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审判不一定是清算过去的最佳方法，的确可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一年，西德将八万五千名纳粹分子送上法庭，但是只有不到七千人被定了罪。法庭出了名地腐败堕落，而且很容易被个人的猜忌纠纷所支配。纽伦堡审判本身是一个“‘胜利者’的正义”的实例，它毁于可疑的合法性和标新立异，尤其是苏联法官的出现，他们十分清楚自己一方也对大规模屠杀负有责任。
不过，除了审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公开清算过去的罪行。例如，有南非所采用的那种真相委员会的方法，该委员会允许受害者在一个正式、公开的场合讲述他们的遭遇，从而使过去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有官方调查的方法，例如英国议会下院二○○二年对三十年前发生的北爱尔兰“血腥星期天”大屠杀的调查。有政府调查、政府委员会、公开道歉等方法—可是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选择这些方法。除了没有结果的对共产党的短暂“审判”之外，实际上在俄罗斯，关于苏联时期的谋杀、屠杀或劳改营，没有举行过面向公众的事实真相发布会，没有召开过议会听证会，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官方调查。
结果：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德国仍然定期就受害者赔偿、对纳粹历史的新解释等问题公开进行争论，甚至争论德国的新一代是否应该继续为纳粹的行为承担罪责。斯大林死去半个世纪之后，相应的争论始终没有在俄罗斯出现，因为回忆过去不是流行的公共话题。
整个九十年代，平反确实一直在飞快地进行。到二○○一年底，俄罗斯大约有四百五十万名政治犯得到平反，国家平反委员会估计还要审查五十万起案件。没有被判刑的受害者—数十万，也许数百万—当然不在平反之列。3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认真和善意的，尽管它的成员除了官僚之外还有劳改营的幸存者，但是，用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达尔的话说，没有人因为它而真的相信设立这个委员会的政客完全是出于追求“真相与和解”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结束关于过去的争论，通过给予受害者一些额外补偿和小恩小惠来安抚他们，以避免对斯大林主义的起因或其遗毒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对于这种集体沉默有一些可以接受的解释，或者说至少是可以被人谅解的解释。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确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应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上面了。斯大林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在它结束以后又有许多事情发生。后共产党时代的俄罗斯不是战后的德国，在战后的德国，人们对可怕的暴行记忆犹新。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二十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古代史一样。
也许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俄罗斯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对过去进行了讨论，尽管几乎没有进行。至少，当人们向年纪较大的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现在难得提到古拉格的话题时，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一九九○年我们只能谈论这个，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它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有关古拉格和斯大林时代镇压行为的话题与最初发起讨论苏联历史的那些“民主改革人士”混淆不清。由于那一代政治领导人现在被认为是失败的—他们的统治留给人们的记忆是腐败和混乱—因此一切与古拉格有关的话题多少受到连带影响。
由于有那么多其他苏联悲剧的那么多其他受害者存在，记忆或纪念政治迫害的问题同样—如同我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混淆不清。“许多人反复遭受苦难使问题复杂化；”凯瑟琳·梅里达尔写道，“他们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把自己同时称为战争老兵、镇压受害者、被镇压者的子女乃至饥荒的幸存者。”4人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纪念战争死难者，一些俄罗斯人似乎觉得：难道这还不够吗？
但是，万马齐喑还有一些不大能够被人谅解的其他原因。苏联解体的经历对于许多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认为，旧制度也许不好—但至少我们是强大的。因此，既然我们不再强大，我们也不想听人说它不好。这让人感到太痛苦，就像谈论死者得的病一样。
