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训练中心，约翰·奥尼尔为调查局和中情局的特工们安排了一次私人休假。中心里有汉堡包和热狗供应，奥尼尔甚至还让中情局的官员们去射击场打靶，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开枪。那天天气不错。奥尼尔到匡提科的室外场地打了一轮高尔夫。突然，每个人的寻呼机都响了起来。
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的霍巴塔军营大楼发生了一起灾难性的爆炸事件 [1] 。这座楼房当时是4404空运联队的宿舍，他们负责强制实施伊拉克上空的禁飞区。19名美国士兵被炸死，另有将近400人受伤。奥尼尔集合起了一支由100多名特工、支援人员和各警察机构成员组成的队伍。第二天，这队人乘一架空军运输机飞抵沙特阿拉伯。一周之后，奥尼尔本人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也加入了他们。
弗里身材瘦削，是个严肃的人，他的性情在许多方面和奥尼尔恰恰相反。局长颇以自己是个顾家的男人为豪，通常下午6点就会离开办公室，好回家跟妻子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和喜欢摆弄新鲜玩意、口袋里总揣着最新款电子记事本或手机的奥尼尔不同，弗里对科技颇感厌烦。1993年他上任时办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把办公桌上的电脑扔掉。弗里上台之前，联邦调查局在技术上本来就已经相当落后；但到他离任的时候，即便是教会团体都不愿接受调查局捐赠的古董电脑。和手下的大多数男特工一样，弗里穿的西服往往都是便宜货，鞋子也磨得很厉害，这与他那位下级——身穿英国巴宝利细条子西服、足蹬意大利布鲁诺马格利休闲鞋的奥尼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们俩在晚上到达了宰赫兰，随行的还有一小队行政人员。灾难发生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宽85英尺、深达35英尺的巨大炸坑，被支柱上高高架起的灯照得通明；炸坑附近到处是烧焦了的汽车，还有被掀翻的悍马军车。矗立在这一片残骸之上的是军营大楼的废墟。这次袭击使用的炸弹比一年前摧毁沙特国民卫队培训中心的汽车炸弹还要大，其威力甚至超过1995年致使俄克拉何马城168人死亡的炸弹。奥尼尔在瓦砾堆中穿行，与累得精疲力竭的特工拥抱——他们得从沙子里筛寻证物，还得小心翼翼地把死者的遗物用袋子装好。尸体碎块还散落在沙地上，周围以红油漆画圈为记。在现场附近张开的一个帆布篷下，调查员们将装载炸弹的那辆卡车的碎片拼凑起来，逐步还原其形状。
沙特调查人员设置的障碍，让处理现场的特工们深感沮丧。沙特方面不允许他们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或是讯问嫌疑犯。他们甚至不能离开炸弹爆炸的现场。在特工们看来，沙特人之所以要阻碍调查，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暴露王国内部存在斗争的事实。对中东地区没有什么经验的特工很快形成了一种印象：沙特王室的权力已经岌岌可危。
弗里起初很乐观，觉得沙特人会与他们合作；但看到深夜时分的会谈全都在闲聊打趣，奥尼尔却越来越灰心。他们又去了几趟沙特王国，有一次两人乘飞机一同返回的时候，弗里兴致很高。“这一趟走得不赖吧？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帮我们的忙。” [2]
奥尼尔回答说：“你开玩笑吧？他们什么东西都不会给我们。他们只不过是在拿些屁话耍你罢了。”
那次飞行剩下的时间里，弗里都不肯再和奥尼尔说话。不过，他仍然认可奥尼尔的热忱与才能，并派他去沙特阿拉伯继续游说，以争取对方的合作。奥尼尔与纳伊夫王子和其他官员见了面。他们颇不情愿地听他提出各种请求。世界各国的情报部门都是谨慎而保守的组织，不愿与别人共享信息，这一点奥尼尔是了解的。他惯于利用个人的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想方设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弄到手，但沙特人对他的百般央求似乎根本无动于衷。他们的口风比与他合作过的其他任何警察机构都要紧得多。美国人大为愤怒地了解到，几个月前沙特当局曾截下一辆从黎巴嫩开往霍巴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炸药。主管内务部的纳伊夫王子决定不向美国同僚通报此事 [3] 。
除了根深蒂固、源于文化的沉默作风，沙特人和美国人打交道时如此谨慎还有法律方面的原因。沙特王国是通过沙里亚律法来管制的，因此宗教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不愿听取的证据扔到一边，比如由外国机构提交的材料。沙特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干预会影响案件的审理。奥尼尔设法与沙特方面达成协议，允许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通过双向玻璃来讯问嫌疑人；这样既能让调查局接触到案件情况，同时也能在面子上保证沙特人所坚持的独立性。
