更大的努力。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立陶宛、波兰和日耳曼受害者在环绕着沃尔库塔的煤矿圈子—过去每个煤矿是一个营站—星罗棋布地竖起了十字架、雕像以及其他形式的纪念碑。马加丹的地方历史博物馆包括几个专门用于展览古拉格历史的展厅，其中陈列着一个劳改营的岗楼；在俯瞰着城市的山顶上，俄罗斯的一位著名雕塑家为科雷马的死难者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特点是，它以各种符号象征死难者所践行的诸多信仰。一间隐藏在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墙体内的密室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它陈列着囚犯的信件、照片和零星档案；人们在博物馆外面栽种了一条纪念索洛韦茨基死难者的树廊。在科米共和国首都瑟克特夫卡尔的市中心，地方领导人和纪念协会当地分会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教堂里面列着一些囚犯的名字，他们经过精心挑选，以表明古拉格的囚犯包括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人：立陶宛人，朝鲜人，犹太人，中国人，格鲁吉亚人，西班牙人。
不时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奇怪而且富有个性的令人惊讶的纪念碑。有人在原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部所在地乌赫塔城外的荒山上竖立了一个铁十字架，以纪念被杀害在这里的大批囚犯。为了去看这个十字架，我不得不驱车驶过一段几乎无法通行的泥泞道路，步行经过一个建筑工地，爬过一条铁路线。即便如此，我还是因为离得太远没有看清十字架上刻写的铭文。尽管如此，当地那些竖立这个十字架的活动家们仍然一脸自豪的神情。
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向北行驶几小时路程，桑多尔莫赫村外竖立着另一种特殊的纪念碑。或许“纪念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汇。尽管有一个纪念牌匾和几个由波兰人、日耳曼人以及另外一些人所安放的石头十字架，桑多尔莫赫村—来自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囚犯一九三七年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包括帕维尔·弗洛连斯基神父—最令人难忘的却是它那些手工制作的可移动的奇特十字架和个人纪念碑。因为没有记录说明哪个人埋在哪个地方，所以每个家庭随机挑选一具特定的遗骸进行纪念。受害者的亲属将他们早已遇难的亲人的照片贴在木桩上面，有些人还在木桩的侧面刻上墓志铭。在杀戮之地成长起来的松林里，摆满了缎带、塑料花以及其他祭奠用品。在我去瞻仰的那个阳光灿烂的八月天—那天是屠杀周年纪念日，有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亲友团—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站起身来与她的父母说话，他们在她七岁时遭到枪杀，然后都被埋葬在这里。她用了毕生时间终于得以瞻仰他们的墓地。
另一个较大的纪念项目出现在彼尔姆城外。在彼尔姆三十六号劳改营—曾经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劳改营营站，后来在七八十年代成为管制最严厉的政治犯劳改营之一—的遗址上，当地的一批历史学家按照原样建起了一个博物馆，这是唯一一个设在前劳改营营房里的博物馆。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这些历史学家重现了这个劳改营，营房、高墙、带刺铁丝网围栏以及所有的一切。他们甚至利用劳改营生锈废弃的设备开展小规模的采伐业务以承担这个项目的费用。尽管他们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多少支持，但却引起了西欧和美国资金的兴趣。如今，他们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原二十五幢建筑物，利用其中四幢开办一个更大的镇压历史博物馆。
然而，在俄罗斯这个习惯了雄伟的战争纪念碑和隆重的大型国家葬礼的国度，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和来自民间的倡议似乎显得单薄、凌乱而且不尽完善。大多数俄罗斯人甚至可能对它们一无所知。因此也难怪：苏联解体十年之后，俄罗斯—这个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苏联的大使馆、苏联的债务及其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继续装作仿佛它与苏联的历史毫无关系一样。俄罗斯没有专门的镇压历史博物馆，也没有一个表明官方承认镇压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苦难经历的国家悼念场所—一座纪念碑。整个八十年代，设计这样一座纪念碑的竞争一直在进行，但是最后毫无结果。纪念协会只是成功地从索洛韦茨基群岛—古拉格的发源地—拉来一块大石头安放在卢比扬卡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88]中央。2
不过，比缺少纪念碑更值得注意的是缺少公众的关心。曾几何时，由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广泛讨论所唤起的巨大兴趣和激情似乎与苏联本身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辩论同样突然鸦雀无声。尽管八十年代末期曾有许多人谈论过，但是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调查或者审判过酷刑或大屠杀的实施者，即使是那些可以查证的人。九十年代初期，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仍然活着。在他死亡之前，克格勃与他进行过一次面谈，要求他—从技术角度—说明屠杀是如何实施的。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俄方交给波兰驻莫斯科文化参赞一盘谈话的录音带。在莫斯科，在华沙，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个人应当受到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