一些人还担心，如果穷追不舍的话，可能查出过去的一些东西。一九九八年，俄裔美国记者玛莎·格森描述了她发现自己的祖母和外祖母中有一位曾经当过书报检查员之后的感觉，那是一个有教养的犹太老妇人，当年负责删改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发出的报道。她还发现当中的另一位—也是一个有教养的犹太老妇人—曾经干过秘密警察。她们都是由于绝望而不是由于信仰作出的选择。现在，格森写道，她明白为什么她这一代人尽量避免苛刻地谴责他们的祖父那一代：“我们不揭露他们，我们不审判他们，我们不评价他们……只是问一问这一类问题，我们每个人就有背叛自己所爱的人的危险。”5
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更加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他对我说，“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6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尽管自愿参与者不在少数，另外一些体面正派的人们同样被迫做过可怕的事情。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辈，现在肯定不愿总是想起那时的情景。
但是，对公共讨论缺失所作的最重要的解释与年轻一代的担忧没有直接关系，与他们的前辈的自卑情结和残余的负罪感也没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仍然统治着国家—不仅是俄罗斯，而且包括苏联以前的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的那些人的权力和威信。二○○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在苏联以前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十三个国家由前共产党人管理着，许多卫星国的情况也一样，其中包括为苏联的劳改营和流放村贡献了数十万囚犯的波兰。即使是在那些实际上不是由共产党的直接意识形态继承人所管理的国家里，也有许多前共产党人及其子女或同路人仍然是知识界、新闻界和实业界的要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他得意地自称为“契卡人员”。早些时候，在契卡成立周年纪念日，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特意视察了卢比扬卡的克格勃总部，在那里，他为纪念尤里·安德罗波夫敬献了一块牌匾。7
前共产党人的统治地位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缺乏对于历史的讨论并非巧合。不客气地说，前共产党人具有某种隐瞒历史的明显嗜好：即使当他们个人与过去的罪行无关时，这也会使他们蒙羞，削弱他们生存的基础，危害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改革”。在匈牙利，更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人强烈反对开设恐怖镇压受害者博物馆。更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前波兰共产党人在二○○一年通过选举上台以后立即对由其中间偏右的前任所建立的波兰国家纪念协会的预算作了削减。尽管已经有人为俄罗斯不给其成百上千万受害者修建国家纪念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辩解，但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再次对我作出了最为简单明了的辩解。“将会修建纪念碑，”他说，“在我们—老一代人—全都死了之后。”
这一点很重要：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欧洲许多后共产党国家身上。旧“秘密档案”内容的私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的政治生活，至少使一个波兰总理和一个匈牙利总理职位不稳。兄弟般的各国共产党之间过去进行的交易所产生的后果持续影响到现在。在许多地方，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机器—骨干人员、设施装备、办公场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新近偶尔发现的尸骨藏匿处可以突然引发论战和怒火。8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过去对俄罗斯的压力最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政权各种额外的实惠—同时继承了苏联庞大的国家机器、它的军事组织以及它的帝国梦想。因此，失忆的政治后果对俄罗斯所造成的损害比对其他前共产党国家大得多。以苏维埃祖国的名义，斯大林把车臣人流放到哈萨克的沙漠地区。一半车臣人死在那里，对于剩余的车臣人，当局也打算让他们与他们的语言文化一起消失在那里。五十年之后，俄罗斯联邦故伎重演，通过两场战争，它荡平了车臣共和国首都格罗兹尼，杀害了数以万计的车臣平民。如果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当权者记得—刻骨铭心地记得—斯大林曾对车臣人所做过的事情的话，他们可能不会在九十年代一次又一次入侵车臣共和国。这样做在道德上相当于德国战后入侵波兰西部。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这么认为—这本身就证明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
