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白宫负责协调全国反恐怖行动的理查德·A·克拉克去了自己的办公室，查看周末发来的情报电文。其中一份报告提到，有人在伊斯兰堡发现两年前涉嫌幕后策划世贸中心爆炸案的拉米兹·优素福。克拉克立即给联邦调查局总部打电话，不过根据他的经验星期天那儿几乎就没有人。一个男的接了电话，声音听来不熟。“我是奥尼尔，” [1] 他嘟囔着说。
“你是谁？”克拉克问道。
“我是约翰·奥尼尔，”那男人回答。“你他妈又是谁？”
奥尼尔刚刚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反恐分部的主管。他原来在调查局的芝加哥办事处，现在被调到华盛顿。开了一整夜车之后，星期天早晨他连行李都没放就直接去了总部。偌大的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除了保安之外就只有奥尼尔一个人，而他正式到这里上班本该是下周二。克拉克通知他，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拉米兹·优素福在9000英里之外碰响了警报。这一来，奥尼尔就得负责集合一队人马把嫌疑犯带回纽约；1993年，优素福在纽约被控策划世贸中心爆炸案，还密谋炸毁美国的班机。
奥尼尔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打开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简称SIOC）的房门。这间屋子没有窗户，用于和白宫、国防部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其他分支机构进行保密视频会议。它是调查局的神经中枢，只在紧急情况下开放。奥尼尔开始打电话。接下来的三天，他都没离开过总部大楼。
按照调查局的说法，“转移” [2] 行动指的是合法地绑架身在外国的嫌疑犯，其过程既复杂又费时，往往要提前几个月准备。奥尼尔得找架飞机把嫌疑犯送回国内。由于调查局悬赏200万美元捉拿优素福，关于他身在何处的假报告满天飞，奥尼尔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自己找到了正主。奥尼尔还必须有一位指纹专家，以确定嫌犯是优素福本人无疑。万一优素福受了伤，或患有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疾病，奥尼尔还需要一名医生来照顾他。他必须敦促国防部与巴基斯坦政府联系，征得对方同意，允许美方立即进行抓捕行动。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请求嫌犯所在的国家先将其扣留，等两国签好引渡文件联邦调查局就可以正式进行拘捕。当时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再过几个钟头，优素福就要乘长途汽车去白沙瓦。除非迅速将他逮捕，否则他很快就会穿过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再也抓不着。
指挥中心的屋子里渐渐聚满了探员。他们有的一身周末便装，有的则为做礼拜穿得仪表堂堂。纽约办事处的一个分队飞到了总部；如果优素福被抓获，就由他们负责正式逮捕，因为嫌犯是在他们的管区被起诉的。
对屋子里的许多探员来说，奥尼尔都是张新面孔。毫无疑问，他们突然要听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发号施令，这感觉肯定有些奇怪。但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他。在喜欢韬光养晦的调查局圈子里，奥尼尔这个家伙可是令人难忘。他肤色微黑，相貌英俊，梳着背头，一双黑眼睛闪闪发亮，下巴长得又宽又圆；他说起话来很粗鲁，带着一副招来许多人模仿的新泽西口音。奥尼尔在J·埃德加·胡佛的时代就加入了调查局，而他的局内生涯自始至终都带有那些从底层干起的老派调查员的作风。他戴一只宽宽的粉色戒指，脚踝处的枪套里别着一支9毫米自动手枪。他爱喝芝华士威士忌，加水，放一片柠檬，再来上一根上好的雪茄。他行为粗率、举止鄙俗，不过指甲却修剪得干干净净。他身上穿的衣服总是无可挑剔，甚至讲究得有点过头：黑色的双排扣西服、半透明的黑袜子，锃亮的便鞋简直和芭蕾舞鞋一样柔韧——照他一位同事的评价，“一身夜店行头。” [3]
