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很快就把囚犯分成了能够生存和无法生存的两类人。通过供给相对充足的食物，健壮的囚犯更加健壮。因为食物不足，虚弱的囚犯更加虚弱，直至最终病倒或死亡。由于劳动定额总是定得很高—对于某些囚犯来说，尤其是对于从来没有干过挖煤、砍树这些活儿的城市人来说，高得根本不可能完成—发生这种变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快、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当局处罚了一批集中营看守，因为他们强迫一百二十八名囚犯整个冬天在森林里为完成劳动定额而彻夜干活儿。一个月后，囚犯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身患重病而且严重冻伤。77
在弗伦克尔的领导下，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劳动类型也发生了变化：他对毛皮兽养殖或者种植引进的极地作物之类的低效劳动不感兴趣。作为替代，他利用北方专设集中营所拥有的充足的没有特殊技能的免费劳动力，安排囚犯修筑道路和采伐木材。78劳动类型的变化很快改变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改变了苏联集中营的性质，因为北方专设集中营这时已经开始向索洛韦茨基之外稳步扩张。尤其是，弗伦克尔不再关心是否把囚犯限制在监狱的环境中、是否把他们关在牢房或带刺铁丝网里。他把囚犯劳工的队伍派往卡累利阿共和国各地，派往索洛韦茨基几千公里之外大陆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派往最最需要他们的任何地方。79
像接管了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的管理专家一样，弗伦克尔还使集中营生活的其他方面趋于合理，逐渐抛弃了对提高集中营的经济效率不起作用的一切东西。所有形式主义的教育改造很快就被取消了。正如贬斥弗伦克尔的人所不满的那样，他停止出版集中营的刊物和报纸，并且取消了与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的聚会。索洛韦茨基的剧场和博物馆继续保留，但那只是为了给前来参观的要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已。
与此同时，随心所欲的残忍行为越来越少。一九三○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的沙宁委员会上岛调查虐待囚犯的传言。委员会的报告确认，岛上存在滥用酷刑的事实。为了彻底扭转以前的做法，沙宁委员会将九十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凶者判处死刑。80如今，在一个将劳动能力（трудоспособность）看得高于一切的机构里，这种行为被认为不合时宜。
最后，在弗伦克尔的领导下，“政治犯”的概念永久性地改变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当两类囚犯一起被派往大陆去为大型林业工程和卡累利阿的木材加工厂干活儿时，因刑事犯罪被判刑的囚犯与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囚犯之间的人为界线消失了。北方专设集中营不再承认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而是一视同仁地把所有囚犯看成潜在的劳动力。81
萨瓦捷沃营区的社会主义者居民提出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显然，那些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不适应任何人的经济效率思想，因为他们原则上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他们甚至拒绝去砍自己烧的木柴。“我们属于行政流放，”一名政治犯抱怨说，“因此，当局必须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82不出意外，这种态度开始引起集中营当局的不满。尽管诺格捷夫长官曾于一九二三年春天在彼得罗明斯克亲自与政治犯进行谈判，并且亲口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平静顺从地迁往索洛韦茨基，将在那里实行更加宽松的管理制度，但是，他似乎对政治犯没完没了的要求特别不满。在政治犯的行动自由、看医生的权利以及与外界通信的权利等等问题上，他与政治犯争论不休。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当双方就对囚犯实行宵禁而进行的异常激烈的争论达到极点时，看守萨瓦捷沃营区的士兵向一群政治犯开枪，打死了其中的六个人。
这起事件在国外引起了一阵骚动。政治红十字会把士兵开枪的消息秘密传递到境外。甚至在其见诸苏联报端之前，关于开枪事件的报道已经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索洛韦茨基与苏共领导层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最初，集中营当局为士兵开枪进行辩护，声称囚犯违反了宵禁令，并且声称士兵在开枪之前曾经发出过三次警告。
后来，一九二四年四月，在根本否认士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而囚犯则认为他们没有—的同时，集中营当局为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更加煞费苦心的分析。他们的报告解释说，政治犯与看守他们的士兵“待遇不同”。政治犯有时间读书看报，士兵则没有书报可读。政治犯吃的是白面包、黄油和牛奶，士兵却吃不上这些东西。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不满自然而然地积聚起来，工作的人对不工作的人不满，结果，当囚犯公然违抗宵禁令时，流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83为了支持他们的推断，集中营管理者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大声宣读了囚犯们所写的信：“我感觉很好，我吃的很好……目前不需要给我寄衣服和食物来。”其他信件则描绘了岛上的美丽景色。84当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时，囚犯们坚称，他们对岛上生活所作的这些田园诗般的描述，只是为了消除亲人的恐惧。85
中央委员会愤怒地采取了行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集中营事务负责人格列布·博基所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视察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和设在凯姆的中转监狱。一系列文章随后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发表在《消息报》上。“相信索洛韦茨基是一座让人压抑的黑暗监狱—那里的人们坐在拥挤的牢房里耗费着光阴—的人们大错而特错了。”Н.克拉西科夫写道，“整个集中营由一个包括三千名劳动者的庞大的经济实体所组成，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在为索洛韦茨基的工农业生产大唱赞歌之后，克拉西科夫接着描述了萨瓦捷沃社会主义者营区的生活：
他们所过的生活可以作为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具有其存在形式的所有负面因素。继续保持着无所事事、喋喋不休地争论政治问题、家庭不和、宗派斗争之类特征，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着对一般政府，尤其是对当地管理部门和红军看守战士的挑衅性敌视态度……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这三百多人反对地方当局为给他们的生活注入规则和条理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和努力。86
在另一份杂志上，苏联当局声称，社会主义者囚犯享有比那些红军战士更充足的食物定量。他们还可以自由地会见亲属—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将信息偷偷地传递出去呢？—而且配有足够的医生，比一般工人生活区的还要多。文章还以讥讽的口气说，这些囚犯索要“稀缺而昂贵的秘方药剂”，而且要求为他们的牙齿镶上金冠和金桥。87