失忆也给俄罗斯文明社会的形成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后果。说白了，只要旧政权的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这听起来似乎预示了世界的末日，然而，它并非与政治无关。为了大多数遵守公共秩序的人，警察不一定非得随时抓捕所有罪犯不可，但是他们必须抓捕重要的犯罪分子。没有什么比看到坏人逍遥法外、以赃物为生、公开嘲笑社会更能鼓励不法行为。秘密警察保有他们的公寓、他们的乡间别墅和他们的高额养老金。他们的受害者仍然贫困和卑微。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你在过去同流合污的程度越严重，你这个人仿佛越聪明。依此类推，你在当今说谎骗人越厉害，你这个人就越聪明。
从某种深层的意义上说，古拉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残存在新的俄罗斯权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我曾经偶然听到一次典型的俄罗斯深夜餐桌谈话，它发生在几个莫斯科朋友的聚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参加聚会的两个人—成功的企业家—开始争论起来：俄罗斯的老百姓究竟有多么愚蠢、多么容易上当受骗？同时，我们究竟有多聪明？过去的斯大林时代在人与人之间、在强势的精英阶层与卑贱的“人民的敌人”之间划出的界线继续在俄罗斯新贵对其平民同胞傲慢的蔑视中表现出来。除非这些新贵能够很快认识到所有俄罗斯公民的价值和重要性、尊重他们的公民权利和人权，俄罗斯最终将注定成为今天的扎伊尔，那是一个由贫困的农民和亿万富翁政客组成的国家，政客把他们的财产存放在瑞士银行的金库里，让他们的私人飞机停在机场的跑道上，引擎始终保持着转动。
可悲的是，除了失去受害者之外，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俄罗斯也失去了英雄般的俄罗斯人。那些不管效果如何暗中反抗斯大林的俄罗斯人—苏珊娜·佩乔拉、维克托·布尔加科夫和阿纳托利·日古林那样的学生；古拉格反抗和暴动的领导者；从萨哈罗夫到布科夫斯基再到奥尔洛夫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在俄罗斯应该像参与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的名字在德国那样家喻户晓。俄罗斯幸存者文学—人性战胜苏联集中营可怕环境的故事—极其丰富的内容应当得到更加广泛的阅读、更加充分的了解、更加频繁的引用。如果更多的知道这些英雄和他们的故事，小学生们将会发现，即使是在俄罗斯的苏联时期，除了帝国和军事成就之外，也有一些令人自豪的事情。
不过，失忆还产生了更加普遍、更为实际的后果。例如，可以认为，俄罗斯不对历史进行适当的探究也说明它对某些审查制度麻木不仁，对继续强势存在的秘密警察—如今更名为联邦安全局或ФСБ—无动于衷。联邦安全局可以拆开邮件、窃听电话、不经法院批准闯入私人住宅并没有使大部分俄罗斯人感到特别不安。例如，他们不太关心联邦安全局对亚历山大·尼基京的漫长诉讼案。尼基京是一位生态学家，他记述了俄罗斯北方舰队正在对波罗的海造成的破坏。9
对过去无动于衷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进行司法和监狱制度的改革。一九九八年，我参观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中心监狱。阿尔汉格尔斯克曾经是古拉格的重镇之一，它坐落在通往索洛韦茨基、科特拉斯、卡尔戈波尔以及其他北方劳改营联合体的交通要道上。这座始建于斯大林时代以前的城市监狱从那以后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与加琳娜·杜金娜一起进入监狱，她可以称得上是后苏联时代真正稀有的人士，一位囚犯权利的倡导者。当我们由一名沉默的看守陪同走在这幢石头建筑的走廊里时，我们仿佛退回到过去。
走廊狭窄而阴暗，两边的墙壁潮湿粘滑。当看守打开一间男牢房的牢门时，我瞥见舒展地躺在铺位上的赤裸身体，上面刺着文身。看到那些男人没穿衣服，看守迅速把门关上，让他们收拾一下自己。牢门再次打开以后，我走了进去，看见大约二十个男人站成一排，很不高兴受到打扰。他们咕咕哝哝地简单回答加林娜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大部分人的眼睛死盯着牢房的水泥地面。他们好像正在打牌；看守很快就让我们离开了。
我们在女牢房里待的时间长一些。牢房的墙角有一个抽水马桶。除此之外，牢房里的状况可以直接按照一部三十年代回忆录的内容进行描述。女犯的内衣挂在一根沿天花板系着的绳子上；空气混浊而潮湿，非常热，还有浓重的气味，那是人出的汗、变质的食物、湿气以及人的粪便的气味。同样半裸的女囚犯坐在牢房里的铺位上，劈头盖脸地骂起了那个看守，大声地提着要求，发泄着不满。我仿佛走进了一九三八年关押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的那间牢房。我再次重复她的描述：
拱形的墙壁渗着水。两边是躺满了人的低矮通铺，中间只留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各式各样的破衣烂衫晾在头顶的绳子上。空气混浊，带着劣质烟草的恶臭气味，还有大声的争吵、喊叫和哭泣。10
在隔壁的少年犯牢房里，囚犯人数少一些，但是，他们的表情更加悲伤。加琳娜把一块手帕递给一个正在哭泣的十五岁女孩，这个女孩被指控偷了相当于十美元的卢布。“现在，”加琳娜说，“你要坚持复习代数，很快你就会从这里出去。”或许她希望如此：加琳娜遇见过许多未经审判而被囚禁了几个月的人，这个女孩在监狱里才刚刚待了一个星期。
随后，我们与监狱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当我们问到少年犯牢房的那个女孩时，当我们问到被打入死牢多年仍然坚称自己无辜的那名囚犯时，当我们问到监狱里污浊的空气和恶劣的卫生状况时，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他说，这些问题都涉及钱，钱根本不够用。监狱看守收入很低。电费不断上涨，这解释了走廊的阴暗。没有钱可以用于维修，没有钱供检察官、法官或审判使用。囚犯只能等着机会，直到拨款进来。