小时候，奥尼尔在电视系列剧《FBI》里看到小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主演的刘易斯·厄斯金督察，从那时起他就想到调查局工作。刚从大西洋城的高中毕业，他就在调查局找了一份指纹录入员的工作，并靠着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当讲解员挣来的钱读完了美国大学的本科，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医学硕士课程。1976年他当上了调查局巴尔的摩办事处的全职特工，1991年又被任命为芝加哥办事处副指挥。从在芝加哥工作的时候起，各种外号就跟上了他——撒旦、黑暗王子——形容他没完没了地拼命工作、整夜不睡觉，而且常常让与他共事的人心生畏惧。时间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他总是把办公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仿佛生活在永恒的黑夜之中。
奥尼尔在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两边耳朵上各贴着一部电话；他在一条线上协调“转移”小组的行动，在另一条线上安排空军运人的飞机。由于巴基斯坦不允许美国军用飞机在其领土降落，奥尼尔下令空军把喷气机漆成民航飞机的颜色——马上就漆 [4] ！他还提出了另一项要求：如果抓到优素福，送他回美国的飞机必须在空中加油；他担心飞机要是中途在另一个国家降落，优素福可能会提出政治避难。奥尼尔布置行动时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权，但他生来就是一副不计后果、飞扬跋扈的性格。（后来五角大楼寄给他一张1200万美元的账单 [5] ，是空中加油和喷漆的费用。这张账单一直也没付。）
发现优素福的消息传开后，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来到了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这个房间里开展过许多至关重要的行动，但如此紧迫而复杂的行动还是第一次。“转移”这个措施最近才借助一项行政命令而得以实施。此项命令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延伸到美国境外，从而将其转变为一个国际警察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上，调查局仍处于摸索阶段——不仅要摸索如何在国外环境下开展行动，还要摸索如何在美国政府的诸多驻外机构之中开出一条路来——对付这些机构不是得压，就是得哄。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往往需要进行冗长的协商。但当时已经没有谈判的功夫了。如果优素福逃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会设法实施炸毁美国航班的计划，甚至像他以前计划的那样，把飞机撞向中央情报局总部。
奥尼尔把“转移”小队送上了飞机，但他还需要布置一支抓捕队伍。联邦调查局当时在巴基斯坦只有一个特工可以勉力参与此事。奥尼尔从禁毒署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找到了几个也在巴基斯坦的特工。他们又招募了几名巴基斯坦士兵，迅速前往优素福住的汽车旅馆，要在他上车前将其抓获。
2月7日巴基斯坦时间上午9点30分，特工们摸进伊斯兰堡的苏卡萨旅店 [6] ，敲响了16号房间的门。睡眼惺忪的优素福刚一开门就被摁倒在地，铐上手铐。片刻之后消息传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特工们一片欢腾。
在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的那三天，约翰·奥尼尔步入了人生的第43个年头。他终于把行李搬到了自己新的住处。那是在星期二，他正式上班的第一天。
在华盛顿，奥尼尔成了一个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小组的成员。这个关系紧密的群体以迪克·克拉克 [7] 为核心。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各联邦机构组成了一张大网，克拉克就好比是坐镇中央的蜘蛛。任何触动这张大网的事件，最终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同反恐行动的第一人——这个职位其实就是他依靠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以他为核心的内部圈子被称为“反恐安全小组”（CSG），成员大都来自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的上层机构。他们每周在白宫情况室碰头。
