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尔毛拉派一个代表团去托拉博拉向本·拉登致意，并打探关于此人的更多情况。本·拉登的战争宣言及其在国际媒体掀起的风暴让塔利班大为震惊，也使得他们产生了分歧。有些塔利班指出，他们根本就没有邀请本·拉登来阿富汗，也没有义务来保护这个危及塔利班与别国关系的人。塔利班当时与美国并未发生冲突，而美国名义上还对塔利班在阿富汗起到的稳定作用表示赞许。此外，本·拉登对沙特王室的抨击直接破坏了奥马尔毛拉对图尔基王子的承诺——管住这位客人。
另一方面，塔利班也希望本·拉登能帮助阿富汗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提供工作机会，使僵死的经济得以复苏。塔利班奉承本·拉登，说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先知逃往麦地那时的支持者 [1] 。他们强调，只要他不再抨击支持塔利班的沙特阿拉伯，不再与媒体接触，塔利班就很欢迎他留在这里，并会为他提供保护。作为回报，本·拉登无条件地认可了塔利班的统治 [2] 。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1997年3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被车送进贾拉拉巴德北部寒冷的群山，来到一间衬着毯子的小土房，他们要在这里和奥萨玛·本·拉登见面 [3] 。来到阿富汗之后，这个流亡的沙特人已经和在伦敦发行的《独立报》和《阿拉伯圣城报》的记者通过话，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新闻制作人彼得·伯根发现本·拉登好像病了。他进屋时拄着拐杖，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在轻声咳嗽。
直到那时，除了在战场上，本·拉登很可能都没有杀过一个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亚丁、索马里、利雅得和宰赫兰的恐怖袭击也许曾受到他言辞的激励，但人们始终不能证明他指挥了实施行动的恐怖分子。虽然拉米兹·优素福曾在基地组织的一个营地受训，本·拉登与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案却没有关联。本·拉登对驻伦敦的巴勒斯坦编辑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说，1993年美军在摩加迪沙遭到伏击、1995年利雅得国民卫队培训中心的炸弹袭击和1996年霍巴塔的炸弹爆炸事件都是基地组织所为，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他的说法。毫无疑问，本·拉登身边围满了像扎瓦希里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而他也支持他们在埃及的行动。按照中情局当时对他的描述，本·拉登是恐怖分子的资助者，而且是个没多少钱的资助者。然而，向美国宣战却成了对本·拉登及其事业的眩目广告——对于一个如此时乖运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当然，本·拉登的塔利班主人不允许他这样大造声势；不过，本·拉登一旦抓住了整个世界的注意力，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松手。
CNN记者彼得·阿内特首先请本·拉登提出他对沙特王室的批评意见。本·拉登说，王室对美国俯首帖耳，“按照沙里亚律法的规定，这样的政权应该被驱逐出宗教群体。”换言之，本·拉登对沙特王室宣布了“塔克费尔”（开除出教）的命令，称他们不应再被视为穆斯林，因而也就成了可杀之人。
阿内特接着问道，如果伊斯兰激进运动在沙特阿拉伯掌握政权，他打算创造怎样的一个社会。本·拉登的确切回答是：“我们相信，在真主的允可下——赞誉与荣耀归主——穆斯林将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而真主的宗教——赞誉与荣耀归主——将在整个半岛盛行。我们将怀着极大的自豪与希望，恢复穆罕默德先知——愿他安息——曾受的神启，并以它作为裁定一切的标准。从前我们曾追随穆罕默德——愿他安息——的启示，并且获得了极大的幸福与尊严，功劳与赞誉都归于真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充满宗教辞藻的回答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现实的政治计划，除了施行沙里亚律法；而沙特阿拉伯无疑已经在实施这一律法。本·拉登所说的幸福与尊严处于历史的反面，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背道而驰。伊斯兰激进运动对于治理民众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这在塔利班的统治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证明。净化是他们的目标；一旦纯洁成为至高无上的要求，离恐怖也就不远了。
