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的青年来到了喀土穆以南10公里的索巴农场——一个尘土飞扬的偏僻地方。本·拉登会向这些基地组织的新兵表示欢迎，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学习恐怖主义的课程。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伊斯兰——纯粹而原初的、未被现代事物软化、不向政治妥协的伊斯兰——将治愈社会主义或阿拉伯民族主义未能平复的伤口。他们满怀激愤，但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无能为力。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而是自视为革命家；像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家一样，他们也是在寻求正义这一简单人类需要的驱使下才被迫采取行动。有些人曾遭到残暴的压迫；有些人则只是喜欢血腥与混乱。从建立之时起，基地组织中就既有革命家，也有虚无主义者。这两类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有着自我毁灭的性质，但由于事件发展得过于迅速，人们几乎分不清这个组织中究竟谁是思想家，谁又是反社会者。他们都被奥萨玛·本·拉登富有领袖魅力的人格凝聚在了一起；这位领袖人格之中兼具的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混合体。
由于新兵们差别很大，动机也各不相同，本·拉登的主要任务是让他们把目标转向共同的敌人。他对美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看法，并且要将其解释给基地组织招募的每一批新成员。他告诉他们，美国看起来强大无比，但实际上却既软弱又胆小。看看越南，看看黎巴嫩。每当有躺在运尸袋里的士兵被送回国内，美国人就会在惊惶失措中撤退。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只要挨上两三记痛击就会仓皇逃窜，它历来如此。尽管拥有无数的财富和资源，美国却缺乏信念。它无法抵挡信仰坚定、不畏牺牲的战士。美国在波斯湾的战舰将退回大海，轰炸机将从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基地消失，驻扎非洲之角的军队则会迅速逃回自己的国家。
发表这些观点的本·拉登从来没去过美国，但他喜欢让曾在那里生活的人围绕在自己身边——比如阿布·里达·苏里、瓦埃勒·朱莱丹和阿里·穆罕默德。这些人强化了他脑海中美国骄横而堕落的形象。本·拉登迫不及待地要将长矛刺入这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心脏。他在索马里看到了第一个机会。
在击败萨达姆·侯赛因后欢欣鼓舞的几个月之中，索马里成了对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首次考验。联合国当时在索马里监管救援饥荒的国际行动，这场饥荒已造成35万人丧生 [1] 。和海湾战争期间一样，世界各国也在索马里组成了一支由联合国领导、受美国支持的多国部队。但是，这次多国部队要面对的敌人不是伊拉克的大军，不是共和国卫队，也不是装甲师，而仅仅是一帮手持冲锋枪和火箭弹、毫无组织的暴民。但是，这些暴民的威胁也在一次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丧生的伏击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本·拉登声称他派了250人 [2] 去索马里与美军作战。据苏丹情报机构说，基地组织派去的战士其实就没几个人 [3] 。基地组织的游击队员们为索马里人提供训练，并试图融入在饥馑中打个不停的无政府部族战争——这种饥饿景象正是由战争造成的。基地组织的人并没有给他们的索马里主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举个例子，阿拉伯人曾制作了一枚汽车炸弹来袭击联合国部队，但炸弹却没爆炸。“索马里人对我们的态度很恶劣，” [4] 一个阿拉伯人抱怨说。“我们试图让索马里人相信，我们只不过是受人派遣而来的信使，但他们根本就不信。由于那里的领导情况太糟糕，我们决定撤回来。”
一天晚上，摩加迪沙的几个基地组织战士看到两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美国人还击时打中了紧靠他们藏身处的一座房子。由于害怕被美国人抓住，他们第二天就离开了索马里。然而，1993年10月这两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却成了战争的转折点。愤怒的索马里族人耀武扬威地拖着美国机组成员的尸体在摩加迪沙街头游行，这一景象促使克林顿总统迅速撤出驻索马里的所有美军士兵。本·拉登对美国性格的分析得到了证实。
