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6年，已有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的东北边疆省，把首府白沙瓦变成了反苏侵略圣战的主要集结地。城市的街道上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民族服装，形成了一种奇特而令人兴奋的世界主义风格，让每个穿行其间的人都深为着迷。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工作者、毛拉 [1] 和情报员纷纷做起了各自的事业。在这个历来都靠违禁品大发其财的城市，资金与武器的地下流动为经济带来了繁荣。已经有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宝 [2] （雕像、宝石、古董，甚至是被拆散的整座佛教寺庙）被偷偷地带进走私者市场（白沙瓦市郊一个公开买卖的集市）以及破旧旅馆开设的礼品商店，这些旅馆里住满了为报道战争而来的各国记者。阿富汗的军阀们都把家搬到了大学城，职业阶级的居所就处在这里的桉树与木兰树丛间。军阀们从美国人和沙特人提供的补助里捞足了油水，已经成了富人 [3] 。他们有杀戮成性的竞争对手 [4] ，每周都会遭到空袭，还是克格勃与哈德（阿富汗情报部门）的刺杀目标，这使得白沙瓦地区阿富汗指挥官的死亡率比战场上还要高。以往，这个城市的交通主要依靠手工涂漆的私人公共汽车和冒烟的摩托棚车，这种车开起来的动静就像是链锯从空中划过；突然，街上的驴车中间就有崭新的奔驰大轿车和丰田陆地巡洋舰在悠然穿行。柴油浓厚的烟雾把空气染成了蓝色。“白沙瓦变成了一个无处可去者纷纷投奔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圣战者奥萨玛·鲁什迪回忆说。“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一个人的处境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最终陷入绝望。”
1986年，艾曼·扎瓦希里医生结束了他和吉达那家诊所的合同，加入了白沙瓦不断壮大的阿拉伯人社团。比起当年入狱前来到此地的时候，如今的他长得胖了一些。他夸耀说白沙瓦就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5] ，因为他小时候就在阿富汗呆过，他的外祖父曾是埃及驻阿富汗的大使。他很快适应了当地人长衫配宽松长裤的传统服装沙尔瓦克米兹（shalwar kameez）。自小就忠心追随着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也来到了白沙瓦。兄弟俩长得很像，不过穆罕默德的肤色比较黑，个头略高，体型则偏瘦一点。说话轻声细语、对哥哥言听计从的穆罕默德，建立起了圣战从开罗经沙特阿拉伯到巴基斯坦的经济渠道 [6] 。
扎瓦希里在科威特支持的一家红新月会医院里开业行医。和市内大多数援助机构一样，这家医院也受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支配。由于扎瓦希里所写的长篇抨击性著作《苦涩的收获》 [7] ，兄弟会对他很敌视。他在文中谴责兄弟会与不信真主的政权合作——所谓“不信真主”的政权，指的也就是所有的阿拉伯政府。他把兄弟会称为“暴君手中的工具”。他要求他们公开宣布放弃“宪法与人为制定的法律、民主、选举和议会”，并向他们曾经支持的政权发动圣战。这本私人出资印刷的书制作得非常精美，在白沙瓦随处可见。“这些书是免费赠送的，” [8] 当时在白沙瓦工作的一个兄弟会成员回忆说。“你如果去领食品，那儿的职员就会问你，这种书要不要带上一两本？”
扎瓦希里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另一个同事也来了。他是个内科医生，名叫赛义德·伊马姆，圣战组织中的人都称他为法德勒医生 [9] 。他和扎瓦希里在白沙瓦的同一家医院工作。和扎瓦希里一样，法德勒医生也是一位作家、理论家。因为他年纪较长，而且曾在扎瓦希里入狱期间担任圣战组织的伊玛目，于是就再次接管了这个组织。扎瓦希里也取了一个化名：阿卜杜勒·穆伊兹（在阿拉伯语中，“阿卜杜”的意思是“奴隶”，“穆伊兹”指的则是“荣誉的给予者，”是真主的99个名字之一）。他和法德勒医生当即开始重建圣战组织，从年轻的埃及圣战者之中招募新成员。起初他们自称“圣战组织”，后来又把名字改为“伊斯兰圣战”。不过，这仍旧是以前的那个圣战组织。
科威特支持的这家红新月会医院 [10] ，成了阿富汗阿拉伯社群走向分裂的源头。一位名叫艾哈迈德·乌德 [11] 的阿尔及利亚医生素以崇尚暴力闻名，医院在他的影响之下变成了一种新理念的温床——这种残忍的理念将使圣战者分道扬镳，并使得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迅速在阿拉伯国家中蔓延开来的自相残杀有了理由。
“塔克费尔”（或称开除出教）这种异端邪说，从伊斯兰教早期开始就始终是个问题。7世纪中期，一个名为“哈里哲”的教派发起叛乱，反抗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统治。引发这一叛乱的具体事件是阿里决定向一位政敌作出妥协，却没有发动同胞相残的战争。哈里哲派教徒认为只有他们才遵行着伊斯兰的真正信条，而所有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都是变节者，连先知钟爱的女婿阿里也不例外。阿里最终被哈里哲派暗杀。