本·拉登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列为他宣战的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美军在阿拉伯世界的驻留。他补充说，美国的平民也必须离开伊斯兰圣地，因为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阿内特在最发人深省的一轮对话中问道，如果美国答应本·拉登让他们离开阿拉伯的要求，他会不会停止圣战。“致使我们作出这种反应的，是美国针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政策，而不仅仅是其针对阿拉伯半岛的政策，”本·拉登说。因此，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停止针对穆斯林的任何形式的干涉活动。本·拉登说话时俨然已是伊斯兰帝国的代表，一位即将就任的哈里发。“今天的美国制定了一种双重标准，任何反抗其不公行为的人都会被它称为恐怖分子，”他抱怨说。“美国想要占领我们的国家，窃取我们的资源，通过代理人来强行统治我们……而且还指望我们赞成这一切。如果我们拒绝服从，美国就会说，‘你们是恐怖分子。’”
这次奥马尔毛拉派了一架直升机去贾拉拉巴德，把本·拉登接到坎大哈与他见面 [4] 。本·拉登究竟是塔利班的盟友还是敌人，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奥马尔都不能再把本·拉登留在贾拉拉巴德；那地方远在阿富汗国土的另一端，处于塔利班控制范围的边缘。他们必须控制住这个多嘴多舌的沙特人，否则就只能把他驱逐出境。
两人在坎大哈机场见面。奥马尔告诉本·拉登，塔利班情报机构声称他们发现有一帮部族雇佣兵密谋要绑架他 [5] 。无论消息是真是假，奥马尔毛拉总归找到了借口——他趁机命令本·拉登把手下撤出贾拉拉巴德，搬到坎大哈来；在这里塔利班可以盯着他。奥马尔亲自向本·拉登承诺会保护其安全，但他说那些新闻采访必须停止。本·拉登说他已决定停止自己的媒体宣传活动。
三天之后，本·拉登的全部家人与支持者乘飞机来到坎大哈，他自己则乘车跟在后面。他的整个运动又来了一次大迁移；又有一批灰心丧气的追随者离他而去。奥马尔给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两个选择：要么住在一栋为电器公司工人修建的宿舍楼里，楼内必需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要么就是一座名叫塔尔纳克农场的废弃农庄，那里的生活设施一概没有，连自来水都不通。本·拉登选择了破败不堪的农场。“我们想生活得简单一些，” [6] 他说。
农庄10英尺高的围墙之内有80来座用土坯或混凝土建造的房屋，包括宿舍、一座小清真寺、仓库，还有一栋摇摇欲坠的6层办公楼 [7] 。本·拉登的三位妻子全挤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据本·拉登的一名保镖说，她们生活得“非常和睦。” [8] 在农庄的墙外，塔利班派驻了两辆苏制T-55坦克 [9] 。
和往常一样，本·拉登从生活的匮乏中汲取着力量，而且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如此恶劣的环境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一个名叫阿布·占达勒的也门圣战者向领导抱怨，说男人们几乎没东西可吃，本·拉登答道：“占达勒，我的孩子，我们的境况还没有当年先知的同伴那么糟。他们那时用石头抵住自己的肚子，然后把它们紧紧绑在身上。安拉的使者自己还绑了两块石头呢！”
“那些人的信仰很坚定，真主是想考验他们，”阿布·占达勒反驳说。“而我们却是犯了罪的人，真主才不会考验我们呢。”
本·拉登笑了起来。
每天的伙食常常只有陈面包和井水。本·拉登会拿起硬撅撅的面包往水里一蘸，然后说：“赞美真主！我们能吃到食物，可还有上百万人连这点东西都吃不上。” [10] 他们几乎没钱购买供应品。有一个阿拉伯人因有急事要去外国，就找到本·拉登问他要旅费；本·拉登进了屋子，搜集起所有能找到的现钞，最后拿着大约100美元走出来。阿布·占达勒意识到本·拉登已经掏空了自己的金库，就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把那笔钱留下一点来给我们？留在这里的人，比离开的人更有资格得到钱。”本·拉登回答说：“不要担心。我们的生计自然会有着落。”但是这之后接连5天，除了本·拉登房子周围长的青石榴，农场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一天三顿，我们都就着生石榴吃面包，”阿布·占达勒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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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6年离开苏丹之后，扎瓦希里就成了个幽灵一般的人物。追踪他的埃及情报人员跟到了瑞士 [11] 和萨拉热窝。据说他在保加利亚寻求政治避难 [12] ，但埃及报纸又说他在靠近法国边境的一所瑞士别墅里享受着豪华的生活，他的一个秘密账户里存着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扎瓦希里名义上还是圣战组织报纸《圣战者》的编辑，该报的办事处设在哥本哈根 [13] 。瑞士与丹麦两国的情报部门都不知道扎瓦希里那段时间是不是真在自己的国家呆过。扎瓦希里使用的一本假护照显示他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地 [14] 。据称他曾到荷兰商讨开辟卫星电视频道的事宜 [15] 。他说自己得到了阿拉伯富豪的支持，他们希望在卡塔尔新近开播的半岛电视台之外，提供一种可供人们选择的宗教激进主义节目。按照扎瓦希里的方案，这个频道将每天向欧洲和中东地区播放10个小时，只使用男性播音员；不过，他的方案后来再也没有了下文。