虽说自己的手下逃离了战场，本·拉登仍然声称是基地组织在索马里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还侮辱了美国军人的尸体。由于这些实际上与他无甚干系的成功反叛事件（比如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本·拉登的影响力大为增加。他直接把此类胜利据为己有。“根据我们在索马里参与圣战的弟兄发来的报告，” [5] 本·拉登在半岛电视台吹嘘说，“我们得知他们目睹了美国军队的软弱、脆弱与胆怯。美军只不过死了18个人。不过，在叫嚣了一番世界新秩序之后，他们还是满怀失望地、灰溜溜地逃走了。”
本·拉登以提供武器和训练为诱饵，把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团体吸引到自己旗下。他手下有具备多年战斗经验的教官。扎瓦希里手下的双重间谍阿里·穆罕默德凭着自己从美国特种部队学到的本事，在基地组织教起了侦察课程 [6] （本·拉登自己也是穆罕默德教的第一期学员）。组织使用的武器来自托拉博拉存放圣战者残留武备的仓库，本·拉登偷偷将它们运入了苏丹。本·拉登还为革命提供了种子资金。看到花费这么点钱就能取得如此成就，他一定觉得非常快意。
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一场军事政变阻止了选举的进行。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简称FIS）本来有望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年，本·拉登派卡里·赛义德 [7] （他是阿尔及利亚人，也是基地组织舒拉顾问团的成员）去阿尔及利亚，与逃入山中的几位抵抗力量领导人见面。当时，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敦促不得人心的军政府与他们谈判。基地组织的使者赛义德带去了本·拉登的4万美元。他警告伊斯兰领导说，他们打圣战只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真主，这是一种罪行。他告诉他们，对于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根本就不应该留下任何妥协的余地。全面战争才是惟一的解决办法。“这一番简单的论证把我们给毁了，”身为抵抗力量成员的阿卜杜拉·阿纳斯回忆说。那些和阿纳斯一样赞成与政府进行对话的人，则受到了他们当中被灌输了“塔克费尔”观点的其他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排挤。
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引来了一帮年轻、贫穷、大多来自城市的游击队员，他们聚集在伊斯兰武装集团（简称GIA）的旗下。在接下来的5年之中，他们让整个国家浸透了鲜血。可想而知，这个过程走的是一条“塔克费尔”式道路。起初，伊斯兰激进分子杀的是非穆斯林，以教士、修女、外交官、知识分子、女性主义者、医生和商人为主。按照伊斯兰武装集团的逻辑，民主与伊斯兰是不相容的；因此，任何拿了投票卡的人都是反伊斯兰的敌人，理当处死。杀人许可的范围后来又扩展到一切在与政府有关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仅仅在1994年的两个月中就有30名教师和校长被杀害，538座学校被烧毁 [8] 。然而，这个武装集团恐怖分子杀害的还不只是教师和民主人士。常常有整座村庄的居民在夜半时分惨遭屠戮。武装集团每周在伦敦出版的《辅士报》对此类暴行大加颂扬，常会登出这样的标题：“感谢真主，我们今天割断了200条喉咙！ [9] ”，或者是“为了安拉，我们的一位弟兄砍掉了父亲的脑袋”。这种宗教疯狂的顶峰，是一份谴责阿尔及利亚全体国民的宣言。武装集团的一份公报以严峻的语气陈述了以下原则：“我们进行的战争不存在中立。除了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叛教变节者，理应处死。”对于将阿尔及利亚的冲突视为宗教启示的人而言，这个原则确实十分好用。
面对这般景象，连本·拉登也畏缩了——他的畏缩如果说不是出于暴力本身，也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行为的强烈反感。他希望“为圣战创造一个更好的形象。” [10] 后来武装集团的几个领导人来到喀土穆，想多要点资金。他们竟然冒冒失失地指责本·拉登对民主人士“太灵活” [11] ，说这让他显得有些“软弱”。本·拉登大为光火，彻底中止了对该组织的支持。但是，他先前助纣为虐的4万美元已经造成了一场灾难。将有10万多人在阿尔及利亚内战中丧生 [12] 。
1993年底，一个传言在喀土穆不胫而走，说有位苏丹将军弄到了一点黑市铀。本·拉登本来就有意购买一些更具威力的武器，这样才配得上他将基地组织建设成国际恐怖组织的宏大设想。当时他正在和苏丹政府合作研制化学武器，准备用来对付南部的基督徒，还利用苏丹航空的货机从阿富汗偷运武器 [13] 。他买了一架T-39型美国军用飞机，专门用来运载“毒刺”导弹。因此，铀的消息一传来就让他激动不已。他派贾迈勒·法德勒 [14] 去谈价钱。
据法德勒自己说，他是第三个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人，因此本·拉登对他青睐有加。他是个身材细瘦、动作敏捷的运动高手，在本·拉登的足球队里踢中锋。法德勒脸上总是笑容可掬，而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呵呵大笑能把人吓一跳。和基地组织核心圈子里的许多人一样，他也是从美国来参加圣战的，曾在服务局设于布鲁克林大西洋大道的办事处工作。法德勒是苏丹人，而且熟悉本地的房地产市场，所以本·拉登在基地组织迁到喀土穆之前就委托他购买组织的农场和房屋。