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及出现了一个名为“塔克费尔希吉拉 [12] ” [13] （出教与离开）的团体，它可以说是基地组织的先驱。团体的领导人舒凯里·穆斯塔法在埃及的集中营里呆过，他吸引了数千名追随者。他们阅读库特卜的著作，打算在流亡之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期待着终有一天能消灭不信真主者，带来天启。与此同时，他们在埃及西部的沙漠中游荡，晚上就睡在山洞里。
开罗新闻界把穆斯塔法的追随者称为“阿尔卡夫”（ahl al-kahf），意即“山洞人”。这个称呼源自“以弗所七睡者”的典故。这是个基督教的传说，说的是7名拒绝放弃信仰的牧羊人。罗马皇帝德修下令将他们封进一个洞穴（位置在今天的土耳其），以示惩戒。这个传说称，洞穴在三个世纪之后被人们发现，而沉睡其中的7个人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只睡了一夜。《古兰经》中有整整一个苏拉（章节）提到了这个故事。和舒凯里·穆斯塔法一样，本·拉登也紧紧抓住了洞穴在穆斯林心目中唤起的情感。此外，“塔克费尔希吉拉”早在1975年就确立了将来成为基地组织潜伏机构一贯风格的行动手法：离开、准备与掩饰。
两年后，这一组织的成员绑架了负责开罗宗教捐赠事务的前部长穆罕默德·扎哈比谢赫。扎哈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为人谦逊，常在马斯基德·努尔清真寺讲演，那里是扎瓦希里年轻时常去的地方 [14] 。埃及政府拒绝了绑架者提出的金钱和知名度要求，穆斯塔法遂将这位年老的谢赫杀害。他的尸体在开罗的街道上被人发现，双手反绑，胡子也被扯掉了一部分。
埃及警察很快围捕了“塔克费尔希吉拉”的大部分成员，并匆匆对其中几十人进行了审判。舒凯里·穆斯塔法与其他5人被处决。从那以后，将穆斯林驱逐出教（以名正言顺地把他们杀死）这一革命性的观念似乎就被消灭了。但是，圣战的地下话语之中又树立起了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塔克费尔”。在舒凯里·穆斯塔法早年宣扬教义的上埃及地区（法德勒医生也在这里长大），这种“塔克费尔”仍然如地火一般隐隐燃烧。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弟兄刺杀安瓦尔·萨达特时所使用的手榴弹和弹药，就是由“塔克费尔希吉拉”的残部提供 [15] 。笃信这种异端邪说的一些人又把它传到了北非各国，包括阿尔及利亚——艾哈迈德医生知晓“塔克费尔”就是在那里。
“塔克费尔”是伊斯兰教的镜像；它颠倒了伊斯兰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在表面上保持着与宗教正统相似的假象。《古兰经》明确指出穆斯林不应杀害任何人，除非是为了惩罚谋杀罪行。《古兰经》告诫说，枉杀一人，“如杀众人” [16] 。杀害穆斯林的罪行则更为严重。《古兰经》说，犯下这种罪行的人“是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其中”。 [17] 那么，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之类的团体为掌握权力而对穆斯林兄弟使用暴力，他们又怎能为这种行为开脱？赛义德·库特卜指出了途径：如果一位领袖不在自己的国家中施行沙里亚律法，那么他就必定是叛教变节者。先知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不应让穆斯林流血 [18] ，除非遇到以下三种情况——惩罚谋杀、通奸或是背弃伊斯兰教的罪行。虔诚的安瓦尔·萨达特，就是“塔克费尔”颠倒黑白的逻辑在现代时期的第一个牺牲品。
法德勒医生和艾哈迈德医生之类的新“塔克费尔”主义者扩大了死刑令适用的范围，连登记参加投票的人也被包括了进去。按照他们的观点，民主制度是反伊斯兰教的，因为它把本应属于真主的权威放到了普通人手中。因此，任何参与投票的人都是叛教变节者，其罪行要拿命来偿还。如果有谁不赞同他们对伊斯兰教了无趣味的理解方式，那么这些人也一样是叛教者——包括他们假意要帮助的圣战者领袖，乃至所有的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不是沙拉夫派，因此被视为离经叛道者。新“塔克费尔”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人阻挡他们的道路，无论他是谁，他们都有权将其杀死 [19] ；实际上，他们把这种杀戮视为一种神圣的职责。
在来到白沙瓦之前，扎瓦希里一向都不赞同这种大规模的谋杀。他始终以外科医生的方法来对待政治变革：发动一场迅速、精确的军事政变是他毕生的理想。但在红新月会与法德勒医生和艾哈迈德医生共事期间，他脑海中区分政治抵抗与恐怖主义的道德界限变得宽松了。扎瓦希里的朋友和以前的狱友注意到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位谦逊、礼貌的医生在辩论时一向非常严谨，现在却扯着嗓子大喊，充满了敌意，而且奇怪的是说话还不合逻辑。他会抓住对方的无心之论不放，然后恶意地对其进行曲解。也许，这是扎瓦希里成年以来第一次面临身份危机。
扎瓦希里的生命充满了方向感和使命感，能称之为转折点的时刻寥寥无几。其中一个时刻是扎瓦希里15岁时赛义德·库特卜被处决；实际上，那是他此后所有历程的起点。酷刑折磨非但没有改变扎瓦希里，反而让他的决心变得更为纯粹。他生命中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尽可能少流血的情况下，建立统治埃及的伊斯兰政府。但是，“塔克费尔”提倡的教义让他震惊。“塔克费尔”主义者坚信，全人类得到拯救的途径在于道德观念的另一端——那历来都是被罚入地狱者的领域。他们篡夺了神的权威，来裁定谁是真正的穆斯林，谁又不是，谁该活，谁该死，这是在冒灵魂永世受罚的危险。
