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本身就能产生权威，即便在注重谦逊精神、刻意削弱非王室人物威信的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除了王室统治者那几张无所不在的面孔，这个国家禁止公开展示其他任何人的肖像；王子们还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医院和大学，把一切可以捞到的荣誉掳在自己手中。因此，1989年秋天本·拉登回到故乡吉达的时候，就给沙特统治者带来了当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困境。他只有31岁，却指挥着一支规模不知几何的国际志愿军。本·拉登当真相信沙特政府鼓吹的神话，认为他率领的阿拉伯军团击败了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大国，所以这次回国时对自己的未来抱着空前的期望。他的声望几乎超出了所有人，除了少数几位王子和瓦哈比教派的高层神职人员——他们是王国第一批真正的名流。
他很有钱，尽管还没有达到王室的标准，甚至比不上汉志地区的商业巨族。他当时在沙特本拉登集团持有的股份价值2700万沙特里亚尔——相当于700万美元多一点。他还能从公司年收入中分得一部分，这笔钱每年大约在50万到100万里亚尔之间 [1] 。他重新做起了家族的生意，协助建设塔伊夫和艾卜哈两地的公路 [2] 。他在吉达有一所房子，还有一所在麦地那。麦地那始终是本·拉登最喜爱的城市，因为在那儿，先知清真寺近在咫尺。
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回到了王国。他已经冒过生命危险，而且奇迹般地（他认为是这样）生还了。走的时候，他是一位崇高的穆斯林战士的门徒；归来之际，他已成为阿富汗阿拉伯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他身上透着一股颇具威严的自信，而与生俱来的谦逊又让这种自信的吸引力变得愈发强大。当时，沙特人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身份越来越不确定，本·拉登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典型。他虔诚而谦逊的风范让沙特人想起了本民族的历史形象——羞涩、毫不张扬，却又不失勇猛与严厉。本·拉登被一些年轻的崇拜者称为“他这个时代中的奥斯曼 [3] ”——这个称呼指的是伊斯兰早期的一位哈里发，此人非常富有，而且以正直闻名。
本·拉登的声誉令人不快地衬托出了沙特王室的无行，这是不可避免的。王室中首屈一指的是那位以在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纵酒狂欢而闻名的法赫德国王，他出游时会把那艘长达482英尺、价值1亿美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号游艇 [4] 停在里维埃拉的港口。这艘船的特色是配备了两个游泳池、一个舞厅、一个健身房、一座剧院、一个移动式花园、一个设有重症监护室和两间手术室的医院，以及4枚美制“毒刺”导弹。国王也喜欢乘坐他那架价值1.5亿美元的波音747喷气机飞往伦敦，飞机上竟然装了喷泉。去这些地方游玩的时候，他在赌场里输掉的钱有数百万之多。一天晚上，由于对英国赌博业法定的宵禁大为不满，他雇人在自己的酒店套房里开起了21点和轮盘赌 [5] ，这样他就可以整夜大玩特玩。其他沙特王子也满怀热情地效仿他的榜样，特别是法赫德国王的儿子穆罕默德。根据英国的法庭记录，这位王子收受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贿赂，用于支付各种花销：“妓女、色情物品、由百余辆高性能轿车组成的车队、戛纳和日内瓦的豪宅，还有汽船、私人包机、滑雪别墅和珠宝之类的奢侈品。” [6]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油价暴跌，沙特经济因此出现了赤字。但是，王室照旧从国家银行里提取巨额的个人“贷款”，这些钱他们极少偿还。每一项重大的商业交易都必须向王室“黑手党”支付“佣金”——也就是回扣，这样生意谈起来才能滑溜顺利。王子们以个人名义没收土地、强行插手私人生意；这还不算每位王室成员每月的津贴，虽说这笔津贴是私下拿的，数额却极为可观。“沙特家族”成了腐化、虚伪和贪得无厌的代名词。
然而，10年前大清真寺遭到的袭击使王室清醒地认识到了革命这一危险的前景。沙特家族从那场血腥对峙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只有赋予宗教极端分子权力，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伤害。因此，由政府资助的宗教治安队伍“穆塔瓦”（muttawa ）成为王国之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些人在购物中心和餐馆游荡，一到祷告时间就把街上的男人赶进清真寺，还要确保女人的衣着遮蔽得合乎规矩——连盖头下露出一绺头发，都有可能遭到这帮人轻便手杖的毒打。为了扑灭罪恶行为和异端邪说，这些人甚至会闯入私人住宅和商店；他们还对国内日益增多的卫星天线发起了战争——开着政府配发的雪佛兰越野车，用政府配发的武器对天线开火 [7] 。“穆塔瓦”成员的官方称呼是“提倡德行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的代表，这个组织将成为阿富汗塔里班效仿的对象。
