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已在身后。本·拉登飞越窄窄一湾明澈的红海，很快又掠过下面的吉达、麦地那，还有赛拉特山的峭壁；然后飞机就要越过一片巨大的黄色沙漠，他父亲那条横贯沙漠的公路是其中惟一的标志。他那时38岁。他曾是一个名人、一位英雄，但现在却成了个流亡者，连自己的国家都禁止他降落。他的飞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了油，该国政府的使者到机场略致欢迎，可能还给了他一些钱 [1] 。他本来一直都很有钱，但却把财产全搭进了糟糕的投资之中；这些投资无论情况如何，基本上也都已被别人偷走。如今，本·拉登不得不接受那些还记得他名字的人的施舍。
他飞过了波斯湾的许多港口；停泊在港边的巨型炼油厂等待输油的超级油轮，是带来如此多财富、也造成如此多麻烦的源泉。伊朗的前方是阿富汗南部空旷的沙漠，再往前就是坎大哈，周围环绕着灌溉渠和石榴园的废墟。现在这里只有罂粟田；在这个饱受20年战争摧残的国家，罂粟是惟一值得人们冒险种植的作物。苏军的野蛮行径，已经在阿富汗内战造成的混乱中被人遗忘。全国各地都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道路控制权落入公路派的手中，他们强行征收过路费，有时碰到钱不够还会绑架儿童 [2] 。部族与部族交战，军阀与军阀相争；毒品团伙和运输黑帮支配着贫困不堪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崩解成一堆堆的砖头和石块。早就没了电线的电线杆被20年间横飞的各式弹药削得七零八落，像鬼魂一样戳在路旁，让人想起阿富汗当年正要走向现代的时光。数以百万计的地雷成了阿富汗乡间的祸害；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地雷使该国4％的人变成了残废 [3] ，并且使大部分可以耕种的土地只能抛荒。
本·拉登飞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时候，这座城市又被围困了——这次围城的人是塔利班。该组织1994年最初兴起时还是一小群学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难民营长大的孤儿 [4] ，对圣战者混乱而腐败的统治恨之入骨。反苏战争中的解放者掌权之后，竟然比敌人还要野蛮残暴。胜利给阿富汗带来的苦难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塔里班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支持下，他们从一群民兵变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机动性很强的游击队，而且即将进一步巩固自己迅速兴起的势力——他们现在正逼近喀布尔郊区，向已是一片废墟的城市倾泻火箭弹。
在喀布尔的前方，兴都库什山脉底部的一个山谷中就是贾拉拉巴德。本·拉登的飞机在1989年他围攻过的同一个机场降落。3名从前的圣战者指挥官前来迎接 [5] ，然后他搬进了喀布尔河以北的一座小屋，那里曾经是苏军的哨所。几个星期之后，他又搬到贾拉拉巴德以南5公里处一个破败不堪的农场。农场的主人是长期支持本·拉登的尤尼斯·哈利斯 [6] ，他是个老军阀，专爱讨十几岁的小姑娘做老婆 [7] 。
阿富汗是个面积广大、地势崎岖的国家，被兴都库什山脉从东到西分成两半；国内人口分为4个主要的民族群体，以及众多的部族与方言。这个国家即便在和平时期都很难治理，但和平的记忆已太过遥远，许多阿富汗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人们对秩序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几乎任何一个强大的、能稳定国家的权力都会受到欢迎。
塔利班迅速夺取了阿富汗30个省之中的9个省。布尔汉丁·拉巴尼总统试图与塔里班谈判，但他们直接要求他辞职。政府军诡计多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设法把这群年轻的叛乱分子逼出喀布尔南部地区，继而又在其他几个省份打退了他们的攻势。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看到圣战者统治带来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塔利班是在阿富汗建立秩序的最佳机会，于是两国就帮助塔利班重建军队，为其提供训练、武器和车辆——大都是达特桑 [8] 四驱皮卡，车后架设了重机枪、加农炮、防空炮或多管火箭发射器。塔利班往往成群结队地快速运动，用速度和胆量来弥补组织与训练方面的欠缺。他们花钱请来曾为阿富汗前共产主义政权效力的飞行员和指挥官，作为塔利班的雇佣兵 [9] 。发现局势有变的反对派领导人趁机向塔利班索取贿赂，把自己的腰包塞得满满当当。已抵挡圣战者好几个月的贾拉拉巴德，突然间就向一辆吉普上的4名塔利班士兵投了降 [10] 。塔利班这下控制了通往开伯尔山口的门户。他们发现，一个著名的流亡者也处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塔利班从未邀请本·拉登返回阿富汗，对他也没有任何义务。他们向沙特政府发去信息，询问应如何处置此人。沙特方面请他们看紧本·拉登，并让他保持安静。这样一来，本·拉登就成了一位政治隐士——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的责任，此人不久前刚刚宣称自己是“所有穆斯林的统治者”。
