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喀布尔陷落之后战事始终没有平息，阿富汗的圣战却已经落下了帷幕。有的阿拉伯人留了下来，并卷入阿富汗内战之中，但大部分人都离开了。这些阿拉伯人大都不受故国欢迎；他们还没去阿富汗的时候，就已经被国家视为格格不入者与极端分子。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鼓动年轻人去参加圣战，还为他们发放旅行补贴，期望这帮总惹麻烦的人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死个精光。几乎没有人想过，将来这批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回来时会怎么样。如今，他们已成了打游击战的老手，因胜利的神话而不可一世。与所有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一样，他们回家时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还有不堪回首的记忆。即便是那些没有多少实际战斗经验的人，也被灌输了殉教牺牲和“塔克费尔”的观念。他们在清真寺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常常穿着阿富汗的服装，以标榜自己的特殊地位。
沙特情报机构估计有1.5万到2.5万名沙特青年 [1] 在阿富汗接受过训练，不过其他部门的估算则要少得多。回到沙特王国的圣战者都被直接送进监狱 [2] ，接受为期两三天的审讯。有些国家干脆就拒绝圣战者回国。他们成了一帮没有国家、漂泊无定的宗教雇佣兵。有许多人在巴基斯坦扎下根来，娶当地的女子为妻，还学起了乌尔都语。有的人则去克什米尔、科索沃、波斯尼亚或车臣打仗。阿富汗战火的余烬蔓延到了世界各地，而且很快就会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中燃烧起来。
有些圣战老兵虽然漂泊不定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一个新的家园正在等待他们。1989年6月，就在阿富汗圣战结束的同时，伊斯兰激进分子对苏丹的国民民主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的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是非洲最复杂、最具创见、最有领袖魅力、城府最深的人物之一。
与本·拉登和扎瓦希里一样，图拉比也把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归咎于一个事实：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充分体现伊斯兰精神，而且过于依赖西方。但图拉比有异于这两个人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古兰经》学者，而且对欧洲和美国非常熟悉。1960年他还是个苏丹学生的时候就曾到美国各地漫游，在普通人的家里借宿——“甚至还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农民的家里住过” [3] ——这段异乎寻常的经历，将帮助他日后对现世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针见血的分析。1961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三年之后又在巴黎的索邦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图拉比希望建立一个国际穆斯林社群——“乌玛”（ummah ），以苏丹为总部。这个社群将扩散到其他国家，通过不断扩大的圈子来传播伊斯兰革命。以文化而论，苏丹历来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潭死水；如今它将成为这一变革的思想中心，而图拉比则是变革的精神向导。为了实行这个计划，图拉比向所有的穆斯林敞开了国门，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籍，也不问他们是什么来历。自然，响应图拉比邀请的往往都是在别处一概不受欢迎的人。
苏丹政府对本·拉登的拉拢始于1990年。他们给本·拉登发了一封邀请信，随后又派了苏丹情报部门的几个人去见他。基本上，苏丹政府愿意把整个国家提供给他，作为自由开展行动的场所。那一年年底，本·拉登派他信任的4名同伴 [4] 前往苏丹，调查该国政府所承诺的“商业”机会。图拉比渊博的学识让这几位代表赞叹不已，他们回来之后呈上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你要做的事，就应该在苏丹做！” [5] 他们告诉本·拉登。“那里的人有头脑，是专业人士！你要是去了那儿，绝对不至于和碌碌无为的羊群混在一起。”
很快，本·拉登的另一位使者就带着大笔钞票出现在喀土穆。他名叫贾迈勒·法德勒，是基地组织的苏丹籍成员。他租了几所房子，又在几处地方买下准备用于训练的大片土地。此前基地组织已经进入苏丹，扎瓦希里个人还给了法德勒25万美元 [6] ，让他买下首都喀土穆以北的一座农场。周围的邻居开始抱怨，说农场未经开垦的田地里老是响起爆炸声。
作为额外的激励，沙特本拉登集团还得到了在苏丹港修建机场的合同，这样一来奥萨玛就得常到苏丹来监督建设进展 [7] 。最后在1992年，本·拉登带着4位妻子和17个孩子 [8] （当时是17个）从阿富汗飞往苏丹，举家迁居喀土穆。他还带来了推土机和其他重型设备，并宣布自己打算在苏丹东部修建一条300公里长的公路，作为对苏丹国的礼物。苏丹领导人送上花环，向他表示欢迎 [9] 。
