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盟发布圣令，要求随处诛杀美国人之后，基地组织的运气开始有了好转。在这以前，除了沙特和苏丹两地之外，没有多少人知晓本·拉登这个名字和他的事业；但是，圣令的消息又激励起了新一代的战士。他们有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有些则来自开罗或丹吉尔 [1] 的街头。西方世界中的穆斯林群体也听到了这一号召。1998年3月，圣令宣布才一个月时间，艾哈迈德·雷萨姆就从蒙特利尔赶来。原籍阿尔及利亚的雷萨姆是个小偷，后来因企图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新人得先到哈尔丹营地受训，雷萨姆是营地里的30来个阿尔及利亚人之一。生活在伦敦的摩洛哥裔法国公民扎卡里亚斯·穆萨维也于同一个月抵达；后来，他承认犯下了阴谋袭击美国的罪行。来自也门、沙特阿拉伯、瑞典、土耳其和车臣的男青年聚集到哈尔丹，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埃米尔。 [2] 他们建起一个个小组织，准备将来移植到自己的祖国或是客居的国家。有些人去克什米尔和车臣打仗。许多人则为塔利班效命。
知名度是本·拉登使用的货币。财富没有了，他用名声取而代之；名声为他换来了应征者和捐赠。尽管本·拉登向奥马尔毛拉保证会保持沉默，他在圣令发布后还是举行了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并接受采访。首先来采访的是一行14人的巴基斯坦记者，他们上车后先被拉着兜了两天圈子，然后才被送到离出发点只有几英里远的一个基地组织营地。记者们百无聊赖地四下站着，等候本·拉登现身。突然，一阵枪炮和火箭弹的齐鸣宣告本·拉登抵达营地：他乘着由4辆皮卡组成的车队，还有蒙面保镖护送。一条狗疯跑着找地方躲，连滚带爬地逃到了一棵树后。
这个场面让巴基斯坦记者感觉很滑稽，一看就是事先安排好的 [3] 。他们对本·拉登向美国宣战并没有兴趣，那宣言似乎只是个哗众取宠的荒唐噱头。印度刚刚实验了一种核设施，他们希望本·拉登转而对印度宣布圣战。大失所望的本·拉登试图把记者们重新引到自己的议程上来。“我们来谈谈真正的问题吧，” [4]
他请求说。“恐怖主义既可能是值得称赞的，也可能是应受谴责的，” [5] 等一位追随者提出一个早有安排的问题，本·拉登就谈起了大道理。“恐吓一个无辜的人，对他实施恐怖行动，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公行为；而不公正地对人实施恐怖行动也是不对的。反之，对压迫者、罪犯、窃贼与强盗实施恐怖行动则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人们的安全，保护他们的财产……我们所施行的，就是这种值得称赞的恐怖主义。”
正式采访结束后，伊斯兰堡《新闻报》的记者拉希姆拉·优素福扎把本·拉登拉到一旁，问他能否谈谈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他有几位妻子，有多少个孩子？
“我数不清，”本·拉登笑着说。
“起码有几个妻子你还是知道的吧，”优素福扎提示道。
“我想我有三个妻子，不过孩子有多少已经搞不清了，”本·拉登说。
优素福扎接着又问本·拉登有多少钱。本·拉登以手抚心，微微一笑。“我这里很富有，”他说。他还是在回避个人问题。
优素福扎刚回到白沙瓦，就接到了奥马尔毛拉怒冲冲打来的电话。“本·拉登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圣战，竟然都不告诉我一声？”他大叫。“阿富汗只能有一个统治者，要么是我，要么是他本·拉登。”
虽说本·拉登在采访时拼命喝茶喝水，这样的采访总是会让他的嗓子大受影响。每次接受采访，第二天他的声带就会红肿不堪，根本说不了话，只能用手势与人交流 [6] 。他的保镖声称这是苏联化学武器的残留影响，但有些记者则认为他肯定患有肾病 [7] ——这种说法，引出了一个持久而未被证实的传奇。
与巴基斯坦新闻界谈话两天后，本·拉登接待了记者约翰·米勒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摄制组。采访之前，这位无可取代的美国记者在一座小屋中和扎瓦希里席地而坐，向他说明新闻摄制组的要求。“医生，我们要拍摄本·拉登在营地里走动、和手下人交流、观看他们训练之类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能以这些镜头作为背景画面，来讲述他的故事，”米勒说。扎瓦希里会意地点点头。“你们需要一些‘B’带，” [8] 他说的是代表这种拍摄的专业术语。他轻声一笑，又说道：“米勒先生，你得明白，这次采访可不是你们台的萨姆·唐纳森 [9] 和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散步。本·拉登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
那一刻，米勒意识到扎瓦希里可能是本·拉登身后的真正力量。不过，本·拉登自己随后也到了，那一番精心安排、令人敬畏的枪炮齐鸣再次上演。在土房外蟋蟀的鸣叫声中，米勒问本·拉登他的圣令是针对所有美国人，还是仅仅针对美国军人。“纵观历史，美国人似乎并不以区分军人和平民、男人和妇女，或是成人和儿童著称，”本·拉登平静地回答。他时不时以羞怯而天真的眼神对美国人一瞥，就像担心会冒犯对方似的。“我们认为美国的未来会一片黑暗。它将不再是合众国，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如同以前的苏联一样。本·拉登戴着白色的头巾，身穿一件绿色的军用夹克。在他脑袋上方的后墙上能隐约看到一张大幅非洲地图，那是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线索。