1989年的贾拉拉巴德之战中，奥马尔毛拉被一枚炮弹炸瞎了右眼 [11] ，脸颊和前额也遭到严重毁损。他人很瘦，但长得高而结实，是个著名的神射手 [12] ，曾在阿富汗战争中击毁许多苏联坦克。和大多数圣战者不同，他能说一口还算过得去的阿拉伯语 [13] ，而且成了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讲演的忠实听众。虔诚、谦逊和勇气是他主要的个性特征。阿扎姆讲演的时候奥马尔很少受人关注，除了他那浓密的黑胡子底下偶然一现的羞涩笑容，以及他在《古兰经》和圣训方面的知识；他曾在巴基斯坦学习伊斯兰律法。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奥马尔回到了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所宗教寄宿学校教书。然而，战事并未结束；即便1992年4月共产主义政府落入圣战者之手，战斗也没有平息。暴力活动完全没有界限可言。交战的部族与匪徒在乡间横行。古老的种族仇恨，再加上复仇的共同呼声，使野蛮行径愈演愈烈。当地的一个指挥官领着部下轮奸了几个小男孩。这类可耻的兽行随处可见。“腐败与道德堕落攫住了整个国家，” [14] 奥马尔后来说道。“杀戮、劫掠和暴力成了规范。没人想到局势会变得如此糟糕。同样，也没有人认为这种局面会有所改善。”
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奥马尔得到了神的启示。先知向他显灵 [15] ，指示这位平凡的乡村毛拉为他的国家带来和平。带着因完全笃信宗教而生的无畏精神，奥马尔借来一辆摩托车，开始走访本省其他宗教学校的学生。学生们（在普什图语中叫“塔利班”）都认为必须得做点什么，但没几个人愿意放弃学习，跟着奥马尔去从事他那危险的追求。最后，他召集起53名最为勇敢的学生。奥马尔在反苏战争期间的老上级哈吉·巴沙尔对他受到先知启示一事大为敬佩，他帮助奥马尔筹集了资金和武器，而且还个人捐赠了两辆轿车、一辆卡车。很快，拥有近200名坚定信徒的塔利班就控制了坎大哈省的迈万德地区。当地的政府军指挥官率2500名部下向塔利班投降 [16] ，并交出了大量武器储备、数架直升机、几辆装甲车，还有6架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由于极度渴求秩序，许多阿富汗人都团结起来支持塔利班——塔利班吹嘘自己是热忱为真主服务、永远不受腐蚀的仆人。
使塔利班日益壮大的三股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在阿富汗全境蔓延开来。第一是来自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的物质支持——金钱和武器。有些塔利班成员曾就读于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艾哈迈德·巴兹卜在战争期间设立的职业学校 [17] ；因此，从一开始沙特情报部门就和这些年轻的叛乱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股力量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另一侧，是挤满了阿富汗难民子弟的宗教学校（如艾哈迈德·巴兹卜建立的职业学校）。这些学校是亟需的教育设施，因为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文盲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其公共学校体系连教育本国儿童都力有不逮，更不用说苏联入侵后逃往巴基斯坦的300万阿富汗难民的子弟了 [18] （伊朗境内还有300万阿富汗难民）。这些宗教学校的资金通常由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慈善机构筹集，再通过当地宗教团体分发到各个学校。因此，本地原有的许多苏菲派清真寺都被关闭 [19] ，并改为传授瓦哈比派教义的学校。自然，这些宗教学校为当地的瓦哈比派团体创造了一大批政治支持者，因为它们不仅提供免费膳宿，居然还每月发放津贴 [20] ——对于许多学生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