扎瓦希里还去了车臣地区，他希望在那里建立圣战组织的新基地。“那里的条件好极了，” [16] 他在给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1996年年初，俄罗斯人在与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叛乱地区实现停火之后，逐渐撤出了车臣一带。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而言，车臣提供了一个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机会，他们可以从这里把圣战推向整个中亚地区。“如果车臣和其他高加索地区的圣战者抵达富含石油的里海沿岸，将他们与阿富汗分隔开来的惟一障碍就是中立国土库曼斯坦，”扎瓦希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将在俄罗斯南部形成一条伊斯兰圣战带；它将在巴基斯坦东部连接起来，克什米尔圣战者的活动已经蔓延到这一地区。” [17] 这样一来，哈里发帝国将逐渐重现。他所要创造的世界似乎唾手可得。
1996年12月1日凌晨4点，扎瓦希里乘一辆小面包车进入俄罗斯境内。车上还有他的两位亲密助手马哈茂德·希沙姆·欣纳维和艾哈迈德·萨拉马·马布鲁克，后者是圣战组织阿塞拜疆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由于没有签证，一行人在关卡遭到拘留后被送往联邦安全服务部，并被控非法入境。扎瓦希里带着4本不同国家签发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也各不相同 [18] 。俄罗斯人始终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他们搜出了6400美元现金；其他一些伪造的文件，包括开罗大学医学院“阿明先生”的毕业证书；几本医学教科书；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传真机和卫星电话。审判的时候，扎瓦希里假充是苏丹商人。他声称他不知道自己当时是非法越境，还说他来到俄罗斯是想“了解皮革、药物等商品的价格。”法官判处扎瓦希里和他的同伴6个月监禁。审判结束时，他们的刑期差不多也已经服完；几周之后，他们就被带到阿塞拜疆边境打发走了。“真主让他们对我们的身份视而不见，” [19] 扎瓦希里向支持者描述这次旅途的时候吹嘘说。这些支持者一直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都很不满。
这次丢人的经历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扎瓦希里组织里叛逃的人越来越多，又没有真正的收入来源，他除了与坎大哈的本·拉登联手之外别无选择。他们两人都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好处。与苏丹的兴盛时期相比，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都已大不如前。不过，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劝说塔利班将霍斯特等地的基地组织营地重新交由本·拉登控制，以训练到克什米尔一带作战的民兵。靠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补贴的开支 [20] ，训练营地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本·拉登还能向几个自反苏圣战以来就一直支持他的人求助。因此基地组织还算有一点收入，足以让本·拉登购买高级汽车送给奥马尔毛拉和他手下的高级指挥官 [21] ，从而使自己更受欢迎。尽管基地组织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严峻，扎瓦希里还是认为有了本·拉登对自己会更加有利。
许多埃及人在阿富汗重新会合起来，其中就有阿布·哈夫斯。阿布·乌贝达淹死之后，他被任命为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基地组织只能提供每月100美元的津贴 [22] ，是苏丹时的一半。伊斯兰组织的领袖来到了阿富汗，还有其他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起初，他们和基地组织的家庭一起呆在贾拉拉巴德的山洞里——共有250人左右 [23] ——大部分人后来又跟随本·拉登搬到坎大哈。这里的情形让他们大惊失色：肮脏的环境、粗劣的食物、不洁的饮水，更糟糕的是没有生活设施。肝炎和疟疾大肆流行。“这地方比坟墓还差劲，” [24] 一个埃及人在家信中说。终于，他们的领袖扎瓦希里也来到了这里。
由于阿富汗已经没有了学校教育，孩子们整天都在一起玩耍。扎瓦希里的一位著名支持者有个性情固执的女儿名叫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是加拿大公民。全家离开白沙瓦的时候扎纳卜很难过；她那时18岁，一家人已经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生活了15年。阿富汗就在那道挡住落日的陡峭山崖对面，但这个国家似乎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虽然扎纳卜那时已经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甚至戴上了手套，脸上也披着盖头，她还是很讨厌阿富汗女人不得不穿的“布尔卡”（burka）包头长袍。父母向扎纳卜保证她在这个国家会很开心，这里施行的是真正的伊斯兰信仰；虽然和她一起长大的学校伙伴不在身边，她很快就能找到新的朋友。扎纳卜闷闷不乐地宣布她不想交任何朋友。
两天之后，母亲说他们要去见本·拉登一家人。“我谁 都不要见！”她抗议说。
“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去白沙瓦了，”她的父亲不耐烦地说。