我不相信。钱是个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如果俄罗斯监狱的状况看上去跟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的回忆录所描述的一样，如果俄罗斯的法庭和犯罪调查只是摆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苏联遗留下来的东西并没有像一种耻辱那样使掌控着俄罗斯刑事司法体系的那些人产生道德负疚感。历史并没有像鬼魂一样困扰俄罗斯的秘密警察、法官、政客或实业界的精英。
不过，在当代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认为历史是一种责任或义务，它根本不是。历史是一场应当忘掉的噩梦，或者是一种应当无视的流言。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静候着下一代人。
当然，不像不了解过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具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西方对于苏联和中欧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缺乏了解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关系。我们对在大学里少数“古拉格否认者”的容忍并不会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毕竟，冷战已经结束，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力量留在西方的共产党内。
然而，如果我们不开始没法努力记住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也将自食其果。至少，我们对目前正在前苏联地区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将会继续因我们对于历史的误解而扭曲。另外，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斯大林对车臣人所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发觉这些事情是对车臣民族所犯下的可怕罪行，那么，不仅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不可能对他们再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泰然处之袖手旁观。苏联解体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将西方的力量调动起来。当纳粹德国终于崩溃时，其余西方国家创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为的是永远防止德国再次脱离文明的“正常状态”。对比之下，直到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西方国家并没有认真地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在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而且，除了把俄罗斯带回西方文明世界的需要之外，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大的动力。
但是最终，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还不是最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我们忘掉古拉格的话，那么，迟早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同样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毕竟，我们为什么进行冷战？那是因为狂热的右翼政客与军工企业集团和中央情报局合谋捏造出来整件事情从而迫使两代美国人和西欧人随波逐流吗？或者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吗？混乱已经普遍出现。二○○二年，发表在英国保守的《旁观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冷战是“历来最没有必要的对抗之一”。11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也把冷战称为“创下五万亿美元债务的愚蠢的四十年战争”。12
我们已经渐渐忘记是什么动员了我们，是什么激励了我们，是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将“西方”文明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已经渐渐忘记那是我们一直与之斗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更加努力地记住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记住二十世纪另一种极权主义政权的历史的话，最终，我们这些西方人将会无法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将不明白我们的世界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而且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特点消失了。因为，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多许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