那位将军给铀开的价是150万美元 [15] ，包括佣金在内。他拿出了一个长2.5英尺、直径约6英寸的圆柱形罐子，以及证明此物来自南非的一些文件。本·拉登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满意，还给了法德勒1万美元，作为他做成这笔交易的报酬。后来他们发现，罐子里全是一种名叫红色氧化汞 [16] （亦称朱砂） [17] 的东西，其物理特征与氧化铀相似，但化学性状则截然不同。红色氧化汞被用于核诈骗，已有超过25年的历史。尽管有了这次代价高昂的教训，本·拉登仍在继续搜寻浓缩铀或是俄罗斯的核弹头 [18] ——据说在前苏联瓦解后的帝国残余中能找到这东西。
当时是90年代早期，本·拉登仍在完善基地组织的概念。这个组织只是他从事的诸多事业之一，但它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可能极为强大的权力基础。他采取的行动（如突袭索马里）规模都很小，带有投机的性质；但如果有了足够强大的工具——例如核武器或化学武器——基地组织就能改变人类事件的进程。
1994年，本·拉登的生活达到了顶峰。他在苏丹的头两年充满了快乐和好运。几位妻子和几个家庭全都聚在他的大别墅里；他对商业的兴趣不断扩展；基地组织的力量和势头都在增长——不过也引起了警惕。虽然西方情报机构大多不知道有本·拉登这号人物，或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已有相当规模，但沙特人和埃及人却注意到了苏丹的活动。不过，基地组织是个很难渗透的组织。忠诚、亲属关系与狂热精神给好奇的局外人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每逢星期五，本·拉登通常都要去与喀土穆隔尼罗河相望的恩图曼，到市郊的安萨·苏纳清真寺祷告 [19] 。2月4日，一小撮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塔克费尔”主义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莱菲的利比亚人的率领下悍然闯入两所警察局，打死两名警察，还抢走了一些武器弹药。希莱菲和两个同伙接着又去了清真寺，当时晚祷刚刚结束。他们不分对象地朝人群开枪，当场打死16人，还打伤了20来人。这帮杀手在机场后面躲了起来。第二天，他们驱车在喀土穆四处寻找其他目标，朝街上的警察开枪，还枪击了本·拉登的瓦迪阿奇奇公司在市区办事处的雇员。这是一帮疯狂而毫无约束的人，但他们显然是想杀本·拉登。
下午5点，本·拉登通常会打开会客室欢迎客人。那天的这个时候，他正在和长子阿卜杜拉吵架。阿卜杜拉自小就患有哮喘 [20] ，辗转白沙瓦和喀土穆两地的经历对他来说颇为艰难。他那时16岁，总想和吉达的朋友和表亲在一起，他们就在窄窄的一湾红海对面。阿卜杜拉毕竟是富豪家族的一员，而且在吉达他能享受家族私有的海滩胜地、游艇、聚会、轿车，以及其他种种为父亲所厌恶的奢华。他还担心父亲规定的家庭式辅导让他远远落在了同辈的后面——实际上，本·拉登和第一位妻子生的孩子也就勉强能识几个字。奥萨玛认为他的家人在苏丹过得有点太惬意了。他希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简朴，而不是更加舒服。
本·拉登父子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客人们陆续来到街对面他的那家办事处。“就在那时，我听到旅店的方向传来一声霰弹枪响，” [21] 本·拉登回忆说。“接着又有人朝房子开了几枪。”他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另一支枪给了阿卜杜拉。
杀手把车开到本·拉登两所房子之间的街上，然后就立即开火。希莱菲和他的两名同伙本以为本·拉登会在办事处里招待客人。“他们瞄准的就是我常坐的那个地方，” [22] 本·拉登说。他和阿卜杜拉以及几个在附近巡逻的苏丹治安人员朝袭击者开了枪。本·拉登的3个客人和几名警卫被杀手打中。希莱菲受了伤，他的两个同伙都被击毙。
本·拉登隐晦地指责“我们阿拉伯地区的政权” [23] 策划了这些袭击事件。老朋友贾迈勒·卡舒吉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本·拉登就明确指出此事是埃及情报部门所为 [24] 。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次刺杀的幕后主使是沙特人 [25] 。图尔基手下的情报主管赛义德·巴兹卜说：“我们从来都没打算杀他。我们只想让他冷静下来。”
这次险些成功的谋杀，为扎瓦希里创造了一个对本·拉登施加更大影响的绝好机会。扎瓦希里让他的心腹阿里·穆罕默德去调查行刺者。穆罕默德了解到希莱菲是个利比亚人，曾在黎巴嫩受训，后来于1988年去了白沙瓦。他在那里加入阿富汗圣战军，并与本·拉登相遇。但他也受到了“塔克费尔”教义的影响。希莱菲是个反社会者，他但凡要杀害被自己认定为叛教者的人，都会用这种教义来开脱。这种行为与扎瓦希里和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塔克费尔”这种武器，可能在任何执有者的手中爆炸。