后来，本·拉登的几个女儿成了扎纳卜最亲密的朋友。长女法蒂玛1997年时14岁，是乌姆·阿卜杜拉的女儿；13岁的赫蒂彻是乌姆·哈立德的女儿。（“法蒂玛”是先知穆罕默德一个女儿的名字，而“赫蒂彻”则是他第一位妻子的名字。）扎纳卜和本·拉登的女儿们年龄差着好几岁，不过她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她们生活的圈子实在是太小。
本·拉登的三位妻子带着孩子，分别住在农场自家的房子里。基地组织成员的孩子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想让他们保持最起码的整洁往往都是白费力气。扎纳卜发现，本·拉登几房妻子的家都很干净，而且截然不同。乌姆·阿卜杜拉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为人风趣、心肠又好；她特别喜欢装饰屋子。虽说另两位妻子的家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乌姆·阿卜杜拉的家还很漂亮。屋子里摆着花，墙上有招贴画，还能看到给小小孩玩的涂色书。扎纳卜注意到，她家里的不少清扫活儿都得女儿法蒂玛来干，因为这位母亲“生来就不是干活的”。
法蒂玛是个很有趣的孩子，不过反应有点慢。她私下对扎纳卜说自己绝对不要嫁给父亲身边的任何一个男人，因为“我父亲将会被全世界通缉”。
“他犯的罪就是让你结婚 [25] ，法蒂玛，”扎纳卜说。
“得了吧你。”
扎纳卜不是在开玩笑。在这些女孩生活的世界里，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联盟。扎纳卜觉得，法蒂玛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当然，法蒂玛也无法决定自己会嫁给谁；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本·拉登的追随者之一——将在4年之后组织撤出坎大哈时丧生。）
乌姆·哈立德的家则大不一样——这里的生活更为宁静，也更有条理。和乌姆·阿卜杜拉不同，乌姆·哈立德试图自己来教育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农场里为阿拉伯男孩设立了一所私立学校，但女孩子们都在家里学习。身为阿拉伯语语法学博士的乌姆·哈立德帮助扎纳卜学习这门课程，还经常和女孩子们一起做饭。本·拉登教女儿们数学和科学，每天都会抽点时间和她们呆在一起。有时他还会搞测验，看她们有没有跟上进度。
乌姆·哈立德的大女儿赫蒂彻喜欢学历史和生物。在扎纳卜看来这几个孩子接受的教育都不怎么样，不过她认为赫蒂彻“非常、非常的聪明”。
乌姆·哈姆扎只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但照扎纳卜看，与其他两位妻子相比，“乌姆·哈姆扎最棒。”她也是最年长的一位妻子，比丈夫大7岁。她视力不好，体质虚弱，患有习惯性流产。作为一位出身既富且贵的沙特女性，她身上自然流露出一种庄严之感，但她对本·拉登的事业也非常投入。本·拉登向乌姆·哈姆扎求婚时，他的家人感觉大受冒犯，因为这是本·拉登第二次结婚。但她同意了；她想嫁给一位真正的圣战者。乌姆·哈姆扎在基地组织的社区中很有人缘。其他的女人觉得可以向她倾诉，而与她交谈的时候，她们感觉自己的问题对她来说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周围的一切都有可能崩溃，因此会情绪低落，”扎纳卜说。“她能让大家坚持下去。”
本·拉登也很依赖她。虽然他试图按照《古兰经》的训谕，对几位妻子平等相待，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最爱的是乌姆·哈姆扎。她并不美丽，但通情达理，信仰虔诚。她的家永远是最干净整齐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箱子，她所有的衣服都装在里面。她会在门背后挂上一件干净的沙尔瓦克米兹（最常见的阿富汗长袍），等着给本·拉登换上。浴室的小架子上放着一瓶她自己用的香水，还有一瓶则是丈夫的。
他们的亲密关系让乌姆·阿卜杜拉嫉妒得要命。虽然乌姆·阿卜杜拉在几位妻子中排行老大，还为本·拉登生了11个孩子，她也是妻子中年纪最小、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个。美貌是她惟一的优势，她也下了很大功夫来保持自己的吸引力。每当组织里有别的女人出门，尤其是去西方国家，乌姆·阿卜杜拉都会给她们开一张列有名牌化妆品和内衣的购物单，她最中意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买的美国牌子。本·拉登的几位妻子都住在农场的同一个内院之中，乌姆·阿卜杜拉会穿上运动服，在院子里绕圈跑步，以保持体形。“她总和奥萨玛吵架，”她的朋友玛哈·埃尔撒姆纳回忆说。“我常常告诉她，这个男人可能一眨眼就会被从你身边夺走。你应该好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不要每次他一来，就把他搞得那么痛苦。”
女孩们有时会彼此搞一些孩子气的恶作剧。有一次法蒂玛不想让扎纳卜回家，就哄她妹妹伊曼把扎纳卜的鞋子和盖头藏起来，一直拖到实施宵禁的时间；这样一来，扎纳卜只好整晚呆在她们家。
本·拉登的孩子并不像社区的其他人那样，把他视为一位极为虔诚、决不妥协的人物。有一回法蒂玛想借几盘磁带，扎纳卜告诉她：“我可以把磁带给你，但有一个条件。可别让你爸听到这些东西。有些人对教规守得太严了。”
“我爸又不会把这些磁带砸掉，”法蒂玛抗议说。“他其实没那么厉害。他只不过是在手下面前装出那副样子罢了。”
“他真的会听歌？”扎纳卜惊讶地问道。
“是啊，他又不反对。”
生性爱马的本·拉登在乌姆·哈立德家里收藏了许多相关书籍，甚至保留着彩印书和印有马儿图片的日历；不过，社区里的其他家庭都不得在墙上挂图画。扎纳卜的结论是：“这位谢赫挺不拘小节。”