学校里的男孩子们成长在一个只有男性的世界之中，很长时间都不能与家人相见。祖国的传统、习俗和知识与他们天隔地远。他们被指为乞儿和娘娘腔 [21] ，常沦为那些接触不到女性的男人的猎物。这些学生埋头于严格围绕《古兰经》、沙里亚律法和歌颂圣战的学习之中，脑海中想象着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与此同时，他们身边却充斥着无法无天、野蛮残暴的行为。他们生活在打垮了超级大国的父亲与兄长的阴影之下，渴望着为自己赢得荣誉。一旦塔利班的军队需要增援，白沙瓦与部族地区的宗教学校就会直接停课，学生们则坐上送他们过边境的大巴，一边赞美真主一边奔赴战场。坎大哈投降6个月之后，塔利班的战士已达1.2万人 [22] ；再过6个月，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
第三股力量是鸦片。夺取坎大哈之后，塔利班立即牢牢地控制了国内鸦片生产的中心赫尔曼德省。在塔利班统治期间，阿富汗成了世界最大的罂粟种植基地。走私犯与毒品大亨要依赖塔利班清除运输道路上的匪徒；作为回报，他们会交上10％的税款 [23] ，这成了塔利班的主要收入来源。
坎大哈市有一座清真寺，寺内保存着一件相传是穆罕默德先知所穿的斗篷。只有在发生灾祸的时候，这件古老的袍子才会被人们从银匣中请出来——上一次袍子出匣还是70年前的霍乱流行期间。1996年4月4日，奥马尔把先知的斗篷拿到了坎大哈市中心的一座清真寺。他先在广播上宣布自己将公开展示这件圣物，然后就爬上了清真寺，穿着斗篷在寺顶招摇了半个小时。当时，周围狂热的人群欢呼他是“穆民的埃米尔”，即信众的领袖。群众中有人晕倒；有的人则把帽子和头巾抛向寺顶，希望能蹭到那件神圣的袍子。
当然，世界所有地方的伊斯兰教徒都梦想他们的宗教能够在一位正直人物的领导下重新统一。有许多国王和君主曾想充当这个角色，但从来没有人像这位藉藉无名的毛拉一样，把先知的圣袍裹到自己身上。这个姿态既大违常理，又令人激动万分。奥马尔得到了继续进行战争所需的政治权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举动在象征意义上确保塔利班将作为一支道德力量席卷阿富汗，进而把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本·拉登的几个家庭和一些追随者来到贾拉拉巴德，要找一个基本过得去的住处：有帐篷给妻子们住、有厕所和排水沟，四周以带刺铁丝网作防护 [24] 。到了冬天，本·拉登又把家人安顿在苏联人以前修建的一座集体农场 [25] ，他把这座农场称为“圣战之星” [26] 。男人们则住在不远处的托拉博拉，凑合睡在当年由本·拉登开掘、用作弹药库的山洞里 [27] 。他在最大的洞穴里设置了一个装满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军火库，一座神学图书室，一个新闻剪报档案库，几床褥子则胡乱铺在装着手榴弹的板条箱上。
本·拉登重新开始经商，小打小闹地做起了蜂蜜买卖 [28] ；但阿富汗几乎就没有商业设施，因此他的生意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和他在一起的三位妻子都已习惯了艰难的生活，而艰难对于本·拉登更是求之不得。他没法再每天宰一头羊款待客人了；现在他几乎不碰肉食，宁可吃椰枣、牛奶、酸奶和扁面包。他们每天只有三个小时可以用电 [29] ；由于没法打国际长途，他的妻子们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家人完全断了音讯 [30] 。本·拉登有一个卫星电话，但却很少用，因为他认为美国人在监听他的电话 [31] 。他对各种机械设备普遍都怀有疑心，甚至包括时钟 [32] ；他觉得别人能利用这些东西来侦察他的行动。
然而，他担心的主要还是塔利班。他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贾拉拉巴德失守之后不久，支持他的两位圣战者主管马哈茂德和毛尔维·萨兹诺在一次伏击中被杀 [33] ，从那时起本·拉登就开始教妻子们练习射击 [34] 。
不过，塔利班知道本·拉登的一些情况，而且他们对此人的担心不亚于他对塔利班的担心。“我们不希望有人从这里发起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颠覆活动，” [35] 塔利班的代理新闻部长宣称。“塔利班控制之下的地区没有恐怖分子。”但他们听说了本·拉登倾泻在苏丹的数百万美元，并且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富有的伊斯兰慈善家。他们希望利用他的金钱与专长来重建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奥马尔毛拉还惦记着他对沙特政府的承诺（无疑是在数百万沙特里亚尔钞票的支持之下），要让这位来客闭上嘴巴，别惹麻烦。