扎瓦希里安排阿里·穆罕默德为本·拉登训练保镖，并确保埃及人在这些保镖中占大多数——他在这个沙特人周围布下的影响之索越收越紧。本·拉登则沮丧地意识到，他在苏丹的闲暇生活已到了尽头。尼罗河边的野餐，想着心事漫步走向清真寺、星期五的赛马——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他现在出行时得带上车队，而且总是拿着一支卡利科夫AK-74步枪——那是他当年在战场上得到的奖励。
本·拉登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虽说对孩子很严厉，他对几位以职业为重的妻子却出人意料地宽容。身为儿童心理学教授的乌姆·哈姆扎和教阿拉伯语语法的乌姆·哈立德婚后都继续在大学里工作 [26] ，搬到苏丹的那几年她们就往返于苏丹和沙特两地之间。乌姆·哈姆扎住在喀土穆别墅的底层，还给当地的妇女讲授伊斯兰教义。
但是，对乌姆·阿卜杜拉而言，喀土穆的生活就没这么让人满意了。她的两个儿子阿卜杜拉和奥马尔对父亲强加给他们的贫苦和危险心怀怨恨。她还得一直照顾弱智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如今几大家人都挤在一起，拉赫曼发起脾气来就更叫人难办了。
第四个妻子乌姆·阿里提出了离婚。这在本·拉登的预料之中。“从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不是很好，” [27] 他曾向贾迈勒·哈利法坦白。奥萨玛和贾迈勒在大学期间就决定施行一夫多妻制，他们当时立誓永不主动提出离婚，以免破坏自己的道德准则。本·拉登不愿像父亲那样娶十几个妻子，而是希望能对四位妻子平等相待。但是，这意味着他必须耐心等待乌姆·阿里自己提出离婚的要求，并且忘掉多年来的不快经历。
按照伊斯兰教法，离婚时不到7岁的孩子归母亲；如果年纪超过7岁，女孩归父亲。7岁以上的男孩可以自己决定跟哪一位家长。他们最大的孩子阿里那年8岁，他要和母亲在一起。乌姆·阿里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麦加的娘家。两个女儿长大后也一直跟着她。
本·拉登很珍视忠诚；实际上，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曾正式向他宣誓效忠。他就像一个封建领主，掌握着数百人的命运。在此之前，他的领地之中几乎从未有过背叛这回事。家里的几个亲人突然弃他而去，这对自视为伊斯兰家庭价值典范的本·拉登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强加于儿辈的斯巴达式道德，让几个孩子与他反目。不过，他还是愿意放手让他们离开。
本·拉登也很怀念故乡。母亲和其他家人他只见过几次，而且都是因为沙特王室派他们去了喀土穆，命令他回到王国。本·拉登一再的不忠表现把法赫德国王气得发疯。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愤然对沙特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制止这个在两国挑起叛乱的祸害分子。不过，最终迫使沙特王国作出选择的则是埃及 [28] ：他要么就继续纵容本·拉登这个浪子，要么就和强大的盟国埃及保持良好关系。埃及人受够了从苏丹蔓延而来的暴力事件，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抗议，称本·拉登是幕后的主谋。最后，法赫德国王于1994年3月5日亲自作出决定，剥夺了本·拉登的沙特公民权 [29] 。
沙特阿拉伯是个关系紧密的国家，国内的各大家族和部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个沙特人如果被逐出王国，就等于是被赶出了这种对于每个沙特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复杂关系。公民权在沙特是严加控制的，极少授予外国人；而来自也门的本·拉登家族全都加入了沙特社会，这表明他们的地位十分尊贵，同时也很脆弱。国王剥夺本·拉登的公民权之后，他的长兄贝克尔·本·拉登立即公开对他提出谴责，家族从此将他抛弃。许多沙特人都认为，本·拉登彻底走向激进就是在国王宣布决定的那一刻。一名使者来到苏丹向本·拉登正式通告此事，并要他交出护照。本·拉登把护照扔给了他。“既然你们觉得这东西能左右我，那就拿去吧！” [30] 他宣称。
愤愤不平、心怀怨望的本·拉登让他的代表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他曾打算自己向英国寻求政治避难 [31] ，但英国国内安全部一听说此事就立即禁止他入境。）这个办事处名为“咨询与改革委员会”，由一个叫哈立德·法瓦兹的沙特人和圣战组织的两名埃及成员经管。他们向数以百计的沙特显贵发去传真。一众显贵看到本·拉登在传真中公然谴责王室的腐败行为，以及王室成员与宗教权威之间种种见不得人的交易，都大为震惊。当时沙特国内要求改革的情绪已十分激烈，这些传真更是掀起一片哗然。本·拉登发表了一封致沙特“乌莱玛”领导人本·巴兹谢赫的公开信，指责他发布的圣令使得王室能够将美军留在圣地，并拘捕持异见的伊斯兰学者。
“让这家伙老实点儿，”沙特国王向图尔基王子下令。有人考虑过暗杀计划，但沙特人要做杀手还不够精明，图尔基也无意采取这种过于冒险的举动。王国采取了另一个手段：内务部命令本·拉登家族切断对他的经济支持，于是家族就收回了本·拉登在公司的股份——价值大约700万美元 [32] 。这种行动虽然可想而知，但还是让本·拉登猝不及防。他得依靠家族公司每月支付的津贴来生活 [33] ——实际上，这是他惟一的真正收入来源。