这是结局的开头部分。经过一系列商议—其间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考虑拒绝了让政治犯流亡国外的意见，他们担心影响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由于某种原因特别担心影响英国工党—之后，一项决定作出了。88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拂晓，军队包围了萨瓦捷沃修道院。士兵给囚犯两个小时收拾行李，然后押送他们走到港口，强迫他们进入船舱，匆匆把他们送往遥远的俄罗斯中部地区—西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和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的封闭式监狱。他们发现那里的条件比萨瓦捷沃恶劣得多。89一名囚犯写到，
上锁的牢房，里面的空气被臭烘烘的破旧马桶所污染；把政治犯分开隔离关押……我们的食物定量比在索洛韦茨基时更少。监狱管理部门拒绝承认我们的号长（староста）。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疗救助。监狱分为两层：下面一层的牢房潮湿而阴暗。这些牢房里关的是生病的同志，其中有些是肺结核患者……90
尽管他们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继续往国外寄信，继续轻轻敲打牢房的墙壁相互传递信息，继续进行绝食抗议，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正在淹没社会主义者囚犯的抗议声。在柏林，在巴黎，在纽约，原来的囚犯救助团体筹集资金时开始遇到更大的困难。91“当十二月十九日事件发生时，”一名囚犯给一位身在国外的朋友写信，提到了一九二三年开枪打死六名囚犯那件事，“我们主观上以为，‘世界将受到强烈的震撼’—我们社会主义者的世界。然而，索洛韦茨基事件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接着，旁观者的笑声成为悲剧的一部分。”92
到二十年代末，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不再具有特殊的身份。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普通的罪犯一起住在同样的牢房里。十年之内，当局不会再把政治犯—更确切地说是“反革命”—视为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而是视为低人一等的囚犯，在劳改营的等级中位居刑事惯犯之下。公民不再拥有政治犯曾经捍卫的那些权利，抓人者对他们感兴趣，仅仅因为他们能干活儿；而且仅仅因为只要给他们足以活着的食物，他们就能干活儿。
注释：
1《画面》，第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关于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地理和各个岛屿及其发展的描述见A.梅尔尼克、A.索申娜、И.列兹尼科娃和A.列兹尼科夫等人所写的文章《关于索洛夫科夫历史-地理图表的资料》，载《铃声》，第一卷，第303-330页。
3《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监牢》，《索洛韦茨基村社地方志》，第七卷，一九二七年（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4伊万·博戈夫：《阿尔汉格尔斯克消息报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党组织（b）》，一九二○年五月四日（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另引自尤里·布罗茨基所著《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3页。
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2。另见纳谢德金为捷尔任斯基提供的参考资料，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77。
6实例参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5-70页。
7见雅各布森所著《古拉格的起源》对二十年代苏俄监狱体系的记述。
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77。
9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3031页；埃莉诺·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一卷，第237-240页；С.A.马利萨戈夫：《孤岛地狱：遥远北方的一座苏联监狱》（F.H.莱昂英译），第117-131页。
10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一卷，第237240页。
11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九十九档案柜和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34。
12《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5-171页。
13尤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94页。
14鲍里斯·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30-37页。
15奥列格·沃尔科夫：《希望与幻灭的时代》，第53页。
16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65页。
17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惶恐集》，第98-100页。
18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90页。
19同上，第195-197页。
20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54页。
21伊万·丘欣：《运河大军》，第40-44页；另见伊万·丘欣的文章《A.M.沙宁调查委员会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两份文件》，载《铃声》，第一卷，第359381页。丘欣解释说，全文影印的这些文件是“第885号犯罪调查报告”的一部分。据了解，它们来自彼得罗扎沃茨克联邦安全局档案馆，丘欣在那里工作过。
22 А.克林格尔：《在索洛韦茨基服苦役：逃亡日记》，第210页；重刊于《北方》第九卷，一九九○年九月，第108-112页。蚊子折磨囚犯在档案资料—见《铃声》，第一卷，第383页—和回忆录中也被提到。见《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5-171页；沃尔科夫：《希望与幻灭的时代》，第55页。
23丘欣：《A.M.沙宁调查委员会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两份文件》，第359页；利哈乔夫：《惶恐集》，第196-198页。
24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29页。
25索洛韦茨基群岛的旅游手册讲述了这一传说。另见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37-38页。
26阿纳托利·齐甘科夫编：《他们的名字叫反革命》，第196-197页。
27利哈乔夫：《惶恐集》，第212页。
28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报刊资料档案：《北方专设集中营》，第三卷，一九二四年五月。
29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15-132页；利哈乔夫：《惶恐集》，第201-205页。另见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的书刊资料档案。
30《北方专设集中营》，第三卷，一九二四年五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
31《索洛韦茨基群岛》，第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2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与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馆长塔季扬娜·福金娜的谈话。另见一九二五年第一至第七期和一九三○年第一期《索洛韦茨基群岛》；或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公报，收入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志图书馆档案集。另见德米特里·德里亚赫利欣：《群岛的期刊印刷》，载《北方》第九卷，一九九○年。