很少会有哪两个人像本·拉登和图拉比这样拥有极为相似的梦想，但性格却迥然不同。虽然说话时与本·拉登一样简洁精练，但图拉比的语言却更为流畅，讲起理论来没完没了，是个夸夸其谈的高手。他常在自己家里举行晚会；每逢这种场合，图拉比客厅里靠墙摆着的绿色灯芯绒长椅上都会坐满高层人物或尊贵的宗教学者，大家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一个人长篇大论。他能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根本用不着别人提词，除非是需要和在场的听众互动；他比划起手势来两手并用，说俏皮话的时候还会紧张地笑一下。图拉比身材瘦小，黝黑的肤色与他那一尘不染的白袍和头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粲然而笑的神态，这副形象让他愈发显得生气勃勃。
本·拉登几乎每月都会参加一次图拉比举行的晚会 [10] ，这主要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好奇。图拉比的每一个观点他几乎都不赞成，但在这位教授的会客室里他远远不是对手。图拉比竭力要用极其激进的、非民主的手段来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理想中的国家其实很进步。图拉比倡议弥合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个伊斯兰分支之间由来已久的分裂，但在本·拉登看来这种倡议根本就是异端邪说 [11] 。图拉比谈到要将“艺术、音乐和歌唱” [12] 融入宗教，这更使本·拉登的瓦哈比派观念深受冒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图拉比还以一位提倡女性权益的伊斯兰思想家知名。他认为，与曾经拥有的相对平等地位相比，穆斯林妇女如今的处境是一种大踏步地倒退。“先知就曾向妇女——而不是男人——征求建议。她们那时还可以引领祷告。即便是在先知领导的战斗之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在选举奥斯曼和阿里两人谁来继承先知的时候，她们也投了票！” [13]
本·拉登终于生活在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之中，他希望了解一些实际的问题。例如，伊斯兰激进分子打算怎样在苏丹施行沙里亚律法，以及准备如何处理该国南部的基督徒。得到的答案往往让他很不满意。图拉比告诉他沙里亚律法将逐步施行，而且仅适用于穆斯林；穆斯林将与基督徒组成联合政体，分享权力。本·拉登每次参加晚会只待1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就借故溜走。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那种地方。“这家伙是个马基雅弗利 [14] 式的人物，”本·拉登私下对朋友们说。“他根本不在乎使用什么手段。”虽然图拉比和本·拉登还需要相互利用，他们很快就把对方视为敌手。
喀土穆的生活，逐渐成了本·拉登成年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在市区梅卡尼米尔街上一栋破破烂烂的平房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办事处。房子共有9个房间，天花板很矮，笨重的空调直往人行道上滴水。他在这里开设了瓦迪阿奇奇公司，作为他名下多家企业的控股公司；公司的名字取自麦加的一条河。街对面就是苏丹的伊斯兰事务部，那所房子在英国占领时期曾是一家著名的妓院。“我跟奥萨玛说了这段历史，他只是付之一笑，”哈桑·图拉比的儿子伊萨姆回忆说。
本·拉登和伊萨姆成了朋友，因为两个人都特别喜欢骑马。全苏丹共有400万匹马，全国各地都靠马来当交通工具、干农活，但也爱用马来进行体育运动。本·拉登来苏丹时伊萨姆虽说才25岁，就已经是国内顶尖的养马人之一，而且还给喀土穆的赛马场驯马。有一个星期五，本·拉登来赛马场想买一匹母马，伊萨姆带着他去满是苍蝇的马厩中挑选。这位沙特客人的模样让伊萨姆为之一震。“他个子不高，但非常英俊——那眼睛、那鼻子——他长得可真漂亮。”本·拉登最后在另一位养马人的栏里看中了一匹模样不凡的纯种马，伊萨姆帮他做成了这笔生意，却没有要他的佣金。本·拉登对别人在钱财上贪他的便宜早已习以为常，因此这个朴实的人情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自己的马托给伊萨姆照料。他又给自己买了4匹苏丹纯种马，还为孩子们买了十来匹本地马，然后让它们和从沙特王国空运来的阿拉伯马交配。本·拉登对本地马表现出来的“浪漫”感情，让伊萨姆觉得很不屑。“我们这儿都是要培养纯种，尽量不和阿拉伯马沾边。但他想要鼓捣出自己的培育方案。”
喀土穆赛马场的圆形场地尘土飞扬，混乱不堪。常常有野狗窜过寸草不生的内场，跟在马屁股后头撵。摇摇晃晃的大看台被分成上下两个区域，普通人站在下面，社会精英和马主们则坐在视野更好的上半部，这里相对要舒服一些。虽说身为董事会成员的伊萨姆在赛马场有一个贵宾包厢，奥萨玛还是坚持要在下半部的看台观看比赛。苏丹赛马的场面几近疯狂，观众则吵得要命，常常是又唱又跳。每当乐队奏起音乐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圣战者都得用手指头塞住耳朵。他看赛马的心情全给搅了。他有时会请求那些观众别再唱歌，他们却叫他滚蛋。