他的商业生涯可谓一败涂地。来到苏丹之后他就四处花钱 [34] ：苏丹粮食出现短缺，领救济的人排成了长队，他就把硬通货借贷给政府去买小麦；他帮助苏丹建设电台和电视台的设施；碰到政府资金紧张，他偶尔还会替苏丹进口的石油付账。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本·拉登并不算多的财富几乎成了第二经济。但是，他对经营自己的公司或监督投资情况却毫不关心。虽然他有一间配了传真机和电脑的办公室，却很少呆在那儿，而是宁愿在白天鼓捣自己的那些农业项目，到了晚上则办聚会招待显贵与圣战者。
他把大把的钱扔进了知之甚少的商业计划之中。他当时的兴趣包括碎石机械 [35] 、杀虫剂、制皂、皮革鞣制——共有十多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他用基地组织不同成员的名字，在喀土穆、伦敦、马来西亚、香港和迪拜的多家银行开设账户，这样一来情报机构就难以追踪资金流向，可这些账户他自己也几乎无法管理。他常会随随便便地投入项目之中，根本不经仔细考虑。有一次，他的一名助理认为从阿塞拜疆进口廉价自行车是明智的投资手段，可是在苏丹根本就没人骑自行车；不过，这事情办起来很简单——助理找到基地组织的三个经理签了一份表格，于是本·拉登就进入了自行车业界。
这些天差地别的业务，乱七八糟地集中在多家公司实体之下。从一开始，为本·拉登打理商业利益的人就意识到将来会有麻烦。1992年贾迈勒·法德勒和阿布·里达·苏里与本·拉登会谈的时候，就问他是否有必要通过开公司来赚钱。“苏丹的商业状况很不好，” [36] 他们警告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50％，苏丹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一跌再跌，所有的投资项目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的目标可不仅仅是经商，”本·拉登随口答道——这一句话就否定了所有负责任的管理措施。来自沙特的津贴突然中止之后，本·拉登就不得不面对一长串赤字和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问题。“我们有5家公司，但生意都不行，”他的主要商业顾问阿布·里达说。“这几家公司全在赔钱。以遥控方式经营公司是不行的。”
财政危机于1994年末来临。本·拉登对基地组织的成员说他不得不降低他们的工资，因为“所有的钱都赔光了。” [37] 本·拉登的一个飞行员侯赛因·赫奇图有一次说他得去肯尼亚续办飞行执照，那是他在基地组织工作时花了三年学出来的；本·拉登告诉他，“算了吧。”几个月之后，赫奇图的妻子生孩子得做剖腹产，他向基地组织的出纳要500美元做手术。“根本就没钱，”那人告诉他，“我们什么都没法给你。”
突然之间，赫奇图觉得自己成了个可有可无的人。让成员们留在基地组织的同志情谊，其实都在于本·拉登所提供的经济保障。他们一直以为本·拉登是个亿万富翁 [38] ，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而本·拉登也从来没有去纠正这种错误的印象。如今，本·拉登被夸大了的富有形象与新出现的贫困现实之间的反差，让组织里一些人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贾迈勒·法德勒是本·拉登最青睐、最信任的人之一，他一直对组织里偏向沙特人和埃及人的区别性工资标准心怀不满。有一次本·拉登拒绝给这位苏丹籍秘书涨工资，于是他就开始偷窃组织的资金。他利用这些钱买了几块地产，还有一辆车。在喀土穆小小的社交圈子里，法德勒的暴富很快就引起了注意。遭到质问的时候，法德勒承认他拿了11万美元。“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你是基地组织最优秀的成员之一，”本·拉登对他说。“如果你需要钱，就应该来找我们。”本·拉登告诉他，组织里其他一些成员要求过帮助，他们有的得到了新车，有的得到了房子。“你却没有开这个口，”本·拉登说。“你直接就去偷钱。”
法德勒乞求本·拉登宽恕他，但本·拉登说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把所有的钱补回来。”
法德勒对这个条件考虑了一番，然后就消失了。他将成为基地组织的第一个叛徒。他曾向中东地区各国（包括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兜售自己掌握的情况。1996年6月法德勒走进美国驻厄立特里亚的大使馆，最终找到了买主。他当了美国政府的证人，并拿到一笔将近100万美元的酬金 [39] 。在受到保护性拘留期间，他又中了新泽西州的彩票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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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在流血。利比亚、安哥拉、塞拉利昂、刚果、尼日利亚、卢旺达、布隆迪和津巴布韦各地的大规模战争和国内冲突使几百万人死于非命。对本·拉登而言，战乱却是扩大基地组织影响的良机。他派阿里·穆罕默德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目标进行侦察。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加入了当时仍在进行的“恢复希望”行动。