“你就像是中东地区的泰迪·罗斯福，” [10] 米勒最后说。
采访过程中，本·拉登的许多追随者也拥进了小屋。其中有两个沙特人名叫穆罕默德·奥瓦里和“圣战阿里”阿扎姆 [11] ，他们正在为下个月基地组织的第一次大行动作准备。等米勒的摄制组录好像，本·拉登的技术专家在录像带中抹掉了这两个沙特人的脸，然后才把带子还给美国人 [12] 。
采访之中，米勒问到了在马尼拉被捕的瓦利汗·阿明·沙阿。“美国当局认为他替你工作，从你这里接受资金，并在马尼拉设立了训练营；这一计划的部分目标是……刺杀或企图刺杀出访马尼拉的克林顿总统，”米勒说。瓦利汗是“一位亲密的朋友，”本·拉登温和地答道。“至于你说他为我工作，我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我们全都参与了。”
瓦利汗被美国人逮捕一事本应严格保密，但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米勒。看到这位记者竟然在电视上直接对本·拉登提起瓦利汗的名字，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怒不可遏。他们知道，约翰·奥尼尔是ABC新闻调查制作人克里斯托弗·艾沙姆的朋友，他俩常一起去伊莱恩餐厅喝酒。纽约南区的助理公诉人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极为气愤，甚至威胁要起诉奥尼尔。艾沙姆和米勒两人都说奥尼尔不是自己的消息来源，还主动表示愿意为此接受测谎仪的测试。菲茨杰拉德没有再追究下去，但奥尼尔和记者谈话口无遮拦的说法从此却挥之不去，成了他名誉的污点。与美国情报界的调查相比，有些记者对本·拉登的调查可谓更具创意，但全都于事无补。
事实上，无论是在基地组织内部，还是在围绕本·拉登的塔利班保卫部队之中，中央情报局都没有内线。中情局在少数几个阿富汗部族中还有联络人，那是反苏圣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资源。在亚力克站，迈克·朔伊尔设想了一个利用他们绑架本·拉登的计划 [13] 。阿富汗人将从塔尔纳克农场后面围栏下的排水沟钻进农场。另一队阿富汗人将偷偷摸进前门，用无声手枪杀死任何碍手碍脚的人。找到本·拉登之后，他们就会把他藏到30英里以外的一个山洞里。即使阿富汗人在绑架行动中被抓住，也不会留下美方的任何痕迹；如果没有被抓，那么他们就会在大约一个月或更晚的时间之后，等搜寻者放弃了搜索，再把本·拉登交给美国人。
中央情报局装配了一个形似货运集装箱的柜子，可以放进民用C-130运输机的货舱。集装箱里面放着一把牙医治疗椅，配有专为一名个头很高的男子设计的拘束器具（中情局以为本·拉登身高6英尺5英寸）；柜子里还将配备一名医生，以及可供他使用的多种医疗器械。这其中包括一台透析机，以防本·拉登真的患有肾病。中情局甚至在得克萨斯埃尔帕索附近的一处私人牧场修建了一条跑道，让飞行员在没有灯光指示、使用夜视仪的条件下练习夜间降落。
朔伊尔的计划是把本·拉登送到埃及，在那里可以用野蛮手段对他进行审讯，然后再悄悄地把他处理掉。约翰·奥尼尔对这个想法愤然提出抗议。他是个执法官，而不是杀手。他希望在美国逮捕并审判本·拉登。他向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部长同意如果本·拉登真的被抓获，就把他交由调查局控制。丹·科尔曼很快就被派到埃尔帕索，演练他作为逮捕人员的角色。飞机降落后货舱的门会被打开，然后装着一名上了镣铐的恐怖分子的集装箱将被卸到仓库里。科尔曼走进集装箱，就能看到被捆在牙医治疗椅上的奥萨玛·本·拉登。然后科尔曼将向他宣读权利。
但如果想做到这一点，科尔曼需要对本·拉登的指控。中情局已经开始了训练，纽约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仍在听取证据。科尔曼在内罗毕瓦迪赫·哈吉的电脑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初步将基地组织和索马里美军士兵被杀事件联系了起来，这一关联成为了1998年6月纽约陪审团最终认定本·拉登犯罪指控成立的基础。然而，针对他的这几项具体起诉后来被撤销了，而随后对恐怖分子的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言表明基地组织或本·拉登在那年8月之前杀害过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人。如果本·拉登在那时被捕，很可能无法对他定罪。
由于调查局奥尼尔与中情局朔伊尔两人之间的争执，再加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愿批准这项可能会以令人尴尬的血腥局面收场的行动，计划陷入了瘫痪。情急之下，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于1998年5月两次飞往沙特王国，请求沙特人给予帮助。据朔伊尔说，阿卜杜拉王储明确表示，如果沙特人能成功地把本·拉登从塔利班手里弄出来，美国情报部门“可一个字都不能透露。”
