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对于它的敌人来说，它是软弱而容易对付的……一开始我们已经犯了错误。对这种势力的宽容是对工人阶级的犯罪。这一点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约瑟夫·斯大林1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格列布·博基”号轮船停靠在索洛韦茨基城堡下面的一个小型港口。囚犯们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场面，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走下“格列布·博基”号甲板的不是往日那些沉默、憔悴的犯人，而是一群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的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上岸时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从当天拍摄的照片上看，这一群人大都穿着制服：其中有几位契卡的负责人，包括格列布·博基本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身材比别人高大的大胡子男人，他衣着比较朴素，头戴工人式便帽，身穿普通的大衣。这是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是通过窗户注视着这一场面的囚犯之一，他记得还有另外一些乘客：“可以看见那个土墩，高尔基与一个身穿皮夹克、皮马裤和长筒皮靴，头戴皮制帽的装扮奇特的人一起，在上面站了很长时间。那是高尔基的儿媳妇，他儿子小马克西姆的妻子。显然，在她看来，她是按照正宗‘女契卡’的行头打扮的。”随后，这群人坐上修道院的四轮马车，由“一匹上帝知道来自何方的马”拉着，到岛上观光去了。2
如利哈乔夫所知，高尔基不是普通的参观者。在其人生的这一时期，高尔基是布尔什维克大力赞美和歌颂的回头浪子。高尔基虽然曾是一名与列宁关系密切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却反对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政变。在接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中，他不停地激烈谴责十月政变以及其后所采取的恐怖行动，认为列宁奉行着“疯狂的政治策略”而且已经把彼得格勒变成了“大粪坑”。最终他于一九二一年移居国外，离开俄罗斯去了意大利的索伦托。最初，他从那里继续给国内的朋友邮寄谴责性的文章和表示愤怒的信件。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调子发生了变化，以致到一九二八年，由于人们不太清楚的原因，他决定回国。索尔仁尼琴有点刻薄地认为，他回国是因为他在西方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有名，而且非常缺钱。奥兰多·菲格斯指出，他的流亡生活悲苦凄凉，同时无法忍受与其他俄国流亡者的交往，这些流亡者大都比他本人更加狂热地反对共产党政权。3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一旦作出回国的决定，他似乎决心尽力帮助苏维埃政权。几乎马不停蹄，他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在苏联各地的凯旋式旅行，并且特意把索洛韦茨基包括在他的行程中。他对监狱的长期兴趣始于他个人的少年罪犯经历。
许多回忆录作者回忆了高尔基参观索洛韦茨基的活动，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活动预先经过精心的准备。
一些人记得，当天集中营的规定有所改变，允许丈夫会见妻子，这可能是为了使所有人显得幸福愉快。4利哈乔夫写道，在工作区的四周种上了已经长成的树木，使那里看上去不那么荒凉；同时让一些囚犯搬出营房，使那里看上去不那么拥挤。但是，对于高尔基来这里实际做了些什么，回忆录作者的说法存在分歧。据利哈乔夫说，作家识破了所有愚弄他的企图。在被引导参观医院的病房时，那里的医护人员全都穿着崭新的白大褂，高尔基轻蔑地说，“我不喜欢检阅”，然后走了出去。据利哈乔夫说，他只在工作区呆了十分钟，接着，为了听到“真实情况”，他把自己与一名十四岁的少年囚犯关在屋子里谈话。四十分钟之后，他流着眼泪出来了。5
另一方面，高尔基参观时也在索洛韦茨基的奥列格·沃尔科夫说，作家“仅仅看了要他去看的地方”。6而且还有人说，尽管在别的地方意外地发生了十四岁少年那件事—据说这名少年在高尔基离开之后立即被枪毙了—但是，所有试图接近作家的囚犯都被轰走了。7可以肯定的是，囚犯们写给高尔基的信后来遭到截留，而且，据一份原始资料说，至少有一名写信的囚犯随后被处死。8已是一名囚犯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В.Е.卡年甚至说，高尔基参观了谢基尔卡的禁闭牢房，在那里，他为监狱日志签了名。陪同高尔基的一位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写道，“参观了谢基尔卡，我感到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正是它应该具有的模样”。据卡年说，在这位负责人的题词下面，高尔基加了一条评语：“我要说—这里很出色。”9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他在岛上实际做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读到他后来所写的随笔，他以这种形式叙述了自己旅行的观感。高尔基赞美岛上的自然风光，描述岛上别具一格的建筑及其活生生的居民。乘船上岛时，他甚至遇见一些以前的索洛韦茨基修道士。他问他们：“集中营的管理部门如何对待修道士？”他们回答说：“管理部门要求所有人都得劳动。我们也得劳动。”10
高尔基还称赞了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显然是想让他的读者以为，苏联的劳改营是一种全新的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营（或者沙俄时期的劳动营）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写道，在一些房间里，他看见“四张或者六张床，每张床上用油漆写着个人的简况……窗台上摆着鲜花。没有生活受到严格管制的感觉。不，不像是监狱，这些房间里倒像是住着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救起的乘客”。