图尔基王子与王室的公众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彬彬有礼、风度迷人、说话轻声细语，是许多人熟悉和喜欢的那种类型。但他也很有戒备心，不愿多谈私事；他把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严格区分了开来，这样一来谁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他很喜欢王室身份带来的特权，但他在沙特王国国内的生活却简朴得叫人感动。他和妻子努弗公主以及6个孩子住在利雅得一栋相对比较朴实的平房里 [8] ；到了周末，他会回沙漠牧场休息，他在那儿养了鸵鸟 [9] 。他穿的是沙特人一成不变的服装：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色袍子（名叫“梭卜［thobe］”），还戴着一块红格子头巾。宗教激进分子敬重他，因为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但他还提倡女性的权利，所以革新派也把他视为潜在的支持者。他主管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情报机构，这往往意味着酷刑和暗杀行动，但他很快就以尽可能避免流血的行动准则知名。图尔基的父亲是殉难的费萨尔国王，他敬爱的母亲埃法特则是沙特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王后的女性。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意味着一旦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孙辈等到竞争王位的机会，图尔基必将成为重要人选。
在王国之外，图尔基过的则是另一种生活。他在伦敦有一所房子，在巴黎还有一间精致的公寓。他游弋地中海的时候会乘坐“白色骑士”号游艇 [10] ，这是他拥有的几艘海船之一。在伦敦和纽约的上流社交界，人们都知道他喜欢偶尔来上一杯香蕉代基尔 [11] ， [12] 不过他既不是赌徒，也不是酒鬼。图尔基能轻松自如地融入几个不同的世界，因此有本领折射出别人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品质。
阿富汗圣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与图尔基及其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尔基极富洞察力，知识面广，而且对美国的风俗了如指掌。对美国情报圈内的某些人来说，图尔基好像就是“我们在利雅得的人”；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很狡诈，不愿与人分享信息。这些不同的评价，恰恰反映了让美国人和沙特人都深陷其中的棘手关系。
在一个星期五，图尔基去了利雅得的一座清真寺，那里的伊玛目曾抨击过某些女性慈善机构，其中一个机构就是由费萨尔家族的5位女性成员掌管的。图尔基当时听的是一盘讲道的磁带，那个伊玛目在录音中把负责慈善机构的女人称作娼妇。这是对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之间古老协议的悍然破坏。第二个星期图尔基就坐到了清真寺的前排。那个伊玛目刚起身要说话，图尔基就愤然上前与他对质。“这个人污蔑了我的家人！” [13] 图尔基冲着麦克风大喊。“我的姐妹！我的儿媳！要么让他证明自己的话，要么我就起诉！”目击此事的一个人说，图尔基甚至威胁要当场杀掉那个伊玛目。
胆大包天的诬蔑与图尔基王子的愤怒回应，让整个国家都骚动起来。时任利雅得市长的萨勒曼王子逮捕了出口伤人的伊玛目。他很快表示道歉，图尔基也接受了。但图尔基意识到两股势力之间的平衡已开始发生变化。他家族中的许多成员都很害怕横行在商店和街头的宗教治安队伍，连警察都要听这些人的指挥。“穆塔瓦”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宗教组织，肯定会紧紧盯住王室某些成员惹人注目的腐化行径；然而，现在这个组织甚至开始攻击几位深得人心、行为端正的公主所做的慈善工作，她们不过是想推动女性事业。显然，王室决不能容忍如此的侮辱；但有人公开污蔑王室的事实也表明“穆塔瓦”已经有了足够的胆量，敢于在王国统治者的鼻子底下挑起革命。
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图尔基的情报机构也不应在本国国内开展行动——国内事务是纳伊夫王子的领域。主管内务部的纳伊夫是图尔基的叔叔，生性残忍，对自己的势力范围守得很严。图尔基认为国内的局势已危险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必须采取措施，即便这意味着要侵犯纳伊夫的领地。他开始秘密监控“穆塔瓦”的成员。他发现，该组织的许多成员以前都是罪犯 [14] ；这些人之所以能得到工作，惟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背熟了《古兰经》，想以此减轻自己的刑罚。但是，图尔基认为他们的势力已变得非常强大，甚至有颠覆政府的危险。
在沙特阿拉伯，人们的生活历来以禁欲、顺服和宗教狂热为特征，但“穆塔瓦”组织的控制却把社会交往也扼杀了，还强制推行一种危险的新宗教正统。数百年来，麦加圣城传授与研究的伊斯兰教法有四大学派——哈纳菲派、马利基派、沙菲派和汉巴里派 [15] 。瓦哈比派教徒表面上不屑于进行这种教义上的区分，但实际上却在排除伊斯兰信仰的其他诠释方式。政府禁止什叶派（什叶派在沙特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少数派信仰）修建新的清真寺或扩建原有寺庙 [16] 。只有瓦哈比派的信仰才是自由的。
沙特政府并不满足于在国内消除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还开始向整个伊斯兰世界传道。利用宗教税（名为“札卡特”）中征收的几十亿里亚尔，他们在全球修建了数以百计的清真寺和大学，还有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再配上瓦哈比派的伊玛目和老师。最后，穆斯林人数仅占全世界1％ [17] 的沙特阿拉伯为全球伊斯兰信仰承担了90％的开支 [18] ，远远凌驾于其他伊斯兰传统之上。