扎瓦希里正站在一条巨大的分界线上。界线的这边，他面前是一条缓慢前行的道路：在流亡中重新建立自己的运动，等待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返回埃及，夺取政权。这是他毕生的目标。然而，当他向另一边望去，通往天启的道路却只有一小步，看起来要容易得多；跨过一片血海之后（他肯定知道这一点），真正的伊斯兰教必将在全世界复兴。
在后来的10年中，这两个方向一直让扎瓦希里举棋不定。返回埃及的道路是圣战组织，那是由他创建并定义的。全世界复兴的道路虽然尚未命名，却已经逐渐成形。它将被称为基地组织。
扎瓦希里的妻子阿扎在巴基斯坦的哈亚塔堡安了家，许多阿拉伯人也住在这里。圣战组织成员的妻子们不与别人来往，她们在公众场合身着黑色的阿巴雅长袍，脸部也要遮起来。扎瓦希里一家租了一座有四个卧室的别墅，其中一间始终空着，以供来往的许多访客居住。“他们有了富余的钱就会拿给穷人，”阿扎的哥哥埃萨姆说。“他们自己有一点点就满足了。”
阿扎的母亲纳比拉·贾拉勒到巴基斯坦探望过阿扎和艾曼夫妇三次。她给几个外孙女和外孙带去了成箱的费雪牌玩具 [20] 。她觉得阿扎他们是“特别亲密的一家子，行动时总是抱成一团。” [21] 但她虔诚的女儿所选择的伴侣仍然令她感到困惑。他似乎一直在让妻子和孩子们走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198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法蒂玛刚降生扎瓦希里就被捕入狱，纳比拉对从那时开始的致命趋势根本就无能为力。纳比拉替扎瓦希里照料着妻子和孩子，直到他三年后出狱。扎瓦希里逃离埃及并在吉达重新安家之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乌梅玛（以扎瓦希里母亲的名字命名）又出生了，纳比拉尽职尽责地前来照顾。纳比拉来吉达探访时，阿扎私下对母亲吐露了心声，说她非常想念埃及，想念自己的家人。阿扎人生方向的变化，一次又一次地让纳比拉感到不安。
“有一天我收到了阿扎的信。她信中的话让我痛苦万分，”纳比拉说。“信上说，她要和丈夫一起去巴基斯坦。我不愿让她去那个地方，但我知道谁都无法阻挡命运。她非常清楚丈夫对她的权力，也很清楚自己对他的义务；因此，就算丈夫走到天涯海角，她都要追随在他身后。”
来到白沙瓦之后，阿扎在1986年生了纳比拉（以她母亲的名字命名），第二年又生下第四个女儿赫蒂彻。1988年，艾曼·扎瓦希里惟一的儿子穆罕默德降生，这让他终于有了被称为阿布（父亲）·穆罕默德的荣耀。纳比拉最后一次探访女儿就是在外孙出生后不久。她永远也忘不了阿扎带着几个女儿到机场接她的情景——她们全都戴着盖头，朝她微笑着。那是纳比拉最后一次见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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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有时会到扎瓦希里工作的医院来讲演。虽然这两个人当时各有各的目标，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已经足以让他们走到一起。尽管怀着激进的宗教观点，他们都是很现代的人，都属于受过教育的技术阶层。本·拉登年轻时就管理过从事复杂建设项目的大批工人，而且在巨额融资的领域中游刃有余。长他几岁的扎瓦希里则是个外科医生，潜心钻研过现代科学和医疗技术。他们都出身于闻名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家族。两个人说起话来轻声细语，都笃信宗教，也同样遭到过本国政权的政治压迫。
他们彼此满足了对方的需要。扎瓦希里需要金钱与合同，这两样东西本·拉登有的是。作为一个喜欢投身各种事业的理想主义者，本·拉登寻求的则是指引——这正是扎瓦希里这位久经历练的宣传家所能提供的东西。他们并非朋友，而是盟友。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利用对方，而两个人也都被对方引向了自己从未考虑过的方向。埃及人扎瓦希里只把阿富汗视为将来在本国发动革命的集结地，除此之外他对这个国家并无兴趣。他打算利用阿富汗圣战的机会，重建自己业已分崩离析的组织。他觉得本·拉登是一个富有、颇具魅力而又易受影响的赞助者。这个年轻的沙特人是虔诚的沙拉夫派教徒，但他的政治思维却并不是很成熟。在遇到扎瓦希里之前，他从未对本国政府或其他压迫民众的阿拉伯政权表达过反对意见。他主要的兴趣是把不信真主的侵略者从属于穆斯林的土地上赶走，但他也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望：要惩罚美国和西方国家，因为它们对伊斯兰犯下了罪行。扎瓦希里和本·拉登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让他们成为了独自一人时根本不可能成为的人；此外，他们将要创立的机构——基地组织——也受到了埃及人和沙特人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两个人都不得不为了适应对方的目标而作出妥协；因此，基地组织也就走上了全球性圣战的独特道路。
本·拉登有一次在医院演讲时谈到要抵制美国产品，以此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扎瓦希里告诫他，攻击美国人会让他进入危险的领域。“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改变保卫自己的方式，” [22] 扎瓦希里说。“你应该改换所有的安全系统，因为现在想要你脑袋的人不光是共产主义者和俄国人，还有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你这一击打在了蛇头上。”