本·拉登年纪略长的儿子们常和父亲呆在附近的托拉博拉。在这些十几岁的男孩的身上，奇怪而又不稳定地混合着两种特点：一是无聊，二是极度危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们有机会上学，但他们在学校除了整天背《古兰经》之外几乎就无事可做。本·拉登允许年纪稍小的几个儿子玩任天堂游戏机 [26] ，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方式。男孩们都很野，为了摆脱单调的生活往往会干出不计后果的事来。扎纳卜有个弟弟叫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本·拉登的一个儿子正好同名，两个人成了朋友。在整座农庄里，只有他们俩的父亲才有能力给孩子买马骑。有时他们不骑马，而是挑动两人的马打架。阿卜杜勒·拉赫曼·本·拉登的马是一匹性子很烈的阿拉伯马，不过后来差点被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买的一匹更为强壮的马弄死。本·拉登的儿子往枪膛里压了一枚子弹，用枪指着哈德尔，说如果他不把自己的马拉开就要把他打死。谋杀与暴力始终在酝酿之中。
到了下午，男孩们常打排球，奥萨玛有时也会上场。他的健康状况显得非常好。有一次他从塔利班手里买了一匹马，据称是他们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那里夺来的。那是一匹金色的高头大马，有三条小腿是白色。始终没人能驾驭它，后来本·拉登跃上马背，骑着它跑远了。25分钟之后他骑着马回到农庄，马儿已对他俯首帖耳。
这里的男人们让整个世界如此畏惧而鄙视，但他们在自己家里时似乎却没有那么可怕；他们会和孩子们打打闹闹，还辅导他们做功课。扎纳卜记得，有一次她们一家去了扎瓦希里在坎大哈的家，这位父亲拿着冲锋枪走进了家门。扎瓦希里正要上楼梯，扎纳卜10岁的弟弟抱住了他的腿，缠着他要枪玩。“阿卜杜勒·卡里姆，等我们进了房间再说嘛！”扎瓦希里说。小男孩就是不放手；他求个不停，还要去够枪。扎瓦希里终于绷不住了，就把武器给孩子看了个够。在扎纳卜和其他人眼中，这是个很温情的时刻。“而这样的一个人，却被他们说得简直像恶魔一样！”她叹道。
扎瓦希里的4个女儿聪明、率直、相貌美丽，尤其是纳比拉。长到12岁的时候，她在社区里为儿子物色媳妇的母亲眼中已是备受关注的对象。扎瓦希里惟一的儿子穆罕默德长得也很漂亮，是几个姐姐的宠儿。但长大之后，他更多的时间都要和男人们和同学相处。对于这样一个身体纤弱、彬彬有礼的男孩来说，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他老是遭到挑逗、被人欺负。他宁可呆在家里帮母亲做事。
扎瓦希里的女儿们常常聚在一起嬉戏，或是锻炼身体。她们的母亲阿扎喜欢办小规模的聚会，不过可以待客的东西实在太少——有时只是面条和西红柿 [27] 。扎瓦希里的二女儿乌梅玛订婚的时候，扎纳卜去了她们家。从早饭到中饭，再从中饭到晚餐，女孩子们一直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那天晚上到了深夜她们还在唱歌，闹腾得要命，连艾曼医生敲门让她们安静一点都没听见。“我在想，这个人让全世界胆战心惊，但他甚至都没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觉得他是个脾气温和的好人。”
扎瓦希里的妻子为人端庄，不过她还是坚持在生活中保留一份讲究。阿扎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的，她比较喜欢古典的款式。她弄来一些伊朗的衣服样子，还自学了一点波斯语，好看懂上面的说明。她还靠缝制睡衣来攒钱，常会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亟需用钱的事业。她和女儿们用糖纸做成花束挂在墙上，还拿石头在她们家寒碜的土房前面摆出漂亮的图案。
1997年，阿扎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在上次生孩子将近10年之后，她又怀孕了。婴儿出生在冬天，体重严重不足。艾曼医生一看到自己的第5个女儿，马上就意识到这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 [28] 。阿扎本来就肩负着在艰难环境中照顾一大家人的重任，但她仍然接受了这个新的负担。他们给孩子取名艾莎。家里的每个人都爱护她，但只有阿扎一人才能照顾到她所有的要求。
回顾自己与本·拉登和扎瓦希里两家孩子的友谊，扎纳卜说这两家人“经历过起起落落，但他们都是很正常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也挺正常的。”
1997年7月，扎瓦希里回到阿富汗两个月之后，埃及局势发生了可能危及他整个运动的变化，这让他愤怒异常。伊斯兰律师蒙塔赛尔·扎耶特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和埃及政府之间促成了一项协议。这项被称为“非暴力倡议”的协议起源于一所监狱之中，16年前扎耶特和扎瓦希里就曾被囚禁那里 [29] 。由于2万名伊斯兰激进分子被埃及逮捕，还有数千人被安全部队杀害 [30] ，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已陷于瘫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领袖清楚地认识到，除非他们正式放弃暴力，否则就无法再见天日。
倡议宣布后，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在美国监狱的囚室里附议表示赞同。埃及政府虽然不承认达成过什么交易，还是于第二年释放了2000名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 [31] 。扎瓦希里圣战组织的许多资深成员也加入了这项与政权和解的运动。