阿里·穆罕默德扮成一名游客，走遍了内罗毕街头。他考虑过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法国文化中心和英国所有的诺福克旅馆，后者是殖民时代最出色的建筑之一。以色列大使馆的建筑结构太坚固，而以色列航空设在当地一条商业街上的办事处则有严密的守卫。
相比之下，美国大使馆就成了一个可观而脆弱的目标。使馆的建筑紧邻街道，这样汽车炸弹就能靠得很近，并造成极大破坏。穆罕默德带着两架照相机——一架像游客那样挂在脖子上，还有一架奥林巴斯微型相机则拢在手里 [41] 。接连四五天他都会从使馆楼前走过，迅速拍下每天不同时刻的照片，并留意交通状况和警卫换班的规律。他记下闭路监控摄像机的位置，还搞清了它们的拍摄距离。他自己冲洗出拍下的照片，然后把它们混在一大沓别的照片里面，这样就不致引人注目。他制定出袭击的计划，将其保存在一台苹果PowerBook140笔记本上，然后回到喀土穆向本·拉登汇报这个方案。
“本·拉登看了美国大使馆的照片，还指出了用于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卡车应该停放的位置，” [42] 穆罕默德后来作证说。但是，国际社会后来撤出了索马里，这个悲惨的国家重又陷入一片尚待平复的绝望之中，基地组织袭击内罗毕使馆的那一点苍白的借口也已不复存在。然而，袭击方案并没有被遗忘；它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1995年，本·拉登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他竭力维持着企业的生存，还要防止组织走向四分五裂。他再也没有精力涉猎多种爱好，但还是不愿放弃那些无钱可赚的项目；从未经历过的破产困境则让他大为气馁。他也非常怀念熟悉的环境。“我累了，” [43] 他对一个追随者说。“我怀念麦地那的生活。只有真主才知道我多么思念故乡。”
那时，基地组织仍然一事无成。这个组织又是一项他极度热衷却可望不可即的事业，既无领导，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基地组织的会计、娶奥萨玛侄女为妻的迈达尼·塔伊布 [44] 总是敦促本·拉登与国王和解，藉此改善组织严峻的经济状况。沙特政府曾派了几个代表去喀土穆见他 [45] 。据本·拉登说，政府提出可以把护照和钱归还给他，条件是“我在媒体上声明国王是一位好穆斯林。”他还宣称，沙特人表示只要他放弃圣战，就给他的家人20亿里亚尔（相当于5.33亿美元）。本·拉登想坚持自己反对国王的正义立场，同时又亟须资金来维持组织的生存，这让他左右为难。本·拉登拒绝了政府的提议，塔伊布随后就叛逃了；组织成员看到他后来又在沙特阿拉伯出现，不禁大为恐慌。对于塔伊布令人震惊的脱逃行径，有些人解释说他被人施了魔法。
本·拉登也想回到故乡，但他对法赫德国王实在太憎恶，根本不可能称国王为一位“好穆斯林”。在这段时间，他曾梦见自己回到麦地那，听到了盛大庆典的声音。他从一堵土墙上望过去，看到阿卜杜拉王子驾临。“这意味着阿卜杜拉将成为国王，” [46] 他告诉阿布·尼达尔。“这下人民可以放心了，他们会很高兴。如果阿卜杜拉当了国王，我就会回去。”
但阿卜杜拉仍旧是个王储。本·拉登给他写了一封措辞谨慎、意示和解的短信 [47] ，想探探他的口风。他了解到，只要自己立誓放弃圣战，沙特政府就欢迎他回国 [48] ；否则，他一回来就会被送进监狱，或遭到软禁。
本·拉登的家人听说他渴望回到故乡，就找到了他多年的老朋友、曾报道过他阿富汗历险的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卡舒吉的任务是让奥萨玛接受一次采访，并在采访中宣布放弃暴力。这将向政府传递一个极为公开的信息，表明本·拉登已接受政府的条件。
本·拉登高兴地接待了朋友。以前卡舒吉到喀土穆看过他几次。那时奥萨玛刚开始对沙特政府发动宣传攻势，卡舒吉看到他身边围满了年轻的沙特异见者。每当他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就会给他找来相关的剪报文章。这一次，他可没看到任何剪报。本·拉登显得闷闷不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边总是放着他那支自动步枪。他们在本·拉登屋旁的露台上吃晚饭，旁边就是花园。在场的有几个沙特人、一个苏丹人，还有伊拉克人阿布·哈耶尔。他们吃饭大约是在9点，这个时候的气温还可以让人忍受。苏丹仆人在地上铺开塑料布，然后按着沙特风格摆开米饭和羊肉做的主菜。
卡舒吉说明了他的来意，本·拉登当即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谴责了在沙特国内使用暴力的行为。卡舒吉拿出了他的录音机。“你何不再正式说一遍？”他说。
“明天晚上再说吧，”本·拉登说道。
第二天，本·拉登带卡舒吉参观自己的基因实验室。他在实验室里大谈穆斯林有责任通过学习技术来改善生活，足足说了几个小时。他举例说，丹麦人就垄断了最好的香蕉品种。穆斯林为什么不能以他们那样的精细程度来专注园艺？本·拉登试图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发适合苏丹环境的高质量种子。他还谈到自己打算建造另一条大型公路。看来，他全心投入了自己的各种项目之中——愉快、满足、平和，但很想家。