为策应他的这个建议，扎瓦希里向本·拉登提供了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圣战者骨干。与阿富汗阿拉伯人群体中大批十几岁的孩子和流浪汉不同，扎瓦希里招募来的人都是医生、工程师和士兵。他们早已习惯了秘密工作。这些骨干中有许多人在监狱里呆过，已经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将成为基地组织中的领导。
1988年2月正下着雪的时候，一位名叫埃萨姆·德拉兹的埃及电影工作者带着匆匆召集的摄制队伍来到狮穴。在一块突出的悬崖之下，斜挎子弹带、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圣战者守卫着主洞的入口。他们看到了摄像机，顿时紧张起来。德拉兹解释说，本·拉登允许他到狮穴来采访、拍摄阿拉伯人；但是，他和摄制组还是被迫在洞外刺骨的寒风中等了一个钟头。后来一个守卫终于说德拉兹可以进去，但摄制组必须呆在外头。德拉兹愤怒地拒绝了。“要么让我们全部进去，要么我们就全都呆在外面，”他说。
没过几分钟扎瓦希里出现了，他自称是阿卜杜勒·穆伊兹医生。他对这种有失礼貌的待客之道表示歉意，并邀请他们进洞喝茶吃面包。那天晚上德拉兹睡在山洞的地上，旁边就是扎瓦希里；他在那儿监督狮穴一个隧道医院的施工。
埃及人在狮穴的山洞中建立了自己的营地。本·拉登把他们列入工资表 [23] ，每人每月发给4500沙特里亚尔（大约1200美元），让他们供养家人。埃及人之中有一个叫阿明·阿里·拉希迪，他按圣战者习惯改名为阿布·乌贝达·班希里 [24] 。阿布·乌贝达以前当过警官，他的哥哥曾参与刺杀萨达特的行动。扎瓦希里把乌贝达引见给了本·拉登 [25] 。本·拉登发现他有无可替代的才能，就让他担任阿拉伯人的军事指挥。阿布·乌贝达相继在赛义夫和本·拉登的旗下作战，在战场上以英勇无畏著称。几个月前阿拉伯人神话般地战胜了苏军，那一役就是他的功劳。德拉兹觉得他像孩子般地害羞。阿布·乌贝达的二把手穆罕默德·阿提夫以前也是个警官，大家都叫他阿布·哈夫斯 [26] 。他肤色黝黑，长着一双亮闪闪的绿眼睛。
狮穴那时刚来了一个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的家伙，名叫穆罕默德·易卜拉辛·马卡维 [27] 。他曾在埃及陆军的特种部队担任上校，因此指望着到这里就能指挥阿富汗阿拉伯人。马卡维长得又小又黑，尽管身边全都是留着大胡子的宗教激进分子，他还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 [28] ，保持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阿拉伯人都恨他，因为他总是一副军官派头，”德拉兹说。有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感觉马卡维情绪不稳定，是个危险人物 [29] 。1987年离开开罗之前，马卡维曾仔细考虑过自己的去向：是到美国效力美军，还是到阿富汗进行圣战？与此同时他还告诉一位埃及议员，说他打算把一架班机撞进埃及的国会 [30] 。马卡维很可能就是后来化名赛义夫·阿德勒 [31] 的那个人。扎瓦希里和马卡维之所以能够彼此容忍，完全是因为他们有推翻埃及政府的共同决心。
德拉兹成了本·拉登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他很快注意到，埃及人在这个被动得有点奇怪的沙特人周围形成了一圈屏障；本·拉登极少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宁愿向身边的其他人听取意见。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似乎不谙世故的性格，让包括德拉兹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本·拉登起了保护之心。德拉兹说他试图遏制本国同胞们的影响，但每当他想私下和本·拉登谈话，一帮埃及人就会把这位沙特人围起来，然后拽着他去另一个房间。他们全都在打他的主意。德拉兹认为，如果本·拉登战时的传奇经历转变成和平时期的政治生涯，那他就有可能成为“又一个艾森豪威尔”。不过，这可不是扎瓦希里的打算。
1988年5月，苏联开始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这标志着战争即将结束。慢慢地，白沙瓦又回到了先前固有的那种破败状态，阿富汗圣战者的领导人则开始囤积武器，准备面对不可避免的新敌人——他们彼此。
本·拉登和他的埃及操纵者们也在为未来考虑。扎瓦希里和法德勒医生不断地把各种勾勒着“伊斯兰”远景的意见书塞给他 [32] ，那上面反映的都是他们的“塔克费尔”倾向。本·拉登的一位密友在那段时间去白沙瓦看他，却被告知本·拉登不方便见客，因为“艾曼医生在给他上课，教他如何成为一位国际组织的领袖” [33] 。
扎瓦希里一面调教本·拉登，使他适应自己为其设计的角色，同时也试图削弱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的力量。在赢得本·拉登关注的竞赛中，阿扎姆是他惟一的有力对手。“我不知道有些人跑到白沙瓦来是要干什么， [34] ”阿扎姆向女婿阿卜杜拉·阿纳斯抱怨说。“他们在抨击圣战者。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在我和这些志愿者中间制造‘菲特纳’（混乱）。”他特别指出，挑起事端的人之中就有扎瓦希里。
