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妓女和小偷，
有修道士和神父。
还有王公贵族—
但是，他们的冠冕已被摘除……
在这个岛上，富人没有家园
没有城堡，没有宫殿……
—无名囚犯的诗，作于索洛韦茨基群岛，一九二六年1
如今，从老索洛韦茨基修道院远角钟楼的顶部向下看，仍然可以看出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轮廓。一道厚实的石头高墙围住了索洛韦茨基城堡。这是修道院的中心建筑群和教堂，始建于十五世纪，后来用作集中营总部管理部门的办公室和中心营房。正西面是码头，现在停泊着几艘渔船，在北方短暂的航运季节，这里曾经挤满了每周—有时是每天—送到的犯人。平展宽阔的白海海面从码头向远方延伸。从这里乘船到凯姆需要几个小时，以前，犯人就是从设在那里的大陆中转监狱踏上了他们的旅程。乘船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最大的港口和地方首府—要走整整一夜。
索洛韦茨基群岛，白海
向北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谢基尔卡山顶教堂的轮廓，索洛韦茨基臭名昭著的单人禁闭牢房曾经设在教堂的地下室里。东面坐落着囚犯建设的发电站，今天仍然大有用场。发电站后面是广袤的土地，那里曾经是个植物园。集中营初期，囚犯在那里栽种了一些试验性植物，试图确定，如果条件有所不同，哪些作物可以在边远的北方取得收成。
最后，在植物园的远方是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其他岛屿。白海海面上分布着大穆克萨尔马岛，囚犯曾在那里饲养银黑狐狸以获取狐皮；安泽尔岛，为残疾者、带婴儿的女犯以及前修道士设立的特别集中营所在地；扎亚茨基岛，女犯惩罚营所在地。2索尔仁尼琴选择“群岛”这个隐喻形容苏联的劳改营体系绝非偶然。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怀着某种永久性的期望设计建立的第一个苏联劳改营—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群岛上发展起来，一个岛接着一个岛地向外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它接管了一些以前的教堂以及一个古老修道院的房产。
这座修道院的建筑群过去做过监狱。从十六世纪开始，索洛韦茨基的修道士作为沙皇的忠实仆人曾经帮助囚禁过他的政敌—这些人中有桀骜不驯的神职人员和性情古怪的反叛贵族。3荒凉、高墙、寒风和一度让隐居的修道士产生了特殊喂养兴趣的海鸥也刺激了布尔什维克的想象力。早在一九二○年五月，阿尔汉格尔斯克版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曾把这个群岛描绘成建立集中营的理想地点：“残酷的自然环境、劳动管理制度、与大自然的搏斗将成为所有罪犯的好学校。”当年夏天，第一批犯人开始陆续到达这里。4
还有一些人—决策链上的更高层—也对群岛感兴趣。捷尔任斯基本人亲自出马说服苏维埃政府把没收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的房产连同彼得罗明斯克和霍尔莫戈里修道院的房产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一起移交给契卡—它当时已经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后来又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这些集中营被统一命名为“专设集中营”。5以后，它们将以“北方专设集中营”（СеверныеЛагеряОсобогоНазначения）而著称，首字母缩写为СЛОН。在俄语中，слон的意思是“大象”。这个名称将成为幽默、反讽以及恐吓等等灵感的源泉。
根据幸存者的说法，他们把索洛韦茨基当做“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永远铭记在心。6尽管最近有些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大量其他集中营和监狱，但是，不仅在幸存者的记忆中，而且在苏联秘密警察的记忆中，索洛韦茨基显然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7索洛韦茨基不可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唯一的一所监狱，但那是他们的监狱，秘密警察的监狱，在那里，秘密警察第一次学会了通过强制囚犯劳动而获取利润。在一九四五年所作的一次关于劳改营体系史的演讲中，当时劳改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纳谢德金同志声称，不仅劳改营体系在一九二○年诞生于索洛韦茨基，而且全苏范围的“强制劳动”体系—“作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方式”—也在一九二六年从那里开始形成。8
如果把强制劳动看成一九一八年以后苏维埃政权所认可的一种惩罚方式，那么，纳谢德金同志的表述最初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然而，只要我们看一看强制劳动的概念在索洛韦茨基是如何演变的，它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所有囚犯都在岛上参加劳动，但是，在集中营建立初期，因为并未把囚犯纳入任何一个类似于“体系”的范畴予以安排，所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劳动带有任何赢利的目的。
首先，在监禁于索洛韦茨基的两类主要囚犯中，有一类囚犯起初根本不参加劳动。这一类囚犯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以后陆续来到岛上的大约三百名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他们来自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布特尔卡监狱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其他监狱，被直接送到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主建筑群以北几公里之外的一个规模较小的萨瓦捷沃修道院。在那里，索洛韦茨基的看守可以确保他们与其他囚犯隔离，因此他们无法以其热衷进行的绝食和抗议影响其他囚犯。