音乐在沙特王国已销声匿迹。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遭袭之后不久，国内的各家电视台封杀了歌手乌姆·卡勒苏姆和法鲁兹这两位阿拉伯世界的百灵鸟；电视屏幕上本来充斥的都是些大胡子男人，为了宗教律法的细枝末节辩论不休。大清真寺遭袭前沙特阿拉伯还有几家电影院，但很快就被关闭了。1989年，利雅得建成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音乐厅，可这里连一场演出都没举行过。审查制度扼杀着艺术和文学，精神生活还没等在这个年轻的国家中开花结果，就已经枯萎。偏执与狂热，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人们封闭而恐惧的心灵。
如此了无生趣的一个环境，让年轻人觉得未来比现在还要黯淡。仅仅几年之前，由于国内丰富的石油资源，沙特阿拉伯按人均水平计算已接近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如今，下跌的油价让这种期望化为泡影。原本保证大学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的政府收回了承诺，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现象。无论在哪个社会之中，绝望情绪与游手好闲相伴都是很危险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去寻求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这个人能表达他们对变革的渴望，而且能为他们找到发泄怒火的目标。
虽说沙特王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物，既非宗教学者亦非王室成员的奥萨玛·本·拉登还是担任了这个新的角色。他以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方式对阿拉伯世界的艰难处境作出了评价：阿拉伯民族总是不能取得成功，造成这种耻辱的罪魁祸首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他们攻击了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也攻击了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19] 在一个春夜，晚祷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在吉达本·拉登家族的清真寺里说道。“穆斯林在流血。这太过分了……我们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一群绵羊，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本·拉登身穿白袍，肩上披着一件薄薄的驼色斗篷。他讲演时单调的话音几欲催人入睡，时而晃着一根又细又长的食指来强调重点，但他的神态很放松，做手势时则有气无力。他后来发表宣言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双眼像救世主一般始终盯着面前不近不远的地方，这在那一次演讲中已经有所体现。在本·拉登面前的地毯上，几百个男人盘膝而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与他在阿富汗并肩作战，现在则想寻求新的人生方向。他们的夙敌苏联已土崩瓦解，但美国似乎还算不上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新对头。
起初，人们很难理解本·拉登基于何种原因提出这样的控诉。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殖民国家，而沙特阿拉伯也从未成为别人的殖民地。当然，他说话时代表的是穆斯林全体，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在阿富汗圣战中，美国一直是他们的盟友，而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本·拉登所表达的耻辱之感，其实主要来自穆斯林在现代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本·拉登对家乡的听众说，他们的生命在被人以贱价出卖——这句话也证明他们觉得别人的生命（西方人和美国人）更为充实，也更有价值。
本·拉登给他们上了一堂历史课。“美国跑到几千英里开外的越南，用飞机轰炸当地人。但是，美国人承受了沉重的损失之后才从越南脱身。有6万多名美国士兵丧生，后来连他们本国的人民都发起了反战示威。美国人是不会停止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除非我们能对他们予以痛击。除非我们对美国人发动圣战，否则他们就不会停手。”
再向前一步，本·拉登就会跨过主张对美国动用暴力手段的门槛；但是，他在演讲中突然间刹住了脚步。“我们必须对美国发动一场经济战争，”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抵制所有的美国产品……我们买这些产品所花的钱，都被他们拿给了犹太人，用来杀害我们的兄弟。”这个在反苏战斗中赢得声名的人如今又谈起圣雄甘地，说他通过“抵制英国的产品、穿非西方的服装”打垮了大英帝国。他敦促人们发起一场公关运动。“只要见到一个美国人，我们就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的不满，”本·拉登以颇为温驯的态度结束了演讲。“我们应该给美国的各个领事馆写信。”