阿扎姆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在于“塔克费尔”。这种业已感染阿富汗阿拉伯群体的异端邪说正在不断传播，并且有可能使圣战的精神纯洁性受到致命的损害。阿扎姆认为，斗争应该针对不信真主者，而不应该在穆斯林信徒的群体之间进行，无论这个群体分化得多么严重。他发布了一条圣令 [35] ，反对用为阿富汗抵抗运动筹集的资金来训练恐怖分子，并宣称杀害外国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做法有悖伊斯兰教。
不过，阿扎姆自己也赞成按照赛义德·库特卜的原则建立一支“先锋队” [36] 。“对于我们希冀的社会而言，这支先锋队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基础，”阿扎姆在1988年4月写道。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阿扎姆认为，阿富汗只是一个开端。“无论征途有多么遥远，我们都应该把圣战继续下去，直至胸中的最后一次呼吸和脉搏的最后一次跳动——或者，直至我们看见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按照他的设想，未来的圣战领域将包括苏联南部的加盟共和国、波斯尼亚、菲律宾、克什米尔、中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西班牙——这是曾经辉煌的伊斯兰帝国的整个版图。
然而，未来的第一个战场是巴勒斯坦。阿扎姆协助创立了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他认为这一组织是阿富汗圣战的自然延伸。哈马斯以穆斯林兄弟会为基础，其目的是作为一个伊斯兰的机构，来制衡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世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扎姆试图在阿富汗训练哈马斯战士 [37] ，他们回国之后就能与以色列战斗。
但是，阿扎姆为巴勒斯坦设计的方案却与扎瓦希里在伊斯兰国家内部（特别是埃及）挑起革命的意图发生了冲突。阿扎姆极力反对穆斯林自相残杀的战争。随着反苏战争逐渐平息，关于圣战未来的争论也以这两个意志坚定的人为核心而展开。他们所要争夺的奖品是一个富裕的、易受影响的年轻沙特人，而他也有着自己的梦想。
本·拉登想要什么？无论是扎瓦希里还是阿扎姆心目中的要务，他都不是很关注。巴勒斯坦的悲剧在他的演讲里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但他并不太愿意参与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暴动。和阿扎姆一样，他也憎恨亚西尔·阿拉法特 [38] ，因为阿拉法特是个现世主义者。本·拉登也不情愿在将来向阿拉伯各国政府发动战争。当时，他期望把斗争推进到克什米尔和菲律宾等地，特别是中亚共和国地区，他在那里可以继续进行反苏圣战 [39]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时还不在任何一个人的目标名单之列。对于本·拉登将要创立的先锋队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主要的斗争对象。
1988年8月11日是白沙瓦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 [40] 。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召集会议，探讨圣战的未来。到会的有本·拉登、阿布·哈夫斯、阿布·乌贝达、阿布·哈耶尔、法德勒医生和瓦埃勒·朱莱丹。非同寻常的经历让这些人走到了一起，但各不相同的目标和观念又让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分歧。阿扎姆的目标之一是：如果阿富汗发生内战，要保证阿拉伯人不被卷入。以前，他坚持要把阿拉伯人分散到不同的圣战者指挥官手下；可一旦阿富汗人开始窝里斗，他的这种立场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他已经与本·拉登达成一致，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团体，不过两人对于该团体的发展方向还有争议。“塔克费尔”主义者（哈夫斯、乌贝达和法德勒）关注的主要是夺取埃及政权，但对于最近的事务他们也希望有发言权。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阿布·哈耶尔一直对埃及人怀有疑心，往往在原则上反对他们；但他在几个“塔克费尔”主义者之中是最激进的，因此很难断定他将会支持哪一方。虽然阿扎姆在主持会议，但与会者的意见全都是说给本·拉登听的。大家都知道圣战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控制，而是掌握在本·拉登的手中。
根据阿布·里达在会议记录中留下的潦草笔迹 [41] ，与会者首先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
1.你是否同意阿卜杜拉谢赫的观点
→知道谢赫的军事团体已经解散。
2.未来的计划符合埃及弟兄的利益。
3.下一步是在国外的工作
→存在争议
→有充足的武器