沙特人对本·拉登有自己的顾虑。图尔基王子获悉，本·拉登曾试图把武器偷偷运给他在王国内部的支持者，以供他们袭击警察局。沙特人一再向塔利班抗议本·拉登在干预沙特的内部事务，但却没有任何作用。最终，国王在1998年6月召见图尔基，告诉他：“把这事结果了。” [14]
图尔基乘的飞机直接从堡垒般的塔尔纳克农场上空飞过，抵达坎大哈机场。在此之前，图尔基从来没见过奥马尔毛拉。王子被带到一家破旧的旅店。这里以前是一位富商的宅子，还能依稀看到几分城市曾经的优雅面貌。奥马尔毛拉一瘸一拐地走上前迎接他。这位独眼领袖显得很瘦，面色苍白，胡子老长，一只似乎患有某种疾病的手总是紧握在胸前。战争造成的伤疤和其他疾患在阿富汗极为常见。塔利班内阁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截过肢，或是身患各种各样的严重残疾；在任何男性集会之中，都很难看到有哪个人双手、双脚、双眼一应俱全。握手之后，图尔基在会客厅的地上与他相对而坐。奥马尔身后的两扇落地窗开向一个半圆形的露台，再往前就是灰扑扑、光秃秃的庭院。
即便在如此重要的一个礼节性场合，周围还是一派漫不经心、令人不安的混乱气氛。房间里挤满了人，老老少少闲着没事就溜进来看热闹。令图尔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屋里仅有的一台空调，它好歹缓和了阿富汗夏季令人窒息的酷热。
图尔基来访时带上了阿卜杜拉·图尔基谢赫，他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曾任负责宗教捐赠事务的部长。对于塔利班来说，宗教捐赠是颇为丰厚的赞助来源。让阿卜杜拉谢赫随行，不仅是为了提醒塔利班沙特在支持他们；有这位宗教权威在场，因本·拉登地位而起的任何宗教与法律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图尔基先提醒奥马尔毛拉，说他曾承诺不让本·拉登对王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然后就要求他交出本·拉登；不巧的是，此人在图尔基访问期间恰好离开了坎大哈 [15] 。
奥马尔毛拉宣称这让他非常意外。“我不能就这么把他交给你们带上飞机，”奥马尔抱怨说。“毕竟我们在为他提供庇护。”
这番出尔反尔让图尔基王子目瞪口呆。奥马尔毛拉接着又向他大谈了一通普什图部族的道德规范，他说他们部族会严惩出卖客人的行为。
阿卜杜拉·图尔基谢赫指出，如果一位客人言而无信——比如本·拉登就一再出尔反尔，屡次接受新闻采访——主人就无需再承担保护他的责任。这仍然不能让塔利班的领袖信服。
图尔基王子以为奥马尔想让他们作出一点妥协，好保住自己的面子，于是就提议由他们两人建立一个委员会，商讨正式移交本·拉登的事宜。这之后，图尔基王子和随行人员站起身准备告辞。图尔基当时还特意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在原则上同意把本·拉登交给我们？” [16]
奥马尔毛拉说他同意。
会晤之后，据称沙特阿拉伯给塔利班送来了400辆4驱皮卡和其他经济援助，作为要回本·拉登的定金 [17] 。6星期之后，这笔资金和卡车让塔利班得以重新夺取马扎里沙里夫，这座城市是说波斯语的什叶派少数民族哈扎拉人的堡垒。塔利班战士之中有本·拉登派去的几百名阿拉伯人 [18] 。由于贿赂使得恰到好处，守卫城市的哈扎拉士兵只有1500人，他们很快就被干掉了。塔利班一进入没有任何防卫的城市，就开始了连续两天的奸淫和杀戮，不分对象地朝所有会动的东西射击，然后再割断人们的喉咙，还照着男尸的睾丸开枪。死者被曝尸街头任由野狗撕扯，过了6天幸存的人才获准将尸首埋葬。徒步逃出城外的居民遭到了塔利班空军的轰炸。还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塞进货柜集装箱，扔到沙漠中让烈日活活烤死。联合国估计这场屠杀中受害者的总数在5000到6000人之间。受害者中包括10名伊朗外交官和一名记者。塔利班把他们抓住之后，带到伊朗领事馆的地下室中开枪打死。400名妇女被抢去做了小老婆。
但是，马扎里的屠杀很快就会因发生在远方的其他悲剧而相形失色。
伊斯兰阵线成立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对扎瓦希里和他的圣战组织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个组织虽然仍独立于基地组织，但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7月，中情局特工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一家餐馆外绑架了艾哈迈德·萨拉马·马布鲁克 [19] 和圣战组织的另一名成员。马布鲁克是扎瓦希里关系最信赖的政治心腹。特工们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克隆了一份，其中的资料有基地组织的结构图和圣战组织在欧洲成员的花名册——用丹·科尔曼的话说，这就是“基地组织的罗塞塔石碑” [20] 。但是，中情局却拒绝把它交给联邦调查局。