吃晚饭的时候，本·拉登出人意料地吹嘘起了基地组织。他说他坚信美国人很容易就能被赶出阿拉伯半岛。他举出也门的例子。“我们在亚丁给了美国人一下子，他们就跑了，”他骄傲地说。“我们在索马里又给他们来了一下，他们又跑了。”
“奥萨玛，这很危险，”贾迈勒答道。“你简直是在宣战。你这么做，等于授权让美国人来追杀你。”
本·拉登只是微微一笑。
卡舒吉再一次拿出录音机。他的朋友再一次婉言拒绝，不肯正式表态。
接下来的那天，卡舒吉晚上最后一次来吃饭。他们又一次在露台上席地而坐。饭菜和他前两天吃的简单食物一模一样——米饭和羊肉。本·拉登吃饭时偶尔会用勺子，不过他更喜欢用右手的手指去抓，因为这叫做“逊奈”（Sunna），是先知吃饭的习惯。他满怀激情地说起自己多么想念麦地那，多么盼望回到那儿安顿下来。卡舒吉回应说，他只需把私下里说过的话——放弃使用武力——正式声明一遍就行了。
就在那时，有人走到本·拉登跟前和他耳语了几句。奥萨玛站起身，走进了花园。卡舒吉能看到阴影中两三个埃及口音的人在悄声跟他说话。5分钟之后，本·拉登回到席间，卡舒吉又提出了刚才的问题。
“我这么说又能得到什么呢？”本·拉登问道。
卡舒吉吃了一惊。奥萨玛以前做事从来不会像政客那样，为个人的好处讨价还价。“我不知道，”卡舒吉承认。“我不是代表政府来的。你好歹说点东西，把僵局打破嘛！也许会引起积极的回应。别忘了，你可是说过王国不少坏话。”
本·拉登微微一笑。“是啊，但这样的行动得好好算计才行。”他挑明了几条可能的交换条件：沙特政府应赦免他的所有过错，并给出美军完全撤出阿拉伯半岛的时间表。
卡舒吉感觉他的朋友已无法把握现实状况。本·拉登开始谈起苏丹的好处，说这里有绝佳的投资机会。他向卡舒吉问起两人都认识的几个朋友，还说他们应该来苏丹考察发展农业的前景。他很乐意带他们四处转一转。
“奥萨玛，现在所有的沙特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和你在一起，他们害怕被人看见，”贾迈勒说。“这你还不明白吗？”
本·拉登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还是卡舒吉熟悉的老样子。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如今的样子，在沙特同胞眼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气恼非常的卡舒吉对本·拉登说他明天就走。如果奥萨玛想接受采访，可以打电话到希尔顿酒店找他。
本·拉登始终没打电话。
* * *
[1] 休班德，《先知的战士：为伊斯兰而战》，第36页。
[2]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36页。
[3] 对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侯赛因·赫奇图的证言称，基地组织只有几个战士被派往索马里，因为他们肤色较黑，可以扮成当地人。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基地组织参与索马里事件的程度至今仍不明确。联邦调查局重点调查索马里问题的玛丽·德博拉·多兰在信中告诉我：“我觉得基地组织肯定在索马里起了作用，而且我认为该组织与1993年10月美国游骑兵被杀有关——即便他们不是亲手扣动扳机的人（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除非能找到真正的开枪者，或是当时在场的人），我还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他们，此事就不会发生。”
[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二），2005年3月24日。
[5] 泰西尔·阿鲁尼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半岛电视台，2001年10月。
[6]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7]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8] 维克托洛维茨，“新的全球性威胁：跨国沙拉夫运动与圣战”。
[9]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10] 埃文·科尔曼，“阿富汗阿拉伯人的遗产：个案研究”（国际政治优秀论文，乔治敦大学，2001年）。
[11]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12] 凯普尔，《圣战：政治伊斯兰之路》，第254页。
[13]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14] 对杰克·克卢南和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15]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即阿布·里达·苏里——（据说他曾为本·拉登购买“铀”）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的说法得到了当时在沙特情报部门工作的哈萨布拉·厄梅尔的支持。他们两人都说喀土穆有过类似的谣言和诈骗活动，法德勒的证言可能就是据此编造的。