最初，这些社会主义者囚犯得到了他们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报纸、书籍、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活动自由而且不必参加劳动。所有主要的政治党派—左翼社会革命党、右翼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分别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在各自居住的前修道院的某一侧占用了一些房间。9
在被捕于一九二四年的年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埃莉诺·奥利茨卡雅看来，萨瓦捷沃最初“根本不像一座监狱”，这使曾在莫斯科阴暗的卢比扬卡监狱关了几个月的她颇感意外。她的房间位于社会革命党一侧的女犯区，以前是修道士的单人居室。房间明亮、整洁、刚被粉刷过，有两个宽敞、通透的大窗户。房间里光线充足，空气新鲜。窗户上当然没有装栅栏。屋子中间有一张小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沿墙壁放着四张床，床上整齐地铺着床单。每张床的旁边都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摆放着书籍、笔记本和铅笔。
就在她对牢房的条件惊讶不已时，有人用茶壶送来了茶水，还有盛着白糖的糖碗，她的室友解释说，囚犯创造如此舒适的环境为的是：“我们希望像人一样生活”。10奥利茨卡雅很快得知，尽管有人患了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尽管食物总是不够吃，索洛韦茨基的政治犯却组织得很好，由各党派“资深人士”的房间负责贮存、烹调并分配食物。由于仍然具有特殊的“政治犯”身份，他们还被允许收取亲属和政治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虽然政治红十字会—一九二二年它的办事处被搜查，财产被没收—已经开始遇到困难，但是，与权贵关系密切的该组织领导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仍被允许以个人名义向政治犯提供援助。一九二三年，她给萨瓦捷沃的政治犯运来满满一车厢食品。同年十月还往北方运送了一批衣物。11
这是当时为解决因政治犯而产生的公共关系问题所采取的办法：或多或少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要使他们尽量远离其他囚犯。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苏维埃制度不会长期容忍任何例外。同时，虚假的表象也很容易被人看穿—因为还有其他人，在索洛韦茨基还有大量别的囚犯。“一踏上索洛韦茨基的土地，大家立即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人生新阶段，”一名政治犯写道，“从与刑事犯的交谈中，我们听说了当局施加于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管理手段……”12
不用那么大张旗鼓，索洛韦茨基城堡的主营区很快也塞满了身份不太确定的囚犯。囚犯的数量从一九二三年的几百人增加到一九二五年的六千人。13他们当中有白军军官及其支持者、“投机商”、前贵族、参加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23]以及货真价实的普通刑事犯。对于这些同一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要想得到茶壶里的茶和糖碗里的糖实在是太难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难以得到某些东西，却容易得到别的东西；尤其容易得到的是不合理的待遇—这已成为索洛韦茨基专设集中营“刑事犯”营区早期生活的特征—以及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就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预测的命运。前集中营囚犯兼回忆录作者鲍里斯·希里亚耶夫写道，在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天晚上，他与其他新来的囚犯受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一任负责人A.П.诺格捷夫同志的问候。“欢迎你们，”诺格捷夫以希里亚耶夫所描述的“嘲弄”口气对他们说，“正如你们所知，这里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你们应该忘掉你们以前的所有权利。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法律。”正如许多回忆录作者所证实的那样，“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这句话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被人提到。14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大部分囚犯都将同时体验到“索洛韦茨基当局”的玩忽职守和残忍成性。改为集中营的教堂和修道院生活条件原始简陋，而且几乎没有设法加以改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作家奥列格·沃尔科夫在通铺—实际上是许多人在上面躺成一排睡觉的宽木板（后面我们还将多次听到与通铺有关的故事）—上面得到一个位置。躺下之后，臭虫开始向他发起进攻，“像蚂蚁一样，一只接着一只。我无法入睡”。他走到屋外，立即被“成群的蚊子”团团围住……“我羡慕地看着那些在寄生虫的叮咬下酣然入睡的人。”15