攻下贾拉拉巴德之后，塔利班终于进入喀布尔。取得胜利的年轻战士们闯进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前总统纳吉布拉在4年前阿富汗政府倒台后就一直藏身于此。纳吉布拉和他的弟弟遭到毒打、折磨、阉割、被挂在吉普车后拖行，遭到枪击，最后被吊死在喀布尔市区的一根交通标志杆上 [36] 。他们的嘴里被人填进香烟，衣袋里则塞满了钞票。以秘密警察刑讯者身份起家的纳吉布拉本人并不值得怜悯，但悍然置国际法准则于不顾、满不在乎地干出野蛮行径、肆意损毁尸体（这是伊斯兰教禁止的行为）、所有司法机构都付之阙如，这一切为标志着塔利班时代的狂热宗教暴政奠定了基础。图尔基王子很快出现在喀布尔，祝贺塔利班取得胜利。在塔利班统治的整个时期，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承认阿富汗政府——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女人们，你们不应走出自己的家门，” [37] 新政府发出了命令。可想而知，女性成为特别受塔利班关注的目标，因为这帮男人与她们相处的经验少之又少。这条法令还规定，“如果女人身穿时髦、装饰华丽、紧身或引人注目的衣服出门展示自己，她们就会受到沙里亚律法的谴责，将永远不能进入天国。”塔利班禁止女性参加工作与接受教育，这使医疗体系和行政部门遭到了沉重打击，并且几乎彻底毁掉了初级教育。阿富汗有四成医生和半数政府工作人员是女性，而10名教师中就有7位女老师。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许多职业女性都成了乞丐。
塔利班还把注意力集中到普通的生活乐趣上。他们禁止放风筝和赛狗。信鸽全被宰掉。根据塔利班的刑法典，“不洁之物” [38] 都在被禁之列；这个一体通用的范畴包括：“猪肉、猪、猪油，所有的人发制品、卫星天线、摄影、任何带来音乐之乐的器具、台球桌、奶酪、面具、烈酒、磁带、电脑、录像机、电视，任何宣传性欲、充斥音乐的事物、葡萄酒、龙虾、指甲油、爆竹、雕像、缝纫手册、图片、圣诞卡。”
按照对仪容的强制规定，男人胡须的长度必须超过手掌的一握。触犯这一规定的人将被关进监狱，直到脸上的茂密程度合乎标准。男人要是留着“女里女气”的头发，就会被剃成秃瓢。如果一个女人没戴面纱就走出家门，那么按照塔利班刑法的规定，“她的家将被作上标记，她的丈夫将遭到惩罚” [39] 。动物园里的动物（前政府统治期间尚未被偷走的那些）要么被宰杀，要么给活活饿死。一个狂热的塔利班（此人可能是个疯子）跳进熊舍割掉了熊的鼻子，据传他这么干是因为熊的“胡子”长得不够长。还有一个战士被事态发展和自己的力量冲昏了头脑，跳进狮子笼中高喊：“现在我才是狮子！”狮子把他弄死了。另一个塔利班战士朝笼子里扔了一枚手榴弹，炸瞎了狮子。这两只动物——无鼻熊和瞎眼狮子，还有两只狼，就是塔利班统治下幸免于难的所有动物 [40] 。
宗教警察局（这些警察是沙特人训练的）的墙上贴着一个告示：“把理性拿去喂狗吧，那东西散发着腐化的恶臭。” [41] 然而，这种秩序尽管代价高昂，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阿富汗民众起初仍对其表示欢迎。
本·拉登在贾拉拉巴德安顿下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与军事指挥阿布·乌贝达在东非领导着两年前建立的当地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这位前任埃及警察在基地组织中很受尊重。他的英勇事迹被众口相传。反苏战争期间他就和本·拉登在一起，从狮穴的战斗一直到围攻贾拉拉巴德。有人说，如果扎瓦希里控制着本·拉登的头脑，那么乌贝达控制的就是他的心。乌贝达是本·拉登最信任的使者，常在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之间传递消息。他曾在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和塔吉克斯坦训练圣战者，为基地组织吸收了可贵的人员。他在肯尼亚换了新的身份，娶一名当地女子为妻，自称从事采矿业；实际上，他在准备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首次大规模袭击。
5月21日，本·拉登离开苏丹前往阿富汗的第三天，阿布·乌贝达和他的肯尼亚妻弟阿希夫·穆罕默德·朱马正坐在一艘超载渡轮的二等舱里，前往维多利亚湖对岸的坦桑尼亚 [42] 。船上有一个压载水仓是空着的，渡轮于清晨时分倾覆在湖面的风浪之中。朱马好不容易从客舱门逃到走廊上，但挤在狭小舱室里的另外5个乘客却被困住了。舱门当时在他们的头顶上，湖水从一个敞开的洞口猛往里灌。乘客们大声惊呼，行李和褥子纷纷落在他们头上，一帮人又抓又打地争着去够舱门——那是惟一的生路。朱马抓住阿布·乌贝达的手，把他的半个身子拖出舱室，但舱门的铰链突然断了；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被几个必死无疑的旅伴拖回了舱室之中。