与会者说，狮穴建成已有一年多，但还只不过是个训练营。阿拉伯人仍然被排斥在真正的战斗之外。他们承认训练年轻人确实很重要，但现在已到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刻。“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来到此地时的最初想法上，”阿布·里达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头开始一项新计划。”
答复大家意见的时候，本·拉登回顾了自己一直以来在阿富汗的经历。由于他在阿拉伯人中间的威望越来越高，大家也称他为谢赫。“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我们既没有建立组织，也没有建立伊斯兰的团体。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一个教育的时期，建立信任的时期；它考验了来到这里的兄弟，也让我们向伊斯兰世界证明了自己。虽然我开始做这些事业时的处境极其艰难，时间又这么短暂，我们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本·拉登没有提到阿扎姆的任何功劳，而阿扎姆才是阿富汗阿拉伯人的真正先驱；这一运动现在成了本·拉登的传奇。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本·拉登演讲中那标志性的雄壮语调——那是一个将命运掌握在手中的人的声音。
“至于我们的埃及弟兄，”本·拉登说道，他提起了一个显然在许多追随者之中颇有争议的话题。“他们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和我们站到了一起，这一点决不能忽略。”
一位与会者说，虽然阿拉伯人的主要目标尚未实现，“我们还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
“我们的进展很不错，”本·拉登回答道，也许他是想为自己辩解。他指出，“我们训练出了服从而忠诚的年轻人，”这些人随时可以派上用场。
尽管笔记中没有反映出来，与会者投票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其目标是在苏军撤退之后继续进行圣战。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在什么事情上达成一致，但只有阿布·哈耶尔对这个新组织投了反对票。阿布·里达总结了会议，他说必须要制订一个有合理时间安排的计划，还必须找到可以胜任的人来执行。“根据初步预计，基地组织建立之后的6个月内将训练出314名能投入战斗的弟兄。”对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来说，“基地组织”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出现。新组织的成员将从阿富汗阿拉伯群体内最有前途的应征者之中遴选。但是，组织在圣战之后该何去何从，这一点尚不清楚。也许连本·拉登自己都不知道。
会议室里没有几个人知道，几个月前本·拉登的一小批心腹就已经秘密创立了基地组织。本·拉登在吉达的朋友、娶他侄女为妻的迈达尼·塔伊布 [42] 早在5月17日斋月结束的第二天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因此8月11日举行的组织会议不过是让已在暗中进行的事浮出了水面。
8月20日星期六早晨，同一帮人再次会晤，以确立被他们称为“卡伊达阿斯卡里亚”（al-Qaeda al-Askariya） [43] 的军事基地。“前述的基地组织基本上是一个有组织的伊斯兰派别，其目标在于弘扬真主的言论，让真主的宗教取得胜利，”会务秘书在会议记录中写道。创建者把军事工作（这是他们的说法）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限制阶段”，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将接受训练，并分配到阿富汗圣战者的队伍中，直至反苏圣战结束；到了第二个“公开阶段”，阿拉伯人则会“进入一个考察营地，他们之中最出色的弟兄将被挑选出来。”完成第二阶段营地训练的人，就会成为基地组织这一新实体的成员。
秘书列出了希望加入这一新组织者的必备条件：
公开阶段的参与者。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讲究礼貌。
有可信的推荐者。
遵守基地组织的章程与指示。
另外，创建者们还写下了新成员加入基地组织时要颂读的誓词：“我向真主和真主的神圣契约立誓，要积极听从上级，服从其命令；无论局势是艰难还是顺利，都要为这项事业日夜奋斗。”
“会议于1988年8月20日星期六晚间结束，”秘书记录道。“基地组织的工作从1988年9月10日开始，当时共有15位兄弟。”他在这页纸的底部加了一句，“到了9月20日，阿布·乌贝达指挥官前来通知我基地组织已有30位兄弟达到了要求，感谢真主。”
本·拉登为这一新组织命名时并没有带上什么特别含义。“阿布·乌贝达·班希里兄弟 [44] ——愿他的灵魂安息——建立了一个营地，训练年轻人与压迫民众、不敬真主、奉行恐怖手段的苏联战斗，”他后来说。“我们把这个营地称为‘卡伊达’（al-Qaeda）——意思指它是一个训练基地——基地组织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本·拉登的伙伴们对基地组织的成立反响不一。来自堪萨斯城的圣战者阿布·里达·苏里称，第一次听说本·拉登在建立阿拉伯国际军团的时候，他不无怀疑地问有多少人加入。“60个，” [45] 本·拉登骗他说。
“你打算怎么运送这些人？”阿布·里达问道。“该不是用法兰西航空吧？”