起初，只有扎瓦希里一个人对此事独持异议。“用政治语言来说，这个倡议就等于投降，” [32] 他极为愤怒。“哪一场战争之中的战士，会被迫结束自己的战斗与煽动，束手就擒，还要交出自己的手下和武器——却得不到任何回报？”针对此事，扎瓦希里和其他伊斯兰激进分子向伦敦发行的一家阿拉伯语报纸的编辑发去连珠炮一般的信件，后来这些信被人们称为“传真之战”。扎瓦希里说，他理解狱中领袖们遭受的磨难，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运动停下来，当初又何必开始？”
扎瓦希里的立场使埃及伊斯兰激进分子产生了分歧：留在埃及国内的人希望和平，流亡国外者则反对和解。扎瓦希里召来了两位支持者——新任伊斯兰激进组织反对派埃米尔的穆斯塔法·哈姆扎，以及该组织的军事指挥里法伊·艾哈迈德·塔哈，他们两人都在阿富汗。（盲人谢赫附和此项倡议时，也许是将其视为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33] ，他希望美国人能放自己出狱。后来他看到出狱显然没有可能，就收回了对倡议的支持。）埃及流亡者决定通过一次扭转局面的袭击行动，来为继续使用暴力的做法正名。
原定的袭击目标可能是一场歌剧演出。1997年10月，尼罗河西岸靠近卢克索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 [34] 陵庙前上演了威尔第讲述古埃及故事的歌剧《阿伊达》。壮观的陵庙遗迹是新埃及王国最伟大的古迹之一。总统夫人苏珊·穆巴拉克主持了歌剧的开场庆典。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策略是袭击埃及经济的命脉与对外交流的主要来源——旅游业，以刺激政府作出更压迫民众、更不得人心的反应。圣战组织一向很鄙视这种做法，认为它会适得其反。但这次歌剧演出将有许多重要人物和政府官员参加，包括总统本人在内，因此它也为实现圣战组织除掉政府首脑的目标提供了机会。不过，庆典时在场的3000名埃及安全部队官兵，却使得他们未能发动起初策划的袭击 [35] 。
1997年11月17日，壮丽的陵庙遗迹和往常一样守望着南方琥珀色的沙漠，35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如此——比起耶稣、穆罕默德，甚至是几个一神宗教的创始人亚伯拉罕 [36] ，它的历史都要早得多。夏日的酷热已经消退，这标志着旅游旺季的开始；数百名游客徜徉在陵庙之中，有的结队跟着埃及导游，还有一些人在拍照，或是在售货亭前买东西。
早晨将近9点的时候，6名身着黑色警察制服、手提塑料包的年轻男子进入了陵庙的建筑。其中一人开枪打死一名保安，然后他们全都绑上了红色的头带 [37] ，表明自己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成员。两名袭击者守在大门口准备与警察交火，但警察始终都没来。其他几人则在陵庙阶梯状的院子里来回搜索，先开枪打腿把游客们撂倒在地，然后再有条不紊地走上前对准头部射击，结果他们的性命。他们停下来，用宰牲口的刀肢解了几具尸体。一位年长的日本男子被他们挖掉了内脏。后来人们发现他体内塞着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不许游客来埃及。” [38] 小册子的署名是“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破坏与毁灭分队——伊斯兰激进组织。”
被困在陵庙中、缩身石灰岩柱廊之后的游客想躲起来，但他们无路可逃。陵庙成了一个绝好的陷阱。在受害者的惨叫声中，伴随着袭击者重新装弹时“真主至大”的高喊。屠杀持续了45分钟，地面上血流成河。死者中有一个5岁的英国孩子，还有4对正在度蜜月的日本夫妇。陵庙装饰精美的墙壁，溅上了脑浆和碎发。
任务完成之后袭击者劫持了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再找些游客来杀，但他们终于碰到了警方的检查点。一名袭击者在随后发生的枪战之中受了伤。伤者的同伴将其杀死，然后逃入山中；许多导游和村民骑着小轮摩托或驴子紧紧追赶，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铲子和石头。
后来，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袭击者排成一圈的尸体。埃及新闻界猜测他们是被愤怒的村民们打死的，但看起来他们是按照某种仪式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其中一人的口袋里装着张纸条，上面说他因为没有尽早实施这次行动而深感遗憾。
不包括袭击者在内，共有58名游客和4名埃及人被杀。这是现代埃及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怖行动。大部分受害者是瑞士人（35人）；其他死者则来自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保加利亚和哥伦比亚 [39] 。此外，还有17名游客和9名埃及人受伤。一名瑞士女子眼睁睁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被割掉了脑袋。
第二天，伊斯兰激进组织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里法伊·塔哈说，按计划袭击者本应该绑架人质，迫使政府释放狱中的伊斯兰领袖 [40] ，但有条不紊的屠杀过程表明这显然是个谎言。杀人凶手的死亡则反映出了扎瓦希里的影响；在此之前，伊斯兰激进组织从未进行过自杀式行动。瑞士联邦警察后来查明，本·拉登资助了这次袭击事件 [41] 。