“这儿有音乐不是你的错，”伊萨姆会善意地提醒本·拉登。“乐队又不是你雇来的。”本·拉登还是气愤难平。“音乐，”他宣称，“是魔鬼的笛子。”最后，他干脆再也不去看赛马了。
在喀土穆市内的利雅得区，他买了一栋三层水泥抹灰的红色别墅。别墅对面，隔着一条未经铺设的街道，他又盘下了一家没有家具设备的旅店，用来招待客人。据邻居说 [15] ，他每天从下午5点起要接待50来个客人，大都是身穿直拖到腿肚子的长袍、大胡子留得老长的阿拉伯人——一大帮宗教激进主义者。本·拉登年纪尚小的儿子们赤着脚在人群中穿行，送上甜味的木槿茶。每天本·拉登都会为他招待的客人们宰一头羊，但自己却吃得很少，宁愿只嚼一点客人们剩在盘中的食物 [16] 。他认为，以弃物为食能赢得真主的眷顾。
有时本·拉登会带着儿子们，拿上三明治和汽水去尼罗河岸野餐，还会在河岸边坚实的沙地上教他们开车。本·拉登穿上了朴素的苏丹服装——白色的头巾和长袍（gallabea），还拿着一根有V字形手柄的拐杖。“他越来越像个苏丹人，”伊萨姆说。“看来他想永远待在这里。”本·拉登终于得到了平静。基地组织的成员都在本·拉登日益扩大的企业里忙忙碌碌，因为他们几乎没什么别的事好做。每个星期五祷告结束后，基地组织的两支足球队会一决雌雄 [17] 。他们也进行训练，但强度并不高，主要都是让这些去过阿富汗的人放松的项目。基地组织几乎成了一个农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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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本·拉登有了效仿父亲的机会——造公路，做一个生意人。图拉比在本·拉登来苏丹不久之后的一次招待会上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投资者” [18] 。本·拉登确实堪称苏丹的商业巨头，不过这个国家的巨头基本上也只有他一个。苏丹第纳尔不断贬值，政府欠的债一拖再拖。国内以阿拉伯人为主、信仰伊斯兰教的北方地区与南部的黑人基督徒争战不休，不仅掏空了国库，也吓走了投资者——他们本来就已经被恐怖主义分子和实验性的伊斯兰统治吓得够呛。本·拉登竟然愿意把资金投入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使他愈发受到苏丹人的珍视。关于本·拉登财富的夸张传言不胫而走；人们说他在苏丹的投资有3.5亿美元 [19] ，可能还更多，这肯定能使国家得到拯救。还有人说本·拉登为一家银行提供了5000万美元资金 [20] ，其实这远非他的经济实力所能及。
本·拉登利用自己从事建筑业的希吉拉公司，在苏丹修建了几条主要的公路，包括通往苏丹港的干道。由于政府无力支付工程款，他就要了大片的土地作为抵偿。每片土地的面积都“比巴林还大，” [21] 他向自己的兄弟夸耀说。政府还把喀土穆的一家制革厂额外送给他，本·拉登的雇员们后来就在这家厂里制作销往意大利的皮革 [22] 。本·拉登经营的另一家卡都拉特公司则从俄罗斯与东欧地区进口卡车和机械设备。
但是，最让本·拉登着迷的还是种地。苏丹政府的物物交换，让他成了可能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的土地所有者。他在苏丹东北部的加什河三角洲拥有100万英亩的土地 [23] ；在东部最肥沃的加达里夫省有一大块地；在青尼罗河西岸靠近埃塞俄比亚边境的达马津还有一大块。通过从事农业的蒂玛尔穆巴拉卡公司，本·拉登几乎垄断了苏丹几样主要农产品的出口 [24] ——芝麻、白玉米和阿拉伯树胶。本·拉登其他的一些附属公司则出产高粱、蜂蜜、花生、鸡、牲畜和西瓜。他声称只要善加管理，苏丹就能为全世界人口提供粮食；为证明这一点，他向大家展示了一株在加达里夫省种出的特大向日葵。“它应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对国务部长说。
以苏丹的标准而论，本·拉登算是一位比较慷慨的雇主。他每月付给大部分工人200美元，高级经理们的薪水则在1000到1500美元之间。他在自己的组织中引入了企业管理方法，例如要求雇员就经手的事项（如购买轮胎）填写三联表格 [25] 。本来就是基地组织成员的雇员每月能拿到数额从50至120美元不等的津贴 [26] ，金额多少取决于成员家庭的大小与国籍——沙特人多 [27] ，苏丹人少——此外还能享受免费住宿与医疗保障。在苏丹为本·拉登工作的大约有500人 [28] ，但这其中基地组织现役成员的人数从来就没有超过100 [29] 。
对于苏丹南部地区的棘手冲突，本·拉登一直尽量回避。这场冲突每天要使捉襟见肘的苏丹政府耗费100万美元 [30] ，最终还将导致100多万人丧生。打过仗的伊萨姆认为这是一场圣战；在他看来，本·拉登这位著名的伊斯兰战士竟然不肯参与其中，这似乎是不对的。本·拉登解释说，他已经受够了战争。他说自己决心要彻底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改行当个农民。
他对许多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苏丹的生活虽然单调，却令人愉快。早晨，他步行到附近的清真寺去做祷告，身后跟着一群门徒和崇拜者；他会留下来向寺内神圣的学者们讨教，还时常与他们共进早餐；这之后，他会去自己的办事处，或是在不断壮大的各家公司中选一家工厂去转转，要么就跳上一辆拖拉机，在他那硕大无朋的地产里犁它几块田。尽管身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帝国的总裁，他依然坚持着在周一和周四斋戒的老习惯 [31] 。星期五的祷告之前，他有时会在喀土穆的大清真寺讲话，力劝穆斯林同胞向平静中寻找幸福 [32] 。