基地组织的建立，让阿富汗阿拉伯人有了新的争夺对象。在一个没有多少内容的文化领域之中，每一项新出现的事业都会引起竞逐，每一个鹤立鸡群者都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在清真寺里展开的语言和思想之争中，正在进行的阿富汗圣战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连本·拉登和阿扎姆为帮助想参加圣战的阿拉伯人设立的服务局也未能幸免：这个深受尊重的组织被污蔑为中情局的掩护机构，阿扎姆则被指为美国的走狗。
追根溯源，造成这些争吵的罪魁祸首其实很常见——金钱。白沙瓦就像一个漏斗，流向圣战的现金和旨在帮助难民的大量援助物资都要汇集到这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每年的捐助，再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发放给阿富汗的各派军阀；随着苏联准备从阿富汗抽身而退，这个主要来源也渐趋枯竭。资金的匮乏，让人们愈发狂热地争夺起了剩余的来源——国际援助机构、私人慈善捐助，以及本·拉登的腰包。
从一开始，支持本·拉登的埃及人就把阿扎姆视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阿拉伯人之中，没有任何人的声望能与他相当。受圣战吸引的年轻人大都是响应阿扎姆的号召而来，而且对他满怀敬畏之情。“他是个天使，会整夜不饮不食，流着泪朝拜真主”他以前的助手阿卜杜拉·阿纳斯回忆说。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就是希望能跟在导师身边。对大多数暂住白沙瓦的阿拉伯人而言，阿扎姆是他们见过的最著名的人物。许多人（包括本·拉登）来到白沙瓦的第一夜都睡在阿扎姆家里。他们谈到阿扎姆的睿智、慷慨和勇气时都很动容。他成了阿富汗阿拉伯人高尚精神的代表，他的庇荫遍及整个世界。要毁灭如此著名的一位偶像，无疑是一件危险重重的事情。
有意扳倒阿扎姆的还不仅仅是埃及人。沙特人担心这位极富魅力的领袖会使得年轻的圣战者改投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希望让一个“独立的机构” [46] （在沙特人的控制之下）来管理圣战者的事务，与此同时该机构还要以沙特王国的利益为重。在他们看来，本·拉登与基地组织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机构属于沙拉夫派，管理者则是沙特政权的一位忠诚子民。
阿富汗阿拉伯战士最伟大的榜样阿卜杜拉·阿纳斯此前在阿北部与艾哈迈德·马苏德并肩作战，这时刚刚返回白沙瓦。他听说阿拉伯人的领袖要举行会议，打算选人替换自己的岳父阿卜杜拉·阿扎姆，不禁大为震惊。阿纳斯和岳父谈了此事。阿扎姆让他放心，说这次选举完全就是表面工作。“我现在领导着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沙特当局对此很不快，” [47] 阿扎姆解释说。“所有资助孤儿寡妇和学校的钱都来自沙特阿拉伯。看到年轻的沙特人在我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害怕这些年轻人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一部分。”沙特人希望由自己的人来掌权。阿扎姆继续说道，如果奥萨玛·本·拉登做了新的“埃米尔”，沙特人就会觉得安全。“他们就能放松下来；因为他们一旦感觉奥萨玛失去了控制，还可以阻止他。但我是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法阻止我。”
对阿扎姆来说，劝说老朋友塔米姆谢赫支持这个提议就更困难了。虽然阿扎姆告诉他选举只不过是为了赢得沙特人的支持而装装样子，但与会的其他人显然另有打算。他们利用这一机会诋毁阿扎姆的声誉，指责他偷窃、贪污，对服务局也管理不善。愤怒万分的塔米姆谢赫转向了本·拉登。“你倒是说话啊，” [48] 他请求说。
“我是本次会议的‘埃米尔’，”本·拉登答道。“等轮到你的时候再说话。”
“谁说你是我的‘埃米尔’了？”塔米姆哭起来。“阿卜杜拉谢赫劝我支持你，可你怎么能让他们说这种话？”塔米姆拒绝承认投票结果——本·拉登以压倒多数当选为阿拉伯人的新领袖。
阿扎姆很达观，似乎对此毫不介怀。“奥萨玛能力有限，” [49] 他让支持者们放心。“奥萨玛怎么能把人组织起来？谁都不认识他！用不着担心。”
阿扎姆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被严重削弱。扎瓦希里的手下、一个名叫阿布·阿卜杜勒·拉赫曼 [50] 的埃及裔加拿大人对阿扎姆提出了控诉。拉赫曼在阿富汗主管一个医疗和教育项目。他声称阿扎姆的人没收了专供项目使用的资金，强行从他手中夺走了这个项目。他进而控诉阿扎姆散布谣言，污蔑他打算把人道主义项目卖给美国领事馆，或是某个基督教组织。
这些指控在白沙瓦激起了轩然大波。传单四处散发，墙上贴满了要求对阿扎姆进行审判的布告。清真寺里，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大打出手。在这些针对阿扎姆的指控背后，是科威特红新月会医院的几位“塔克费尔”派医生——扎瓦希里和他的同事。他们已经设法把阿扎姆逐出了医院清真寺的领导层 [51] ，现在则欢欣鼓舞地预言他即将倒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乌德医生在一次会议上宣称，“很快我们就将看到阿卜杜拉·阿扎姆控制白沙瓦的手被斩断。” [52]
他们设立了一个法庭来听取这些指控，法德勒医生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这个“塔克费尔”法庭曾审理过另一个圣战者的案件。被告被裁定犯有叛教变节罪。后来人们在白沙瓦街上的一只麻袋里发现了他被剁成碎块的尸体。