联邦调查局向来是反恐安全小组中比较麻烦的一个成员。调查局的代表通常口风都很紧，而且不愿意帮忙；无论是否碰到了真正的犯罪案件，他们都会把一切情报当作潜在的证据来处理，唯恐其法律效力遭到损害。奥尼尔与他们不同。他会和其他机构里的同僚交朋友，而不是用官僚主义那一套来阻挡推搪。以克拉克的经验，联邦执法部门的官员大多既愚蠢又迟钝。等这些人升到上层管理者的职位，他们这辈子能拿的薪水也已经到顶，一个个都数着日子只等退休了。在这一派死气沉沉的背景之中，奥尼尔跃然而出——他极富领袖魅力，擅长随机应变，说起话来直言不讳，而且是个复杂得颇有几分神秘的人物。
克拉克和奥尼尔搞起内部斗争来同样无情，而且都容易与人结仇。但他们也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可以为己所用的特点。克拉克一直在培养重要的盟友，他们能保护他不受政府人事变动的影响，并向他提供内幕信息。在政府呆了20多年之后——始于1973年在五角大楼当管理实习生的时候——克拉克的门徒已遍布国会山。他非常聪明，但性情孤僻，一个人住在弗吉尼亚阿灵顿一座装有蓝色护墙楔形板的房子里，门廊前种满了杜鹃花，二楼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他说话时总是一副强调和宣告式的口气，根本不容置辩。野心勃勃、性情急躁的克拉克总是呆在老行政楼三楼他那间俯瞰白宫西厅的办公室，几乎没时间去过自己的生活。很少有人能被他视为对手。克拉克玩起政治游戏来罕有其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想与他竞争的官僚挤到一边。
虽然克拉克精明强干，令人生畏，但他并不擅长社交；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常会把对方看得太透。他的头发微微发红——现在已经变白了，笑起来就像个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既不自然也不合时宜。克拉克发现奥尼尔和他一样深为恐怖主义的威胁所困扰，而当时华盛顿还没有多少人把恐怖主义视为一种威胁。他们俩都出身低微，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命运的束缚，因此心中都怀有那种无特权可言的局外人的怨恨之情。奥尼尔身上还带着一丝泽西街头的气息，而父母分别是工厂工人和护士的克拉克很看重这一点。而奥尼尔和克拉克一样，也能看穿政治舞台上的种种滑稽剧。
他们两人为多年来在官场之争中斗得不可开交的各个情报机构建立了明确的职责分工。1995年，他们的努力促使总统发布政令，规定无论世界何处存在威胁美国人或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行动，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与防范两方面都拥有最高权威。当年4月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爆炸事件后，奥尼尔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内反恐分部，并致力于重组和扩展负责国外的分支。他不顾自己的办事处与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共同抵制，在两个部门之间组织了代表互换。
对那些符合他要求——绝对忠诚——的年轻特工而言，奥尼尔成了一个家族顾问式的人物。在调查局各部门的领地之中，奥尼尔称得上是一位强有力的恩主。他会用胳臂揽住自己的雇员，说他爱他们；这种爱的具体表示，就是如果任何一位下属碰到了健康问题或是经济困难，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帮助。另一方面，要是有谁没能达到他的期望，奥尼尔也会变得很严酷——不仅是对下级，对上司也是如此。许多起初憎恨他的人都成了他最忠诚的追随者；直到现在，他们在调查局里还自称“约翰的人” [8] 。其他人则闭上嘴巴，闪到一旁。那些极力想跟上他步伐的人往往会发现自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还愿意牺牲什么？婚姻、家庭、私人生活，一切的一切——除了调查局。而这些东西，都是奥尼尔早已作出的牺牲。
奥尼尔在联邦调查局任职期间，恰逢犯罪活动与执法行为走向国际化。联邦调查局从1984年起开始行使其权限，调查针对境外美国人的犯罪活动，但由于和国外警察机构缺乏沟通，这些工作受到了阻碍。奥尼尔但凡碰到进入自己领域的外国警察或情报人员，都会把他们好好招待一番。他称这是自己的“夜间工作。”在克拉克看来，奥尼尔就像一个爱尔兰裔的选区头儿，借助相互交织的友谊、人情和义务控制着局面。他总在打电话，不是给别人帮忙，就是奉承联络人，创造出为调查局国际工作提供便利的人际关系网。几年之内，奥尼尔就成了全世界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警察。他还将成为最理解奥萨玛·本·拉登目标的人。