证据逐渐表明制造袭击事件的人最有可能是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但沙特对是否继续进行调查却犹豫起来。他们担心，如果伊朗人与此事有涉（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那么美国人会怎么做？沙特人自己的调查指向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在王国的一个分支。对伊朗进行经济与外交制裁看来不太可能，因为欧洲人不会赞成此事。“也许你们是别无选择，” [4] 一个沙特人对奥尼尔说。“如果以军事行动来报复，那你们准备轰炸什么？你们会往他们头上扔核武器吗？把他们的军事设施夷为平地？还是摧毁他们的炼油厂？这么干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可是他们的隔壁邻居。你们远在6000英里之外。”
在联邦调查局全球化的新时代，奥尼尔明白了一个道理：查清案子是一回事，而伸张正义又是一回事。
奥尼尔渴望离开华盛顿，渴望着“行动起来。” [5] 他想重新指挥查案。1997年1月，他成为纽约国家安全分部的主管特工——纽约办事处是联邦调查局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外勤办事处。上任时，他把整整4盒罗勒德克斯名片堆在新秘书洛兰·迪·塔兰托的桌子上。然后他递给洛兰一张名单，上头列着所有他想要会见的人——市长、警察局长及各副局长、联邦机构的负责人，以及纽约市所有5个区的全部宗教领袖和民族领袖。不出6个月，他就勾掉了单子上的所有姓名。
这段时间过后，他俨然成了个一辈子都住在这儿的老纽约。这座城市是个巨大的舞台，而奥尼尔就是台上的主角。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时候，他和纽约市大主教约翰·卡迪纳尔·奥康纳并肩站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台阶上。他和布鲁克林区的伊玛目一起祷告。著名的运动员和电影明星（如罗伯特·德尼罗）都向他征求意见，并把他称作自己的朋友。他的一个老友在一次深夜聚会上看到每个人都对奥尼尔礼让有加，于是说：“约翰，你在这地方可是神通广大啊。” [6] 奥尼尔答道：“要是连个官样子都没有，还当什么治安长官？”
如今，奥尼尔主管反恐与反情报事务的这座城市充斥着移民、间谍和行踪诡秘的外交官。按照调查局语焉不详的称呼习惯，专门负责中东地区的小组被称为I-49。该组的特工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苏丹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身上，这三个国家的人全都在纽约积极招募人员。
组里的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他们中有路易斯·纳波利，他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位警探，通过反恐联合行动组 [7] 分到了I-49小组。纳波利至今还住在布鲁克林区他长大的那座房子里。约翰·安提塞弗和迈克·安提塞弗兄弟俩也来自布鲁克林，是克罗地亚移民的后代。理查德·卡尔涅维茨是布鲁克林波兰移民的儿子，会用手风琴演奏波尔卡舞曲。杰克·克卢南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长大，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还不仅仅是口音：他在大学里的专业是英语和拉丁语，并于1972年J·埃德加·胡佛局长去世当天加入联邦调查局。卡尔·萨默林是纽约州的一位黑人州警，以前还拿过网球冠军。凯文·克鲁斯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任82空降师上尉。玛丽·德博拉·多兰是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女儿；她曾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到北爱尔兰攻读爱尔兰历史的研究生。他们的主管汤姆·朗来自皇后区，是个直率、粗俗、脾气暴躁的爱尔兰裔，和奥尼尔一样在调查局总部当过讲解员，两个人那时候就认识。组里的一些成员（像朗和安提塞弗兄弟）从事反恐工作已有多年。而黛比 [8] ·多兰等几个人则是新手；黛比于1996年加入调查局，奥尼尔上任前一个月她才分到纽约处。这个小组的规模很快就会大增，但核心还是这7名特工、一位州警和一名市局警探。组里还有一个成员是丹·科尔曼，他被外派到中情局的亚力克站，一直在辛辛苦苦地独力调查本·拉登的案子。
然而，奥尼尔上任的时候，I-49小组的大部分人都被抽去调查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坠毁事件 [9] 。空难发生于1996年7月，就在长岛海岸附近。数十名目击者报告说看到一道火光向上飞起，最后半空就发生了爆炸。看来，这似乎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怖主义活动。调查局调动起局内颇为可观的所有资源，以尽快查清此案。对霍巴塔爆炸案和环球航空800号空难的调查占用了局内可资利用的全部人力，但案件的水落石出仍然遥遥无期。
调查员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飞机失事是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当时他正在纽约接受审判）的追随者所为，他们为了报复在航班上放置了炸弹，或是将其击落。但经过3个月的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飞机发生了非常离奇的机械故障。空难的调查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公共关系问题：面对目击者活灵活现的证言，调查局不知该如何向满腹狐疑的公众解释自己得出的结论。灰心丧气的特工们继续在飞机的残骸中四处搜索；这些残骸被运到了长岛的一个机库，要一块块地重新拼凑起来。