33《索洛韦茨基群岛》，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第7-8页（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4伊琳娜·列兹尼科娃：《东正教在索洛韦茨基》，第46-47页。
35《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三期，一九二四年五月（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6列兹尼科娃：《东正教在索洛韦茨基》，第7-36页；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七档案柜，第四十四文件夹。
37尼古拉·安齐费罗夫：《回忆录三章》，载《纪念》，第四卷，第75-76页。
38克林格尔：《在索洛韦茨基服苦役》，第170177页。
39同上，第200-201页；马利萨戈夫：《孤岛地狱》，第139-145页；米哈伊尔·罗扎诺夫：《设在修道院里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55页；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七档案柜。
40齐甘科夫编：《他们的名字叫反革命》，第96127页；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七档案柜。
41《文献中的国家历史，第二卷，1921-1939》，第51-52页。
42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70-102页。
43 С.А.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最高权力当局的讨论》，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42-143页。
44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89/1/（44/465）。
45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6/（2/9）。
46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7/3/65。
47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8页。
48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70-71页。
49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前苏共档案），1051/1/1。
50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1页；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年与尼基塔·彼得罗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和尤里·布罗茨基的谈话。尤里·布罗茨基所著意大利文版《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一书没有提到弗伦克尔。
51实例参见В.Ф.克列门捷夫的《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叶利谢耶夫：《监狱日记》，见《愤怒与爱的教训》，第30-32页。
52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38页。
53丘欣：《运河大军》，第30-31页。
54马克西姆·高尔基编：《白海运河》（《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英译本），第226-228页。
55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33/1/35。
56雷蒙·迪盖：《红色俄国的苦役犯服刑地》，第75页。
57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76页。
58马利萨戈夫：《孤岛地狱》，第61-73页。
59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37-138页；罗扎诺夫：《设在修道院里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174191页；А.С.纳林斯基：《剧烈动荡的时代》，第128149页。
60罗扎诺夫：《设在修道院里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174-191页；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37-148页。
61弗伦克尔的囚犯登记卡，见胡佛研究所档案和圣彼得堡纪念协会档案集。
62丘欣：《运河大军》，第30-31页；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78页。
63见《约·维·斯大林办公室的客人》，载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80页。
64胡佛研究所档案及圣彼得堡纪念协会档案。
65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6/（1/3）。
66尼克·巴伦：《争斗与共谋：卡累利阿古拉格的发展，1923-1933》，载《俄国社会手册》，第四十二卷第2-4期，二○○一年四月至十二月，第615-621页。
67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3/（17/148）。
68同上。
69 К.И.库利科夫：《索芬案件》，第99页。
70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33/1/15。
71 A.诺格捷夫：《北方专设集中营：它的历史、原状和使命》，载一九三○年二/三月第二/三期合刊《索洛韦茨基群岛》，第55-60页；A.诺格捷夫：《索洛韦茨基》，载一九二六年第二期（总三十九期）《画面》，第4-5页。
72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75页。
73索洛韦茨基的赤字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1929-1941》一文中引用，载一九九二年第十三期《自由思想》，第73-84页；另见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51/1/1。
74巴伦：《争斗与共谋》，第624页。
75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33/1/35。
76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75页。
77同上，第114页。
78同上，第195页。
79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6/（1/3）。
80丘欣：《A.M.沙宁调查委员会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两份文件》。
81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15页。
82《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83-188页。
83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32。
84同上，73/34。
85《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218-220页。
86 Н.克拉西科夫：《索洛韦茨基》，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第二百三十六期（总二千二百七十一期）《消息报》，第二版。
87《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215页。
88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34、35和36。
89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七百八十二档案柜；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八档案柜。
90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七百八十二档案柜，第六文件夹。
91同上，第一文件夹。
92《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