经营生意、潜心静思的生活虽然强烈地吸引着本·拉登，但一个令人屈辱的事实却总是让他无法完全投入其中：美国军队仍然驻留在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曾保证说，战争一结束，这些不信真主者就会离开；但伊拉克战败已过了几个月，多国部队仍然盘踞在沙特空军基地监督停火协议。认为外国军队将永久占领圣地的本·拉登感到痛心疾首。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凑巧的是，前往索马里的美国军队当时正在也门停留。索马里的灾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派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保护联合国援助人员不受四处劫掠的当地部族的伤害。
然而，基地组织的战略家们却觉得自己被包围了。他们把最近的这一局势变化视为直接的攻击行为：美国人已经控制了波斯湾，现在他们又要以索马里饥荒为借口来占据非洲之角 [33] 。也门和索马里两国隔海守卫着通往红海的通道，从这个位置可以很容易地封锁红海地区。虽说基地组织制定了那么多传播伊斯兰革命的计划，在整个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的看来却是美国——它在控制阿拉伯世界的战略要地，并开始侵入基地组织的领域。网越收越紧了。苏丹将是下一个目标。基地组织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美国还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美国人认为这次去索马里执行任务是一次出力不讨好的慈善行动，而苏丹这个国家则太微不足道，根本无需介怀。
每个周四的晚上，基地组织的成员都会到本·拉登在喀土穆的旅店碰头，听取领导人的指示。1992年末的一个星期四，他们讨论了美国势力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让基地组织真正脱胎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就是本·拉登和他的舒拉顾问团在这段短暂时间里作出的决定——本·拉登此时仍然犹豫不决，平静的生活与圣战的召唤对他来说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担任本·拉登宗教顾问的是他亲密的朋友马姆杜·萨利姆，又名阿布·哈耶尔·伊拉克 [34] 。他是个库尔德人，长相英俊、头脑冷静，会让所有见到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阿布·哈耶尔为人严肃，神情傲慢，留着整齐的山羊胡，一双深色的眼睛极具穿透力。两伊战争期间他曾在萨达姆的军队里当过上校，专司通讯，后来从部队开小差逃往伊朗 [35] 。他和本·拉登同年（1992年两人都是34岁）。他们曾在白沙瓦的服务局共事，又在阿富汗并肩作战，建立起了无人能够破坏的亲密友谊。与本·拉登在苏丹时身边的其他人不同，阿布·哈耶尔从未向他宣誓效忠；他认为自己与本·拉登是平等的，而本·拉登待他也同样如此。阿布·哈耶尔非常虔诚，又是个有学问的人，因此大家就让他领祷；他会以忧郁的伊拉克风格吟唱《古兰经》的经文，那饱含感情的嗓音让本·拉登潸然泪下 [36] 。
阿布·哈耶尔不光是本·拉登的朋友，还是他的伊玛目。基地组织的成员中没有几个人接受过广泛的宗教训练。尽管他们有热忱的信仰，但在神学方面基本上都是外行。阿布·哈耶尔把《古兰经》背得烂熟，因此在他们中间拥有至高的精神权威；但他只是个电气工程师，而不是神职人员。尽管如此，本·拉登还是让他做了圣令委员会的主管——这是个决定性的选择。基地组织正是在阿布·哈耶尔的权威之下，从本·拉登最初设想的反共伊斯兰军队，转变成了一心要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是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本·拉登和阿布·哈耶尔看来，它是对伊斯兰最大的威胁。
这些人为什么要转而反对美国？美国是一个很注重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在不久之前，它还是他们在阿富汗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把美国视为基督教权力的所在地。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曾经是将穆斯林圣战者与美国政府的基督教领袖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实际上，美国新闻界对圣战者领导人进行了相当浪漫化的描述，这些人还去过美国各地的教堂，并因为在与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者的共同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而备受赞扬。但是，基督教——特别是美国的基要主义分支——与伊斯兰教显然是两种势均力敌的信仰。在这些精神上还维系于公元7世纪的穆斯林眼中，基督教不仅是竞争对手，也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对他们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除非伊斯兰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他们满怀苦涩地认识到了这个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从维也纳的城门开始，伊斯兰就总是一退再退——1683年9月11日 [37] （如今，这是个令人心有余悸的日子），波兰国王在维也纳打响的战斗逆转了穆斯林军队一路西进的势头。