本·拉登后来会说，美国一直以来就是他的敌人。他称自己对美国的仇恨始于1982年，“那一年美国听任以色列人入侵黎巴嫩，美国的第七舰队还充当了帮凶。” [20] 他回忆了当时的血腥场面：“遍地都是鲜血和断肢、到处都躺着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房舍被毁时里面还住着人；被炸垮的高层建筑就坍塌在楼内居民的身上……那时的局势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碰到了一条鳄鱼，他除了尖叫之外完全无能为力。”本·拉登说，这种景象激起了他与暴政斗争的强烈愿望，以及对复仇的渴望。“当我看到黎巴嫩被炸毁的高楼，我就想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惩罚压迫者；我们应该摧毁美国的高楼，让他们也尝尝我们经历过的滋味。”
可他当时的行动，却与这种公开的立场不符。阿富汗圣战期间，本·拉登私下接触过几位王室成员，表达了他对美国参与这场战争的谢意。时任沙特驻美大使的班达尔·本·苏丹王子记得本·拉登来找过他，还对他说：“感谢你。感谢你带来了美国人，帮助我们消灭那些世俗的、不信真主的苏联人。” [21]
在人们眼中，本·拉登从来都不是一位令人关注或独具创见的政治思想家——直到那时，他对时局的分析始终是典型的宗教激进主义的陈词滥调，并未反映出任何对西方的深入认识。然而，被编织起来的神秘光环所围绕的本·拉登在沙特社会中却有着极高的地位，这足以让他的宣言变得分量十足。在一个极端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本·拉登竟能发表对美国评头论足的言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其他沙特人表明，他发起的反美运动必然已得到王室的首肯。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像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既迥然不同，又相互依赖 [22] 。美国人建立了沙特的石油工业；美国建筑公司（如贝克特尔公司）修建了沙特国内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霍华德·休斯的环球航空公司为沙特建立了民航业务；福特基金会使沙特政府实现了现代化；美国工程兵部队建立了沙特的电视与广播设施，并监督其国防工业的建设。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把国内顶尖的学生送往美国大学——在20世纪70、80年代，每年有3万多学生前往美国 [23] 。而自从沙特发现石油时起，也有20多万美国人曾在沙特王国生活和工作 [24] 。沙特阿拉伯需要在美国投资、管理、技术和教育的引导下跻身现代世界。美国则越来越依赖沙特的石油资源，这样才能确保它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地位。1970年，美国是沙特石油的第十大进口国 [25] ；10年之后，美国已名列第一。
当时，沙特阿拉伯已取代伊朗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主要盟国。沙特王国依靠美国的武器和防御协定来保卫自己。因此，当本·拉登对美国的口头攻击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王室似乎却对此持赞成态度，这种有悖常理的做法简直就像是在自取灭亡。但是，只要本·拉登能继续瞄准国家外部的敌人，沙特人民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去，他们也就不会太关注王室对石油财富的掠夺和愈演愈烈的宗教狂热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很快就让本·拉登拥有了一直在寻找的借口，从而使美国人成为了他所需要的敌人。
---
1989年，本·拉登向图尔基王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26] 。他准备利用自己的阿拉伯非正规军来颠覆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祖辈的故乡处在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这让本·拉登怒火中烧；他觉得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利用自己与沙特政府的合作关系，彻底清除世俗政权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这将是本·拉登把基地组织投入实战的第一个良机。
沙特阿拉伯与南北也门这两个又小又穷、人口却更多的南方邻国向来关系不睦。这两个争执不断的兄弟国也给沙特带来了战略上的问题。南也门是阿拉伯世界中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体，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尖端，正好扼住红海的咽喉。北也门则是一个亲西方的军事政权，但经常与沙特王国发生边界争端。
图尔基听取了本·拉登的提议，并婉言拒绝。“这不是个好主意，”他告诉本·拉登。沙特人干涉也门两国事务的历史由来已久，因此图尔基反对这一计划并非是出于正当性的考虑。本·拉登大谈“我的圣战者”，还声称要把南也门从“卡非尔”（不信真主者）的手中解放出来。他那幅雄才大略的派头让图尔基心生反感。
本·拉登与沙特情报部门的主管会面之后不久，南北也门出人意料地达成了协议，决定将两国合并为一个名为也门共和国的整体。这两个贫困国家一直没有明确划定的交界地区发现了石油，这促使它们通过政治手段而非武力来解决争端。
但是，和平却不能使本·拉登安心。他深信美国人与社会主义者达成了在也门建立军事基地的秘密协议 [27] ，因此他打算资助一场游击战，以粉碎南北也门之间的联盟。很快，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也门老兵就出现在本·拉登在吉达的公寓，离开时都带着整箱整箱用来支持叛乱的现钞 [28] 。