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注释：
1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7页。
2凯瑟琳·史密斯：《记住斯大林的受害者》，第153-159页。
3本书作者与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的俄罗斯总统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谈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4梅里达尔：《石头之夜》，第407-408页。
5玛莎·格森：《我的祖母是书报检察官》，载一九九八年一月《格兰塔64》。
6本书作者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谈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7我在《秘密特工》一文中讲述了这件事情，见二○○○年四月十日《标准周刊》。
8例如，二○○二年七月在乌克兰西部一个修道院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大约一百三十具尸骨。见二○○二年七月十八日《莫斯科时报》。
9安妮·阿普尔鲍姆：《秘密特工》，载二○○○年四月十日《标准周刊》。
10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我的历程》，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6页。
11安德鲁·亚历山大：《苏联威胁是虚构的》，载二○○○年四月二十日《旁观者》。
12戈尔·维达尔：《最后的帝国》。
附记：究竟有多少？
尽管苏联曾经拥有数以千计的集中营，尽管成百上千万人曾经有过集中营的经历，但是，几十年来，除了对极少数官僚之外，受害者的准确数字对所有人都秘而不宣。因此，在苏联存在期间，估算他们的人数是个纯粹猜测的问题，而在今天，这仍然是个基于猜测的问题。
在纯粹猜测时期，西方对镇压活动统计资料的争论—就像西方对苏联历史的更为普遍的争论一样—从五十年代起受到冷战政治学的不良影响。没有档案材料，历史学家交叉利用囚犯的回忆录、叛逃者的陈述、官方的人口普查数字、经济统计资料，甚至利用那些以某种方式被外国人得知的微小细节，例如一九三一年分发给囚犯的报纸数量。1那些比较讨厌苏联的人往往选择较高的受害者人数。那些不太喜欢美国或西方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则会选择较低的数字。数字本身变动的范围很大。一九六八年，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描述大清洗的《大清洗》一书中，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估计，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逮捕了七百万人。2一九八五年，历史学家J.阿奇·格蒂在《大清洗的起因》一书中作了“修正性的”描述，他说，那两年仅仅逮捕了“几千人”。3
结果，公开的苏联档案使两位学者都不满意。解禁的第一批关于古拉格囚犯的数字最初似乎表明囚犯的人数正好介于较高的估计数字与较低的估计数字中间。根据广泛发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文件，以下是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五三年，每年一月一日所统计的古拉格的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的囚犯人数：
1930 179, 000 1942 1, 777, 043
1931 212, 000 1943 1, 484, 182
1932 268, 700 1944 1, 179, 819
1933 334, 300 1945 1, 460, 677
1934 510, 307 1946 1, 703, 095
1935 965, 742 1947 1, 721, 543
1936 1, 296, 494 1948 2, 199, 535
1937 1, 196, 369 1949 2, 356, 685
1938 1, 881, 570 1950 2, 561, 351
1939 1, 672, 438 1951 2, 525, 146
1940 1, 659, 992 1952 2, 504, 514
1941 1, 929, 729 1953 2, 468, 5244
这些数字的确表明我们从各种其他资料来源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是真实的。当镇压在三十年代后期加强时，囚犯的人数开始上升。战争期间略有下降，反映多次实行了特赦。一九四八年数字上升，当时斯大林再次开始进行镇压。除此之外，研究过这些档案的大部分学者现在一致认为，这些数字是在真正汇集了各个劳改营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与来自苏联政府其他部门的数据相吻合，例如，与财政人民委员部所使用的数据一致。5但是，它们也不一定反映全部事实真相。
首先，每个特定年份的数字都会给人错误的印象，因为它们没有显示劳改营系统非常高的流动率。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尽管所列出的年初和年终的囚犯总数从一百五十万降至一百二十万，可是，记录在案的古拉格系统关押过的囚犯人数却是二百四十二万一千人。尽管这个数字包括在系统内部转移的囚犯，但它仍然表明囚犯的大规模流动并没有反映在总的统计数字上。6由此看来，战争期间近一百万囚犯离开劳改营参加红军这一事实几乎没有反映在总的统计数字上，因为战争年代还有那么多囚犯来到了劳改营。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一九四七年，一百四十九万零九百五十九名囚犯进入劳改营，一百零一万两千九百六十七名囚犯离开劳改营，这一大规模流动也没有被上面的数字表反映出来。7