这是本·拉登事业的最低点。
阿布·乌贝达还不是他惟一的损失。阿布·哈耶尔等人决定不再到阿富汗追随本·拉登。这个沙特人如今孤立无援，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已被人剥夺，还要仰赖于一支他并不了解的势力；但是，他并没有崩溃，甚至都不觉得灰心。他的生活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生存，一个则是宗教。飞往贾拉拉巴德的经历，还有眼下这令人难堪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会让他觉得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流亡；但是在精神层面上，这段生活却重现了先知穆罕默德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622年，备受排斥与嘲笑的先知在被逐出麦加之后逃往麦地那。这个被称为“希吉拉”（出走）的事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因此伊斯兰纪年就以它作为起点。“希吉拉”转变了穆罕默德和他士气低落的追随者。几年之内，他们新兴的宗教就从麦地那蔓延开来，并通过闪电般的皈依和征服，迅速传遍从西班牙到中国的广大地区。
从童年时起，本·拉登就有意识地效仿先知生活中的某些特点：在先知斋戒的日子里斋戒，在穿着上尽量模仿先知可能穿过的服装，甚至连坐姿和吃饭的动作都比照传统所描述的先知的样子；虽说这种效仿在恪守教义的穆斯林中并不罕见，本·拉登却本能地以先知与先知的年代为标准，来参照自己的生活与时代。介于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在本·拉登自己遭遇失败、被迫退却的时期，他自然会从先知的榜样之中寻找慰藉。然而，他也精明地认识到了自己这一“希吉拉”的象征力量，认识到可以利用它来激励自己的追随者，并召唤其他穆斯林加入他的神圣出走。本·拉登利用对许多穆斯林来说意义非凡、不熟悉伊斯兰的人却几乎熟视无睹的宗教形象，巧妙地重新诠释了自己和自己的运动所遭遇的灾难。
阿富汗已经充满了奇迹——在这里死去的殉教烈士留下了传奇，这里的人们还打败了超级大国。本·拉登现在把这个国家称为“呼罗珊”，它指的是一度覆盖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古伊斯兰帝国。他的追随者则用起了可以追溯到先知同伴或伊斯兰早期著名战士的名字。有一条颇具争议的圣训说，伊斯兰军队在最后的日子里将展开黑色的旗帜（就像塔利班的旗一样），冲出呼罗珊。这些军队用的都是化名，即各自所在城市的名字——塔利班军团的命名方式正是如此。所有这些典故，都是为了把现在与往日的辉煌联系在一起，并提醒穆斯林他们遭受了多么沉重的损失。
但是，本·拉登“希吉拉”之中的关键象征是山洞。先知第一次遇见天使加百列是在麦加的一个山洞之中，天使告诉他“你是真主的使者”。后来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被敌人追踪时又藏进了一个山洞，洞口随即神奇地被蜘蛛网掩住。伊斯兰艺术作品中常出现钟乳石的形象，它们所指的既是山洞为先知提供了庇护，也是山洞让先知得以遭遇神灵。对本·拉登而言，山洞是世间的最后一块净土。只有远离社会——还有时间、历史、现代事物、腐化与令人窒息的西方，他才能够为真正的宗教代言。本·拉登发挥公共关系方面的天赋，利用托拉博拉存放武器的山洞，在渴望净化伊斯兰社会、恢复其往日统治地位的许多穆斯林心目中将自己神化了。
在生存的层面上，本·拉登是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局外人；但在他以自己为中心一点点编织起来的神话之中，他逐渐成为了所有被迫害、受屈辱的穆斯林的代表。他的生活，以及他用来包裹自己的各种象征，极为有力地代表着现代伊斯兰世界中典型的、普遍存在的被剥夺之感。本·拉登在自己痛苦的流亡经历之中，理解了穆斯林同胞的痛苦；他蒙受的损失，让他有权为别人代言；而他的复仇，则将使他们的苦难变得神圣。他提出的补偿办法，是向美国宣战。
“你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基督徒及其代理人所组成的联盟给穆斯林带来了怎样的不公、压迫与侵略；穆斯林的鲜血成了最为低贱的东西，穆斯林的金钱和财富遭到了敌人的掠夺，” [43] 1996年8月23日，本·拉登在“对占领两处圣地之国 [44] 的美国人发动战争的宣言”中说。穆斯林最近承受的屈辱——“穆斯林自先知去世以来遭受的最为深重的灾难之一”——是美军与多国部队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他这一论述的目的，是“探讨、协商与谈论解决办法，以纠正伊斯兰世界中普遍存在、而以‘两座圣寺之地’最为严重的问题。”