在主城堡营区之外，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按照官方资料，北方专设集中营在索洛韦茨基群岛设有九个独立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又被分成若干营区。但是，还有一些囚犯长期被监禁在靠近林业生产区的森林里，那里的生活条件更为原始。16后来成为俄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自认为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分配到许多无名森林营区中的某一个。他写道，他去过其中的一个营区，“结果因目睹那里的可怕情景病倒了：人们睡在自己挖的壕沟里，有时要徒手挖掘一整天”。17
在外围的岛屿上，集中营中心管理部门对个别看守和营区负责人的行为的控制更加不力。囚犯基谢廖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安泽尔岛—一个较小的岛屿—上的集中营。由一名契卡人员万卡·波塔波夫管辖的这个集中营由三个营区和设在一座旧教堂里的看守指挥部组成。囚犯从事伐木劳动，不停地干活儿，中间不让休息，而且食物少得可怜。由于极度渴望休息几天，他们砍断自己的手脚。据基谢廖夫说，波塔波夫大量收集保存这些“珍品”并让来访者参观，他还对来访者吹牛说，他亲手杀害过四百多人。关于安泽尔集中营，基谢廖夫写道：“没有人从那里生还。”即使他的记述有言过其实之处，那它也表明，边远地区的集中营让囚犯真正感到了恐怖。18
在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各个岛屿，糟糕的卫生条件、过于繁重的劳动以及食物的匮乏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疾病—尤其是斑疹伤寒—的流行。随着一场特别严重的时疫爆发，一九二五年关押在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六千名囚犯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死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冬天。据一些人估计，死亡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每年有四分之一到半数囚犯死于斑疹伤寒、饥饿和时疫。一份文件记录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冬天在（当时规模已经大了许多的）北方专设集中营出现的两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起斑疹伤寒病例。19
然而，对于一些囚犯来说，索洛韦茨基意味着比受苦和生病更糟糕的事情。在岛上，囚犯受到极其残忍而且毫无意义的虐待和折磨，这在古拉格后期—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当时“强制囚犯做苦役已在深思熟虑之后成为一种制度”20—是很难看到的。尽管许多回忆录描述了这些行为，最为详尽的记录却是在二十年代后期莫斯科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所写的报告中发现的。在调查过程中，莫斯科的官员震惊地发现，冬天，索洛韦茨基的看守定期把衣不蔽体的囚犯关进大教堂寒冷的旧钟楼里，用一根绳子将囚犯的手脚绑在背后。他们还让囚犯“坐长凳”，就是强迫囚犯坐在长凳的一端十八个钟头不许移动，不时地把重物绑在囚犯悬空的下肢上，这种姿势肯定会给囚犯留下残疾。有时，囚犯被迫在结冰的天气光着身子去两公里以外洗澡。不是故意发给他们变质的食物，就是拒绝向他们提供医疗救助。平时，指派囚犯去做一些既无意义也没必要的事情，例如：将大量积雪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或是在看守高喊“海豚！”时从桥上跳进河中。21
在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中均被提到的索洛韦茨基群岛所特有的另一种折磨囚犯的方式是“交给蚊子”。白军军官克林格尔—后来他策划实施了少数几次成功逃出索洛韦茨基的行动中的一次—写道，他曾亲眼见过用这种方式折磨一名囚犯，因为这名囚犯抱怨家人给他寄来的一个包裹被没收了。恼羞成怒的监狱看守对他的抱怨作出回应，他们扒光他的所有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然后把他绑在森林里的一根木桩上。在北方的夏天，森林里到处都有成群的蚊子飞来飞去。“不到半个小时，他那可怜的身体整个被叮得肿胀起来，”克林格尔写道。最后，这名囚犯因疼痛和失血而昏迷过去。22
大部分死刑看上去似乎都是随心所欲执行的，因此，许多囚犯对他们由于存在被随意处决的可能性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记忆犹新。利哈乔夫声称自己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底的一次大屠杀中侥幸逃过一劫。档案材料的确显示，当时处决了约五十个人（不是利哈乔夫所写的三百个人），他们被控企图组织暴动。23
与直接处死几乎同样可怕的是去谢基尔卡—其地下室用作索洛韦茨基禁闭牢房的那座教堂—服刑。实际上，尽管有许多传说讲述了发生在这座教堂地下室里面的事情，但是，因为几乎没有人从谢基尔卡生还，所以很难确定那里的真实情况。一名目击者确实看见过一群列队前去干活儿的囚犯：“惊恐的人们排成一队，面无人色，一些人身上裹着麻袋，所有人都光着脚，周围是荷枪实弹的看守……”24
正如索洛韦茨基的传说总是描述的那样，从谢基尔卡教堂下山所经过的那一段长达三百六十五级的木制阶梯路也在集体屠杀中发挥了作用。当时，在一段时间里，由于集中营当局不许看守枪杀囚犯，所以他们开始制造“意外”—接着便有一些囚犯从木头台阶上摔下去。25前几年，索洛韦茨基囚犯的后代在台阶的底端竖起一根木十字架，作为传说中囚犯死亡之地的标志。如今这里是个环境幽雅、风景秀丽的地方[24]—九十年代后期，索洛韦茨基本地的历史博物馆将美丽的景色印制成谢基尔卡圣诞卡，从圣诞卡上可以看到教堂、木头台阶和十字架。