埃及举国震惊。深感憎恶和耻辱的民众彻底走向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对立面。而这个组织突然又表示收回先前的说法，并指责起常见的几个替罪羊来。盲人谢赫在监狱里怪罪以色列人，称这次屠杀出于摩萨德 [42] 之手。扎瓦希里则指责埃及警方，说杀人者其实是警察，不过他还说受害者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来到了埃及。“埃及人民认为，外国游客呆在这里是对穆斯林和埃及的侵犯，”他说。“年轻人都在说，这儿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供人嬉闹消遣的地方，特别是你们这些外国人。” [43]
卢克索成了埃及反恐怖主义运动的转折点。无论阿富汗的策略家们认为这雷霆一击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事件的后果却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并没有伤及敌手。他们的支持消失无踪；而在失去了民众的认可之后，他们再也找不到藏身之处。在卢克索事件之前的5年中，埃及的暴力恐怖组织杀害了1200多人，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而在卢克索之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就完全停止了。“我们还以为这些人此后就销声匿迹了，” [44] 一位开罗人权工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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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身处与世隔绝的坎大哈，圣战者的领导人——特别是埃及人——认识不到他们这次失败的本质。他们的思维被封闭在自己所创造的逻辑之中。他们谈话的主要对象就是彼此；为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从《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之中挑出特定的文字，让人们觉得他们肩负着上天注定的使命。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遭受暴力摧残的国家，因此卢克索的恐怖事件也不会显得多么非同一般；实际上，在塔利班革命的激励下，他们还想变得更为血腥、更不妥协。然而，卢克索事件发生之后，圣战者领导人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反思。他们分析了自己的困境，并制定了一个让伊斯兰取得胜利、与不信真主者进行最后决战的策略。
他们分析中的主要观点是：不合法的领导给伊斯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45] 。圣战者接着又自问，这种局面是由谁造成的 [46] ？他们说，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教联盟。随着1916年英法两国瓜分阿拉伯土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第二年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贝尔福宣言》，这个联盟就产生了。不久之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伊斯兰的哈里发帝国也随之消亡。这一切都被视为基督教-犹太教联盟为扼杀伊斯兰教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他们利用的工具则是联合国、屈从的阿拉伯统治者、跨国公司、卫星频道以及国际救援机构。
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前也曾兴起过，但都由于不够团结和缺乏明确计划而失败了。1998年1月，扎瓦希里开始起草一份将聚集在阿富汗的所有圣战者团体团结到同一旗帜下的正式宣言 [47] 。这一宣言将使运动的目标从地区性冲突，转向针对美国的全球伊斯兰圣战。
与本·拉登两年之前的战争宣言相比，这份宣言措辞慎重，简明扼要。扎瓦希里申诉了美国的三大罪状。第一，海湾战争结束已有7年，但美军还驻留在沙特。“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对占领的问题存在争议，那么如今阿拉伯半岛的所有人民都已认清这一事实，”他评论道。第二，据他说美国已造成100多万平民死亡，这证明美国企图摧毁伊拉克。第三，美国打算通过残害阿拉伯国家来扶持以色列，因为削弱与分裂阿拉伯国家是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惟一保证。
所有这一切就等于是“针对真主、主的使者和穆斯林的战争”。因此，圣战者联盟的成员发布了圣令，“裁定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不论军人还是平民——是每一位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只要有可能，他们应在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这种行动。”
2月23日，伦敦发行的《阿拉伯圣城报》刊载了这篇圣令，新联盟在其中自称“伊斯兰反犹太和十字军国际阵线”。圣令的签署者有本·拉登（以个人名义）；圣战组织的领导人扎瓦希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领导人里法伊·塔哈；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秘书米雷·哈姆扎谢赫；还有孟加拉圣战运动的领导人法兹勒·拉赫曼。签名中没有用到基地组织的名字。这个组织的存在仍然是一个严格的秘密。