“所有的人都在抱怨发生的一切，”本·拉登以街头穆斯林百姓的口气说。“人们为了生计问题忧虑不堪。经济衰退、物价高昂、负债累累，各地的监狱都人满为患。”至于沙特阿拉伯，“每个人都认为国家正在走向深渊。”少数直面政府、要求改变现状的勇敢沙特人却被置之不理；与此同时，战争的债务使得国家强行征税。“人们不禁怀疑：我们究竟是不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真主的磨难，因为他们一直对国内政权的不公缄口不语。”
接下来，他又直指其名地嘲笑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威廉啊，明天你就会知道，是哪个年轻人在和你们这伙被误导人的对抗……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由于本·拉登远远不具备实现这些威胁的能力，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肯定是彻底疯了。山洞里的这个人确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独立的现实；这种现实与穆斯林身份之中相信神话的心理有着深刻的联系，而实际上它是在召唤所有文化受到现代性、不纯粹与传统丧失威胁的人。在阿富汗的山洞中对美国宣战的本·拉登，就像是一个不受腐蚀、不屈不挠的原始人，要与美国这个世俗的、科技巨人的惊人力量抗衡；他所要对抗的是现代性本身。
至于身为建筑大王的本·拉登利用重型机械开掘洞穴，进而在洞中配备了电脑和先进的通讯设施，这一点倒是无关紧要。原始人的姿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因现代事物而深感失望的人来说；不过，要说到明白这种象征意义、还知道如何巧加利用的那颗头脑，其复杂性和现代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托拉博拉建好营地后不久，本·拉登同意会见一位名叫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访客。反苏圣战期间他曾对穆罕默德略有耳闻，当时此人是本·拉登前赞助者赛义夫的秘书 [45] ，也当过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秘书。更重要的是，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也是1993年用炸弹袭击世贸中心的拉米兹·优素福的叔叔。如今优素福已被逮捕，他的叔叔则在逃命。
除了憎恨美国这一点之外，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奥萨玛·本·拉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穆罕默德长得又矮又胖；虽然虔诚，宗教知识却少得可怜 [46] ；喜欢装腔作势，是个滑稽人物；爱喝酒，还沉溺于女色。本·拉登乡气很重，讨厌旅行，尤其是去西方；而穆罕默德则跑遍了全球，精通好几门语言，包括英语在内——那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与技术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时掌握的。这所大学地处格林斯伯勒，学生以黑人居多。
在托拉博拉，穆罕默德向本·拉登简要介绍了他自反苏圣战以来的情况。受到拉米兹·优素福袭击世贸中心的鼓舞，穆罕默德1994年到菲律宾和侄子呆了一个月 [47] 。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计划：在太平洋上空炸毁12架美国巨型喷气机。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为“波金卡” [48] ——这是穆罕默德在阿富汗打仗时听来的一个杜撰词。炸弹制作高手拉米兹·优素福制成了一种小型的硝化甘油爆炸装置，可以躲过机场的安检。他拿一架马尼拉飞往东京的班机来实验这种炸弹，中途在菲律宾群岛中部的宿雾岛下了飞机。坐在他原来位置上的乘客叫池上春树 [49] ，是一位24岁的日本工程师。两小时之后，池上座位底下的炸弹突然起爆，把他炸得血肉横飞，飞机也险些坠毁。优素福和穆罕默德策划的大规模袭击，将使国际航空完全陷于停顿。
尽管本·拉登声称自己并不认识优素福 [50] ，他却曾派一位使者去马尼拉 [51] ，请优素福帮他做一件事——暗杀将于1994年访问马尼拉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优素福等人弄清了总统活动的路线，并给本·拉登发去示意图和草图 [52] ，标明可以发动袭击的地点；但是，优素福最终还是认为警卫过于严密。他们打算转而刺杀下个月要访问马尼拉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53] ，甚至都弄到了教士的法衣，但这个计划同样未能实施。这帮人住处存放的化学物品意外失火，随后马尼拉警方就盯上了他们；优素福逃走时丢下了电脑，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加密存在硬盘上。