本·拉登以前的老师艾哈迈德·巴兹卜有一次去看他，这无疑是出于图尔基的授意。本·拉登当时在吉达做投资管理。两人交谈的时候，巴兹卜听出这位以前的学生怒火难抑，意识到肯定要发生什么事情。本·拉登完全无法容忍联合政府中含有共产主义分子的事实。他坚持要施行自己对伊斯兰政府那模糊不清的构想，以此来取代也门双方达成的和平而实际的政治解决方案。在本·拉登的心目中，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神圣的，必须将一切外国势力清除出去。他的父亲就出生在也门南部的哈德拉毛，这愈发坚定了他将族人从共产主义残余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狂热信念。他到新成立的共和国去了几次 [29] ，并在当地的清真寺演讲，以挑起敌对情绪。他手下的基地组织部队则与也门北方的部族领袖协作，对南方的城市发动袭击，并刺杀社会主义领袖 [30] 。
这些血腥的袭击带来了后果。由于南北双方脆弱的联盟岌岌可危，国家有再次陷入内战的危险，也门共和国的新任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去了沙特阿拉伯，恳请法赫德国王对本·拉登加以约束。国王明确指示本·拉登，让他不要插手也门的事务。本·拉登不承认自己与此有涉，但他很快就又在也门出现，而且举行了更多的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演讲和活动。又失望又愤怒的也门总统返回沙特阿拉伯，再次向法赫德国王陈情。这位国王还没碰到过多少敢违背他命令的臣民，更不用说公然对他撒谎的人了。他让家族中的执法者去办理此事。
内务部部长纳伊夫王子是个非常专横的人物，常被人们比作J·埃德加·胡佛 [31] 。他在办公室里召见了本·拉登。内务部所在的大楼是一栋怪异得令人不安的建筑（外观呈倒置的金字塔形），矗立在利雅得市中心。楼内用大理石修建的中庭大得叫人晕头转向，一部部黑洞洞的管状电梯间拔地而起——这种设计似乎就是要让置身其中者心生渺小之感。阿富汗圣战期间，本·拉登曾多次到这栋楼里向纳伊夫汇报，将自己的行动一丝不苟地告知政府。由于他的家庭、他的地位，以及多年来对王室表现出的忠诚，以往他每次来时都会得到充满敬意的接待。
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纳伊夫说话时疾言厉色，还要他交出护照。至于本·拉登个人的外交政策，王子一个字也不想听。
现实泼了本·拉登一头凉水，可他感觉自己被出卖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沙特政府！” [32] 他向朋友们抱怨说。
沙特阿拉伯是本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但它周围环伺着心怀嫉妒的邻国，因此它的顾虑也最多。1969年费萨尔国王在沙特进行了第一次人口统计，实际人口数量之少让他大吃一惊，于是他立即把数字增加了一倍 [33] 。从那时起，沙特王国的所有统计数字都是在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歪曲。1990年，沙特阿拉伯宣称有1400多万人口，几乎与伊拉克相当；但据图尔基王子私下估计，王国的人口只有500万出头 [34] 。由于始终担心国家会遭到占领或劫掠，沙特政府在武器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购进市面上最为先进的装备，而这些交易中的丰厚回扣也让王室成员变得愈发富有。20世纪80年代，王国建立起了耗资500亿美元的防空体系；美国工程兵部队则把海外总部从德国搬到了沙特阿拉伯，为沙特陆海空三军及国民卫队修建基地、学校和总部大楼 [35] 。美国国会后来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本国公司利用驻外代理人行贿、提供回扣，于是沙特政府就和英国谈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到了80年代末，沙特王国的武备将足以抵御邻国构成的直接威胁。沙特有了武器；它所缺少的只是训练和部队——换言之，一支真正的军队。
本·拉登在1990年警告说，伊拉克杀戮成性的暴君萨达姆·侯赛因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威胁。大家只把他当作不可相信的卡珊德拉 [36] 。“我在清真寺演讲时曾多次警告大家，说萨达姆会侵入海湾地区，” [37] 本·拉登痛惜地说。“没有人相信我。”萨达姆公开表示他反对西方，还威胁说要用化学武器“烧掉半个以色列” [38] ，这种言论让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深受鼓舞。萨达姆在沙特阿拉伯尤其受欢迎，沙特与北方邻国伊拉克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如此，本·拉登仍然一意孤行地反对萨达姆及其世俗的复兴社会党。
本·拉登又一次让国王大为恼怒——这种处境对任何一个沙特臣民来说都很危险。沙特王国与伊拉克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39] ，萨达姆还亲自向法赫德国王保证他没有入侵科威特的意图 [40] ，虽说他正在把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几个师移向边境。沙特政府再次警告本·拉登不要多管闲事，并继之以威胁：沙特的国民卫队突袭查抄了本·拉登的农场 [41] ，还逮捕了他的几名工人。本·拉登就这一暴行向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王储提出抗议，但王储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7月31日，法赫德国王亲自主持了伊科双方代表之间的会议，以对两国的争端进行仲裁。这一争端涉及的是所有权问题——谁能拥有伊科边境上价值无算的油田。萨达姆还声称，科威特石油的高生产率致使油价下降，从而对伊拉克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实，萨达姆在1980年挑起的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造成100万人伤亡，伊拉克经济在这场战争中本来就已经趋于崩溃。尽管有法赫德国王从中斡旋，伊科之间的会谈还是很快破裂了。两天之后，规模庞大的伊拉克军队征服了小小的邻国科威特；突然间，阻挡萨达姆·侯赛因侵入沙特油田的障碍就只剩下了窄窄几公里的沙漠，以及一支虽然装备超强，却心怀畏惧、人员不足的沙特军队。守卫这些油田的是沙特国民卫队的一个营 [42] ——兵力还不足1000人。