从那以后的300年中，日益壮大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一直令伊斯兰相形失色。然而，本·拉登和他手下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在阿富汗扭转了态势，伊斯兰已重新向前挺进。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无论军事、物质还是文化都最为强大的国家。“反美圣战？” [38] 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惊愕地问道。“美国对我们了如指掌。人家连我们穿什么牌子的内裤都知道！”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政府有多么软弱、多么四分五裂——这些政府之所以还有权力，完全是因为美国人需要维持现状。从海洋到天空，就连天国里都有美国人在巡逻。美国并不遥远；它无所不在。
基地组织中的经济专家指出，正是“我们的石油”为美国的疯狂扩张提供了能源；他们感觉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偷了——被偷走的其实并不是石油（虽然本·拉登认为油价太低），而是本应随着石油大卖而来的文化复兴。他们生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之中，财富就像沙漠中的雪一样迅速消融；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普遍的、被人出卖的感觉。
当然，石油确实给某些阿拉伯人带来了财富，但他们在日益富有的过程中不是变得更加西化了吗？消费主义、道德败坏与个人主义这些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美国现代文化标志的特征，如今有可能毁灭伊斯兰世界——它们正在使伊斯兰融入一个全球化、公司化、相互依存、现世主义的消费世界之中；基地组织的人一旦说起“美国”，这样的世界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基地组织的思想家把现代性、进步、贸易、消费，甚至是乐趣都定义为西方对伊斯兰发起的袭击，这样一来他们自己拥有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
如果说美国掌握着未来，伊斯兰激进分子则要拥有过去。他们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实际上，基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如艾曼·扎瓦希里和阿布·哈耶尔）本来就是搞科学的。但是，他们认为技术会削弱意志的观点却有些自相矛盾。比如，本·拉登对挖掘机械和基因改造农作物很感兴趣，但却绝对不喝冰镇的水。通过恢复沙里亚律法的统治，伊斯兰激进分子就能抵御不断侵蚀的西方势力。即便是美国人宣扬的那些有利于全世界的价值（民主、公开、法治、人权、政教分离），在圣战者看来也不可信；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来自西方，因此也是现代的。基地组织的责任在于让伊斯兰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世俗的、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所构成的威胁。本·拉登对手下人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基地组织将使美国陷入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战线将极为广大，让美国无力控制。” [39]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穆斯林纷纷进行了自发的沙拉夫运动。这些运动大都在各国内部进行，但是得有一个协调全局的地方。他们把喀土穆作为避风港，因此自然而然地打起了交道，并相互学习。
这些群体之中包括两大埃及组织——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和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的伊斯兰组织，以及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暴力激进团体。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目标是摧毁以色列，代之以一个逊尼派的伊斯兰国家；该组织以杀害以色列公民著称，而且还经常拷打、杀害那些它认为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同样来自巴勒斯坦的阿布·尼达尔组织则更为暴力，更坚持抵制主义 [40] ，它主要以犹太人和持温和观点的阿拉伯人为目标，已经在20个国家中杀害了900多人 [41] 。阿布·尼达尔组织最著名的行动有：维也纳一座犹太会堂的机枪扫射、巴黎一家餐馆的手榴弹爆炸、英国航空公司驻马德里办事处的炸弹袭击、埃及航空的一架班机被劫持到马耳他，以及对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血腥袭击。