不过，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脑子里还存着一份计划。他来见本·拉登时带来了一整套将来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方案，其中一项计划就是训练飞行员驾机撞向建筑物 [54] 。本·拉登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正式邀请穆罕默德加入基地组织，并把家搬到阿富汗来。穆罕默德婉言谢绝了。然而，“9·11”的种子已经播下。
* * *
[1]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2]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3] 蒂姆·弗兰德，“数以百万计的地雷严重妨碍着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今日美国》，2001年11月27日。
[4] 据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托马·古蒂埃说，80％的塔利班军队都是反苏战争中留下的孤儿。安娜·穆尔琳，“被揭示的威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1年10月15日。
[5]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45页。
[6]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7]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327页。
[8] “达特桑”是“日产”（Nissan）品牌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逐渐在“Datsun made by Nissan”的广告语中被淡化，并为“Nissan”品牌取代。——译者
[9] 美国大使馆（伊斯兰堡）机密电文，“塔利班终于有人开口了：关于这一宗教学生运动的起源与成员”，1995年2月20日。
[10] 对匿名巴基斯坦外交人员的采访。
[11] 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奥萨玛·本·拉登——‘无效’”，合众国际社，2001年6月14日。
[12] 伊斯梅尔汗，“穆贾迪迪反对抬高塔利班的奥马尔”，《伊斯兰堡新闻报》，1996年4月6日。
[13] 对法拉杰·伊斯梅尔的采访。
[14] 扎伊丹，《揭秘本·拉登》。
[15] 美国大使馆（伊斯兰堡）机密电文，“塔利班终于有人开口了：关于这一宗教学生运动的起源与成员”，1995年2月20日。
[16] 诺尤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兴起：大规模动员、内战以及该地区的未来》，第118页。
[17]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294—295页。
[18]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19] 胡安·科尔，个人通信。
[20] 诺尤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兴起：大规模动员、内战以及该地区的未来》，第119页。
[21] 兰姆，《赫拉特的缝纫组》，第105页。
[22]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13页。
[23] 诺尤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兴起：大规模动员、内战以及该地区的未来》，第136页。
[24] 罗伯特·菲斯克，“本·拉登危险流亡生涯中的小小安慰”，《独立报》，1996年7月11日。
[25] 贾森·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一）”，《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26]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三）”，《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0日。