这种典型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制衡手段，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两个组织的反恐行动；而由于中情局几名高级官员（包括朔伊尔在内）对奥尼尔个人所怀有的恶意，这种做法更是愈演愈烈。对情报本身过于重视的中情局就像一个黑洞，除非受到比自身引力更强的猛烈冲击，否则决不会吐出任何东西；中情局认为奥尼尔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他会利用 信息——提出指控，或进行公开审判——这样一来信息就不再是秘密，也不再是情报了；它会成为证据，成为新闻，成为对中情局来说毫无用处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点情报被曝光，中情局都会将其视为一种失败；把马布鲁克的电脑资料当作皇冠上的宝石一般紧紧攥住不放，这也是中情局的天性使然。如此高质量的信息是很难获取的，而信息到手之后要对其采取行动，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削减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中情局只有2000名真正的特工（即间谍）在负责全球范围的行动。
怒不可遏的奥尼尔派一名特工去了阿塞拜疆，要求该国总统把原来的那台电脑交给美方。这一要求被拒之后，奥尼尔又说服克林顿总统亲自向阿塞拜疆总统说情。联邦调查局最终弄到了电脑，但调查局与中情局之间的敌意却并未消退，这对双方围捕基地组织网络的努力都造成了影响。
中情局对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另一个圣战组织分支机构采取了行动。这个机构是穆罕默德·扎瓦希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建的。在中情局的指挥下，阿尔巴尼亚特工绑架了该机构的5名成员，把他们蒙上眼，审问了几天，然后把其中的埃及成员送回开罗。这几名成员在当地遭到严刑拷打 [21] ，并与另外10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犯一起接受了审判。他们苦受折磨的结果，是长达2万页的供认状。扎瓦希里兄弟俩都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8月8日，阿尔巴尼亚的分支机构被捣毁一个月之后，扎瓦希里向伦敦出版的《生活日报》发去以下声明：“我们希望简明地告诉美国人，他们传递的信息已经收到了，而对于这一信息的答复——我们希望他们能仔细地读——正在准备之中，因为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在书写答复时将使用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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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尽管大肆恐吓、大搞媒体宣传，还发出了圣战的可怖号召，它其实一直都没有实施任何行动。这个组织有宏伟的计划，还声称以往曾取得胜利，但这些胜利不是与基地组织只沾着一点边，就是毫不相干。虽然基地组织成立已有10年，它还是个藉藉无名、无足轻重的组织；例如，它根本无法与哈马斯或黎巴嫩真主党相提并论。基地组织营地训练出的数千名年轻男子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制造破坏；由于这些人的训练经历，他们将被各情报机构称为“基地组织相关人员”。但是，除非他们向本·拉登宣誓效忠，否则他们就不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基地组织在坎大哈正式成员的人数要比喀土穆时少，因为本·拉登没有能力供养那么多人。他给记者们看的火力表演，其实是由雇来的阿富汗圣战者搞的。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就像气泡鱼一样，要让自己表面上显得很强大。但是，一个新的基地组织即将初露头角。
那是在1998年8月7日，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开始的同一天，也是美军8年前进入沙特阿拉伯的日子。
在肯尼亚，一个名叫萨利赫的埃及炸弹制造者 [22] （他是扎瓦希里的手下）监督造出了两个巨型爆炸装置。第一个装置由2000磅TNT炸药、硝酸铝和铝粉制成；爆炸物被放进几个连着电池的箱子之中，再装上一辆棕色的丰田货运卡车。ABC那次采访时在场的两名沙特人穆罕默德·奥瓦里和“圣战阿里”开着车穿过内罗毕市区，朝美国大使馆驶去。与此同时在坦桑尼亚，萨利赫的第二颗炸弹也正在运往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的途中。这个炸弹的构造与前者相似，不过萨利赫为了使爆炸时产生更多的碎片，还加上了一些氧气瓶或煤气罐。运送炸弹的车是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驾驶的一辆油罐车。他是埃及人，由于长着一头金发，得了个“德国佬艾哈迈德”的绰号。爆炸时间定在星期五早晨10点30分，这个时候虔诚的穆斯林应该都在清真寺里。
基地组织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恐怖袭击就带有其未来行动的特征。同时在多处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奇特手段是一种创新而冒险的策略，它使得行动更有可能失败，或被人发现。如果这两处的袭击能够成功，基地组织将引起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炸弹袭击将能配上本·拉登对美国那宏大的、看似疯狂的战争宣言，而袭击者自杀则将为两起旨在尽量多杀人的行动提供那么一丁点道德掩饰。在袭击的意图方面，基地组织也与众不同。造成大规模死亡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基地组织根本没有试图去避免伤害无辜，因为无辜这一概念已经被他们从计算中剔除。虽然《古兰经》明确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选为袭击目标的原因之一就是女大使普鲁登斯·布什内尔，炸死她将引起公众更多的关注。