审判的第二天，已过午夜时分，本·拉登急匆匆地去接他最亲密的沙特朋友瓦埃勒·朱莱丹。朱莱丹当时得了疟疾，正躺在床上打寒战，还发着高烧。本·拉登坚持要朱莱丹马上跟他走。“我们不能相信埃及人，” [53] 他宣称。“我向真主起誓，这些人只要能作出对阿卜杜拉·阿扎姆博士不利的判决，就一定会杀了他。”朱莱丹跟着本·拉登回到法庭，审理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法官判定阿扎姆有罪，慈善机构则交还阿布·阿卜杜勒·拉赫曼；但幸亏本·拉登的干预，法庭才免去了阿扎姆被当众肢解之辱。然而，从阿扎姆敌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判决还不够彻底，因为阿扎姆还能继续当他的领袖人物；他们决意要斩草除根。
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的统帅鲍里斯·V·格罗莫夫将军走过友谊桥，进入对岸的乌兹别克斯坦。“在我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一位苏联士兵或军官，” [54] 将军说道。“我们为期9年的停留从此结束。”苏联人死了1.5万 [55] ，还有3万多人受伤。约有100万到200万阿富汗人丧生 [56] ，其中可能有90％是平民。村庄被夷为平地，庄稼、牲畜损失殆尽，到处都布满了地雷。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寄居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 [57] 。不过，喀布尔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仍然掌握着政权，圣战则进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新时期。
苏军占领结束之际，也正是阿拉伯圣战者出人意料地大批拥入的时期。这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的沙特人，他们急欲追击退却之中的苏联大军。据巴基斯坦政府统计，1987到1993年间有6000多名阿拉伯人 [58] 来参加圣战，人数是此前参与抗击苏联占领军的圣战者的两倍。这些年轻人与受阿卜杜拉·阿扎姆吸引来到阿富汗的一小批信徒不同。他们“有大把的钞票，情绪激昂得要命， [59] ”基地组织的一个人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被宠坏的波斯湾孩子到阿富汗是来旅游的，住的是装有空调的货柜集装箱 [60] ；他们配备了火箭弹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尽可以朝天开火，然后就能回家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了。许多人是新近加入伊斯兰教的高中生或大学生，根本没受过历练，也没有人为他们担保。自本·拉登掌舵之后，一直以来都有可能对运动造成灭顶之灾的混乱局面与野蛮行为急剧恶化。银行抢劫和谋杀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都以荒唐的宗教宣言为借口。一帮“塔克费尔”主义者甚至抢劫了一辆伊斯兰援助机构的卡车 [61] ；他们说援助机构的沙特人是异教徒，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本·拉登现在既然做了阿拉伯人的埃米尔，也就不再参与各个伊斯兰组织之间的竞争。为了争得更多的新丁，这些组织闹哄哄地斗作一团。在机场，他们一面互相推推搡搡，一面抢着把新来的人往自己的大巴上推。这种吵吵嚷嚷在埃及人中间闹得尤其厉害。两个主要的埃及组织——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领导的伊斯兰组织和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建起互相抢生意的旅店，还开始印制杂志和大幅布告，其目的就是为了诋毁对方。伊斯兰组织控诉扎瓦希里犯下了种种罪行，包括以武器换取黄金，再存入一家瑞士银行 [62] ；他们还称扎瓦希里是为美国人工作的特务——这是全球通用的叛国罪指控。扎瓦希里也还以颜色，写了一份题为“瞎子领袖” [63] 的传单来攻击奥马尔谢赫，文中重述了两人在监狱中为控制激进运动而发生的争执。这些铺天盖地的造谣毁谤有一个未经明言的原因：究竟谁才能控制本·拉登这只下金蛋的鹅。后来本·拉登奖励给圣战组织10万美元 [64] ，供其开展活动，从而公开了自己的倾向。
与此同时，贾拉拉巴德 [65] 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战斗。贾拉拉巴德是进入开伯尔山口阿富汗一侧的战略要地，所有的道路和山谷都汇集于此。敌人不再是超级大国苏联。现在的敌人是共产主义的阿富汗政府，它并未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垮台。（阿富汗阿拉伯人远征军有诸多极具讽刺意味之处，其中一点就是组成这支队伍的大多数穆斯林都是来与同胞厮杀的，而不是为了抗击苏联侵略者。）围攻贾拉拉巴德应该能终结共产主义者在阿富汗的统治。因苏军撤退而胆气倍增的圣战者根本没把敌人放在眼里，决定对阿富汗阵地发起正面进攻。贾拉拉巴德市的前面是一条河，还有苏军布设的宽阔地雷带，数千名阿富汗政府军守卫着城市。巴基斯坦报刊上的文章称圣战者即将发动攻击，而且很快就会迎来必然的胜利，这让守军的士气很低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