在阿富汗境外，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看到这一宣言时简直难以置信。经历了卢克索事件的灾难之后，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从未邀请他们加入的联盟的成员。塔哈被迫从圣令上撤回了自己的签名；按照他对伊斯兰激进组织其他成员所作的拙劣解释，他只不过是在电话中受到邀请，联合发表了一份支持伊拉克民众的声明 [48] 。
圣战组织也是一片哗然。扎瓦希里将他在阿富汗的支持者召集起来，以解释这个新的全球性组织。成员们指责他背离了组织夺取埃及政权的首要目标，而且反对把圣战组织拖进本·拉登针对美国的宏大战争。有些人则反对本·拉登本人，说他“历史阴暗 [49] ”，担任新联盟的领袖无法取信于人。扎瓦希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答复了这些针对本·拉登的抨击：“这位承包商（本·拉登）以前也许确实有过未能兑现的诺言，但现在他已经改变了……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所享有的一切几乎都是首先来自真主，然后来自他。” [50] 到那时，他已经完全附属于本·拉登。如果没有本·拉登的钱（不管这钱变得如何紧缺），基地组织就无法生存。
最后扎瓦希里发誓说，如果成员不认可他的行动，他就要辞职 [51] 。成员被捕和叛变已经把圣战组织弄得乱作一团，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他们要么继续追随扎瓦希里，要么就只能离开圣战组织。许多成员作出了后一种选择，其中包括扎瓦希里自己的弟弟、也是他军事指挥的穆罕默德 [52] 。从地下运动的时期开始，兄弟俩就始终在一起。他们曾经发生过争执——有一次，艾曼当着同伙的面痛斥穆罕默德，说他没有管理好组织那点菲薄的资金。但穆罕默德很得人心；每逢艾曼因为出行或入狱长时间不在组织里，身为副埃米尔的穆罕默德就会承担起领导的责任。然而，与本·拉登联手一事让穆罕默德无法接受。他的背弃给组织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几名成员试图推举盲人谢赫做伊斯兰阵线的埃米尔，但这个提议根本没人理会，因为奥马尔谢赫还关在美国的监狱之中。本·拉登早已受够了埃及不同派系之间的内讧。他告诉这两个组织，他们在埃及的行动收效甚微而且代价高昂，现在已到了“把枪口转向”美国和以色列的时候。扎瓦希里的助理艾哈迈德·纳贾尔后来告诉埃及的调查员，“我亲耳听见本·拉登说，我们的主要目标现在已经集中到一个国家——美国，它要求我们对所有的美国利益发动游击战争，不仅是在阿拉伯地区，而且是在整个世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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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对沙特反对派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阿拉伯圣城报》，1996年11月27日。
[2] 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一）”《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3]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7页起。
[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5]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6]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7]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391页。
[8]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9]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149页。
[10]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1] “扎瓦希里、本·拉登和赫兹布·塔赫里在欧洲开展恐怖主义行动时彼此之间关系的秘密”，《阿拉伯祖国》周刊，1995年10月13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扎瓦希里的一个同伙在埃及作证说，他曾用电话与身在日内瓦的扎瓦希里联系。哈立德·谢拉夫丁，“对埃及最大的国际宗教激进主义组织的审讯出人意料”，《中东日报》，1999年3月6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瑞士别墅，见“圣战组织恐怖主义者称中情局与恐怖分子有密切联系”，中东通讯社，1996年9月8日。与圣战组织关系密切的亚西尔·瑟勒在采访中坚称扎瓦希里从未在瑞士居住，但扎瓦希里的表亲玛哈·阿扎姆却说他在那儿住过。
[12]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13] 对杰斯珀·斯坦的采访；迈克尔·塔恩比·詹森，个人通信。
[14] 安德鲁·希金斯和阿兰·卡利森，“恐怖主义者的漫长历程：扎瓦希里医生的传奇彰显出基地组织的恐怖根源”，《华尔街日报》，2002年7月2日。
[15] 赖特，“本·拉登背后的人”，《纽约客》，2002年9月16日。
[16] 安德鲁·希金斯和阿兰·卡利森，“恐怖主义者的漫长历程：扎瓦希里医生的传奇彰显出基地组织的恐怖根源”，《华尔街日报》，2002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