行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暴露出基地组织经验不足。“圣战阿里”把车开进大使馆后方的停车场，奥瓦里随即跳下车向保安岗亭冲去。他本应该逼着没有武器的保安升起门口的横杆，但保安拒不服从。奥瓦里的手枪放在他的夹克衫里，落在了卡车上。他倒是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一部分——朝院子里扔了一颗眩晕手榴弹。手榴弹发出的巨响引起了使馆楼内人们的注意。扎瓦希里从三年前对伊斯兰堡埃及大使馆的炸弹袭击中汲取了一个经验：第一次爆炸让人们纷纷涌向窗口，而真正的炸弹引爆时许多人都被飞射的玻璃削掉了脑袋。
突然间，奥瓦里面临着一个道德选择；他认为这个选择将决定自己永生永世的命运——至少后来他对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是这么说的。他本打算成为一名殉教烈士；在这次行动中死去，将保证他立即跻身天国。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引爆眩晕手榴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解释说，如果他继续干这件必定会让自己送命的事，那就是自杀，而不是以身殉教。他的命运将是被罚入地狱，而不是得到救赎。天国和地狱的差别就在这一线之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奥瓦里转身就逃，因此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任务——升起横杆，让卡车能更靠近使馆的建筑。
奥瓦里没跑多远。爆炸把他掀倒在人行道上；他的衣服给炸得稀烂，背上还扎进了碎片。等他好容易站起身，在爆炸过后一片诡异的沉寂之中，他看到了自己造成的后果。
使馆大楼表面大块大块的混凝土墙壁被掀掉。死掉的人还坐在自己的桌前。铺着柏油的马路烧了起来，一辆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也着了火。在使馆的紧邻，一家肯尼亚秘书学校所在的犹方迪大楼完全坍塌。许多人被压在瓦砾堆下；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叫喊声很快就响成一片，一直持续了好多天，直至这些人被救出，或因死亡而归于沉寂。死者的人数是213人，包括12名美国人；共有4500人受伤，其中150多人被飞溅的玻璃弄瞎了眼睛。废墟的火烧了许多天。
9分钟之后，“德国佬”艾哈迈德把卡车开进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的停车场，按下了连在仪表盘上的引爆器。幸运的是，他的卡车与大使馆之间还隔着一辆水罐车。这辆水罐车被炸得足足飞起三层楼高，直摔到大使馆档案室的旁边，但它却使炸弹袭击者无法贴近到足以把建筑炸塌的位置。爆炸造成11人死亡，85人受伤，全都是美国人。
除了让世人注意到基地组织存在这一明显的目的，两起炸弹袭击的意图并不明确，而且有些令人不解。内罗毕的行动以麦加的神圣建筑天房命名；达累斯萨拉姆的炸弹袭击则被称为“阿克萨行动”，名称源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两个名字与美国驻非洲的大使馆都没有明显的关联。本·拉登对袭击事件给出了几种解释。他起初说，之所以把两处大使馆选为袭击目标，是因为美国对索马里的“侵略”；后来他又描述了一个美国瓜分苏丹的计划，据他说这个计划是在内罗毕的大使馆酝酿出来的。他还对追随者说，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就是在这两处美国大使馆之中策划的。
炸弹袭击的消息，让全世界的穆斯林感到恐惧和震惊。袭击造成了这么多人死亡，大部分是非洲人，还有很多是穆斯林，从而激起了抗议浪潮。本·拉登说，炸弹袭击让美国人尝到了穆斯林所经历的暴行。但对世界大多数人、甚至某些基地组织成员而言，这两起袭击似乎毫无意义，只是一次意在炫耀的屠杀行动；除了挑起激烈的报复行动之外，它并未对美国的政策造成任何显著影响。
但后来人们发现，袭击的目的恰恰是要挑起报复。本·拉登希望诱使美国人进入阿富汗，这个国家已被人们称为葬送帝国的坟墓。恐怖行动通常的目标，是引诱对手犯下压迫民众的错误；而本·拉登的袭击，正抓住了美国历史上一个脆弱而又倒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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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开始了，” [23] 炸弹袭击消息传来时美国助理检察官帕特·菲茨杰拉德对科尔曼说。他打电话的时候是纽约时间凌晨3点30分。科尔曼爬起身，马上就开车前往华盛顿。两天之后，他的妻子到95号州际公路上的一家“奶品皇后”店和他碰头，给他捎来了药和换洗衣服。她知道科尔曼得在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呆很长时间。