在工作地点外面，他遇见几个穿着亚麻布衬衫和结实套鞋的“健壮小伙子”。他会见的政治犯寥寥可数，而且会见他们时把他们看成“反革命分子、情绪型罪犯、君主主义者”，因此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当他们向他诉说他们被不公正地逮捕时，他断定他们是在撒谎。在某一段文字中，他似乎暗示了遇见十四岁少年的传言。他写道，在看望一批少年罪犯时，其中一个人交给他一份抗议书。作为反应，孩子们“大声喊叫着”说这个少年是“告密者”。
然而，在高尔基的叙述中，使索洛韦茨基成为新型劳改营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它的营中居民—那些“被救起的乘客”—不仅快乐健康，而且在一项大型实验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把罪犯和反社会的人改造成为有用的苏联公民。高尔基正在为捷尔任斯基的想法增添新的活力：劳改营不仅仅是监狱，而且是特意设计的锻造新型苏维埃制度所需要的劳动者的“劳动学校”。在他看来，这项实验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实现“废除监狱”—而且它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任何一个所谓的欧洲文明国家敢于进行与这个营区类似的实验并像我们这里一样结出了果实，”高尔基最后说，“那个国家就会大肆吹嘘他们的成就。”他认为，以前，只是苏联领导人的“谦逊”不许他们这样做。
据说高尔基后来声明，他的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没有一句话“不是经书报检查官的笔改动”之后保留下来的。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他写这些东西究竟是由于他的天真幼稚，还是由于他蓄意想要欺骗世人，或是因为书报检查官迫使他必须这样做。11无论高尔基的动机如何，在形成对更大规模的新型劳改营体系的公众和官方看法方面，他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索洛韦茨基随笔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同一年，这一体系被设计出来。之前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机器曾为革命的暴力行为辩护说，尽管造成了暂时的痛苦，它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具有清除污秽的瞬时威力。高尔基则从另一方面使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制度化暴力行为看上去好像新秩序合乎逻辑和规律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助于迫使公众屈从于日益强化的国家极权。12
结果证明，一九二九年是因许多别的事情而非高尔基的随笔而被人们所铭记的。那一年，革命政权已经成熟。自从内战结束已经过去将近十年。列宁早就死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实验—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在尝试之后被放弃了。就像索洛韦茨基群岛上风雨飘摇的集中营已经变成以北方专设集中营为名的劳改营网络体系一样，苏维埃早期那些随意的恐怖行动同样渐渐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对当政者心目中的敌人所进行的更加系统化的迫害。
一九二九年，革命还有了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领袖。整个二十年代，部分通过掌管党的人事决定权，部分通过大量利用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怀有特殊的个人兴趣—为他搜集的秘密情报，约瑟夫·斯大林首先打败或者消灭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然后打败或者消灭了他自己的敌人。他开展了一系列党内清洗行动。清洗首先指的是开除党籍并且安排在群情激昂、互相攻击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这些清洗行动将把被清洗者置于死地：开除党籍之后经常会被判处在劳改营服刑—或者死刑。
斯大林还用臭名昭著的手段除掉了他在权力方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列昂·托洛茨基。斯大林首先使托洛茨基名誉扫地，然后把他放逐到土耳其沿海的一个岛屿上，并且利用他开创了一个先例。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雅科夫·布柳姆金是托洛茨基的一名积极拥护者，他前往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流亡地探望了他的英雄并且带回了托洛茨基写给其支持者的一封信，斯大林在布柳姆金回国之后立即将他判处死刑。通过这种做法，
斯大林表明了下述国家意志：不仅要用镇压机器的全部力量对付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旧政权的成员，而且还要用来对付布尔什维克自己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13
不过，一九二九年斯大林还不是他将在下一个十年的末期将要成为的那种独裁者。更准确地说，他在那一年使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这些政策最终将会神化他所拥有的权力，同时将把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西方历史学家给这些政策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从上面发动的革命”或“斯大林主义革命”。斯大林本人则称它们是“伟大的转折”。