囚犯因为死亡、因为逃跑、因为服完了短期徒刑、因为释放出去参加红军、或者因为被提拔到管理岗位而离开。如同我所提到的，还有经常对年老、生病和怀孕的囚犯实行的特赦—一向是在新的逮捕浪潮之后。囚犯这种经常性的大规模流动意味着，囚犯的数量实际上比他们最初看上去的数量高得多。一九四○年，八百万名囚犯曾经在劳改营里关押过。8利用可以得到的关进与放出囚犯的统计数字并且结合各种资料来源，我所认为的这种最完整的计算表明，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一千八百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这个数字与九十年代俄罗斯高级安全官员所提供的数字相吻合。根据某种资料来源，赫鲁晓夫曾经亲口提到，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三年间，一千七百万人被关进了劳改营。9
不过，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个数字同样给人错误的印象。作为读者现在也已知道，在苏联被判处强制劳动的人实际上并不全都是在古拉格当局所管理的集中营里服刑的。首先，上面的数字就不包括数以十万计因在工作场所违法而被判处“不监禁强制劳动”的人。更为重要的是，至少还有另外三类不容忽视的自由受到限制的被强制劳动者：战俘，甄别营里的囚犯以及前面提到的所有“特殊移民”。“特殊移民”包括集体化时期被流放的富农，一九三九年以后被流放的波兰人、波罗的人和其他人，战争期间被流放的高加索人、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以及另外一些人。
前两类人的数量相对来说容易计算：根据一些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知道，战俘的数量超过了四百万。10我们还知道，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之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了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名羁押于甄别营里的人，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仍有超过十六万人继续留在甄别营里被迫从事强制劳动。一九四六年一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关闭了这些甄别营并将另外二十二万八千人遣送回苏联进一步审查。11由此看来，如果公平推算的话，总人数应当在七十万人左右。
即使只是由于那么多不同的移民群体在那么多不同的时期以那么多不同的理由被流放到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特殊移民的数量就多少有些难以计算。二十年代，通过行政命令流放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早期反对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这意味着，严格说来，他们不是古拉格的一部分，而是受到某种处分的人。三十年代初期，二百一十万名富农被流放，尽管不清楚具体人数，但是肯定有数十万人被发配到哈萨克或西伯利亚，其余的则被送往他们所在省份的其他地区或所在集体农庄边缘的荒村野地：由于许多人可能逃走了，因此很难知道是否把他们计算在内。比较清楚的是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被流放到“特殊移民”村的那些民族群体的情况。同样清楚但却容易忘却的是临时形成的一些群体，例如基洛夫遭暗杀后被赶出列宁格勒的一万七千名“遗老遗少”。还有一些苏联日耳曼人，他们实际上没有被流放，但是他们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居住的村庄却变成了“特殊定居点”—也就是说，变成了劳改营。那些生为流放者的婴儿，肯定也应算作流放者。
因此，仔细核对了所公布的关于各个不同的被流放群体的统计数字的那些人提出了略有出入的统计数字。在纪念协会二○○一年出版的《非一家之言》中，历史学家帕维尔·波良综合各种特殊移民的统计人数得出了一个数字：六百零一万五千人。12另一方面，在对公开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之后，奥托·波尔计算出，从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特殊移民超过七百万。13他所得出的“特殊定居点”的战后居民人数如下：
1945年10月 2, 230, 500
1946年10月 2, 463, 940
1948年10月 2, 104, 571
1949年1月1日 2, 300, 223
1953年1月1日 2, 753, 35614
不过，根据估计不足更经得起挑剔的原则，我决定选择波良的数字：六百万特殊移民。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
我当然知道，这个数字并不会让所有的人感到满意。一些人将会表示反对，被逮捕或被流放的那些人并不都是“受害者”，因为有一些是职业罪犯，有一些甚至是战犯。但是，尽管在这些囚犯中确实有几百万刑事犯，我仍然不相信其中的大多数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刑事犯”。一个从已经收割过的田地里捡了几根谷穗的妇女不是一名刑事犯；一个上班迟到了三次的男人也不是一名刑事犯，俄罗斯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的父亲正是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的。就此而言，战争结束多年以后仍然蓄意将战俘羁押在强制劳动的战俘营里也不是合法的监禁。据说，在任何一个劳改营，真正的职业罪犯人数极少—这就是我宁愿不考虑他们的人数的原因。