联邦调查局总部把大使馆爆炸案交给了华盛顿外勤办事处，海外的调查通常由该处负责。奥尼尔急切希望控制局面。纽约市对本·拉登的指控已获得批准，这样一来，如果他真是使馆爆炸案的幕后主谋，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就有权要求办理此案。但是，本·拉登仍然是个无名之辈，即便在联邦调查局高层的眼中也是如此；“基地组织”这个名字几乎就无人知晓。调查局当时讨论了几个有可能犯下此案的组织，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奥尼尔必须向他自己的调查局证明本·拉登是首要嫌疑人。
他从其他组里拽来了一个名叫阿里·苏凡的年轻特工，他是黎巴嫩裔美国人。苏凡是纽约办事处惟一会说阿拉伯语的人，而在调查局全国各机构中会说这门语言的人也只有8个。他自己一个人研究过本·拉登的圣令和访谈。因此，当一个闻所未闻的组织在爆炸当天向几家新闻机构发去声明，表示对事件负责，苏凡立刻辨认出声明的作者就是本·拉登。声明的语言风格和本·拉登的前几次宣言如出一辙。多亏了苏凡，奥尼尔才能在炸弹袭击发生当天向总部发去电传，指出本·拉登以往的宣言和这份署假名的声明所提的要求极为相似，足以定罪。
调查局局长弗里当时正在度假，局内事务暂时由总部犯罪处主任托马斯·皮卡德管理。他拒绝了奥尼尔让纽约办事处负责调查的请求。皮卡德希望让华盛顿办事处来监管这次调查，他以前是该处的主管。奥尼尔发疯似的动员了与他有联系的每一位权势人物，包括司法部长雷诺，以及他的朋友迪克·克拉克。最终，调查局不得不屈服于这位下属设法调动的强大压力；但作为惩罚，他们不允许奥尼尔本人去肯尼亚监督调查过程。这次两败俱伤的冲突所留下的暗伤始终没有平复。
两起炸弹爆炸发生仅8小时之后，数十名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就出发前往肯尼亚。最终将有大约500人到非洲调查这两起案件，这是调查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外人员部署。在进入内罗毕市的路上，载着调查局特工的机场大巴停了下来，让一个马赛族人赶牛过马路 [24] 。特工们盯着外面满是自行车和驴车的拥挤街道，眼前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可谓美丽，充满异国风情，但又处处透着骇人的贫困。许多特工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并不熟悉；实际上，他们之中有些人临行前才第一次拿到护照 [25] 。特工们要在外国工作，但他们对于当地的法律和风俗都知之甚少。他们的心情忐忑不安，而且十分警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也成了基地组织可能袭击的目标。
来自波士顿北区、长着一头红发的壮汉斯蒂芬·高丁拿出自己的短托冲锋枪，放在膝上 [26] 。直到最近，他的调查局生涯都是在纽约上城区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办事处里度过的，该处就设在一家邓金甜面包圈店的楼上。他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他参加这次调查负责的是保卫工作，但聚集在大使馆周围的人山人海把他惊呆了。他看到的事物没有一样是熟悉的。如果他根本不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又怎么能保卫其他的特工？
大巴把他们放在了大使馆还在闷烧的废墟前。毁坏的严重程度让特工们不知所措。从这头到那头，大楼的内部全都暴露在外；那所肯尼亚秘书学校被彻底夷为平地。救援人员用双手在瓦砾堆中挖掘，试图够到压在底下的伤者。史蒂夫 [27] ·高丁目瞪口呆地盯着废墟，心想：“我们该他妈怎么办？”联邦调查局从来还没有破获过发生在海外的炸弹袭击案。
被埋在秘书学校废墟底下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罗斯琳·万吉库·姆旺吉的女子，大家都喊她罗茜。救援人员能听到她在和另一个腿被砸坏的伤者说话，让他不要气馁。在两天的时间里，罗茜那鼓舞人的声音始终激励着救援者，他们一刻不停地拼命干活。最后，他们终于挖到了那名腿被砸坏的男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从瓦砾堆中解救出来。他们向罗茜保证，不出两个小时就能救她出来。但等他们最终挖到罗茜被困的地方，已经太迟了。对于精疲力竭的救援者来说，她的死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打击。
炸弹爆炸事件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悍然冲击。实施这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爆炸需要有惊人的协同能力与技术水平，但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基地组织希望使暴力水平升级。联邦调查局最后发现，曾有5座美国大使馆被列为目标 [28] ——多亏了运气和较为出色的情报工作，其他三座使馆才幸免于难。调查员们还大为震惊地获悉，基地组织的一名埃及成员大约一年前曾走进美国驻内罗毕使馆，把炸弹袭击的计划告诉了中央情报局。中情局认为这个情报不可靠，未予理会。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整个春季，本·拉登发布了一系列威胁和圣令，但没人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如今，这种疏忽的后果已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炸弹袭击三天之后，史蒂夫·高丁的主管帕特·达穆罗让他去查一个线索。“内罗毕市外的一个旅馆里有个家伙，”达穆罗说，“他有点扎眼。”