当管理风气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方专设集中营里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时，同样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不仅帮助另外一些人活了下来，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促成了他们的歌舞生涯。一九二三年，少数囚犯开始组织集中营的第一个剧团。最初，“演员们”—排演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在森林里伐木十个小时—没有剧本，所以只能凭着记忆演出经典剧目。一九二四年，剧团的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当时来了整整一批前专业演员（都是作为同一次“反革命”活动的参加者而被判刑的）。那一年，他们演出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高尔基的《太阳的孩子们》。26
后来，索洛韦茨基的剧场演出过歌剧和轻歌剧，它还举办过杂技演出并且放映过电影。一场音乐晚会包括管弦乐曲、五重奏、合唱以及选自俄罗斯歌剧的咏叹调。27一九二四年三月的全部剧目包括一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的儿子、也是作家的丹尼尔·安德烈耶夫后来成为古拉格的一名囚犯）的剧作、一部果戈理的剧作和一场献给萨拉·贝纳尔[25]的纪念演出晚会。28
戏剧并非囚犯可以享有的唯一一种文化生活。除了囚犯可以在里面试种北极作物的那个植物园之外，索洛韦茨基还有一个最终拥有三万册图书的图书馆。索洛韦茨基的囚犯—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圣彼得堡的科学家—还创办了一个本地植物、动物、艺术和历史博物馆。29一些更加著名的囚犯有权使用一个显然是用来追求享受的“俱乐部”—至少从照片上看是这样的。照片显示出一架钢琴，镶木地板，马克思、列宁和第一任苏维埃文化部长卢纳察尔斯基[26]的画像，一切看上去非常舒适。30
利用修道士的老式平板印刷设备，索洛韦茨基的囚犯还出版以讽刺性漫画、思乡心切的诗歌以及直率得惊人的小说为特色的月刊和报纸。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那一期的《索洛韦茨基群岛》（Соловетскиеострова）月刊上，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名来到索洛韦茨基的前女演员的故事，她不得不像洗衣女工一样干活儿，结果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索洛韦茨基应该受到诅咒”。
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一位从前对“冬宫内部的社交晚会”了如指掌的名门贵族，在新的境遇中只能通过拜访另一位贵族谈论过去的时光来寻求慰藉。31显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还不是非用不可。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在后来的苏联小说中成为一种责任的—圆满结局，也不是所有虚构的囚犯都能愉快地适应苏联的现实。
索洛韦茨基的期刊还刊登学术性更强的文章，其范围从利哈乔夫的犯罪性赌博模式分析到关于倒塌的索洛韦茨基教堂的艺术和建筑学研究成果。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北方专设集中营印刷厂甚至设法为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出版了二十九期刊物。该协会对群岛的植物和动物进行研究—集中研究北方鹿种、当地植物等特定物种—并且发表关于制砖、风势、可利用矿物和毛皮兽类养殖业的论文。一些囚犯对后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以致他们在岛上经济活动最活跃的一九二七年为改良当地的狐狸品种而从芬兰引进了一批银黑“种”狐。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地方志协会还完成了一份地质勘测报告，索洛韦茨基群岛地方志博物馆馆长至今仍在使用这份报告。32
这些享有较多特殊待遇的囚犯也参与庆祝新的苏维埃庆典和节日—下一代劳改营囚犯将被排除在此类活动之外。刊登在一九二五年九月那一期《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岛上欢庆五一节的情景。阿拉斯，天气不好：
五一节，苏联到处鲜花盛开，但是在索洛韦茨基，海上仍然布满冰块，还有大量积雪存在。不过，我们准备庆祝无产阶级的节日。一大早，营房里就忙活起来。一些人在刮胡子。有人缝补衣服，有人擦亮皮靴……33
从多年以后的观点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索洛韦茨基群岛，宗教仪式长期坚持不懈。В.А.卡扎奇科夫是当时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他回忆了一九二六年那个“隆重的”复活节：
复活节前不久，新来的营区负责人要求所有想去教堂的人向他提出申请。起初没有人申请—大家害怕承担后果。但是到了复活节前夕，大批囚犯提出申请……人们排成几列长长的队伍，沿着通往奥努夫里耶夫斯克教堂—一座墓地的小教堂—的道路步行前往。当然，小教堂容不下所有的人。人们站在教堂外面，那些来晚的人甚至听不见礼拜祷文。34
囚犯所办的另一种刊物《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期上就复活节的话题谨慎而明确地评论道，这是“一个庆祝春天到来的古老节日”，“在红旗之下仍然可以按照传统习惯纪念它”。35