不过，另外有些人还会由于不同的理由对这个数字表示不满。的确，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人们无数次地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在这两千八百七十万名囚犯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错综复杂的。迄今为止，尚未公布过关于劳改营或流放地死难者的完整而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15在未来几年，可能出现一些更加可信的统计数字：至少，一名前内务部官员已经把这当做一项个人使命，试图通过逐营逐年有条不紊地全面查阅档案资料收集汇整可靠的数据。出于或许多少有些不同的动机，已经编辑完成第一部可信度极高的劳改营自身数据指南的纪念协会也把清点镇压受害者当做一项既定任务。
不过，在这些汇整清点完成之前，我们只能依靠现有的资料：一份以囚犯登记部门的档案为基础而逐年列出的古拉格囚犯死亡率记录。这份记录似乎不包括死在监狱和押解过程中的囚犯。它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综合报告而非各个劳改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它与特殊移民毫无关系。尽管不是太情愿，我还是把它列在这里：
1930 7, 980（ 4.2%） 1933 67, 297（ 15.3%）
1931 7, 283（ 2.9%） 1934 25, 187（ 4.28%）
1932 13, 197（ 4.81%） 1935 31, 636（ 2.75%）
1936 24, 993（ 2.11%） 1945 81, 917（ 5.95%）
1937 31, 056（ 2.42%） 1946 30, 715（ 2.2%）
1938 108, 654（ 5.35%） 1947 66, 830（ 3.59%）
1939 44, 750（ 3.1%） 1948 50, 659（ 2.28%）
1940 41, 275（ 2.72%） 1949 29, 350（ 1.21%）
1941 115, 484（ 6.1%） 1950 24, 511（ 0.95%）
1942 352, 560（ 24.9%） 1951 22, 466（ 0.92%）
1943 267, 826（ 22.4%） 1952 20, 643（ 0.84%）
1944 114, 481（ 9.2%） 1953 9, 628（ 0.67%） 16
像官方关于囚犯的统计数字一样，这个统计表也显示出了与其他资料相吻合的某种规律。例如，一九三三年囚犯死亡率的突然上升无疑表现出饥荒的影响，那场饥荒还夺去了六七百万苏联“自由”公民的性命。一九三八年的小幅度上升肯定反映了当年在一些劳改营所执行的大批死刑。战争期间囚犯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一九四二年接近囚犯总数的四分之一—也与当年在劳改营服刑的囚犯的回忆录相吻合，它反映了战争年代遍及整个苏联的食物短缺。
然而，即使把这些数字变得更加准确，仍然难以轻松回答“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实际上，人们从不认为古拉格当局所汇总的囚犯死亡人数完全真实可信。除了别的因素之外，古拉格的检查申斥文化意味着，谎报囚犯死亡人数使某些劳改营负责人得以维护既得利益：档案和回忆录均表明，许多劳改营的普遍做法是，释放行将死亡的囚犯，从而降低劳改营的死亡统计数字。17尽管特殊移民的流动性较小而且不存在半死不活时被释放的情况，但是，流放制度的本质—囚犯住在偏远的乡村，远离地方当局—决定了，关于特殊移民死亡率的统计数字也不可能让人们觉得完全真实可信。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必须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实际上，至少就苏联的情况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因此，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些人首先应当考虑他们真正想要弄清的是什么。例如，他们只是想知道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古拉格的劳改营和流放村？假如是这样，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根据档案资料汇总的数字，尽管就连汇总这个数字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不完整的，没有覆盖历年来的各类囚犯。我再次不太情愿地将其列在这里：二百七十四万九千一百六十三人。18