震惊之下，沙特王室迫使政府控制的媒体封锁消息，让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再公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新闻。此外，虽说多年来为与邻国培养友好关系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沙特王室如今却惊骇地发现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竟然极为孤立。巴勒斯坦人、苏丹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也门人，就连约旦人也公开支持萨达姆·侯赛因。
在伊拉克部队陈兵沙特边境之际，本·拉登致信法赫德国王 [43] ，恳请他不要向美国人寻求保护；随后，他还激动不已地向身居高位的王子们发起了一轮游说。对于目前应采取何种行动，王室本身就存在分歧 [44] 。阿卜杜拉王储强烈反对向美国求助，而纳伊夫王子却认为这是个最好不过的选择。
不过，美国人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萨达姆在吃掉科威特之后再吞下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他就能控制住世界现有石油供应的大部分。这不仅会危及沙特王国，也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不可容忍的威胁。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携顾问团（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也在内）飞往吉达，劝说法赫德国王让美国军队来保卫沙特阿拉伯。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拿出的卫星照片显示，科威特境内有伊军的三个装甲师，后面还跟着地面部队 [45] ——他指出，占领弹瓦之地的科威特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兵力。根据沙特方面的情报，伊军已经有几支侦察分队越过了沙特边境。
阿卜杜拉王储反对让美国人进入沙特，他担心他们来了就不会再离开。切尼以美国总统的名义保证 [46] ，一旦伊拉克的威胁解除，或是沙特国王让他们走人，美国部队就会立即撤出。这个承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把你们能带来的人全都带来，” [47] 国王恳求道。“一定要尽快。”
9月初，美国部队到达沙特之后几周，本·拉登和国防部长苏丹王子谈了一次话 [48] ，在场的还有几位阿富汗圣战者指挥官，以及参加过那场战争的沙特老兵。这次会晤等于是以一种怪异而夸张的方式，重现了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所做的情况简报。本·拉登带来了自己的边境地区地图，并提出一个详细的攻击方案；方案所附的图表和表格标有沿边境线设置的堑壕和沙地陷坑，它们将利用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大量挖掘设备来修建。除此之外，他还将创立一支由阿富汗圣战弟兄和失业沙特青年组成的圣战者部队。“三个月之内，我就能集结起10万名战斗力很强的战士，” [49] 本·拉登向苏丹王子保证。“你不需要美国人。你不需要任何非穆斯林的部队。有我们就够了。”
“科威特可没有山洞，” [50] 王子说。“要是他用携带生化武器的炸弹来炸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会以信仰来抗击他，”本·拉登答道。
本·拉登也向图尔基王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拉登估计萨达姆会对王国造成威胁，图尔基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少数几个王子之一；实际上，多年来他曾几次建议中情局用秘密手段除掉萨达姆 [51] ，但都遭到了拒绝。科威特入侵发生之际，图尔基在华盛顿特区度假。他那时正坐在电影院里看《虎胆龙威2》 [52] ，突然接到白宫的召见。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中央情报局，忙于协调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作战方案。在图尔基看来，如果让萨达姆留在科威特，他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借口就会侵入沙特王国。
因此，本·拉登把计划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在阿富汗打过仗的年轻人的天真想法让图尔基惊愕不已。整个沙特军队的人数只有5.8万 [53] 。而伊拉克的常备军就有将近100万人——人数在全世界名列第四——这还不算后备役部队和准军事部队。萨达姆的装甲部队共有5700辆坦克，而他手下国民卫队中的几个师是中东地区最令人畏惧、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本·拉登对这些都不屑一顾。“我们把苏联人赶出了阿富汗。” [54] 他说。