旨在建立一个革命什叶派国家的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当时杀害美国人最多的一个恐怖组织。真主党最擅长绑架与劫机，不过它也在巴黎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被全世界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又名“胡狼”卡洛斯） [42] 也扮作法国军火商在喀土穆住了下来。卡洛斯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1975年，他在维也纳绑架了石油生产国联盟欧佩克组织的11名部长，并用飞机把他们运往阿尔及尔，以勒索赎金。卡洛斯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他现在认为唯有伊斯兰激进组织这种冷酷无情的力量，才能够摧毁美国的文化与经济霸权。被世界各国通缉的卡洛斯并不难找——他早晨常会在喀土穆的美丽殿酒店喝咖啡、吃羊角面包。
本·拉登虽然不信任图拉比，甚至对此人颇为憎恨，不过他却尝试了图拉比最为进步、最有争议的一个想法：与什叶派合作。他让阿布·哈耶尔做基地组织成员的工作，说他们现在只有西方世界这一个敌人，伊斯兰的两大分支应该团结起来将其摧毁。本·拉登邀请什叶派的代表来基地组织讲话，并派遣他最出色的手下去黎巴嫩，接受真主党组织的训练。负责真主党安全事务的伊马德·穆尼亚来苏丹拜会本·拉登，并同意为基地组织训练人员，以换取武器 [43] 。穆尼亚策划了1983年针对美国大使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空降兵部队驻贝鲁特军营的几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300多名美国人和58名法国士兵死亡，并致使美国维和部队迅速从黎巴嫩撤军。这个先例给本·拉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能起到毁灭性的效用，而美国尽管十分强大，却并不愿意卷入冲突。
1992年12月29日，一枚炸弹在也门亚丁的莫凡比旅馆爆炸，另一枚针对附近的古德莫霍豪华酒店的炸弹则在停车场提前爆炸。炸弹袭击者的目标是途经也门的美国军队——他们要去索马里参加国际社会救援饥荒的“恢复希望”行动。实际上，美军士兵根本就不在他们炸的旅馆里。本·拉登后来声称这次搞砸了的袭击是他所为，但由于事件中并无美国人死亡，美国几乎就没有关注此事。美军部队按原计划前往索马里，但洋洋得意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却自认为他们吓走了美国人，并取得了一场轻松的胜利。
但是，这场胜利是有代价的。袭击导致一位澳大利亚游客和一名也门旅馆员工死亡，另有7人严重受伤，大多是也门人。在苏丹一片欣喜若狂、自称自赞的声音背后，道德的问题也浮现了出来。基地组织的成员开始产生了怀疑：他们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一个组织？
一个星期四的晚上，阿布·哈耶尔谈到了杀害无辜者的伦理问题。他向人们说起13世纪一位名叫伊本·塔米亚的学者，他的思想是瓦哈比派教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在那个时代，伊本·塔米亚面对的问题是蒙古人：他们曾蹂躏过巴格达，但后来又皈依了伊斯兰教。应不应该对这些已成为穆斯林同胞的人进行报复？伊本·塔米亚认为蒙古人仅仅是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算不得真正的信徒；因此，这些人可以杀。此外，阿布·哈耶尔向坐在本·拉登会客室地毯上、胳膊肘撑着长枕、嘴里啜着芒果汁的三四十名基地组织成员解释说，伊本·塔米亚还发布了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圣令 [44] ：任何人只要是帮助过蒙古人、向他们买东西、卖东西给他们，甚至是站在蒙古人边上，也可以一并杀却。如果被杀者是个好穆斯林，就能上天国；他要是个坏人，就会下地狱——这岂不是谢天谢地？！因此，死掉的那位游客和那个旅馆员工都将各自得到应有的回报。
基地组织的新理念从此诞生。阿布·哈耶尔的两条圣令——第一条允许对美国军队发起袭击，第二条则允许杀害无辜者——让基地组织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此后的重点并不是与军队作战，而是杀害平民。按照基地组织先前的理念，它是一支由圣战者组成的流动军队，旨在守卫任何受到威胁的穆斯林土地；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被抛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则是彻底颠覆西方世界的政策。苏联已经完蛋了，共产主义对伊斯兰世界边缘构成的威胁也不复存在。惟一能阻止古老的伊斯兰帝国复兴的力量就是美国，他们必须与之对抗、将其击败。
* * *
[1] 对史蒂文·西蒙的采访。其他人估算的数字在5千到1.5万之间。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3页；亦可见哈利迪，《震撼世界的两小时》，第166页。马克·萨吉曼在个人通信中提醒道：“当时我想自己把数字尽量弄准确。结果我发现，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些数字，连该怎么估算都搞不清。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数字都不过是照着凭空猜测，随便写写而已。”