处在斯大林革命中心位置的是一个以最快的速度—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实现工业化的新方案。当时，苏维埃革命仍然没有给大多数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善。相反，革命、内战和经济实验的岁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贫困。这时，也许是意识到了民众对于革命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斯大林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条件。
为此，苏联政府在一九二九年批准了新的“五年计划”，这是一项要求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的经济计划。食品恢复了定量供应。一度取消了五天工作、两天休息的七天工作周。作为替代，工人轮换休息，以使所有工厂始终处于生产状态。在重点项目的建设中，三十小时轮班制并不陌生，结果，一些工人平均每月工作三百个小时。14时代精神是超越他人，它由上面倡导，但是得到了下面的热烈响应。本着这一时代精神，工厂的负责人和官僚、工人和职员为完成计划、为超额完成计划、至少也是为发明更快地超额完成计划的新方法而相互竞争。同时，不许任何人怀疑计划的合理性。在最高领导层情况确实如此：对迅猛的工业化进度表示怀疑的党的领导人难以长期在位。基层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个年代的一位过来人回忆说，他在幼儿园里围着教室游行，手举小旗，口中反复唱着：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决不用五年！
唉，他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含义—五年计划必须在四年之内完成。15
就像伴随着苏联主动采取的一切重大行动所必然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性工业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完全新型的罪犯。一九二六年，苏联修改刑法典，其中包括扩大第五十八条的范围，定义了“反革命”罪。以前只有一两个款项的第五十八条现在含有十八个款项—结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了所有这些款项，最明显的是逮捕技术专家。16可以预见，人们无法满足飞快的变化节奏。由于应用太仓促，粗糙的技术导致了失误。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因此，就要逮捕那些其罪恶目的旨在阻止苏联经济达到宣传水平的“破坏分子”和“阴谋分子”。最早的一些装模作样的公开审判—一九二八年的沙赫特审判、一九三○年的工业党审判—实际上是对工程师和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审判。类似的还有一九三三年的大都会—维克斯电器公司审判，由于这次审判除了涉及苏联人之外还涉及到英国公民，因此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所有被告均受到为英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指控。17
不过，囚犯还有其他来源。因为，一九二九年，苏维埃政权也在农村加快了强制实行集体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比俄国革命本身影响更为深远的剧变。在让人难以置信的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各地的农业人民委员强迫成百上千万农民放弃他们拥有的小片土地加入集体农庄，而且经常是把他们从世世代代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赶走。这种变化长期削弱了苏联的农业，并且为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方的破坏性极大—夺去了六七百万人的生命—的严重饥荒创造了条件。18集体化还永久性地摧毁了过去延续下来的俄罗斯传统的农村观念。
数百万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他们把粮食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或者拒绝与当局合作。这些抵制者被划为富农，即富裕的农民。“富农”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术语（很像“破坏分子”的定义），以致任何人都可能被包括在内。由于某个喜欢嫉妒的邻居的举报，拥有一头额外的奶牛或者一间额外的卧室足以使一些明显贫困的农民获得富农的资格。为了粉碎富农的抵制行动，苏维埃政权实际恢复了沙俄旧时代所实行的传统的行政流放制度。只用一两天时间，卡车和四轮马车直接来到村里把一家一家的人带走。有些富农被枪毙了，有些被捕后判处在劳改营服刑。不过，政府最终把大部分富农都流放了。一九三○至一九三三年间，超过两百万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人烟稀少的地区，作为“特殊移民”，禁止他们离开流放村，他们在那些地方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另外还有十余万人被逮捕，最后进了古拉格。19
当饥荒因天旱少雨而降临时，被捕的人数随之增多。当局从村子里拿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粮食，而且有意拿走富农家的。被逮住的小偷小摸，即使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弄点吃的，最终也要去坐牢。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颁布的一条法律要求对所有“侵害国家财产的犯罪”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很快，“拾穗者”—为了生存而捡拾了散落谷物的农村妇女—出现在劳改营里。她们与其他人关在一起，例如那些因为偷了一磅土豆或者几个苹果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饥民。20这样的法律说明了为什么农民在整个三十年代构成了苏联劳改营囚犯的绝大多数，而且说明了在斯大林死亡之前农民中出现大量囚犯的原因。