“就这原因？”高丁问道。“他有点扎眼？扎眼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不想查这个，我还有另外100多个线索，”达穆罗说。
高丁和另外几个特工开车去了一个棚户区，这里住的大都是索马里难民。他们的卡车从目不转睛的人群之中一英寸一英寸往前挪，最后停在一家破烂旅馆的门口。“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要下车，”他们的肯尼亚同事警告说。“这里的人仇视美国人。”
特工们正紧张地等待那个肯尼亚警察回来，人群里有个男的把脊背靠在了卡车的车窗上。“我跟你们说了别上这儿来，”他压着嗓子说。“你们会被弄死的。”
高丁估计这个人就是报信者。“你能帮我们吗？”他问道。
“他不在这儿，”那男人低声说。“他在另一家旅馆。”
特工们在第二家旅馆找到了一个扎眼的人：一个瘦瘦的阿拉伯青年，前额上歪歪扭扭地缝了几道，双手的绷带还在渗血。他自称是哈立德·萨利姆·本·拉希德，来自也门。他说他到肯尼亚是来寻找商业机会——他是个经销坚果的商人。“事故”发生时他呆在使馆旁边的一家银行里。他口袋里的东西只有8张崭新的百元美钞。
“那你怎么住到这家旅馆来了？”调查员问道。
本·拉希德说他出院之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知道他不会说斯瓦希里语，就把他拉到这儿来了。阿拉伯人有时会在这家旅馆住。
“你其他的东西在哪儿呢？衣服、证件什么的？”
高丁听着这个年轻阿拉伯人回答美国调查员的问题，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实情。问话还轮不到高丁，得由经验更为丰富的特工负责。但高丁还是注意到，本·拉希德的衣服比他自己的衣服还要整洁。虽说高丁来到肯尼亚才几天，他的衣服就已经皱皱巴巴，满是尘土；而声称在那场灾难性爆炸之中弄丢了所有东西的本·拉希德，看起来却比他还要体面。但是，他为什么要就自己的衣服撒谎？
那天晚上高丁一夜无眠，脑袋里转来转去的一个重要念头让他深感忧虑。第二天上午继续讯问时，高丁问负责的调查员自己能否提几个问题。“我在军队呆了6年，”他告诉本·拉希德。他说自己在约翰·F·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接受过抗审讯技巧的专门训练。那是一段残酷的经历。士兵们明白了自己在被俘后将要面临的情况。他们在训练中遭到毒打、恐吓；他们还被教会怎样编出令人信服的故事，以掩护自己。“我认为你也接受过这样的训练，”高丁断言。“好，要是你还记得当时的教导，那么你撒谎时编的故事就必须合乎逻辑。但是你犯了个错误。你说的一件事不合逻辑。”
本·拉希德并没有发出难以置信的大笑；他反而把椅子拉近了一点，问道：“我哪个地方不合逻辑了？”
“你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地方穿帮的，”高丁说。他说话时紧紧盯着本·拉希德的鞋子，那双鞋磨损得厉害，脏污不堪，就跟高丁自己的鞋一样。“你两手都划破了，但你穿的绿色劳动布裤子上连一滴血都没有。说实话，你身上还真是干净。”
“阿拉伯男人比美国男人要干净得多，”本·拉希德答道。
“就算你说的对，”高丁说。他仍旧盯着本·拉希德的鞋子。“也许你有一块神奇肥皂，能把衣服上的血洗掉。”
“没错。”
“你的背上也有很深的伤口。我估计，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块碎玻璃不知怎么扎进了你的衬衫，却没有把它划破。”
“什么事都有可能。”本·拉希德说。
“也算你说的对。然后你就用你那块神奇肥皂洗掉了衬衫上的血，把它弄得跟新的一样。但有两样东西你是不会洗的。”
本·拉希德顺着高丁注视的目光往下看去。“当然了，我又不会洗这双鞋！”
“没错，”高丁说。他向前一倾身，把手放在本·拉希德的膝盖上。“但我刚才说，有两样东西你不会洗；你就是在这儿把训练教的东西给忘了。”高丁站起身，把手放在自己那条已磨损褪色的皮带上。“你不会去洗皮带的！看看你的皮带。崭新的！站起来，把皮带卸了！”
本·拉希德应声而起，就像个服从命令的士兵。他刚把皮带解下来，屋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上面的价格标签。
虽然本·拉希德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此时的审讯已进入另一个阶段。高丁找来了约翰·安提塞弗，他是I-49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安提塞弗行事冷静，但他那双蓝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厉害。他先是很礼貌地问本·拉希德是否有机会祷告。这个问题引出了关于赛义德·库特卜、阿卜杜拉·阿扎姆和盲人谢赫的讨论。本·拉希德放松了下来。他似乎很盼望这样的机会，能向一个西方人讲授这些人的重要性。他们一直聊到那天晚上很迟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谈，”安提塞弗说。“奥萨玛·本·拉登。”