不过，即使它是完整的，这个数字仍然没有反映斯大林时代司法制度的全部受害者的情况。如同我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的秘密警察利用劳改营不是为了杀人。如果他们想杀人，他们就在森林里面大开杀戒：被他们杀害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苏联司法制度的受害者，而且这样的人数量很多。利用档案资料，一组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数字：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五三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数为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19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或多或少可以相信，但是，伴随着大屠杀的仓促和混乱很可能使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是不是这样的。不过，即使是这个数字—在我看来，它过于精确以致显得不太可信—仍然没有包括那些死在开往劳改营的火车上的人，没有包括那些在审讯期间死去的人，没有包括那些严格说来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的人，没有包括在卡廷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两万多名波兰军官；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包括那些获释之后没有几天就死了的人。如果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数字的话，那么它将会更高—也许将会高得多—即使估计出来的数字仍然将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我所找到的这些数字并不一定提供了人们真正想要知道的答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被问到“究竟死了多少人？”时，提问者真正想知道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究竟造成多少人的不必要死亡。也就是说，除了死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劳改营和大屠杀之外，究竟还有多少人死于红色恐怖和内战，死于伴随着残忍的集体化政策而来的大饥荒，死于大规模流放，死于大规模屠杀，死于二十年代的集中营，死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劳改营。假如是这样，有关的数字不仅更高，而且它们真的成了一个纯粹猜测的问题。《共产主义罪行录》的法国编者所引用的数字是两千万人死亡。其他人所引用的死亡人数接近一千或一千二百万。20
一个关于死难受害者的简单而真实的数字将会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等人直接进行对比。不过，即使我们查出一个这样的数字，我也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能够讲述苏联苦难的完整故事。例如，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可能反映留在家里的囚犯妻子、儿女以及年迈父母的死亡情况，因为他们的死并未单独记录在案。战争期间，老人因没有口粮卡而饿死：假如他们的囚犯儿子不是在沃尔库塔采矿挖煤，他们可能仍然活着。幼小的孩子轻易地死于天冷流行的斑疹伤寒和麻疹、死于设施不全的孤儿院：假如他们的母亲不是在肯吉尔缝制军服，他们可能也还活着。
同样，没有任何数字能够反映斯大林的镇压对被镇压者的所有家人的生活和健康所产生的累积影响。一个人作为“人民的敌人”受到审判被枪毙；他的妻子作为“人民的敌人的家属”被送进某个劳改营；他的孩子在孤儿院里长大，然后加入犯罪团伙；他的母亲死于压力和悲伤；他的叔伯姑舅堂表远亲断绝了彼此之间的所有联系，以免受到他们的牵连。家庭四分五裂，友谊终止完结，恐惧使仍然留在家里的人们心情沉重，即使当时他们没有被吓死。
最终，统计数字决不可能充分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本书所依据的如此卷帙浩繁的档案资料也不可能充分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所有就古拉格这一主题进行过最有说服力的写作的那些人非常清楚这是事实—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关于“统计数字”和“档案材料”这个话题的结束语交给他们当中一位的原因。
一九九○年，作家列夫·拉兹贡获准查阅他本人的档案材料，那是薄薄的一份卷宗，记录了他的被捕以及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克萨纳和她的几位家庭成员被捕的情况。他从头到尾阅读了档案并在后来就其内容写了一篇随笔。他有力地展示了档案的内容；指出了证据的缺乏；说明了当局所作指控荒唐可笑的实质；描述了发生在岳母身上的悲剧；揭露了岳父—契卡人员格列布·博基—的阴暗动机；对毁灭他们大家的那些人不可思议地毫无悔意给予了谴责。但是，在他对这份档案的感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看完档案之后的矛盾心情所作的描述：
我早就不再翻阅案卷，一页页文件摊开在我的面前已经一两个小时了，它们那特别的内容让我浑身发冷。监督我的人[克格勃的档案管理员]已经开始提示性地咳嗽并不停地看表。是离开的时候了。我在这里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我把档案交了回去，它们被随手再次扔进购物袋。我下了楼，沿着空旷的走廊经过门卫—他甚至没有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走出大楼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
这时只是下午五点，但是天色几乎已经暗了下来，断断续续下起了宜人的细雨。大楼还在身旁不远的地方，我站在人行道的外侧，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糟糕的是我不信上帝，因此不能走进某个安静的小教堂，站在温暖的烛光下，凝视着十字架上基督的眼睛，像一个信徒一样，述说并且做一些使生活变得更为容易承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