这些大规模逮捕对集中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新的法律几乎是在颁布之后立即生效，集中营当局开始要求对整个体系进行一次迅速而彻底的改革。在过去的整整十年间，仍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而且规模仍然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管辖的索洛韦茨基大得多）的“普通”监狱系统继续存在人满为患、组织混乱和预算超支等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监狱系统的情况非常糟糕，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曾经试图通过判处更多的人“在不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强制劳动”—给他们分配劳动任务但不把他们关起来—来减少囚禁人数，从而缓解监禁场所的极度紧张状态。21
然而，随着集体化进度的加快和镇压力度的增强，随着几百万富农被逐出家园，类似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政治上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当局再次决定，需要对这些危险的罪犯—斯大林伟大的集体化运动的敌人—采取一种更加可靠的监禁方式。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准备创建出一种来。
了解到监狱系统的每况愈下与囚犯人数的日益增长同样迅速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八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问题。表面上，委员会是中立的，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代表。司法人民委员扬松同志被任命为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创建“一个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集中营模式组织的集中营体系”，而且它的审议是在明确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尽管马克西姆·高尔基把劳动在改造罪犯过程中的价值描写得抒情浪漫，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使用的却是冰冷残酷的经济学语言。大家表示了对“赢利”的共同关切，并且经常谈论“劳动力的合理利用”。22
委员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次会议，正式的会议记录真实地记载了对创建大规模集中营体系的一些务实性的反对意见：建立集中营将非常困难，没有通往边远北方的道路，如此等等。劳动人民委员认为，使轻罪罪犯受到与重罪罪犯同样的惩罚是错误的。
内务人民委员托尔马乔夫指出，集中营体系将会在外国人眼中显得不合情理：“白卫军移民”和外国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我们不是为了以劳动教养改造罪犯而是为了设置契卡的堡垒才建立监禁系统的”。23
不过，他的意思是，集中营体系将会显得不合情理，而非就是不合情理。没有一个与会者以“索洛韦茨基式”集中营惨无人道或致人死命为理由表示反对。也没有任何人提到列宁曾经那么痴迷的独出心裁的刑事司法学说：认为犯罪将会与资本主义一起消失。当然不会有人谈论高尔基在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所赞美的对囚犯的再教育和“人性化改造”，而在公开介绍第一批劳改营时，这些总是极其重要的内容。相反，委员会中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亨利希·雅戈达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兴趣之所在：
已经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把一万名囚犯从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监禁场所迁走，这些劳动力能够得到更好的组织和利用。此外，我们已经得到通知，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集中营和监狱也已人满为患。显然，苏维埃的政策不会允许建造新的监狱。没有人为新的监狱出资。另一方面，大型集中营—将合理利用劳动力的集中营—的建设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把工人吸引到北方有很多困难。如果能把成千上万的囚犯送到那里，我们就可以开发北方的资源……索洛韦茨基的经验表明，我们在这一地区可以有所作为。
雅戈达接着解释说，迁移是永久性的。囚犯获释之后仍将继续留在原地：“我们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迫使获释的囚犯留在北方，从而增加我国边远地区的人口。”24
囚犯可以变成移民的主意不是后来想到的。当扬松委员会正在绞尽脑汁时，苏联政府的另一个委员会也已开始对北方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危机进行调研，提出了以派遣失业者或中国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多种建议。25两个委员会在同一段时间寻找同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为了完成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苏联需要大量煤炭、天然气、石油和木材，所有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北方边远地区找到。为了购买国外的新型机器，国家还需要黄金，而地质学家刚刚在东北边远地区的科雷马河流域发现了金矿。尽管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原始而且难以进入，这些资源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开采出来。