本·拉希德眼睛一眯，不再说话了。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一直像个入迷的学生一样听他说话的安提塞弗，突然把一支笔和一张纸杵进本·拉希德的手里。“把你在炸弹袭击后打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写下来！”
本·拉希德又一次服从了命令。他写下“967-1-200578”，那是个也门号码。机主是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哈达的圣战者 [29] 。本·拉希德在炸弹爆炸前后都打过这个号码；调查员们很快了解到，本·拉登也是如此 [30] 。也门的这个电话号码将成为联邦调查局所发现的最为重要的信息之一，它让调查员得以弄清基地组织网络在全球范围的联系。
供出电话号码之后，本·拉希德就不再合作了。高丁和其他特工决定先让他一个人呆着，希望这会让他认为自己对美国人并不那么重要。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核实他说的情况。他们来到医院，想看看能否找到为本·拉希德治伤的医生，但炸弹袭击当天足有近5000名伤者，在那片充满鲜血和痛苦的人潮中医务人员很难记住特定的一张面孔。后来有一位清洁工问特工们是不是因为他找到的子弹和钥匙而来。这些东西藏在一个厕所隔间上方的窗台处。钥匙与炸弹袭击中使用的卡车吻合。
特工们在机场找到了本·拉希德的入境牌，牌子表明他登记的内罗毕住址就是他后来被发现的那家旅馆——因此，本·拉希德说炸弹袭击后出租车司机把他载到旅馆就是撒谎。特工们根据电话记录追踪到一栋大别墅，炸弹袭击半小时之前有人从这里给也门的哈达打过电话。证物组人员赶到之后，在这所房子里检出了炸药残留物。这里就是制造炸弹的地方。
“你想拿这事来指责我？”本·拉希德在高丁拿出证据质问他的时候大喊。“这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的国家支持以色列的错！”他气急败坏地说，嘴里直喷吐沫星子。与调查员前几天所见的克制举动相比，本·拉希德这副样子是个惊人的转变。“我的部族会把你杀掉，还有你的全家！”他信誓旦旦地说。
高丁也很愤怒。那一周的时间里，由于有许多受伤者伤重不治，死亡人数一直都在上升。“为什么要让这些人送命？”他问道。“他们跟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点关系都没有！”
本·拉希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几句让人惊讶的话：“我希望得到一个承诺，保证在美国对我进行审判。因为我的敌人是美国，不是肯尼亚。你要是能承诺这一点，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高丁把纽约南区公诉人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带进屋里。菲茨杰拉德拟定了一份合同，承诺调查员将尽一切努力，把嫌犯引渡到美国。
“我的名字不是哈立德·萨利姆·本·拉希德，”这时嫌犯说。“我叫穆罕默德·奥瓦里，来自沙特阿拉伯。”
他说自己年纪21岁，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商人家庭。十来岁时由于听了录音磁带上的讲道，看了赞美殉教烈士的书籍杂志，他成为了一名非常虔诚的信徒。萨法尔·哈瓦里谢赫的一盘录音带对他触动特别大。哈瓦里谈的是“基辛格承诺”——据称这是由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占领阿拉伯半岛而制定的一项计划 [31] 。这个无中生有的信息让奥瓦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前往阿富汗投身圣战。
他在哈尔丹营地接受了基本训练，学习如何使用自动武器和爆炸物。奥瓦里的表现十分出色，因此获得了接受本·拉登面试的机会。本·拉登建议他再多学点东西。奥瓦里又继续学习了绑架、劫持飞机与公共汽车、夺取建筑物以及收集情报的技术。本·拉登一直关注着他，并且保证说总有一天会交给他任务。
奥瓦里和塔利班一起作战的时候，“圣战阿里”找到了他，说他们俩终于获准执行一项殉教行动，但地点是肯尼亚。奥瓦里大感沮丧。“我想到美国国内 发动袭击，”他恳求说。奥瓦里的上线告诉他，对这两处使馆的袭击很重要，因为它们将在筹备真正袭击的过程中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
“我们有一个袭击美国的计划，但还没准备好，”嫌犯奥瓦里对高丁和其他调查员说。“我们需要在国外的几个地方打击你们，这样你们就注意不到国内发生的事情。大的袭击就要来了。你们根本无法阻止它。”
为奥尼尔工作，有时候感觉就像是加入了黑手党。其他特工称奥尼尔的衣着和举止都是一副黑帮派头，更不用说他来自大西洋城 [32] 的背景了。奥尼尔刚刚进入联邦调查局的时候就引起了创始人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关注，他甚至把这位年轻的特工拉到一旁，问他有什么“关系” [33] 。惟一的关系，就是奥尼尔和黑手党一样，也出身于一个以个人忠诚为基础而繁荣起来的环境。另外，如果有哪个特工惹火了奥尼尔，他顶多也就是嘴上威胁两句，说要把人家的事业毁掉而已 [34] 。