王子难以置信地笑了起来 [55] 。在本·拉登性格中看到的“剧变 [56] ”，第一次让图尔基感到担忧。本·拉登原来是个“平静、安详而和蔼的人”，把帮助穆斯林作为惟一的目标；现在，他却认为自己“能够集结并指挥一支解放科威特的军队。这暴露出了他的自负和傲慢。”
被政府拒绝之后，本·拉登转而向宗教权威寻求支持。他反对美国援助的理由是先知临终前所说的话：“阿拉伯只能有一个宗教。”自从先知说出这句话之后，人们对它的意义一直争执不下。图尔基王子认为，先知的意思只是说阿拉伯半岛不应受其他任何宗教的支配 [57] 。他指出，先知尚在人世之时，阿拉伯半岛就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来往。直到公元641年，也就是伊历的20年，奥马尔哈里发才开始在阿拉伯某些地区清除本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58] 。这些人被重新安置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自那时起，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才禁止非穆斯林进入。对本·拉登和其他许多穆斯林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他们认为先知临终前的嘱咐非常明确：应该将整个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非穆斯林驱逐出去。
尽管如此，沙特政府也意识到外国军队会危及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以这些部队是为了保卫伊斯兰而来为借口，敦促宗教权威发布了一条允许非穆斯林军队进入王国的圣令。这样一来，政府就有了自己所需的宗教掩护。本·拉登愤然向高级宗教学者提出质问。“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 [59] 他对他们说。
“奥萨玛，我的孩子，我们不能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敢，”一位谢赫回答说。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示意如果谈论此事就得掉脑袋。
几周之内，50万美国大兵涌入了沙特王国，许多沙特人都担心这将是永久的占领。尽管美军与其他联军部队大都驻扎在城市之外，以免惹人注目，沙特人仍然深感耻辱——他们得依靠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来守卫伊斯兰的圣地。外国士兵之中有许多还是女性，这让沙特人愈发尴尬不已。1500名外国记者赶来报道战争集结的情况 [60] ，于是沙特这个国家的软弱无能，以及它卑躬屈膝地向西方寻求保护的行径，都被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沙特民族是一个看重隐私、对宗教极度热忱的民族，而国内的新闻界又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世人如此仔细的审视难免会让他们不知所从——既觉得羞耻，也感到兴奋。国内交织着畏惧、愤怒、耻辱和恐外情绪的紧张气氛简直是点火就着，但许多沙特人非但没有团结起来支持岌岌可危的国内政府，反倒认为这是一个改变政局的难得机会。
在沙特阿拉伯历史上的这个尴尬时期，全世界都在透过窗户向里窥探；沙特的革新派因此也壮起了胆子，要推行他们并不过分的计划。11月，47名妇女决定挑战王国不允许女性开车的非正式禁令。后来人们发现，沙特根本就没有禁止女性开车的法律。她们在利雅得西弗韦超市的门口集合，命令司机下车，然后开着车子在首都街头转了15分钟，以示挑战。一名警察把这些女人拦了下来，但他没有任何拘捕她们的法律理由。不过，纳伊夫王子当即下令禁止女性开车，而首席宗教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谢赫也很配合地发布了一条圣令，称女性开车会导致堕落。这47名妇女的护照被没收，其中几位沙特国王大学的女教授后来还被开除——她们教的女学生发起了抗议，称不愿意让“离经叛道者” [61] 给她们上课。
12月，改革派四处发动请愿，要求制止针对部族出身的歧视行为，按照传统建立一个国王的顾问委员会（名为“舒拉”［shura］），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施行治国所需的某些基本法律，并对泛滥的宗教圣令给予一定的监督。
几个月之后，宗教权威以一封措词激烈的“要求信” [62] 发起还击。这封信公开要求由伊斯兰教来控制王国，而且几乎毫不掩饰地抨击了居于支配地位的王室。在信上签名的400位宗教学者、法官和教授呼吁整个社会严格遵守沙里亚律法，包括禁止支付利息、通过全民训练来建立一支伊斯兰的军队，以及对媒体进行“净化”，使之更好地为伊斯兰教服务。这封信给王室带来的震撼，甚至超过了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 [63] 。宗教异见者提出的许多要求，与1979年大清真寺袭击事件领导人所提的要求如出一辙。这些要求成为本·拉登为沙特王国制定的政治计划的基础。
美军的使命很快就从保护沙特阿拉伯，扩展到将伊拉克人逐出科威特。战争于1991年1月16日爆发。当时，大多数沙特人已经适应了美军和其他34支组成反伊联盟的外国部队的存在。成百上千的科威特公民逃往沙特王国，他们讲述的经历令人怜悯：国家遭到劫掠，平民被绑架、折磨、杀害，科威特妇女还惨遭伊军士兵奸污。不过当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纷纷向利雅得射来的时候（无论是多么徒劳无功），连宗教激进分子也噤口不言了。但对许多沙特人而言，外国“十字军”（这是本·拉登对多国部队的描述）在伊斯兰圣地上的存在是一场灾难，它远比萨达姆对科威特造成的破坏严重。