在当时各个部门之间激烈竞争气氛的驱使下，扬松最初提出建议，由他领导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集中营体系，同时建立一批林业劳改营，以增加木材—这是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出口。也许因为所有人都不想让扬松同志及其司法官僚部门控制集中营体系，委员会将这个建议束之高阁。实际上，当这个建议在一九二九年春天突然被重新提出时，扬松委员会的结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委员会提议创建一个新型统一的集中营体系，一个消除了“普通”集中营与“专设”集中营区别的集中营体系。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委员会把这个新型统一的集中营体系的控制权直接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26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惊人的速度接管了苏联的囚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别处控制着三万名囚犯，约占监狱人口的百分之十，主要关押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它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千人，其预算几乎不到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零点零五。相比之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系统关押着十五万名囚犯，占用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二五。不过，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其他政府部门不情愿地交出它们的囚犯、监狱、集中营及其附属的工业企业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下的囚犯数量从三万增加到了三十万。27一九三一年，秘密警察还控制了几百万名“特殊移民”。这些“特殊移民”大部分是被流放的富农，因为禁止他们离开为他们指定的定居点和劳动场所—违者将被处死或逮捕—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苦役犯。28到三十年代中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会控制苏联囚犯劳动大军的全部人马。
为了担负起新的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重新组建了负责集中营事务的特别处，并且将其更名为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定居点管理总局。最后，这个冗长啰嗦的名称将被简化成为劳改营管理总局，即Глa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Лaгерь。从此以后，这个部门的简称“ГУЛАГ”[28]—最终乃至这个体系本身—将举世闻名。29
从苏联的集中营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它们的囚犯和记录者一直为创建它们的动机争论不休。它们是作为集体化、工业化以及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进程的附带后果而偶然出现的呢？还是斯大林精心策划了古拉格的发展壮大，早就打算逮捕成百上千万人呢？
过去，一些学者断言，集中营的创建背后没有宏大的谋划设计。历史学家詹姆斯·哈里斯坚持认为，是地方当局而非莫斯科的官僚机构引导了乌拉尔地区的新型集中营建设进程。一方面要竭尽全力达到五年计划所提出的不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却要面对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为了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乌拉尔当局加快了集体化的进度，同时使集体化的过程更加残酷：他们每从其土地上赶走一个富农，就产生一个奴隶般的劳工。30另一位历史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森根据类似的思路认为，大规模监禁体系的诞生是一个“平庸无奇的”过程：“它是官僚体制追求监狱自给自足和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等等无法达到的目标的结果。官员们寻找人力和资金并且扩张官僚部门，企图实现不现实的目标。管理人员和看守尽职尽责地执行规章制度。理论工作者则提供理论和法律依据。最后，所有事情或彻底改变，或进行调整、或完全放弃。”31
实际上，即使古拉格的诞生纯属偶然，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整个三十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总是不断调整路线，推行政策，然后彻底改变它们，还要制造蓄意用来掩盖现实的公众舆论。阅读那个时期的历史时，不大容易发现某一项灾难性的规划究竟是由斯大林还是由别的什么人设计的。32例如，斯大林亲自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显然，当他于一九三○年三月非常严厉地批评农村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时，只是因为他的想法有所改变。无论当时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作用，结果，消灭富农的行动继续不懈地进行了多年。
最初，那些计划发展扩张古拉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好像也不十分清楚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扬松委员会自己作出的决定接着又被自己推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样采取了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政策。例如，整个三十年代，为了消除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满之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屡次宣布实行特赦。特赦之后总是接着出现新的镇压浪潮和新的集中营建设浪潮，斯大林及其亲信似乎从来没有确定他们是否希望集中营体系发展壮大—或者说，仿佛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发出不同的指示。