美国司法部门或情报机构之中没什么人（包括奥尼尔在内）对伊斯兰有切身经历，也很少有人理解究竟是何种怨恨致使他们对世贸中心发动袭击，并策划其他针对美国的阴谋。实际上，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出身的范畴却窄得令人吃惊。主管调查局的人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裔的天主教徒。局内许多特工（尤其是高层人员）的背景几乎单调得如出一辙，和奥尼尔也很相似——都来自泽西、费城或波士顿等地。他们彼此以亲切的名字相称——汤米、丹尼、米基 [9] ——全是从小当祭坛助手或为圣十字会打曲棍球时喊出来的名字。他们都非常爱国，自孩提时代起接受的训导就是不要去质疑等级制度。
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形成于该局和黑手党斗争的几十年间。这一犯罪组织创建者的出身与局内人员的背景极为相似。调查局在那时很了解自己的敌人，但对于如今出现的这种新威胁却知之甚少。伊斯兰激进分子出身的国家不要说没几个特工去过，连听说的人都很少。他们所说的语言在局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懂。就连把嫌疑犯或消息提供者拗口的名字念出来都是个挑战。在那个时候，他们很难相信这些离自己如此遥远、来自陌生国度的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调查局里有一种感觉：这些人既然和我们不一样，因此也就不是什么令人瞩目的敌手。
就任新职位的奥尼尔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性质已发生改变；它已经走向国际，而且变得杀戮成性。就在不久前，美国的恐怖活动大多还源自国内，制造事件者多为三K党、黑豹党、犹太保卫联盟等地下组织。调查局也曾在美国领土上遭遇国外的恐怖势力，其中以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最为著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这个来自波多黎各的独立组织在美国进行了约150起恐怖行动。但这些袭击事件所造成的死亡大多是意外，起码也不是行动的主要目的。奥尼尔意识到（赞同他看法的人很少），伊斯兰激进分子对恐怖主义的设想更为宏大、更富戏剧性，而大规模谋杀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最早认识到他们具有巨大野心、并在美国内部积极活动的人之一。奥尼尔发现，操纵这一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人是一个藏身苏丹的沙特异见者，他的梦想是摧毁美国与西方世界。担任调查局反恐主管没多久，奥尼尔对本·拉登的关注就上升到着迷的程度，连同事们都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
奥尼尔与本·拉登之间隔着好几重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他竭力想通过映照出人性的黑暗之镜来认识这个新的敌人。奥尼尔和本·拉登两人虽然截然不同，但却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两个人同样野心勃勃、富于想象力、严酷无情，而且都急于毁掉对方及其代表的一切。
在镜子的另一边，本·拉登眼中的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国家，甚至不只是一个超级大国。他把美国视为一支全球远征军的先锋队，它身后是由基督徒和犹太人组成的大军。也许本·拉登并没有读过1993年塞缪尔·P·亨廷顿那篇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文，不过他还是攫取了这一概念，并且在后来的采访中加以借用，称自己的责任就在于促使冲突发生。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就像是漫长而平缓的波浪，而文明之间的竞争自从伊斯兰教诞生起就一直在进行。“这场战斗并不是基地组织和美国之间的战斗，”本·拉登后来解释说。“而是穆斯林与全球十字军之间的斗争。” [10] 换言之，这是一场为了全人类的救赎而进行的信仰之战。