奥尼尔得把他的小组弄回来。在国防部的协助下，他确定了环球航空800号航班发生爆炸时的高度，以及飞机与长岛海岸间的距离。他证明飞机当时已超出了“毒刺”导弹的射程——对于目击者看到的明显气流尾迹，导弹袭击是当时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奥尼尔提出，火光可能是因为从飞机上漏出的燃油烧了起来；他还说服中央情报局就这种可能性做了视频模拟，结果和目击者的描述惊人地相似。这一下，他总算可以调查本·拉登的情况了。
中央情报局中职位与奥尼尔对应的迈克尔·朔伊尔喜怒无常，亚力克站 [10] 是以他韩裔养子的名字命名的。调查局和中情局首次协力调查同一个项目，这样的合作关系是空前的，但也有些尴尬。在朔伊尔看来，联邦调查局只不过是想在亚力克站安插一个内线，以窃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但牢骚满腹的朔伊尔逐渐对丹·科尔曼——调查局派驻在他的领地的第一人——产生了敬意。科尔曼体重超标，衣衫不整，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头发从来就没服帖过。他就像是一只浑身长刺的豪猪，总爱和别人吵架（调查局的同事背后叫他“臭脾气圣诞老人”），但他身上没有调查局那副深为朔伊尔不齿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把科尔曼当作又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僚打发掉本来很容易，但他身上体现的智慧与正直，恰恰是朔伊尔最为敬重的品质。不过，即便友谊也无法弥和机构之间的根本冲突：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科尔曼的使命是搜集证据，并最终证明本·拉登犯下了罪行。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朔伊尔很早就认定，对付本·拉登的最好策略就是把他干掉。
虽然科尔曼尽职尽责地向调查局的上级汇报情况，对他所了解的情况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奥尼尔一个人。科尔曼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白宫迪克·克拉克的情况介绍会上。奥尼尔对奥萨玛·本·拉登这位沙特异见者非常着迷，但当时知道本·拉登是何方神圣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是在调查局。后来，在奥尼尔调到纽约之前的几个月，科尔曼讯问了从基地组织叛逃的贾迈勒·法德勒，他透露出有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还说到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野心。科尔曼在德国的一处安全屋花了几周时间盘问法德勒，了解到基地组织的结构及其领袖的性格特征，从而得出了结论：美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新威胁。但是，他的报告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感兴趣的只有几位公诉人，以及中情局和调查局的几个人——主要是朔伊尔和奥尼尔。
朔伊尔和奥尼尔是最有责任阻止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两个人，但他们却非常讨厌对方——这种情绪反映着两人代表的组织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美国情报机构对基地组织威胁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他们俩所体现的冷淡人际关系与机构间斗争的阻碍。科尔曼被夹在这两个固执、暴躁而又极富才干的人中间，他们总是为了一个问题——本·拉登——和对方争执不休，而双方的组织对这个问题都不感兴趣。
在亚力克站分给他的隔间里，丹·科尔曼继续追查着讯问法德勒时得到的线索。他仔细检查了从电话录音中抄录下来的文字，这几部被窃听的电话与本·拉登在喀土穆的生意往来有关。有一个常接到电话的号码是瓦迪赫·哈吉的，他在肯尼亚内罗毕，是本·拉登的前任秘书。哈吉的大部分通话都是从阿拉伯语翻译出来的，但还有一些说的是英语，特别是在哈吉和他的美国妻子通话的时候。他常会笨拙地用密语说话，但他的妻子好像总也听不懂。
“送10张绿纸头过来，好吧？”哈吉在一次通话中说。
“10张红纸头？”她问道。
“绿的。”
“你是说钞票啊，”她明白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含讥带讽地回答。 [11]
科尔曼对哈吉产生了兴趣。此人的谍报技术虽说不怎么样，但似乎还算是个慈爱的父亲、体贴的丈夫。出门在外时他都会给孩子们打电话，还叮嘱妻子别让他们总看电视。表面上他开设着一个名为“帮助非洲人”的慈善机构，同时靠经销宝石维持生计。
中央情报局认为可以把哈吉发展为己方的情报人员。研究过通话记录的科尔曼虽然觉得哈吉不太可能转变立场，但他还是同意去一趟肯尼亚，至少在那儿有可能找到一些证据，证实法德勒描述的这个基地组织确有其事。