同样，苏联的集中营体系将要经历多次循环：先是严厉镇压，接着相对宽松，然后又是严厉镇压。即使是在坚定不移地将集中营纳入经济运行轨道的一九二九年以后，一些不规范的行为继续存在于集中营的体系之中。例如，直到一九三七年，许多政治犯仍被关押在明确禁止他们劳动的监狱里，这与驱使囚犯拼命追求经济效益的普遍做法似乎相互矛盾。33官僚机构也没有导致多少意义重大的变化发生。尽管秘密警察所管辖的集中营与非秘密警察所管辖的集中营终于在三十年代正式划分完毕，但是，在据说是为更加危险的罪犯和政治犯所设计的“营区”与为短期徒刑的轻罪罪犯所设计的“营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如何划分的遗留问题。其实，营区和营地在安排劳动、分配食物和日常生活等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然而，还有一种越来越被人们认同的看法：即使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方案，至少斯大林本人当时坚信囚犯劳动力具有巨大的优势，并且至死一直保持着这种信念。为什么？
有人—例如前秘密警察、研究早期集中营体系的历史学家伊万·丘欣—判断，斯大林推动古拉格野心勃勃的早期建设为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声望。当时，经过长期激烈的权力斗争之后，他刚刚坐稳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借助强制劳动力所取得的工业新成就将会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34
斯大林也许还受到一个人们熟悉的历史先例的鼓励。除了别人之外，罗伯特·塔克充分证明了斯大林对另一位俄罗斯统治者彼得大帝走火入魔般的兴趣。通过大量使用农奴和苦役犯，彼得大帝取得了工程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一九二八年，就在准备推出自己的工业计划时，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钦佩地指出：
当时，与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商业往来的彼得大帝拼命建设各种工厂以供给军队并加强国防，这是为迅速摆脱落后所造成的局限性而进行的一种特殊尝试。35
着重体是我加的：它强调了斯大林的“伟大的转折”与其十八世纪前辈所奉行的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俄罗斯的历史传说中，彼得大帝作为一个既伟大又残忍的领导者被人们所铭记，而且人们认为这并不矛盾。毕竟，没有什么人记得有多少农奴死于圣彼得堡的建设过程中，而所有人都称赞这座城市的美丽壮观。斯大林极有可能刻意将其当做自己的榜样。
然而，斯大林对集中营的兴趣根本不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也许，对于斯大林那种特殊类型的自大狂来说，他对大型建设项目痴迷的兴趣与苦役犯的劳动队伍多少有些联系。墨索里尼曾经说过，列宁“是一位大师，当别人与大理石或金属打交道时，他与人打交道”。36这一描述也许更适用于斯大林，看着芸芸众生按照完全统一的步调节奏列队行进或翩翩起舞，对他简直就是一种享受。37他被芭蕾舞和专门排练的团体操表演深深地迷住，而以巨型金字塔—它们由无名之辈扭曲身体搭建而成—为特色的游行阅兵同样让他如痴如醉。38像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酷爱电影，对好莱坞的音乐歌舞片尤其着迷，这些影片拥有协调一致的歌舞演员豪华阵容。按照他的指示开凿运河、修建铁路的囚犯劳动大军也许使他享受了不尽相同但意义相当的乐趣。
无论他的灵感基于政治、历史还是心理原因，显而易见的是，从古拉格创建初期开始，斯大林就对集中营具有浓厚的个人兴趣，并且对集中营的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全苏联的集中营和监狱从普通司法系统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的关键决定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出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已经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兴趣。他关心秘密警察高级官员的前程，并且监督建造供这些人及其家庭居住的舒适住宅。39相比之下，他很不喜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管理部门：该部门的负责人在当时党内激烈的宗派斗争中曾经支持过斯大林的对手。40
扬松委员会的每一名成员对所有这些情况了如指掌，这似乎足以使他们把监狱系统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但是，斯大林同样直接干预了扬松委员会的审议过程。在错综复杂的审议过程中，政治局竟然一度改变了委员会原来作出的决定，宣称它打算重新收回秘密警察对监狱系统的管辖权，然后将其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可能性激怒了斯大林。在一九三○年写给其亲密合作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他痛斥政治局的计划是“腐朽透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的“阴谋”。他指示政治局落实扬松委员会原来的决定，并且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41斯大林将集中营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的决定决定了集中营未来的性质。它使集中营脱离了正常的司法监督，从而使它们牢牢掌握在秘密警察官僚机构—它起源于超越法律的神秘组织契卡—的手中。