1995年8月，本·拉登与祖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一篇被他称为“坦诚宣言”的传真评论文章中，本·拉登直接抨击了法赫德国王。表面上看，此文是对一周前沙特内阁改组的回应。和王国的大多数政治事件一样，这次改组的目的在于给人以改革的表象，而实质上却没有作出任何真正的变化。在冗长的开场白中，本·拉登基于《古兰经》和伊斯兰学者的评述对国王提出法律控诉，称他为叛教变节者。这篇评论明显受到了“塔克费尔”教义的影响，不过本·拉登提出的某些理由不仅鲜为人知，而且还有点过于天真。例如，本·拉登引用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章程的第九款，这个组织是为了解决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冲突而设立的。第九款规定，委员会将遵循其宪章、国际法律与国际规范，以及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这是对安拉宗教的莫大嘲讽！”本·拉登叹道。“你们竟然把伊斯兰教法放在最后一位！”
但是，本·拉登这篇抨击文章里提到的许多观点，都已经为许多沙特人深信不疑，而且还反映了伊斯兰革新派的看法；革新派曾以礼貌得多的请愿方式提出类似要求，结果有几位著名的宗教学者却因此被判入狱。“致信给你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你压制了人民和人民的权利，”本·拉登在开头写道，“不在于你辱没了国家的尊严，不在于你亵渎了国家的圣地，也不在于你贪污了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本·拉登提到了海湾战争之后的经济危机、“疯狂的通货膨胀”、拥挤不堪的教室，以及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人人都能看到你那辉煌的宫殿日夜灯火通明，你怎么还敢要求人民去节约电力？”他问道。“国王啊，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问你一句，那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算了，你无需回答——我们都知道你的口袋里装进了多少贿赂和佣金。”
他接着又谈到美军驻留王国这一令人屈辱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保住你的王位，并且让美国人保护他们自己要用的石油资源，你就昧着良心把王国变成美国士兵的殖民地，让他们肮脏的脚在我们的土地上四处践踏，”他写道。“我们决不能允许这些肮脏的、不信真主的十字军留在圣地。”
对本·拉登而言，由于国王接受了普通人制定的法律，并且容许不信真主者的军队驻留国内，这就证明他是个离经叛道者，他的统治必须被推翻。“你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两场最深重的灾难：亵渎神灵与一贫如洗，”他写道。“我们对你最好的建议是：现在就提交辞呈。”
可以想见，这样一封信给沙特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国王就更不用说了。在一个无人能自由发表意见的社会之中，本·拉登雷鸣般的语言让他沉默的同胞深受震撼，举国为之哗然。但他并没有号召发动革命。虽然他指责几位身居高位的王子腐败无能，却没有要求人们推翻王室。除了要求国王退位，他并未对自己指出的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在这篇抨击文章中，本·拉登对王位的第一继承人阿卜杜拉王储刻意一字不提。虽然此文的笔调极具煽动性，文中表现出的抱负却并不过分。它表明本·拉登是一个忠诚的革新者，而且在政治观点上没有什么创见。他强烈的反叛欲望指向的是美国，而不是自己的祖国。
许多沙特人和他一样，对美军继续驻留王国心怀敌意，何况迪克·切尼保证美军会撤出沙特的承诺早已尽人皆知。表面上看，美军留在沙特是为了强制实施联合国在伊拉克上空规定的禁飞区。但到了1992年，尤其是1993年，海湾地区已达成了许多新的基地协议 [11] ，美国人完全可以撤出沙特而不致影响其任务的执行。但是，沙特的基地既方便又有良好的设施，而且当时撤离的必要性并不迫切。
本·拉登辱骂国王的信发表一周之后，纳伊夫王子宣布要处决阿卜杜拉·胡达伊夫。胡达伊夫是阿富汗阿拉伯军团的一员，并没有被判处死刑；他朝一名安全部队官员（据称曾是个刑讯者）的脸上泼酸液，因此被处以20年徒刑。沙特家族当时的顾问是埃及的前内务部长 [12] ，此人曾对本国的异见者进行残酷镇压。沙特王国的人普遍感觉反抗政府的代价变得更高了，而迅速处决胡达伊夫是在向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传递讯息。胡达伊夫的阿富汗阿拉伯兄弟则要求向政府复仇。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区的泰来廷街上，设有沙特国民卫队的一个通讯中心，正对着街对面的“牛排屋”餐馆。国民卫队的任务是保卫王室、维持稳定。这两个目标对美国也很重要，因此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美国陆军将与维纳尔公司（美国的一家国防承包商）共同培训国民卫队，指导他们对沙特公民进行监控与侦察。