让许多囚犯感到诧异的是，与宗教节日一起，极少数以前的修道士也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名正言顺地幸存下来。他们以“指导修士”的身份活动，据说是向囚犯传授必要的技能，以前他们利用这些技能成功地从事农业和渔业—索洛韦茨基的鲱鱼曾经是沙皇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肴—生产；他们还为囚犯揭开错综复杂的运河系统的奥秘，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利用这个系统将岛上的各个教堂连接起来。多年来，数十名苏联神父和基督教教会上层人士—既有东正教的也有天主教的，他们或是反对没收教会财产，或是违反“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成为集中营的指导修士。有点像那些社会主义者政治犯，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以前，这些神职人员获准单独居住在城堡里的一个特定营区，而且还被允许在城堡右侧前修道院墓地小教堂里做礼拜，这是其他囚犯只有在特殊节日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
这些“特殊待遇”似乎曾经引起不满，偶尔还在神职人员与普通囚犯之间造成紧张的气氛。一名产后转到安泽尔岛某专设母亲营区的女囚犯回忆说，岛上的修女“远离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她们心里有气，她们不喜欢孩子而且敌视我们”。正如许多回忆录所反复描述的那样，其他神职人员所采取的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致力于在刑事犯和其他政治犯中传播福音并且从事社会工作。36
对于那些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来说，也能用钱免除森林里的劳动任务，还能得到不受折磨不被处死的保证。索洛韦茨基有一家可以（非法）接待囚犯的饭馆。那些付得起必要贿金的囚犯还能进口自己的食物。37有一段时间集中营当局甚至在岛上设立了“商店”，囚犯可以在那里以相当于苏联普通商店价格两倍的高价购买各种服装。38据说有个囚犯通过花钱得以脱离苦难的生活，他叫“维奥拉罗伯爵”，这是一个其姓名（以多种不同的拼法）出现在几本回忆录中的虚张声势的家伙。通常被称为“墨西哥驻埃及大使”的这位伯爵错误地在俄国革命之后不久前往苏维埃格鲁吉亚拜访他妻子的家人。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并被流放到偏远的北方地区。尽管最初他们也身陷囹圄，伯爵夫人还被派去当洗衣女工，但是，就集中营的传说所述，伯爵用五千卢布为他们夫妇买到了独门独户生活的权利，而且配有一匹马和一个仆人。39其他传说讲述了一位来自孟买的印度富商的存在，后来他在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帮助下离开了集中营。他的回忆录多年以后由流亡者的出版社出版。40
这些事例以及另外一些富有的囚犯生活舒适—并且早早获释—的事例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一批基本上享受不到特殊待遇的囚犯在一九二六年写信给苏共中央政治局，谴责“主宰着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混乱状态和暴力行为”。他们用精心构思的语言向苏共领导人投诉，他们抱怨说，“那些有钱人可以用钱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了没有钱的工人和农民肩上”。他们写道，当富人花钱为自己弄到比较轻松的劳动时，“穷人每天却要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41结果证明，并不只是他们才对索洛韦茨基集中营负责人的胡作非为表示不满。
如果说囚犯是被随心所欲的暴力行为和不公平的待遇所困扰的话，高高在上的苏联统治阶层则是因为多少有点不同的问题而烦恼。二十年代中期，像“普通”监狱系统的其他部分一样，北方专设集中营显然没能达到其实现自给自足的首要目标。42实际上，苏联的集中营—无论是“专设的”还是“普通的”—不仅不能赢利，而且它们的负责人还持续不断地要求得到更多的钱。
在这个问题上，索洛韦茨基与当时其他苏联监狱的情况一模一样。在索洛韦茨基，由于囚犯和看守的特殊性，极端的残忍和极度的舒适很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明显，不过，索洛韦茨基的胡作非为也反映了全苏其他集中营和监狱的共同特点。理论上，构成普通监狱系统的也是把农场、车间和工厂连成一体的劳动“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同样混乱无序而且无法赢利。43一九二八年，一名检查人员视察了一个这样的集中营，它地处卡累利阿农村地区，有五十九名囚犯外加七匹马、两头猪和二十一头奶牛。检查报告不满地说，只有一半囚犯有毛毯；马匹的饲养条件恶劣（而且未经许可就把一匹马卖给了吉普赛人）；其余马匹定期用来为集中营的看守办事；集中营的囚犯铁匠获释时顺手带走了所有打铁用的工具；除了主要负责人的住处之外，集中营的房屋全都没有取暖设备，甚至连保暖的措施也没有。更为严重的是，正是这同一位主要负责人，每个星期有三到四天不在集中营里上班，经常不经允许提前释放囚犯，“顽固拒绝”给囚犯讲授农业知识，并且公开宣称，他认为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毫无意义”。一些囚犯的妻子居住在集中营里，其他囚犯的妻子长时间入营探视并与她们的丈夫消失在树林深处。看守们“为琐屑的小事争吵不休并且经常喝得烂醉”。44难怪上级部门批评卡累利阿地方政府“不理解强制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及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在”。45