对建立“索洛韦茨基式集中营”的必要性的反复强调也有可能同样来自斯大林，尽管几乎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这种推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从来没有赢利过，不是一九二九年没有，而是从来都没有。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九年六月这一工作年度，北方专设集中营仍然从国家预算中得到了一百六十万卢布财政补贴。42虽然北方专设集中营可能看上去比地方企业更有成效，但是，任何懂经济的人都知道，它根本不是公平竞争。例如，使用囚犯的林业劳改营与正规的林业公司相比总是显得产量更高，这只是因为后者所雇用的农民仅仅在无法干农活儿的冬天才来伐木。43
然而，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却被认为是赢利的—或者说，至少斯大林认为它是赢利的。斯大林还认为，正是由于采用了弗伦克尔的“合理”方法—根据囚犯的劳动量分配食物并且清除不必要的“累赘”—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才赢利的。弗伦克尔的方法已经得到最高领导层认可的证据可以从结果中看出来：这一方法不仅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而且弗伦克尔本人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第一个重大工程白海运河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对于一名前集中营囚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44后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由于来自最高层的干预，他受到保护，从而免遭逮捕和可能的死刑。
斯大林喜欢使用囚犯劳动力的证据还可以在他对劳改营管理细节的长期兴趣中找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始终要求定期了解劳改营的“囚犯生产能力”，经常是通过具体的统计数字：它们生产了多少煤炭和石油，使用了多少囚犯，劳改营的负责人得到了多少枚勋章。45他特别关心远北建设管理局—位于东北边远的科雷马地区的劳改营联合体—的金矿，要求定期、准确地向他报告科雷马的地质情况、远北建设管理局的采矿技术和所产黄金的精确质量。为了保证他个人的命令在遥远的劳改营里得到贯彻执行，他频繁派出检查人员，而且经常在莫斯科召见劳改营的负责人。46
如果某项具体工程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他有时甚至会更大程度地陷入其中。例如，运河支配着他的想象力，因此，他不时地想要开凿运河，看上去似乎随心所欲。雅戈达曾经迫不得已地给斯大林写信，委婉地反对他这位上司提出的利用强制劳动力在莫斯科中部开凿一条运河的不现实要求。47当斯大林加强对权力机关的控制时，他还迫使他的同事把注意力集中在劳改营事务上。一九四○年，政治局几乎每周都要讨论这个或者那个古拉格的项目。48
不过，斯大林的关注并不完全停留在理论上。他也直接关注在劳改营里劳动的人：谁被逮捕了，他或者她在什么地方服刑，他或者她的最终命运如何。他亲自审阅犯人或者他们的妻子寄给他的释放申请，有时还在上面批示，常常是只言片语的回复（“继续服刑”或“释放”）。49后来，他定期要求向他报告他感兴趣的囚犯或囚犯群体的情况，例如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者。50
还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于具体囚犯的兴趣并不总是政治方面的，也不限于他个人的敌人。早在一九三一年，在其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前，斯大林设法使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认可他在逮捕某些科目的技术专家方面的巨大权力。51结果，并非巧合的是，在斯大林时代初期，逮捕工程师和专家的模式的确使人联想到某些级别较高的发展规划。或许并非完全偶然，送往科雷马黄金产区新建劳改营的第一批囚犯中包括七位著名采矿专家、两位生产组织专家和一位经验丰富的水力动力工程师。52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对在科米共和国石油储量丰富地区附近建立一个劳改营进行计划中的考察前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逮捕了一名苏联最优秀的地质学家，这或许也不仅仅是巧合。53类似这样的巧合不可能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为配合这些阶段性重点项目而设计的。
最后，许多纯属间接但很有趣的迹象表明，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为了满足斯大林对强制劳动力的需要，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为了严厉打击他心目中或者潜在的敌人。如今，一些最权威的苏联劳改营历史的撰写者指出了“劳改营经济活动的效率与送到那里的囚犯人数之间的正比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恰恰在劳改营扩张的时候，恰恰在迫切需要囚犯劳动力的时候，对轻微犯罪行为的量刑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肯定不是偶然的。54
一些零星出现的档案文件暗示着同样的情况。例如，一九三四年，雅戈达给他在乌克兰的下属写信，要求得到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全部都要“适合劳动的”：为了完成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迫切需要这些囚犯。信上标明的日期是三月十七日，而雅戈达还在信中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方负责人“采取特别措施”，以保证囚犯在四月一日之前到达。但是，信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应该来自何方。他们是为满足雅戈达的需要而专门逮捕的吗？55或者像历史学家特里·马丁所认为的那样，雅戈达仅仅是在努力保证劳动力定期正常地流入他的劳改营体系？后者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目标。