“今晚的伊拉克，萨达姆将走在废墟之中，”乔治·H·W·布什总统在3月6日夸口说。“他的战争机器已被粉碎。他造成大规模毁灭的能力已不复存在。”尽管萨达姆仍掌握着政权，但在美国军队和团结在美国领导下的多国部队所展示的惊人力量面前，这只不过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罢了。总统非常高兴。苏联已经垮台，美军随即又赢得了这场闪电般的胜利，美国的霸权地位已无可争议。“我们能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已逐渐展现在眼前，”布什对国会说。“我们确实有了创造新世界秩序的可能……摆脱了冷战僵局羁绊的联合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实现其创建者心目中的历史使命。一个重视自由、尊重人权的世界，将在所有国家的努力下出现。”
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语，在奥萨玛·本·拉登听来却饱含着讽刺。他也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个由穆斯林主宰、不受美国左右、不被联合国强迫的秩序。本·拉登野心的庞大规模开始显露出来。他幻想着自己能以穆斯林救世主的身份载入史册。
为了拿回自己的护照，本·拉登对沙特高层发起了攻势。他说自己要回巴基斯坦协助调解圣战者之间的内战，沙特政府非常希望解决这场冲突。“我能起到作用，” [64] 本·拉登恳求说。许多地位显赫的王子和谢赫都替他说话。纳伊夫王子最终作出让步，把本·拉登的旅行证件还给了他；但在这之前，纳伊夫先让这位令人头疼的战士签了一份保证书，承诺此后不再插手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的政务。
1992年3月，本·拉登来到了白沙瓦。在他离开后的三年中，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虽然艰难地守住了执政地位，但也已经到了垮台的边缘。分别由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率领的两支你争我夺的圣战者部队，为决定谁来掌权的问题已打响了一场血腥的战斗。那些利用了阿富汗、打算让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的大国，在战后的一片狼藉之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图尔基王子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将争战不休的圣战者首领团结起来，使国家恢复稳定。他和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共同主持了在白沙瓦举行的谈判。
由于担心伊朗对阿富汗西部边境的影响 [65] ，图尔基倾向支持不愿妥协、偏于宗教激进主义的逊尼派势力，他们的领导人是希克马蒂亚尔。相反，本·拉登则试图扮演一位公正的中间人的角色。他安排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参加了一次电话会议，并在会谈中恳求希克马蒂亚尔坐到谈判桌边来。希克马蒂亚尔不肯让步——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得到了图尔基的支持。但是，马苏德的部队却在半夜悄悄溜进了喀布尔市。第二天早晨，大吃一惊的希克马蒂亚尔愤然向喀布尔发射火箭弹，开始围攻首都。阿富汗内战从此开始。
本·拉登在谈判中和图尔基对着干，他知道自己这次做得太过分了。他对身边的几位同伴说，沙特方面招了巴基斯坦的情报人员来杀他 [66] 。原先在圣战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他和图尔基王子现在成了死对头。
离开阿富汗之前本·拉登乔装改扮，以某种不知名的疾病住进了卡拉奇的一家诊所。他的医生扎瓦希里那时在也门。不过，他们很快就会重聚。
* * *
[1] 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娶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姐姐为妻的贾迈勒·哈利法告诉我，本·拉登每年分得的收入“还不到100万里亚尔”——相当于26.6万美元——此数字得到了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证实。这个金额远远低于“9·11”调查委员会给出的保守估计。报告称：“从1970至1994年，本·拉登每年的收入大约是100万美元——这无疑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额，但它远非所谓‘用来资助圣战的3亿美元资产’。”“9·11”事件调查委员会《“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70页。贾迈勒·卡舒吉告诉我，本·拉登从阿富汗回国的时候对自己的兄弟们说，他已经把自己那份遗产全花在了圣战上，他们应该掏腰包来补偿他；但本·拉登家族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怀疑。
[2] 罗伯特·菲斯克，“曾招募圣战者的沙特商人，如今利用他们在苏丹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独立报》，1993年12月6日。
[3] 对蒙索尔·尼亚丹的采访。
[4] 西蒙斯，《沙特阿拉伯：一个封建附属国的形态》，第28页。
[5] 玛丽·科尔文，“挥霍无度的谢赫们”，《星期日泰晤士报》，1993年8月29日。
[6] 戴维·利和戴维·帕利斯特，“里维埃拉阳光之中的暗影”，《卫报》，1999年3月5日。
[7] 对穆罕默德·拉希德的采访。
[8] 对弗兰克·安德森的采访。
[9] 贾迈勒·卡舒吉，个人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