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集中营显然赚不到钱，而且从一开始就赚不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白俄罗斯戈梅利的契卡负责人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要求得到五十万卢布紧急财政补贴：当地集中营的建设由于缺乏资金已经陷入停顿。46在随后的整个二十年代，争夺监狱系统控制权的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为资金和权力勾心斗角。为了减轻整个系统的负担，监狱定期实行特赦，这种做法最终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宣布实行大规模特赦时达到极致。当时从常规监狱系统释放了五万多人，主要是因为必须消除人满之患并节省开支。4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了“更有效地利用囚犯”的必要性。当时，Г.Л.皮亚塔科夫—一位将要担任一系列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的职务的布尔什维克[27]—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份备忘录。“我已得出结论，”他在备忘录中阐述道，“为了给劳动文明创造最基本的条件，必须在某些地区建立强制劳动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可以消除监禁场所的人满之患。应当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这些问题进行调研。”接着，他列出了迫切需要开发的四个地区：远东的萨哈林岛、边远北方的叶尼塞河河口周边地区、哈萨克干草原和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市周边地区—这四个地区后来都建立了劳改营。捷尔任斯基同意这份备忘录的意见，并将它转给另外两名同事去作进一步的论证。48
最初，也许是因为捷尔任斯基本人没过多久就死了的缘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过，这份备忘录显示出变化的前兆。直到二十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确定究竟是把监狱和集中营主要用于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和惩罚罪犯，还是用于为苏维埃政权创造经济效益。此时，与集中营命运利害攸关的许多机构逐渐达成一种共识：监狱必须自给自足。二十年代末，革命之后苏联监狱的混乱状况将会有所改变，一种新的体系将从混乱当中产生。索洛韦茨基不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实体，它将成为集中营的一个榜样，一个在苏联全国各地被成千上万次复制的范例。
回想起来，即使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索洛韦茨基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在一九三○年，当地的负责人乌斯宾斯基同志向索洛韦茨基党的会议作报告时宣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工作经验使党和政府相信，必须把苏联全国的监狱体系改变成为一个劳改营体系。”49
正如写给捷尔任斯基的备忘录所显示的那样，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期待着发生这样一些变化。有关新体系的各项技术—管理集中营的新手段、组织囚犯并且安排他们劳动的新方法—有待索洛韦茨基集中营自己发明创造。也许，混乱在二十年代中期主宰着索洛韦茨基，而未来的古拉格体系则是从这种混乱中产生的。
围绕着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伦克尔—一名步步高升最终成为索洛韦茨基最有权势的负责人之一的囚犯—的个人经历，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北方专设集中营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的。一方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声称，弗伦克尔本人首先发明了根据劳动量给囚犯分发食物的方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致命的劳动制度—它使虚弱的囚犯在一周之内死去—后来将会造成无数人的死亡。另一方面，大批俄罗斯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弗伦克尔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因此把关于弗伦克尔的许多事情仅仅当成传说而不予考虑。50
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或许的确是对弗伦克尔过誉了：早于索洛韦茨基存在的布尔什维克集中营里的囚犯也曾提到因加班劳动而得到了额外的食物，无论如何，这种方法的意义明显，因此未必需要由某个人来发明创造。51不过，近期公开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卡累利阿—当时索洛韦茨基隶属于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档案，昭示了弗伦克尔的重要性。虽然弗伦克尔没有任何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但他确实找到一种把集中营变成貌似赢利的经济实体的方法，同时他也在适当地按照这种方法行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弗伦克尔的做法很可能对斯大林所关心的问题起到了献计献策的作用。
但是，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也不奇怪。弗伦克尔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描写早期劳改营的回忆录中，根据这些回忆录可以明显地看出，此人的身份甚至一生都被神秘的色彩所笼罩。官方照片显示的是一个面相阴险的精明男子，头戴皮制帽，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一位回忆录作者回忆说，他“穿着像个花花公子”。52一位极其钦佩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事对他的精确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赞不绝口：“他从来不在纸上记录任何东西。”53苏联的宣传后来也为“他的惊人记忆力”增添了具有说服力的内容，并且提到他“在林业和伐木作业方面的真知灼见”、他在农业和工程方面的专长以及他的全面的综合性知识：