[27]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28] 对彼得·L·伯根的采访。
[29] 穆罕默德·沙菲，“基地组织资助者的儿子称：‘我们住在本·拉登一家附近，他们不喜欢用电，还要求过清苦的生活’”，《中东日报》，2004年4月16日。
[30] 罗伯特·菲斯克，“本·拉登危险流亡生涯中的小小安慰”，《独立报》，1996年7月11日。
[31] 实际上，据杰克·克卢南说，美国情报部门直至1997年才知道本·拉登有卫星电话。
[32] 伊斯兰观察中心，2000年4月22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33]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56页。
[34]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三）”，《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0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35] 蒂姆·麦格克，“远离故土的家”，《时代》周刊，1996年12月16日。
[36] 拉希德，《塔利班：阿富汗军阀的故事》，第49页。
[37] 同前，附录1，第217页起。拉希德复述了译自达里语并发放给记者们的塔利班法规。他没有改动原英译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女性雇员的统计数字来自安娜·穆尔琳，“被揭示的威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1年10月15日。
[38] 埃米·瓦尔德曼，“不许看电视、不许下象棋、不许放风筝：塔利班法典大全”，《纽约时报》，2001年11月22日。
[39] 埃米·瓦尔德曼，“不许看电视、不许下象棋、不许放风筝：塔利班法典大全”，《纽约时报》，2001年11月22日。
[40] 对巴赫拉姆·拉赫曼的采访。
[41]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11页。
[42] 阿希夫·穆罕默德·朱马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一案。
[43] 奥萨玛·本·拉登，“对占领两处圣地之国的美国人发动战争的宣言”，《阿拉伯圣城报》，1996年8月23日。
[44] “两处圣地之国”（The Land of Two Holy Places）即麦加、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圣地所在的沙特阿拉伯，下文“两座圣寺之地”（The Land of Two Holy Mosques）亦指沙特阿拉伯，两座圣寺即麦加大清真寺和麦地那先知清真寺。——译者
[45] 对优斯里·富达的采访。
[46] 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116页。
[47] 对弗兰克·佩莱格里诺的采访。
[4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488页注。此前的报道都误认为这个词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大爆炸”之意。
[49]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79页。
[50]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卡舒吉称本·拉登曾向他“发誓”，说自己不认识优素福。但是，1989年优素福确实在基地组织营地和安全屋呆过一段时间，而且本·拉登斡旋阿富汗内战期间他可能也在白沙瓦。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249页。《生活日报》驻开罗记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告诉我，拉米兹·优素福和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见过面，但他不愿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
[51]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76页。
[52]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53]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86页。
[54]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