[16] 与罗伊·施维特斯的个人通信。
[17] 红色氧化汞（mercuric oxide/ red mercury）与朱砂（cinnabar）并不相同，后者的主要成分为硫化汞（HgS），作者此处可能有误。——译者
[18]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25页。
[19] 这次谋刺的具体情况来自穆罕默德·易卜拉辛·纳奇德，“首次企图刺杀本·拉登者是一名在黎巴嫩受训的利比亚人”，《生活日报》，2001年11月18日；易卜拉辛·哈桑·阿迪，“《祖国报》明确了基地组织头目身在苏丹的时间”，《祖国报》，2001年10月25日；“奥萨玛·本·拉登：在欧洲生活的穆斯林都是‘卡非尔’”，《鲁兹·优素福》周刊，1996年12月9日；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三），2005年3月21日；以及对伊萨姆·图拉比、萨迪克·迈赫迪、哈萨布拉·厄梅尔和哈立德·优素福的采访。有几个消息来源称本·拉登实际上曾两度遇刺，而且有人说两次行动相隔几个星期之久。但这类说法其实源于本·拉登本人。他把自己遇刺前夜清真寺的枪击事件也算作刺杀行动。
[20]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关于本·拉登儿子阿卜杜拉的某些具体情况来自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三），2005年3月21日。
[21] “奥萨玛·本·拉登：在欧洲生活的穆斯林都是‘卡非尔’”，《鲁兹·优素福》周刊，1996年12月9日。
[22] 同上。
[23] 赖特，“本·拉登背后的人”。
[24]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25]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26] 对苏丹匿名消息来源的采访。
[27]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8]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9]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0]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31] 丹尼尔·麦格罗里，“奥萨玛·本·拉登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天——在英国”，《时代》周刊，2005年9月29日。
[32] 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
[33]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34] 对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
[35] 本杰明·韦泽，“前任助手称有人密谋刺杀本·拉登”，《纽约时报》，2001年2月21日。
[36]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对穆罕默德·罗伊·拜兹德的采访。
[37] 侯赛因·赫奇图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38]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词，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39] 同前。实际金额为证人保护计划的795，200.49美元，以及联邦调查局的151047.02美元。这并不包括首先讯问法德勒的中央情报局可能支付给他的钱。
[40]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1]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2] 申诉，美国诉阿里·穆罕默德一案。
[43] 哈辛·班延，“最年长的一名阿富汗阿拉伯人向《中东日报》讲述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最终让他在沙特阿拉伯锒铛入狱”，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中东日报》，2001年11月25日。
[44]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5]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46页。
[46]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47]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48]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