例如，有一天，他与两名负责生产肥皂、香水和化妆品的工人谈话。他很快就使他们默不作声了，因为他显示出在香水调制方面的丰富知识、甚至证明自己在世界市场和马来半岛居民喜欢或者厌恶的气味特性方面是一位专家！54
其他人对他则是既恨又怕。一九二八年，在索洛韦茨基基层党组织的一系列特别会议上，弗伦克尔的同事指责他组织自己的情报网，“因此，他比别人更早地知道关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55早在一九二七年，他的故事就传到了遥远的巴黎。在一本较早的关于索洛韦茨基的著作中，一名反对共产主义的法国人提到了弗伦克尔，“由于他的令人发指的冷血倡议，数百万不幸的人们被难以承受的苦役、被骇人听闻的折磨摧垮了”。56
弗伦克尔的同时代人也不清楚他的来历。索尔仁尼琴说他是一个“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犹太人”。57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匈牙利工厂主”。58当其他人说弗伦克尔来自奥地利、来自巴勒斯坦，或者说他曾经在美国的福特工厂工作过时，希里亚耶夫断言他来自敖德萨。59弗伦克尔的囚犯登记卡多少澄清了一些事实真相，上面清楚地写明，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海法，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他从那里（可能经过敖德萨，也可能经过奥匈帝国）来到苏维埃俄国，他说自己在俄国是一个“商人”。60一九二三年，当局以“非法越境”的罪名逮捕了他，这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有些走私行为的商人，也可能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苏维埃政权所不能容忍的过于成功的商人。当局判处他在索洛韦茨基服十年苦役。61
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囚犯到集中营负责人的身份转变确实依旧迷雾重重。有这样的传说，来到集中营以后，这里组织工作的混乱低效、财力人力的纯粹滥用让弗伦克尔大为震惊，于是，他坐下来写了一封内容非常详细的信，确切指出了集中营的工业、林业、农业和制砖业各自存在的问题。他把这封信放进供囚犯使用的“投诉信箱”，引起一名管理人员的注意。出于好奇，这名管理人员把它寄给了契卡的亨利希·雅戈达。当时雅戈达在秘密警察官僚阶层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最终将成为其领导人。据说，雅戈达立即要求见一见写这封信的人。据一位同时代的人（此人的姓名不可考）说，索尔仁尼琴也这么说，弗伦克尔自称，他被火速送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与斯大林及其亲信之一卡冈诺维奇讨论了自己的想法。62这是传说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的地方：尽管记录显示弗伦克尔确实曾在三十年代会见过斯大林，尽管他在苏共大清洗的年代受到斯大林的保护，但是尚未发现任何关于他在二十年代去见斯大林的档案记录。这并不是要说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只是档案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已。63
某些间接证据支持了这个故事。例如，即使按照北方专设集中营的混乱标准，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也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时间之内被从囚犯提拔为看守的。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弗伦克尔成为集中营的囚犯还不到一年，北方专设集中营当局已经为提前释放他提出了申请。申请最终在一九二七年得到批准。在此期间，集中营当局定期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呈递陈述报告，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弗伦克尔：“在集中营里，他使自己成为一名才华出众的劳动者，因而赢得了北方专设集中营管理部门的信任，并被当做权威人士对待……他是一名少见的、认真负责的劳动者。”64
我们还知道，弗伦克尔着手组建继而经营了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贸易部（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коммерческаячасть），并以这种身份试图使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不仅像关于集中营的法令所要求的那样自给自足，而且实际做到赢利—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在那里开始以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方式做生意。尽管这些企业都是国营而不是私有的，竞争的因素仍然存在于二十年代的苏联经济中，弗伦克尔则利用了这种因素。到一九二五年九月，由于弗伦克尔所经营的经贸部，北方专设集中营已在卡累利阿获得十三万方木材的采伐权，中标价格低于一家民间林业企业。北方专设集中营还成了卡累利阿合作银行的股东，并且正在投标凯姆至北方城市乌赫塔的公路的建设权。65
所有这些行为从一开始就让卡累利阿的地方当权者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他们当初根本反对建立索洛韦茨基集中营。66后来，他们的不满愈演愈烈。在一次讨论北方专设集中营发展的会议上，地方当局抱怨说，北方专设集中营具有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不正当渠道，因而将使普通的林业工人失业。再往后，这一类会议的基调有所变化，出席会议的人提出了更加严厉的反对意见。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卡累利阿人民委员会议—卡累利阿共和国政府—的会议上，几名地方领导人谴责北方专设集中营对他们漫天要价，为建设凯姆至乌赫塔的公路而索要的钱太多了。“现在已经很清楚，”尤日涅夫同志愤怒地总结道，“北方专设集中营是个商人，一个滥用巧取豪夺手段的商人，而且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67