1997年8月，科尔曼和两名中情局特工带着搜查令来到哈吉在内罗毕的家，陪同他们的还有一名手持AK-47步枪、颇为紧张的肯尼亚警察。哈吉的屋子前面竖着一堵煤渣砖砌成的高墙，墙头插着碎玻璃，还有拴在绳子上的看家狗——一只骨瘦如柴的德国牧羊犬。哈吉的美国妻子阿普丽尔·布赖特斯凯·蕾和6个孩子 [12] 都在家里，还有阿普丽尔的母亲玛丽昂·布朗。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母女俩都披着盖头。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研究过这家人之后，见到他们本人时的感觉有点奇怪。科尔曼认为这母女俩属于犯罪团伙妻子的那一类，大概知道家里的男人在从事不法活动，但从法律上说她们自己并未卷入其中 [13] 。阿普丽尔是个胖女人，一张圆圆的脸显得很和气。她说她丈夫出国做生意去了（实际上，他那时在阿富汗和本·拉登谈话），但他当天晚上就能回来。科尔曼给她看了自己带来的搜查令，说这是要搜寻被盗的文件。
屋子里污秽不堪，到处都是苍蝇。有一个孩子正发着高烧。中情局的人和阿普丽尔在另一间屋子里谈话的时候，玛丽昂·布朗则紧紧盯着科尔曼，看着他搜查家里的抽屉和壁橱。
“想不想来点咖啡？”布朗问道。
科尔曼瞟了一眼厨房，谢绝了。
“不喝就对了。说不定我会毒死你，” [14] 她说。
房间里到处堆着文件和记事本，还有时隔8年之久的煤气收据，以及一大堆银行家、律师、旅行代办人和除虫公司的名片。在卧室壁橱的顶层，科尔曼找到了一台苹果PowerBook笔记本电脑。
那天晚些时候，瓦迪赫·哈吉回到家中。他身材瘦削，留着大胡子，右胳膊已经萎缩。哈吉生在黎巴嫩，但借助妻子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对于招募一事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特工们见面时哈吉带来了许多宗教传单，整晚上都在劝科尔曼和中情局特工改信伊斯兰教。
不过，在内罗毕的那个晚上，中情局的一个人设法从PowerBook笔记本的硬盘上修复了几个被删除的文件，这些文件证实贾迈勒·法德勒所说的基地组织的确存在，也证实了该组织怀有恐怖主义目的。然而，针对本·拉登的犯罪证据还是不够集中。
通过检查文件，科尔曼和中情局的人摸清了哈吉出行的情况。他曾在东欧为本·拉登购买枪支，而且似乎经常往坦桑尼亚跑。基地组织肯定是有所企图，但他们仍不清楚这企图究竟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个行动显然级别不高，而内罗毕的安全屋一经暴露，行动无疑也就中止了。
* * *
[1] 对约翰·利普卡、戴尔·沃森、杰克·克卢南和利雅得匿名官员的采访；弗里，《我的联邦调查局生涯：击垮黑手党、调查比尔·克林顿，进行反恐战争》，第11页起。肯尼思·M·波拉克在个人通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伊朗人是霍巴塔袭击的幕后主谋，沙特方面对此完全赞同。我从未从他们那里听说任何关于基地组织应对袭击事件负责的看法。不过，由于他们已开始与德黑兰恢复关系——特别是穆罕默德·哈塔米在伊朗当选之后——我们能强烈感到沙特方面不希望我们得出这个明确的结论，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想对伊朗人发起报复性袭击，或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这么做。”理查德·A·克拉克和史蒂文·西蒙在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9·11”调查委员会却认为霍巴塔爆炸案与基地组织可能存在关联，称有“确凿但间接的证据”表明该组织“确实起到了某种我们尚不了解的作用。”道格拉斯·耶赫尔，“没有发现沙特向基地组织支付金钱的证据”，《纽约时报》，2004年6月19日。但这一证据并未公之于众。据迈克尔·朔伊尔说，这个关联是根据中央情报局作出并转交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而确立的。
[2]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弗里在个人通信中否认了此事。不过，奥尼尔和许多人说过这个故事。
[3] 对匿名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采访。
[4] 对里哈布·马苏德的采访。
[5] 对约翰·利普卡的采访。
[6] 对R·P·埃迪的采访。
[7] 反恐怖主义联合行动组（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分布在美国各地，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执法机构共同组成，主要任务是查明并摧毁恐怖主义团伙，防止其发动恐怖袭击。——译者
[8] 德博拉的昵称。——译者
[9] 对理查德·A·克拉克、汤姆·科里根和汤姆·朗的采访。
[10] 对丹尼尔·科尔曼和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11] 展示的证据，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12] 保释听证，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13]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14]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