1995年11月13日中午刚过，在沙特王国生活了三年的工程师艾伯特·M·布利克利上校从中心出来，朝自己停在外面的汽车走去。突然，一阵灼热的气浪猛然把他掀到几英尺开外。布利克利好不容易爬起身，看到一排汽车都着了火，包括他那辆炸得只剩下残骸的雪佛兰。“我的车怎么会爆炸？” [13] 他觉得很奇怪。“车里哪来的炸弹？”
袭击者把一辆装有100磅塞姆丁塑性炸药的厢型车停在了通讯中心的三层楼房外面。现在房子已被炸塌，还在燃烧。布利克利一瘸一拐地走进废墟中。他的脖子在流血，耳朵被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嗡嗡作响。快餐厅里躺着三个人，他们给一面混凝土墙砸死了。另有4人死亡，60人受伤。死者之中有5个美国人。
袭击发生后，沙特政府围捕了一批阿富汗阿拉伯人，并严刑拷问出其中4人的口供 [14] 。4名嫌疑犯中有三人曾在阿富汗作战，另一个人也在波斯尼亚打过仗。据称这几个人的头儿是穆斯利赫·沙姆拉尼，他曾在基地组织设于阿富汗的法鲁克营地 [15] 受训。4名袭击者在沙特电视台上宣读了几乎一字不差的认罪供述 [16] ，承认自己受到了本·拉登等著名异见者言论的影响。随后，他们被带到一个广场斩首示众。
虽然本·拉登从未公开承认自己下令发动了这次袭击，或是训练过袭击者，他还是把这几个人称为“英雄” [17] ，并暗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他针对美国占领军的圣令 [18] 。“他们把祖国额头上耻辱与臣服的标志扯了下来，”他说。他指出，驻留沙特王国的美军人数因袭击而有所减少——这又证明了他对美国的软弱性的分析。
由于袭击者被迅速处决，想要弄清基地组织与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也不可能了。本·拉登本人曾私下向《阿拉伯圣城报》的编辑承认，由于沙特政府没有回应他对美军驻留阿拉伯土地的抗议，他就起用了一个由阿富汗圣战老兵组成的潜伏小组。约翰·奥尼尔则怀疑被处决的几个人与袭击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他派出了几位特工，试图对嫌疑犯进行讯问；但还没等美国人和他们谈上话，这些人就被处决了。无论基地组织与这次袭击究竟有没有关联，图尔基王子后来还是把国民卫队遭炸弹袭击的事件称为本·拉登的“第一次恐怖打击” [19] 。
* * *
[1]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2] “9·11”事件之后，“转移”行动（rendtion）尤指将犯罪嫌疑人绑架并转送到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秘密审讯或拷问，亦称“非常转移”（extraordinary rendition）。——译者
[3] 对史蒂文·西蒙的采访。
[4] 对保罗·E·布西克将军的采访。
[5] 纳夫塔利，《盲点：美国反恐秘史》，第242页。
[6]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04页。
[7] 即理查德·A·克拉克。——译者
[8]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9] 分别是“汤姆”、“丹尼尔”和“迈克”的昵称。——译者
[10] 泰西尔·阿鲁尼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半岛电视台，2001年10月。
[11]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12] 阿兰·格里什，《审查制度索引》，www.geocities.com/saudhouse_p/endofan.htm，1996年4月。
[13] 凯文·丹尼希，“一位科德角男士回顾自己在沙特阿拉伯恐怖分子炸弹袭击中侥幸脱险的经历”，《科德角时报》，2001年10月25日。
[14] 耶利乔所著的《沙特档案：人物、权力，政治》一书生动地描述了1995年炸弹爆炸事件之后阿富汗阿拉伯人遭到围捕与拷打的情况，见第136—140页。
[15] 科尔曼，《基地组织在欧洲的圣战：阿富汗-波斯尼亚网络》，第158页。
[16] 泰特尔鲍姆，《假作虔诚：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反对派》，第76页。
[17]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41页。
[18] 萨拉赫·纳吉姆和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
[19]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在西顿霍尔大学的讲话，2003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