卡累利阿贸易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它也竭力反对北方专设集中营在凯姆开设商店的决定。国营企业无力开办此类业务，而北方专设集中营具有这种能力，它可以要求囚犯雇员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只需支付极其微薄的报酬—实际上根本没有报酬—即可安排他们加班加点。68更加恶劣的是，地方当局抱怨说，北方专设集中营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殊关系使其可以无视地方法律，不向地方财政交钱。69
关于囚犯劳动的可获利性、效率及公平性的争论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时间里继续进行（本书也将在后面予以更加详细的讨论）。但是，二十年代中期，卡累利阿地方当局并没有赢得这场争论。在报告一九二五年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经济状况时，费奥多尔·艾希曼斯同志—虽然他在以后将会管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此时还是诺格捷夫的副手—大肆吹嘘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成就，宣称以前“惨淡经营的”制砖厂如今繁荣兴旺，伐木公司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发电厂已经建成，渔业产量翻了一番。70这些报告中的说法后来出现在索洛韦茨基的报刊上，而且出现在苏联各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71它们包含了精心计算的结果：一份报告估算，配给食物的日平均成本为二十九戈比，每年的服装成本为三十四卢布五十七戈比。包括医疗费和运输费在内，据说每一名囚犯一年的总费用为二百一十一卢布六十七戈比。72尽管直到一九二九年集中营仍有累计一百六十万卢布的赤字73—这很可能是因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挪用资金造成的—索洛韦茨基可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仍被广泛进行大肆宣扬。
这一成就立即成为围绕着改组苏联整个监狱系统而进行的争论的焦点。即使它是通过向囚犯提供更低的食物定量和更差的生活条件而取得的，也没有人太在意。74即使它是以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恶化为代价而取得的，也没有人表示担忧。
在集中营内部，谁是这一所谓成就的功臣几乎毋庸置疑。所有人都把弗伦克尔与集中营的商业化经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许多人因此而坚决反对他。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一次充满敌意的索洛韦茨基共产党的会议—敌意之强烈使得有关人士宣称部分会议记录过于机密以致不能存档，因此人们无法查阅—上，集中营的负责人之一亚申科同志不满地说，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贸易部已经形成了太大的势力：“所有事情都在它的权限之内。”他还攻击弗伦克尔是因当时集中营的（看守）人手不够而在劳动“三年之后被释放的一名囚犯”。亚申科抱怨说（他的言辞带有某种强烈的反犹气息），弗伦克尔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当谣传他可能离开时，人们就说，‘没有他，我们不可能去干活儿。’”
亚申科承认，他非常仇恨弗伦克尔，因此曾经打算谋杀他。有人问，为什么弗伦克尔这样一名以前的囚犯能在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商店里享受优先服务和便宜价格—仿佛他是店主一样。还有人说，北方专设集中营已经变得如此商业化，以致忘记了自己的其他任务：集中营的所有教育改造工作不再开展，囚犯被迫按照不公平的标准从事劳动。当囚犯试图以自残的方式逃避劳动定额的约束时，他们的问题无人查处。75
但是，正像北方专设集中营将会赢得与卡累利阿当局的争论一样，弗伦克尔—可能由于他在莫斯科的关系—也将赢得北方专设集中营内部就下列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索洛韦茨基应该成为什么类型的集中营，囚犯在集中营里应该如何从事劳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如同我已提到的那样，弗伦克尔可能没有发明臭名昭著的“干多少活儿吃多少饭”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囚犯得到的伙食定量由他们完成的劳动定额来决定。然而，他的确主持了发展完善这一制度的工作，把它从一种粗放的约定—根据这种约定，有时会把食物作为劳动的“报酬”—变成了一种用于分配食物及组织囚犯的极其严格的管理方式。
实际上，弗伦克尔的制度相当简单。他把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囚犯按体力分成三类：可以干重活儿的，可以干轻活儿的，体弱多病的。给每一类囚犯分配不同的劳动任务以及需要完成的劳动定额。然后给囚犯分发相应的食物—结果，他们的食物定量差别极大。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间绘制的一张图表显示，分配给第一类囚犯八百克面包和八十克肉类；分配给第二类囚犯五百克面包和四十克肉类；分配给第三类囚犯四百克面包和四十克肉类。也就是说，最低一类囚犯所得到的食物只有最高一类囚犯的一半。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