[2]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 对哈桑·图拉比的采访。
[4]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5]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6]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7] 对加齐·萨拉赫·阿丁博士的采访。
[8] 对扎纳卜·阿卜杜勒·哈德尔的采访。
[9] 艾哈迈德·扎伊丹，“搜寻基地组织”，半岛电视台，2004年9月10日。
[10] 对易卜拉辛·塞努西的采访。
[11]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12] 对哈桑·图拉比的采访。
[13] 对哈桑·图拉比的采访。
[14]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认为为达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名字常被用来指玩弄权术、诡计多端的人。——译者。
[15] 努尔·艾哈迈德·努尔，“邻居说他不爱多说话”，《生活日报》，2001年11月19日。
[16] 对伊萨姆·埃尔丹·图拉比的采访。
[17]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18] “本·拉登苏丹生活系列报道之一：伊斯兰主义者欢庆‘伟大的伊斯兰投资者’的到来”，《阿拉伯圣城报》，2001年11月24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19] 同前。
[20] 老托马斯·E·伯内特诉巴拉克投资与发展公司等一案，第三次（最终）修正诉状。
[21]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22]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81页。
[23] 伯尔，《革命的苏丹：哈桑·图拉比与伊斯兰国家》，第71页。
[24] 美国国务院关于奥萨玛·本·拉登的信息一览表，1996年8月14日。
[25] 对布鲁斯·霍夫曼的采访。
[26]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九），2005年3月28日。
[27] 对丹·科尔曼的采访。
[28] 对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
[29] 同前。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令人困惑，他显然是将本·拉登各公司雇员的人数，与正式向本·拉登宣誓效忠者的实际人数混为一谈了。
[30] 伯尔，《革命的苏丹：哈桑·图拉比与伊斯兰国家》，第36页。
[31] 努尔·艾哈迈德·努尔，“邻居说他不爱多说话”，《生活日报》，2001年11月19日。
[32] 对加齐·萨拉赫·阿丁·阿塔巴尼的采访。
[33] 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东非的一个半岛。非洲之角地处亚丁湾南岸，向东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公里。作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概念，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亦称东北非洲。——译者
[34] 对汤姆·科里根、丹尼尔·科尔曼、艾伦·P·哈伯、贾迈勒·哈利法和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35] 对马姆杜·马哈茂德·萨利姆·艾哈迈德的审讯，慕尼黑，1998年9月17日。
[36]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37] 贝洛克，《伟大的异端》，第85页。
[38]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八），2005年3月26日。
[39]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40] 指阿拉伯国家中拒绝、抵制与以色列谈判的一种态度。——译者
[41] 美国国务院，《2004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2005年4月。
[42] 对蒂姆·尼布洛克和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肯·西尔弗斯坦，“被官方遗弃的苏丹，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有着重要价值”，《洛杉矶时报》，2005年4月29日。
[43] 道格拉斯·法拉和达娜·普里斯特，“本·拉登之子在基地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华盛顿邮报》，2003年10月14日。
[44]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