如果有关方面打算通过逮捕来增加劳改营人口的话，那么，他们采取行动时的效率之低下几乎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马丁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还曾指出，每次大逮捕的浪潮似乎都让劳改营的负责人们措手不及，使得他们甚至难以维持表面上的经济效益。实施逮捕的官员也从来不对受害者进行合理的挑选：他们不仅逮捕将在北方边远地区成为最佳劳动力的年轻健康男性，而且大量逮捕妇女、儿童和老人。56完全不合逻辑的大规模逮捕似乎证明，关于存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强制劳动力计划的看法并不成立—以致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进行逮捕首先为的是消灭斯大林心目中的敌人，其次才是为了充实斯大林的劳改营。
然而，关于苏联劳改营发展过程的这些解释毕竟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斯大林很有可能打算通过逮捕的方式达到消灭敌人和产生强制劳动力的双重目的。他可能同时受到自己的偏执妄想和地方领导人对劳动力的需求的驱使。程序也许被最大程度地简化了：斯大林向苏联的秘密警察提出集中营的“索洛韦茨基模式”并且选定受害者—而斯大林的部下则根据他的指示抓住时机迅速行动。
注释：
1一九三四年埃米尔·路德维希对斯大林的采访，见克里斯托弗·西尔韦斯特所编《企鹅采访集》，第311-322页。
2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惶恐集》，第183-189页。
3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63页；菲格斯：《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第400-405和820-821页。
4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88-189页。
5利哈乔夫：《惶恐集》，第183-189页。
6沃尔科夫：《希望与幻灭的时代》，第168页。
7盖尔·赫措：《马克西姆·高尔基：审判作家》，第245页。
8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62-63页；赫措：《马克西姆·高尔基》，第243-254页；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85-188页。
9丘欣：《运河大军》，第36页。
10马克西姆·高尔基：《作品集》，第十一卷，第291-316页。高尔基论索洛韦茨基的所有引文均出自这一资料来源。
11赫措：《马克西姆·高尔基》，第244-245页。
12达赖厄兹·托尔齐克：《看不见罪恶：苏联劳改营经历的文学掩饰和揭露》，第94-97页。我对高尔基随笔的阐述以托尔齐克的敏锐观察为基础。
13罗伯特·塔克：《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从上层发动的革命》，第125-127页。
14马修·佩恩：《斯大林的铁路：土西铁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第270-271页。
15塔克：《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第96页。
16《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第22-26页。
17见下列著作的记述：塔克的《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斯大林：驯服国民的人》以及阿奇·J.格蒂和奥列格·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18见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悲惨的后果》一书，这仍然是最全面地描写了集体化和苏联饥荒的英文著作。Н.A.伊夫尼茨基的《始于三十年代的集体化与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一书利用了可靠的档案资料。像流放者一样，富农期待着有人为他们撰写准确真实的编年史。
19伊夫尼茨基：《始于三十年代的集体化与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第115页；В.Н.泽姆斯科夫：《特殊移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文件）》，载一九九○年第十一期《社会学研究》，第4页。
20格蒂和奥列格·瑙莫夫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110-112页；彼得·所罗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刑事司法》，第111-129页。
21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0页。
22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43-144页。
23同上，第145-146页。
24同上，第145页。
25戴维·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斯大林时代初期的马加丹，1929-1941》，博士论文。
26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9页。
27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0页。
28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С.А.克拉西尔尼科夫等编：《西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一九三一年春至一九三三年初》，第6页。
29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和9401/1a/1；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4-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